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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作者:韩少功
发布时间:2015-12-03 22:42:15 来源:青春无痕
【破土编者按】本文为陈益南著《青春无痕——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一书代序。作者从思想政治层面概括了“文革”带来的两点历史影响:其一是“新思潮的诞生”,核心是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标;其二是“旧营垒的恢复”,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共和国近三十年的发展轨道。诚如作者所言:“‘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变都有特定条件和内在逻辑从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决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今天,它已经退到可供人们清晰观察的恰当距离了。我们需要更多视角与立场各异的作者,来拓展和丰富对‘文革’的叙事,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批判‘文革’的难度,但只会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为真正的批判。” 

——文革是七亿人民,不是十亿

——这是传赵高党编造人口数字的谎言

——文革进程,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革命逻辑与反革命逻辑的斗争。
  
  
  

 
 
顶端 Posted: 2015-12-04 09:30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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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对于“文革”产生的原因,社会主流似乎已有共识。有人会提到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还有人会提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由此追溯到俄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是非功过。更多的人可能不会这样麻烦和耐心,干脆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或“全民发疯”,一句话就打发掉。
我们暂不评说这些结论,但不妨换上另一个问题:“文革”为何结束?
既然反思了“产生”,就不能回避“结束”。既然产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结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断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这就是当今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逻辑。但通常被视为暴政的“文革”看来在这一逻辑之外。因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结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政府结束于外国军队的占领。粉碎“四人帮”基本上未放一枪,整个过程还算和平。标志着彻底结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依托一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两次会议中完成了实权转移,过渡可谓平稳。这就是说,结束“文革”是行动成本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权力斗争”和“全民发疯”,那么权争疯狂为何偏偏在这一刻停止?如果说“专制主义”或“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东西为何在这一刻失灵?它们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转折都有赖于社会大势的缘聚则生和水到渠成。个人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诚然重要,但对于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来说,其相对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线在历史进程中也诚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关基础条件的配置,有时甚至离不开一项生产技术的悄悄革新。比如说,如果没有70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统布局建设,没有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良种推广,纵有后来意义重大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恐怕也难有足够的农产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粮票的相继取消,还有后来城镇人口的剧增和市场经济的骤兴,恐怕都难以想象——这一类大事不容忽略。
但这里只说及思想政治层面的两点:
新思潮的诞生
1976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

——1976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

——韩少功搬弄的还是赵高党党史

——韩少功把赵高党党史改写成为了全国抗议大潮

——韩少功与杨继绳有区别?

——赵高党搞出人口统计数字

——杨继绳:《墓碑》--大跃进饿死三千万。

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第1版()
梁效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发动反革命暴乱,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正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如意算盘,正是邓小平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目的,也正是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
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页)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领袖。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就 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进而叫嚣“要下台,要让位”,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进行了批判,他表示“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但是,一旦重新掌握一部分权力,就极力网罗走资派,拼凑复辟势力,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他污蔑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混乱”,把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授意炮制的那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居心险恶地提出要打倒“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恶狠狠地叫嚣要把“领导权夺回来”。他们一会儿兴高采烈地说“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一会儿又心虚胆怯地说“批判的语调,不好”,太刺激人。欲盖弥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们所谓“阶级敌人”是有特定含义的。邓小平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他们和邓小平紧密呼应,极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是“豺狼”,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共同的反动阶级的利益和反革命复辟的愿望,把他们和邓小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同时,大肆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向邓小平大表“忠”心。什么“老革命,爱国爱民”呀!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呀!如此等等。他们把资产阶级总代表邓小平篡党夺权的愿望变成复辟的行动。
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纲。邓小平授意炮制的那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就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煞尾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也狂呼“四个现代化日”。邓小平和这些反革命分子异口同声地鼓吹“现代化”,不过是以这作为骗人的幌子。其实,“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天安门广场上闹事的一小撮暴徒,在叫嚣“四个现代化日”的同时,不仅放火行凶,狂呼“剑出鞘”,而且竟然气势汹汹地要天安门前的警卫战士降下五星红旗。这就以他们的反革命暴行,为邓小平的“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作了最清楚的注释。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可以设想,如果他们祈求的那一“日”到来了,革命人民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祖国的山河就会顿时改变颜色。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有长期的舆论准备的。一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一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文人,一些在无产阶级革命威力下有末日之感的亡命之徒,早就按捺不住了。去年七、八、九月,他们就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四出串连,八方呼唤,到处散布攻击和分裂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而这个反革命舆论制造公司的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他重新工作的一段日子里,他不仅亲自出马,游说四方,作“报告”,发“指示”,摇唇鼓舌,大肆放毒;而且唆使别人散布种种奇谈怪论,授意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他一方面造谣言,放暗箭,公然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另一方面,却自我吹嘘,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样子;并且大肆吹捧一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他们捏造“海青天”式的神话。党内外资产阶级也大肆攻击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吹捧邓小平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一贬一褒’,‘一骂一捧’,充分暴露了党内外资产阶级总代表邓小平反革命阴谋家的丑恶嘴脸。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预感到他们的总后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末日的来临,孤注一掷,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发表反革命演说,张贴反革命诗词,散发反革命传单,搞反革命暴乱。这既是去年右倾翻案风中出笼的种种谣言的进一步扩散,也有新的“创造”。
列宁指出:“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七十九页)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都属于反动没落阶级。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搞复辟,搞倒退,手中没有真理,就只好靠谣言和诡辩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妄图把人的思想搞乱,以便混水摸鱼,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这种盗贼的伎俩,鬼蜮的手段,是见不得阳光的。在声势浩大的革命舆论面前,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一定会彻底破产。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社会上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样的人,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因此,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抬出邓小平充当匈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头子纳吉。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的阶级大搏斗。在这次事件中,一些反动文人胡诌的反革命诗词,明目张胆地为走资派鸣冤叫屈,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只落个‘走资派’,‘牛鬼蛇神’。”请注意:这既是没落阶级的哀鸣,又是反革命的煽动。他们在走资派头上,戴上一顶“老革命”的桂冠,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水搅混,欺骗群众,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指示;岂不知,这样一来,恰恰暴露了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与党内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们狗急跳墙,疯狂反扑,公然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用反革命暴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只不过是垂死挣扎。在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铜墙铁壁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这个反革命事件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一条真理:“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个事件同时也更加证明了“翻案不得人心”,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是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我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举反修防修的大旗,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入追查反革命活动,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披荆斩棘,乘胜前进!
1976-04-28

——文化大革命大势已去?

“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
第3版()
专栏:
“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
中共河北省委大批判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亿万革命人民英勇斗争取得的。但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却欺世盗名,贪天之功以为己有。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不断地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打倒一切”,煽动派性,挑动武斗,为非作歹,干尽了坏事,使运动出现了多次曲折。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恬不知耻地自称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以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自居,招摇撞骗,不可一世。谁反对他们,就给谁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今天,我们必须揭露和批判他们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剥下他们的伪装,把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打倒一切”,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恶毒手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对干部队伍的状况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指出:我们的干部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少量的。还指出: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并且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是,“四人帮”伙同林彪、陈伯达等,肆意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大开“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凡是不跟着他们走的干部,一律都要打倒。他们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今天攻击这个,明天影射那个,随意点名,造谣诬蔑,陷害同志,甚至攻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妄图把广大革命干部,特别是那些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为革命事业奋斗了大半生,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的老干部、老党员统统整掉。
“四人帮”反党集团推行“打倒一切”的反动路线,是图谋篡党夺权。因为经过毛主席长期培养教育的革命干部,积累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对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不少同志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对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三不会打仗,专搞阴谋诡计的王、张、江、姚来说,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把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全打倒了,我们党几十年的斗争历史也就被否定了,革命就被否定了,党就被否定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篡改历史,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了。
“四人帮”反党集团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恶毒手段,就是疯狂挑动和支持资产阶级派性。
资产阶级派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它的要害就是破坏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和反对党的领导,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对资产阶级派性,革命群众厌恶透了。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再三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在某些地方长期不能落实,根子就在于“四人帮”反党集团。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到处支持和挑动资产阶级派性。他们走到那里,就把派性带到那里;他们的黑手伸向那里,那里就出现混乱局面。王洪文对极少数几个专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坏头头说:“我是造反派上来的,我能打倒你吗?现在造反派掌权的还不到百分之三十。”他的用意很清楚,就是鼓动这些人继续大搞破坏活动。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在他们插手的那些地方,资本主义泛滥,阶级敌人嚣张,不正之风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被扼杀,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无法落实到基层。他们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就是要把各级党委搞垮,让抱他们的粗腿的人取而代之,从而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恶毒手段是挑动武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一场政治大革命,在这样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革命群众内部出现这样或那样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矛盾,是使这场革命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的重要问题。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毛主席还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但是,“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了所谓“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公然煽动要用武力解决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个口号一出笼,不少地方发生了武斗,使革命和生产遭到了很大破坏。对此,广大群众是深恶痛绝的。“四人帮”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这桩滔天大罪,我们必须彻底加以清算。
历史无情地揭露了“四人帮”的本来面目。他们绝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臣”,而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罪人。他们和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林彪反党集团的策略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四人帮”反党集团也是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尽管他们得势一时,猖狂一时,终归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曾几何时,梦想打倒无产阶级,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被历史的潮流席卷以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重温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教导,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76-12-16  

——赵高党是如何颠覆社会主义?

——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

——韩少功,这是文化大革命大势已去?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
第1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主持了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在我们党取得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代表大会于八月十一日举行预备会议。会议选举二百二十三名代表组成这次大会的主席团。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主席团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同志当选为主席团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兼主席团秘书长。预备会议一致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次大会的三项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了汪东兴同志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报告指出,经过审查,所有代表资格有效。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名,代表着全党三千五百多万党员。他们是各地区、各单位党组织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经过反复酝酿协商和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后,正式选举产生的。代表中包括从建党时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过考验的老中青优秀党员,多数代表是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代表中工农兵和其他劳动人民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四,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六点七,革命干部占百分之二十点九。代表中女党员占百分之十九,少数民族党员占百分之九点三,中青年党员占百分之七十三点八。台湾省籍的党员也选出代表参加了大会。
八月十二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当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副主席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华国锋主席宣布大会开幕。乐队高奏《东方红》。
华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华主席首先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为悼念十大以来和以前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康生同志、董必武同志、李富春同志、陈毅同志、贺龙同志,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致哀。
华主席在报告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这就是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华主席指出,五十多年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取得的。毛主席的旗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最新财富,是毛主席贡献给我们时代的最宝贵的遗产。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也是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旗帜。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为中国人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我们一定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当作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神圣职责,是我们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政治基础,是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胜利保证。
华主席在总结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时指出,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英明决策,为后来我们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华主席在报告中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主席指出,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华主席指出,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在我们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的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华主席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华主席指出,只要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走资派在党内就只是一小撮,并且不断被揭露和清除,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我们党的绝大多数老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绝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指明了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坚持这个标准,我们就能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准确地识别和彻底孤立、集中打击象刘少奇、林彪、“四人帮”那样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华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华主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和历史意义,指出: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华主席说,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但这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主席在报告中,分析了当前国际的大好形势,并指出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各国人民要提高警惕,紧密团结,进行不懈的斗争。华主席说,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联合一切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要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华主席深刻地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敌人,谁是可以争取、联合的中间力量,这就使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主要的敌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
华主席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形势大好,人心思治。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阶级斗争推动下,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局面正在出现。科技战线的革命和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正在向前发展。
华主席指出,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华主席在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主要战斗任务: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华主席说,我们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一场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人民战争。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同时,运动越深入,越要注意党的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
华主席宣布,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我们必须做出认真的努力,调动起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加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华主席历时四个小时的政治报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八月十三日下午三时三十分,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叶副主席首先指出,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
叶副主席指出,“四人帮”破坏党的建设,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我们党。我们应该根据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吸取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新经验,对十大党章进行必要的修改。
叶副主席对党章修改草案,就以下八个方面做了重要说明:关于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关于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党的基本任务;关于“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干部路线;关于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关于对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
叶副主席指出,新党章强调全党一定要永远高举和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保证我们党的事业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胜利前进。它强调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它把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放在突出的位置,强调对于违反三项基本原则的潮流要有敢于反对的革命精神。它强调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规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的人,应当受到查究和处分;强调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新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还规定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项条件,在群众斗争中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成各级领导班子。它强调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它规定新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以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
叶副主席指出,党章修改草案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建党学说,贯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反映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胜利成果。他指出,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将是加强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武器。党的各级组织,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党章,并且同任何违反党章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
大会对华主席、叶副主席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进行了认真的、热烈的讨论。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发扬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反映了我们党的团结兴旺。
代表们在讨论中热情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赞扬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四人帮”,挽救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功绩。大会认为,华主席的政治报告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总结了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准确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任务,是指导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战斗纲领。
代表们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愤怒揭发批判了“四人帮”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滔天罪行。大会热烈欢呼我们党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取得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大会完全赞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粉碎“四人帮”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完全赞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表示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代表们讨论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是国内形势大好的根本标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蓬勃发展。比、学、赶、帮、超的社会主义革命竞赛正广泛开展起来。工农业各条战线捷报频传,不断创造历史新水平。大会表示,一定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创造更优异的成绩,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代表大会于八月十八日下午三时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致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当大会执行主席邓小平同志宣布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时,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当选的中央委员共有二百○一人;候补中央委员有一百三十二人。
邓小平副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我们党的光荣史册。
邓小平副主席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邓副主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来,全党全国面目一新,我们已经取得重大的胜利。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还有不少困难有待我们去克服。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真正地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一个一个困难,取得一个一个新胜利。
邓副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977-08-21  

——华主席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

——文化大革命大势已去?

——赵高党为什么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76年天安门,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粉碎周恩来赵高党的反革命进攻

——1976年10月6日,是周恩来赵高党篡党夺权了

——1977年8月,周恩来赵高党宣布自己掌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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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韩少功
韩少功,笔名少功、艄公等。湖南长沙人。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代表作品有《月兰》、《西望茅草地》等,另与人合作完成传记《任弼时》。1985年倡导“寻根文学”的主将,发表《文学的根》,提出“寻根”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这一时期代表作有《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等,表现了向民族历史文化深层汲取力量的趋向,饱含深厚的文化哲学意蕴。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引起各方争论,2000年,由《亚洲周刊》邀两岸三地专家评为“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之一,排名第22位。[1]  新世纪创作的长篇《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等均产生了不小反响。另外,韩少功“天涯体”散文在当代独树一帜,《性而上的迷失》、《完美的假定》、《革命后记》等作品既有形式美感,又以思想见长。[2]  
曾获境内外奖项多次。主要有: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2002年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2007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杰出作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等。作品分别以十多种外国文字共三十多种在境外出版。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著)、《惶然录》(佩索阿箸)等数种出版。
曾任第一届、二届海南省政协常委(兼),第三届省人大代表(兼)。曾任第三届海南省文联主席、省文联作协党组成员、书记。2011年申请卸任这些职务获准。现兼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全委会委员,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3]  

——韩少功,赵高党党徒

——赵高党党徒说文化大革命大势已去,奇怪吗?

——很正常

——反革命分子对革命本能地充满着仇恨

——这就是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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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作者:韩少功 发布时间:2015-12-03 22:42:15 来源:青春无痕
在此之前,1973年广州李一哲的大字报呼吁民主

三、“李一哲”案件平反始末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著
2008年02月04日14:18   来源:赵高党新闻网
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 ,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 2.6万字,从头至尾共67张白报纸。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它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点要求或“期望”: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作者在序言中声称他们的“体系”“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的影响、祸害所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日夜川流不息。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应和争论。“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在“四人帮”横行的背景下,广东省不得不迅速组织反击。
当时,“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大乱全国,海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插手,在斗争形势很复杂的情况下,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组织内部批判。1975年1月,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这张大字报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当年,对李正天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其中面对面的辩论大会就达一百多场,常常是万人大会。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指示允许李正天答辩,因此,会场气氛激烈。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按理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他们的问题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一来广东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亲自抓,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从1978年的八九月开始,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 经省委决定,12月30日,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释放出来,安排他们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习仲勋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处理此事。12月30、31日连续两天,吴南生接见他们,进行多次谈话,明确宣布,他们所写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他们)不是反革命集团,不是打砸抢分子,不是帮派势力”。 吴南生在讲话中还向他们提出,为了安定团结,为了搞四个现代化,要总结他们青年的成长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也有必要讲自己的缺点错误。


——百度百科 李正天
李正天,男,著名油画家,哲学家、艺术家。山东临沂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后现代研究所教授、所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2001年被聘为东方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


百度百科 陈一阳
简介
陈一阳1947年出生于广州。1966年,文革爆发时为广州市第十七中学高中三年级应届毕业生, 为1967年4月反对“三月黑风”时十七中成立的造反派组织——广州红司井冈山公社实际负责人之一。1968年,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分配到广东省紫金县古竹公社当农民。他一直与王希哲保持通信联系,在思想上对王后来起草的“李一哲大字报”颇有影响,因此王和李正天、郭鸿志在1973年合作完成初稿时就把他作为作者之一,此后他同意参与“李一哲”,并在1974年起草以此笔名发表的大字报《革命死了,革命万岁!》。1975年初,紧接李正天被当局作为 “反面教员”,经历了100多场批斗。同年8月,陈一阳被押往广州市郊的九佛农场监督劳动,1977年3月又被关入看守所,作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主犯,直到1978年底释放,次年2月平反后被安排到广东省哲学研究所作图书管理员,此后又到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工作,直到2007年退休,2008被聘为华文国学院客座教授。


——百度百科 郭鸿志
简介
郭鸿志,1929年10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招远县。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培训后成为报务员,次年加入共产党。1950年10月,所在部队转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 1955年,郭鸿志作为有残疾的荣誉军人转业为地方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播音科科长。1967年3月,参与反对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下令军管部队镇压群众组织(时称“三月黑风”),认识了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的李正天,两人与省直属机关几个干部在广东省科学馆2楼27号房间组织了一个“二二七串联会”。1968年5月,中共中央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郭鸿志于7月被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关入监狱。1971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死亡,黄永胜作为“林彪集团死党”被捕后,郭鸿志得以获释。1972年,郭鸿志在李正天获释后恢复联系,次年10月经李引荐认识王希哲,后又经王引荐认识陈一阳。郭鸿志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共运史颇有研究,是“李一哲”中的理论指导,也是“李一哲大字报”发表的推手。由于担心他作为中共老干部被当局作为“黑手”从重打击,在“李一哲”中没有出名字,直到1977年才被查出而被捕。1979年初,郭鸿志获平反,此后不再介入政治批评活动,参加了广东中华诗词学会。退休后中风瘫痪,1998年9月21日病逝。


第三届伪“民运联席会议”丑态毕露  
2003-01-27 马克任
海外民运不认同伪“民运联席会议”早已不是新闻。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台湾陆委会为了制造大陆海外民运推魏京生为代言人,公开赞同台独、藏独、蒙独、疆独的假象,指使情治系统的部分人员在多伦多成立了所谓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册封刚获释赴美不久的魏京生为“主席”。当时到会人数仅四十六人,知名的民运人物几乎都拒绝参加,因此闻讯而来的记者无法在会场上拍到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严家其、陈一谘、柴玲、吾尔开希、王军涛、王丹、王炳章、鲍戈、刘刚、韩东方、李录、苏绍智、傅申奇、封丛德、苏晓康、王希哲等人的镜头。伪“民运联席会议”的实际操办者是一个化名为“薛伟”的台湾军情局少校情报员,此人曾因强奸罪在四川服刑十年,偷渡到美国后通过参加王炳章创办的“民联”而获取政庇,不久即投靠台湾情治系统,负责监视海外各民运团体的动态。十一月十二日,“薛伟”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大会”上居然以“海外民运代表”自居,高喊“台湾、西藏、内蒙、东土的独立运动万岁”等口号,引起海外民运人士们的愤慨。有民运人士指出,海外民运的名声就是被这几个流氓搞坏的。民运在某个阶段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并且坚决反对中国的某些制度,但是“反共”不是民运,“反华”更不是民运,否则永远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这四个人是什么货色?

——三个赵高党党徒+一个民运分子

——他们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什么?

——赵高党阉党统治

——资本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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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人们都在关心著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著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什么这样关心呢!
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盪,发生了一些什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以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什么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鍊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什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誌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 ,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什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準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準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定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誌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什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三)关于林彪体系
什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著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什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四)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啟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著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著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是杨荣国。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癒,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髮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的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杨荣国反覆地控诉「礼治」,反覆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什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覆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担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什么压制著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什么「右倾」,或者迴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 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 「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对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什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什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著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著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什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彷彿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鮒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竞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什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祕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生了牢的,仍旧坐著,罢了官的,照样罢著,他们那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用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B52打B52」本身有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著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什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著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的「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準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曾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人民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著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著他们,镣銬、铁窗、皮鞭和子弹在等待著他们。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社会的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呢?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什么?要求什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著怎样的希望?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串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中。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还有什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鑑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那里来?对社会的产品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那里来的?相当部分的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那里来的?新资产阶级佔有方式和维护这种佔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藉的又是什么呢?文艺、教育、「五十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以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在存著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迴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什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在阶级?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改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製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製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棺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 (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什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 (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什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已势力採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什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餘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新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掛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到:「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著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儘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 日定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日起在广州街头张贴

——李一哲的这篇文章,全文2.6万字

——以上只有1万字。

——还有1.6万字呢?

——李一哲: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 ,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李一哲成为了赵高党党徒、资本主义民运分子

——为什么?

——李一哲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李一哲批的是谁?

——明是林彪

——暗是毛主席

——李一哲把周恩来赵高党干的恶行强加在林副主席身上

——从而达到栽赃文化大革命是法西斯专政的目的。

——李一哲在1977年为什么被宣布为反革命集团?

——刘少奇帮派重新出山后报复

——为什么?

——洗中醺到广东

——李一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反革命进攻。

——李一哲只死了一个人,还有三个出来走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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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作者:韩少功 发布时间:2015-12-03 22:42:15 来源:青春无痕
1974年张天民等人就电影《创业》问题“告御状”,此类体制内外不同的抗争早已多见。


【1975年7月25日】 △毛泽东在关于故事片《创业》问题的来信〔注〕[393]上批示,批评江青等指责、扼杀该片,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批示下达后,江青等一方面诬称毛批示是邓小平“有意强加给主席的”,另一方面竭力推脱责任,否认“十条罪名”是他们搞的。周恩来对此事表示关注,在医院设法找来江青等人强加给影片《创业》的“十条意见”阅看。
注释
[393]七月十八日,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致信毛泽东、邓小平,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映该片。


7 月25 日听工作人员读邓小平报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的来信。张天民七月十八日分别给毛泽东、邓小平写信反映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影片《创业》的情况。信中说:影片经过大庆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代表和中央文化组的多次审查,一些负责同志也给予了肯定。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口,电视电台停止播放,并通知了全国各地。几天后,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说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等等,要求查一查背景。文化部核心小组经过讨论,又正式提出十条批评意见,并建议吉林省委、长影党委和创作人员进行检查,要我们写一篇自我批评文章在报上发表。张天民对十条批评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建议影片重新上映。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完张天民这封信后,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并说: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
——毛主席年谱 1975年

——韩少功推前一年,干什么?(李一哲是1974年,韩少功:1973年)

——百度百科 张天民(作家编剧)
张天民,男,1933.7.12生,汉族,河北涿州人。中共党员。195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系。
影视剧本《张天民电影剧本选》、《创业》(已拍摄发行)、《武则天》(30集,已录制播出)、《潘汉年》(32集,已录制播出),《张天民影视文学精品》(四卷本)。
电影文学剧本《开国大典》(已拍摄发行)获1990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中国政府优秀影片奖

——周恩来、邓痞子玩的是哪一手?

——周恩来赵高党不允许放映《创业》,然后赵高党党徒张天民出面攻击是江青不允许放映《创业》


围绕电影《创业》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第3版()
专栏:
  围绕电影《创业》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
  北京市文化局评论组
当前,一个愤怒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
“四人帮”结党营私,篡党夺权,妄图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这个反动目的,几年来,他们死死抓住文艺不放,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充当了破坏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扼杀故事影片《创业》,并肆无忌惮地对抗毛主席对《创业》的重要批示。
去年二月,《创业》上映后,立即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一致称赞《创业》是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颂歌,是一曲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颂歌,具有较深刻的教育意义和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多工矿企业把这部影片作为工业学大庆的形象化教材,迫切要求增加放映场次,还出现了许多学习英雄人物周挺杉和华成的动人事例。然而,从
“四人帮”那里突然吹来一股冷风,江青大骂《创业》“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他们串通一气,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给《创业》捏造了十条罪状,下令一不准继续印制拷贝,二不准报刊发表评论文章,三不准电台和电视台播放,等等。一部深受工农兵欢迎的好影片,就这样被扼杀了。
这是为什么?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从来是为一定的阶级和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观察文艺现象,一定要从社会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上来考察。原来,影片《创业》通过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了伟大的工人阶级,歌颂了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这就触怒了“四人帮”。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从来是反对的;对于坚持革命的工人阶级,他们早就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去了;特别是对于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他们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看成是他们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严重障碍。因此,扼杀《创业》成了他们分裂中央、打击陷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干部的一个实际步骤。
同时,影片还通过对反面人物的揭露和批判,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那些不搞马克思主义,专搞修正主义;不搞团结,专搞分裂;不搞光明正大,专搞阴谋诡计的叛徒和正在走的走资派。这也刺到了“四人帮”的痛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就《创业》问题发出了重要批示,指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批示,说出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心里话,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斗争,是最大的关怀和鼓舞,对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此,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无不欢欣鼓舞,决心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光辉批示。
就在毛主席发出这一重要批示的当天,“四人帮”唆使人召开了一个小型秘密会议,批判一位青年对“十条罪状”提出异议的来信,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批示,继续扼杀《创业》。“四人帮”还对有些省、市传达毛主席这一批示大为恼火,百般刁难。有的报纸刚刚宣传了一下《创业》,发表了几篇工农兵的评论文章,姚文元就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勒令禁止。江青竟然破口大骂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同志是“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胁迫反映情况的同志重新给毛主席写信,承认影片有“错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施加压力,猖狂反扑。并设置圈套,要《创业》创作组、摄制组按照“四人帮”反革命意图,重拍所谓新《创业》。
这又是为什么?
“四人帮”穷凶极恶地封锁、对抗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正说明这一重要批示无情地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毛主席的批示再一次打乱了“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部署。江青一伙在《创业》问题上大作文章,为的决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得与失。“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刁难影片的目的,是为了整人。他们打着“反对写真人真事”的幌子,秘密派人四出调查中央负责同志是否支持过《创业》的创作和摄制,密令“不论涉及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们妄图分裂中央,陷害革命领导同志的铁证。王张江姚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极端仇恨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造谣言,放暗箭,欺骗群众,蛊惑人心,总想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毛主席对《创业》的重要批示,是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又一次严重警告。
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斩断了“四人帮”扼杀《创业》的条条绳索,揭露了他们一伙破坏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丑恶嘴脸。“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无耻地篡改历史,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把自己装扮成革命文艺路线的唯一正确的代表,把江青抬上了“文艺革命旗手”的宝座。其实,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如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紧紧跟随王明机会主义路线,参与过围攻鲁迅、摧残文艺新苗的罪恶活动。鲁迅曾经尖锐地揭露他们:“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他们手中没有真理,背后没有群众,只有帽子和棍子,动辄训人,武断专横。他们对《创业》的蛮横压制,是典型一例。毛主席气愤地批评他们:“太过分了”。揭露了他们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行径,剥下了他们的所谓革命文艺路线的唯一代表、“文艺革命旗手”的画皮。毛主席针对文艺界的现状,明确指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使得他们惶惶然如临灭顶之灾。他们公然篡改和歪曲批示,说毛主席讲《创业》“无大错”,就是说有“中错”,有“小错”,顽固地坚持强加在《创业》头上的“十条罪状”,继续扼杀《创业》,对毛主席重要批示进行肆无忌惮的对抗和反扑。
强加于《创业》的“十条罪状”究竟是什么货色,只要摘其一二,稍加剖析,就可以清楚了。“罪状”之一,是说《创业》曾三次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对石油工人的关怀,这就起到了“为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这说明,在“四人帮”心目中,文化大革命前的党中央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他们蓄意夸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其罪恶用心就是要全面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所谓的另一条“罪状”,是说影片中的英雄人物引用了列宁、毛主席语录和《国际歌》的歌词,使得“人物语言概念化”。这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对于这种语言,我们并不陌生。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时说过,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利用文艺反党时说过,苏修叛徒集团一直在这样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打着反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所谓“概念化”的旗号,攻击无产阶级作品中革命的政治内容。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这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文艺宣传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四人帮”对《创业》的态度正是如此。在帝、修、反对我国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封锁的艰难岁月,是什么力量鼓舞中国工人阶级顶住了滚滚寒流,使帝、修、反的封锁一败涂地?不正是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国际歌》中无产阶级的豪迈气概吗?“四人帮”如此忌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歌》,是他们反动阶级本质的大暴露。
“四人帮”扼杀《创业》和对抗毛主席对《创业》的重要批示,事实俱在,罪责难逃。他们在文艺界的罪行,决不仅仅止于此。他们敌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篡改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根本方向;他们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极力破坏和干扰各级党委领导文艺工作;他们敌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政策,拒不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取代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大放资产阶级毒草,压制无产阶级的香花;他们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以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为名,混淆敌我界限,攻击革命领导干部,炮制了一批毒草,为他们搅乱各省、市,分裂中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他们宣扬唯心论、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束缚群众的创作思想,骄横跋扈,以势压人,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成果窃为己有,捞取政治资本;他们大搞资产阶级的
“一出戏主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极力腐蚀和毒害文艺队伍,如此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给革命文艺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及时地果断地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为我党消除了一大祸害,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表现。我们一定要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附图片)
影片《创业》剧照:为了搞垮石油会战,反革命分子冯超卡了周挺杉井队的粮食供应,并在大会上搞突然袭击,周挺杉针锋相对,当场揭穿他的阴谋。
1976-11-05  

——赵高党语:“告了老娘一个刁状”

——但是刁状没有错。

——周恩来:找来江青等人强加给影片《创业》的“十条意见”阅看。

——但是江青有没有下令一不准继续印制拷贝,二不准报刊发表评论文章,三不准电台和电视台播放?

——周恩来:这是江青同志的批示,这是错误的。

——周恩来赵高党处心积虑地寻求一切机会向文化大革命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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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作者:韩少功 发布时间:2015-12-03 22:42:15 来源:青春无痕
从近些年来一些最新披露的资料来看,当时全国各地都活跃着众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组成的文学团体(见多多文),在上海(见宋永毅文)、湖北(见王绍光文)、河南(见朱学勤文)、四川(见徐友渔文)、贵州(见钱理群文)等地,则有各种地下“读书小组”从事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


——百度百科 郭路生
人经历
1948年:出生于山东朝城,因母亲在行军途中分娩,所以起名路生。
1955年:七岁的郭路生入学,三年级时写下第一首诗:“鸟儿飞上了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这愉快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您好。”小学开始热爱诗歌。
1964年:初中升高中的失利,让他初尝人生磨难,知道未被录取,第二天头上突然长了许多白发。

——郭路生,赵高党黑二代

——中考失利,巨大落差诱发了精神病--从精英集团跌入了平民阶层。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2013-07-10 15:17:09)
转载▼
一、北京市1966年夏“红卫兵”恐怖行动背后的支持者
了解一些“文革”历史的国人往往认为,1966年8月发生在北京市的“红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老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这些“老红卫兵”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近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33,6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1]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1962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2]1966年5月15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3]5月16日宣布打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4]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红八月”当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北京市约占居民2%的人抄家、杀戮、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组”的副组长、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红卫兵”的乱打乱杀),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5]


——宋永毅1980年上海师大毕业

——宋永毅是1976年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

——宋永毅出来说明一下家庭出身

朱邦造披露在美华人“宋永毅间谍案”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月26日 08:14 中新社
中新社北京一月二十五日电: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今天在此间说,以从事所谓“文革研究”为名,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文件和不准出境文件的在美华人宋永毅已被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本人已经供认犯罪事实。

——宋永毅,在美华人。


——百度百科 王绍光
王绍光,1954年生于武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教于武汉堤角中学、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1]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2-3]  

——赵高党党徒兼帝国主义洋奴


——百度百科 朱学勤(中国当代学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学勤(1952年-),中国当代学者,上海人。1970年下河南兰考插队,1972年进厂做工。1985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1年至今任教于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大陆著名的自由主义者。2010年07月被指论文涉嫌抄袭,2011年1月12日复旦公布学者论文涉嫌抄袭调查结论 “有缺点,但不是剽窃”。

——百度百科:大陆著名的自由主义者。


——百度百科 徐友渔
徐友渔,男,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1977年考入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导师为杜任之、洪谦(维也纳学派领导人石里克的学生)。获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1986—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指导教师为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
徐友渔在本学科研究处于前沿地位,其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国内和海外均获得较高评价。

——百度百科:徐友渔的观点偏向于新自由主义学派, 近年来遭受到不少学者的批评.


——百度百科 钱理群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与吴福辉共同担当)。[1-2]  
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钱理群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多有撰述并为此奔走。他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

——钱理群公认为吃屎分子。

——这些牛鬼蛇神从事什么政治和社会的批判性思考?

——否定文化大革命

——推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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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作者:韩少功 发布时间:2015-12-03 22:42:15 来源:青春无痕
陈益南先生著《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记录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终清醒。这些都显示出,当年的天安门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广阔而深厚的民间思想解放运动,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组成了地火运行。

《青春无痕》韩文版出版 (2008-11-01 20:38:21)转载▼
标签: 《青春无痕》文化 分类: 我的《青春无痕》一书介绍  
我的《青春无痕》一书的韩文版
由韩国仁川大学的教授翻译,已正式在韩国出版了。
《青春无痕》中文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什么书籍呢?

10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一卷 断裂与延续
作者: 杨奎松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二卷 向社会主义过渡
8.1 (97人评价)
作者: 林蕴晖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年: 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三卷 思考与选择
9.1 (165人评价)
作者: 沈志华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四卷 乌托邦运动
8.1 (74人评价)
作者: 林蕴晖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8-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五卷 历史的变局
7.8 (55人评价)
作者: 钱庠理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年: 200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六卷 「砸烂旧世界」
(0人评价)
作者: 卜伟华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年: 2008-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七卷 新秩序和新冲突
(4人评价)
作者: 高华
出版社: 中文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八卷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8.4 (64人评价)
作者: 史云 / 李丹慧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年: 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九卷 革命的终结
(2人评价)
作者: 韩钢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第十卷 历史的转轨
8.3 (57人评价)
作者: 萧冬连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年: 2008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伪史

——为什么?

——书是由一帮子吃屎分子写的

——陈益南的《一个工人的十年“文革”》

——是一份生动而翔实的亲历性见证?

——扯韩少功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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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作者:韩少功 发布时间:2015-12-03 22:42:15 来源:青春无痕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毛主席与王海容谈话
谈话之一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语写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  
毛:英语怎么讲?  
王:Long live Chiang。  
毛: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我不晓  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章上剑之女)告诉我的。  
毛: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作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  
毛:你们三千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出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我看你这个人哪,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毛主席时代因言获罪?

——毛主席: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冤假错案 解释:冤案、假案、错案的合称。

——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一类是冤假错案?

——不是

——为什么引起议论?

——枉法 基本解释:违法;以私意曲解法律:贪赃枉法|枉法徇情|岂可因私枉法。

——是谁枉法?

——周恩来批遇罗克:此人不杀,杀谁?

——江华批准杀张志新。

——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没有错,处理也没有错。

——贺龙审查,周恩来干的(贺龙立场倾向于刘少奇)

——彭德怀,周恩来反革命党对反对派的打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是幕后黑手:周恩来赵高党。

——无产阶级专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杀;其余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周恩来赵高党:巧立名目,严刑酷法。

——被周恩来赵高党迫害的反革命分子不知道打击自己的是谁?

——扯淡

——反革命的本性: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的。

——1976年10月,周恩来赵高党篡党夺权,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组成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特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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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文革”为何结束
作者:韩少功 发布时间:2015-12-03 22:42:15 来源:青春无痕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其产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极权体制和政治狂热之下,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类冤假错案屡屡发生,人权灾难层出不穷,迫使很多人进入了对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反思。包括共产党内不少高层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项政治运动的信奉者与追随者,习惯于服从权力的指挥棒,只是因自己后来身受其害,有了切肤之痛和铭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问号涌上心头。胡耀邦后来成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周扬后来成为党内“人道主义”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们的蒙难经历有关。


毛主席与王海容谈话
谈话之一  
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语写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  
毛:英语怎么讲?  
王:Long live Chiang。  
毛: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我不晓  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章上剑之女)告诉我的。  
毛: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作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  
毛:你们三千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出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我看你这个人哪,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毛主席时代因言获罪?

——毛主席: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冤假错案 解释:冤案、假案、错案的合称。

——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一类是冤假错案?

——不是

——为什么引起议论?

——枉法 基本解释:违法;以私意曲解法律:贪赃枉法|枉法徇情|岂可因私枉法。

——是谁枉法?

——周恩来批遇罗克:此人不杀,杀谁?

——江华批准杀张志新。

——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没有错,处理也没有错。

——贺龙审查,周恩来干的(贺龙立场倾向于刘少奇)

——彭德怀,周恩来反革命党对反对派的打击。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是幕后黑手:周恩来赵高党。

——无产阶级专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杀;其余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周恩来赵高党:巧立名目,严刑酷法。

——被周恩来赵高党迫害的反革命分子不知道打击自己的是谁?

——扯淡

——反革命的本性: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的。

——1976年10月,周恩来赵高党篡党夺权,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组成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特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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