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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连载

谢英富:《脚印》



写在前面的话:

《脚印》的作者谢英富是四川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他在文中所述的一切,尤其涉及历史重大关节处,几年来,已经多方征求意见并获得证实,目前尚有部分在继续求证和修改中。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有年轻人读到后深感震惊,谢本人更是深感去日无多,昭示文革的历史真相乃自己的历史责任。受其委托,从今日起陆续将已修改过的部分发到文革研究网上继续征求各方意见,欢迎批评指正。也算是对那场伟大革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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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ost518.ipowerweb.com/~gongnong/bbs/read.php?f=3&i=160857&t=160587


脚 印



尝试作“序”

说实话,本人文化程度太低,压根就不敢与文豪墨客们并提作“序”,更不敢像史学家们著书立说作“跋”。只不过亲身经历了那场被颇多“诅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且不谈它功过,但这毕竟是一段难以抹煞的历史事实,总想着要把自己看到的和经历的告诉人们。在当时那个年代,泱泱大国的七亿多中国人,除未懂事的幼儿外,可以说没有置身事外的。不管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的,只不过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观点罢了。

既然是历史,个人愚见有必要引用师东兵先生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在侯马寓所为《汪东兴传》作代序:《揭开神秘人物的面纱》中,对历史的一段论述:

从有专制统治封建王朝的时候起,某些历史就往往成为了人为的“禁区”,为历史的真实而献身者不乏其人。我认为,只要不是拿历史研究作为阴谋手段,都是可以为人类服务的。所以从本质上讲,历史不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全人类和整个社会,人们都有研究和探索历史的权利,都有对历史评说的资格。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歪曲和篡改历史,即使强权者能在一时的条件下强奸民意,伪造历史,但是这只能是短暂的片刻。得逞于一时和得胜于永远毕竟是两个概念。

个人认为这是对历史较为确切和公正的观点。因此,不管是“政客”还是“文豪”,不顾史实的杜撰或刀笔吏、文痞般鬼蜮伎俩的诋毁或标榜,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早在报刊上给我打下了烙印的一段精辟论语:“笔下有钱财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它使我在铁窗之内感受颇深,悟出了点“政治”的一些真谛。

但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三十来年了(中共中央对它还公开承担了责任),可各种报刊杂志、小说电影,甚至电视词典,要不对它捎带一段就绝无市场似的。同样,至今我仍不知文革“反革命”和“打、砸、抢”的内涵是什么?是否仍带有当时强权者的“派”字阴魂色彩?百思不得其解。我不再研究和探索历史,更无资质对历史进行评说。我没有涉足过高层,故对上层内幕无从谈及,更不能将道听途说拿来哗众取宠。我也不敢奢想当什么“家”,更不敢借什么社会经济来搞个“票房效应”什么的。说白了,至少我还懂得点点高尚与卑劣的真正含义。故仅仅只想将自己实实在在地走过的那段路展示出来(也许比什么了解和访谈更为真实和确切吧),以飨读者,也求点化,使之自己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而已。

历史的经验也好,教训也罢,个人认为都有吸取的必要。正如唐朝贞观佳话中有:“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的精练之谈,也许我的《脚印》能给后来之人一点点启迪,或许还能免于一些“重蹈覆辙”,这也许不失为善举吧?!


谢英富于宜宾老宅
2000年6月5日








目录

一、渊源:破四旧到红海洋
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南下红卫兵
工作组的训示:宜宾运动的萌芽
宜宾红卫兵的派生
后盾的兴起(诸战团到方面军)

二、潮流:炮轰省、地、市委
“四一五”风波(首次干扰出现)
经济风刮起;冯振武风波
“三套马车”的大论战
“二月镇反”进京告状和识刘、张

三、转折:首次入狱
二次进京(初识刘、李小姑娘)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总理、康生质问韦、甘,叶群的证实)
提前回宜之前后

四、祸胎:“五一三”始末(抬工队示威到首都红卫兵王俊英,张玄杰献身)
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抵宜;地、市革筹建立

五、蹉跎:粮船开始的支泸行动
“武装支泸”始末(所谓抢枪)
二次武装支泸(李琪惊人之谈)
地、市革委会成立到红旗派分裂
三代会;城区公社革委会的建立
抓革命,促生产,地工代筹,清理阶级队伍和九大,吐故纳新

六、变换:说客(李锦凡,晓波昼夜策反)
三次进京(学贝班与变化预测到周总理指示和当局的暗抗)
软解(紧锣织罪名到万人公捕大会上徐问都严正申明)
漫长铁窗(逼供伎俩,准备临刑到活罪难逃)

七、煎熬:“九一三”反映(抓大小鬼的监狱游戏和罪名随政治气候变换)
“闹监”始末
复查和开释(主席逝世到英明领袖的重大举措)
新刑法实施前的急判,申诉无门

八、结局:劳改队岁月,逐级申诉无果
王家声的“实事求是”调查
牢底坐穿及贫困生涯
无法了结的了结

  
  
  

 
 
顶端 Posted: 2006-08-27 10:42 | Unknow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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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渊源



坐落在三江环绕,翠屏作帐的古城宜宾(即古时的戎州、叙府)是远古僰人的聚居地(现有僰人悬棺佐证),三国时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城池。传说三国时有名的“七擒孟获”即在宜宾不远的金沙江畔。她还是云、贵、川三省物资的集散地,万里长江的第一城(即长江干流的起点)。她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也是旧时历代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难怪“清”乾隆年间有名的书法家华南顾汝修要书《西南半壁》四字于宜宾市城中心的古建筑、宏伟的大观楼上传世。

宜宾,虽说不上藏龙卧虎,人杰地灵,但确不失为历史文化名城之称。名胜古迹比比皆是:近郊有翠屏晚钟,真武山古庙群,古井流杯,丞相祠、双江映月;远郊有蜀南竹海、石海洞乡,夕佳山古民居等等。神话传说远及商周(现新修建的《哪吒行宫》甚得台湾同胞的敬仰),非一般之城镇矣。也许正是由她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在一九六七年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时,被领袖毛泽东亲自喻为“突破口”之故吧(这是被写进了中共中央文件里的事实)。宜宾虽然不大,在偌大中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是个不足为道的弹丸之地,但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风风火火经历,或许能折射出“文革”真实面的一些凤毛麟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宜宾城,天气一天比一天地热起来。人们根本没想到此时的政治气温比天气的变化更烈(即“四清运动”正接近尾声),只是人们还在朦胧之中。他们费解:何以“川剧团”的龙袍官服要在大十字(宜宾城中心)街中间焚烧?接着官家组织的“红卫兵”喊出了“破四旧”的口号。一时间,“地主”、“资本家”家中剩留下来的老古董——满铺牙床(即上等木材精雕细琢,分内外两层的大床)、龙凤图案家具、饰品等,被“红卫兵”们抄出示众。紧接着官家又一声令下,大街小巷的门面墙垣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红色。为此,商家的红油漆在那时俏到了无法再俏的地步,实在没有红油漆了,土红也滥竽充数地登上了门墙,总算是完成了“红海洋”的政治任务。因为这是政府下达的政治任务,民又何敢违抗之。但又不解其意。

不解归不解,毕竟这些都不涉及我这样的苦力们。照样生活,照常的干活,管它春夏与秋冬。这不失为当时一般人民的心境状态。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工地上听伙伴说“昨晚一夜也没睡好”。听后觉得有点愕然,干我们这种重体力劳动的人,可以说劳累一天下来沾枕就会鼾声如雷,何以会睡不着呢?问及其由,方知是外地“跑”来一些学生在“宜宾卫校”,招来不少机关干部和本地学生(即官方组织的红卫兵)们的围攻,通夜闹个不停,天亮后仍在继续。我活了近三十岁,还是头次听到这样新奇的怪事。

怪事归怪事。它影响不了我卖气力吃饭之人,听后也未深究,更不把它放在心里。第二天在工地上又听如是之说,我那伙伴到真有点抱怨了,说“天晓得搞出些啥子名堂,这些学生吃饱了没事干,跑到宜宾来闹啥子嘛?那些干部也是吃饱胀着了,和学生些闹啥子嘛?还分批轮流地去跟学生些闹(昼夜不停),吵得挨邻宅近没法睡”。伙伴们听了都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这到底是个什么谜?说实话,我们班组十来个人,可大学生就有两三个,基本都是以前在学校“反右”时信口开河被逐出学府的,也有对工作安排不满来参加苦力队伍的。其中的骆纪刚是班组里喻为“小诸葛”的记分员,他说这种现象可能又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前兆,前段时期报刊上不是在文化领域里论战吗,其实这些都是上层的事,与我们平头百姓无关,何必去干着急。他曾在反右时被逐出了学校,故深谙政治斗争的一些奥秘。


要真是与我们平头百姓无关就好咯,事实却不然。


第三天的下午,坐办公室的陈业务,顶着似火的骄阳,汗流浃背地到工地上来通知班长何金才和我,晚上到队部开重要会议。当时弄得我满腹狐疑,我干吗了?踩扁了秤砣(生铁铸的砣,用来压秤杆称重量的,这里是指撞了什么祸之意,即宜宾的土语),还是撞倒了豆腐摊?因为一般情况下,除了队里开大会外,是从来没叫过一个白丁(即一般工人)跟班长同去开会的。而且看陈业务那个急像,决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再仔细想觉得也没啥,用我们苦力的一句口头禅:我一非偷,二非抢,三没参加国民党,一个小老百姓有什么好怕的,去了就知道咯(这也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队部办公室里灯光耀眼,一贯爱板着个脸的队长余志祥,坐在藤椅上带点(难得)友善的目光,注视着到会来的人。“工作组”姓陈的也坐把藤椅,用深沉的眼神在审视长木条凳(一块长木版上钉四根脚的简易凳子)上坐着的苦力。其他还有队上的几个行管人员。人到齐后,余队长首先讲话:

“今天队部和工作组召集各班的骨干分子(我的天啊,怎么我竟成了骨干了?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地这样想),到队里来开会,你们都是队里比较信得过的,所以先叫你们来开个会。目前社会上有点乱,特别是学生在制造动乱,散播一些反动言论,蛊惑人心,你们不能去听信谣言,参与学生些的胡闹,更要监督班上的人些,切忌不要介入,若有人去介入或打胡乱说,你们要立即向队部或工作组的同志报告,不能让队里的人出乱子,笼起了就不好说喔。既然队上和工作组信任你们,就先给你们交个底,打个招呼,再通过你们这些好的,去防止队里出乱子。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我相信你们能发挥作用,保证我们队里不出问题。好,我就讲这些,现在请工作组老陈给我们讲话。”工作组的老陈一脸严肃地说:

“余队长把总体情况都讲得很清楚了,我只想强调一下,大家很清楚的,我们运输队是个很复杂的群体,有管制分子,有劳教过的人,有右派,也有不少是其它单位调皮捣蛋才来当搬运的(其实他也是个搬运才被提上来当工作组成员的)。当然你们是好的,其他也有好的,总体来说是个复杂的群体。有文化的人也不少,只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刚才余队长给大家讲了目前的形势的严重性,希望你们这些骨干、班长些认真发挥作用,硬是要保住我们队不出问题,这样对大家都好嘛。这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各系统各单位都必须严防死守、环环把关,绝对不能出纰漏,宜宾不能乱。如果哪个单位出了问题,哪个单位都脱不了手,这是当前最重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工作组也是按上级布置的来要求大家,千万出不得乱子,出了问题大家都不会好过的哟”。
听了上述说教,大家心里都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难怪世人要将苦力视为低下喽。

真的是这些学生吃饱了没事干,大老远地从北京、西安、成都等地跑到宜宾来鬼胡闹?

为了完成“上峰“交待的任务,也带着点好奇,下班饭余也就上街溜达溜达。可在街上听到不少民众对围攻学生的不满之言。说:

“什么学生闹事,散播反动言论,那不就成了反革命?公安机关把他(她)们抓起来不就得了,还需要那么费事昼夜不停地轮番围攻个啥呢?”

“为什么要怕这些学生说话?是香花毒草让人家说出来不就明白了吗。”社会的舆论可真不小啊,说好说歹的都有,褒多贬少。

再说,我们单位随即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展开四大,重点是揭发问题。实际上就是叫群众互相写大字报。于是你说我眼睛瞎,我说你鼻子塌。甚至找不到什么来写了,就把平时开玩笑的话上纲上线地写成大字报,作为揭发材料贴出来,简直是一场糊里糊涂的混战。我被安排进工作组专门负责抄大字报,汇总存底。其实我也晕头转向,不知此次运动是什么性质,目的何在?要抄的又该是些什么样的内容的大字报?没头没脑昏昏然。这到底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心中一片茫然。后来听说本系统木器厂一行管人员,平时开玩笑将算盘挂在胸前说了一句“这是突出政治啰”,竟被人上纲上线受到审查,为此,他趁参加劳动之机甩脱监视投河自尽了。由此,我更加觉得不对劲,弄不好是要整死人的呀!故凡事都敷衍着点,不能凭想象去办事,多抽点时间上街去听辩论,看希奇好了。

有组织的围攻队伍轮番的疲劳轰炸,硬是将一群南下红卫兵们赶出了宜宾城。就这样都还不放心,还专程“护送”(实际是一路的继续围攻辩论)拢自贡才罢休了的。其中最为得力的是宜宾三中红卫兵头周铁(革命烈士后裔),他是宜宾市委重点培养(接班人)的对象,这就不言而喻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不久,由官方组派进京的“红卫兵”代表团返宜,以周铁(宜宾第三中学校的学生头)等为首的部分“红卫兵”赴京代表,竟打出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惊人口号(即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分化)。周铁、陈良柱(宜宾第一中学学生头)焦健康(宜宾第一中学学生头)曾加兴、丁代君(宜宾农校学生头)及兰世全、周叙生等(都是中学的学生头)自发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正式诞生。他(她)们冲上了大街,进入到人群中宣传演讲,一时间贴大字报的、公开辩论的比比皆是,特别是市中心的“大观楼”一带,是人山人海的壮观场面。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身影无处不在。古城宜宾,一下子就沸腾起来。

看了大字报,听了无数的辩论,从中我才明白了这是共产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关心国家大事而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党内的一次重大路线斗争。南下红卫兵就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的急先锋,他(她)们来宜宾是煽风点火,为发动群众来的,不是反动,更非闹事。那么,宜宾官方的某些作为是对还是错,这不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了吗?

看多了,听多了,特别是学生们有根有据的讲出毛泽东主席都亲自写大字报,参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看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准是错不了的事啰。(也许这就是“信仰”激化吧)

尤在我印象中最深的莫过于杨泽彬(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李锦凡(四川大学学生)对我的一些谈话:“你也是学过下历史的,纵观史册,历朝历代都是官反民,你见过执政者发动过民反官的史实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伟大又史无前例,就在于共产党中央、党的领袖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来搞这场运动”;“这是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场政治运动,为了反修防修和国家不变颜色,毛主席就敢于发动全国人民来搞这场运动,真是伟大之极,这不仅是种创举,它的意义和影响深远得很”;“一旦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工人、农民、乃至全国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真心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人民能允许吗”?

人非草木,特别是当时,我正值血气方刚年岁之际,能没有触动和无动于衷吗?!于是我也就逐步地介入了进去。开初是帮学生们贴大字报,写大字报,编写批判文稿等,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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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潮流:炮轰省、地、市委


在众多同观点的人中,由刘友源(国防工业七九九厂工人)黄海浪(宜宾市铸造厂工人)等提头,我们组织成立了宜宾地区第一个工人群众自发组织的“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八八是取义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十六条而命名的),与宜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和外地赴宜宾红卫兵联络站并肩“战斗”了(地址在市中心的“京剧院”即大观楼一侧)。紧接着,地、市机关干部也起来了。最先是“反修造反队”,一开始有地专机关的群众王世民、徐克明、徐明伟等,还有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李朴等为头的干部组长。地、市政法系统的刘传和、刘跃鈱、田光辉、曾祥和等也组成了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

各厂矿工人,最早的是七九九厂的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组织的“井岗山造反兵团”,宜宾造纸厂的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人组织的“铁臂战斗团”等。

农村农民,最早的有黄桷坪公社的全国劳动模范赵树恆、吴绪彬;附城公社的曹海清、曹治国;前进公社的雷从金;旧州公社的周仿之;古叙公社的王社长等,组成了农民造反组织。

这些,也许就是学生们来宜宾讲的:“国家改变了颜色,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涉及到了中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在,故很能鼓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激情吧。他们(也包括我)坚信党中央的号召错不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尤其是地、市委的后院起火,如原市级机关的高玉文,文革前期很受器重,曾是上京抓刘张的“抓人团”主要成员。人没抓回反倒起来造反了。党政机关揭露当权派腐化堕落、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问题,更激起造反浪潮的高潮。形势发展迅猛,我们“八八团”也很快就发展到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不仅遍及宜宾的各行各业,甚至凉山州的雷波森工局林业工人,云南省盐津县的航运工人,均请求加入我团,成立了下属造反组织。宜宾的属县也纷纷行动了起来,全面拉开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地、县委”的局面。当时,因官办群众组织的经费是由官方直接承担,而自发的群众组织就没经费来源,买红布做战旗袖章、买纸笔写大字报等都得要钱去买,没得经费来源难以开展活动。学生造反组织的头头曾加兴为使官方承认群众(包括学生)自发组织和争取活动经费,在宜宾市委大门口进行了绝食斗争。在得到相当多数的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最后取得了胜利,真正打开了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局面。
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年底在杨泽彬、李锦凡、张大卫(北京化纤学院学生)、陈良柱、刘友、王景海等人的倡议下,宜宾的工、农、商、学、干各大群众组织头头们共商,宜宾造反派进行首次大联合,组成了“宜宾方面军”,其它县、市也组成了县市级的“司令部”参加。至此,宜宾地区的思想派和自发组成的主义派的区分就更加明朗(其实思想派的也组成了“宜宾红色总部”,故宜宾人称“红色派”,对主义派称为“红旗派”)。

说实话,当时加入造反组织也是比较严肃的,每个人都是要经过审查的,政治面貌基本清楚的人方能批准加入(如我参加造反派时,就有人攻击说我是伪保长的儿子,经调查证实我系谢家抱[收]养的,养父曾任过伪保长,但没作过孽,只是挂了个保长名,解放后没受过任何处罚,连传讯都没传讯过他,于1956年病逝,故没对我造成影响)。各组织均有专人管组织方面的工作。如当时在宜宾修建宜珙铁路的“四一五筑路总队”,其下属二十来个队,要求加入我们八八团的人很多,我们就坚持只吸收了十八县市“民工队”的部分人,成立了“宜宾八八团川铁分团”。后由张正源、刘某某等为首组成“川铁兵团”参加了方面军(因为“川铁”人太多了,我团搞组织的审查不赢,更怕稍有不慎会成为对立派攻击的把柄,故只好如此慎之又慎,宁少勿杂)。对另一些要求加入八八团的民工队的人,则劝他们除开原“4.15”劳动教养总队教育好后转为工人的“转工”,自行组织团体参加“方面军”。排斥“转工”,在现在来说,也许是形“左”实右形式的表现,因为,既然是教育好了并取得工人资格了,就应该有权参与四大,介入政治,他们也是有政治权力的啊!

正当此时,“四一五”筑路总队抛出了“转工暴动”的吓人新闻,一时间搞得宜宾城内人心惶惶,气氛十分紧张。“暴动”二字对过了十多年平静生活的宜宾人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其惊恐程度可想而知。这就是宜宾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第一大事件。我受方面军勤务组和八八团勤务组的委派,去调查该事件。说心里话,当时决定我去调查还是很害怕的。“暴动”的实质含义就不善哉,弄不好就会有性命之忧。可是造反誓言就有“誓死”之词,我还身为一个勤务员,决不能被别人看笑话,认为我是一个胆小怕死鬼,故而接受了这重大托付。

我首先到江北“宜珙铁路总指挥部”,找到总指挥长邓自力(原宜宾地委书记,后面将提到的“三套马车”中“邓、崔、陈”的邓就是指邓自力)。他对我说:

“转工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转工暴动’的事听说了,但是具体情况不甚了解,要问‘四一五’筑路总队的总队长钱志均、李登茂才清楚详情。”
于是我找到钱志均总队长,他说:

“接到下面工区的报告,确有转工暴动。”

我听后首先亮出方面军的委派,然后提出请他和我前往暴动现场调查了解事实真相。他无法推脱和拒绝前往,只好带上警卫员和秘书坐上他的小车与我一同前往月江工区。

在一个山沟里,我见到不少带我团袖章的“战士”(当时的称呼),包围着一个很大的工棚,里面有很多人在有序地学(读)毛主席语录,全然没有任何暴力行动和动乱迹象。于是我当着钱总队长问我们分团的人: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听到纵队通知,叫我们来协助干警镇压转工暴动,我们分团立即决定先调月江工区附近的支队好几百人来,围了大半天没看到发生任何事,晓得搞的啥子鬼哟?”

我问钱总队长,此事作何解释?

在铁的事实面前,钱志均总队长很难为情的样子,沉默良久最后只好说:“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我们没搞清楚,可能是公安工作长期养成了敏感的习惯吧。”

“下面汇报有误与否,不足为道,但你们作为总队领导,特别是公安部门的,对下级的报告不作核实,不加分析就向外公布转工暴动,闹得满城风雨。你们将如何向宜宾人民作个交代?就凭简单的一句汇报有误或敏感习惯能够了结得了吗?”我驳他说。

僵持了好一会,他说他很累了,身体不好需要休息一下(因时系夜间了),并交代他的秘书安排一下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他是想缓冲一下好找对策来打发我,谁知道他竟然趁着黑夜悄悄的溜之大吉,此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这么一件轰动全宜宾城的大事,仅凭一句“可能是下面汇报有误”能解释得了吗?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罢。尤其是政法部门对“暴动”二字的孰重孰轻会不懂吗?这一连串的问号,岂不发人深省么?

这个时候,学生曾加兴在宜宾市委大门口几日的绝食斗争,直到市委圆满答复解决,自发的群众组织得到合法地位和对待,并由市委“文革接待站”发给活动经费,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大街小巷、机关单位都在写贴大字报,大辩论更是如火如荼,人们真像发了疯、着了魔似的,不分白天黑夜,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干“革命”。困了最多在长椅或地板上垫上几张报纸睡睡,简直是在全力以赴。有的大辩论竟然会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甚至激烈异常,由此可见这个运动的深入和普及程度,实属前所未闻之奇事。

接着扩大化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基层将当权者不分青红皂白都进行揪斗,特别是有一个较大点的群众组织,竟然将最基层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弄到市灯光球场进行批斗(这一或许是受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方面军发现了苗头不对,勤务组立即学习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等文件和资料,即使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蔓延和扩大,又集中精力批判地、市委的路线问题。

解决扩大化的问题,既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又要制止往夸大化的蔓延,确实是较难的,但我们终归还是做到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扩大化的问题刚解决,马上又刮起了“经济风”。它像消防车那样起到了“灭火”作用。这股风来自哪里,要达到什么目的?几乎全国都一样地在刮此风,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迷。“经济风”一刮,热火朝天的运动一下子就冷了下来(惟学生方面不受影响)。方面军勤务组立即召集各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来开会,学习上海狠刹经济风的材料和批判文章,统一认识,及时揭露和批判经济主义妖风,扭转了斗争大方向,使运动又能正常发展。据传,仅此一风给国家和各单位、厂矿造成的经济损失是相当大的一笔数。

接着是红卫兵寇代铭(宜一中学生头)、周叙生(宜四中学生头)等小将(这是当时对学生们的一种尊称),首先在宜宾揭出了“刘、张、王、郭”的十三个案件之翻案与反翻案的实质性问题,开始了宜宾“三套马车”的大论战,即:“邓、崔、陈”;“刘、张、王、郭”;“牟、沈、贾”三套宜宾地区领导班子在路线问题上的斗争。由此也可见宜宾问题之复杂。

由于是史无前例,也正如有些文豪形容为“旷古未有”,也难免会有冒进或幼稚的毛病出现。如在长宁县的第一次批判原县委书记庞爱民。批判会是由泸州市京剧团的造反派“鲁讯战斗团”和宜宾地市文工团的造反派(勤务员是查成林、唐菊动)及长宁县本地的造反派联合召开的。他们把我作为方面军代表邀进主席团(因我团母某某擅自到长宁乱表态,一会说他是代表“八八团”,一会又说他是代表“方面军”的,使得长宁县闹得乱麻麻了,故我们组织及“方面军”委派我到长宁调查处理此事而去长宁县的)。事先泸州市(原隶属宜宾地区的一个市)“鲁战团”的勤务员沈君怀跟我说:

“会战一开始就宣布:将在长宁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走资派庞爱民揪上台来,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脚,让走资派们永世不得翻身。会议就正式开始,先由本地造反派头头唐世斌(长宁县邮电局职工)揭发庞爱民在长宁县是如何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实,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批判。”我也是此次到长宁才认识了唐世斌的。

当时,我认为沈君怀说的开头那段话,只不过是历次批判会上惯用的一句口号性质的套话,根本没去深究,所以对那段时髦的开场白无异议。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会一开始,主持人刚说完上述开场白后,真的两名臂带“鲁战团”袖章的泸州人,一左一右地将庞爱民“揪”上了台,接着就像戏台上演戏亮相那样,一招一式都做得正儿八经的,将庞爱民“打翻”(推)在地上(即木板搭的台子地面上),而且真的就要踏上一只脚了。这一举动简直把我惊呆了,弄得我当时哭笑不得。当时唐世斌也被搞懵了,其他人更是莫名其妙,又不敢公开制止。我只好用眼神和手势来暗示鲁战团的头头,不能这样做。由老沈出面及时纠正了这演戏一样的错误作法。

又如:当时方面军为了避免两个组织同时安排批判一个当权派时会发生矛盾,就将冯振武、王建民、王志敏、梁尔吉等几个地、市当权派“控制”在我们八八团,即宜宾市东街原宜宾县联社,当时我们八八团的总团部所在地。其他的地区主要当权派就由方面军直接“控制”在宜宾专员公署内。哪个组织要批判谁,都得在方面军批条子才行。而宜宾市小教(即小学教师们)造反组织,经方面军批条来我团要王志敏去接受批判,由于王志敏(宜宾市委分管文卫的书记)的脚肿了,我和刘友源等考虑到王的这个实际情况,向小教造反派说明了原由,让王志敏休息,暂不接受批判(并非王本人要求)。小教会场都布置好了来没要到人,于是要造我们的反,说我们是在保走资派,当时搞得我们很恼火。要不是我一再劝住刘友源,当时就会干起仗来。事后方面军的王景海、杨择彬他们才说:

“你们八八团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王志敏因病不能接受批判是对的,我们就是应该多注重政策”。或许这就叫不明朗的道歉了吧。

老实说,当时的头头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动辄就造反是造反派的个性。当头头稍不注意或检点点,就会被造反的,甚至被拉下来(当不了头头之意)。如我们总团有个头头(总团勤务组的一二号头头)就因为较长时间私自使用了冯振武(冯振武当时是“控制”在我团的原地委书记之一,因病住院,该头头也随之到医院守护)的高级半导体收音机(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刚问世不久,确实稀罕,比现在的大彩电都还金贵,特别是高级的半导体,实在是那个年代很希有之物),他被造了反,说他是被走资派收买拉拢了。为此,他被舆论压力无形地拉了下来。这件事在当时搞得我们八八团都有点很难堪,团内团外影响都大。现在返回头来看看这个问题,有内因,更有外因在起作用,但要说被收买拉拢了,未免是言重了。

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份,正当运动进入高潮之际,突然宜宾城内谣传四起。什么“飞机要来宜宾撒传单”了(这种情况只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有过的现象),“方面军要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了”,“军队和公安机关要联合出动抓造反派的人了”等等。一时间宜宾简直被笼罩在极度紧张和恐怖之中。人们不甘心,更不服气。为什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会成反革命?党仍然是共产党,怎么会出尔反尔了呢?这岂不是在愚弄人民么?要说是个人迷信那也在所难免,但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是中央政治局作的决定,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了的,能说是老百姓在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确实是当时参与造反之人的一个活思想。进而人们想到了会不会是走资派们的又一个阴谋?这是当时街头巷尾,人们争论最激烈的一个主要话题。

人们被搞懵了,像热锅上的蚂蚁,全城都乱哄哄的,都在谋求对策。我们八八团几个头头研究,为应对这种突发事变,由我夜渡到白沙湾,到七九九厂的“井冈山”兵团,请他们进城声援(当时宜宾的长短航运基本上都是参加我们八八团的人,故调用轮船渡江是不成问题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一时许,一艘轮渡船送我到白沙湾码头。我到七九九厂“井冈山”总部,找到了王景海、刘平测、陈元中等(当时井冈山兵团的头头)。他们说情况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军警还没动手,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若真开始抓人了,他们会组织进城声援的。天亮后我回到城里,这时气氛更加紧张,特别是民主路人民电影院一带,人头攒动,混乱不堪。我好不容易找到刘友源他们,我们几人站在街边上研究该怎么办?我说:

“既然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我建议刘友源带上傅文琪(原宜宾市木运社工人,我团搞宣传的笔杆子之一)到北京找党中央和毛主席问个明白。”刘友源则坚持要我带上傅文琪去北京,而且还得赶紧动身,晚了怕宜宾都出不去了,就算能走出宜宾,路上也会有哨卡拦截。时间紧迫,不容我们过于的争执。最终决定后,我作了些简要的安排就同傅文琪渡江到了上纸厂。通过纸厂造反派头头江国辉、廖光明、王季英等的帮助,乘上纸厂的小吉普车,准备赶到成都后再换乘火车进京。

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我们的车刚拢自贡地界就被扣住了,因为自贡市已听到了宜宾传去的抓人消息。等扣我们的人带我们到了自贡市供电局后,经过简单对话,方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扣我们的人是自贡市造反派“红色电工兵团”的人。他们设卡是为了防止宜宾的抓人问题波及到自贡。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没察觉到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绝非宜宾一地之事。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上京告状的后,考虑到其他地方也可能设卡拦截,火车站也会被控制,难以到达北京,经他们周密研究,慎密安排下,我们才顺利地登上了进京的列车,离开了四川。

  
  
  

 
 
顶端 Posted: 2006-08-27 10:45 | Unknow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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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连载

三、转折:首次入狱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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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心更凉。经过两天两夜多的车厢生活,我们怀着极度的伤感,踏进了全国人民敬仰和向往的首都——北京。

凄凄的北风、纷飞的雪花,再加上泼面的灰尘,对南方来的“客人”更增添了份心酸。尽管离开了才三日,可家乡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了、几十万“战友”能否平安?心情万分沉重。何以听共产党的话,反到落得个“反革命”的罪名?真的能是党中央作的这种抉择?北京之行责任重大啊!我们没有找地方落脚,就直奔打听到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此时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巴不得尽早尽快地将宜宾的一切向党的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汇报清楚,求得正确的解脱)。

由于初次进京,人地生疏不熟悉,加上囊中羞涩,我们只好徒步从火车站向长安街寻进。幸好中央文革接待站就靠近宏伟的天安门,我们比较顺利地找到了。进得门去,里面人山人海,川流不息。人人面带愁容,好象霜打了的茄子,到处都在谈论着同一个话题,即“二月镇反”(即后被通称的“二月逆流”)。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是老天的捉弄还是人为的强奸?全国各地都是如此,突然之间产生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反革命”,简直不可思议,这岂不成了个“反革命”王国了么?无怪乎全国会有那么多的人上京告状了。

接待站内划分了若干个区域,我们找到了西南片区接待室。一男一女接待员接待我们。当我们向他(她)们汇报完宜宾的情况后,提出了“镇反是不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算不算是反革命”。接待员收了我们写的汇报材料后(即在进京的火车上赶写出来的宜宾文革概况),很圆滑地答说:
“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地向中央首长汇报,是不是反革命你们自己最清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嘛。今天就谈到这里,有什么遗漏的你们最好写成材料给我们送来,我们才好及时上报。”

出了文革接待站,沉重的心情没有一点松弛的感觉。是我们没把问题谈透彻,还是表达得不够清楚?文革接待员的话是否有所暗示?一连串的问号搞得我们头昏脑胀,老在天安门、长安街打转也不是办法,得找个地方住下来思考思考再说。

北京的夜晚比白天冷得多,寒风刺骨,冻得我们俩人直打哆嗦(我们哪曾经受过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衣服也只是南方御寒的着装,我看傅文琪有点招架不住的样子,又冷又饿,这才想起大半天没吃过一点东西了(本来身上的钱就少得可怜)。好不容易才在偏街小巷(北京人叫的胡同)找到一个卖吃的小酒馆(那时我们都不会喝酒),为了御寒,只好要了二两烧酒(北方人叫的“二锅头”),四个熟鸡蛋来增加点热能,提高下体温。胡乱地吃完,因有自贡供电局造反派开出的证明,我们趁势找到了水电部接待站住了下来。一床芦席,一张粗线毯,水泥地板为床,算是有了个安身之地。好在大屋子里有暖气,到是不觉得冷,只是一、二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又不通气(为保暖,窗户都是关严实了的),有股很难闻的气味,几次差点把我给熏吐了。由于是免费住宿,再难闻的气味也只好克服了。正由于经济的缘故,我们在京期间肚子饿了也只能吃烧饼(北京人叫“火烧”的饼子)、咸菜度日(其实水电部机关食堂里啥好吃的都有,只要有钱就能买来吃的)。我们整天几乎都是在地铺上不停地写材料,根本就管不了吃好吃歹喽。

一天从中央文革接待站出来,在天安门观礼台下碰到宜宾去的一群学生和几个水电安装队的工人,他们说宜宾抓人抓得很凶,不仅是头头挨抓,就是一般群众被认为是“造”得凶的人都被抓,到处都关不下了,就连军分区里都关起了人(因为我们上京后,总团部、分团部甚至支队部统统都被砸了,所以音讯不通,我们就完全与家乡失去了联系)。听后我们心情更加沉重,到底我们错得好凶啊?!我们一群人席地而坐,谈论宜宾的问题。其中有学生说宜宾造反派就是因为介入了“刘、张”的问题(即刘吉挺、张西挺等原地、市委领导干部,前面所提到的“三套马车”中的刘、张、王、郭也),才会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中还有人提出干脆找一些在京的宜宾人,将刘、张他们抓回宜宾交差,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这时我才知刘、张等人在北京。我听后,尽管之前我们根本还没接触过刘、张他们,但还是认为学生的这种思维和想法是错误的。于是我发表个人看法,说:

“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宜宾一个地方在抓所谓的反革命,而是全国范围都在统一行动,难道刘、张他们能牵涉影响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我看其中定有很深的奥妙,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天真了。”

我讲完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后,他们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分析得符合现实,也就不再有此想法了。人群散后,宜一中认识我的学生问我想不想见一下刘、张?我认为见一下也好,不然为刘、张他们的斗争事劳神费力一场,他们像什么个样子、是男是女都不知道。于是就随宜一中学生到刘、张住的地方去见他们。

在商业部招待所一个简单而又不够宽敞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刘、张俩夫妇及他们的一些同志。宜一中红卫兵向他(她)们介绍说:

“他们俩是宜宾八八团勤务组的,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大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方面军的发起者之一。他俩也是来北京告状的,顺便来看看你们,了解一下你们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特别是所谓镇反问题。”

刘、张他们听后亲切地和我们握手并作自我介绍(原来我认为他们肯定是些大腹便便的老头,见了面才知没有一个肥头大耳大肚皮的,特别惊奇的是张西挺还是个女同胞,她和刘吉挺还是俩夫妇呢)。

刘、张他们问宜宾的情况怎么样?我就如实地将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概况作了介绍,同时谈了宜宾造反派很重视他们那十三个案件的实质含义。这时丁祖涵(原宜宾地委组织部干部)对我们讲:

“刘、张的问题中央都知道了,也很关心,‘镇反’是个全国性的问题,相信党中央很快会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需要的是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地方的情况,最后是书面报告。现在更需要在宜宾的同志们坚持斗争,用行动证明宜宾造反派是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的,不是什么反革命。”

田禾(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对我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指刘、张等)的态度是比较鲜明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宜宾派到北京来抓刘、张的公安潘光西、温国良、赵瑞同三人,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奉中央之命抓起来了,刘、张也见过了他们三人(是中央文革安排的见面),你们可想而知宜宾问题之复杂、尖锐了。”

其实刘、张的问题早在一九六七年初,毛泽东主席就在亲自过问了,并称他们俩为“革命夫妇”,由此不难看清刘、张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了。师东兵先生的《秦城冷月》对此节也有描述。

我们听到这些情况后觉得很有道理,也很兴奋,总算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曙光,起码知道中央在关注着宜宾和全国的“镇反”问题了。同时我们在北京也听到了北京广播的某地被打成“反革命”的一个造反派,为“救火”(大概是说他在进京告状的途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编者在结尾作了句反问:“能有这样为了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而奋不顾身的反革命吗?!”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应该尽快返回宜宾,告诉宜宾的同志们北京的这些情况,让“战友们”也吃颗定心丸。

回到住地我告诉傅文琪,我们该回宜宾了。走前我们得做两件事:一是给党中央、毛主席致信;二是再走访一次中央文革接待站。傅文琪觉得可以。于是我们就动笔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阐明宜宾造反派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自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革命人民群众,我们一定会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决不反对革命,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最后落款,不知傅文琪基于什么原因他不落名,故只好落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认为无所谓,大不了我一人对此信承担责任好了)。

第二天我们将信寄出后,再次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主要是想去探探口风。接待员仍然是那些套话和安慰(他们好象只会说这些套话样),“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只要不是在反对革命,就什么都不用怕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我和傅文琪离开北京返宜,准备将在京城的见闻如实传达给宜宾的战友们。因听说宜宾逃出来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走重庆这条线路,经商议,在内江我和傅文琪分开成两路拦阻上京告状的人,我就到重庆方向看一看,并说好晚几天我就能回到宜宾。在重庆没见到什么宜宾跑出来的同志,在壁山县我曾打电话给我爱人,了解到宜宾的情势很乱,仍在继续抓人,造反组织全被砸烂了,于是我决定立马乘火车回宜宾再说。

到宜宾火车站,我刚下车到站出口处,就被对立派宜红总的“政治兵团”的王明(是对立派政法系统的一个头目)“接”住了。他们好象事先知道我的行踪似的。他叫另一个公安将我押送到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裴家福亲自审讯我一通后,就将我关在公安局楼上的屋子里。一间小小的屋子,大约十平方米左右,关了有十来个人,几间屋子都关得满满的,还有女同胞,可外面还在继续抓人。公安局楼上实在关不下了,他们就将公安局对面的一个幼儿园(征用)腾出来关人。我们几十个“反革命”也“乔迁”了过去。听同囚一室的常玉友(宜三中学生)、陈云贵(市川剧团造反群众)他们说:宜宾被抓的人多得很,不仅是头头才抓,只要他们认为“跳得凶”的造反派(指参加造反派的一般群众)照样被抓来关起,到处都关满了人,就连军分区内都关了很多人。军分区里关押军外人士,恐怕确实是“旷古未见”过的稀奇怪事了。

我虽然到过北京,可是有些问题还是搞不太清楚:为什么中央都不怎么统一?这个镇反到底是什么企图?为什么一下子全国竟派生出了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多反革命,反了什么革命?等等,等等。越想越觉得这里面的文章太深奥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干脆就不去想深沉很了,就听天由命罢,反正自己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言和行,怕它个啥,抓紧时机买些肉食来吃补补身子。因被关押,吃的就肯定是牢饭咯喽,牢饭吗肯定是极差的,全是素食,比在北京的生活差不了多少,但因这里又不完全像正规的监狱,只要自己身上有钱,每天中午都可以叫姓叶的干事(公安)帮买点肉食来吃(即中午公安伙食团没卖完的肉类食物),将这个多月的斋戒(指在京期间的艰苦生活)损失补起(好在同室的难友帮我垫些钱来买)。平时就与同窗们谈论宜宾和北京的情况,特别是他们听到抓刘、张的公安在北京反被扣押之事后,大家的心情都有所好转,总觉得有希望的一天。也好在那时关押的全部是我们这种“反革命”,所以随便怎么谈都无妨碍,甚至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都不会受到制止和干涉,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读书声、朗诵声此起彼伏,真有点学校(幼儿园)气氛,这个临时监狱竟成了特殊反革命“闲庭信步”的特殊场所。

在被公安局关押期间,我也思考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政治运动太高深莫测了。我一个工人能懂得什么政治斗争?故而想:只要这次能平安释放出去,当个好好工人算了,管他什么政治运动都不要参加,照顾管好自己的婆娘女儿才是正事,政治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一九六七年(大约)四月的一天上午,突然一个公安和一个解放军军官模样的人到我的囚室来,叫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出来。当时全囚室的人都在议论(包括邻室的)、猜测,他们都认为我“升级”了,故要把我转移到其它地方去单独关押,所以他们都给我打气(包括其它几个囚室被关押的人),叫我不用怕,并用毛主席语录上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为我告别送行。

出了幼儿园“监狱”,解放军竟将我押解到隔壁的军分区内去。当时我想同室的战友们估计对了,真的弄我来开单份了。因那时最大、最重的造反派头头都是弄到军分区单独关押,专人看守的。到一花园旁他叫我站好,随即向我宣布:

“谢英富,今天提你出来,是要押你到北京去与反革命刘、张一伙对质,只要你去表现得好,我们就既往不咎,若表现得不好,回来你就会晓得是什么样的后果了。”听了这软中带硬威胁的警告训话,我觉得太矛盾了。刘、张是宜宾的,要对质也只能是在宜宾,何以要跑那么远到北京去对质呢?我以前根本不认识刘、张他们一伙的任何人,除进京告状在北京的那次见面,我与他们素无往来,要我去同他们对质什么?更何况他们早已通天了。不然宜宾到北京抓刘、张他们的公安会被公安部的扣押起来?真是笑话。当时我还怀疑是不是要弄我到哪个偏僻的地方去黑办?殊不知那时“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又押来一个瘦弱矮小的中年人,后来才知他是市级机关造反的干部,要说,他原来还是官方最早组织赴京抓刘、张的“抓人团”几十人中的一员,没抓回刘、张,返宜后反而起来造反才当了“反革命”的。这个中年人被叫站在花园的另一边,同样被训话(训话内容也许和我的相似)。最后又带来两个小女孩,当时我非常惊奇,难道这样小的娃娃都成了“反革命”?也被抓来关的?后来才知一个是刘吉挺的女儿叫刘明英,另一个是李良的女儿叫李梅。李良是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即中共中央〈平反通知〉上刘、张、王、郭、李等的最后一个。别小看这两个小女孩小小年纪,她倆再加上李良的儿子李琪,早就是刘、张他们得力的联络、通讯员了,这样十来岁的娃娃早早地就卷入进了党内路线斗争,这在解放前不稀罕,而在解放后就实属罕见了。这倆女孩来到后,军分区司令部大楼出来一个军官,叫与我们训话的那个解放军:

“张汇燕!准备好了没有?”

“一切准备完毕”张赶紧将武装带和手枪整理了一下后立正回答。

这时开来了一部小吉普车,那军官说:“把他们带上车立即出发”。

“是”张汇燕立正敬礼同时答道。

一路飞驰,天黑后才赶到成都军区,车在军区政治部楼前停下,楼里出来一个很像大官的人(这肯定是进门时,门岗就电话通报了),名张汇燕的解放军赶紧下车跑上前敬礼报告。

“报告某主任,奉命将谢英富、高玉文押到!”那位主任听后愣了他一眼,上前几步伸出手来推我和高玉文,并同时说:

“谢英富同志……你们受苦了。”哇!多么亲切和振奋的称呼啊。说实话,听了这样亲热的称呼,当时我感动得无法来形容那时刻的心境,我眼眶里的泪水在飞速地流转,差点就要迸发出来了。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好在我年青没有昏倒,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顿丰盛的美餐后,我和高玉文被安排到政治部楼上的小会议室里休息。那倆小女孩不知被带到哪里去了。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新华社记者王焕斗(新华社驻成都记者站的,后调驻西安记者站,所著《贞官佳话》颇受人们好评)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成都晚报的几名记者到来,寂静的小会议室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特别是记者们相互的询问,说笑)。最后进来的是一个身着帽徽领章军服的人,一脸茫然地看着会议室里众多陌生的面孔发呆。那个主任接待完记者后,转身才对那个不很像军人的人说:

“诸平同志,你受委屈了。来,这是你的帽徽领章,针线也给你拿来了,你就自己把它钉上吧,”

诸平接过帽徽领章,双手发抖,两行热泪直流个不停,那种感动场面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真情流露啊。原来,他是成都市军分区的一名干部,也是“二月镇反”中被抓了的“反革命”。上述的几名记者同样是这种“反革命”,都是从关押地放出来的。等诸平把帽徽领章钉好后,那个主任才对我们说:

“大家受委屈了,也受苦了。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指示,派了专机来接你们到北京去参加会议,明天早晨动身,今天晚上就要安排你们在军区招待所休息,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大家听了这番话就特别兴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差点就要大声欢呼喽。只有新华社的记者王焕斗,一副学者沉稳庄重的风度,安详地坐在长沙发上抽烟,好象是在思考着什么似的。

到了招待所住地,我被安排与王焕斗记者住一个房间,他问我一些宜宾的情况后,关照我要好好地休息,不然明天坐飞机会受不了。此时,与我们同来成都的那两个小姑娘来找我,说成都军区那个当官的叫她去问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她们回答“不清楚”,于是那当官的就叫她们明天仍坐宜宾军分区的汽车回去,其它什么也没给她们说了。我听后被搞懵了,为啥从宜宾把她们弄来,就只问了郭林川和李良现在哪里一事后就叫她们回宜宾去,其它啥都没说?我看其中另有文章。于是我就把成都军区政治部楼上开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她们,重点讲了是党中央、周总理派飞机到成都来接我们上北京的。因那时郭林川和李良均在宜宾辗转躲藏和坚持斗争,官方找不到他们是实,但他们的子女肯定是知道他们的行踪的,只是不愿告诉官方罢了,故我要重点讲述中央派飞机来接的情况。我讲了明天早晨就要直飞北京的事,她们听后很着急,要我想办法让她们去北京。可我能想什么办法呢?刚获得自由的我,身上要钱无钱,要粮无粮(因那时的粮食是计划供应的,在外吃饭都得有粮票才能买得到主食),拿什么资助她们进京呢?那个政治部主任现在哪里?我也根本无法去找,更何况军区叫她们明天仍回宜宾,她们正好把这个重要消息传回去,正是个难得的机会呀!故我好言安慰,劝她们还是回宜宾为好,及时将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带回宜宾(肯定她们会首先告诉郭林川和李良),告诉宜宾的战友们,等待我们进京后的更好消息。她们被我说服了。

回忆这十多个小时来的特大变化,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都无法入睡。一个人碰到这样重大的转折,从地狱走向人间,能不愉悦、兴奋?特别是想起我在汽车走过轮渡时我偷写的那张极其含糊的报讯字条(即:我已被军方押解从北门渡江、不知何往。),是否会被我掷向的那个船工拾起传送出去?现在有两个小姑娘回去面诉了,比我那张字条更清楚,更起作用,也不担心那船工会不会传递消息了。……大脑的运转还在继续,迷迷糊糊中“起床了,起床了,抓紧时间准备,汽车都来接了。”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因为我们都是些才从监狱里放出来的“特殊旅客”,除了毛巾、牙刷之类,均无什么行李物品可收拾的。

飞机穿越云层,飞过秦岭,越过黄河,专门载着我们这十几个特殊的“反革命”抵达了首都北京。这回没有人陪同,更没有武装押解。在机场早有国务院派的汽车停在停机坪旁等候了,我们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西苑宾馆”,我们受到了先期到达北京和原在京的战友们的欢迎,郭一民(原宜宾江安县委书记,宜宾农行行长,后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安排我们住处后,随即见到了刘吉挺、张西挺等干部,其中田禾(原宜宾地委中层干部)向我们介绍说:

“这次是周总理亲自点名叫派专机接你们来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我们(指刘、张等干部)与李井泉长期不懈的斗争情况,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期)上已讲清楚了。并谈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前期的情势。”这时我才知道中央早就通知了宜宾当局,要我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是宜宾当局把我关起反说不知我在哪里,后在一次会议上总理问:有个宜宾八八工人造反团叫谢英富的怎么没来?宜宾在京的当权者说没找到我。这时康生插话说:

“你们军管了吗,怎么会找不到?去查吗。”这样宜宾当局和成都军区才叫把我和高玉文从囚牢里提出来让进京的。

田禾最后讲:“现在中央要进一步了解的就是四川以及宜宾文化大革命和二月逆流的情况了(这时“二月镇反”才正式改称“二月逆流”了),所以要你们来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你们要作好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准备,要抓住重点和突出的问题,详细地汇报清楚。”

吃过午饭大家都在休息,先期到的同志把他们参加前期开会的具体情况讲给我们听(整个的会议都是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进行的)。从而知道了党中央肯定刘、王、张、郭等人是受李井泉他们迫害的、坚持原则的好干部,他们不懈的斗争精神中央很欣赏,并予以了肯定。还说“二月镇反”肯定是错的,违背了党中央的精神,实际是在阻挠文化大革命。

我们谈得正起劲,突然听见过道里闹哄哄的,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打开房门一看,人头攒动,雀跃非凡,欢声笑语不断。一问才知道中央办公厅通知,今下午中央首长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特别高兴,真没想到一拢北京中央首长们就要接见,真是太荣幸,也太意外了。

中央来车把我们接到了全国人民无不向往的人民大会堂,第一次登上这宏伟、庄严的重地,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比的紧张和激动,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和描述的。在一个宽敞富丽的会议厅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除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外)基本上都来了,一二十个中央领导人坐了一长排。我又很幸运地正对着周恩来总理坐。全厅人坐好后会议开始了。当周总理问及四川“二月镇反”问题时,我站起来汇报说:

“二月十九日,一架小飞机到宜宾上空撒传单,同时地面就开始大肆抓人,他们根本不把造反派当人看,打翻在地就捆,有的还用脚踩着人来捆,甚至有的绳子扯断一根又换一根来重新捆,比对有深仇大恨的阶级敌人还凶,同我一道来的高玉文同志的双手就是被他们捆烂了的。”(我用手指向高玉文,他也马上站起来卷起两只袖子,露出了道道被绳子捆烂的伤痕之双手,周总理看了表情都很气愤。)说到这里想起我们不幸的遭遇,我已泣不成声了。周总理急忙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慢慢地说。听到周总理如此爱抚而关切的话语,我的眼泪更加止不住了,要想讲述的话全被卡在了喉咙里,实在无法再说出话来了。总理又慈祥地安慰我后,问撒传单的飞机是谁派的?韦杰、甘渭汉(成都军区的最高领导者)同时站起来,支支呜呜地回答,康生见他们含糊其辞的样子就发火了,在桌子上一拍说:

“到底是谁派出的(指飞机)都不好说吗?”

韦杰、甘渭汉两人楞了半天才说:“是林副主席叫派的。”话音刚落,坐在江青侧面的叶群(林彪的妻子,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要员),嗖的一下从坐椅上站起来,将椅背上的军大衣一甩披在身上,眉宇见一股煞气伴着军人威严的神色,转身快步走出了会议厅背后的小门,会议仍然继续。不一会叶群返回来坐下,两眼紧盯着韦杰和甘渭汉说:

“刚才我打了电话给林副主席,他说根本就不知道派飞机这件事……”说完她仍怒目望着韦杰、甘渭汉。他俩望着叶群那冷峻的目光(也许他们感到不寒而栗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会议开了约两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追查“二月镇反”在四川各地的情况,也询问一些文化大革命在四川各地的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等等。

从总体来说,党中央是很支持刘、张、王、郭等革命干部(即原宜宾地委书记刘吉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原宜宾地委组织部长郭林川,原宜宾市委宣传部长李良等),支持四川的造反派,态度是很鲜明的。尤其是周总理强调说: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态度,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记得在人民大会堂的另次会议上,周总理小声地同刘吉挺夫妇谈了几句什么话后,从他的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纸交给他的秘书周家鼎说:“把中央给刘、张他们的平反通知立即印发下去”一事,也可说明当时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了。

不由我回首往事:说真的,我参加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大多是受学生些影响和广播里的宣传,总体地说都有点道听途说之嫌,故对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也只能说是出于布尔什维克信仰的忠诚表现,也有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知半解的成分。当“二一九”事件发生后(即“二月镇反”的另一个称谓),在囹圄中我曾暗地里发誓,只要洗清了这个“反革命”罪名出去,管它什么运动也不参加了。三套马车也好,两套马车也罢,我哪都不管了。虽然我生性就有点什么都不怕的脾气,但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妻室儿女和从岁多把我养大的母亲想想,一个小老百姓管它什么国家大事不国家大事的做什么,还不是照样做工吃饭,上层的斗争是复杂而又多变的,时事难料啊。古人云“穷莫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从我的实践中,总是会看到那么点“有权就是真理”的阴影,我确实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于是想象鲁讯先生杂文中说的那样“破帽遮沿过闹市,管它冬夏与春秋”好喽。基本上可以说对党和党的事业的忠诚之心冷了,死了。可是,参加了中央为解决四川问题的工作会议,听了那么多中央要员一级的(出面)讲话,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鲜明态度,加之我一个小老百姓能被国务院派专机接到北京,更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地谈论国家大事等等,再次唤醒了我这个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信徒的赤诚之心,所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陷”得更深,更加卖命了。这些的的确确就是当时我的活思想,哪有丁点反对革命之心?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心想这次准定错不了。

在北京西苑宾馆,李大章省长首先表态支持刘、张和四川的造反派,四川分管政法的省委书记杨超认错,就连宜宾军分区的司令汪总勤、政委王富德都对我说:他们从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错了,对不起刘、张、王、郭、李等领导干部,更对不起宜宾方面军的造反派同志,今后他们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支持宜宾的造反派,共同搞好这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北京不少单位和机关要请我们去作报告。不过,对这些做报告 的邀请基本上我没去参加,因为自知文化程度低,说话的表达能力也差,何敢面对首都这个高层次的人些演讲。甚至全国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批判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也专门发函邀请了我们去参加。就连西苑宾馆的服务人员对我们都倍加热情和尊敬。我好像是在做梦一样,由人间地狱一下子步入到人间天堂,从阶下囚到坐上宾,这种巨大反差,也许是人世间极难一逢的事了,特别是作为小老百姓的人。

初夏的五月,我们正在喜悦和欢庆时,宜宾的电报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各种渠道不断地传到西苑,宜宾情况紧张,磨擦不断。由于“二月镇反“的缘故,宜宾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们自发群众组织,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只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部分”顽固分子“还在继续活动。尽管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形势有所好转,被抓的革命群众陆续被放了出来,但思想仍笼罩在囹圄的阴影里。有的出狱后还处在昏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只剩下少数学生们的孤军作战了。而红色派(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派)的组织,因系官办,故没受到任何损失,而且在我们红旗派受到极重大打击之际,他们的阵营当然就更强大了,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正基于此,他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挑起事端,封盖撕毁“主义兵”(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一派)的大字报,甚至抓扯、推撞肇事,所以告急电不断飞来北京。我们只好一方面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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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6-08-27 10:46 | Unknow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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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历史只有亲身参加文革的人们,特别是在各地第一线与各级走资派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能写出来。现在这些同志大多已经年迈,最年轻的也过了花甲,加上多数同志经历了牢狱之苦,身心备受摧残,又生活在困顿之中,如不及时发动这些同志把真实的历史写出来,就有真实史料被淹没的危险。什么“历史问题决议”之类的伪历史就会大售其奸。各地同志的文革记忆就汇成全国的文革史。
谢英富同志的文章不仅是宜宾文革历史记录,而且传达了许多信息资料。比如二月逆流,过去总以为是叶剑英等人搞的,好像没有林彪什么责任。但在中央汇报会上,四川的军方代表就说“飞机撒传单是林副主席下的命令”。这种说法应该是可靠的,因为当时的军方代表绝没有胆量说这种假话。而叶群说的是假话,为林彪开脱罪责。在镇压造反派问题上,林彪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一样,都是指使军队镇压群众的祸首。林彪的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突出表现在九大以后,当时林彪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大权在握,各地革委会多数掌握在军代表手里,在“清队”特别是“清查5·16”中,残酷地镇压了全国各地的(上海除外)造反派。这样看来,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自以为已经胜券在握,在准备四届人大的报告中,把所谓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企图改变毛主席文革路线,并企图打倒张春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难理解了。林彪的本质是右,是反文革的,毛主席批判林彪是完全正确的。
  
  
  

 
 
顶端 Posted: 2006-08-27 18:43 | Unknow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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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连载

四、祸胎:“五一三”始末 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抵宜




回到了家乡心情本该是愉悦的,可是走到街市上一看,到处都是冷清景象。

由于“镇反”造反派受挫严重,元气大为损伤,大家都有点灰溜溜的样子,互相见面都只有些垂头丧气的叹息。唯有主义派的“红卫兵”们,真像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二三人一伙,四五人一群仍在大街小巷张贴大字报。可是人单势薄,他(她)们前面贴,马上就会有思想派的“红卫兵”在“红工联”、“桥工联”(思想派的工人组织)作后盾的支持下,不是覆盖,就是扯下主义兵的大字报,而街市上的群众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回到宜宾,一方面恢复我们“八八团”的基层组织,一方面将中央的情况逐步传达下去。这时北京的电报电话也不断发来宜宾。这当然是学生们的消息最灵通喽,也最敢说敢干,迅即将情况抄写传播开来。学生们的消息灵通是全靠邮电系统造反派的鼎力相助,电报电话基本都做到了畅通无阻,在最困难的时候,邮电造反派的同志都千方百计为我们传送消息。慢慢地人们知道了“二月镇反”是怎么回事。于是群众见到撕盖大字报时,也敢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了。

可是,事态越来越严重。由于有“红工联”(主体是豆坝电厂的工人)、“桥工联”(主要是在宜宾修金沙江铁路桥的工人)的撑腰(这也许只是表面的现象,而深层的实质在?),撕盖大字报竟出现了抓扯推搡的激烈情况。当然,吃亏的乃是主义兵喽。不少造反派的人都摩拳擦掌,大有对峙之势。此时,主义兵的学生们要求工人组织出面保护作后盾,同时造反派的人也群情激奋,要想以牙还牙地对着干了。我们认为过激会激化矛盾,在京的人也不断告戒:不要上“走资派”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当,因此不同意对抗的作法。于是有人建议用文的方法,即用示威的方法使对方有所收敛。当时我们认为也只有用文的游行示威方法较好。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我们也太幼稚了,真是有点异想天开。以为示示威就可以制止冲突和暴力,那简直是想与虎谋皮。我们一路呼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派的人竟用道渣、鹅蛋石朝我们打来。本有一肚子气的游行人群,立即喊出了“桥工联,算老几,抬工伯伯不怕你”。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真有股不怕死的精神气概。我们不但没被打垮,游行队伍反而越来越壮大了(沿途不少人加入)。当行进到翠屏山底下,不知谁领头喊出了:“南瓜白菜算老几(即是省建筑第四公司的对立派组织“南征北战”),抬工伯伯不怕你!”可是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上,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我们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出好几百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我们袭来。为不扩大事态,我们一边劝大家忍气,一边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外地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对立派的人好象杀红了眼似的,不管见到谁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宜宾大规模武斗事件的(真实)起因(开始)。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十三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也就形成了宜宾大规模武斗的祸胎。

由于上述的野蛮、粗暴行径,激起了宜宾造反派(即后来称作“红旗派”的)和宜宾人群众的极大愤慨。为了自卫,这时才临时想起找棍棒,找铁条来作武器与之抗衡。但毕竟对方在某些人的授意、组织调动下,早就充分准备好了的,而且早就将大批农民调进了城来搞武斗。后从被俘农民口中得知,他们是“五一三”前就被有组织地调进了城,说是叫他们来保卫地、市委的,驻扎在翠屏山一带。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的驻扎在“杂技团”,城区的红色派人则集中在团结旅馆楼上。试想成百上千的农民有谁能调得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之口粮,在那计划经济年代,又有谁能办得到粮食敞开供给那么多人吃饭?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在人多势众,更加上修铁路大桥的大桥队和省建四公司修房造屋的建筑工人,他们均是爬高上梯的高手,农民和一般人员从地面向我们发起攻击,而有高空经验的桥工、建工则由空中(即房屋顶上)攻击我们(那时宜宾基本都是些砖瓦平房)。他们在房背上如履平地,简直是打得我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特别是这种“返祖”式的原始“战争”,我们也只在电影或戏台上见过,故我们根本就不适应,就连当过兵的也无法适应这种旷古冷兵器时代才有的肉搏战,要是对方再从水上开进,那就简直是一场“海、陆、空”的立体战争了。我们的抵抗确实就软弱无力(要武器装备没有原材料,要吃饭无粮食给),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战线长都还有人去抵挡,但要面对这些好像训练有素、方略得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攻击,谈何容易。

我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无组织和计划的决策者,所以哪里吃紧就奔向哪里去抵挡,真是乱得紧。就是我们“八八团”也不完全是在统一地抗御。尽管我们是杂乱无章地抵御,多少还与强大的对方抗衡了一周左右。如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相当激烈、悲壮。我们虽不是有组织、有计划谋略的抗衡,但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对方是有组织的饭菜供给,而我们则是由街道的居民群众自发地(一户或几户联合)将家中有限的粮食(那时粮食是凭票购买的计划年代)都拿了出来煮成粥,送到各个抗衡点来给我们吃,居民老大娘、大嫂子们竟然将家里泡的咸菜、豆办酱等也都尽数拿了出来给我们吃(而对方不少从农村调进城来武斗的农民说,他们吃的很好,比他们家里的生活好得多)。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可我们在那缺医少食的情况下都没有一人到国家粮店、库去私拿或抢夺粮食。那种感人至深的场面是难以用笔墨可以形容得了的。很可惜那时我们没有摄像机,要是有摄像机将那时的陆空进攻与地面双方抗衡,加上居民老大娘、大嫂子们用桶挑起(手提)着饭菜来支援我们的动人场景拍摄下来,那将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历史真实写照的资料片。靠着这些微薄的支持,加上所谓的愚忠,我们以弱势竟能与武装较好的对立派打了好多天的拉锯战,尤以西门三倒拐、北门鲁家圆,北毫巷最为惨烈,互有死伤。到最吃紧的时候,不少没参加组织的人民群众也自动拿起棍棒、铁条,加入到我们抗衡的行列,很有股“保家卫国”的味道。因为对方的空中进攻,不少居民房被踏烂毁坏,激起了很大的民愤。如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一个叫张月华的工班长(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他没参加任何派别,就是看到不少居民房屋无辜被踏毁,特别是对立派人不分青红皂白(尤以那些不知情的被调进城搞武斗的农民)见人就抓就打(杀),激怒了他,自动起来参加抗衡队伍的,结果被杀害。还有一个叫李某某的也是如此,结果也被杀害。我曾亲眼看见他从北门城墙上被对立派用钢钎戳杀掉下城墙的,而城墙下也是对立派人占领了的,我们极想救他,等我们费了很大力攻回城墙下时,连他的尸体也找不到了。甚至还有些赤手空拳的居民(没参与斗争的)也枉死在棍棒和钢钎之下。这是当时的宜宾市城区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绝非臆造。

人,哪有不怕死的。可是在那时的人,太单纯,也太忠诚很了,仅在一句“誓死保卫党中央、保护毛主席”的铿锵口号感召下,硬是就将生死置之度外,敢在强大的攻势下进行抗衡,并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由原来的被动挨打转换为主动反击。如:为了制服对立派的空中优势,学生们操起了孩童玩耍时用的弹弓朝空(屋顶)发射,使得房顶上对立派的人手忙脚乱无法招架。大人们从中得到启发,也用大的橡皮条将两端固定,中间夹上鹅卵石来发射制空“炮弹”。这一招还真管用,它有力地打击了对立派的空中优势,曾一度阻止了对方猛烈的进攻势头。

可是由于对方是有组织、有谋划的进攻,加之有强大的后勤保障(要啥就有啥),而我们别说后勤保障,就是要找点铁条来做防御武器都很难。于是对立派在空中失去势,地面又遇不怕死的顽强抗击的情况下,竟将履带式推土机焊上钢板作护甲,做成“土坦克”,从西、北两个方面,掩护大队人马又向我们冲杀过来,这样我们就招架不住了,东、西、北三个方面都无法抵挡住对立派如此猛烈的攻击,我们几乎被压到了宜宾城的一隅(南方),差点就被对立派的人赶下长江去喂大鱼了。好在当时邮电局的造反派还牢牢地掌握着通讯机械,我们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才能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肯定是在党中央的干预下,在五月十九日我们即将全军覆没之际(即我们被打得来快下河喂鱼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使我们保住了这南方的一隅之地。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五月十八日夜,我们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最紧张时刻,各抗衡点相继失守了,我们的“战士”从抓到对立派人身上搜出一支“毛瑟”手枪,眼看事态严重,他们就赶紧拿来报告并交给我,我立即意识到了这场武斗不那么简单。一般老百姓能(敢)有枪支带到武斗场上来吗?这恐怕不是单纯的冷兵器原始战吧?!当时我拿着那支手枪怕极了,主要是怕对立派打过来抓着我时发现这手枪,我有理也说不清了,那武斗升级他们就有了借口了,反过来罪名就该我背。于是我赶紧找到公安局的李祥禄等人,当众将这支毛瑟手枪交给他们并说明来历,请他们公安人员保管存放,以便今后能证明此次武斗的严重性和对立派潜在着武斗升级的证据。

由于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的到来,大规模武斗虽被制住了,但因来宜的该部队之态度不很明朗,只是将我们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我们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一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面向我们发动攻击,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熙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我们南方来打杀,我方拼死阻击,好不容易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两百名由常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因我们比他们熟悉城区的地形状况,从小巷道杀出分割包围了他们),严重挫伤了对立派进攻的锐气。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我们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于是我们反问道:

“难道我们就没有老父老母和妻儿吗?我们没跑到金坪、象鼻来打杀你们,也没招惹你们,你们为啥要跑到城里来乱打、乱杀呢?”

他们说是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当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骗来武斗当炮灰了。从这样农民的讲谈中就不难看出他们的背后确有幕后策划、指挥者和真正的罪魁祸首了(当然,这幕后角色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一般干部能够担当得了的喽)。

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我们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我们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吵得人们根本无法安寝,真是怨声载道,令人发指。我们没有大的高音喇叭,唯一一部宣传车都是宜宾供电局的李克勤弄一部货车改装而成,架上从公安局砸我们组织时收缴去的广播器材,由李克勤掌机,宜宾地区文工团的杨白渠作播音员(她也曾参加过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白天将宣传车开到鲁家园与人民路交界处(即当时两派停止武斗时的分界线),宣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平反通知”(即党中央为刘吉挺、张西挺、王茂聚、郭川林、李良等干部平反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要文斗,不要武斗”等说理性材料和对立派人反戈声明及揭露武斗真相的材料,劝说被“骗”进城参与武斗的农民返乡等等(实际就是用事实瓦解对立派的一个策略,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继后我们才在东街建了个固定广播站(即原宜宾县百货公司二楼上),从晚上七时到十时播音,主要宣传“红十条”(即中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平反通知”等,从不深更半夜地闹个不停,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只要播音开始,广播站门前就是人山人海、拥挤不通的盛况。

而对立派那种“夜半歌声”的叫骂,确实烦人得紧,可以说当时是激起了城区人们的公愤,人们讨厌极了这种方式的广播。不知由何人倡议,由一些不怕死的小青年和部分群众,趁夜突发地将其捣毁,迫使红色派退到江北一线(是宜宾造纸厂的轮船从水路接他们过江的)。城区基本上恢复了安宁(当时我听到报告还不相信,我派那晚根本就没有发布反击命令,红色派怎么会乖乖撤退了呢?根本就没有想到群众的自发能量,这正应了古人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时,原宜宾的驻军部队,以团长陈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为首,公开表态,支持我们红旗派,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站到刘、张一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确实对我们红旗派鼓舞很大。

大约七月初,江北片区厂矿、单位及农村被撵出来的工人、职员和农民,纷纷吵着要返回江北。经我们多次劝阻无效,这才由城建系统、交通系统、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造反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硬是将红色派从根据地“宜宾造纸厂”一线撵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线外。这次我们的人又在金坪从红色派人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据说是体委被抢的枪支),不禁发人深省,何以群众组织敢于动用现代武器来打武斗(若那时“地专红旗”简报揭露的“5.13”前,对立派曾在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内聚集有几十人,均带有枪支弹药一事属实的话,那明眼人就更加清楚宜宾武斗的实质和真实含义了)?!

《红十条》(即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的下达和宜宾地、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建立,宜宾的首场武斗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我们红旗派也陆续将武斗现场俘来集中学习中央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和讲话及文件的红色人员放回。集中期间,我们主要是让他们从学习中去领会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目的,并且保障了他们的饮食起居和医疗救护。在放人时,不知是哪里派来的摄影师,专门拍摄了我们放人的场面。就是这些单方面的镜头,后来就成了刘、张、王、郭、李等(特别是王茂聚)挑动武斗的“罪证”,在北京还放给周总理看过。现在想起都很不理解。如果前面提到的陆、空进攻(指红色派)和地面抗衡,加上居民群众肩挑手提饭菜来支援我们的场景,也有摄影机拍摄下来,那该有多好、多全面、多真实啊。可惜那时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像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古往今来有之(以后也不可能绝种),也许不是“现代”文明的专利吧?!

  
  
  

 
 
顶端 Posted: 2006-09-04 00:07 | Unknow 5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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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连载

五(上)、蹉跎 “武装支泸”始末


俗话说的“福无双降、祸不单行”,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宜宾大规模武斗刚刚停息,形势在开始好转,泸州的干戈又起(泸州原是一个单独的行政区,辖七个县市,后与宜宾行署合并为宜宾地区,辖十八个县市)。泸州造反派告急电和专门赴宜求援人群不断。当时以成立了宜宾地、市两级革筹,主持宜宾地区文化大革命事宜,我们造反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便宜行事了,只能向两级革筹反映和提建议,却不敢随便越雷池半步。可是泸州造反派源源来宜求援,可以说宜宾各大群众组织是应接不暇。对此,宜宾地、市革筹均感头痛。一方面要安慰好泸州的造反派,指令我们各大组织接待安排从泸州撵出来的人,设法解决好吃住问题。另一方面还得说服宜宾造反派要保持冷静,切不可感情用事。怕我们看到泸州这批拖儿带女被撵出来的惨像难以克制冲动产生过激情绪。再一方面就是积极向省革筹和成都军区汇报反映,请求上级设法制止武斗。

在泸州造反派不断求援和宜宾造反派的强烈要求下,地革筹也迫于无奈,难以控制泸州的局势了。王茂聚、郭林川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王茂聚接到驻泸部队(解放军7790部队)电话,叫他立即到泸州有重要事商。他赶忙带着地专机关的造反派头徐克明一同去了趟泸州(徐克明原是地委机关政治教员,文革开始后几经辩论才站出来造反的,但在地委机关也算是造反得比较早的同志),回来后才同意了宜宾造反派提出的道义声援。此时,因陆路交通已中断,各大组织派少数人组成送粮送药的船队到泸州作人道主义式的支援,粮食和药品是地革筹调拨的。当时我们八八团调派了二、三十人,加上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等派出人员,共四、五十人,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组成“支泸”船队,向泸州进发。

船队走后我碰到徐克明,问他同王老头到泸州去干什么?他说是解放军7790部队叫王去泸州看中央发来的重要电报,王的文化太低,故叫他同去,好帮王老头参详电报内容和记录与军方的交谈事宜。我问电报的内容知道否?他说: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就是早已传开了的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条枪自卫的事。”

于是他接着讲:王老头同他到了泸州驻军7790部队,董副师长拿周总理的电报给王看,王叫徐念的,为泸州造反派自卫,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支枪,这事由部队解决,但泸州造反派被围断粮缺药,部队难以解决,故叫王茂聚设法解决粮药,所以才同意我们派船队到泸州送粮送药品的。

船队将至泸州港时,对立派(即泸州红联站)立即出动船队来阻拦我们,由当时宜宾地区马力最大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的拖轮领头,向我方船队冲来。尽管他们装备有现代武器,但是,面对我们支泸船队雄赳赳、不怕死的勇往直前、迎头而下的气势,特别是对方向我方船只掷出手榴弹,落到我方甲板上,我方当过兵的张德建见状立即抓起未爆炸的手榴弹反手掷出落入水中爆炸的阵仗,对方可能摸不偷我方实力(其实我们去的人全是赤手空拳,这也是按行前地革筹再三强调的纪律来执行的),见我方毫不畏惧地行进,大有以船撞船的拼命架势,泸天化轮带头转向飞快返往驻地,并立即着手用钢板焊装护甲装置。这也许是向宜宾红色派学习来的方法吧。这样一来,他们的船就成了比较完备的土“军舰”,攻防自如了。

我方人员趁对方退走搞装备之大好时机,将船泊好,抓紧时间起运粮食和药品,给泸州红司(造反派)。红司的人见状欢腾不已,非常感激宜宾“战友”在他们艰难的时候,临危不惧地为他们送去珍贵的粮食和药品。

正当泸州红司人高兴非凡之际,红联船厂广播传出了骇人听闻的噩耗:“今夜血洗泸州城”!欢庆火暴的场面顿时消失了,人心惶惶。

泸州联合会(即泸州红司的一个造反组织)、成工兵团泸州总部(也是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下属组织)相继给我挂来加急电话,通报这一紧急情况(他们都经常与我八八团保持有电讯联络关系)。因我们到泸州的人都是赤手空拳的,而对立派则都有现代化的常规武器装备,对抗明显是要出大亏的。为避免冲突,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于是我请联合会和成工兵团的“战友”帮忙,立即通知我方船队(人员),火速返航,切不可与对方发生冲突。

住在船上的人很快得到消息,苦于无法及时找到上岸的我方人员。时间紧迫,船队没有等到住城里的人员来齐,就启航返宜了。这样迅速的行动也没能逃脱恶运。船队进入纳溪县(也是宜宾的一个属县)境“三号信箱”附近,大马力的土军舰“泸天化”轮领头追上了我们的船队,瞬即机枪声、步枪声不断,手榴弹爆炸声震天,打得我们的人些东躲西藏,有的竟跳河逃命,躲避在船上的人全被生俘。而住在城里没来得及撤走的人,更没逃脱恶运,一个个被抓来关起。宜宾地革筹与我们同时得到这个坏消息,加之跳河逃回来的人证实,地、市革筹领导和我们方知决非传言了。地革筹的王茂聚、郭林川,市革筹的李良,再三给我们打招呼,千万不嫩个轻举妄动,要冷静,相信省革筹和地革筹,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决不能冲动上当喔。还警告说,不管哪个组织哪个人,不听招呼惹出事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

后来地革筹按上级指示,派出当时在地革筹工作的刘跃银(原地区公安处干警,也是地区公安造反组织的头头)等代表地革筹到泸州与泸州红联站进行交涉,重点阐明了宜宾去的人都是赤手空拳,是出于人道主义声援送粮送药,也是在情理中事,并非到泸州参加武斗的。几经交涉,最后红联站才将张德建等(宜宾城区八八团的)、李培中(宜宾长航社八八团的)和交通、城建的人等放回。他们返回途经宜宾金坪镇时,又遭到宜宾红色派的拦截。可见对立双方的通讯联络都是很密切的。

送粮支泸的阴影,使宜宾造反派憋了一肚子的闷气,真是哑子吃黄连,可又无可奈何。我们始终想不通,泸州红联站怎么会有那么多现代化的枪支装备?一般百姓能随便拥有武器?甚至敢开枪杀人么?这个内幕至今我也解不开(实际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罢了)。

疑团未解,更大规模的武斗在江城泸州更全面展开。据泸州人告知,重庆“八一五”都到泸州参战了的,支持红联站。造反派被打得鸡飞狗跳的落荒而逃。一批批无家可归了的“难民”涌向宜宾。扶老携幼的泸州造反派人,博得了宜宾人的极大同情。泸州造反派也一批接一批地到地革筹求助,向市革筹求援。可以说,那段时间地、市革筹的一切工作都停顿了下来,为泸州“战事”忙得不亦乐乎。劝说无济于事,不接待更加激起怨愤。特别是宜宾市革筹所在地原市委招待所,泸州造反派涌在那里,围得个水泄不通,向市革筹要枪支援。后来不知谁通知地革筹的头王茂聚来到市招待所,泸州造反派一窝蜂地围拢去,七嘴八舌地说闹个不停。本就性格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的王茂聚一言不发,大概是想让人些发泄个够。在人潮推攘中,不料个别失去理智的人,还将王茂聚头上的戴的军帽(时因王茂聚已被正式任命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治委员,故穿的是军装)抓下来甩到地上用脚踩,问王茂聚:

“泸州造反派人的死活你管不管?”

“你这个地革筹的一把手,为何不制止麻联站(即对红联站的贬称)的暴行?”

“王茂聚,要是麻联站打到你家门口,你还沉得住气吗?”

“重庆的人都可以跑到泸州来帮着打我们,我们本地区的就不可以到泸州支援吗?”

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不堪入耳的过激语言。这其中有无别有用心之人煽动,惟恐天下不乱的居心?我是不得而知的。因泸州来的人很多,我也只认识个别较大的头头,其他基本都是生面孔,难辩真伪,只能从旁劝阻,好言安慰。闹了好半天,王茂聚才得以脱身上楼与李良谈事情去了。

这时由北京中央传出的“文攻武卫”已成为极响亮的斗争口号了,而且解放军7791部队的上级——师部(番号7790部队)来宜宾驻防,就住在军分区对面,支左态度较为鲜明,而且师部还专设了“支左办公室”,公开接待群众。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不知是中央还是省里领导有什么指示,当时传言说是周恩来总理批示军界发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条枪,到底是真是假?大都不得而知,反正宜宾是潮动了,至今仍是个谜。但军方应该说是清楚当时党中央的态度的。那时,大家都只能从迹象上看,认为是假不了的就是了。或许是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经受不住造反派的冲击,宜宾市革筹的某个人(因记忆模糊,故无法署名)带上罗太安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市武装部的范部长谈了话后,由罗太安(原宜宾市人民电影院职工,造反派临时协助市革筹工作的人员)具体与范部长联系,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即造反派参加组织的)。当时只准我们八八团组建一个精干连队,加上工业系统一个连,手联系统一个连,构成了一个加强营,花成果任营长(原市公安局教导员),我任副营长,市工业的杨某(名字不太记得清了)为教导员,市手联的陈某(名字也不太记得了)任副教导员。“民兵”领到的都是老式步枪(七九和三八大盖)和捷克式轻机枪。临到出发我还是空手。我到市革筹找李良,问他:

“李老头(当时对他的尊称),我这个副营长用拳头上战场啊?”

他听后露出一脸的惊讶,这才叫市公安局拿了支封存的驳壳枪给我。管他三七二十一,总算有了支枪,插在腰带上就随队出发了(大约是一九六七年的九月五日晚上)。这就是出名的“九·五”武装支泸,即真正的第一次武装支泸。从这次的民兵组建和发枪等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某个由基层一跃而为市“领导”的人之潜在私心的大萌芽,好在我不计较。那时的我就那么简单,一切从大局出发。

这次武装支泸由于是地、市两级革筹领导的,故均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地专级单位民兵,经由南溪、江安两县境(均为宜宾属县)抵泸洲。另一路则由我们和市级单位的民兵,经由富顺、隆昌、泸县(三县均属宜宾辖县),从小市抵泸州城。我团的那个连是前哨,当时我虽不懂带兵打仗,但深知火器械斗是流血、死人的“战争”,决非儿戏。所以我要刘友源当指导员(他在解放军部队时,就是侦察兵尖子),任命当过公安侦察的杨立相(宜宾地区邮电局职工、烈士的儿子)和当过兵的黄海浪(宜宾市锻压厂职工)当正副连长带队,我也随前哨连行进。两路人马均由省汽车运输公司宜宾分公司的造反派头吴明高(抗美援朝时的英雄驾驶员)调集该公司30队和32队的车辆担任此次运兵和后勤供给的运输任务。

连夜出发,天刚亮到达隆昌县城。因我原早在隆昌、泸县搞过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故对隆泸公路沿线的险要地形多少有些了解,所以趁在隆昌休息之机,我叫杨立相、黄海浪特别要注意界牌(即隆昌与泸县的交界处),白水滩(即泸县的加明镇和隆昌县的胡家寺交界处)和小市背后的大山处。因那些地方地势险要且居高临下,完全可以将公路封锁死,百余条性命,责任重大啊。我说,如发现情况,要立即停止前进、疏散人员并隐蔽,均不可硬闯。他俩都说明白,知道利害关系了。我也就放心了。队伍再次整队出发,杨立相、刘友源乘坐前面两辆车,我在第四辆车上。

一路行进到也平安,唯一反常的是公路上除我们的车队外,再也没见到机动车的影子。我想这也不奇怪,双方对立,交通基本中断了嘛。眼看就要到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了,已经看得到小市背面的大山,我正庆幸平安,突然前面的车紧急刹车。与此同时,枪声大作,公路上响起一连串的弹着地声。全部的汽车都停了下来,人员都纷纷地跳下车。我借车身掩护向第一辆车跑去。只见刘友源、杨立相正指挥车上跳下来的人原地卧下或找掩体隐蔽。不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时,我只能招呼大家找有利地形隐蔽待命。

山上的火力很猛,步枪、机枪像炒豆似地响个不停。我们的车队全在别人的火力网里,进退都很困难。更主要的是我们队伍中,有好多人都没见过这种阵仗(包括我也是,幸好在学校时搞射击运动听教官讲过实战经验,多少懂得点躲避枪弹的知识),听到枪声一响就乱了。好在有些当过兵的人当班、排长,都在帮助同伴到有利地形去躲避。可是仍有一小部分惊吓得慌乱了的人,则顺着对方方向朝大山脚下的山沟沟里跑,其中的曾玉文(宜宾市城区公社八八团的)连枪都是第一次拿,可能怎么开枪射击都不懂(这确实是当时的一大悲剧,民兵不懂得枪的使用),他一枪未发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命丧黄泉了(当然,也不止他一人)。

为了不让死难战友暴尸荒野,我们组织了人去枪口夺尸。我要以身作则,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刘友源、杨立相、张德建等有作战经验,冒着枪林弹雨向山脚冲去,我也将手枪上膛,跟着上。对方火力太猛,我们就停下来还击。我一扣扳机,枪不仅没响,反而枪栓给卡住了,真倒霉!要是用这样的枪打遭遇战,那非白送命不可。眼下顾不了那么多了,见冲不过去,就只好暂时返回去。下来休息时,杨立相问我板着脸干啥?我将那支破枪给他看。他毕竟是搞过公安侦察工作,枪也用过不少,接过去哗哗几下拆开来一看,就笑个不停地说:

“你真外行,封枪时上的黄油都未除去,你怎么打?”他接着再查看下去,撞针也是磨损了的(说真话,我确实是个外行,在学校搞射击运动用的是小口径步枪,机械构造与手枪根本不一样),幸好工业连带有个专修枪械的王师傅(他原在兵工厂工作过)。经他修理才成了一支真的手枪。几经反复,最终借着夜色还是将死难者的遗体给抢回来了。

我真搞不懂,当时我们这些人不知是啥迷了心窍,或许这就叫“信仰激情”?竟然用老掉牙的破枪去与新式武器抗衡?我们用的基本都是过时的,人称老套筒的枪,这些破枪的有些枪口,比子弹头大得多,尤其是汤姆式冲锋枪,射程最多有一二十米远,又易走火。这大概也是在学八路军、新四军的小米加步枪的辉煌事迹吧。

我们就这样被阻在58公里处好几天。那时虽已过立秋,但天气还是很热,无法洗澡,对方封锁特紧,白天无法找水沐浴,晚上又找不见水,实在无奈,只好钻进公路的涵洞里,用公路排水沟流来的水马虎洗洗了事。对这种前进不得,后退不能的窘境,我们真是一筹莫展,真所谓“出师不利”喽。

一天,天刚黑,宜宾市革筹的头李良来到58公里团部,跟着来的还有解放军。他们一来就叫各营营级干部去开会。经李良介绍一位魁伟的解放军,他是7790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叫张键。他和李良等听了我们的战况汇报后,李良问张科长有何建议打破这个僵局?张科长说他一来就将整个地形都看过了,要是由他们军人来打这种仗就比较容易点,由民兵来打就很难了。这不是等于说没有办法打了吗?

张科长看到大家愁眉苦脸的样子,很为难地说:

“不是没有办法,关键在于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和不怕死的决心之人。”

大家问:“怎么个讲法?”

张科长说:“大部队硬攻肯定不行,人家占了有利地形不说,不单武器精良,还有明碉暗堡、工事掩体,是很有章法的打仗,唯一只有出奇不意的夜袭,或许还能凑效,而且只能是小部队的突发夜袭,打对方一个不防。但是,这支小部队要由稍有战斗经验、精干胆大、不怕死的人组成,趁夜色的掩护摸到山上各明碉暗堡下埋伏,拂晓前打响战斗就只管向前冲,山腰上准备的第二梯队跟即上去支援,第三梯队随后压阵和打扫战场,这样胜利的希望就大了。但是,危险性和伤亡也会大。”他最后表白:对我们这样的队伍打夜战,他不敢拍胸口。

他说完,几个营的干部都像得了哑症似的,一言不发。

要组成这样的突击夜战小分队谈何容易,特别是营的头头,不能不为各自营里的人的安危着想,弄不好是要流血死人的。当李良他们一个营一个营地“征求意见”时,其他营都说他们的人不行,比不上八八团的人精干勇敢、敢打硬仗。就这样一致将这个难题推到我们八八团人的头上(不知是否有人事前策划过的保存实力,以利后来)。花成果营长一句话不说(尽管他是老兵、公安领导,按理最有发言权,但毕竟对群众组织的底知之甚少,况且他的话造反派能否听得进也很难说),很为难地望着我,显然是想要我来表态。既然被推都推到刀口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回营去动员、组织力量罢了。但我们的武器最差,我把这个情况提出来后,张键科长建议李良在各营强行抽调一些稍好点的武器给我们。李良首先当众将他警卫员向其昌(原市公安局的公安)俩人的“五六式”冲锋枪拿出来给我们(这是我们民兵团最好的也是仅有的两支新式武器,是专为保护李良同志配备的,张科长和他的警卫员都是空手),然后东拼西凑,总算给了我们十来支(挺)快武器。会议决定我营突击夜袭分队为第一梯队,我营剩下的两个多连为第二梯队,某某营为第三梯队。

散会后花成果和我留下,张键科长单独向我们建议说:

“最好是晚上两三点钟开始行动,事前不能告诉任何人(严格时间保密),就是参加突袭行动的也不告诉,只叫他们整夜着装待命,晚十二点饱餐一顿后原地休息,出发前给每人发点鸡蛋和肉食,三、四十人要精干,老兵有经验的最好,全配备快枪(哪怕是旧式轻机枪)和手榴弹,争取凌晨五时左右摸到对方阵地前隐伏,天麻麻亮(即晨六点左右)看到进攻信号弹升空,立即发起猛力攻击,先用手榴弹炸碉堡后,就开枪扫射一直往前冲。战斗一打响第二梯队立即跟上接应,速度越快越能减少第一梯队的伤亡,营的指挥位置应设在两个梯队的中间地段,行动的细节你们自己商定。”他说完后团部的信号枪也给了我。临行李良再三叮嘱小心行事,行前千万不能走漏风声。

回到营部,我和花成果将八八团连的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张德建等人找来商议,由他们提出人员名单后,又商量了一下行动细节,花成果传授了一些临战经验。幸好被选上的人来营部开会,一动员和说明突击夜袭的重要性后,没有一个打退堂鼓的,一致认为成功与否,都在此一举了。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准备,吃过加餐饭各人发了两个熟鸡蛋、一小砣肉食就集中休息了(营里其他战士知道有行动,但具体情况均不知晓)。到凌晨二时,命令突击小分队出发,借助夜色向山上运动。我和花成果带上警卫员、号兵随后出发,并向教导员杨某交待,两小时后带领全营余下的人按原建制赶到营指挥所下面坡上待命。

夜袭行动开始前忙上忙下倒不觉得紧张,当突击小分队悄悄向山上摸出去后(基本上是靠爬行,月黑风高的郊野,后面的人只有摸着前面的人的脚行进),我的心情随着夜深渐渐地静了下来。这一静脑子里就像开了锅的水沸腾了起来,开始回味团部开会的种种现象和张科长在会上讲的那番话,再联系到突击小分队这几十号人的生死攸关问题,心里就有些后怕了。万一他们在运动中稍有不慎,哪怕是发出任何一点声响,对方密集的枪炮不知要射杀我们人的多少条生命?而夜间去爬一座完全陌生的大山而不发出任何一点声响,谈何容易哦,就是正规部队恐怕也难啊!其实,事已至此,后怕又有何用?还不如干脆不去想它,听天由命好了。

现在说得轻巧,但当时脑子根本不听使唤,反而把问题想得更深、更复杂。花成果到沉得住气,见我在黑夜中东走走、西望望,心神不定的样子,就劝慰我说:

“老谢,静静的休息一会儿养养神,呆会够你忙的了,我看你们选出的这批人都还可以,年轻精干不说,加上不少人是当过兵的,特别是刘友源、杨立相、黄海浪他们带队,都是搞过侦察的,你就放心好了。”

当时我口没好说出来:放心?你到放心,人不是你带的,出了问题也不干你的事喔。

凌晨四点多钟,营通讯员来向我们报告,第二梯队的人全部运动到了指挥所的坡上等待命令。我的心情稍平静了一些,因为两个多小时了没出现问题,也有相当的火力压压对方,给一线的人减轻些压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又一阵紧似一阵,想到呆会战斗一打响,几十号人不知有多少要倒在血泊之中,我回去将怎样向他们的父母、妻儿交待?我那时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来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山上,希望约定的暗号能顺利地在山头上出现。特别是黎明前的那段黑暗,我站也不是,坐也不行,生怕漏过那一瞬即逝的联络信号(正如老兵们说的,人最紧张的时刻不是战斗打响后,而是战斗未打响前的宁静时刻)。快到凌晨六时,山头上终于出现了微弱的三下亮光,使我放了点心,现在就不知打响后又是怎么一个状况了。

当山形在夜色中出现一点轮廓,进攻的时间到了。我急忙叫号手张登奎、唐某某等三人准备,见到红色信号弹升空就尽全力吹响冲锋号。我的信号弹刚一升空,山上手榴弹的爆炸声四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加上冲锋号的号角声,整个山体一刹那就热闹了起来。花成果和我都向山上冲去。跑了不到五十米远,突然山顶上还有一个暗堡开枪向我们射击,我立即在一个坟包后卧下,幸喜坟头大,山上机枪扫射下来打得坟头泥土翻飞,弹头铲出了一条槽,其泥土都打到我头上了,生痛生痛的。我见事不妙,就地一滚到了下面低洼处,警卫员没看清什么,哇的一声哭着叫喊:

“谢营长,谢营长,你怎么样了?”

我没好气地吼到:“你哭叫啥子,我不是好好的吗!”

好在轻机枪很快就变哑 了,不然照这样扫射,我的性命就真的堪忧了。枪一停我们就赶紧爬起来又向前冲,背后大队人马也冲上来了。到了山顶我只顾看地上有无我们的人躺下了(地上有好几具尸体),对身边炸烂的碉堡工事和满地的香烟食品不屑一顾。二梯队的人都冲上了山顶,我仍没见到一个突击小分队的人员,真担心得不得了。

前面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烟雾基本散开,这时才看到我们一梯队的人攻到另一个山头上去了(其实这不应是我们的任务)。我立即赶到对面山顶,黄海浪才向我报告,小分队队长刘友源负重伤,另有两名队员负伤不很重,均由救护队抢救并转送医院去了,但小分队无一人死亡。听到这样好的消息,我那悬吊着的心放了多半,但仍担心着刘友源的伤势。花成果和杨某、陈某正赶紧收集队伍,一齐向泸县县城小市进发。这次突击夜袭,我们缴获两挺苏制的新型重机枪(可惜没找到带轮子的机座)和一些五六式步枪、冲锋枪,这就使得八八团这个连的武器装备大大的提高不少。这次突法夜袭只伤无亡,确实是个奇迹,张科长得到报告后连声称赞:奇迹,奇迹,简直没有想到民兵会打得这么漂亮。它使我们八八团声威大振。不过,说句老实话,这次成功不能说明我们的队伍就完全过硬了,这其中或许就是相当的侥幸成分和对方过于麻痹等因素有机结合促成的,也正应了骄兵必败一说。而且,这也由此加深了对立派对我和我们的怨恨,就连外地武装去支持红联站的组织都恨得我们咬牙,特别是对我这个头。

说实在的,那次突击夜袭可能有人认为在前面打冲锋的是去送死,走后面打扫战场才是捡pa(火+巴,捡便宜的意思)和的美差,殊不知我们一、二梯队打冲锋走前面无一死亡,反而是认为捡pa和的还死了两三个人于黑枪之下。

由于58公里两山的重大防线被我们突破,小市的城防也立即溃散,我们无需一枪一弹就进入了小市,这时才知另一路人马早就顺利进入泸州市城区,见我们攻占了小市后山,他们也猛力攻过沱江大桥与我们会师,对立派的人几乎全部退守二五厂(即泸天化厂对外名称)。我派多数人主张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攻下二五厂,免除后患(特别是泸州造反派极力主张如此)。部分人认为应从大局设想,怕攻二五厂会引起对方孤注一掷,引发特大爆炸,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正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传来宜宾地、市革筹指示:支援目的达到,立即撤回宜宾,泸州的事就由泸州造反派自己处理了。这也正是地革筹考虑到若攻二五厂恐发生大爆炸造成重大的厂毁人亡,故而强令撤回的一个策略。

听到这个指令,加之我很担心刘友源的伤情,我和花成果、杨某某、陈某某立即收缩队伍开拔返宜。

回到宜宾,在北门汽车轮渡码头受到宜宾“战友”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时我们觉得很荣耀,特别是缴获不少新武器,尤其是那两挺新式重机枪(说真的,开始发枪装备时,给我们的枪械比别人都差,就连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都不给我们一挺)使我高兴非凡,我们有了宜宾唯一的两挺新式重机枪。一回宜宾,就找懂行的师傅和部队转业的请教,如何给新式重机枪装备上带轮子的枪座,不然难以使用。工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如愿以偿,它成为了我们方面最新最强的武器了,也可见我们当时是处于何等的劣势。

重庆情况也不甚妙,大批“反到底”成员(“反到底”是重庆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之一,颇受当权者厌恶)由于武斗被撵了出来,大批涌向了宜宾。我的两姐姐,甚至在壁山的妹妹都举家逃到宜宾避难。由于人数众多,地、市革筹个方面军只好叫各组织分散接待(因为吃住问题不好解决)。还有更多的反到底的人在重庆坚持斗争,同样牵动着宜宾人的心。由因经受过“五一三”的困境,宜宾造反派(包括部分不在派的纯居民)自发组织募捐钱粮,然后集中到方面军和我们团部,用麻袋装好交给反到底总勤务组的一个头头背回重庆,支援重庆“战友”的艰苦斗争,其场面和情景,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保存着深刻映像。这种相互支援在当时是特别真挚和纯洁的,我们宜宾同样受到过成都、自贡、重庆等地的支援。当时大家只有用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和无缘无故的爱来高度概括了。
  
  
  

 
 
顶端 Posted: 2006-09-12 15:31 | Unknow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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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连载

五(下) 蹉跎 地市革委会成立 抓革命促生产 清理阶级队伍和九大



由于知识浅薄,至今我都没能想通,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总是磕磕绊绊的,没有一点安宁,干扰一个接着一个,武斗犹似幽灵般总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每一个进程。

一九六八年初,由于局势关系,长宁县(也是宜宾属县)造反派请我到该县座谈。通夜的会议下来,确实疲倦极了。好在那时我们已习惯了什么时候困了就什么时候瞌睡,休息也不择地点和形式,故一上车(因地革筹通知我回宜开会)就睡着了。当吉普车行至高县(也是宜宾属县)时,驾驶员停了一下车,我也随之醒来,见驾驶员满脸倦意,我对他说:

“如果困得很,就停车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他说:“没关系,刚才是有点打瞌睡,现在好些了,你要赶时间回去开会,我们这就走好了。”

我听他说得很有把握,他又是个老司机,就同意继续开车。车行驶了一段路,过了符江镇(高县境内的一大镇),看来还比较平稳地行进,我也放心了。在车的摇来晃去中,我又睡着了。突然感到车“轰”的响,我也随之昏过去了。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的爱人和一些属下见我醒来都很高兴。他们告诉我,我坐的吉普车在贾村与来复之间(同为高县境内),从四十多公尺高的悬崖上翻下了河边,幸亏山腰的一棵树挡了一下,不然车就翻到河里去了。现在是一死四伤,长宁县造反派的头唐世斌脾脏破裂,还没脱离危险,并告知我已昏迷两天多了,但没有生命危险了,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出院。

经过几天的治疗和休息,我勉强能下床走动了。团部的工作我想有刘友源主持,不用我担心,但这段时间老不见刘友源的影子,不知他在忙些什么?一想到这些,心情有开始烦乱了。那天,我刚躺到上床,傅文琪几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要我派人去营救。我问是谁叫派宣传队到县区去的?傅不正面回答,只说是毋光汉带队去的。一提到毋光汉我就生气,知道这个人最爱出风头,喜欢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一副自以为是疯疯癫癫的样子,纯粹是个惹祸包。于是我叫傅文琪找刘友源商量此事,傅很不安逸地走了,并说这段时间很难见到刘友源。我叫他派人去找。不到半天时间,就有三、四批人到病房来吵着要去观音救宣传队,并说傅文琪接了好几个观音告急电话(一听就知是谁煽动这些人到我病房来闹的)。天快黑了,傅又带着一批人气冲冲地跑到病房来闹,并问我到底同不同意派人去观音解围救人?我问他找到刘友源没有?他说没找到。我叫他们不要急,等找到刘友源来商量后再说。傅一听就火了,说:

“你当然不急,要是打着你城区公社的人,你恐怕早就同意派人去救了。”并说毋光汉挨得最凶,被拖起在街上打。

旁边一些“战士”也七嘴八舌地说:“我们八八团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不能看着别人欺负我们的人。”

整个病房闹动了,乱轰轰地一团糟。就这样被某人画龙点睛一闹,我没经受住冲击了,更怕别人说我在总团部有私心,故只好同意某等人的要求,派部分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

不一会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在我住的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即宜宾地区一医院)。我深知造反派的“脾气”,总有股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的犟性,为避免事态扩大,我听说人都在医院坝子里集中好了,赶紧从病房赶到院坝里,对集合好的人说:

“你们去(观音)的任务是接宣传队回来,到了观音一定要注意三点:一不准乱抓人;二不准打人;三更不准开枪。”

大家回答“清楚了”。可是队伍出发了却不见闹得最凶的某某勤务员,百多号人没有总团的头头带队,怕人些到了观音无人招呼得住,问题就严重了。情况至此,逼得我只好带病同去了。快到观音的途中休息时,我又重申了三不准的纪律。

然而,到了观音却没见看到宣传队的影子。这时毋光汉跑来说:人些都在镇子里。罗书林(分团勤务员)说他对观音很熟悉,就带领一些人随毋光汉到镇里去了。我行动不便,另一方面也为了防对方断我们后路,故我叫留一些人守住桥头,警卫员孔庆银和张德建就随我左右。看着我们的人进入了镇里,我的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镇子里了,背后远处有人在吆喝:“看你给老子还跑不跑!”此时我的注意力全在镇上,根本没管背后谁在吆喝谁。突然我深厚几十米处“乒”—“乒”两响枪声,当时我还认为是对方从后面打来的,等我回过头只看见远处两个我们的人端着枪楞在那里。我叫警卫员孔庆银过去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张德建随口骂到:“狗日的些又在胡搞了嗦。”一会孔向我报告说对方有一个人被打死了。我气极了撵过去,恶狠狠地问他们为啥子开枪打人的?孔庆银说老的那个叫张志荣,拿枪吆吓对方不慎走火(因老汤姆式冲锋枪潮了,轻轻一甩都会上膛的),年轻的叫周洪英,认为张的枪打不准(因枪响后人仍站着),就抬枪对着死者背心开一枪将人打死了。我气极了,非常冒火地将他们的头何国西叫来问是怎么搞的?何是城区公社分团的民兵排长,他说他反复问了那两个人,确实是这样的。我即命令何将张、周二人的枪缴了,看管起来回宜请示地革筹处理,死者也抬上汽车送宜宾卫校保存。

镇里的人听到了枪声,也赶紧跑回桥头,当他们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后,都指斥张周二人。这时毋光汉跑过来对我说:

“谢团长,不要生气了。事已至此,不如我们写个声明,说是对方把人打死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我一听就更火了,吼着骂他:“你写个球,都是你狗日的闯的祸,现在明明那么多人看到是我们的人开枪打的,你哄鬼呀,滚开!”

随即我叫赶紧把我们的人收集拢回宜宾。任泽鑫(城区公社民兵连指导员)来对我说:

“老谢,不要着急,何(国西)排长已问清楚了,老的那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年轻的那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人打死的。”

我再问何国西(城区公社北城运输队工班长),他说情况确实如此。这时蹲在地上闷起的罗书林见我气的蹬脚,急忙走过来劝我不必着急,说死者是他弟弟,从小抱到田家去的,名叫田明贵,观音邮电所工人,他曾叫田不要参加县红司,田就是不听劝阻,死了活该。我叫他不能这样说话,赶紧把人些集中拢回宜宾,请示地革筹处理,该咋办就咋办。

在回宜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可能是上了毋光汉等人的圈套。他是个到处惹是生非、无事找事干的人,特别喜欢炫耀自己,仗势总团个别人纵容,爱到处乱跑不听招呼。这次肯定是他个人跑到观音去炫耀被县红司的人戳穿下不了台,就向总部谎报情况,再由某人编造宣传队被围攻毒打的事,煽动下面的人的情绪,到病房逼我调人到观音为他亲信出气(这就达到了毋炫耀能耐之目的)。不然为啥在观音根本没见到宣传队?为啥出动时某人突然消失?我真笨,后悔莫及。这也说明了自己的幼稚和造反派盲目逞强的弱点、怪毛病。

回到宜宾我即到地革筹找到王茂聚,他说他知道我们出事了。我将全部情况汇报完后,请求对我的处分。王茂聚没好气地对我训道:

“你呀,你谢英富脑袋太简单了,毋光汉说啥你都相信不出事才怪。好在你们不是真的攻打观音,否则就难以收场了。问题不在你,你回去叫人把毋光汉和开枪的人送来审查,你好好给我在医院养伤,我们会把问题处理好的。”

由于观音事件的发生,我的心情很不好。特别是造反派的不听话脾气和激进思潮,引发我很多反思。管束不严(也无法管严),纪律松散,老子天下第一,不冷静等等,是造反派的一个致命伤。自己表面是主要总勤务员,下面的人真正都会听我的吗?就是总团勤务员中也有个别明显在阳奉阴违。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就有人劝我要看大节、看主流,不纠缠枝节,我也就无话可说了(毕竟是群众组织)。我只想,今后只有多加注意,事事多分析,强调纪律性,否则将后患无穷。

正值我极度消沉,自责反思之际(我那时真想辞去总团长一职),地、市革筹领导找我商议我团进入两级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名额各一人。我首先推介刘友源,他是部队转业到军工厂的,又是我团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具备进入地革委的条件。至于总团其他头头看来都不大行。在他们再三追问下,我又推介傅某(是支笔杆子),当即被王、郭否决,问我了解这人以前干过些什么吗?我无言以答,进而又推介钟某。王茂聚、李良有点不高兴地问我,其他就没有人了吗?我说只有两个名额,就他俩人好了。李良问我懂不懂“毛遂自荐”的典故?(真不愧他是当过宣传部长的)我也装起不领会样,他就直截了当地问:

“你呢?怎么就不推介自己?”

我辩解说我进不进入革委不重要,只要有我团的人进入就算地市领导没有忘记八八团这个工人群众组织喽。我话刚说完,地革筹政工组的主要成员罗某就抢着说,上级要求以产业工人和贫下中农为主,八八团虽大,但产业工人部分太少了,推介了两名就够了。我一听就知她的弦外音是什么,干脆就不开腔了。那次商议就在这句(相当有分量的)话中,不欢而散,大家心中都有数就行了。

68年夏,市民兵团调我团民兵营(那时我团被指令扩编为一个独立的加强营,指明我任营长,刘友源为教导员。),到隆昌县一线布防,名曰保卫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召开。按指令我们在隆昌县的朝阳区(即原来的胡家寺)布防,后为了交通营的安全,我们又奉命推进到该区的金麦湾、云顶寨一线布防。按理我该在医院养伤,但地市领导再三强调我们这支部队不能没有我去领头和指挥,加上观音事件的阴影和某种深刻的原因,我也情愿带着伤病上前线,扶(杵)着一根木棍,告别刚出生的女儿和妻室,毅然走上了前线。由于我们基本上都是打硬仗恶仗,危险性极大,自身组建的医疗队仅有川铁分团从川铁总队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力量单薄,宜宾地区第一人民医院适时支援,为我们调来了知名外科大夫和护士长,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战地救护医疗力量,成为当时全地区战地救护医疗最强,最完善的战地救护队。

幸喜我们推进到金麦湾和云顶寨布防(宜宾民兵团调令是要我们营部驻防朝阳镇,因该镇属平坦地形,四通八达,难守也不易反攻,故我们改变驻防金麦湾,前哨推进至白水滩和云顶寨山上),及时支援了交通营在隆昌县光荣场防区和泸县天洋坪泸县红司部队反击红联站的大举进攻。

就在隆昌金麦湾期间,由于我部个别头头放纵下属泄私愤(即用手摇电话机摇动生电来麻刺对立派人员之事)被我呵斥制止而产生矛盾,加之我发觉群众组织里的个别败类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严重性,即在金麦湾一班长肖某与被查讯的对立派女子发生两性关系,我命令将肖某缴械了,押送回宜宾交民兵团处理,结果因不是强奸而退回,我即宣布撤消他八八团建筑支队支队长职并开除出我群众组织的决定,为此有人攻击我“太凶了”。再加上我有一次当众斥责某人的警卫员恣意虐待不同观点人员,即打“脑震荡”一事,他认为太失面子了,故用计挑动起领导层的矛盾的白热化,气得我伤病发作,又住进了富顺县人民医院。我部完成保卫地、市革委成立任务也即撤回驻市文化宫休整待令。

据说泸州红联站得到重庆“八一五”和某军界的支援,又大举向我方县市进攻,扬言要打到宜宾砸地革委。沿江数县告急,一时宜宾又沸腾了。就在此时,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的大儿子李琪,在众说纷纭之际语出惊人。他说:

“人家(指对立派,这也是宜宾地方土语)一打起来你们就赶忙应战,我看是明摆着让你们上当,流血流汗劳民又伤财,依我看就让他们打到宜宾来,大家就把地、市革委的牌子栳(lao,扛的意思)起跑,退到宜宾县,他打到宜宾县就退到屏山县,他再打到屏山县就栳起牌子进凉山(即西昌地区,与宜宾邻近),让他们充分暴露,那时党中央肯定会出面来解决的,这样党中央就能真正了解到武斗到底是谁挑起和支使的了。”

别看他只是个十来岁的娃娃,他这个独特的见解,确实震惊了不少人,也许连他的父亲李良都会惊奇不已,他的儿子竟然会有这么高深的见解(这或许也是他过早卷入父辈在党的路线斗争中增长的是见识之反映)。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已经上升到了顶峰: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即“革命委员会”,宜宾的地市两级革委会是毛主席、党中央和省革命委员会批建的政权机构,能让人说打就打,说砸就砸的呀?!那又把党中央、毛主席放在哪里呢?当然不可能。其实,当时若真像李琪说的那样去做了,很可能党中央和省革委会会追查王、郭、李“懦弱、无能”的责任了,可想而知当时的王茂聚,李良等左右为难的处境是什么程度。所以,总体说来大家都认为李琪说的是屁话,是幼稚的表现,根本无须理睬(殊不知他正好言中了后来王茂聚的死因),绝大多数人立足应战,拼着一腔热血不算数,拼了!我说句良心话(不是为王、郭、李等干部开脱),那时的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的处境确是如坐针毡,打也不好,不打又不行。泸州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在宜宾,单是吃住都得要一套班子去应付,更不要说成群结队的人到两级革委请愿求援的阵仗了。四川人有句俗话叫:“抱膀子不嫌注大。”唱高调的那时也不乏其人,反正打头阵,打硬仗有八八团的人顶着。不然,为什么对立派的那么恨我们八八团?那时的口头禅叫:忠不忠,看行动。我们八八团是决不能落后的,打就打好了(也许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愚忠”很了)。

由于对方火器更加加强了,由轻型兵器进展到重型兵器,而我团的武器又老又少,我即向民兵团提出了这个实际问题。可能民兵团也考虑到要我们打硬仗、恶仗,确实火力太弱,经与某某军工厂联系,特殊地调发了一挺高射机枪给我们,但总体火力仍大大低于对方(对方基本上全是正规部队的新式枪支装备,而我们竟连班用轻机枪都没得一挺),地、市革委又无法增强我们的武器装备。民兵团一个头叫我去商议,说我们八八团不是与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关系很好吗?以前我们支援过成工兵团,现在何不去成都找找邓兴国他们想法,支援点武器给我们。经他一说我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就到宜宾地革委小车班给我调了台小车,专门送我到成都求援。

由于局势的恶化,我八八团人马提前出发了,等我从成都返回,八八团部队在刘友源的指挥下夺回了纳溪(宜宾的一个属县),进驻到了泸县的黄舣。刚归队就有人悄悄告诉我,我不在时,黄舣枪杀了个对立派的人。我问是谁干的?是谁敢如此大胆胡作非为?但此人不敢对我详述。我即着手调查,可下面的人都不敢说实情,都推口说不太清楚。我向民兵团前线指挥部汇报,朱文德(前线指挥)、邓跃光(前线政治部负责人)都说他们早就听到这个风声,由于我不在部队,他们也就不好过多地查问了。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凡事都想弄清楚来龙去脉,否则是不甘心的。继后我打听到:有个被抓的对立派人,由副教导员和一个参谋弄来审讯,被审者东拉西扯,不承认是奸细,被认为是不老实,想吓唬他一下,营参谋许明清叫“拖出去毙了”,警卫员向国昌懵里懵懂地把人拉出去就是一枪(足见当时造反派里一些人的无知到了极点),等参谋后脚跟出来人都打死在地上了。许参谋、贺参谋就怪罪他,向国昌说:

“你们又没交代是吓唬他吔”。

然后,就有人专门给下面的人些打招呼:此事千万不准给谢bai(足+拜,平声)子说这件事(人些根据我受伤后依靠棍子一bai一跛行走给我取的绰号。这也可见要正直之难),这是我归队后一时查不出事件真相的缘故。当我知道情况后,曾多次要求民兵团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分,严肃纪律。回宜宾后我又找市革委分管民兵的某某领导反映,他叫我不要再扭着这件事不放了,手心黑不要伸给外人看嘛。万没想到,后来该领导竟将此事对有直接责任的人讲了,更加深了我们内部的矛盾。

最后这一战,就以泸县(黄舣、中心场与高坝泸化厂)境隔江对峙十多天而告终。

又因我该不该进入地、市革委的问题,造反派内部也有纷争。说句心里话,我确实没计较过这个问题,也不知内幕,更没到任何一级政权去要过官、表过功。后经地区、省的革委干预并批准增补我进入宜宾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加深了我们内部的裂痕,经个别人的煽动和挑拨,相当一些人就说我没为八八团争取多进入革委会的名额;八八团是宜宾地区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才两三人进入地、市革委,都是谢bai子不力的结果。加之那时中央号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极力主张一支(枪)不留,被误认为“右”了。再加上中央又一指示,上级叫归口大联合,削平山头,即解散一切群众造反组织,为此郭林川代表地革委找我个别谈话,指明八八团是宜宾最大的跨行业群众组织,在文革中起了很大作用,有很大功绩,是老造反派,必须带头削平山头,回本系统抓革命、促生产。我说这样急,群众会想不通。他生气地说:

“什么群众想不通?这是党中央的号召,我看是你们中的一些当头的想不通,想抱着那个山头不放,你可不能怕别人说你的闲话就跟别人当尾巴,行得端、坐得正你怕什么?你得首先表态,回你城区公社去搞大联合,以后工代会将取代群众组织,这是大局,不顾大局是不行的”。

说实话,难啊。这么大一个组织说散就散没那么容易,思想工作难做,更加上团里个别头头没能进入革委很不甘心,到处煽动、中伤。我到无所谓,反正迟早都得回本系统,特别是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无可奈何,我只好找刘友源统一认识,作出解散决定后,我们召集八八团大小头头些开会,宣布解散“宜宾八八工人联合战斗团”。尽管如此,还是引来不少非议,而且矛头指向我一人身上,真是有苦难言。我不敢越雷池呀,这是党的命令,忠不忠看行动不是过说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革委“第二势力”。本来很统一的地区革命委员会,不知何时何故派生出了“第二势力”,最明显地体现在宜宾县革命委员会的问题上,以严云正(老干部,刘张时期的县级领导)为主任的宜宾县革委,是经省地两级革委批准的合法政权机构,严重受到宜宾县红司自组的县革委(即人们称呼的“二革委”)之抗衡。“二革委”是县红司嫌在县革委得权太少而为,而地革委内的“第二势力”逐渐显露,主要是办事机构内的一些人而非领导层,暗里或公开支持县红司与县革委唱对台戏,严重到县革委不能正常运作不说,堂堂县革委主任严云正连在县里棲身之地都没有,要由另派的高学成(对方攻击的“高右派”)、毛玉堯等人保护到我住的医院寄宿,这可能算是“文革”中的败笔吧?我认为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宜宾市革委内也有第二势力的现象产生,只不过不很明显罢了。不管这种势力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形成的,我竟针锋相对地在各种场合公开批评和指责这种现象。这也说明了自己个性太强,认死理,毫无变通和委婉的斗争艺术,难怪我要得罪不少人了。这种势力的形成,也是宜宾红旗派大分裂的前兆和诱因。也许这也是“任人唯亲”的必然产物,以个人认识为标准划线或亲疏关系划线所造成的恶果。深刻反省,我又何尝没犯过这样类似的错误呢?

正因为这一连串的变故,加上以前的一些“积怨”,宜宾市工代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抱着应付了事的心态进入主席团的。其实,自削平山头那时起,我进行了多次深刻反省,我确实对群众组织和新生的政权机构中的若干现象感到缱叹和厌倦,故对工代会并不太感兴趣。谁知就在这个工代会上,有人通过精心策划,竟抛出一箭双雕、诽谤煽动性很强的论调:“谢bai子在二月黑风进京告状期间,曾策动在京人员想抓刘张回宜交差之事”。一时间整个工代会就笼罩在这一谣传的阴谋之中。此时正值工代会选举高潮之际,我没能进入工代会领导层无所谓,但承受不了这种恶毒的中伤。幸好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早知内幕,没有中计,王茂聚还在工代会闭幕式大会上讲话,指出这种错误论调:中伤同志,损害团结,并公开评价我不是那种两面三刀的人。故一箭双雕变成了一箭单雕(因只我一人受点伤而已),但这种做法的出现,使王茂聚很为造反派内部的团结担忧。后在地革委主持的“宜宾地区工代会”筹备预会上,十八县市通过了王、郭提议,一致选举我为地区工代筹主要负责人。由此可见这个“权”字的双面性,它既可誉人也可毁人,要不是(私心)为了证实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话,我真想急流勇退,当个世外闲人算了。我连进入政权机构都不在乎还能在乎群众组织中的职务么?总结我在群众组织两三年来的经历,坚持真理难啊。但要我听之任之,不讲原则,我的性格和脾气就决定了我办不到。可是招来的攻击和诽谤竟伴随了我参加“文化大革命”四年的所有经历。

为了少受攻击,安闲自在,在成立“宜宾市城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时,我坚持不再入“革”。为此,李良多次找我谈话,地革委领导也批评我消极避嫌的做法,问我这样做对不对得起(文革中)死难的“战友”?我被说服,又入主了“城区公社革命委员会”。

这时正是宜宾“红旗”大分裂时期,由此派生出“炮轰派”(即对地、市两级革委不满或指责的红旗派人),又在宜宾地区闹得沸沸扬扬。在此之前我早有耳闻和察觉,这是有人在军方和旧当权派的大力支使下,在全川精心策划制造的大分裂,就是利用一些人,抓住宜宾在权利分配中对学生某些领袖人物的不公正,挑动群众以“武装支泸”的问题为借口的大分裂活动,其间也有人曾试探作我的工作未遂。说穿了,根子仍在一个“权”字上(也许是我之愚见吧)。否则,有多少人敢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是在“为真理而斗争”吗?

在那多事之秋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真让人有一种压抑的感觉。突然有人来向我报告“重庆邱老虎被一批军人抓走了”。如晴天惊雷,它震惊了全宜宾城,各系统、各单位原红旗派的人纷纷组织人员想分头拦截被抓的邱老虎。邱是原重庆反到底猛虎团的团长,打仗勇猛,又是该团的头,故人们都叫他邱老虎而将他邱开全的名号淡忘了。人们根据地形分两路追寻,航运单位拦阻水路,其余都涌向内宜公路追找,甚至有想得宽点的电告自贡,请求协助拦截。

事后收集的情况表明,我们想得太简单了。重庆方面出动数十军人——到宜宾的只有十来人——都是部队侦察方面的能手。他们经过一周时间的缜密侦察(肯定作有周密计划)跟踪方下手,能轻易让我们这些没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将邱老虎追回吗?真是异想天开。两路人马空手而回,大家都气愤不已,愧疚如阴霾的天气,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压在宜宾造反派人的心上,都认为是宜宾的耻辱和叹事。

宜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大、中学校的学生是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在运动的前期和中期,都起了相当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宜宾红小兵”,他(她)们都是些小学的娃娃,人们常称的“黄毛孺子”,可他们也自发地组织起自己的造反队伍参加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宜宾红小兵毛泽东主义宣传队”的诞生,可说是全川的首创。尽管他(她)们没有像大、中学生、工人、农民、干部们那样轰轰烈烈地“冲锋陷阵”,可他们在运动中的作用毫不逊色,演出的节目有板有眼,招式到位,政治性也强,质量可不低啊(不比专业文艺团体差多少),不仅在宜宾地区深受欢迎,甚至还代表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赴外地(外省)慰问演出,评价极高。一群十来岁的娃娃,不要父母亲的呵护,走南闯北,自理一切,不淘气,有组织有纪律地活跃于宣传舞台,难能可贵啊!数十年过去了,他(她)们很可能都早成为国家的人才了,可他们稚嫩的笑脸和童贞的音容,至今不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引发我情感中的不少联想,当初他(她)们也不知是什么迷了心窍?这也许又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吧!

在城区公社下属组建“革委会”时,因该系统较大,原有小宜宾市之称,若干个工厂、运输队、小学和一所中学、医院、两个农场,我再三强调要尽量面面俱到,各组织推荐的人选只要政审合格都要考虑,不搞以我为核心(因八八团在城区公社的分团也是该系统最大的群众造反组织)或以我为主的“任人唯亲”。尽管如此,在权大权小的问题上,也会有意见的,不尽如人意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许正是这使毛泽东的神话达到了顶峰。那时,他只要发表一个指示或讲话,不要官方组织或基层召集(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民群众都会自发地集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那股子拥护、爱戴之热诚,虽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总体说来是世间罕见的现象和空前之壮观,毛泽东真神了!是他开创历史之先河,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之伟大领袖。


归口以后,主要精力都放到抓革命、促生产上了,外面再怎么闹也管不了那么多,城区公社几十个单位的事就够干的了,不时还得管管市里的事,如审批基层革委呀,同李良到文艺单位抓样板戏的移植呀,审报市里的重大案件呀,搞农村抗旱供水等等,真是起早贪黑也干不完的工作,钱没多拿,管事不少,家里的事统统都压到我爱人及养母身上。工资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元,有时甚至入不敷出。说句笑人的话,堂堂一个大系统的主任还经常拖欠幼儿园应收我子女的费项,有谁会相信?

城区公社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它可是原宜宾市的小金库,可见家底之雄厚。由于被原地市两级“一平二调”,又在南岸为地市修一个高干医院(病房带卫生间,而且卫生间里都安有盆塘沐浴,这可是在60年代好多大城市医院都没有的设施啊),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小金库就快变成个大空库了。“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喊得来的,就拿两个大农场来说,即狮子山果园和黄桷山农场,农工吃饭要钱,买苗木和肥料、种子也要钱。那时的农工每人每月才几元钱工资(这也许是全宜宾工资最低的单位吧),就一个人吃饭都不大够(肚皮没吃饱怎么干活就可想而知了),还要穿衣,有的农工还要盘家养口。想给他们加工资,有刮经济风之嫌,不解决实际问题又怎么促生产?故只好划地种菜,农工只出饭(米)钱,其它进行补贴(蔬菜不付钱,另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三元伍角),这样才稍微解决了农工的基本生活。仅此一项,每月就得几仟万把元(两个农场)才摆得平。还要安排在城区新修一座医院,因城区公社医院是个空壳,遍布城区的十来个门诊部都是在破旧的老房子里接治病人,故全院职工干部都希望有一幢名副其实的医院,科室齐全,门诊、住院配套,建成一个完善的医疗机构。此外,这个时期还兴建了翻胎厂、变压器厂等。这些稍大型点的建设项目更需要钱(除医院自身有些家底外)。我们从请建筑工人,买建材,买机具到买原材料生产产品,全是本系统自力更生建设起来的。特别是翻胎机,不仅需国家部委计划,还得地方提供铝、铜、钢材等原料。我们通过北京的关系,石家庄厂家才同意加班,计划外为我们生产了该机。总的来说,那个时期搞建设,城区公社全体职工(工人、农工、医务人员,中、小、幼教师及各级干部)都尽心尽力了。特别是六个运输队和水运队在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来各队是独立核算单位,均有保守本位主义的思想作怪,公社要调集款项非常困难。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新形势发展之需要和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各队均有联合组成大队统筹管理的要求。我们召开了公社革委全委会,一致认为这种形式很好:统筹业务,均衡收入,且财务高度集中,便于发展生产。在社革委副主任周秀华等的领导下,通过这种方式,为上述工业建设提供了较强资金支援,也使公社革委度过了资金难关。从此,城区公社才有了座象样的医院,即有名的“工农兵医院”,有了川南地区(四川除成渝外)的第一个翻胎厂和宜宾的第一个能生产50—100千伏安的变压器的工厂。

为解决干部问题,城区公社系统在狮子山果园办了个“解放干部学习班”,即有些人斥责的“牛棚”。办这样的学习班,确实是想执行好党中央指示的干部路线,原有的干部通过学习(也少量参加些劳动),基本上都解放了出来、分配了工作,陆续为基层补充了干部,包括城区公社最大的官爷赵联友都没挂起来不用。学习期间,有病有事均可请假回家,学习班从未发生过打骂等违反政策的事。在此期间,我们社革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比较重视对干部的解放工作,经常到狮子山果园与干部们一起学习、劳动,吃住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我则是长期住在该果园与干部们同学习、劳动(除到地市开会和处理公社系统重大问题下山外)。黄桷山农场则借给市里办“五七干校”,我受李良委托也得经常去过问检查是否按政策对待干部。

党中央号召“清理阶级队伍”一展开,迅速在全国雷厉风行,我城区公社也不例外,按市革委的部署,我们也成立了“社革委清阶领导小组”,由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李云福任组长,社革委办事组负责人卢兴隆兼“清阶”办公室负责人,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成立会上,我只强调了一定要按党中央的政策办事,做认真仔细的调查了解工作,全面清理,不能只清一派,不能将派性带入“清阶”工作,清理的对象主要是混入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已明确身份的(无隐瞒事实的)就不再纠缠。我想,有李云福把关,加之办公室有卢兴隆(他是个老公安,很注重原则性)负责,我就放心交给他们了。本身我也没那么多精力、时间亲自抓,除重大问题须向我报告外,其余问题都由他们处理。在此期间,除谢可双料特务案为城区公社系统大案一类,“清阶办”向我汇报,我过问过外,基本未染手其它案件。就是对谢可这样重大的案子,我也交代他们,这是个历史问题,早就定了性的,只要他进一步将自身问题交代清楚,积极配合外调人员,如实证明事实就行了,不能苛求他。运动最高潮时(因外调来的人多)也只是早晨谢可到公社一间空办公室写交代或证词,接受讯问,晚上照旧回家休息。尽管我主观愿望是按政策搞好“清阶”,但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是要发生的。

有天上午我刚从市里开碰头会回来,在东街,张德建(社革委人保组的副组长)慌慌张张地找到我说“出事了”。我赶紧回到公社革委我办公室,卢兴隆他们也来了。我问张出了什么事那么慌里慌张的?他说是小五金厂的董永昌上吊自杀了。当时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个董永昌,干什么的,为何自杀,在哪里上的吊?这时张德建才说:

“董永昌是小五金厂的职工,漏划地主和暗地设赌被清出来的,在八八团留守处的楼梯间上吊自杀的。”

我问:“漏划地主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怎么会跑到八八团留守处去自杀?”

张说具体情况他不很清楚,据说是董永昌很不老实,威胁厂清阶人员才被弄到八八团隔离的。一听我就火起,骂他们胡闹,我都不去八八团了为何要弄人到八八团去?张说不关他的事,是“清阶领导小组”李云福她们叫送去的。事情紧急,我赶紧向市革委作了汇报并立即给市公安局(即市革委人保组)打电话,叫他们派员到现场勘察验尸。经文国元(公安)拍照,毛玉峰(也是老公安)勘验,结论纯系自杀(全身无任何伤痕)。

从现场回来我就叫“清阶”办通知董永昌的家属来公社讲明情况,看家属是什么态度后再作处理。后李云福向我汇报说,董的家属不服气,要抬尸游街。我问她是什么意见?她说这是党中央部署的清阶运动,小五金厂清出他很多问题,他还抵赖耍横耍泼,死不认帐,群众意见极大才批判他,他要以死威胁是畏罪自杀,他家属要抬尸游街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当然不行,他们硬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写张“畏罪自杀”贴在尸体上,让他抬着尸体游遍全城好了。为了不扩大事态,我亲自找董永昌的大儿子,劝他心平气和地处理此事。他俩个儿子说他们不服,就是要抬尸游街。我耐心地说明这是“运动”,不是个人恩怨的事,更主要的是自尽身亡,不能产生抵触情绪,妥善安葬好死者算了,何必非要闹得二家不愿呢。我叫他们冷静下来,好好考虑一下。他非要闹着要抬尸游街,我才不得不说“清阶办”要写“畏罪自杀”纸条放在尸体上随他们游的情况,我们的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我也很生气地说:

“我是好心好意劝你们(因董的大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但那时谁敢说明这种关系),你们不听,硬要把事情闹大,我也就管不着了,造成后果该谁负责就由谁负责。”

两年多的风风雨雨,东奔西闯,可以说没得一天清闲。好不容易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新春佳节,心想两年多没有一家人团团圆圆,清清净净地在一起“欢度”了,老人和孩子是多么希望我能和他(她)们一起过节啊。

大年初一是中国人千古不变的最佳节日,一家人欢天喜地聚在家里或郊外公园,祥和喜庆地度春节(俗称“过年”),就是那些侨居海外的华人(不管到海外多少代了)无不普天同庆,再有多大的事都得放下来,欢欢乐乐过个年。而一九六九年的年三十晚,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亲自通知我:市革委主任李良同志指示,明天一早八时到翠屏山上植树,过革命化的春节,不得缺席,特别是市革委的领导同志,更得起表率作用。

我家老人知道后,极其抱怨地说:“风风火火的过了两年多不安稳的日子,一天到晚都在提心吊胆,现在刚平静下来,连一家人在一起过个年都不行,那么辛苦为啥子?”

老人的抱怨,孩子们的极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们年轻,想得开,将儿女托付给老人,我和妻子准时上了翠屏山植树。

李良带头挥锄,大家在说说笑笑中度过了难忘的大半天。别看李良是个矮小的老头,干起活来可一点不含糊,很有点农民本色。他边植树边摆“龙门阵”,经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植物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你对它好,精心栽培,它也就对你好,枝繁叶茂,就会喜笑颜开地生长着。你要是对它不好,它就会愁眉苦脸地歪着个身子,耷起个脑袋,甚至就气死在地里。口中讲着,不时还纠正那些栽种不当的同志,真不愧是一个农村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实打实,还懂得不失时宜地植树喻人,即人们常说的“言传身教”吧。特别是对我们城里长大的人,可以说好些人怎样用锄挖地都不十分会,可是李老头(这是我们对他的爱称)不仅自己认真栽种,而且还教“老外”们怎样打坑,怎样浇水,又怎样放树苗,复土踏实,真是一丝不苟,全然不是走过场,摆花架子。中午收锄,他还叫常委们留下,逐一检查所种的树,对不够完善的栽种进行补作。说实话,当时好多人的肚皮都在“咕咕”叫了,可谁也没抱怨,等战场打扫完毕下山,都快下午三点钟了。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最难忘却、最受教育的一个春节了。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可以说全国都沸腾了起来。不用领导(上级)布置,下面都会自发地行动起来。有搞技术革新、研制新产品的,有创高产为“九大”献礼的,真是一遍热火朝天的新气象。我们城区公社也不例外。美术社不仅上了“礼花弹”项目,还自发地、由美工师黄莫及等人精心制作出雄伟的“天安门”景台,与真实的天安门一模一样,好几个平方的景台需八个人才抬得起走;木器厂也不落后,精选大元木(两方多一根木材)由该厂技术好的工人师傅,精心雕刻毛主席(挥手)全身巨像(高两米多三米,重吨多两吨);刚建好的橡胶厂也拿出了新产品作为向“九大”的献礼。新建的变压器厂也造出了宜宾(产)的第一台50千伏安和100千伏安的变压器向党的九大献礼(这也是在重庆造反派的技术支持下,在任泽鑫带领下,投资仅万元左右艰苦奋斗搞出这宜宾紧缺的变压器产品)。

一九六九年四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宜宾市人民广场红旗翻滚,人海如潮。人们从凌晨三、四点钟开始入场,主席台上的人更需提前入场。我作为地市两级革委研究确定的大会总指挥,跑上跑下,忙里忙外,确实劳累极了,但是心情特别舒畅。若大的个广场装不下了,不少人整队将人民路也站满了。

“全体肃静”

“唱国歌”

“鸣礼炮”!话音一落,我向天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后,二十四响礼炮震天轰鸣,宜宾地区十万人(实际大大超出)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庄严大会正式开始了。到十一点过,几乎人人都饥肠轱辘。正值此时,市革委办事组组长赵福元,指挥人由主席台下抬来几筐袋装糖果,准备发给主席台和观礼台上的人各一袋“充饥食品”,不幸被王茂聚、郭林川看到了,问李良袋子里是什么?是否李良指示搞的?李良也莫名其妙。这时赵福元过来解释说:

“这是我们市革委办事组决定搞的,主席台上的首长和观礼台上的同志们,凌晨三、四点钟就来了,早饭都没吃,肯定会很饿,所以我们办事组才专门到糖果厂订制生产了一些袋装糖食,每人发一包填填肚皮。”

王茂聚听后火冒三丈吼道:

“谁叫你们这样搞?下面一二十万群众,他们就不知道饿吗?”

“他们下面的人可以自由地出去吃东西……”赵福元辩解。

话尤未完,王茂聚吼道:

“鬼辩,主席台上的人有什么权力可以搞特殊?抬下去退给厂里销售。”

赵福元还想申辩,李良叫赵福元:

“喊你抬走就抬走,哪来那么多话。”

眼看就要进口的食物被吼脱了,当时不少人都有点认为王老头太不尽情理了,一包糖果有什么大不了的,竟然上纲到特殊化问题上,与权不权的扯到一块。同时也有点为赵的“好”心有些不平。过后仔细一想,王茂聚作得对,主席台上的人都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有什么值得特殊?要一人一袋糖果坐在上面吃?这对群众的影响会有多大?不是明摆着的吗。别看是件小事,它的负面影响将无可估量啊!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刻,以后时时事事都引以为鉴。故除了拥军一次外,都没用公款搞过吃、喝的特殊,就是“九大”代表到狮子山果园来拜会我(因我到果园坐阵抗旱),都是私人掏钱买了少数菜品,家常性地招待了“贵宾”,无一不为顾忌影响考虑。

宜宾进京的“九大”代表,全是基层有代表性的工人和农民,没有一个是地市革委领导,也无宜宾各大群众组织的头头。他(她)们是:泸县的农民李祥禄(原全国劳动模范),很朴实的农村妇女,泸州武斗期间被撵得到处跑(躲),还被称为双枪老太婆,实际枪她都没摸过一下的;省航道处的蔡某某(工人技术员);军工单位南山机械厂的钟某某(老技工)三人,故全区上下对这次“九大”代表人选基本没有异议,除省级单位蔡某某外,就是泸县一农民,南溪一工人,谁还能有什么意见?!他们开会回来后就到各县市、各大单位作传达宣讲,宣传“九大”盛况和毛主席的指示。

宜宾地革委按省革委指示精神,专门组织了“九大”宣传贯彻情况检查组到各县市检查工作。我同82部队一营长到叙永县检查工作,强调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和团结。因为当时叙永两派闹得比较厉害,县革委主任王某某(县人武部部长)坐不平,批评哪派哪派就说他一碗水没端平。气得他不想干了。我们下去先找两派交谈,然后再一起坐拢来交换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暂时缓和了矛盾。

刚回到宜宾,地革委又要我带队进凉山慰问从宜宾调防到凉山的解放军81部队,这次有地革委搞外交的朱炳壁(外号人称“朱天使”的)同行,我就轻松多了。他能说会道,凡事都由他出面交涉安排,我只是在大小会上多说点我代表地市两级革委,感谢解放军对宜宾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代表宜宾地市革委向他们表示慰问之类的话就行了。就这样也让解放军感受到虽然调防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条件艰苦,生活不便,但宜宾人民还记得他们,关心他们,全团官兵都很感激。一时间军民、军政关系都是不错的(当时王茂聚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宜宾分区第一政委,地革委主任)。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新的党中央立即部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增加党的新鲜血液在全国普遍进行。宜宾市革委主任李良,遵从省革委党组的指示,召集市革委常委及市革委各大组组长开会,传达省、地党组织关于开展“吐故纳新”的指示及具体作法,要求与会者积极带头,搞好该项工作。会后李良找我个别谈话,问我的看法。我作为无党人士,能有什么看法?总体说来只能是回城区公社系统照本宣科,由本系统的党员研究怎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开展“吐故纳新”就行了。李老头听后很不满意地问我:

“这样说,你不是党员就置身事外啰?”

“不是我要置身事外,是我自身不是党员,虽说是革委主任,总不能非党员去领导党务工作啊。”我答。

“你本身就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你就该带头积极申请入党,你回去叫李云福(城区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结合干部)领头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并告诉她,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看公社还有谁作你的介绍人,赶忙将申请报上来,你那个公社系统就应该带个好头。”李良交代。

“我服从命令就是。”

回到城区公社革委,我前脚进我办公室,李云福副主任随即就进来了,她满脸笑容煞有介事地说:

“会开得怎么样?你对我们系统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吐故纳新有何打算?李老头是你的第一入党介绍人,我就甘居第二作你的介绍人,不要犹豫了,全市李老头还是主动出面首次当你的入党介绍人。我们公社系统要尽量多争取优秀人物进入纳新,我们支持你。”(这可能是事先就商量好的,让我到市里开会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让李良亲自动员说服我罢了。)

“谢谢,只不过我是否够格还很难说。”我答。

“你不够格谁够格?你都不够格了,我看我们系统就没有够格的了。”她说这话我感觉到了有恭维的成分,但她毕竟是老搞党的组织工作的干部,也许不会骗我?

说实话,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只不过为了崇高的信仰,相信党的英明。因我深知会遇到不少麻烦和刁难,坚信党的洞察力,于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二李签名后上报。为了对党负责,我还是向李云福提出建议:求稳,不要冒进,更不能滥竽充数,尽量做到报一个准一个为好,带个好头。她很同意这个意见。

最后报到市里,我们系统除我而外,第一批纳新对象还有陈叶和(社革委副主任,运输队工人)。政审时陈顺利过关,我的问题就麻烦了,盯着我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从我的各方面去找漏眼都找不到,最终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我爱人的继父曾当过“远征军”(国民党抗日时期派到东南亚去的部队),敌伪军的亲属入党恐怕不当吧?于是我的入党就搁浅了,这可能是谁也想象不到的结果。我岳父的这段历史,连我爱人都不了解,况且这个岳父是被抓去的,退役后就是苦力工人,解放后进入搬运公司,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从来党和政府及单位都没说过他有历史问题,不管从哪个方面都与“敌伪”二字挂不上钩,可有的人就能以此来达到目的。原来是抓我养父的历史问题发难,现在就抓我岳父的历史问题攻击我,真够麻烦的了!

  
  
  

 
 
顶端 Posted: 2006-09-25 05:58 | Unknow 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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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宜宾文革造反派领袖谢英富回忆录《脚印》连载

六、变换 三次进京 准备临刑到活罪难逃



变 换

转眼就快到一九七0年春节了。整个城区公社系统的生产形势都比较好,看来可以过一个较舒心的春节了。就在此时,宜宾地革委和宜宾市革委主要领导突然被召进京,一下子气氛又紧张了起来。炮轰派(是经过某军方策反从我们造反派分裂出去的)活动掀起了高潮,红色派(对立派)也在复活,又把平静的宜宾搅得乱哄哄的。主要攻击“武装支泸”,红色派甚至反咬一口,说宜宾五一三是王茂聚挑起的武斗事件。其实宜宾五一三大规模武斗期间,刘、张、王、郭、李等人均在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宜宾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还不了解这些。因那时党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还没下达,详情前第四章《祸胎》部分已述,这里不再重复。

红卫兵外地赴宜联络站的学生头李锦凡,从四川大学毕业后要求来宜工作,不知怎么搞的将他安排到宜宾造纸厂。按说李对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了相当大作用的,随便都应安排到宜宾的地市级机关工作才是。其实,早在建宜宾地市革命委员会时,就有不少人提出对杨泽彬、李锦凡等有功劳的学生应进入两级革委的问题。(据说)王茂聚、郭林川、李良是按省革委意见,这些外地学校来宜的学生不进入宜宾两级革委会,故未安排,为此不少群众还有意见。他们毕业了来宜,是应该安排好点才是,但当时领导是怎样考虑的我就不清楚了。为此,李锦凡都向我谈过几次(可能是想我传话到地市革委吧)。我想领导上也许是考虑让他到工厂里去锻炼锻炼后再提到机关工作,又因我们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好,故只好多加劝慰。

突然一天李锦凡同李某某两人一路来找我,说是有重要事情商量。因为公社机关繁忙闹杂,他们又要求在清静点的地方,我就安排到社革委人保组(大明伦堂内)去谈。他不愧是个说客,从全国形势谈到地方形势,从文革造反谈到革委会建立和炮轰派之所以形成,又是拉关系,又是谈感情,我们几乎谈了一整夜。书归正传,二李找我谈这番话主要是动员说服我“反戈”。可是,我有什么“戈”可反?宜宾的武斗,泸州的武斗是谁挑动的,宜宾七百万人民最清楚。要说支持刘、张他们,那也是党的中央叫作的呀。我参加过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工作会议,中央的态度是我耳闻目睹的,怎么能叫受蒙蔽呢?这俩人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整得我熬了一晚上干夜。最后李锦凡就说我认死理,中毒太深,顽固不化,只有跟着刘、张他们一伙倒霉了,然后就气冲冲地同某某某走了。真想不通,原来那么卖力为刘、张等人翻案的大学生,一下子又变成了反刘张的说客。我以前本来不认识刘张,也无交往,更非亲非故,中央叫支持我就支持,我倒什么霉?!后来才知道,他和炮轰派都是经过军方叫到重庆密商,并透露王茂聚都“畏罪自杀”了的消息来恐吓他们,逼其转向,并让他们回宜宾展开全面攻势,策反分化瓦解造反派的有生力量,达到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效果。

眼看就要过年了,突然接到进京参加学习班的通知。爱人又要临产了,一摊子事都得要我做呀!但为要顾全“革命”这个大局,我也只好召集城区公社革委全会,安排布置工作。当时就有人提出,近来谣言四起、人心浮动,是否中央又有什么变动?我对大家讲:不管中央有什么变动,首先我们自己心中应有数,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干革命,心中无愧也没有鬼,就什么也不用怕了,要坚定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意念。正准备动身进京学习,幸得又通知延期半月,故在我小儿子出世后的第十天,才向家人告别,赴京“学习”去也。

北京学习班四川班的学员特别多,故分住在政治学院和总后勤学院两处,四川班部就设在总后勤学院内。所有学员未经批准不得外出(大门都有警卫连的解放军站岗),不准串联,不与外界通消息,简直是要与世隔绝。宜宾地区去的人被编成一个连队,班、排、连长均由解放军干部担任。宜宾连很特殊,专门从政治学院调个理论教员来当连长(该人后期竟调任宜宾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其余全是十三军的干部。我们班长都是十三军的一个连长担任。更加上听到王茂聚“自杀”身亡的确切消息,所有我们的人(除极个别外)都感觉得不正常(因为王茂聚性格虽然很内向,三天难说两句话,但文革前与李井泉等人的斗争,条件环境那么恶劣他都不想死,何以进京不久,又没为他定性,他为什么要自杀?很不符合他山东汉子的性格,人们只好用一个“迷”字来解释了)。

尽管大家都有不妙的感觉,但开始时均认为大方向没错、没有什么可怕的,照样活蹦乱跳的生活,甚至学儿时打蛇抱蛋、跳拱、翻墙外出去买酒和零食吃等。因院内只有个军人服务社,不卖酒和小食类食品、大门不让出就只好翻墙喽。那会我们真像一群小学生,可干部们却都忙坏了,一会儿找这个谈话,一会儿找那个谈心,硬是在分秒必争。

慢慢的气氛开始紧张了,学习班大凡小事好像都是黄、吴、李、邱说了算,即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明;总后勤部长邱作会作。那时学习班干部们口中的“首长”,基本都是这几人。

一九七O年的“五一”节,中央特准学习班的学员到天安门广场,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度节日,参观焰火,大家欢喜若狂。那天吃过午饭就忙碌起,因指定我们是下午四时进场,学习班特别给我们准备了鸡蛋等食品和水果,到时无数的军车开进学院,由各连依此上车向天安门进发,我们很有秩序地进入指定地点,席地而坐静等那一刻的到来。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参加过这么庞大的庆祝活动,几十百把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秩序井然,歌声嘹亮,全然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当伟大领袖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整个广场欢声雷动、红旗翻飞,“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毛主席满面笑容,到城楼两端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人们狂热的劲头,久久平息不下来,让外国来宾西哈努克亲王都大开了眼界,毛泽东的声望决不是个人崇拜和迷信搞到顶峰的,完全是七亿中国人发自肺腑的拥戴,正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古话。炮竹声声与火树银花交相辉映,多么壮观而伟大的场面啊!回到住地,我们的心潮都还在澎湃,毫无睡意,灭灯号都过了很久,在班长甚至连长的再三招呼下,人们才慢慢入寝休息。

说实话,按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话说,我们是中央请去的客人,学习完后回去还要工作的,故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很不错。但后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节一过完,就掀起公开批判刘张的旋风。但是大家心里都不服。比如:在省革委工作的洪运珊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揭发批判刘张,表现得有些过头,不少人都反感,说她是十足的投机分子,原来死保李井泉,后又自称死保刘张,所以被人瞧不起。晚上散步都没人同她一路。有次她散步被人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个盘桃(因花园道路两旁都种的盘桃树,学习班也宣布过不准随便采摘),她走的又是最背静、少人走的地段,故有人就大声喊“洪运珊在偷桃子了!”一时间学习班就传遍了。她急辩是在地上捡的,不是偷。但大家硬是要说她偷桃子。这明摆着就是要贬她,实际“偷桃字”是寓意为政治扒手,我想她洪运珊也不至于去偷一个桃子吧。

由于政治空气的紧张,有些人开始“转向”,顺着上面意图批判刘张。也有个别想不通的人消沉(或有轻生念头)。古蔺县(原宜宾的属县)造反派头窦某某有段时间老是单独到屋顶平台或凉台幽静的地方徘徊,大家都怕他想不开,问陈思英她也说不清楚,反正思想包袱背得有点重。有人建议我去做老窦的工作(因为我跟县区的头头都比较熟),不让他干傻事(轻生),我还真的找过他谈。他说真的想不通,为啥又错了?是啊,怎么又错了呢?结合党史来看,政治斗争真是错综复杂、千变万花,一会儿正确得不得了,一会儿又错登了(错到极致的意思)。可这次是毛主席发动、中央全会一致通过的运动,现在仍然是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全中国仍在他老人家的领导之下,何以出现今天的局面?真是费解啊。我也只好劝他相信党中央,更要相信自己,扪心自问有没有偏离斗争大方向是首要的,没有就不用怕。要讲名声,我比他大得多,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问心无愧,我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也许正因为此,没想到时隔不久,厄运就降到了我的头上,那时后话了。在北京学习班里,当时大家最想不通的是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刘张他们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干部(有1967年中共中央的两个红头文件可证),时隔三年情况就有那么大的变化?难道又是一个“王、关、戚”(即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再现?不可能因为刘、张、王、郭、李等是中央“平反通知”和解决四川问题“红十条”文件肯定了的干部,更何况刘张不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大家都深感迷惑。

在宜宾,在市革委,我对王学明(宜宾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印象都不怎么好(不止是我),可在学习班的一件事,改变了不少人对他的看法,觉得他还有点道理。那是:

学习班批判刘张在升温,学习班领导为分化(刘张)和树榜样,连部出面指明要王学明去揭发批判刘张,因为他原是张西挺在宜宾市当市委书记时的警卫员,平反通知下达后,他是刘、张、王、郭、李等中的一员,故进入市革委任副主任的。稿子是连部找“秀才”些写的,他没有文化怕念不好,就叫人教他,当教念到“死猪不怕开水烫”一词时(是比喻他紧跟死保刘张的顽固劲),他不干了,不愿去揭发批判了。连部领导再三给他作工作他就是不干。连领导拿他没办法,只好问他要怎样才去揭发批判?他说有些词要改过,比如“死猪不怕开水烫”就比喻不对,他不是猪,要比喻只能把他比作老黄牛,故他只能念成“老牛不怕鞭子抽”。连部拿着这个“大老粗”真没办法,只好同意改(这也是连里的刀笔吏将此事当笑话摆出来,大家才知道内幕的)。由此,大家对他有了些好感,都说这个大老粗其实不“粗”嘛。

反之,曾在宜宾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李锦凡,在宜宾人们心目中是很受尊重的大学生,到了北京学习班却成了连部的红人。其实从在宜宾他对我策反时起,我就知道了他的转变,因为他与我关系较好,故我没外传他搞策反事,大家就不了解他的转变。在学习班,李锦凡到处当说客,尽说些违心的话,故很多人都对他产生反感(当然也有听他的),有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李麻烦(其实他和杨泽彬以前在宜宾,人们对他俩的印象相当不错,他毕业回宜进了造纸厂,还有不少人为他打抱不平呢。他的转变并没给他带来好运,学习回宜后照样被囚禁反省,终于魂消魄散的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了)。

话又说回来,“功夫不费苦心人”。经过连部大做“分化瓦解”工作,是有一些人“反戈”了,跟着违心地写所谓揭发检举材料,甚至不顾事实,捕风捉影地编造事实来窝里斗。丁绍云(省轮船公司工人,造反派头)和我就成了挨整的重点。于是,学习班将我俩“隔离”,并由所谓有“转变”、表现好的人组成互助组来“帮助”我们认识“错误”。这样一来,气氛更加紧张了,人人自危的空气笼罩在整个后勤学院。但我没有违背中央指示,没有做过违条犯法的事,心不虚,无所顾忌(特别是他们将宜宾谣传的,又是属于我在追究的什么“盗卖军筏”这些事来攻我,就知道他们是在欲加之罪,是在懵着整,我能怕?怕得了吗?)。这时,我们有相当一些人就在猜测,中央可能出了什么变故,即像“二月逆流”的情况再现。当时大家估计问题就会出在“黄、吴、李、邱”身上,造反派可能要受压一两年的时间,短期内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看来,问题严重性的时限估计比较正确,但根子就不是黄吴李邱那么简单。不管怎么说,根本没想到林彪、陈伯达身上。因为林彪是被确立了为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做梦都没想到是他为了抢班夺权的问题上。黄吴李邱只不过是他前台的干将(四大金刚嘛),真正幕后是林彪、叶群,故没两年“九一三”事件爆发,人们才认识到了根子的所在,这是后话了。

由于相当一部分人的“顽固不化”和抵触情绪的加深,四川班就搞了个“公捕”大会,将某某某和丁绍云宣布“逮捕”,押回地方判处,以此来打击不受“感召”人们的嚣张气焰。这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丁绍云在宜宾没有很大的名气,除他本单位省轮船公司外,就是在宜宾市区知道他丁绍云的人也不多,更不要说全地区了。此人不多言不多语,一副朴实忠厚的样子,谁会想到学习班要拿他开刀呢?说他是解放前长江河下的双枪土匪,有名的“丁罗汉”,人们听后都吃惊不已。我也升级为“隔离反省”(没有任何上级指示和批示,只在连里宣布的,想必是宜宾的别出心裁了),单独住一间屋,由多人轮流值班,昼夜有人守侯,拉屎拉尿都有跟班。后来才知道报捕人中还有我,可能是中央发觉报捕我的材料不实,姑不予批准。丁绍云是因泸州沿江曾有一个叫丁绍云的双枪土匪头,年龄、身段、体形与他较符,故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才批准逮捕,押解回宜查实后处理。由此,学习班内气氛极度紧张,人心惶惶,一些人在高压下“转向”,如余某(宜宾三江机械厂造反派头)等,不得不按连部指示和编造的事由来“揭发批判”,只要自己能过关,谁还能管违心不违心了。事后余某不止一次向人表白,他是逼不得已才按某些人的意图(指使)来“揭发批判”我的,真有点对不起我,很感内疚。

可能党中央有所察觉,因为即使在连我被隔离反省起,都在不断秘密向中央反映学习班内不正常之情况,通过某种渠道发呈中央,其他未被隔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总会有些材料传到党中央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对学习班作了专门(重要)指示,大意是:两派武斗,你抓我的人,我杀你的人都是派性在作怪,只要不是阶级敌人杀我们的人,就不要再追究个人责任了,这些人(指学习班的)学习结束后,回去还要工作的。这是周总理在学习班领导会议上宣布并令在全学习班开大会传达的。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于八月十三日发出的中发(1978)48号文件,基本就是周总理七O年在中央学习班四川班代表党中央作的重要指示的内容来制定的这个文件(有据可查)。这样学习班内的压力才稍减缓了一些。可我的问题在下面并未解脱,一切照旧,只不过没像从前那样逼我和进行公开批判了。为此,中央还特意安排我们学习班首批参观刚竣工的北京地铁工程。这是我国第一条地铁修好后接待的第一批参观人群,这在当时是相当荣耀的大事,可见当时党中央对我们这批人还是很重视和关心、寄有希望的。

在北京妄图抓捕我的图谋虽然未遂,可宜宾的有心人并不甘心,仍然严令要互助组的积极分子们(特别是班长,即解放军那个连长)跟随监视我,我的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得随时报告。我想我借写检查给中央写材料报告学习班情况的事,多少也会被告密了一些,反正我不反党,我怕什么?告就让他告去好了。

一九七O年九月学习班学习结束,放假三天外出购物和观光。

其实,我有要挨整的思想准备,但估计不足,大错特错了。原以为在中央他们都抓不了我,回宜宾大不了弄我来批斗一下,撤职了事。仍然回去当工人还好点。当工人单纯,少动脑筋还能照顾家庭。当干部钱没多拿,相反增(加)大开支,得不偿失,一天到黑地忙这忙那,很不容易回趟家,有时板凳还没坐热又有事、找来了,弄得一家老小都不得安逸。想着回去当工人,以免老是要与一些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人争斗,这想法未免显得太幼稚、太简单了。政治斗争要有那么简单,无数革命先驱就不用抛头颅、洒热血了。

在京休假都有两三个(暗中)跟班“保卫”着我,我进商店他们也进商店,我入厕所他们就在门外站起了“岗”,我吃涮羊肉,他们就得守侯一两个小时,看着他们怪辛苦的,我真不忍心了,只好少去耍点,早早返回后勤学院。

返川是专列,坐位由解放军安排(美其名曰“军事化”)。不少人肚皮头都憋着一股气回家,碰巧被列车员撞上了。由于是京列,大部分列车员都是北京人,说的都是京腔。他们打扫卫生习惯叫过道上的人“靠边”,四川人听到就不顺耳,回敬一句“老子晓得要靠边了”(川人理解的靠边就是靠边站,寓意为下台之意)。由此还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争执。过了秦岭列车进入广元车站,不知是回家心急还是另外的什么原因,有人跳车了。这一下把我们班长吓坏了,赶紧跑到我坐的那排座位来换位子。他是红军的一个副连长,云南人,宜宾连的班长。他到我对面位置上就坐,生怕我飞了似的,好不紧张。相反我还觉得好笑,眼看就要回到家里见久别的妻室儿女了,我干吗要飞(跳车跑)?

美梦毕竟是“梦”,严酷的事实才是最现实的。回宜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随着火车进站拉响的汽笛“呜”——“呼”了。人们极度高兴地争相清理行包准备下车,坐我对面的班长却拉起我直奔车厢出口,这时人们正在忙乱中,根本没人注意到此举。他将我带到站台上停的一辆吉普车旁,推我上车,门一关就启动冲出了车站。警笛呼呜着一溜烟开进了宜宾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叫冯占云搜我的身后,将我关进了公安局里的黑屋子,没有出示过任何证件,更没(手续)宣布理由,不明不白地被关进了牢中牢(就是牢房中的牢房)。因为该黑囚房是公安局修来关押临时被抓来的犯罪分子的,一进三间,外面是大间,里面还有两个小间是关案情重大的人的,我就被关在最里面那间小号,等于是双重铁锁把我“锁”住了,故叫牢中牢。里面臭气熏天不说,臭虫多得来起串串,晚上一沾铺就会被咬得你根本无法睡觉,随便用手一抓就是拾来个臭虫跑不掉。吃的是公安人员卖剩下来的饭菜,随便赏点给你算一顿(餐)。其他被关的人可以家人送饭来吃,惟我不行,因为我特殊呀。

自打被关进这个笼笼,没有任何人来问过我一句,只是叫那些小偷扒手把里间小号盯紧点(即我这个人关的那个小号)。我想,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不是黑整又是什么?!党中央明确指示:(我们)这些人学习结束后回去还要工作的。我就这样工作吗?看来,在天子脚下他们不得不收敛着点(因为北京是首都,在党中央领导的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有所顾忌),但回到宜宾就是他们的天下了。正如古人云:天高皇帝远了。中国有一句最形象的话比喻这种情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只有看他们是把我炒来吃还是煮着吃了,听天由命好喽。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我要是真的有罪,他们上报的逮捕材料早就批准了,何苦要煞费苦心地等回宜才动手?中央不批捕,说明他们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我有罪。我不是坏人,为啥宜宾还要这样对待我?不难解释了吧?!

  
  
  

 
 
顶端 Posted: 2006-09-25 06:14 | Unknow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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