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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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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航红旗早期负责人戴维堤访谈

文革初期大学生造反原因与“北航红旗”的成立

访谈整理:老田

一、 文革初期的形势

大学生开始造反时候,是在毛主席批准播发大字报之后,也就是1966年6月1日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北航还不出名,蒯大富比较出名。我们学校的运动都是从清华北大那边引过来的。

北航是个半军事学校,学生入学是按照当兵的标准挑选的,大学生录取按成份,以工农子弟和军队干部子弟为主,地主富农出身的一个没有。清华、北大出身不好的人多,地质学院也是那样,他们造反派也有他们的不满。后来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个分歧,与这个情况有关,北航支持出身好的一派,实际上偏“保”,地院支持激进的造反派,我们开始反对极左。

造反派也不一定都是好人,清华的“四一四”就是这样的。

二、 文革开始的北航工作组

我是北航3511班的学生,是63年入学5系,班里有25个人。有一个石兴国,他是南京人,他父亲是省委书记的秘书。那时候几个人去北大清华回来,也写大字报炮轰党委,但是没有什么依据,无非就是说他们生活腐化、喜欢跳舞,再有就是他们常常勒令工农子弟退学等等。

那个时候造反最起劲的一帮人,都是高干子弟,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赖际发的儿子赖锐锐,地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孙清林,铁道部长的儿子苏小泉,他们几个为首的炮轰党委特积极,写大字报是6月10号左右,比我们早,而且点了书记的名字,他们有内幕消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显山露水,他们的大字报轰动了北航。

接着工作组就派下来了,组长是国防科工委八局局长赵如璋,也就是10号左右,工作组来到北航就一个调子,支持群众斗党委,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大字报就搞得黑白不分,党委也瘫痪了。书记王洪、副书记周天行停职反省。大概是在6月15日到20日,全校革命师生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揪斗黑帮,我们当时没有参与,持观望态度,工作组支持高干子弟斗黑帮,北航斗了40-50人,清华斗了150人。

三、 文革的转折点

6月20号,赵如璋召开大会,说北航的斗争形势复杂尖锐,王八蛋很大,不一定光揭发党委,要全面开花,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发谁。这一下就彻底热闹了,北航教职工1万多人,平时相互有些矛盾的斗发泄出来,结果是全院开花,相互混战一团,运动的矛头就这样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

我们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工作组不对,完全是胡来,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把文革引向歧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就开始串连,寻找与我们观点一致的,班上有一大半同学同意我们的观点。

首先是石兴国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一条无头的黑线……》,主要内容是说北航揭发出来这么多问题,主要是从国防科工委批发而来的,这是一条黑线,要往上揪。这个大字报是我看着他写的,就是两张纸,写完之后贴在八号楼。我的书法不错,自己也拿了几张红纸,说是坚决支持石兴国的革命行动,还说鉴于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赵如璋不再适合领导北航的文革,建议国防科工委撤换赵如璋,另外换人。我的大字报也就是大标语式的,然后签了名,贴在石兴国的大字报旁边。

北航的文革运动从此波澜再起,当时就乱了套,支持的和反对的都有。说我们要踢开工作组,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大部分人不表态,少部分人暗地里支持。当时又是照相,又是摄影。6月22日,工作组召开大会,宣布我们是反革命大字报,要组织全院进行辩论,深入批倒批臭。

6月23日又举行大辩论,大字报全部针对我们,指着我们骂。各个单位和教研室都轮流批斗我们,501教研室要我低头认罪,405教研室书记孔令华组织批斗我们的时候,上纲上线。不过那时保守派还没有开始武斗,动手打人。6月27日大辩论,全院面前正式围攻和批斗我们。

然后就部署在各系都要抓类似的人,每个系都排了黑名单,一两百人。在整我们的时候,没有隔离,只是剥夺了政治权利,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抗美援越”誓师大会,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集中在二区食堂,蹲在地上听广播。

我是烈士后代,父亲是武工队长被敌人抓住活埋了,2岁丧父,13岁丧母;爷爷是民兵队长,被国民党还乡团大卸八块;叔父是区委书记也被敌人杀害;堂兄是团委书记。因为我出身很好,一家四个烈士,那些个高干子弟就说我背叛了家庭出身。

有些高干子弟写了大字报贴在我的寝食门口,说我是反革命。我当时21岁,血气方刚,不过就是建议把组长换掉,也没有把赵如璋打成反革命,要求另外派人,对党还是相信的。心里一口气出不来,晚上爬上6号楼顶大喊大叫了一阵,喊了半天也没有人,下来之后跑到教室里,拿刀划破手指,写了血书,说自己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

四、 血书的效应

工作组住在专家小楼,我敲门进去,赵如璋问我是谁,我说是来交检查的,请他看后转交中央和毛主席。他看到血书之后,受了一点震动,态度马上缓和了一点。他把学术交给旁边一个很富态的女军人,要她锁进铁皮柜里面。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就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

回来之后,我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也述说了我的家史,继续反工作组,要求他们承认错误,撤离北航。很多人知道我写了血书,全院一下子翻过来,许多人公开支持我,还有许多人到我的宿舍里来慰问、访问并表示支持。

石兴国以后没有了行动,我就成了主要目标。大概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突然中央通知工作组找少数派的代表去人民大会堂,石兴国去了,毛主席出来接见,工作组灰溜溜的。第二天就宣布撤走。

我们这些挨了整的人,认为工作组不能就这么撤走,必须检查,为我们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起初支持我们的人,也就是第一批起来造反的,大约两千来人,学生中间还有两三千人的中间派,中间派组织东方红一两千人,反对我们的有几百人。保工作组的主要是老工人,他们对党的感情深,写标语说热烈欢送工作组胜利返航,还有大标语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不简单”。

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号召支持我们观点要求工作组检查的人,做红灯笼;高干子弟就做了绿灯笼,晚上就发生了“红绿灯笼大战”,主要是显示声势和力量,也有相互吵架和动手推拉的。

第二天工作组还是走了,留下了一个文革筹委会,我们称为“伪筹委”,主任就是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毛主席818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平反。

五、 成立北航红旗

他们拉的一个班子,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不承认这个,称为“伪筹委”。

有人贴出一张红纸来,通告说从今天起,北航红旗战斗队成立,愿意参加的请到主楼125教师登记,署名是“田东”。谁也不知道田东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盛喜延,是排球队的。

这一天是8月20日,那天晚上登记的有1070人,以学生为主,有部分教职工。也没有开什么成立大会,大家就好象是在展览会上签到簿上签到似的。大家都认识我,就公推我作为联络人,就相当于是一个召集人。

参加的女同学也不少,有的女同学就绣了两面红旗,第二天早上把红旗插上,几个骨干都是自动涌现出来的,2系的涂海鹰站在凳子上讲演,他说:红旗战友们,不能让工作组这么便宜的走了,上国防科工委去要求他们回来检讨。又有一个小伙子举着一面旗帜走过来,叫跟我走,这就是三系的韩爱晶,他是64年入学的。还有四系的侯玉山。还有一个仇北秦,人高马大,一米八几的个子,满脸胡子,他老子也是高干是萧劲光的不下,是孔令华筹委会的成员中间的反对派,同情北航红旗。

六、 揪工作组成功和“让贤”

这样涂海鹰为首,韩爱晶带队,举着两面旗子,一百多人步行去城里,沿途呼喊口号,走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西大门,大队人马后来才来。我们到达国防科工委门口的时候,想要冲进去,但是冲不进去,那里戒备森严,总参、总政和国防部都在大院里。这么多的人在军事机关门口闹嚷嚷,是建国以后没有过的,有干部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说我们是反革命。

这个时候,高干子弟们参加了联动组织,也到国防科工委门口跟我们闹。他们还算是给我留了点面子,没有动手打,对地质学院他们是打,对北航没有打。他们天天找我,要我参加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不要做亲痛仇快的事情,把队伍从国防部门口撤回去。我就反过来劝他们要与老子划清界线,参加我们。我们在那里坚持了28天28夜,坚持要揪工作组,这在北京是第一家,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这个事情倒是没有怎么追究。

静坐的时候,通常保持几百人的规模。我就回去找孔令华,要安排送饭,韩爱晶和井冈山在现场顶着。

后来刘志坚出来了,说门口这个地方车进车出,是不是撤进旁边的体育馆。我们就每天三五个人在门口值班,在那里坚持了28天,每个人都减了十斤八斤的。我就每天跑来跑去,搞后勤工作。王大宾他们也在地质部门口坚持。中央没有人表态,赵如璋就是不出来。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北航红旗的领导班子就是在静坐过程中间,自然形成的。期间李纳还化装来侦察过。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那里唱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时候,来了两辆小车,问我们的负责人在哪里。我、韩爱晶、涂海鹰都在,看是陈伯达和王力来了,我们都非常感动。陈伯达说我和王力同志来,就表明一种态度,你们懂吗?同学们欢呼雀跃。陈伯达接着说,回去吧,胜利在等着你们。王力说,我们一开完会就赶来了,听说你们是少数派,少数派是优秀的,我们支持你们。

后来才知道,我们再那里静坐的时候,中央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老帅要镇压,中央文革支持,最后是林彪出来表态,陈伯达立下军令状。林彪说,赵如璋不出去,就派人把他押出去。陈伯达立下军令状说:国防科工委赵如璋、罗舜初同志到北航去,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被打死,陈伯达甘愿抵命。

这个时候已经是九月底了,北航红旗出了名,回到学校一下子就膨胀到四五千人。我自己是个农民子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有点承受不了,现在那么多人,就要把位置让给韩爱晶。那天撤离的时候,我就这个想法征求大家意见,有人批评我是半截子革命。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张通告贴在体育馆,说很感谢战友们的信任,现在胜利了,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辞去,建议韩爱晶同志为负责人。在静坐期间,韩爱晶表现得很好,因为他早先没有挨整所以不出名,我就给大家做了介绍。韩爱晶也很感动,大家都掉了眼泪。

第二天,北京市有人通知北航红旗负责人去市委开会,丁国钰发了一张请柬,十一和毛主席一起上天安门。我把请柬给了韩爱晶,他是个穷学生,也没有什么好的装束,去见毛主席也没有什么讲究的条件,就在9月30号下午穿着一双破塑料凉鞋住进中南海。第二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朱成昭等四人,我在家里接了一个新华社记者的电话,他们再准备报道中间要落实北航是谁上天安门,我告诉他是韩爱晶。朱成昭作为“二月逆流派”跨了之后,才补上王大宾,这就是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再后来在“两案审判”的时候,韩爱晶作为北航红旗的负责人,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让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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