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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达人:口述历史——梁效往事(摘要)

  作者: 老田
日期:   2007-01-17 20:49


首发工农之声网站(http://gnzs.cn

“1973年10月我们的党总书记徐华民告诉我,说范达人,你明天到北大,清华工字楼去,工字厅去开会,”“在清华大学的工字厅,范达人发现,原来接到同样通知有12个人,其中还包括周一良,魏建功等等一些著名的学者。而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负责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的迟群和谢静宜。”“文革之后,梁效被称作‘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为了弄清楚梁效的来历,20多年之后,范达人专程找到谢静宜,询问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的由来。”“她说我们班子是毛主席提议建立起来的,她说原来我们搞材料,清华几个人在搞材料,她说毛主席看了几条材料,小纸条,他说不够,你们的材料不够,你们清华搞理科的不行,你们要找北大的文科的老师一起搞,然后她就把我们文科找去了,”“在编写过程中怎么定题目,怎么怎么,采取什么方式,领导有指示,我们也根据领导的指示,后来我知道,实际上毛主席通过谢静宜,他一直关心这个事,一直指导这个问题,他看到这些材料多了以后,他说你们两边(林彪和孔子)对照起来搞材料,然后对照起来以后,我们分几个标题写按语。73年底搞成了。”“根据谢静宜的回忆,江青得知这个材料小组存在的消息,是在材料编好之后。江青和王洪文提出向全国分发这个材料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1974年1月18日,《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一号文件下达,“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74年1.25开大会,大会就是由迟群、谢静宜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这个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参加的,那么总理在这个讲话里头就讲到,就说你们这个材料编得很好,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我一想好啊,我们这个受到毛主席的称赞,简直是太高兴了,因为我想,我说过去呀,人家都批判我违背毛主席的路线,走修正主义道路,我现在进入了毛主席路线这个轨道,而且毛主席称赞我们,这个路线问题解决了。我今后就是一心好好干。”“1.25大会是梁效第一次在社会上的公开亮相。此后,批林批孔小组由编写材料转向了写作大批判文章,并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北京大学朗润园后湖旁边有一座灰楼,原本是北大专为外国专家准备的招待所。自从“批林批孔”运动以后,这座楼就成了常人不敢随便靠近的一个神秘处所。此时已经名噪全国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把这里当作了常驻的办公地点。”“就是我们每个月不是补助12块钱嘛”

“从1974年5月开始,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开始使用梁效作为笔名。”“那时梁效的具体工作主要由三个组完成。写作组组长范达人,负责撰写批判文章,材料组组长汤一介,继续编写《林彪与孔孟之道》,供进一步深入批林批孔用。材料组后来分出一个注释组,专门为毛泽东注释诗词。北大和清华有四十几名教员先后成为梁效的成员。他们当中有魏建功,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学界名人,也有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普通教员。”“范达人所负责的历史小组后来被称作梁效的‘尖刀班’。梁效三年间发表了181篇文章,‘尖刀班班长’范达人参与写作公开发表的就有28篇。后来被认为是扰乱全国的文章,很多也是出自他这个写作组的笔下。”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这句顺口溜强调梁效当时在舆论界的地位。在范达人看来,这种地位主要是来自梁效的“御用”身份。”“说得好听点话呢,我们梁效是毛主席通过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说得不好听的话呢,你们是一帮御用文人,他这个写作是贯彻毛主席的意图,就遵命写作,有些东西呀,我们知道得很快,”

“我们那个支部书记有一天晚上把我叫上去,他说上面,他没说谁,上面,让我们写篇文章,题目,《孔子其人》,他说这个题目口气很大,有来头的,说,现在这个文章写作任务交给你们组,就是交给我这个组,然后我说行,我们试试看吧,他提出几点要求,他说,首先是通俗易懂来把孔丘这个人勾画出来,然后要写他稍一得势就镇压少正卯,少正卯就是革新派。然后又传达下来什么,要写他压迫妇女的,这个任务交给我了。”“后来传下来,说江青催了,哦,这是江青的那个布置的任务,她说你们写不出来,我要找别人写了,就说就等于将我们一军,”“人们认为,这篇文章名为批林批孔,实质是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其中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文中,形容孔子71岁,重病在床,讨伐革新派的一段话。这段话,范达人承认是自己写的。”“71岁病重在床,这段话在我写这个文章之前,我曾经看到,看到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的《孔子传》,他们有类似的描述,我觉得这段描述孔子的复辟形象很好,我采用它了,我们写文章是1974年2月份写的,当时总理呀还不断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还是这样的情况,总理生病,总理有病住院是6月份的事情。然后再讲当时这个梁效大批判组的领导,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没有向我暗示,你们写这篇文章要影射周恩来,没有,这个实话实说,没有还是没有,我不能栽在人家头上,为自己开脱。”“范达人承认,当年梁效的文章确实有所影射,比如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军区调动。但是影射周恩来,梁效的执笔者却从没有想过。”“1975年1月,推迟了六年的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梁效有四位成员成为了人大代表。范达人也是其中之一。”“文革当中,梁效是一个神秘而显赫的写作团体。他们在北大朗润园的一座小楼里工作,寻常人不能够接近。在文革最后的三年的时间里,梁效陆续发表了181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视为是当时中央高层意图的反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定会先后转载。”

“范达人回到北京后才了解迟群急调梁效成员回北京的原委。四届人大之后,迟群在清华大学提出,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都要传达,我们(迟群和谢静宜)同意了才能传达,随后不久,迟群拒绝传达邓小平关于教育方针的讲话。这引起了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的不满。刘冰认为,要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惟一可行的是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迟群的问题。”“1975年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这个会议将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定性为一股“右倾翻案风”,并且呢认为“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打招呼”会过后不久,梁效就接到了《红旗》杂志的约稿,《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这篇文章确实第一次就是很公开地批判这个右倾翻案风,矛头是针对周荣鑫,当时的教育部长,实际上是指向邓小平,这篇文章出来影响很大,因为这整个气氛都变了。一下子就是另外一场运动开始,就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广播里不断广播,全国各报刊转载,开始全国也搞起来了。”“此后,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批示传达到了梁效。1975年11月,梁效又接到了《红旗》的约稿,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这篇文章由范达人所在的写作小组执笔。”“那时候给我们提供一些材料,就是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讲话,然后这个当时科学院造反派一个头头,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然后我们还到科学院去看一些大字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给它整理整理,让我们写一篇文章,具体矛头是针对胡耀邦和李昌他们一些言论,实际上也是指向邓小平,我的那个最后写了一段,就是对这个右倾翻案风修正主义路线要概括,”“范达人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右倾翻案风”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以搞复辟倒退 搞反攻倒算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它的手段是折衷主义。”“这篇文章首次将“右倾翻案风”这一提法公诸于世,并且为这场政治运动做出了明确的定义。这篇文章刊登在1976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上,不久,又作为广播稿件面向全国广播。”“还有一篇文章就是《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这个邓小平没有讲过什么孔孟之道,跟孔孟之道没什么关系,只说了一句话,名不正,言不顺,孔老二的话。然后我们也说,好,实际上他搞复辟也是那什么,这是牵强附会。我们也可以当时拒绝写这篇文章,没有这个尊孔言论,写不出来,或者写不了,当时觉得这个上面交下来的任务,《红旗》要稿,我们应付差事,就这样,这种心态。”“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当天上午,梁效成员自发地佩戴了黑纱,但不久之后,迟群和谢静宜向梁效传达了中央对周恩来丧事从简,遗体火化的指示。梁效的黑纱只佩带了一个上午。”

“1976年5月,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文章写道,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这篇文章,范达人也参与了写作。”“我后来就产生一个思想就是,(梁效)这个地方啊,卷到这个高层斗争里头去,很危险,另外呢,我感觉老百姓啊,实际上对我们的文章至少是不理解,甚至于很不满意,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开始想离开梁效。”“1976年5月,范达人向梁效的领导者迟群和谢静宜提交了调职信,在信中,他强调说自己对毛泽东思想是绝不动摇的,今后无论到何地何处,都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不息。他的这封调职信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6年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就是梁效所撰写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定性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根据范达人的回忆,写这篇文章时,梁效并没有接到上级部门的任何指示。”“‘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来自华国锋1976年8月的这个计划会议,他在那传达的,说毛主席有两条指示最近,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第二条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他这个传达以后,新华社都用作内参了,8月份传达以后不久,我从《人民日报》一个朋友那里就告诉我,我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他说最近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了两条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我那个时候知道了。”“《人民日报》起草一篇社论,就是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9月16号,有关的起草者,我也跟他们打听过了,他们当时起草《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个社论里头啊,有人提出来,说最好引用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他们一看,正好有这条,‘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很好,意思就是按毛主席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他们就用上了,用上了以后黑体字发表,当然我们就更深信不疑,深信不疑。”“从这时开始,‘按既定方针办’以毛主席遗嘱的面貌广泛地在全国报刊上出现。9月17日,《光明日报》前来约稿,希望梁效能为他们写作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那么实际上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没有起草第一稿,我当时因为心不在焉,我觉得《光明日报》一篇普通文章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点,当时啊,我们有点瞧不起《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约稿还,《光明日报》觉得还不如他们。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我有个组员,他说我来起草,他写,写了以后我来修改,他那些话是套话,当时一般规律性讲话,没有任何针对性,毛主席讲嘛,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修正主义以后也会有,路线斗争会不止的,以后还会有修正主义的,这是套话。”“10月4号,《光明日报》啪一下子,把我们那篇文章登出来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而且这个文章里头呢,就说谁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认为修正主义头子如果胆敢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没有好下场,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吧,很厉害的样子。”“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华国锋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才做出了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但是,根据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回忆,华国锋确定了要用‘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1976年的9月27日。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将这个秘密决定通知到了北京市委。事实上,从9月27日到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秘密进行。”

“10月10号半夜12点,我们都睡觉了,很亮,灯光很亮,哗,这个吉普车,什么摩托车,军队,包围,把梁效包围起来了,包围起来进来一批人,有北京市委的,还有军队的,还有好像北大的一个头,一个为首的就讲,就说,四人帮已经隔离审查了,迟群也隔离审查了,我们要查封梁效,中央下命令要查封梁效,用查封两个字,查封梁效。他说你们马上要离开梁效,只能带洗漱,涮洗用品,不能带任何资料文件,然后我们灰溜溜地出了梁效,”“从这一天开始,梁效成员被隔离审查。写材料,交代,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和审讯。作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等重要文章的执笔者,范达人是重点审查的对象。”“1977年12月29日,北京大学召开“全校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的罪行大会”,在全场高呼“打倒范达人”的口号声中,范达人从会场被直接押上了囚车。”“范达人在半步桥监狱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1979年1月,范达人终于离开了监狱。但是当时他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梁效成员当时必须遵守“三不规定”,一不能讲课,二不能写文章,三不能出头露面。直到1980年,北大党委为梁效做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说这四个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育可以做贡献,这么几条指示。”

“1989年,范达人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后来在美国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研究。范达人向我们介绍说,那些曾经的梁效成员,后来有很多人成为文史专业中的学术精英。他们多以开放而多元的思想而著名,今天的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他们曾是梁效成员的历史。”“对梁效到底应该如何认识,怎样来评价,范达人自己也依然感到困惑。1999年,他写作了《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这本书。在草稿完成的时候,范达人的老师,也曾经加入梁效的周一良已经患上了帕金森症,那时候几乎偏瘫。他用左手给范达人写了一份简短的信,就是希望范达人能够尽早地把这本书出版,留给研究文革历史的那些人。梁效的是是非非,恐怕要留给后人来评说。”


凤凰台《口述历史---梁效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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