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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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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声讨和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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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现代林则徐 执行置顶操作(2012-10-16)


Source    Jiefangjun Bao (PLA Daily), April  09 , 1976


作者:空军某部“航空兵英雄中队”

我们中队全体同志从广播里听到党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两个决议,一致认为,这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

从去年夏季以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的妖风,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抓住战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拒不接受毛主席、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批判教育,甚至企图扮演纳吉那样的反革命角色。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党中央的决议,是对邓小平以及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的沉重打击,我们坚决支持,拍手称快。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胜利开展的大好形势下,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竟然在天安门广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对此,我们感到极大的愤慨,我们坚决谴责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坚决声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

天安门广场这个反革命政治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我们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团结战斗,狠批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定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顶端 Posted: 2012-08-28 09:5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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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协助邓矮鬼“复出”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为邓矮鬼篡党夺权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千古罪人!
  
  
  

 
 
顶端 Posted: 2012-10-16 18:24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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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要在“批邓反右”的形势下让邓矮鬼主持周恩来的追悼会?就是要让全国人民看清楚:周恩来和邓矮鬼是一伙的!
  
  
  

 
 
顶端 Posted: 2012-10-16 18:27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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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矮鬼的黑后台周恩来死掉之后,毛主席奋力第二次打倒了邓矮鬼,可是周恩来让邓矮鬼“复出”的后遗症太大。

周恩来是暗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顶端 Posted: 2012-10-16 18:28 | 3 楼
renbing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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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
前两天,在成贤街的孔庙,他遭受了红卫兵的毒打。在孔庙发生的可怕事实,已被许多同场的受害幸存者作家们戏剧家详细地追述过。我也不愿再重述它们。
我们没有听过没有看到过,如果舒乙真心想为自己的父亲之死讨一个说法,那么这不是“不愿”的问题,而是必须的问题!必须追述,不是一遍,而是没有一个说法,就一直追述。

闻讯而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
一个共产党员眼看暴行发生在自己面前而不挺身而出,这不是共产党员,这是赵高党党员。
这个副市长是谁?会不会是幕后策划者?

市文联里早有一群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
杀死老舍的就是这数百人的红卫兵,舒乙调查过这数百人吗?舒乙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向这些人讨还血债呢?

一位作家为了暂时的苟安,唆使无知的少年向父亲提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
舒乙凭什么说这个作家是为了苟安,如果苟安,表现是沉默,唆使少年,这是主谋,这个作家是谁?

老舍之死不是由于红卫兵的殴打,而是市文联把老舍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人之悲哀莫大过心死。肉体痛苦可以忍受,人没有了希望人也就死了。
北京市派出所是老红卫兵的支持者。临走之前,父亲被通知:早上他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
老舍被彻彻底底地定性了——现行反革命。

舒乙,1935年生于青岛,北京人,满族,我国著名文学家舒庆春(老舍)之子。1954年9月留学苏联,在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技术大学攻读林产化学工艺木材水解专业,5年后以全优成绩毕业。回国后分配至中国林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60年入林科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参加林业部组织的木材水解科研重点试验,完成中间试验和成果鉴定。1978年调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领导科研室和中心实验室,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技术革新全国先进单位”称号。

舒乙1966年是31岁,成年人,完全明白老舍的心意,父亲,死的决心已定。舒乙为自己的父亲作了什么?上班了?
十八年前,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身旁的时候,我就认了命,我深信,在“文革”中,对他来说,只能有这么个“舍予”式的结局。

文化大革命制造浩劫,那么文化大革命要谴责,那些制造浩劫的人必须得到惩处。
制造浩劫的人不追究,凭什么说文化大革命制造浩劫!

杀死老舍的人:数百个红卫兵;市文联给老舍定性的人,北京市公安局给老舍定性的人。
舒乙放弃了追究。

老舍养了一个没心没肺的儿子!
居然说自己的父亲只能有这么个“舍予”式的结局。
这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真面目。
借口文化大革命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自己却在杀死自己父亲的杀人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

父亲最后的两天 舒乙
    最近,我调换了工作,专搞“老舍故居”的筹建工作和作家著作文献的整理工作。我到职后,第一件事是系统拍摄父亲在北京的足迹。近年来北京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估计许多旧房子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拆除,因此,需要抓紧时间,抢出一批照片来。这样作,对研究一位生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的作家和他的作品来说,大概也是一件有意义的文物档案工作吧。我便约了出版社的李君、摄影家张君、老舍研究者王君和我同行,背上照相器材,由我带路,开始奔波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之中。
  有一天,我们来到北郊太平湖遗址,这是父亲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十八年前,在一个初秋的夜晚,我曾在这里伴着刚刚离开人世的父亲度过了一个永远难忘的夜晚。十八年来,我从来没有再来过这里。因为那个可怕的夜晚永远装在我的脑子里。我害怕看见那里的任何东西。十八年前发生的事情比恶梦更不合逻辑,更令人窒息和不寒而栗。我倒盼望着它是一场恶梦,好终究有个结束。可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偏偏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我尝够了那事实带来的一切苦味,沉重的,只能认命的,无可挽救的,没有终止的苦味。
  我还是来了,为的是留下一个让后人看得见的纪念。
  这里已经大变样,找不到公园了,找不到湖,找不到树,找不到椅子。十八年前的一切,什么什么都找不到了。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地铁机务段,外面围着围墙,里面盖了许多敞亮的现代化的高大厂房。在相当原来太平湖后湖的地方,如今是一大块填平了的场地,铺设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铁轨,很整齐地通向各个车库,足有一百米宽。我们得到允许,在厂内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这片铁轨旁。一挂崭新的地铁车辆正好由东边的库房中开出来,从我们身边开过去,不一会儿,它便钻入地下,投入载客运转。看来,这儿是这些车辆的家和真正的起点。意味深长的是,这里就是父亲的归宿和人生的终点。
  拍照这天,阳光很好,没有风,周围宁静,协和,车开走之后,这里好像只剩下阳光和铁轨,连城市的嘈杂都被隔在墙外。我紧张的心情突然消失,我的神经松弛了。我倒愿意在这儿多呆一会。我默默地立在阳光之中,看着这路轨,让它把我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大家都没有说话,张君默默地取了景,按了快门,王君却突然提了一个建议:
  “这里应该立一块永久性的短石碑,上面刻着:这是作家老舍的舍身之地。”
  他用了“舍身”两个字。
  父亲名“庆春”字“舍予”,舍予是舍我的意思。王君的“舍身”两字应了“舍予”的原意。大概,王君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所以脱口而出,此时此地此景被他的这两个字包揽无余了。舍予两字是父亲十几岁时为自己取的别名。在字面上,正好把自己的姓——“舒”字——一剖为二。一原意以“舍予”做为自己的人生指南,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这个多难的世界,愿它变得更美好一些,更合人意一些。从此,他认定了“舍予”这条路,在这条路上决定地走了整整一辈子。
  父亲二十三岁那年,曾向比他更年轻的学生们发表过一次公开讲演。他说,耶稣只负起一个十字架,而我们却应该准备牺牲自己,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是破坏旧世界,另一个是建立新世界。这大概是他的第一个“舍予宣言”。
  父亲自己确实提到过一块身后的小石碑,和王君所说的石碑相似,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情。不过,立碑是戏言,表示为国难舍身是真意。
  当时,国难当头,文艺家云集武汉三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热心肠和任劳任怨的老舍先生当选为总务部主任,相当实际上的会长。有几百名会员的“文协”,专职职员一开始是萧伯青一人担任,后来是梅林一人担任,其余的人都是尽义务。大家除了写作之外,要开各种各样的会,要联络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成立“文协”分会,要编辑《抗战文艺》杂志,要出版诗歌专刊、英文专刊和抗战文艺丛书,要送通俗读物到各个战场,要义演,要出版《鲁迅全集》,要组织作家上前线……忙得不亦乐乎,干得有声有色。这个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恐怕称得上是文人们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跑路,开会,全是自己掏腰包,谁也没有半句怨言,看到这种生气勃勃的局面,父亲快活得更飞上天。当他以最多的选票当选为“文协”理事之后,他写了一份《入会誓词》。他庄严地向祖国宣誓,向人民宣誓,向热爱他的同志和朋友宣誓:“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父亲又一次讲到“舍身”,是写《誓词》的六年之后。那时日寇逼进贵州,大有由南面迂回进攻四川的趋势,重庆各界哗然,纷纷准备再次撤退。友人问父亲作何打算,他痛快地说出了早已想好的答案:“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但是,真正的“舍身”,却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候,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最不应该发生的人物,最不应该发生的情节上。
  王君所说的小短碑上的“舍身”两字,一下子,把我带回到了十八年前的太平湖畔。
  我坐在太平湖公园西南角的长椅上,面向东,夕阳照着我的背。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这是公园的终端,再往西便是另一个更大的湖面,不过,已经不是公园了。它们之间没有围墙,只有一条前湖的环湖路和一座小桥把它们相隔,实际上我处在前湖和后湖的交界线上。前湖环湖路外侧栽着许多高大的杨树,树下安设了不少长椅。后湖完全是另外一副景色,四周没有修整过的环湖路,也没有人工的岸堤。它荒凉,安静,带着野味,甚至有点令人生畏。湖边杂草丛生,有半人多高,一直和水中的芦苇连成一片。再往上则是不很整齐的大垂杨柳,围成一道天然的护墙。游人是不到这里来的,它几乎完全是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父亲便躺在这另一个世界里。
  我回过头来,寻找草丛中小土道上睡着的他,不知道是阳光耀眼,还是眼里有什么东西,我什么也看不见,一片黄,是阳光的黄呢?还是一领破席的黄呢?我不知道。
  向我移交的是一位市文联的年轻人,他的身后是父亲的老司机和他的汽车。他们都带着红袖章。显然,汽车的主人已经换成这位年轻人了。他们问了我的名字,还要我出示证件。其实,老司机是我家多年的熟人了。年轻人向我交待了一句话就坐车走了:“你必须把他赶快‘处理’掉!”还是老司机临走关照了一句重要的话:“这里夜间有野狗!”
  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很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手臂上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的青紫色的淤血。他遍体鳞伤。
  前两天,在成贤街的孔庙,他遭受了红卫兵的毒打。那一天,原定在这里焚烧京戏的戏装,无知的狂热的少年们说这些价值昂贵的戏装都必须由地球上尽早地消灭掉,还要拉两三位文化局的领导干部去挨斗。市文化局和市文联是近邻,拉文化局领导干部的红卫兵顺手牵羊,把市文联的已经被揪出来的文化名人也随便地装上了车。作为市文联主席的父亲看见所有的好朋友和领导干部都被点了名,他自己主动站了出来。他的正直,或许是他的顶可爱的地方,但是这个顶可爱的正直却要了他的命!一位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学生发现了他,大叫:“这是老舍!是他们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其实,那时,父亲刚由医院出来。入夏以来,他心情很坏,一天夜里突然大口吐血,总量竟有大半痰盂。我们半夜送他到北京医院,当夜被留下住院。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息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这一天便是他出院后上班的第一天——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孔庙发生的可怕事实,已被许多同场的受害幸存者作家们戏剧家详细地追述过。我也不愿再重述它们。总之,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献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而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形势完全失控,狂热的乌合之众就像那把狂舞的冲天大火一样,谁也不知道它会蹿向何方。父亲的眼睛在眼镜后面闪着异样的光,这是一股叫人看了由心眼儿里发冷的光。他的脸煞白,只有这目光是烈性的,勇敢的和坚决的,把他的一腔极度悲苦表达得清清楚楚。由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温文尔雅的中国文人的眼睛里闪出了这直勾勾的呆板的目光,善良的人们全都害怕了。这目光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一个可怕的信息:他只要一闭眼,一低头,他便可以马上离开这发了疯的痛苦世界!
  市文联的人被授意设法先期单独接回老舍。谁知此举竟把他一个人由这个大灾难推入了另一个更大更黑的深渊。
  市文联里早有一群由数百人组成的红卫兵严阵以待。他们的皮带、拳头、皮靴、口号、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可怜的父亲命在旦夕。一位作家为了暂时的苟安,唆使无知的少年向父亲提了几个挑衅性的问题。父亲冷静地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当然是被认为毫不认罪的。于是,这些尊严的回答犹如火上浇油,再次招来了更加残酷的肉体折磨。
  父亲决定不再低头,不再举牌子,也不再说话。他抬起他的头,满是伤痕,满是血迹,满是愤怒,满是尊严的头。
  “低头!抬起牌子来!”
  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面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了地上。他立即被吞没了……是的,被吞没了……市文联的人想出一个“妙”计,想把他由红卫兵手中抢出来,他们说他这一拚死反抗是“现行反革命”,应该把他交到专政机关去法办。于是,经过一番争夺,把他塞进汽车里,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丧失了任何理智的人群紧紧地包围着汽车,汽车寸步难行,无数拳头敲打着汽车的外壳和玻璃。然而,对这个“现行反革命”的称呼,无论是红卫兵,还是父亲本人,都被认真地无误地领会了,无疑,它彻底地把父亲推向了另一个世界。尾随而来的少年们,其中有不少女孩子,在派出所里不顾所内人员的阻拦又将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轮番毒打到深夜……就这样,不到一天的工夫,人民莫名其妙地、突然地、永远地失去了自己喜欢的,被称之为“人民艺术家”的作家。母亲被通知将父亲接回家来。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挤在一辆三轮车内,凌晨才到家。临走之前,父亲被通知:早上他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前来市文联报到。
  凌晨,入睡之前,在母亲为父亲清理伤口的时候,他们有一次长谈。实际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死之谈。父亲,死的决心已定,但是这一点不便对亲人直言。推心置腹的谈话被若隐若现的暗示搅得更加充满了诀别之情。当父亲脱掉衬衫之后,母亲看见他被打成这般惨状,有心放声大哭,可是她不敢,她知道,她应该动作,她的嘴也应该说话,而不是哭。她帮父亲脱下被血块粘在身上的汗背心,掀不动,她取来热水,用棉花团沾着热水一点一点把它浸湿泡软,那背心的棉纱竟深深地陷在肉里。她的手不听使唤了,找不准地方了,因为心颤。她的心痛,心痛!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父亲告诉她:“人民是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了解我的!”
  他真是一个好人!吃了这么大的委曲,遭了这么深的折磨,奇耻大辱啊,他却说出了这么自己的话!
可天下,那哪里去找,这样真诚而善良的朋友啊!
可天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牢固而纯一的信赖啊!
  父亲劝母亲去忙自己的事,不用管他,他绝不会出事。清晨,他硬是把她推出了门,她真的上班去了。母亲前脚走,不一会,父亲也出了门。
  出大门之前,父亲走到我的女儿,他的三岁的心爱的孙女窗前,郑重地向她道别。当时,家里的亲人只剩下她小小的一个,还有一名年迈的老保姆看护着她。爷爷把孙女唤出来,俯下身来,拉着她的小手,轻轻地慢慢地,对她说:“和爷爷说再——见——!”女孩子奇怪地看着爷爷,不明白爷爷今天这是怎么了,干嘛要来和她握手,干嘛要来和她说“再见”,干嘛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吐音……父亲,这是在向亲人告别,向所有爱他的人告别,向他爱了一辈子和写了一辈子的老百姓告别。他和小孙女的对话是他一生的最后一句话。他把这句最后的话,依依不舍地,留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个多么有人味的,善良的人!
  我的女儿一点也不明白爷爷的用意。她应该拉住他,她应该大声地叫:“爷爷!你别走!叫爸爸回来!叫姑姑们回来!他们会把你藏起来!你别走!爷爷!”可是,我的女儿什么也没有喊。就是不喊这些,也应该紧紧地抱住他,亲亲他,吻吻他……她对爷爷,真的,说了“再见”,爷爷永远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再”也“见”不着了。
  父亲喜欢这个小女孩,他们爷孙俩,一老一少,常在一起玩。小孙女是唯一可以随便走进老人书房的人,不论在任何时间,都是受欢迎的。有一次,爷爷接见两个英国朋友,小孙女在客厅里玩,老人坐在沙发上把孙女夹在两腿之间,用她的布娃娃轻轻地敲着她的头,说:“将来,是属于他们的!”在他离家出走的最后时刻,他郑重地向小孙女道别,清醒而理智,心中充满了纯洁,因为,他直接在向“将来”道别。他或许在想:历史的篇章瞬间即过,一切憾事,一切烦恼,都会成为过去,自己的劫数已到,说什么都没用了,走吧,和小孙女拉了手,他走——了。将来,是属于他们的。
  父亲走到哪里去了?谁也说不上来。
  当我闻讯由单位赶回家来的时候,家里已大乱。由胡同口开始,直到院内、屋内,站满了提着皮带的红卫兵,到处还贴着大字报,他们是来找老舍的,因为他竟然没有到机关去。他们把家里的每一寸土,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我发现每间房的顶棚上的检查孔都被破坏了,他们以为老舍藏在房顶上,而且是由不到一尺见方的检查孔中跳上去的!看来,藏是藏不住的。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鲁莽的少年们,眨着眼睛,终于感到事情有点蹊跷,纷纷溜走了。他们走后,我立即起草了一封信,草草化装了一下,拉着大妹妹,直奔国务院接待站。出来一位负责同志,我把上衣解开,露出见证——穿在身上的父亲昨天留下的衬衫,还有被我缠在腰上的包头用的水袖。仔细地听了我的陈述,接过信去,说:我们立即报告上去,请你们放心。几小时之后,总理秘书处打电话给母亲,说总理已经接到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一有消息一定立即通知,请等候。
  一天一夜就这样过去了,音信全无。又一个上午也在等待中度过了。到了八月二十五日下午,市文联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一趟。他们拿出一张证明信给我,上面写着:“我会(指文学艺术联合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他们用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推敲定性,现在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无非是推脱责任了。让我立即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他们还说:最好不要把此事告诉母亲。看得出来,他们觉得事情严重。
  当老司机嘱咐我当心太平湖有野狗之后,我向那位年轻人提出:请他们回机关后立即通知我母亲,说我在太平湖等她。于是,我便坐下来,一边看守死去的父亲,一边等母亲的到来。
  父亲是怎样走到太平湖来的?一个谜;为什么要到太平湖来?又是一个谜。我坐在湖边,百思不解。
  父亲是清晨在后湖中被发现的。一位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来锻炼身体,发现水中有人,离开湖边顶多有十几步。演员看见的是一点点露出水面的后脑部。演员跑去喊人,附近没人,只有远处有几户湖边的渔民。人们终于七手八脚地把他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他的全身已经很凉很凉。人们发现岸边放着他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职务,围观的人们哗然,整个上午和中午,这里人山人海,当天,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城外的西北角。市文联的人,地段派出所的人和法医都到了现场,不知是谁找来一领破席,把他盖了起来。
  据公园的看门人说,头一天(指八月二十四日),这位老人在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老人手里还拿了一卷纸。清晨,湖面上的确飘浮着一些纸张。纸张也被小心地打捞了上来,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字有核桃般大小,是很工整的老舍特有的毛笔字。字里行间还有没有现场写的什么遗言留下来,则又是一个更大的谜。因为他有纸,有笔,有一整天时间,有思想,有话要说,而且他是“写家”。市文联的人后来把制服、钢笔、眼镜、手杖都还给了我们,惟独始终没有让我们看过这些纸。
  太平湖是个偏僻的小公园,没有名气,又不收门票,游人稀少。由父亲开始,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
  太平湖没有进入父亲的著作,我翻遍了他的书也没有找到,虽然他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以北京的实际地名为背景。但是,我知道,他熟悉这一带。一九二○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九月,整整两年的时间,刚过二十岁的舒庆春曾任外城北郊劝学员,他的办公处就设在德胜门外关厢华岩寺内。他负责管理散布在西直门外、德胜门外、安定门外和东直门外的所有私塾。他当时走遍了乡间各村。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他就熟悉了太平湖呢?大概是肯定的。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写的就是德胜门外。人和历史一样,有的时候,糊里糊涂,要走点小圆圈,周而复始,又回到了原处,虽然是螺旋式上升,但终究有点重演的味道。父亲是以写在德胜门外发生的故事而成名的;过了近五十年后,他本人又还是在德胜门外,销声敛迹。
  太平湖悲剧发生十二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在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她老人家是一九四二年夏天在这里去世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父亲出身寒苦,幼年丧父,完全靠他的农家出身的老母亲拉扯长大。老母亲不识字,靠给人家洗衣裳、作针线活、当佣人、当工友养活一家人。她咬着牙把自己的小儿子庆春送进了小学校,使他成了舒家门里的唯一识字的孩子。她还把自己的正直、善良、热心、勤劳、朴素、诚实、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能吃苦、好强、谦让而又刚强、软中有硬的秉性传给了小儿子。父亲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秉性传给了小儿子。父亲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自己吃亏当成当然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软弱,干事情都有一个基本的宗旨,什么事都能将就,可就是不能出了自己画好的界限。这就是软中有硬。父亲说:“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六十七年之后,父亲又回到了他的老妈妈的脚下,把生命奉还给她,是对她的生命的教育的一种感恩和总结吧。
  父亲去世之后,立刻传出种种有关他的死的说法,对他的死的方式和他的死的悲剧极为震惊,认为是巨大的损失。在他们的笔下父亲仍然活着。就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水上勉、井上靖等作家就已经公开写文章怀念他了。父亲的朋友,作家井上靖先生一九七○年写了一篇叫作《壶》的著名文章,实际上是在探讨父亲的死。他的文章提到:日本老作家,尊敬的广津先生对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那富人去保存表示不以为然,但是,当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井上靖先生终于清楚地领悟了当年父亲讲给他们听的这个故事中那个中国穷人的气质。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字也专门写了一篇叫作《老舍先生死的谜》的长文。日本作家开高健以父亲的死为题材写了一篇叫作《玉碎》的小说,荣获了一九七九年度的川端康成奖。他们都真诚地期望在父亲的悲剧里找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巴金先生多次在近年写的《随想录》中谈到父亲的死。他以为对父亲的惨死绝不能无动于衷,他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一定要从他的死中找到教训。有一位好心人对他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可是他却固执地说:“过去的事我偏僻记得很牢。”巴金先生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想起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巴金先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还说过:“虽然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他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下来了。”
  我前不久读了黄裳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记述不久以前他和巴金先生谈天,他们又谈到老舍的死,黄裳说了一句:“换了我就出不了这种事。”巴金先生听了喝道:“你吹牛!”黄裳写道:巴金先生说此话时,“声音低沉而严厉,这是少见的。”
  看来,关于父亲的死,文章还在写,讨论还在继续。
  对于我来说,父亲的死,使我感到非常突然,迅雷不及掩耳,而且,使我的处境非常糟糕;但是事情发生之后,我没有怀疑过:对他来说,会有不同于太平湖的第二种结局。
  十八年前,当我一个人守在父亲身旁的时候,我就认了命,我深信,在“文革”中,对他来说,只能有这么个“舍予”式的结局。而且,就在我坐在太平湖的椅子上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找到一些事先的征候,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认真地对待过它们。
  记得,在事情发生的前几天,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曾和父亲谈起当时的形势。当时,“文革”尚处于刚刚发起的阶段,预见到它的恶果还十分困难,但是从父亲的谈话里已经可以听到不少担忧。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糟糕的事,绝大部分都不幸被他言中。
  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
  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说到这里,他说了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污辱而一头扎进什刹海的例子。他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例子,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思索。事后想起来,听者无心,言者却是动了脑子的。
  更有甚者,父亲一九四五年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写过一个叫祁天佑的老人,他的死法和父亲自己的死法竟是惊人的一模一样,好像他早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模式。
  乍一看,这些说法和模式的出现,只是表面的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即使有相似之处,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些话和这些文字毕竟都出自他一个人的嘴和一个人的笔,我想,这只能证明,什么事情在他的心里确是是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到了超越这个界限的时候,他自有一套既定的办法。而且,我以为,对父亲这样的宁折勿弯的硬汉子,就是躲过了八月二十三,他也躲不过九月二十三或者十月二十三,更不要说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内乱了。世界上,就有这样的硬汉和不可辱之士!我感到内疚的是:不管有用没用,我没能抓住那些端倪,说上哪怕一句半句开导他的话。我信任他,崇敬他,我没有资格对他说三道四。看起来,我还不完全了解他。这使我感到痛心,遗憾终生。
  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开始可怜起父亲来。算起来,他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大概也像我这样,在这里,呆呆地坐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而这一整天和半个夜晚他是怎么过的呢?他的思想该有多复杂,多痛苦,多矛盾。他一闭眼,也许一生都会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我不敢往下想,可是又驱散不了这些想法,于是,想想停停,越来越混乱,最后只剩下替他感到难受。
  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车辆行驶的声音了,我想,母亲也许应该来了,我便站起来跑到大街上迎她。谁知,就在这当儿,母亲和火葬场的人一同坐着车到了太平湖,她不知道父亲躺在什么地方,她便喊着我的名字往后湖的方向走。她的急切的嗓音感动了公园的看门人,经他指点才算把父亲抬上了去火葬场的车。等我赶到火葬场补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人大代笔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被处理的第一位。”所谓“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就在父亲被彻底遗弃,甚至连骨灰也一起被遗弃的同时,国外在对父亲的遭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文学奖。后来,父亲已经离开人世的消息被证实,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杰出文学家,依然是一位亚洲人。消息传来,人们又一次痛感:老舍先生死的分量是多么沉重。
  直到死,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心中所关心的,并不是后来被随心所欲地到处乱扣的那些大帽子,而是对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无愧的。他用死去证明了这一切
  在父亲去世的前二十多天,在人民大会堂,父亲遇见巴金先生,他郑重其事地向巴金先生说:“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他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参加运动的;同样,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迎接了八月二十三日的风暴。正是这几个字构成了活跃在父亲大脑中的最后几个字
  说来奇怪,就父亲的作品而言,越是他偏爱的、珍惜的、下过大力的、有广泛影响的,受到的抨击往往越严重,大部分还是来自朋友方面,而且由来已久。在一般情况下,父亲总是自责,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从不说什么过满的话,特别是对自己的作品。他常常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的失败,爱说:“我也糟糕。”这话,从另一方面看,说明他是个正直的和相当自信的人。他是凭自己的观察来判断是非的,决定取批判、鞭笞或者同情、歌颂的态度。随着思想的成熟,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不再写那些淡薄的理想化的人物,也不再用简单的杀富济贫或者铲除一两个混世魔王来解决冲突,他开始涉及复杂的社会现象,想从更深的历史发展中清理出一些头绪来,进而向旧的伦理道德,旧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和决定它们的社会制度进攻。他写人们的长处,也写短处,很善于用生动的言语和人物形象把那些最坏的,埋得最深的,最致命的弱点和劣根刨出来,剥给大家看。就像他写祥子一样,一方面,他写祥子的体面、要强、好梦想、坚强、伟大;另方面,他又写了祥子的堕落、自私、不幸,写他是个社会病胎的产儿,是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最终否定了祥子,觉得只有这样,中国才有救,才能变得真可爱!
  八月二十三日,当父亲在湖边坐着的时候,最折磨他的,与其说是皮肉的疼痛和人格的受辱,还不如说是不被人们所理解。经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的思索,他的结论大概依然是那两句话:“我没有问题!”“人民是理解我的!”于是,他决心实践那向小孙女说过的“再——见!”向静静的湖水走去……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
那天,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拍照完父亲舍身之地走出太平湖遗址的时候,城市的喧闹重新包围了我们,阳光斜照着德胜门楼,我突然想起了《茶馆》的结尾。王老掌柜和父亲自己的结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那舞台上象征着转机的阳光和眼前的阳光也是何等的酷似,我吐了一口长气,踏踏实实地感到:悲剧终于完结了。
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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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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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女,1952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曾作为知青下放云南,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过着盐水下饭的日子,在原始森林里开荒;1979年,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1988年赴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中文,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高级讲师。
王友琴近30年来一直坚持从事文革研究,致力于真实记录文革场景和普通人的苦难。她是第一个报道卞仲耘事件的人,并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历时20多年,坚持不懈地收集了将近700个文革死难者的材料,于2001年建立了“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难者》一书。
她写的《1966年: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的英文本,从1997年以来一直编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所开的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
在《文革受难者》一书的序言里,她被评论为是“一个人抗拒着数亿人的遗忘”的人。她说,“……探索和记录历史事实,是学者的责任。普通人的受害是文革历史的重要部分,当这些事实的说出受到种种阻碍,更需要学者的努力。”这样的责任感和道德勇气,以及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是使她受到许多人尊敬和推崇的原因。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该校即为北京重点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读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都从这所中学毕业的;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简称“北师大实验中学”或实验中学,分设高中(本部)、初中(分校),前身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

卞耕耘的家属调查过打死卞耕耘的凶手了吗,把责任推给文化大革命,等同于杀死自己母亲的杀人犯的同谋。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打倒邓小平。
邓小平解放了,但是1976年邓小平重新被打倒。
邓小平杀人是文化大革命的错,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

师大女附中的全体师生,是杀死卞耕耘的同谋犯,卞耕耘生前没有制止邓小平一伙的恶行,事后没有为卞耕耘喊冤,时隔四十年居然有脸为卞耕耘塑造铜像——忏悔、洗罪?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邓小平重新掌权,就是这帮邓小平的爪牙的支持。
把卞耕耘的死推给文化大革命,一群寡廉鲜耻的反革命分子。

王友琴现在是美国人?是中国人?

所有的文革受难者的家属都要调查一下自己亲人的死因,究竟是谁害死了自己的父母。
是文化大革命还是赵高党的邓小平、周恩来或……?

如果是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卞耕耘,那么应该详详细细地报道卞耕耘被杀害的原因,经过,处理结果。
为什么查不到事件的详细内容,却有数不尽的声讨文化大革命的文章?
凶手是谁不是一目了然!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你们与凶手同处一天,为杀死你们亲人的凶手工作,在封建社会叫不忠不孝,在社会主义叫眼睛里除了金钱之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乏走狗。

提供一个线索

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
——关于邓小平残酷镇压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行的调查报告(节选)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出未示众了,被赶下台了,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邓小平在长时期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又伙同他的老搭档刘少奇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其反革命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邓小平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运动,是邓小平作为“点”来抓的,是他一手培植的“样板”。
五十多天以来,邓小平或 亲 下指示,或通过其在该校学习的女儿邓榕 明定暗夺,或亲自插手出谋划策,将师大女附中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六月四日,根据邓小平的命令,前黑团中央就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人师大女附中。
工作组进校后,不仅没有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组织对他们的揭发、批判和斗争,相反地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广大的革命师生,他们宣扬什么“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等等,挑起了群众之间的对立。他们还包办组成了
旨在监督、控制、镇压革命师生的各种代表会、核心组,对群众进行排队,整理群众的材料,不久便在师大女附中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遭受了极大的压抑。
更甚的是在六月十一日,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xx还在全市工作队员大会上介绍了他们如何“稳定局势”的反革命经验,以至毒流全市,掀起了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邓榕从邓小平那里接来黑指示以后,“辩论”会上特别活跃,几次跳到台上叫“反工作组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对着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同学大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有的上台要把学生中的5%,学生中的右派揪出来示众等等。一些革命闯将则被视若仇敌,被罚站,叫低头,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
邓小平表面上的猖狂丝毫不能掩盖他内心的惊恐,隔了一天邓小平给工作组打气说:“要沉得住气,不要着慌,要稳得住,顶得住。”毛主席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一只纸老虎!
有邓小平撑腰,工作组的气焰更嚣张了。胡启立公然到附中讲:“采取什么态度对待工作组,是区别敌我友的问题”,并厉声拒绝革命小将要求工作组检查的正当要求,反转来加紧了对革命小将的迫害。
面目被彻底揭露的工作组,顿时慌了手脚,胡启立匆匆忙忙地给邓小平打电话以求决策,同时还让工作组组长张XX通过邓榕回家向邓小平请示。
六月二十八日,邓榕就向工作组传达了邓小平的黑指示“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派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这不是公然策划对革命同学的斗争又是什么?
同一天,邓小平办公室电话通知胡启立,下命令让胡启立组织辩论。
胡启立亲自出马准备和组织这场辩论。为了准备得充分,工作组推迟了原定的批判卞XX的大会。
在邓小平的指挥下,工作组回去后,便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开展大“辩论”,并且定调子说:“现在已超过了给工作组提意见的范围,这是夺权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学校内的反映。”
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

全文网上有。
文中:梁XX、范X等十八人的大字报揪住了反动路线的老根,邓小平对此恨之入骨,压 又压不下去,狗急之时,凶相毕露,邓居然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志坚了解梁XX父亲的情况,并对梁XX的父亲及其一家进行政治陷害,同时还让二轻部部长邓X给其他十二位革命小将的家长做“工作”,施加政治压力,以达其镇压革命小将的目的。

十二位革命小将是谁?刘志坚与邓小平的关系?
  
  
  

 
 
顶端 Posted: 2012-10-17 10:47 |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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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蓉是杀死卞仲耘的凶手!

邓小平家族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迟早彻底清算邓家族的累累罪行!
  
  
  

 
 
顶端 Posted: 2012-12-02 12:46 |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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