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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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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季羡林反思文革的资格认定问题

关于季羡林反思文革的资格认定问题
老田

  季羡林反思文革的资格不够好,他和巴金完全不同,巴金没有作为保守派的积极分子参加过文革运动,只是一个被动式的遭受到批判的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而季羡林则不那么简单,老先生在文革期间,曾经是与聂元梓对立的北大保守派在东语系分组织的一个司令。

  作为一个常识:保守派在整个文革期间,为把文革变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间的阶段性角色转换主要是:文革初期他们是资反路线的实现者和执行者,抄家破四旧和揪斗牛鬼蛇神的事情99%以上是他们干的,根据毛泽东的定性这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而去“打击一大片”的;第二个阶段的保守派是以半军事化的组织出现的,在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作为一个进攻者角色,在全国各地引发一个武斗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之后才告一段落;第三个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之后,保守派作为整人的“动力”,参与在全国抓出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冤案,在军队干部(或者林彪反党集团)的扶持和利用之下,直接出面组织人马对造反派和其他牛鬼蛇神大搞逼供信。也许季羡林先生没有参加过抄家,也没有直接冲锋陷阵去武斗,也没有作为整人的动力,但是在组织和思想体系上,季羡林先生应该是非常清楚保守派与造反派的行为与思想模式区别的。季羡林先生作为控诉者面目出现是不合适的,也是违背历史真实图景的,季羡林先生作为一个保守派的高层知情人士,有历史责任说清楚自己当年参与的重大决策活动的,如果说要反思的话,这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内容。

  1968年3月25日下午一点钟,北京一共有七个学校的对立面组织,同时来到北大,要用武力解决聂元梓的组织,从北大各个校门往里涌。这样的事情如果说不是事先安排好的,作为北大内部的对立面组织高层人士的季羡林先生,竟然事先一点儿也不知道,显然不符合事实的逻辑。季羡林先生即便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研究历史的资料,也有责任履行作为知情者的权利和义务。当然季羡林先生自己也许并不是发起人和组织者,也许没有责任。季羡林先生在1980年代的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上,曾经深情地回顾了在民国期间自己的薪水能够兑现的猪肉和小米着实不少,今天季羡林先生薪水能够购买的猪肉和小米想必更多,在毛泽东时代季羡林先生大概挣的猪肉和小米最少,季羡林先生对毛泽东有些微词不足为怪,反对文革也不足为奇,毕竟是屁股决定脑袋,希望季羡林先生如实地告诉年轻一代:你当时是如何反对文革或者是打算如何反对文革的,这理应作为反思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文革初期的许多文化名人自杀期间,这个时候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多数派红卫兵,他们全都是当权派背后扶持或者是学校政工干部直接出面领导的保守派组织,或者干脆就是工作组支持和发动的,是所谓的官办“左派”组织,他们当时绝大多数是在当权派的操纵下,转移运动方向,把打击矛头指向牛鬼蛇神,而不是指向走资派,他们被视为资反路线的实际执行者,抄家破四旧的事情就是他们干的,许多名人自杀就是在这个时期。在后来的运动中,特别是1966年十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原来受当权派和多数派(也就是保守派)共同压制的少数派,才逐步挣脱对自身有形和无形的限制,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称为造反派,这个少数派壮大的过程,当然是出于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直接支持,造反派兴起之后,运动的重点方向就转移到对准党内走资派,这个时候保守派就慢慢解体和垮台了。

  在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之后,全国普遍出现了一个新的武斗高峰,这个时候的保守派不再是从前的多数派了,许多组织就是当权派直接组织起来的基干民兵组织,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如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个时候的保守派组织,基本上不搞什么四大,而是一支真正的别动队,特点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直接进攻目的就是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摧毁和把造反派组织打跨,武汉造反派被打得全国到处避难,以到北京和上海的居多。与此同时几乎遍布全国的有一个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这基本上都是各地军队的当权派,亲自出马宣布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抓捕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武汉对工人总部头头的大逮捕是1967年3月17日凌晨进行的。

  文革进入1968年夏天之后,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后来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也一样,都是把造反派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实际上是对造反派曾经冲击当权派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历史,进行全面的秋后算帐,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的是军队当权派,利用工宣队做助手,发动保守派的人作为整人的动力。这个期间,全国抓出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1000多万,基本上把造反派一网打尽了。五一六确实有这个组织,是反周恩来的,人数极少,而且很早就被取缔。这个运动的前台主力是陈伯达,他当时荣任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组长,其他的得力人物就是军队干部如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大概就是后来指称的林彪反党集团。

  毫无疑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是支持造反派的,包括当时的两报一刊在舆论上也是支持造反派的,这一点正与绝大多数当权派的真实倾向决然相反。因此有人认为,由于从1968年开始,当权派对造反派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措施,因而遭到了毛泽东的两次反击。第一次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陈伯达被直接送进监狱,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被迫做检讨,而且毛泽东指定他们的检讨必须要自己过目。而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真实的原因乃在于他们不听招呼,不停地制造冤案打击文革中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当时叫做“新生力量”。这个打击造反派的过程,实际上为军队干部在地方上全面掌权创造了条件,因为当时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已经成了死老虎,只有造反派是活老虎,扫除造反派一方的势力,军队掌权的障碍就没有了。毛泽东的第二次反击,是在1973年底进行的十大军区对调,目标就是“权归政,兵归营”,此后军队对地方政治的干预,在相当程度上停止了。

  由于制造冤案过程中,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还有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而且是在行政权力争夺与运用过程中进行的。也由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林彪垮台之后,仍然在继续进行,1972年11月湖北还一度升级到准备对一些造反派头头进行“杀关管”,这个中国最大的冤案涉及人数还在进一步扩大。正是由于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面特别大,持续时间长,涉及人数多,因此成为后来反潮流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坚力量的准备过程。在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许多地方人们不满足于把批判目标仅仅局限在林彪集团的数人身上,重新提到文革中间曾经一度流行说法---“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问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批评中,也确实同时严厉指责过“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严重局面,长期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击造反派和群众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上,由于这样的严重打击所带来的扯皮、上访与反抗事件层出不穷,国家机关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员,难免长期处于救火队员的地位上。

  在文革正式成立革委会初期,以搞打砸抢为特色的保守派组织,很少有参加三结合的。只是在文革后期对造反派的清算过程中,保守派才被当权派逐步提拔起来,填补到各级班子中去。如湖北和武汉的三结合过程中,在省市两级革委会里,早期的三字兵和后来的百万雄师都没有结合一个人,打砸抢的人上台是后来造反派挨整之后的事情。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人倒是上台了,武汉百万雄师的头头喻文斌后来做到武汉市某委副主任,再后来就拐了一笔公款到境外定居去了。在北京搞红色恐怖的那些保守派的联动成员、还有西纠和海纠的成员,政治上上台也都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而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地位的初步改善或者说从同辈人中间脱颖而出,则是在1970年代开始通过“走后门”当工农兵大学生和参军风潮之后,这也是为什么走后门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的原因。因为走后门使得造反派从前的对立面上去了,眼看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取得政治上经济上的相对压倒性优势了,根据文革期间两派对垒的经验事实,这不仅对造反派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是对他们的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全都是一个严重的潜在威胁。

  对于文革进行反思没有什么不好,毛泽东在生前就提倡说现在要着重研究文革不足的方面。但是研究或者评论在进行之前,亲历者最好能够具备基本的学术良知,作为后人参与言说最好能够具备起码的知识准备,比方说至少要搞清楚造反派与保守派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又体现在什么地方;毛泽东和当权派有没有区别,如果当权派真的是大体上执行了(不奢谈全面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那么文革有什么发动的必要?这些实际上是一些起码的问题,仅仅是涉及基本的推理能力与事实把握问题。非常奇特的事情是,一些人对文革一无所知,就有一大堆不可动摇的信念与真理在握;而另外一些人自己是亲身经历者,但是却一句真话也不说,在这么大的国家发生的一场如此浩大的长达十年的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竟然在认知上存在如此严重的不足,这似乎是不可思拟的。不过历史上凡是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因为不利于现时社会上强势集团的真相,才得不到揭露的。季羡林先生的反思言说,看起来不是为了证实和反思点什么,而是为了掩盖点什么。

  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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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05-08-09 21:22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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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压制对文革的研究,正是再掩盖他们自己。其实他们哪一个不是文革中的“干将”。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做了些什么,他们都以一种政治势力存在。这是他们不能不认账的。

----醉禅


毛时期教授的工资有三百多,是普通干部工人的十倍,日子应该很不错了。

另外文章的结尾一句似乎有画蛇添足之嫌。看完全文,大家也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加上这句,显得意图不在于那种不良做法,而在于攻击季本人。鉴于季现在的地位和名望,我认为那句话不加为好。

----小元



文中描述的文革时期重大事件附合我的切身体验。

青海省赵永夫于1967年2月23日,命令包围《青海日报》社的军队向在报社内的数百造反派
人员开枪,当场杀害100多人。可能是文革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军队武力镇压造反派之先例。
事发后,周总理以开会为名,把赵永夫调到北京,一见面,就当场逮捕。赵永夫下场如何,
不知道。青海省的造反派那以后逐步实现全省大联合,最后夺得领导权。

1968年初,我去那里时,市面平静,社会稳定,大家都热衷的是“抓革命,促生产”。批
斗“走资派”偶有发生,但屈指可数。

“清理阶级队伍”时,斗争矛头突然转向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们。而他们往往是国民
经济各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和业务骨干。“蹲牛棚”就是那个时期开始的。造反派基本
是在失势、受压状态。原因是他们中许多人家庭出身或本人成份“不好”。所以,许多科
研项目和工业建设项目被迫中止,国民经济真正受到重大打击是自那时起。我家亲友中数
十位国家重要科研、技术、工业建设部门的骨干都是在那个时期被整得死去活来。大抓所
谓“五一六分子”也是那个时期愈演愈烈,仅我后来工作过的某国家重要设计院为例,就
导致过十多位中青年技术骨干的夭折。

极个别人提出的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从来就未得到人们的支持
与共鸣,也与造反派没什么必然联系。可偏偏就被某些政客们利用来大肆炒作,成为文革
的所谓一大罪状。可笑后来的无知者们居然会信之确确、言之凿凿,屡屡提及、自鸣得意。

最近在观看二十集电视纪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不是完全赞同解说词中对那个
时期的评价。但从片中老三届们的言谈及他们的评价中,人们将可以体会到当时的真情实
况。看来,妖魔化那个年代的行径,至今得不到绝大多数老三届们的共鸣。这令我欣慰!


----冷眼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顶端 Posted: 2007-03-10 08:43 | 1 楼
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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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上对季羡林先生的另类评论
作者:农奴戟转载

原帖:2009-07-12 09:08:14  新浪广东深圳网友 1
当然,人去世了,或许是不该来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尤其是季羡林先生人品很不错,但是,事实是,季羡林先生在思想上有什么成就?北京大学那帮人在那把风声弄得那么大,请你们先实事求是地把他的思想成就讲出来看看行不行呀?不错,他是梵语大师,但是,这跟国学有什么关系呀?跟历史学有什么关系呀?据本人所知,他对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了解甚少,
他如何担当得起大师的名份?尤其是,在中国人现代精神的构建上,季羡林可以说是毫无建树。恕我直言,季羡林先生就是被北大那帮平庸的学阀吹出来的。北大早就阳痿,基本上出不了什么大师了,就只好把季 羡林先生抬出来给他们充面子,好像这样子自己就不平庸了,就还是全中国第一了,可笑之至!
季羡林先生好走,北大那帮平庸的学阀们该开始好好做点学问了


原帖:2009-07-12 08:31:11 新浪四川网友 1
读了《牛棚杂忆》,发现历史是有个人观点的,对于反对那个时代的人,历史是黑的;对于受益的人,历史的白的。但最终需要时间的沉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能被老百姓怀念的历史就是神!任何大师,

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不能歪曲历史。通过和今天的对比,总会还历史一个清白。季先生究竟如何,有褒有贬,但等历史清白了,再去评价也不迟。


2009-07-12 9:26:27 新浪网友 农奴

颇有见地,不同的人经历相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感受,可以得出绝然相反的结论——这也许就是润之先生所说“阶级烙印”吧!!!
有多少人是从季羡林先生的梵文、印度学等学术领域了解季羡林的?
我敢保证:微乎其微、凤毛麟角!!!
称之为《国学大师》并不准确。有谁能够举出季羡林先生那怕一两部足以与钱玄同、陈垣等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相提并论的国学著作来。客观地说:他应该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者、一 个印度学大师。他的学术成就、治学精神,是值得今天浮躁的教师们学习的。
其实,绝大多数了解季羡林先生,倒是从他的《牛棚杂亿》知道的,他也因政治立场、政治观点,而不是因为国学研究成就而名声大振。他也因此,卷入了政治漩涡而不能“宁静致远”。
实事求是地评价他,客观真诚地悼念他。
  
  
  

 
 
顶端 Posted: 2009-07-12 11:01 |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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