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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年谱 1951年
    4月10日  
陈云在发言中指出:一年来公布了一些基本的劳动法令,劳资关系的正常轨道已经铺起来了。

——劳资关系的正常轨道

——是什么?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

——是不是?

计划与市场问题①
(一九七九年三月八日)
陈云
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
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
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
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这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还是赵家破坏的问题?

——陈云:公布了一些基本的劳动法令,劳资关系的正常轨道已经铺起来了。

——中国人民重新成为了雇佣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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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年谱 1951年
    4月10日
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资方不执行劳动法令的情形是有的,但有的地方工人的劳动纪律也不好,要分别予以批评和纠正。
    
——资本家欺压工人

——劳动纪律也不好

——是怎么个不好?
    
贵阳市私营大成煤矿资本家 华问渠残酷压榨工人应受严惩第2版()
编者按:贵阳市私营大成煤矿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的罪恶行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贵阳市人民政府,中共贵阳市委员会和贵阳市总工会应当立即检查处理。
贵阳市私营大成煤矿资本家华问渠,身居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及工业厅副厅长要职,竟藐视政府法令,一贯残酷压榨工人,对生产采取消极和破坏的态度,严重地违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
利用封建把头,百般虐待工人
华问渠利用封建把头杨华圃、朱继先、王稀伯、吴延章等百般虐待工人。全矿工人挤在四个上漏下湿、既无窗又无床的茅草房里,工人铺的盖的,都是霉烂的稻草。没有食堂,工人都在露天地里吃饭。由于资本家长时期的残酷剥削,多数工人没有衣服穿。前年七月间,有个小工赵二不慎打破了一个菜盘子,资本家要他赔五十个,经过苦苦哀求,结果,赵二赔了三十个,被打了二十棍屁股才算了事。又如工人拉煤拉不动,就要挨打。工人害病,不能做工,就被赶出矿山。资本家长久拖欠职工伙食费。职工被生活所迫,有七十三个工人不得不卖自己的衣服,有许多工人几乎吃不上饭。
违犯政府法令,漠视工人生命
华问渠用种种恶毒办法剥削工人。矿山上开设有大烟馆,资方不发工资,逼着工人吃大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前年十月为止。资本家不发现款,只打存条和大烟票,工人拿到存条在矿山外买不到东西,而只能买大烟吃;另外,资方又发烟票给工人吃烟抵工资。因为这样,吸食鸦片的工人有八十五人,占全厂工人总人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资本家规定每人每班拉煤五百公斤,工人如果拉了四百九十九公斤,资本家不仅不给工资,连饭都不给工人吃。在称煤时,资本家不计算尾数;同时,资本家还要扣每人每班“福利煤”五十公斤(存了“福利煤”共一千二百吨,但工人并没有享受到),实际上,每人每班要拉到六、七百公斤,资方才给工资和给饭吃。
资本家借“职工合作社”为名,包办工人的伙食。如在一九五○年五月以前,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二千五百元,资本家只发给全体工人二两食盐,有时还不发;五月份以后,经工人向资本家提出意见,工人吃饭虽改成八人一桌,但一桌仅有一盘二、三十个葫豆的菜。九月中旬,工会成立,工人自办伙食后,每人每天仍是二千五百元的伙食费,每餐有菜有汤,每星期杀一条猪,三个月还结存下来九百四十二万元,给八十三个工人各缝了一套蓝布衣服。工人穿上衣裤,才能走出矿山,见了天日。至于资本家违背政府劳动法令、漠视工人生命的事实更多。一九五○年十一月到十二月,有四个工人在工作中中毒身肿,资方不给医疗,结果这几个工人被拖死了。这些死了的工人,都是由工人拿伙食费来埋葬的。工人赵树清的妻子生了病,赵树清向资本家要欠的工资治病,资方不给,赵树清把衣服卖了买药,病人吃了药仍未见好;赵树清第二次向资本家要欠的工资,资本家还不给;最后,赵树清向资本家借钱买药,资本家又拖了好几天;赵树清的妻子就这样被拖得不治而死。工人张彬五的妻子因生活无着,将所有衣服卖尽,投潭自杀。工人童光中的妻子因生活无着,把最后的一双袜子卖了,买大烟吞食而死。这些都是资本家华问渠造成的罪恶。
破坏生产,骗取国家贷款
一九五○年一月份,大成煤矿三个坑出煤,每天共可出煤四十到五十吨。正在大量开采时,资本家突然命令工人“回煤”,工人不知道“回煤”的意图,当时,管事胡绍清(有经验的老工人)建议资本家不要“回煤”,应继续向下开采,资本家不但不理,反加以责备。其实,资本家“回煤”的目的,是为了破坏生产,关门不干。七月大部“回煤”已完的时候,资本家就违法无故赶走水班工人八十六名。华问渠准备等二号井“回煤”完毕后,把全部工人解雇,停止生产。九月间工会成立后,工人觉悟提高,更加团结,因此,资本家不敢轻易停止生产和无故解雇工人。但是原有生产已被破坏。华问渠为了要掩饰他破坏生产的阴谋,又请人拟订新工程计划;但真正的目的却是进一步向国家银行骗取贷款和向外面骗取预售煤的定款。这些骗来的收入,只有少数用在新工程上,其余的都被华问渠拿去作旁的用途了。如去年九月,大成煤矿向人民银行贷款一亿五千万元,银行规定以一部分添买生产工具,一部分解决职工工资等问题。资本家得到贷款后,除开支六千多万元的工资外,其余八千多万元,到现在一个螺丝钉都没有买过。井内排水设备,关系着整个矿的生产,工人多次提出建议要添设;可是资本家得了贷款之后也不设置。某部后勤营房管理处去年一月三日向大成煤矿定购统煤二千五百吨,总值三亿一千八百九十五万元,规定去年三月三十日以前交清定货。订约后,营房管理处就付给货价百分之八十的定款。大成煤矿到去年十一月中旬为止,仅交了全部定货的百分之二点四。这种拖骗的行为,使国家财产和建设工作受到极大损失。
收买工会积极分子,挑拨工人和政府的关系
资本家华问渠用种种可耻的办法,破坏工会组织,离间工人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关系。在去年九月份,大成煤矿开始反封建把头后,资方不通知工会,把反把头的积极分子由小工提升为班长,并暗中把他们的工资提高一倍,企图利用这种办法分化工会组织。去年四月二十四日,工人没饭吃,华问渠假借“维持工人生活”为名出卖锅炉,其实是为了还他私人的借款。他并对工人说:“不是我不照顾你们大家的生活,而是银行要扣我的款,我实在是没法。”后来,这个阴谋被揭穿了,华问渠就到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去捏造事实说:“省、市总工会、劳动局和工人逼着我,要我拿三亿元才能解决大成问题,否则就送我到法院去。”华问渠又向工人说:“准备卖股票六亿元来维持大成煤矿,已把计划送到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去了。”他又说:“并不是我不积极解决,而是政府没有批准。”这说明了华问渠处心积虑要破坏工人和政府的关系。
包庇把头,窝藏逃亡地主
华问渠包庇而且放走工人痛恨的把头杨华圃,并违法窝藏逃亡地主钟金尧、杨贡三。全矿工人因不堪把头压迫,在去年一月,曾控诉把头杨华圃等。当时,全矿工人把杨华圃交给代经理王蕚华转送法院依法严办。华问渠当即召集王蕚华和杨华圃在他家里商议,以给每个工人一套棉衣和一条被子来“赎罪”的办法,来欺骗工人;拖延了十多天,华问渠把把头杨华圃放走了。
工人团结资方克服困难,已尽到最大的努力
解放以后,工人积极生产,团结资本家。特别是在去年一月反把头斗争以后,工人生产情绪更加提高。如工人对新修工程大巷道的进度,由每班一公尺提高到两公尺;对新工程计划的错误,工人向资本家再三建议修改;但资本家置之不理。在去年三月二十六日到四月二十九日,资本家没有发工资,又十多天没有发伙食费;工人向外赊欠来维持生活,但并没有影响生产;工人拿自己家里的菜油点灯去挖煤。在几次劳资协商会议上,工人只向资本家提出解决生产资料和吃饭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谈;而资本家总是强调经济困难。在去年七月八日,马达坏了,资本家不管。为了生产,工人把工会会费拿出二十七万元才把马达修好。工人没有饭吃,他们自己借了三千六百斤米,仍坚持生产。资本家不管洞内水上涨妨碍生产;工人冒着危险在有水的洞里继续挖煤。这些事实已说明工人团结资本家克服困难,已尽到最大的努力。而资本家华问渠破坏生产、骗取贷款、违反政府法令、轻视工人生命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华问渠这种不法行为,已严重地违反了共同纲领;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关机关应迅速处理这件事情。
(大成煤矿基层工会)
1952-02-06  

——陈云的立场是什么?

——陈云: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资方不执行劳动法令的情形是有的,但有的地方工人的劳动纪律也不好,要分别予以批评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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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普天下的母亲们都来控诉吧——记违法资本家毒害儿童生命的罪行第3版()
顾小岚
请普天下的母亲们都来听一听吧!让我来告诉你们,丧尽天良的违法资本家们怎样伤天害理地杀害着孩子们的生命。
鹧鸪菜的秘密
母亲们谁都知道鹧鸪菜、儿宝等所谓“儿童良药”吧,但可曾知道就在这些“儿童良药”里,奸商们一手骗取了你们的钞票,一手把你们的孩子推向病弱和死亡呢?这个曾经广销全国、深入农村的宏兴鹧鸪菜,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原来它和上海什么百岁菜、鸡金菜、三三菜等三十多种的“儿科圣药”一样,只不过是由含有毒性的山道年和甘汞所做成的东西。这种东西虽然只能驱蛔虫,却是制做简单、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它只需一百一二十元的山道年和甘汞,搀加一些淀粉,就能调研成一包可骗卖到四五千元的“成药”了。怎样才能畅销呢?恶毒的宏兴鹧鸪菜老板张思云就施展出资产阶级固有的欺诈本领来了。他把只能驱虫,不能常吃多吃的鹧鸪菜,吹嘘成“能除小儿百病”、“无病可保健康”的“圣药”。你们看看那张仿单吧,你们看这个无耻的奸商怎样把鹧鸪菜说得百灵百效、有利无弊,甚至连一岁以内决无蛔虫的吃奶婴儿,也规定了他们的服量。当母亲们看见了“……痧子麻痘、发热发冷、下痢腹泻、急慢惊风……百病皆宜,”“有病无病每星期服一次能预防疾病,转弱为强……”的仿单,再看看包装上印制的两个肥壮小孩,谁不高高兴兴来买它呢?去年上海南市火车站的一位小儿科医师就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反映过:“在我们南火车站一带的劳动人民中,当小儿发热、吐奶,甚至发生麻疹、肺炎等时,也多服用鹧鸪菜。”并有许多母亲平时也按照仿单,每星期给孩子们服用一次。母亲们!请想想看吧,当并无蛔虫,而正在发热、发痧的病弱婴儿吃了含有毒性、只能驱虫的鹧鸪菜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当无病肥胖的孩子,经常服用含有毒性的鹧鸪菜,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只有使有病的孩子们的病情增加或使健康的孩子们慢性中毒罢了。
但黑透心肝的奸商们还嫌钞票赚得不够,还把放得变了质的鹧鸪菜去毒害儿童。西药界有过这样的话:“西药界的黄金美钞是鹧鸪菜。”奸商们就囤集了大批鹧鸪菜来操纵哄抬。前面所说鹧鸪菜中有一种叫做甘汞的药,如收藏日久,或经日晒、湿气后,甘汞就变成了一种叫做升生汞的东西。升生汞毒性更猛烈,吃了以后,小儿立即口腔腐烂、作呕作吐,以致于死亡。去年卫生局取缔鹧鸪菜时,即发现各个承销店里许多结成硬块的鹧鸪菜,几次化验结果都是:“变质、有毒,不能内服。”可是杀人不见血的奸商们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说明鹧鸪菜的危害、公布取缔时,竟还敢抢购囤积起来,准备黑市贵价出售,继续毒害儿童。奸商心肝之恶毒,由此可见。
儿宝和小珍珠丸是什么东西
让我们再来看看也曾经销行二十多年的“儿宝”吧。儿宝,它除了有和鹧鸪菜一样欺骗人民的内服剂外,还有一种外敷用的东西。仿单中欺骗人们:“感冒发热、痧疹不透、应用外敷”,至于“病情复杂、症势沉重”的就内外并用,“奏效更速”。孩子们吃苦药,是要捏着鼻子灌下去的。外敷儿宝只要临睡前调敷在小儿脉息上,第二天就在皮肤上发现青瘢,仿单上就说病已“提出”了。母亲们谁不愿意自己孩子减少吃药痛苦,因此就常用外敷药,当第二天果然看见一块青瘢时,真是喜从心中来,以为孩子的病已被“提出”了。于是放下心来,不再延医诊治了。谁知就在这块青瘢下,贻误了多少孩子的生命!原来,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去年底检验结果,外敷儿宝无论敷在大人、小孩,无论敷在有病、无病的脉息上,都会同样的发生一块青瘢的。因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药性刺激皮肤后的一定反应。对孩子们的任何疾病,都毫无医疗作用的!
自称化痰止咳的小珍珠化痰丸,奸商到卫生局申请登记时,却谎称药料只是一些“川贝母”“象贝母”“杏仁”等平和药物;并且利用广播电台大肆宣传。当善良的人们听信了违法资本家的谎言,给孩子服用时,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是痛极啼哭、腹泻不止的。去年底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得到密告,查询“发明人”叶紫堂时,他还无耻地回说:“确按照登记处方配制,未加其他药物。”可是当卫生局人员拿了一粒“小珍珠丸”试尝药味时,不仅立即满嘴发麻,喉腔还疼痛了很久。原来奸商在丸内放有毒性很大的巴豆!读者们,强健的成人试尝了一粒,就嘴麻喉痛,请问当它吞入小孩娇嫩的肠胃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斑马小天使害死人
违法资本家除了千方百计骗取金钱外,什么用药标准、健康和生命、政府法令等等一概不放在心里。马来药厂的“蓝包斑马小天使”,就是未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核准,粗制滥造,私自售销的一种药品。这个称号“最新实验儿科专药”的主要成分,也只是山道年和甘汞。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小儿驱虫药的剂量标准,一包或一粒驱虫药中,山道年只能放○.○○四公分,甘汞只能放○.○○八公分,但马来药厂的违法资本家,对毒药毫不经意,粗制滥造地在“蓝包斑马小天使”中,放上了○.○六六公分的山道年,和○.○五三公分的甘汞,比卫生局规定的标准超过了十几倍。这样重的毒药,小孩吃下后,还有不被毒死的吗?一九五零年八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就曾接到秦皇岛市民的控诉书,控诉“蓝包斑马小天使”毒死儿童的惨事!
奥斯得灵钙针中放自来水
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是采用了各种丧尽天良的欺骗方法来毒害儿童健康和生命的。上海大方药房老板黄礼刚曾将已经变坏了的奥斯得灵钙针,用纱布滤去沉淀,再装入原瓶。药水经过滤后,装不满瓶时,奸商黄礼刚就将自来水搀进去。这种针大多是小孩肺部不健时注射用的。凡用了这种针药的小孩,打针处都红肿糜烂了。这些含有各种大量细菌又加进生水的坏药水,注射到儿童血液里去的后果,还能想像吗?
丑恶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来欺骗人民,杀害儿童的。虽然我们还无法统计出被害儿童的人数,但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的生命统计数字,即惊人地告诉了我们:一九五零年七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一年间,上海市九万八千五百九十五个死亡者中,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就占有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七人,占全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当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在“药石无效”死在母亲们的怀抱中时,谁曾知道这当中有许多孩子是被违法资本家的假药伪品所延误毒害而死去的呢?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1952-03-28

——是“其中资方不执行劳动法令的情形是有的”?

——谁在吹捧陈云?

——谁在吹捧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三反?

——周恩来赵家纵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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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年谱 1951年
    4月10日
同时,要用政府和劳资双方的力量解决经营情况下降的问题,不致造成大量失业。

——政府和劳资双方

——政府站在哪一边?

违法资本家把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放款机构变成了自己的账房第2版()
本报记者 林沫
天津解放三年多以来,一直是全国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为了把大量的土产和一部分农产品推销到国外,并换回工业器材及其他用品,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曾以巨额贷款扶助天津的进出口贸易商。而一些违法贸易商们却认为这是他们发横财的好机会,疯狂地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进攻,篡夺贷款的领导权,破坏国家的贷款政策,从这个缺口把大量的金钱抓到自己的口袋里。他们一个个像大臭虫一样,喝足了国家和人民的血。
一九五○年八月间,在天津辽宁路新开了一家名叫“松竹梅”的饭馆,股东有新丰、丰昌等五家贸易行的经理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放款股副股长蔡秉衡、质押组组长赵学恭。这个特别设置得很“雅致”的饭馆,就是这伙盗贼偷窃国家贷款的秘密会议场所。形式上,他们的贷款是在银行大楼的办公室里经过层层审查、盖章,才得到“批准”的;但实际上,有很多人的贷款是在这个饭馆里暗中议定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坐探蔡秉衡、赵学恭等,经常在这里向他们的主子们报告机密的消息;同时,还帮助那些缺少或没有贷款押品的主子们,筹划如何以少报多,或到什么地方去借押品。一些违法贸易商们渐渐探听到这里是贷款的黑市,于是通过层层介绍,带着自己的太太、小姐或者是舞女、歌女,成群结队地到这里来吃喝拉拢。他们要行贿也很方便,饭馆的经理就可以负责收转。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在放款的制度和手续上,同样规定有:放款股对贷款户进行调查、复核;科长审查;经理、副理最后盖章批准。但实际决定权却操在放款股以下的人员手里。只要股里同意了,科长、经理就照样盖章。放款股的干部都是留用人员,而主要负责人员副股长蔡秉衡、质押组(负责管理押品)组长赵学恭、外勤(负责调查贷款户)杨学良等,都是资产阶级出身,生活非常腐化。他们的家属、亲友都开厂设店,有的就经营着贸易行。
解放后不久,一九四九年春季,违法贸易商们就开始向放款股进攻了。新丰贸易行经理孔翔生想骗取国家贷款,他就带着纸烟、糖果和一副谄媚的面孔,整天爬在银行的柜台上,软泡,硬磨。孔翔生想行贿,蔡秉衡等想贪污,自然一拍即合。蔡秉衡有一天送给孔翔生一张“捐启”,说是一个朋友的用人死了家属,请孔捐助葬埋费。孔翔生知道进攻已经得胜,第二天不但送了钱,还请蔡、赵等去吃喝一顿。当时奉陪的还有增升昌、启隆、义丰等三家贸易行的经理,这些人都是预先和孔翔生商量好了,一同来和蔡秉衡等拉关系的。从此,这个奸商集团就和蔡秉衡等勾结起来,用各种方法盗窃国家贷款。
孔翔生的新丰号解放后并没有经营对外贸易,他店里的几十个工人,是专门给中国猪鬃公司华北区公司进行出口猪鬃加工生产的。这时,孔翔生一方面买通了银行放款人员,一方面又买通了猪鬃公司的干部,就拿加工的猪鬃作押品,一笔接着一笔地向银行骗取贷款。增升昌贸易行根本没有押品,也一样可以贷到款。
一些违法贸易商探听到用这些办法也可以抓到贷款,他们就用各种办法来和蔡秉衡、赵学恭拉关系。有人听说蔡、赵等常到舞场跳舞,就设法找到和他们熟识的舞女进行活动。新中土产贸易行就是由舞女李玉华从中介绍,得到贷款的。新中土产贸易行第一次贷款时,放款股的外勤人员到新中土产贸易行去调查,发现这个铺子只像一家棉布店,不像什么贸易行;他们进去问经理,经理却说:“你们不是玉华(即舞女李玉华)的人吗?”意思是说咱们都是自己人,不用外气。这家已经快要垮台的贸易行就用一个舞女的名字,从一九五一年八月到十二月,贷款达十五笔,共十五亿四千多万元。
源兴地毯厂经理丁雅泉为了通过舞女拉拢放款股的人员,有一个时期也经常跑舞厅;他并把经常和蔡秉衡、赵学恭等跳舞的六七个舞女认作“干女儿”,经过“干女儿”结识了蔡秉衡、赵学恭、杨学良等,取得了贷款的方便。源兴地毯厂一九四九年时还只是一个仅有七个女工、一间小屋、一个煤球炉和一张破桌子的地毯加工作坊;经过骗贷款做生意,现在已发展为拥有二百五十多工人的地毯厂,并且置了房产。他前后共骗到贷款二百二十六亿元,现在还拖欠着二十一亿元没有归还。有的贸易商说:
“丁雅泉拉上了中国银行的干部,就不用再敬财神爷了!”
资产阶级的坐探蔡秉衡、赵学恭勾结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大奸商,差不多收买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放款股的全部人员。他们从对贷款奸商的调查、核批到押品的查对和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的捏造和欺骗。和蔡秉衡、赵学恭等勾结的违法贸易商有二十多家。不论这些奸商是一些什么样的流氓和骗子,蔡、赵等在徵信调查表上总是写着“资金雄厚”“信誉良好”“押品充足”。
蔡秉衡、赵学恭替奸商服务是十分忠心的。曾先后骗取贷款二百九十亿元的泰丰贸易行,在开始贷款时没有押品,蔡秉衡就让他们借盛锡福草帽庄一批草帽辫作押品。后来泰丰行再贷款时,连假押品也不搬弄了。他们先从银行贷到款,再到市场上买了货作押品。有一次从银行把款贷出以后,蔡秉衡电话通知泰丰贸易行出口部经理沈尔昌,说银行要去检查押品。沈说:“先不要来,货刚到,还没装好仓库哩。”到一切办妥之后,沈才打电话说:“来人检查吧,已经搞好了。”他们就这样串通一气盗骗国家财产。曾骗到贷款三十二亿元的丰昌贸易行经理麦君麟,原是大汉奸潘毓桂的女婿、国民党匪军军官。他在上海解放前曾随国民党匪帮逃往台湾,一九四九年,又回到天津。蔡秉衡、赵学恭、杨学良等因过去和他相识,因此就由杨学良介绍到他岳父经营的丰昌贸易行去作事。丰昌贸易行这时所剩账存资金共有九千六百元,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钱付水电费,眼看就要关门。这时,蔡秉衡等就和麦君麟串通接连放给丰昌几笔贷款。麦君麟拿着国家贷款作生意,赚了钱就大肆挥霍,整天和蔡秉衡等吃喝、跳舞。他们是“松竹梅”饭馆的股东,又是惠中舞厅的熟客。据统计,两年多以来,麦君麟个人挥霍即达七亿多元。麦君麟见贷款这么方便,又和赵学恭的父亲及放款股股长李锡庆的岳父等三人合开了一个益同贸易行。这家贸易行还没有开张,就通过蔡秉衡向银行贷款。放款股的外勤人员根据他们写下的地址去调查,连去了两次,出来开门的一个妇女不耐烦地说:“我们这是‘贾宅’,不是什么贸易行!”蔡秉衡听到外勤人员的报告,就打电话对麦君麟说:“你实在太荒唐了,怎么连房子都没有就打出招牌来贷款?”麦君麟却说:
“这有什么荒唐?你先把钱贷给我,连房子带押品,不什么都有了吗?”麦君麟,这个十足的流氓和恶棍,当银行的外勤人员有时去检查他的贷款用途时
(这种检查多半是为着应付差事),他就不耐烦地说:“检查什么?又不拿你们的钱去嫖窑子!”而一转脸,他就又公开地对人说:“中国银行就是我的账房,我什么时候用款都可以,要多少有多少。”这一伙流氓、奸商和坐探们,三年来就是这样窃据国家银行的放款部门,放肆地偷盗国家的巨款。现在奸商坐探蔡秉衡、赵学恭和大奸商沈尔昌、麦君麟等已由人民法院分别逮捕,并将受到国法的严厉制裁。
1952-03-16  

——违法资本家把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放款机构变成了自己的账房

——南汉宸在哪里?

——周恩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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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命令 加强对中国银行领导监督 指定南汉宸等为官股董监事,原有商股董监事除战犯外均继续有效。第1版()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加强人民政府对中国银行的领导和监督及推动该行业务之开展,本日发布命令如下:
查中国银行之股权,除三分之一商股外,国家投资占三分之二,为公私合营的银行。现在全国业已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早经建立,该行之国家投资,自应为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为加强人民政府对该行的领导和监督,特指定南汉宸、曹菊如、马寅初、胡景云、沙千里、章汉夫、章乃器、王绍鏊、龚饮冰、冀朝鼎、詹武、孙晓村、郑铁如等十三人为该行官股董事。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许涤新、李世璋等五人为官股监事。
中国银行原有之商股董监事,除战争罪犯外,均继续有效。该行应于短期内,迅速召集董事会议,以推动业务之开展。
此令。
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1950-03-23  

——南汉宸、曹菊如、马寅初、胡景云、沙千里、章汉夫、章乃器、王绍鏊、龚饮冰、冀朝鼎、詹武、孙晓村、郑铁如等十三人为该行官股董事。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许涤新、李世璋等五人为官股监事。

——这帮子赵家狗杂碎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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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南汉宸行长联署发出命令 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 公布政务院决定,指定人民银行为执行机关。第1版()
【新华社七日讯】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行长,本日联署发出命令,公布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之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的现金管理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有计划地调节现金流通及节约现金使用,特决定对国家机关实施现金管理,并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现金管理的执行机关,负责办理及检查有关现金管理事宜。
二、凡一切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等所有现金及票据,除准予保留规定之限额外,其余必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办法存入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委托机构,不得存入私营行庄。
各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等,自己保存的现金数目,得由各该单位提供材料,与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商定,报请当地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定之。其限额,在设有中国人民银行机构的地方,一般不得超过三天的日常开支,尚未设置银行机构的地方,一般不得超过一个月的日常开支。
各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间的相互往来,须使用转账支票,经过中国人民银行转账;埠际之间往来,须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汇拨。除发放工资、向农村采购及在城市零星开支等必须使用之现金部分外,均应使用中国人民银行支票,不得以现金支付。
以上各项定为重要的财政纪律之一,自公布之日起,必须严格执行,并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督促检查。如有违犯上述规定者,得由中国人民银行报请同级和上级财政经济委员会及监察机关,按情节轻重,酌予惩处。
三、为更进一步的施行现金管理,使现金流转能照预定计划进行起见,俟具备必需条件后,各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即须按期编制现金平衡的收支计划,经当地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准后,汇交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在执行此计划时,要与帮助各企业办理清算和信贷业务相结合,以减少现金流通数量。为逐步达到此目的,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草拟编制现金收支计划,和帮助各企业办理清算的具体办法,发给各级中国人民银行及主要机关及公营企业研究参考。并首先从中央直属的主要部门试办,取得经验,俟条件成熟,再明令公布推行。
四、为达到使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现金出纳的中心,中国人民银行须力求健全机构,改善业务手续,务使办理收款、付款、汇拨等业务时,作到迅速和准确,使之适合于为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服务的要求。
1950-04-08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三反?

——周恩来违法乱纪

——周恩来纵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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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时,要用政府和劳资双方的力量解决经营情况下降的问题,不致造成大量失业。

——谁养活谁?

——是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

一年来救济失业工人工作的成就第6版()
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副部长 毛齐华
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把救济失业工人看做是一个政治任务而努力的结果,现在全国各省、市已有一百二十四个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截至一九五○年十二月止,采取各种办法救济失业工人,计:参加生产自救者七万九千四百三十九人,还乡生产者九万八千四百零八人,介绍就业者三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四人(上述三项都以就业论,共计五十四万三千八百二十一人)。目前正在救济中的,计有参加以工代赈者十二万三千八百五十四人,转业训练者九千零七十二人,单纯领救济金者十一万三千一百九十人。以上总计七十八万九千九百三十七人。占全国当时失业工人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七。如包括家属在内,得到救济的在二百万人以上。
造成中国城市中广大失业群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与国内反动势力的长期统治,使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农村贫困破产,民族工业日益衰落。解放战争胜利以后的一九五○年三、四月间,又因国民经济的改组,全国工商业在调整过程中面临一些暂时的困难,致使原已存在的失业情况骤形增加,尤以上海被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飞机的轰炸,工商业遭受到直接危害,困难表现得更为突出,仅去年三、四、五三个月中,就增加了失业工人十五万人。估计当时全国失业工人与失业知识分子的总数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并有不少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失业工人的生活极为困难,迫切需要救济。而在业工人亦因受失业工人的影响而感到不安。同时,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却以为它们朝夕盼望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特务活动,鼓动工人罢工,包围资本家,在失业工人中制造不满情绪,并鼓吹要空投粮食来“救济”。企图离间工人与政府、工会的关系,继续扩大与加深工商业的困难,使失业更加恶化,从而造成社会紊乱。
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针对此种情况,一面号召全国社会各界人民团体,特别是在业工人和职员,捐款救济失业工人;同时,于四月间召开了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山东劳动局局长紧急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失业情况,并提出“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这一办法,并拨出了四亿斤粮食作为救济基金。各地随即开始进行了救济失业的工作。
由于采取各种办法展开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发挥了阶级友爱:当上海总工会为救济失业工人发出迫切呼吁后,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都相继发出了号召,展开互助救济的运动。于是在全国普遍地掀起了捐献热潮。广大的在业工人热烈地自觉自愿地进行了义务献工一日运动,文艺工作者、青年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也以义演、捐款等各种方式表达出同情和支援,完成了巨额捐款,仅中华全国总工会收到的即达三百一十二亿八千五百四十万零四千三百二十一元。特别是东北工人,不但捐助了八十三亿六千六百零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元支援上海失业工人,并派慰问团赴上海,给当时正在与困难搏斗中的上海失业工人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加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甚至负担国防重任的人民解放军,亦以高度的兄弟般的友爱,节省伙食费和军属粮来救济失业工人,在上海一地就收到他们的捐款五亿七千四百八十九万八千一百九十元。这样,不仅使失业工人及时的得到了物质的援助,免于饥饿,而且在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慰藉。因此,亦就大大地发挥和加强了阶级友爱和团结。
增进了工人的政治认识:由于采取各种办法救济之后,不但使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生活上的困难得到相当的解决,并且也安定了在业工人的情绪。工人们亲切地体验到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府,才会真心实意地照顾工人的生活。有的失业工人说:“只有自己的政府,才关心得这样周到,回乡有回乡的办法,不回乡有不回乡的办法,要在过去反动的国民党,只管自己贪污享受,那管咱工人死活!”有些被介绍就业的工人说:“不钻门子,就可以找到职业,真是梦想不到的事。”有些失业工人领到救济金以后,觉得不应坐等救济,自动参加以工代赈的工作。有的失业工人自己还有办法,知道政府也很困难,也就自动不领救济粮。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工人群众已深深体验到人民政府与自己有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匪特无耻的造谣欺骗,挑拨离间,也就被铁一般的事实所击破。最近上海失业工人开了一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代表会议,会上纷纷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并通过抗美援朝的行动纲领七项,志愿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及人民警察者达四百六十多人。可见救济工作不仅减轻了失业工人的切身苦痛,而且使失业工人的政治认识也大大提高了。这是政治上很大的收获。
提高了工会威信:在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进行中,各级地方工会与各产业工会充分发挥了组织力量。经验证明,凡是按照工会系统进行救济工作的,在登记审查方面,对于工人的情况了解、成份掌握,就比较容易而且正确。有的城市最初把登记工作委托给区公所或派出所办理,以致有逃亡地主、旧军官等坏分子混入登记,捣乱破坏,使救济工作走了弯路。工会除利用报纸、电影、广播、口头宣传等办法,广泛地对失业工人进行教育外,并将已登记的失业工人按业别、按地区,或按“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不同的救济方式把失业工人分别组织起来。如上海工会,因手工业工人住址分散,就按地区组织分会,每十个失业工人组成一小组,十天举行一次小组长汇报,反映失业工人的生活、思想、要求等情况,结果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所以,就能将失业工人团结在工会的周围,每个人都亲切地感到工会真正是自己最好的依靠,并使在业职工明白自己对失业弟兄有帮助的责任,就消除了在业与失业间的对立,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因此,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大大提高了威信,组织更加巩固和发展。
帮助了市政建设:各地遵循了中央人民政府“以工代赈为主”的救济方针,使失业救济工作与市政建设相结合。据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南昌、苏州、张家口等四十三个城市一九五○年十二月份不完全的统计,有十二万三千八百五十四名失业工人参加了以工代赈,进行了翻修马路、疏浚湖河及下水道,修建铁路、公园、桥梁、水井、仓库、公路路基和堤岸,改进环境卫生及采石等项市政建设工程。例如:北京修整了九百零二条胡同的土路,掏挖整修了六大系统的旧下水道。上海以工代赈工人挖通了淤滞的苏州河后,市民反映说:苏州河的修浚在前清以来,尤其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是无法举办的工程。特别是淮海中路的修整给予市民以良好的影响。那是数十年来有名的积水地带,每逢雨季或大潮汛,遍地是水,影响交通和商店营业甚大,现经翻修该路长达九百四十点五公尺,宽十四点四公尺,全部路基平均约加高一英尺,共用二万零四百个工作日。此外,又进行了外滩慢车道的修整,原来坎坷不平,行车走路均感不便,经平高垫低,全部用混凝土筑成,从此,车马畅行。在南京,至十月底止,计完成培修堤岸十二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公方,修筑道路及桥梁二十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一平方公尺,下水道一万九千二百六十一公方,修整园林、河川计土方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七公方,改变了国民党统治二十多年来破旧不堪的市容。广州市完成土方工程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三十二立方公尺,清河沟七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公尺,修整公路面五万三千六百二十公尺。广大市民反映:“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把过去满清及国民党反动政府时代未能作到的事都作到了”。这些工程的举办,使工人学会了一套新的技术,并改善了市内的清洁卫生,增进了市民的健康;同时对城乡物资交流运输上也起了不少的作用。
发展了生产组织:生产自救工作是根据当地需要,在不影响原有工商业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截至一九五○年十二月底止,根据四十三个城市的统计,共有七万九千四百三十九人参加生产自救,组织了橡胶、布鞋、被服、木器、纺织、煤球、垦荒、烧窑、五金、牙刷、挑花刺绣等十几种生产单位。生产自救的主要的方式是组织加工工厂、合作社或生产小组。在上海由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领导组织了十六个生产自救工厂,贷给资金十一亿零三百多万元,最多时吸收到九千八百九十七名失业工人参加。广州组织了七十个生产自救单位,共计有一千余人参加生产。西安按劳鞋厂,由西北劳动部帮助组织,管理人员由职工民主选出,实行计件工资制,由于全体职工积极努力,注意节约,产量多,质量好,销路又畅,已有五十余人扩大到四百五十余人,且获得不少盈利。此外,武汉、济南、天津、长沙等地也组织了类似的生产自救单位,解决了不少问题。其次,有些地方帮助停工歇业的工厂工人,利用原有的机器房屋,贷给资金,恢复生产,如上海的“安琪儿奶粉厂”,广州的大中国烟厂、联合布厂。还有些与农村关系比较密切的城市,配合土产公司、合作社,参加运输,搞收购和推销的工作,加强城乡互助,促进物资交流。由于以上各种生产自救工作的展开,把分散的失业工人组织起来生产,不仅使得失业工人有了生活依靠,而且还提高了生产技术和培养了一些经营管理工厂的人才。
培养了工人干部:各地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用开办政治、文化学习班和转业训练班等方式,在失业工人群众中进行了不少工作。因此,提高了失业工人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培养了很多救济失业工人工作、文化教育、土地改革以及国防建设等工人干部。上海七个月来,参加学习的共计二万七千二百五十四人,在进行救济十万失业工人的机构中,除从各机关抽调八十七名干部外,其余一千七百多名干部,都是从失业工人中培养出来的。南京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的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从失业工人中选拔的积极分子。在武汉、广州、成都、唐山等地选拔工人做骨干,办理失业救济工作。因为失业工人最容易了解失业工人自己的痛苦和要求,因而所提出的办法也比较公平合理而切合实际,所以也就容易取得失业工人群众的信任。同时,可使失业工人认识到救济工作是大家的事,必须大家来办,就可提高其主人翁的思想。这样才克服了当时没有干部搞不好救济工作的困难。不仅如此,由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开展,失业工人受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不少失业工人自动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志愿部队、运输队、人民公安部队;也有很多参加驾驶、护士、机械等技术训练班,准备更好的为祖国效力。
以上成绩的获得,首先应归功于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领导,同时也和各地党、政、工、各级工会与劳动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干部的共同努力,以及社会各界特别是在业工人的同情和支援分不开的。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由于我们把救济失业工人看做国家保护劳动的一种政策,是整个经济建设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在实行救济时,不是单纯的放赈,而是与生产结合,从根本上去解决失业问题。就以救济数字看,介绍就业、还乡生产、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转业训练占百分之八十六,而单纯救济的仅占百分之十四。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把救济失业工人当作“恩赐”与“慈善”的观点,绝不相同。在救济方式上,是依靠工会组织,依靠失业工人自己来办理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这样就能加强工人阶级团结,发挥组织力量,学会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事务。这与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利用失业工人挑拨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的关系,采取分裂政策,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一年救济工作过程中,也有不少缺点:有的地方没有很好的依靠工会和失业工人群众,感到工作展不开;或是从各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机构庞大,工作进行反而迟缓。有的对失业救济工作重视不够,缺乏具体的计划。有的则存在着不调查研究而乱开支救济粮。有的以工代赈的工资,一律按日计工,平均发给,影响工作效率;有的则规定过高,超过了一般在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有的地方在动员还乡生产时,采取推出门不管的态度,致使失业工人还乡后生活无着,因而重返城市。在生产自救方面,有的是缺乏调查研究,又疏于领导检查,以致发生组织起来即垮台的现象,有的则将生产资金零星地发给个人经营,结果赔光耗尽,又请求救济。这些缺点,虽已逐渐纠正,但由于我们未能及时注意领导,使救济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由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各种生产建设事业逐渐恢复,不少失业工人得到了就业的机会,失业数字已大大减少,截至一九五○年十二月底止,全国(包括正在救济的在内)尚有六十一万失业工人。根据一九五一年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仅技术工人一项,即需增加三十一万人。这就说明: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工人失业的问题,是一定可以逐渐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
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基本消灭失业现象,则有待于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因此,应巩固已往的成绩,总结经验,继续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做好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今后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重点一般应放在转业训练上,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有计划地培养各种人才。同时,亦应注意健全劳动介绍所的工作,掌握劳动力的供求情况,以便有步骤地将失业工人输送到各种工作岗位上去。
1951-05-01

——是不是政府养活失业工人?

——赵家:没有了赵家,你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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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工人失业的时候
专栏:伦敦通讯
本报记者 苏 蓝
泰尔利的一家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说:“我们的光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对于百万富翁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在1958年,英国二千七百多个公司的红利,比前一年增加了6%。但是,成千上 万个英国工人家庭,却在这一年中尝尽了痛苦。
泰尔利的一家,就是这成千上 万个 英国工人家庭中的一个。他是一个普通的电气工人,在八个星期之前被老板解雇了。当我们走进他的住处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忧愁地坐在桌旁,围绕着他们的是从十八个月到十四岁的六个孩子。
在英国的家庭中,过圣诞节时总少不了一棵圣诞树。贫困的人家也得买几束松枝。可是在泰尔利家里,却只在天棚上挂了几串红色纸条。当然,更谈不上为孩子们买圣诞礼物了。潮湿而阴暗的房子,布满灰尘的旧家具,烘在壁炉架上的一片片尿布,孩子们一张张憔悴的小脸……,这一切构成了一副十分凄凉的图景。
从泰尔利失业的那天起,他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寻找工作。他在外面从不买东西吃,顶多喝一杯热茶。到了晚上,泰尔利 总是饿着肚皮、怀着失望回到家里。
这一家人如何生活下去?
“我们靠微不足道的失业救济金过日子,”泰尔利说。“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要维持起码的生活,每周至少要花费十六英镑。但是,现在得到的是每周五英镑的救济金和二英镑十七先令的多子女补助费。而从这不到八英镑的收入中,每周要付两英镑多的房租,一英镑十六先令的以分期付款购买衣服的欠债。再加上燃料、水电等开支,剩下来的钱只能买些土豆、面包来充饥。”
六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已经很久没有 尝到水果、青菜的味道了。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吃到一点人造牛油和“斯派姆”(这是一种质量最差的肉饼),因为这些东西比较便宜。以赊购办法买来的衣服,已经在孩子们身上露出了一个个破洞,但赊购的欠款仍未还清。生活的艰难,逼使患着肺病的母亲每天外出为别人打扫房子。
在泰尔利的一生中,已经失去工作上百次,他虽然尝够了艰难困苦的滋味,但却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盼望他们的前途不会比爸爸更坏。可是现在他说:“我这个家只能一天天贫困下去。看来,孩子们不可能再多念几年书了。”泰尔利的第三个男孩,是学校中的优等生,不幸,生长在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家庭中,他的聪明似乎是多余的了。
在英国,像泰尔利这样的家庭,何止万千!当人们看到一个个煤坑被关闭的时候,听到过去一年内有三百个纺织厂垮台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威尔斯的煤矿镇和兰开夏的棉花城,想起了那里的工人如何伤心地放下自己的煤镐,离开自己的纺车,转眼变成像泰尔利一样的失业者。
谁“救济”谁?
“我该怎么办?”这是失业工人发出的一个共同声音。转业吧?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兰开夏的一个纺织工厂宣布关闭时,正在车间工作的女工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全都哭了。在这个工厂内,一半以上是四十五岁的女工和五十岁以上的男工。妇女们在棉絮飞扬的车间中消磨掉自己的青春,才成为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改行——即使能找到其它工作——对她们是不可设想的。男人的情况也不比她们好。到处的工厂在解雇工人,到哪儿去找工作?被称为最繁荣的“汽车城”考文垂,也有好几千工人失了业。
剩下来的唯一道路,是领救济金。但是,有些工人却宁愿进当铺,而不愿去乞求这笔少得可怜的“津贴”。他们认为这是对工人的污辱。因为你必须像叫化子一样地到职业介绍所去排队、登记、盖印。此外还加上种种限制。例如,不管什么原因,如果是自动放弃工作,失业救济金就要大大减少。如因“行为不正”而被开除,那么至少六个星期得不到一个铜板。
英国政府把发放救济金似乎看作对工人的恩赐。工人们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没吃一点亏。”比如说,你过去曾交了一年的所得税和保险费,在失业之后,第一个十三个星期你可以得到充分的救济金,第二个十三个星期就减少了一半。这些钱,完全是他们在业时所纳的所得税和保险费。英国政府的算盘打得一清二楚:当一个失业工人领了二十六个星期的救济金后,他就丧失了被救济的资格,再也领不到半个铜子了。所以,长期的失业,是对工人致命的打击。
“不算失业”的失业者
五十七万五千人,这是英国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但是,隐藏在这个数字后面的,是大量的“不算失业”的失业者。这些人,包括成千上万的、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的女工,许多仍然希望继续工作,但却被强令退休的老年工人,以及二十二万以上的半失业者。
当然,那些失业的码头工人,也不在官方数字之列。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工作,却可以得到起码的、“有保证的”工资。然而,他们的处境,却比其他行业的失业工人更坏。
码头工人康纳利,高大的身干,宽阔的肩膀,真可以扛起几百斤的重担。可是,他浑身的精力没法使出去,成天在码头工人劳工局的办公室外面去站队。在船只愈来愈少的情况下,常常有十几个工人等待着搬运一件货物。劳工局是资本家控制的机构,它有权决定:这些少得可怜的工作由谁来承担。他们当然先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但是,即使像康纳利这样的壮汉,站队的日子也要比工作的日子多得多。在拥有三千多人的“伦敦码头”上,每天几乎有五百多人得不到工作。
“今天不知明天的命运”,这是码头工人中流行的一句话。当他们排了一天队,没有一点工作干的时候,劳工局就在他们的证件上盖一个戳子。码头工人把这叫做“嘭啪”!一个星期如果有六个“嘭啪”,他就可以凭这六个戳子领到六英镑的“有保证的”工资。如果一个星期工作了一天,挣到了两英镑,那么这
“有保证的”工资便减少为四英镑。这些钱是不能白拿的。当你一旦有了工作时,必须把自己收入的7%交给劳工局,这就是“有保证的”工资的财政来源。
康纳利告诉我,他在去年一年内,大约有六个星期完全没有工作。其余时间,大多数是一星期只工作一两天。每周六英镑的收入使他无法扶养五口之家,所以不得不举债度日。他说:“那些真正的失业者要比我们幸运。因为如果他子女多的话,他就可以得到比六英镑多得多的救济金。而我们,不管一家多少人口,一律六英镑。”
像康纳利这样的遭遇,当然不能算是最坏的。多少个“不算失业”的失业者,他们既不能领到救济金,又没有“有保证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背一只木箱子到街头去给人擦皮鞋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附图片)
一群被英国政府称为“不算失业”的码头工人正走向伦敦的皇家码头等候“嘭啪”。一个海港工人联络委员会的委员正呼吁他们进行顽强的就业斗争。
1959-01-15

——1949年为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开始?

——1949年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国家?

——周恩来: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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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力量可以战胜灾荒
第4版()
专栏:
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有信心有力量可以战胜灾荒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彭泽民
最近美国帝国主义对我们中国的灾情连续发出了一些无稽的谣言。如艾奇逊在对亚政策演说内说:“今天中国面对着四千万人民在现在与下一收割之间挨饿的前途。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死亡”。一些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如美联社记者怀特也认为现在有机可乘,他说:“中国的灾荒使西方获得一‘巨大机会’运送救济品给中国人民,以争回中国人心,并给共产主义以‘有效打击’”。法新社驻华盛顿记者也透露了这样的可能性,即“美国领袖们将利用中国灾荒作出一个慈善的和奇观似的姿态,来在亚洲人民大众中间大大增加西方各国的威信”。这些都足以证明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灾荒来侵犯中国主权。美国前海军谍报处副处长埃利斯•查却里亚斯就曾经露骨的表示过“美国应乘机在中国与俄国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不错,我们不否认去年灾荒的严重,缺粮的有四千万人。但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在四千万人中有一大部分是可以勤俭节约调剂生活的,而不是真正灾民,另外一部分依靠副业和以工代赈是可以完全自己解决生活的,此外需要政府给以部分救济的总数不过七百万人。而且这些人一直就在各级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互相关照救济下,普遍的得到了衣食,也可以安全的渡过春荒,并没有发生过大批饿死人的现象。我们从灾民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反应:“假如没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我们也许早就饿死了!”
据我在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中所知道的情形,政府对于这次救灾工作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的。以粮食来说,政府投入在灾区的用粮就有十二亿斤以上。这个庞大的数字在过去反动政府时代是不可想像的。其次在人力上,首先各级政府无不把救灾工作当为中心工作来处理,各部门的工作都围绕救灾工作而进行,各级行政首长均亲自率领工作干部深入灾区督导救灾工作。单以河北省的宁宝区来说,省府当局曾临时抽调了一千三百名干部下乡。这正是说明了今天的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是向人民负责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现在一般灾区的农业和副业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除了少数个别地区外,全国的灾荒均已得到了稳定,停止了发展。这些新的现象、新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是不会也不愿正视的。诚然,这次的灾荒带给了我们不少的困难,但是我们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完全有办法有力量来克服的,而且今天的事实也证明着中国的灾荒正在克服的过程中。谁都知道这次的灾荒是美蒋发动内战残害人民所造成的后果。过去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倒了反动的统治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今后同样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可以解决这次灾荒的。我们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假仁假义的惺惺作态,是无限痛恨与卑视的。
1950-04-13  

——毛主席领导吗?

——周恩来领导

——一年来救济失业工人工作的成就

——毛主席: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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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上山下乡了吗?

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周恩来的讲话
1973.8.6
上山下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基础还是农村人民公社。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报道。毛主席十五年前在这里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这面红旗现在还树着,还在飞跃,还在前进。那里的环境条件与大寨不同,是平原,碱地、涝洼、沙窝子。现在改造好了。我们的公社,有最多的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基础。真想把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工业化,就要以农业为基础,首先要农业过关。现在还不能说我们的农业过关了。还在过关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还不少。苏联搞了五十六年,农业还没过关,自留地、黑市占多数,真正的集体经济不发展。去年,他们进口了三千万吨粮食,今年上半年气候不好,又进口一千四百万吨粮食。搞得世界粮价飞腾,影响各国人民生活,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这是很好的对照嘛!他们搞了五十六年;我们搞了二十四年,还不到他们的一半时间。我们按照主席指示,把人民公社办好,我们的农业正在过关之中。在农村,少说也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现在一年只生产5,000亿斤(两亿五千万吨)粮食,这个数目还是不够,。全国平均每人才有六百多斤。当然,不能光靠粮食,还得农、林、牧、副、渔都有,要各方面全面发展。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都要搞好。不然,农村还是不能很好地发展。人口每年都有增长,农村也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农村这方面的进展比城市慢一些,从城市去农村的新血液,在这方面要起推动作用。下乡青年都是有文化的中学生,在城镇受过十年教育后到农村去的,下去要帮助农村人民搞好农业生产。当然,首先要抓上层建筑抓思想政治路线,抓领导,也要推广自然科学知识,对农村有帮助。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看成世世代代的长期事业,战略部署。从六二年到七二年,下乡八百万人,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响应主席号召下去的。其中有二百万转到了工厂、升学,或者转到别处去了,还有六百多万下乡青年在农村,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们选了些典型,有个人插队的,像邢燕子,是回老家的,响应毛主席号召下去的。侯隽,是从城市下乡的,两个人同伴去的,那一个没有坚持下来,不干了,她坚持了下来,在农村十多年了。她们是个人下去的。  
最重要的是政治领导,路线决定一切。政治路线不对,你说话没有人听;政治路线正确,说话才灵。

——1950年4月,不错,我们不否认去年灾荒的严重,缺粮的有四千万人。

——1949年周恩来为什么不上山下乡?

——1967年周恩来为什么要上山下乡?
  
  
  

 
 
顶端 Posted: 2019-01-08 08:49 | 69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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