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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关于武汉七二0事件的回忆

(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转载时敬请注明)

武汉七二零事件前后

  六月下旬,主席要我和谢富治到云南、四川、贵州去。他认为光到北京来谈不行,要就地解决问题,从昆明开始。主席特别提出要谢富治负责。因为他在那里当过第一书记。部队是他指挥过的,是老关系。主席去武汉并不是真的为了游泳,也是要就地解决问题,大联合,三结合,革委会,想创造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主席当时认为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发动得差不多了。主席讲:“文化大革命”, 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选择云南,是因为云南的问题出现在军队,部队是谢富治的老部下,大军区政委李成芳和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各支一派,张把李的档案公布了:参加过薄一波的决死队,在蒋介石那里受过训……李成芳把张力雄等五个军区负责人关起来了。两派闹得一塌糊涂。主席叫我们做两派团结的促进工作。让李成芳把抓起来的省军区五个主要领导人都放了,也不准省军区散发整李成芳的材料。我提议李的历史问题可以找薄一波问一下,究竟是不是叛徒?薄一波写了材料,说是整风中巳弄清楚,没有问题。主席布置时,没请总理,也没有找林彪。谢富治和我要去云南,总理知道,是在一次看戏时碰面说的。主席布置工作时要我们马上走。主席叫我把工作交给关锋,从此我就不管宣传了。我作了些准备,看些材料。临走前,那时天已经很晚了,我要谢富治同我一起去报告和请示总理。到总理那里,他正同张本谈话,还有很多人等着要见。总理先见了我们,作了些指示。我们是六月二十几日动身的。第一站是昆明,然后是成都、贵阳。谢富治提议增加余立金,主席又提出增加李再含。共四人。

  下面谈谈七•二零事件问题。七月十三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十四日中午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

  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主要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另一派。同时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我认为这样的作法很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主席当天晚上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从重庆来的人一起跟着他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 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主要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 。wengewang.org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本来我们没有任何任务解决任何问题。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贴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样正好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由总理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总理不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车站上去接主席,而是自己亲自去接。十四日晚,陪主席一起来武汉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

  第二天一大早,主席找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没叫总理。是谢富治主要汇报的, 我插了几句。主席也插了一些话,说张国华很好啊,能到基层去,大联合就是要从基层搞起。等汇报到一大半,主席才想起总理也在武汉,便叫总理、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然后主席表示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要十五日回北京,我很着急,向主席请示:总理不能走,中央讨论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知道,帮助主席处理武汉问题没有把握。主席先问总理的意见,总理同意留下,主席说好。主席提出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我请求总理亲自解决大军区问题,方针解决了,我们除了保卫工作以外,协助主席做点具体工作。主席和总理都同意了。

  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参加的不到三十人。从十五日一直开到十八日。总理的总结不是个人的,而是传达中央的方针,以及根据在武汉了解的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指示。他的总结提纲是用毛笔手写的并经过了毛主席的审批。

  总理和主席关于武汉问题的讲话,我都有原始记录,中纪委要我誊清过。他们讲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总理的部署,是主席完全同意的。总理讲话中讲: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中央的方针是说得明明白白。主席讲话向来如此,把话讲到顶点,又反过来讲另一面。所以主席就讲得缓和一点了。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等等。但是,总理讲的这三条方针,主席一条也没有改变。这是主席十八日晚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时讲的。总理听完后才回去。临行前总理又强调布置让武汉空军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过不了关,总理才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的。谣传说叶群打电话给刘丰,让他一有事就请示王力,这不可能。那时,我不认识刘丰,林彪和叶群也不认识他。weng ewang.org

  我是在送总理走的机场上才知道有个刘丰。那个是七月十八日开到晚上九点半,总理吃过饭后才乘飞机返回北京的。

  主席事先讲了这样的话:开会时要将陈再道、钟汉华这一面再着重安慰一下。但那三条方针他决不改口:他始终没有讲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说:“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如何如何,但他并不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主席强调百万雄师有群众,没有一百万,至少有十万,说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并且要谢富洽、王力作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十八日夜(或十九日凌晨)送走总理后,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到水院(钢工总的总部)。我反对过,谢富治一定要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都讲了话。每人不超过二三十句话。没超过中央确定的方针。我还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十九日下午三时到晚上,在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谢富治传达总理讲话精神。我讲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会后回到东湖宾馆,我没睡,军区起草的要公开发表的声明要我和谢富治修改。军区作了检讨。我看了后说:“错误没有那么重,”我把它修改得轻了。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 接着就是“七•二零”事件了。二十日凌晨,他们就来了。把我从东湖宾馆揪到军区大院。揪我的人有部队的,也有群众,主要是穿海军制服的。把我揪到卡车上,车上的人都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箍,说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辩论。我直接的感觉是车上的人,特别是主要负责人都是讲理的。我跟他们讲一些道理,他们都还听,并没有像后来流传的那样严重。他们还给我戴上百万雄师的袖箍。到了军区,每人都戴着柳条帽子,拿着长矛,坐得整整齐齐,让我从人行道中穿过。我穿过人群通道时,群众很文明。等进了楼到了一个房子里以后,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他们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这件事,军区没责任,他们是保护我的。要没有军区警卫营,我很可能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打死了。有一个人要向我开枪,警卫营长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枪口。陈再道、钟汉华同志对中央定的方针是拥护的,主席要他们检讨,他们也没有任何抗拒。谢富治想进大院来,说:“我是谢富治。”让人骂回去:“你是谢富治,进来就把你宰了。”他不敢进,又回去了。后来主席给陈再道、钟汉华下了死命令,要把王力接出来。陈再道也住在东湖宾馆,被个别人误认是王力,把他的头也打破了,因此不能去。钟汉华奉命去了,他很老实,在讲台上向群众磕了头,哀求说王力是毛主席的人,一定要让他回去。陈再道、钟汉华二同志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命令的。当时百万雄师负责人对我提的要求主要是:要我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我说,我没有权签这个字。中央要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听取大家意见。日程已经排好了,首先听百万雄师的意见。哪一派是不是革命群众组织,由中央决定。他们又说,是不是定了他们是反动组织?我说,我反对说百万雄师是反动组织,我认为至少是群众组织,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群众组织。wengewang.org

  后来军区孔庆德副司令员执行主席批示,利用吃饭的机会,把我弄到二十九师。我在二十九师后来被人发现,又转移到西山。事件发生后,总理赶回武汉。总理最大的功劳是保护了主席。当时主席的住所附近已有拥挤的人群。决定揪王力,是百万雄师负责人在我在水院讲话以前就决定了。主席后来头脑冷静时,推翻了他自己原来的那些气话,作出了新的分析,是对的:“不是什么「兵谏」 ,不是什么「谋害主席」 ,不是什么「反革命事变」 ,不是什么住到「贼窝」里去了等等,”而是:“不过是要王力作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虽然当时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值得研究的,但主席是必须保卫的。

  主席当时确有危险。这个危险决不是来自陈再道、钟汉华或军区其它领导同志,也决不是来自百万雄师的广大群众及其负责人,而是因为两派中都难免掺杂有个别的坏人。这一次主席打破不坐飞机的惯例,坐飞机到了上海。总理亲自布置主席由宾馆的后门转移到机场,改乘军队的小汽车,用武汉军区空军的车号,大卡车在前面开路。主席对被迫离开武汉很恼火。wengewang.org

  这是他老人家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

  当时总理为了主席的安全和查找我的下落,废寝忘食,费了很大的事,每个环节都作了周密的布置。直到见了我的面,和我拥抱。同我贴面,流了眼泪,他几天没刮胡子,长得老长。总理先把谢富治、王力送上飞机先飞,然后自己留下来再作一点工作,自己的专机后飞。到北京后,让我们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他先赶到机场再来迎接我们。

  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 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王力乘敞蓬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作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你(指王力) ,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对七•二零事件的处理办法是文革小组讨论的。要害是提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叫唤得最凶的是康生。再一个要害是上天安门的名单不要叶剑英和徐向前,只要聂荣臻。我看这都是林彪的意见,名单也是在文革小组讨论的。并决定不点陈再道、王任重的名,而提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同时要点“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

  文章是回到北京以后作的。从武汉变成全国性的。全国都要开大会、游行。这样就把矛头指向了军队。这些决定都经过了林彪。他批:【我经再三考虑,我也参加大会。』当时他是副统帅。康生向主席请示报告后,传达了主席的指示:第一,同意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二,【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前面要加几个字,成为【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三,同意出席大会的名单(即不要叶剑英、徐向前)另外再加上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后来发表时没有加余立金,因为余立金是被欢迎的成员。

  社论报导从适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以后在京西宾馆斗陈再道、钟汉华。林彪要总理主持这个会。会上叶群最凶,还有吴法宪、黄永胜、王宏坤。最初没有叫陈再道等弯腰,后来叫弯腰。会上的口号是叶群组织的。是吴法宪等喊的。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党中央开会,这样弯腰合适不合适?总理递给江青,江青说就是要叫他们弯腰。她把条子撕了,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总理当时讲得比较缓和,是讲道理的。参加会的人一般都要表态,讲几句。叶帅、徐帅,也坐在主席台,都没有发言。陈总和谭震林,也被通知出席会,没有上主席台,二位也都没有讲话。我是主要当事人之一,因负伤坐着轮椅在主席台边上,我自始至终一言未发。江青指名叫我发言,我也没有发,在会上谢富治讲得最凶。他动不动就说人家不会打仗,在怀仁堂说徐帅不会打仗,这次又说陈再道不会打仗。这样一搞的结果,把矛盾对准了全国的军队。

  —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是错误的。其中有两个最大错误:一是武装左派,好像部队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装。没有这封信就没有后来发枪给群众的事。二是群众专政。这两条后患无穷。这两条都是这封信提出的。再加上过去搞的设立专案组第三个大错误,比苏联的契卡还厉害。武装左派的问题,主席在七月十八日晚上在武汉对总理、王力、谢富治、包括陈再道、钟汉华在内的谈话中就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 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这话总理和我都没往下传达。江青的『文攻武卫』是在七月二十一日在北京讲的,和毛主席的讲话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起很坏作用的是那个【文攻武卫』。但是,也不能否认主席早在她讲话的三天前就讲了武装群众的问题。主席还夸奖钢工总在水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更严重的是,主席八月四日的信对形势的估计完全错了。他认定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又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这样把【六•六】通告等都推翻了。成了要群众来搞公检法,私设公堂成了群众专政。这与他在武汉的遭遇有关,他生气了。这样做后患无穷。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开头就说:“你所送的材料,我已收阅。”这封信后来中纪委查到了。在一张纸上正反面都写的。当时叫我们都抄下来,贯彻执行。陈伯达没抄,还叫我补抄一份。信中还提到夺枪问题,(即群众夺解放军的枪)主席信上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夺枪还不严重?!毛主席这句话是针对林彪说的,因为林彪刚给他写了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的开头说,他同意林彪的看法,当前的形势很好。但是对于林彪提的实质性的问题,如夺枪问题,他就不同意了。主席的这个指示后果太严重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武斗。但是,发生大规模武斗的时候,我早巳被关起来了。不能作为我的罪状。我两年前向中央领导写过信,建议对当时由部队发枪造成大规模武斗的,除别有用心的以外,不能按《刑法》追究执行者的责任,因为有【最高指示』。wengewang.org

  八月四日后,由于广东夺枪问题严重,林彪又主张起草了一个严禁夺枪的通告,由总理批给大家传阅,要发。我提醒总理要考虑毛主席信上的意见。我怕主席说不严重,总理又当作严重,就不一致了。我建议既然广东问题严重,还是先叫广东试验一下。总理表示赞成我的建议。当时劳改犯也夺枪了,总理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对劳改犯夺枪,警卫部队可以开枪。总理在群众大会上讲了,并且说这是王力同志的意见,他本人也同意这个意见。

  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汉讲话时,汪东兴接到电话,说北京面对面地斗争了刘少奇。主席讲他不赞成,说这样势必造成武斗。还是背靠背好。讲完后,主席让汪东兴告诉北京。那时林彪在北京主持工作,陈伯达、康生、江青他们都在,主要是江青要这样干,戚本禹只是执行者。我回北京后就整理了主席讲话记录给林彪和文革小组成员等传阅。现在这个我当时整理传阅的正式记录没找到,只有上面说的那份主席讲话时我所作的原始记录,即后来中纪委让我誊清的那份。

  那时我腿打断了,文革小组召开的会我大多数是不参加的。大约是八月五日左右,我参加了一次会,见到了揪斗刘、邓、陶夫妇的简报和照片,令人不能容忍。让人跪下,揪头发、按脑袋,曾志、卓琳、王光美也如此,特别是对刘、陶更厉害。果不出主席所料。要面对面斗,让八三四一部队的人来斗,势必造成武斗,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在文革小组会上说主席不赞成这样搞,又把七月十八日主席在武汉讲的这一段话整理出来,交给戚本禹转江青了。江青很不高兴。关锋说,过去知道主席不赞成面对面斗争,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回知道了。至于『揪刘火线』我不知道是怎么搞起来的。因为那时我正在西南和武汉,不在北京。

  这时,林彪看北京搞得很乱,他就走了,坐着火车【转圈】去了。

  八月十二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 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 (今天也不能说我就没有错误了。)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件事明明与总理没有什么关系,总理反而承担了责任,说这是我们中央同意的。

  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时,陈伯达正在我的房间里,稿子念了一遍。我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要肯定军队支左成绩,说军队一些好话。主席说过,解放军没有地盘,不是为了自己。当时还是加了几句。这篇稿件,未送总理和康生,就发了。通篇调子很高,对于冲击军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自《王力反思录》下册1003-1015页,中国文革研究网整理,转载时敬请注明。
  
  
  

 
 
现在已到了熔炉的时间,只应看见光。——(古巴)何塞·马蒂
                              Now is the time of furnaces,and only light should be seen--(Cuba)Hose Marti
顶端 Posted: 2007-01-22 01:4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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