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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二四’回忆”读后——武汉三中一个“胆小鬼”的自白



远思

关于“六.二四”汉轧惨案,在此之前,我多次听杜君讲过,但听故事的感受,远没有读文章之后叫人印象深刻,甚至产生一种类似“震撼”的感觉。我们那时正偏安湖北大学,远离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六.二四之后,我们就辗转至武汉大学,绝没有杜君及其他亲历“六.二四”汉轧惨案的同学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与印象。对于杜君他们的英雄行为,我一贯只有敬佩的份,因为自打当小孩起(甚至说夸张一点,自打在娘肚子里),我就是一个胆小鬼,本人属鼠,我总是惊叹“胆小如鼠”的造词者,真是把我们这种胆小之徒的心理状态刻画的入木三分。因此,我读了杜君的文章之后,我不是想写歌颂杜君他们的赞美诗,我只是想写一下由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关于我自己的胆小与杜君他们的大胆的英雄行为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对于卑劣的胆小鬼的自责。

在三中,说确切一点,在三中的文革期间,我与周福生,宋德大等同学一起,组成了“红岩104”战斗队,“红岩104”的人不擅武斗,只会刷点标语,写点文章。我与德大一起,以“三中红岩”的名义办过两期铅印的“红岩”报,其后又以“北斗星学会三中分会”的名义办过几期油印的“北斗星”小报,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我们与鲁礼安君的北斗星学会没有一点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在思想上,应该是深受其影响的。我多次与周福生一起,从汉阳步行至华工(当年交通极其不便,即使有车,也无钱坐车),到华工去看、抄大字报,这是文革时期的一种主要的参与运动的方式,也是一种学习与交流的方式。尤其是“北斗星宣言”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阿基米德语),言简意赅、高屋建瓴、气势磅礴。鲁君当年的学识、见地与才华,令我们当年的这些中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我们的许多观点,也深受其影响。但我们确实与鲁君未曾谋面,直到今天。然而,就是这不经意的“北斗星学会三中分会”几个字,在文革结束后的清算造反派的运动中,成为悬在“红岩104”人头上的达摩克斯剑,每次运动必定提及,而且成为那场灾难中的我们无穷无尽的“罪恶的渊薮”,我们104的主要的同学,都为这几个字付出了沉重代价。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在文革中,我们没有参加一次抢枪活动,说句惭愧的话,有一次,其他同学把枪抢回来后,一纵队的人,每人发几颗子弹,练习射击打靶,我都不敢打,我把子弹给了其他同学。我当时十分羡慕杜君班上的那些同学,蔡俊、沈真华、杜良怀、王仲春等人,一个个膀扎腰园,虎背熊腰,身材高大(他们都像高干子弟,象是没有经过三年灾害似的)。尤其当蔡俊在一次武斗中,用一把三角刮刀将一个对立面的初中的同学刺伤,那种敢于刺刀见红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英雄气概,真是令我敬佩不已,但我做不到,我怕见到血,直到现在,我连打针都怕。我真是恨不得搧自己几耳光,怎么这么没用。

中国在任何时候,读书人大抵都是得不到重用和尊重的,在文革时期更是这样(请允许我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划归在读书人之列)。在文革期间的一纵队,大体由这样三大板块组成:以谢保安为首的红岩101(当然,老谢又是一纵队的头)的主流是“只‘将’不‘儒’”,(不过像胡启志、汤杰等人还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老谢那更是自不待说,但以此几人构不成101的主流风格),以周福生为首的红岩104的一班人,是“只‘儒’不‘将’”(又大言不惭,我们班上的同学都不会打架,顶多就是周福生偶尔向我们同年级的一个同学,人称“打师”的黄道侃学习一下摔跤),只有以沈真华为首的红岩102的一班人,包括杜良怀、蔡俊、王仲春等人,是又“儒”又“将”,是为“儒将”。他们能文能武,文武双全,把书读的像使刀枪棍棒一样的活。我们可怜,只会读一点死书,除此之外,一无所长,因此,在一纵队中地位十分卑微,打架,抢枪,冲锋陷阵的事完全轮不到我们,在那个不是比谁的道理大,而是比谁的拳头大的年代(即令在今天,这一铁律也没有打破,只不过这一铁律也与时俱进,加上了比谁的钱大、权大与官大),我们104的人在一纵队中完全没有一点话语权,我们胆小如鼠的人也只能安于无名鼠辈的身份与地位,完全不像杜君他们,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副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在那个非常时期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与才华,活得如鱼得水。

我这样写完全没有忌妒与挖苦讽刺的意思,我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的真实。我确实总是从内心羡慕和佩服他们,而痛恨自己的胆小。

在文革中,我参加(与其说参加,不如说经历)过三次武斗:一次是参加谢保安班上的同学的“翻门坎”;一次是在学校里被一群外单位的造反派围攻;再一次就是所谓的“八五”武斗。

现在让我一一道来: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左右,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学校里玩,不知是谁说,谢保安班上的同学廖前炘家与邻居家发生冲突,要红岩一纵队的人去帮忙(那个年代叫“翻门坎”、“抖阵候”,意即显示自己的人多势大、上门“抖狠”的意思),我们104的人也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跟随大队伍前行。廖前炘家在汉阳五里墩,只见一群几十个人,有的拿着老三八式长枪,有的拿着五四式手枪,有的拿着手榴弹,像一群乌合之众,稀稀拉拉又浩浩荡荡地向汉阳五里墩进发,沿途的居民看到红岩的队伍过来,惟恐避之不及,纷纷躲避。快到五里墩时,廖前炘前来迎接,与大部队汇合后,简单讲明情况,就向生活区冲去。只见一群乌合之众,群龙无首,拿着手枪,口里喊着冲呀杀呀的口号,向前冲去。当地老百姓见状,抱头鼠窜,各自跑回自己家里,把门紧紧关上,吓的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当时的情景,与电影里的还乡团横行乡里的情况一模一样。一纵队里面也有一些打手,喜欢惹是生非,此时不知是谁,拿起手枪、长枪乱放,只见噼里啪啦响作一团,附近的老百姓吓的发抖,那家与廖前炘家有过节的人家,更是吓的躲了起来,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由于没有找到冤家对头,就这样显示了一下力量后,大部队就撤回了学校。我们由于从来没有参加过武斗,也没有看过真正的武斗场面,当时生怕流弹伤及无辜,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十分反感,因此一路上就在埋怨他们,但正如我前面说的,由于我们104在一纵队中地微言轻,没有任何话语权,所以,我们微弱的反对与指责声淹没在那一群神采飞扬、班师回朝队伍的胜利凯旋的激情里,连一朵浪花也没有溅起。这就是我亲历的一次武斗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也是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学校里“闹革命”。文革进行到一九六八年,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人们一片茫然,对于这场革命何处何从,人们苦闷彷徨,无所适从。所以,那时所谓“闹革命”,其实就是穷极无聊,无所事事,在学校里瞎混。当时我们每个战斗队都有自己的一个办公室,或者叫活动室,我们104的活动室就在那时的学生宿舍楼上的某一间房里。这天下午,正当我们准备回家之时,忽然听得马路上人声鼎沸,我们从窗子里探出头去,只见一群工人造反派队伍,开着汽车,拿着长矛大刀,气势汹汹、剑拔弩张地将三中围了个水泄不通。那群人在下面喊话,要求三中交出打人凶手,否则就要攻进校来,到那时见谁灭谁,玉石俱焚。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这等场面,吓的要死。这时,不知在谁的指挥下,整个大楼的人全部动员起来,忙着把宿舍里的高低铺搬出来,将大楼的楼梯口堵的严严实实。这时,外面的人扬言要攻进校内,楼上的人也与围攻的人进行对骂,那情景,与“水浒”的电视或小说中,梁山好汉攻打“高唐州”的情景,别无二致。我当时十分后悔与害怕,心想一旦外面的人攻进大楼,那将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后果不堪设想。正当局势僵持不下之时,这时,从学校后面传出一声沉闷的声音,我当时不知道这就是枪声。声音过后,只见围攻的人群中开始骚动,纷纷后撤。随即,校门大开,只见黄茂华、金晓涛(学校老师)一群十几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汉阳造,从校内冲了出来,黄拿着长枪,对着天空放了一枪,只见子弹向着斜上方飞去,打在了学校对面一户人家的屋檐上,把屋上的瓦打的粉碎。当时这家人家正有几个人站在屋内看热闹,突如其来的子弹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如果黄茂华的枪举的再低一点,这颗子弹就不会打在瓦上,而会打在他们其中某个人的头上,那么,我们看到的将不会是一片破碎的瓦,而是一个破碎的头,当时吓得他们赶紧躲了起来。再说围攻的人群,全都是使用的大刀长矛一类的冷兵器,听到第二声枪响,慌忙退去如鸟兽散。真个是:茂华一枪平天下,唬退一群乌合兵。我们一把老掉牙的汉阳造,就把他们打的落花流水,由此可见兵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以及冷热兵器给战争带来的完全不同的两种结局。

直到这群乌合之众完全退去,我才从惊恐万状中回过神来。我感谢黄茂华,如果不是他当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我们那些被围困在学校大楼里的同学,不定是谁就已经命丧黄泉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疯狂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事后了解,这场冲突,完全是我们一纵队中的个别害群之马,在外惹是生非,寻衅闹事所引起的。但是,在文革这个非常时期,这些害群之马不可或缺。因为“文革”是一个比谁的拳头更大的年代,当年有个口号叫“文攻武卫”,其实,“文攻”何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武卫”才是“硬道理”,“武卫”那是真枪实弹,那是动真格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而“武卫”就得靠这些“害群之马”,就得靠他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视死如归。而像我们这些只会摇摇笔杆子的人,在这时是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的。想到这点,我们也就释然了,这也算是我所经历的一次武斗场面,虽然时过多年,那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这两场武斗,我虽然也算是亲历者,但大体上是有惊无险的过来了。我的胆小和临阵脱逃的丑恶嘴脸,还没有充分暴露。而将我丑陋的胆小鬼的嘴脸暴露无遗的,是其后发生的“八.五”武斗。

“八.五”武斗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我不想赘叙,随着时过境迁,现在看来,这是发生在我们红岩内部两派同学之间的“兄弟阋墙”。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红岩一纵队的头头谢保安被另一派的一个同学打伤。我们闻讯后,决定当天晚上到汉阳社会上去游行,刷标语,造舆论。晚上约八时许,我们一纵队的几十个同学,聚集在学校的操场里,准备上街。我们104的同学,大约十余人,手里拿着大排笔,白纸,挑着浆糊桶,准备跟随大部队上街。此时,不知谁说了一声“来了!来了”,还没有让我们会过神来,只见从学校的大门里,冲进一群人来(这群人就是红岩中的另一派同学),这群人沿着操场一字散开,与我们在操场两边遥向对立。突然,只听得一声巨响,我们这边就有人开始向学校后面跑去,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手榴弹的爆炸声,只是出于求生和胆小的本能,把手中的笔墨纸张一扔,没命地向学校的后院跑去,我边跑边听到身后又响起两声巨响。我顾不了那多,跑到学校后院,爬上一个垃圾箱,再从垃圾箱上翻上学校后院院墙,跳到墙下,撒起双腿,朝自己家里跑去,完全不知道学校其后发生的任何事情。直到第二天,我才听说我们一纵队有二十多人被手榴弹炸伤,住进医院。而且听说许多同学当天晚上一直没有睡觉,联系医院,照护伤员。而我对这些一无所知,全然不顾受伤的同学,一个人逃之夭夭,我胆小鬼的丑恶嘴脸,在此暴露无遗。

事后,在夏帮银的安排下,全体受伤人员全部转移到青山九医院治疗。我在九医院也住了一个多月,尽心照顾伤员,也算是对我的逃跑的行为的一种补过。

我想,就像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一样,读书人逃跑也不算逃(虽然本人没有读什么书,但总是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当做读书人)。由此,我想到,我的这一“壮举”,与谢保安的父亲――谢敬止老人的一次“逃跑”,何其相似乃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年代,敬止老人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当他一听到枪响,就把手中的汉阳造一扔,逃之夭夭,与大革命失之交臂。几十年后,敬止老人用一种十分平静的语气,跟我们讲起这件事,从他的口气里,听不出丝毫的后悔与自责。我站在一个怕死鬼的立场上,对于敬止老人所持的态度,表示深深的理解。这不应该算作我的自我辩解吧。

还是说说杜君。

我与杜君同年级,我一班,他四班。我们的教室在同一层楼,我们在楼东头,他们在楼西头。在学校期间(包括在文革期间),我们几乎素昧平生,没有打过交道,我至今还不明白,下农村时我们是怎样分到一个队的,可能是他与周福生比较熟悉的缘故吧。真所谓“我在楼之头,杜在楼之尾,四年同楼不识杜,真是活见鬼”。在校期间,我只听说,杜君博览群书,爱好广泛,文武双全。直到下农村后,和杜君在一个锅里吃了两年饭,对于杜君,才有更进一步、更全面的了解。杜君才华横溢,行侠仗义,为人豪爽,嗜烟如命。由于从小离开父母,在校住读,生活不拘小节。更由于家境很好,从来都不缺钱花,用钱大手大脚,视金如土。杜君最大长处是,思想从不僵化,与时俱进,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

列位看官,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我对于杜君,是在作无聊的吹捧,实则不然。我确实是在读了杜君的文章后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总之,杜君的优点,就是我的缺点,有道是:三天不打牌,比不上杜良怀。由于我不会打牌,看来这辈子只能在杜君之后,望其项背了。
  
  
  

 
 
顶端 Posted: 2006-09-20 01:22 | Unknow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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