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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宇:改革史鉴(1-3)农业集体化是国家强加给农民的吗?

江宇:改革史鉴(1-3)农业集体化是国家强加给农民的吗?



改革史鉴 | 中国为什么要搞农业集体化?

2015-01-24      江宇   共和国经济史

按:习大大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5次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201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明确表示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不能流转。一些人试图通过“土地流转”达到土地私有化的努力的努力暂时被阻止了。
从历史上看,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仅仅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出发的,而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现实需要。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全国进行了土地改革,大致实现了平均分配土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这是一种农民家庭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平均分配土地,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土地改革还有利于改变社会结构,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跨国研究也表明,初始土地分配的公平程度和经济增速正相关。

但是,中国并没有停留在土地的家庭所有制,而是比大多数实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又多走了一步,那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实行了合作化。关于中国为什么要搞农业集体化,有一些流行的认识:

——这是追求“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超越阶段的空想,是拔苗助长;
——这是模仿了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
——农业是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搞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
——“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获得农民支持,可是一建国就又把农民的土地收走了,是出尔反尔”;
上述这些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中国实行农业集体化,既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也不是照搬苏联,而是有明确的现实理由,是根据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维持农村长治久安的需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从实际出发做出的选择。
对于为什么要搞农业集体化,当时领导人的讲话、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探索都阐述了具体的理由。例如,1964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即指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三个优势:“第一,有利于发展生产。公社规模大,可以兴办小单位不能兴办的事业,如水利事业;将来通过公共积累的不断扩大,可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向共产主义道路前进,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第三,可以稳定城市市场”。
概括起来,中国搞农业集体化的理由包括:
1、便于国家和农民打交道,低成本、较公平地从农村积累剩余,支持工业化,稳定城乡市场

任何一个农业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初期都只能从农村提取剩余产品,积累初始资本。而中国又是一个脆弱的小农经济,传统社会的农业产量始终在温饱线上下徘徊,所以,中国要实现工业化,既要为工业化提供大量剩余,又要避免在提取剩余的同时,破坏农村的稳定,这就需要比较公平地分担支持工业化而带来的负担。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也曾努力发展工业化,但是由于没有处理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问题,对农村剥夺过度,导致农村形成两极分化和大量小农破产,现代化进程中断。
农业集体化,一方面降低了国家和小农之间的交易成本。避免了在自由市场条件下私商对粮食价格的炒作和控制,国家能够通过直接和人民公社打交道,降低交易成本,稳定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人民公社内部比较平均地分配剩余,在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同时,发挥人民公社的社会保障作用,在集体内部按照人头分配基本口粮,尽管这是低水平的保障,但是也可以保障每个个体农户,无论丰歉都能获得一定的维持生存的粮食。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集体化一方面是对农民的限制和束缚,另一方面也是对农民的保护和扶持。
2、通过组织集体协作,改善“土肥水种”等农业生产条件的短板,从而提高农业产量

我国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建国初期实行合作化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必由之路。不少人认为,实行农业合作化造成的“大锅饭”,使农民劳动积极性下降,影响农业生产。这种看法不全面,因为劳动投入并不是决定农业产量的唯一因素。农业生产产量的决定因素,除了劳动之外,还包括土壤、水利、良种、科技、机械、化肥等投入。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传统社会,劳动力投入已经接近极限,再进一步增加劳动力投入,对增加产量的作用已经接近极限。只有改变水利、土壤、良种、科技等水平,才可能进一步显著提高产量。而在当时工业化尚未实现、财政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合作化,在农闲时节组织集体劳动,才能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条件,只有通过合作化积累剩余,支持工业发展,才能尽快实现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使用。因此,即使是从提高农业产量的角度来说,实行农业集体化也是必由之路。
对于这一战略,中共八大进行了阐述:
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因此,比较家庭经营还是集体经营,主要看哪种方式能够更好地改善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总的来说,家庭经营有利于激励农户个人提高劳动投入,集体经营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在建国初期,农业生产条件滞后是农业生产的“短板”,所以合作化是有利于改善公共投入,从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集体劳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集体组织的经济功能。

3、把农民组织起来办工商业以及公共事业
今天,人们往往只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集体经济,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进集体化,不仅仅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且是从鼓励农民办工商业和公共事业的角度。让农民组织起来办工商业,摆脱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在工业和国家财政尚不能支持农村的情况下,农民合作起来举办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救灾等具有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抵御自然风险;
如果说,农业是适合家庭经营的,这种观点还有一定道理。那么,现代工商业和公共事业,仅靠一家一户是难以办成的,而在当时,城市工业还没有能力充分支援农村,国家财政也没有能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又是一个基层财税体系,通过公社内部的统筹、提留,实际上就是一种财政功能,而由于这些功能和生产、消费、分配在同一个组织内进行,所以可以发挥熟人社会的优势,交易成本较低,也容易执行和监督。
可见,举办工商业和举办公共事业,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是实行合作化、特别是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另一大原因。
5月19日,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引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思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都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撰文,赞扬湖北省鄂城县旭光农业社,“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1958年8月5日,毛泽东到山东省视察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958年8月1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开幕,毛泽东在会上又谈到,“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
这些设想,带有通过人民公社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思想,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联系。1958年毛泽东建议干部读书,其中有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演说中称赞罗伯特·欧文对公社的构想。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时,人民公社举办的工业和公共事业进行了精简和压缩。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第二次体制下放,在农村又掀起了工业化运动和“卫生革命”和“教育革命”,在农村普及了五小工业、社队工业、合作医疗和基础教育,这些工作也都是依托集体经济而进行的。
农业合作化除了经济功能之外,还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成为具有农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制度,为农村提供了救灾、教育、医疗、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产量仅够勉强糊口,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小农就容易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农业政策的目标首先是维护农村的稳定和生存,在此基础上才有条件谈发展生产。
4、避免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避免农村重新出现两极分化

通过举办集体组织,来进行乡村基层治理,防止贫富分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张进行合作化的又一个原因。通过组织起来,防止农村贫富分化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被广泛提出。
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是乡村建设学派代表人物,就是想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完善基层组织,让农民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民国时期缺乏合作起来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这些尝试并未在全国推广。
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就回忆起少年时一位亲戚因为生意失败而把土地折价卖给毛家的事情。建国之后,农村合作化成为避免贫富分化的基本制度。1962年之后,出于他对中国农村状况的分析,又多次强调要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他说“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因此,毛泽东是同意“大包干”、包工到户、包产到组等生产责任制办法的,但是对于“包产到户”的主张始终坚决反对,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他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会瓦解集体经济,时间不长就会造成两极分化。
从其它国家的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保障是一个难题,由于农村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自然条件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很难像城市那样,建立基于税收和正规就业的正规的社会保障,反而要密切依赖宗族、家族、宗教组织等传统的社会组织来提供社会保障,我国的人民公社就承担了这种职能,并且别传统自发的依靠家族的社会保障更为有效。
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多次出现在他的讲话中。1965年井冈山对张平化的讲话说: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可见,毛泽东认为,通过资本主义发展生产是一个痛苦而且漫长的过程,应该力求避免这种阶级分化的趋势。包括之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在批评包产到户等调整时,也经常提出要遏制阶级分化的观点。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强调比其他领导人更加严重。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既不是照搬书本,也不是模仿苏联,而是面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约束和目标,在基层探索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曲折和错误,但是并不能把农业合作社说成是照搬理论和苏联的产物。

集体所有制是国家强加给农民的吗?【改革史鉴02】

2015-01-26      江宇   共和国经济史
上一期我们回顾了中国搞农业合作化的四个理由:(1)改善“土肥水种”等农业生产条件;(2)便于国家和农民打交道,比较公平地分担工业化的成本;(3)便于农村兴办工商业和公共事业;(4)防止农村出现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
新中国没有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实行土地私有制,而是在建国之后,很快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集体所有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农业合作化和建立人民公社),是新中国农业发展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在今天存在激烈争议的问题。
——中国实行农业集体化,符合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吗?
——实行集体化是科学的、理性的选择,还是超越历史阶段的“瞎折腾”或者“空想社会主义”?
——集体化是一个好制度还是坏制度?是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还是恰恰相反,导致了大锅饭、养懒汉、造成贫困和饥荒?
——如果建国初期就搞包产到户,是不是就能更好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从而更早地解决吃饭问题?
——今天应当如何看待建国以来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应该继续坚持这个制度,还是改变、废除这个制度?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围绕着农村的土地制度和基本经营制度,仍旧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因此,如何评价农业集体化、如何看待集体化和包产到户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当前,主张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一方面重要依据就来自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你看,搞集体化的时候,农民没有积极性,饿了几十年肚子。而一包产到户,当年就吃饱肚子了”。这种思路不仅在农业和土地问题上存在,而且被推广到了很多别的领域,形成了“一分就灵”、“一私就灵”的论断。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的。
我们通过对历史的考察证明,农业集体化是符合建国初期历史条件的正确选择,这一制度不仅同时促进了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且打破了小农经济对现代化的约束,改造了几千年来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开始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改善了农村民生,避免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农业和农村危机,也为改革开放初期解决吃饭问题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集体化的过程中也存在工作的失误,集体化的优势也没能够全部表现出来,但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农业集体化是理性的、科学的选择,适应了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是中国能够启动现代化的重要制度。
本期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合作化的决策究竟是如何做出的?是领导人自上而下推动的,还是农民自发组织的?


一、民国时期的农业合作化探索
人们往往把农业合作化和城市的计划经济、公有制混为一谈,认为农业合作化就是计划经济的“农村版”,是照搬了苏联、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些印象并不准确。
实际上,合作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组织制度,它的诞生比马克思主义还要早,几乎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一同诞生的。19世纪初,英国刚刚完成工业革命,由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就诞生了,并且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组织形式。合作社同私有制企业不同,由所有成员共同持股、共同管理,能够缓解私有制企业存在的劳资对立和冲突,保护劳工利益,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改良。20世纪初,合作化思想传到我国,成为各种救亡图存主张中较有影响的一种。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许多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者,也都尝试在中国推行合作化道路。
20世纪初,许多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从而希望通过合作社来保护农民等小生产者,避免把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贫富悬殊的老路再走一遍,还有人希望通过合作化来重建乡村社会,改造国民性。
比如,梁启超认为,合作化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路。一方面,它并不要求消灭私有产权,没有共产主义主张那么极端,因此比较容易为人们接受;而也不像资本主义制度将权利集中在少数人,形成阶级分化和对立,而是倡导互助合作与合作激励的所有制,使社员获得经济、政治上的平等地位。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主张改良道路的其他一些派别,甚至国民党的一些人士,都对合作化思路十分关注。
1910年,北京大学开设“产业组合”课程,研究合作社思想。时任北洋议员覃寿公在北京大学讲解合作社时就提出, 中国最需要的是雷发巽(“信用合作社”音译)运动, 因为中国充满了大量的贫困小农, 信用合作社可以使他们免于农村高利贷的盘剥。梁启超提出,中国的主体是农民,工人运动的壮大,必须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成为现代的产业工人;同时又应当避免资本主义大发展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合作社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私有性质,另一方面在内部采用共同管理的方式,有效的避免了内部分化所产生的矛盾。
在这些思潮的带动下,中国社会展开了广泛的合作社实践。1918 年, 在法科教授胡钧的提倡和指导下,北京大学60 多名学生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合作社——北京大学消费公社。孙中山在1918-1919年所写的“地方自治计划中”也明确提出要“组织农业、消费、保险的合作”。知识分子和华侨企业家也出资组织了华洋义赈会,“开始办理合作”,“从农村经济方面,培厚农村的根本同实力”。晏阳初开展的“乡村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领导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都是通过农村合作化的方式,办学校,办教育,办医疗,办公共环境治理,开展农村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早就注意到了合作社的思想。毛泽东在1919-1920年间曾力主举办“新村”、“工读互助团”、“自修学社”,并于1922 年将其弟毛泽民送到安源担任路矿俱乐部消费合作社经理。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举办合作社缺乏必要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这些主要由知识分子发起的合作化运动都失败了,并没有把大多数农民发动起来,所建立起来的合作社,也没能实现维护农民利益的初衷。
以高利贷为例,1936年薛暮桥在《中国农村问题》一书中指出,合作社本来是要解决农民被高利贷者剥削的问题,但实际上合作社被地主豪绅把持,“银行资本决不愿同地主豪绅发生冲突,而是联合起来剥削贫苦农民。银行放款要通过富农掌握,未到手时便扣去抵偿佃租和利息,再用三分四分的高利转借给贫苦农民”,再加上当时国统区的农民并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学会合作起来保护自己,反而使得合作社成为剥夺农民的工具。

二、1951:山西农民自发办起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1951年到1962年约十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以1951年山西农民试办合作社开始,以1962年中共中央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宣告基本定型。这个过程,包括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三个阶段,经历过数次“地方试点-中央争论-再试点-再争论”的过程,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最终形成了人民公社制度。
最初实行农业合作化,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公共投入不足和农村出现贫富分化的问题而产生的。

1951年3月,山西长治地区的农民,在李顺达、郭玉恩的带领下,提出试办农业合作社。其背景是:由于山西长治地区山地较多,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当地的农民认为要进一步发展生产,遇到了新的困难:一是深耕畜力不够,买好牲口单个农民没资金;二是增施肥料,单个农民买不起羊群;三是互助组集体劳动,剩余劳动力个人副业生产不好调配;四是个体买大农具不经济;五是大的土地改造不能进行。因而互助组长们希望“把互助组提高一步”。
同时,在刚刚解放的1951年,就已经出现了新的农村两极分化的苗头。以山西省为例,山西省解放区在47、48年就实行了土改。到了1950年,山西省委去武乡县的农村做调查。发现:“据六个村的调查,1949年到1950两年,有139户(总户数的11.8%)出卖土地410亩(占耕地总数的2.28%)。有些富裕农民占有的耕地超过本村人均占有耕地的一倍、二倍甚至三倍。有的富裕农民买不到地就放高利贷,说什么‘人赚钱累死人,钱赚钱发大财’,其年利率高达60%,甚至180%。”也就是说两极分化出现了。

三、山西合作社受到华北局和刘少奇批评
山西长治农民的自发试验,先后在山西省、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引起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要不要支持山西农民这种做法,观点可以归结为:在农业机械化尚未实现时,是否能够实行农业合作化?针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合作化只有在机械化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应该“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另一种认为,在不具备机械化的条件下,也可以先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最终经过调研和试点,采纳了第二种思路。
1951年3月,长治农民的要求得到了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的支持,并提出开展试验的“四原合作社则”:第一,自觉自愿,退出自由;第二,按土地和劳动分红;第三,以劳动力分红为主,兼顾土地分红;第四,民主领导,社内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常委扩大会通过《把老区互助合作提高一步》的报告。
山西省和长治市的做法,在中共中央引起了不同看法。最初,中共中央和华北局认为,合作社不应当鼓励,表示不支持长治地委鼓励发展合作社的做法,理由是,第一,《共同纲领》里提出的是先发展新民主主义,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新民主主义一般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第二,根据苏联经验,农业合作化是建立在农业机械化之上的,合作社是为了发挥机械化的优势,在尚未实现机械化之前,没有必要实行合作化,是超前的。第三,尽管现在农村产生了阶级分化,但在社会主义阶段可以依靠行政命令改变。从而,在最初阶段,中共中央不支持长治的试点。刘少奇还为此专门致信批评了山西省委。

四、山西干部上书毛泽东,获得支持
这些批评传达到长治地委后,长治地委书记王谦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阐述合作社情况,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看过王谦的来信后,安排人进行了调查,表示支持合作社尝试。毛泽东用这样的道理说服其他领导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工业化尚未实现,但也经历了一个工场手工业的时期,工场手工业就是小手工业者的合作,在工业化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小手工业者合作起来也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
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此时,毛泽东已非常清晰地从理论上梳理了依靠农民的“协作”“分工”,互助合作发展农业合作社,以改变一家一户旧有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生产力。他向刘少奇等同志讲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是第十一、十二章阐释的基本原理,在西方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阶段,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那时候尚没有蒸汽机,但由于一起劳动,有协作有分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人人皆知资本主义就是经过这个时期再进入工业化阶段的。资本主义能够利用一起协作劳动发展起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怎么不能这样发展起来呢。毛泽东用党的高级干部耳熟能详的马克思阐释的资本主义发展基本进程,很快让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心服口服,迅速转变了对山西省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看法。
毛泽东用这一道理说明,在工业化尚未实现时,通过集体劳动同样能够改造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业生产。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这个意见。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15日颁布执行。《决议(草案)》肯定了在土改后农民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两方面的积极性,要求各地政府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的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这一阶段的合作化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至一九五二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区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粮食总产达到三千二百多亿斤,比上年增产四百亿斤。

五、合作化成为服务工业化的制度
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对粮食供应提出更高要求。为了满足城市对口粮的要求,1953年底起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从此,合作社具备了一个新功能,即通过统购统销为城市和工业部门提供剩余产品。
按照今天的“常识”,“统购统销”被视为违反市场经济、剥夺了农村和农民。但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就可以看到,统购统销是为了同时实现工业化和维护农民基本民生这两个目标,所能选择的唯一的办法。
1952年随着一五计划大规模建设展开,城市人口迅速增加。1953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分析了八种可能的解决方式,认为只有统购统销可以解决现在所面临的粮食问题。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在这种相对集中的经济制度下,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国家统购统销任务的完成,合作化运动被进一步推动开来。
1954年,一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一方面粮食收购数量增加,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各地合作社发展问题中,扣“政治帽子”的现象也严重起来。有鉴于此,1955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开展整社运动,调整合作社发展过急过快、质量不高的问题。
但是,在开展整社运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毛泽东认为一些地方和部门故意给合作社泼冷水,于是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多次提出批评。整社运动后,毛泽东不断接到反映合作社农民的消息。于是,毛泽东便派自己的警卫回到家乡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与中共中央的工作汇报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差。据杜润生回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合作化态度积极,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毛泽东自己出去调研,看到麦子长的很好,认为农民是有积极性的;二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反映,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合作化是消极的,而这同农村工作部散布消极观点有关;三是毛泽东自己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基层调研,调研结论支持毛泽东的判断,即大多数农民在合作化之后是获益的,少数不赞成合作化的是富农、干部,毛泽东认为这就更说明合作化的必要性。
调查的情况:(毛泽东传)因而毛泽东与邓子恢等人在合作化发展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1955年7月3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系统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方针和原则。报告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调整和整顿工作。报告认为,对合作社调整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以调整和整顿为理由,改变合作化的方向。他就此批评邓子恢等同志“小脚女人”、“右倾”错误。在这一背景下,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农业合作社正是全面推开。

六、小结:合作社并非是国家强加给农民的
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小脚女人”一语流传很广,不赞成农业合作化的人,常常引用此语,用以说明毛泽东破坏党内民主、用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实际上不是这样。实行合作化是中国共产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一次很好实践。
首先,当时在党内确实存在支持和不支持合作社的两种主张,而且这两种主张都有机会充分表达自身的看法,包括中央主席毛泽东、政治局委员邓子恢、以至于普通基层干部王谦,都有渠道表达观点。在毛泽东支持合作化的态度表明之后,许多干部仍然在党的会议上严肃提出倾向于不支持合作化的意见,这本身就表明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的。
其次,意见分歧的双方,不是通过压制的方式达成的共识,而是通过双方均进行调查研究,在调研的基础上,在党的会议上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互相说服。1955年7月召开的会议上,是通过全国一百多个合作社的例子来证明合作社的优越性的。实际上,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许多重大决策都是通过这种对地方试点的调研和党内健康的思想斗争而做出的,这是具有中国特色决策体制。
第三,从决策的效果来看,这次决策的效果是好的,表现在1952-1957年,粮食产量年年提高,改变了传统社会产量长期保持低水平稳定的局面。虽然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图:从农业产量来看,农业合作化是成功的。无论是粮食、棉花、油料、麻产品的产量,实行合作化以前,在实行合作化后的两年,即合作化推广速度最快的1954和1955年,农业飞速增长,主要农产品恢复增长活力。(待续)
改革史鉴3| “大跃进”不能简单归结为头脑发热


这期本该说到人民公社化,但是人民公社化是和大跃进相关的两个事件。因此先用一期的篇幅讲讲大跃进。
人们说到“大跃进”,首先的印象往往是“领导人头脑发热,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实际上,“大跃进”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其中一些问题至今仍然需要重视。如果把“大跃进”简单归结为“领导人头脑发热”,就不能全面认识其教训。
一、“大跃进”的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要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苏联模式”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和中国的计划经济类似,都有重工业优先、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等特征。首先应当肯定,30-50年代, 苏联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成为世界强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准,建设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尽 管后来苏联解体宣告了苏联模式的失败,但并不能完全否定苏联模式的成就。
不过,到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已经实现工业化之后,史达林之后的领导人并没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正确的改革,相反却继续固化这一体制。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苏联模式将计划权力集中于中央,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绝大部分计划由中央政府制定,有利于进行社会动员以及有效地集中和调动资源,但也会抑制甚至扼杀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各地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单一。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弊端的领导人。1956年初,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各部委汇报经济工作时,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说:
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1]。
这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提出,为什么近代以来欧洲发展比较快,而中国自秦朝以来发展很慢?结论是: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 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遝遝,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
1958年中央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毛泽东又指出:
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这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
在这些思路推动下,以及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变化,5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我国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管理权力下放。
  二、大跃进的原因之二: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援助和投资,倒逼中国必须发展地方工业
中苏1949年签订了具有结盟性质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但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两党之间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关系迅速恶化。
1953年,赫鲁雪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开始调整苏联的外交战略,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追求同美国缓和,希望西方承 认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获得的既得利益。苏联要搞美苏合作,首先就需要中国听话。苏联希望中国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进行裁军,不要发展核武器, 由苏联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这时,中国东南沿海还面临来自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安全威胁,苏联的要求同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产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 1957年以来的数次重要冲突:
“长波电台事件”。苏联将大连和旅顺口港口的使用权归还中国后,为了保障其洲际导弹射程全覆盖,于1958年向中国提出在中国东南沿海设立长波电台,在中国内地同苏联建设共同舰队,这相当于苏联重新在中国领土建立军事基地,受到中国方面断然拒绝。
“炮击金门事件”。1958年,台湾蒋介石集团加快反攻大陆的准备,解放军在1958年8月起向台湾金门岛发动炮击。赫鲁雪夫对炮击金门大为不满,担心这会演变成美苏冲突,对中国加以指责。
中印边界冲突:1959年,印度策动西藏独立分子发动叛乱,挟持达赖喇嘛出走印度,1962年中国又和印度因为边界问题发生武装冲突,苏联从其全球战略出发拉拢印度,表示出偏袒印度的立场。
核垄断和核讹诈:苏联从其与美国缓和的角度出发,不同意中国发展核武器。1959年赫鲁雪夫撕毁了1957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1963年,苏联与美英确定了部分核禁试条约,在全球形成了核垄断。
老子党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苏联希望其他国家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纳入苏联主导的军事和国际贸易内分工体系。苏联这些做法,无论是从国际道义还是实际利益来说,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中苏国家关系逐渐恶化。
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使得新中国成立十年之后面临新的选择——是为了苏联的援助而放弃独立自主,接受“苏美共治世界”,甘当苏联的“儿皇帝”,接 受苏联强加给中国的条件,还是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维护国际关系准则,但同时面临失去苏联援助的后果?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后一条路。由于中国坚持不接受苏 联强加的条件,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中苏关系破裂,给经济建设增加了外部困难。1957年起,苏联不再对中国增加投资,1959年6月,苏联决定撤出所有的投资和专家。1960年 7月6日,停发互惠发行的友好杂志。1960年7月16日,突然照会中国,撤走援华专家。中苏不仅结束了同盟关系,而且到六十年代末一度演变到在边境陈兵 百万、剑拔弩张。由于这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尚未打开,六十年代成为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最为困难的时期。
苏联撤走援助之后,使得“一五”计划期间本已开始缓解的“农轻重”三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重新紧张起来,中国只能更多地依靠地方积极性发展工业,并通过加快农业集体化为工业提供更多剩余,从而开展了第一次经济管理权力下放、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这些措施中,首先进行的是权力下放和鼓励地方发展工业。“一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进行了重工业建设。1957年起,苏联不再对中国增加投 资,1959年6月,苏联决定撤出所有的投资和专家。由于重工业建设的周期长,一旦原有投资撤出,如果没有新的投资接续,前期的投资也将产生浪费。所以我 国不得不自行解决重工的原料和资金来源问题。苏联投资撤走之后,中央财政收支占全国财政收支的比例急剧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例从“一五”计划期间 70-80%的极高值下降到1958年的44%、1959年的24%,在中央财政收入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工业化进程,必须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依 靠地方法发展工业。

  图中央财政收支占全国的比例(1953-1999)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认为,经过8年的发展,地方上需要更多一些权力来调整中央所属企业和地方的关系,因而必须将权力下放一部分给 地方和企业。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单位,以 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此后,中央又相继对体制下放做出决定:
——下放计划管理权。
——下放企业管辖权。原来由中央各部委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有88%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为1958年的13.8%。
——下放物资分配权。减少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物资。由于中国计划分配的产品种类本来就比苏联少得多,苏联“基金化产品”(相当于我国的统配物 资)在1950年代初就有2370种之多,而中国的统配+部管物资最多时也仅有500多种(出现在一五期间和60年代中期),而在毛泽东主导的两次体制下 放期间,均只有200-200种左右,到“70年代”末期只有217种。
——下放基本建设专案的审批权、投资管理权和信贷管理权。
——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为了增加地方的财力,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决定实行“包税制”。
——下放劳动管理权。
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各部门还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中小规模的工业发展。例如,1958年,新华社报导中央各工业部门赶制了132项小型厂矿的标 准设计,包括冶金、有色金属、化肥、煤炭、发电、水泥、机械修理、纺织、造纸、橡胶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绝大部分适宜于县、专区或县以下的区乡金额市镇举 办,例如冶金工业部设计的七种小高炉,最大的不过一百立方米,年产生铁四万吨,适宜一个县举办。食品工业部设计的小型榨油厂,每个厂投资一千元就能办起 来,普通的民房都可以做厂房。1958年5月10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就提到:发展工业要“大中小结合起来”,“大的中央搞,中的地方搞,小的由乡和合作 社搞”。“到处搞,化学肥料发展速度就可以快很多[2]”。

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使得广大地方政府第一次具备了发展工业的条件和可能,再加上打破苏联的迷信,降低了发展工业的门槛,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空前地提高,这时中央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地方的积极性。
三、“大跃进”的过程
第一次权力下放,调动地方积极性的主要行动是“大跃进”。“大跃进”经历了从发动、到地方竞争加剧、再到纠正过高指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央发动(1958年5月之前):1956年12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宣布:在15年后,“苏联的 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上半 年,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实际上是他认为一些负责人反对向地方分权、提高地方积极性,党内仍然存在 对苏联模式的迷信。他说:“反冒进给群众泄了气,泼了一瓢冷水,搞得群众灰溜溜的,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1958年年 初,毛泽东在杭州、南宁、成都的三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批评过去八年经济工作的教条主 义,认为这是在外国经验压力下,不能独立思考。1958年3月,成都会议大幅度提高了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主要指标。
  第二阶段:地方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竞相提出高指标(1958年5-10月)。1957年12月25日,上 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提出上海工业总产值在“二五”期间翻一番以上,争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的提前实现,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称赞。甘肃省1958年1月至3月开工厂1000多个;3月至5月建厂3500个;5月至6月,厂矿数目猛增到22万 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平均每个乡有110个厂矿,每个农业合作社有12个厂矿。1958年6月 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闽、浙、苏、皖、上海四省一市当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1200多亿斤,比去年增加500多亿斤。原先设想4年、5 年完成的人均1000斤粮食的任务,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全国粮食的产量估计可能达到5000亿斤以上。其他地区也相继召开会议,制定各自的农业“大跃进” 目标。
1958年,钢产量在数量上完成了指标,但是品质和效益不高,浪费严重。1958年底,宣布全国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 万吨,从数量上完成了指标,但成本和代价很高。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占72%,合格的铁只有900多万吨,占66%。小高炉炼铁成本高,1958 年仅炼铁补贴一项,国家财政的支出就高达40亿元,超过当年财政总收入的1/10。同时,土法炼钢还滥开滥采煤炭和矿石,砍伐大量树木,毁坏不少铁器,这 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第三阶段:中央纠正高指标的错误(1958年10月之后)
需要指出,大跃进初期出现的地方恶性竞争、高指标、浮夸风,主要集中在1958年5月到10月这半年时间。尽管这半年时间出现了许多荒唐事,但 是这并不是“大跃进”的全部。从1958年秋天起,在应对完台湾海峡金门危机之后,首先是毛泽东,然后是其他的领导人,就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 题。
1958年10月,在“大跃进”发动5个月之后,中央就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1958年10月,毛泽东对河北徐水人民公社调 研中了解到的“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 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的现象明确表示反对。
1958年11月2日-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第一次郑州会议对高指标提出质疑,批评“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
1958年11月21-27日,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 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把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产量指标由 2700万吨至3000万吨调整到1800万吨。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农村“一平二调三收款”等平均主义做法引起农民很大恐慌,必须立即纠 正,并提出根据河南的经验,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做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3月2日凌晨4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强调“已 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
1959年3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压缩1959年的工业指标,毛泽东再次对高指标做出批评。
除了毛泽东之外,从目前可得的文献,一些其他领导人也对高指标进行了批评。1959年1月,邓小平指出“降低指标是要有决心的,中央各部门要忍的痛,地方也要忍的痛[3]”。周恩来,陈云等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鉴于“大跃进”期间发生的混乱状况,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央一线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几乎全部收回到中央。
  四、对“大跃进”和第一次向地方分权的评价
第一次权力下放,是中央主动突破苏联模式的探索,同时又是在苏联撤走投资、地方缺乏工业化经验、党内对于是否向地方放权意见还不一致的复杂情况 下进行的。总体上看,这次放权是不成功的,而且导致了“大跃进”初期的高指标和浮夸风,工农关系、轻重关系都失去平衡,经济发展的品质和效益都付出了巨大 代价。
但是,评价历史也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并不赞成那种认为“大跃进”完全是出于“头脑发热”、“超英赶美”的看法,而是认为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对大跃进做出全面的评价:
第一,“大跃进”的出发点是发挥地方积极性、把广大基层和农村纳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而且实际上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大跃进”的出发点是发挥地方积极性、把广大基层和农村纳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这是值得肯定的。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搞工业化,主要集中在少数 沿海城市,不仅扩大了地区差距,而且由于广大中西部和农村没有纳入工业化进程,也限制了工业化的资金和市场来源。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不管从道义 上,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上,都不能让工业部门仅仅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东部,必须经过一个发展地方工业的过程。这样从经济上说,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尽快形成中央和地方合理分工的工业体系,扩大工业化的资金和市场;从政治上说,有利于把广大的中西部和基层纳入工业化的管道,而不是让工业化成为少数地区 的专利,而其他地方只承担为工业化的成本。不能因为权力下放初期的混乱,而否认“大跃进”期间向地方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必要性。
实际上,大跃进期间,地方工业也确实有了很大发展,确实大幅提高了投资率,保证了重点投资没有中断,而且新开工了一大批新项目,改变了投资项目 主要集中在中央的状况。从中央财政所占比例来看,经过“大跃进”,地方财政收支和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即使1962年之后,中央集权的状况 又有所加剧,但是毕竟没有回到“一五”期间高度集中的状况,这就是向地方分权获得的成果。
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专案中,有2/3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经过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4]。今天对中国经济仍然发 挥着骨干作用的许多中央和地方企业,也是这个时期开工建设的。
即使是对于大跃进初期提出的“15年赶上英国”等目标,也不能完全说是头脑发热。中国1950年钢产量是61万吨,1957年达到535万吨, 平均年增长率达到36.4%。而1957年英国钢产量为2205万吨,中国要15年赶上这个水准,只需要年增长9.9%即可,这是一个很保守的目标。即使 考虑到英国的增长,中国只要保持12%的年增长率,15年就达到近3000万吨钢的产量。从后来实际情况看,197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2338万吨,超 过1957年英国的产量。1975年,中国钢产量达到2390万吨,首次超过了英国当年的年钢产量,“15年赶上英国”确实实现了。如果一提到“超英赶 美”就认为这一定是吹牛皮,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可取的。
  第二,“大跃进”时期投资的高增长是以牺牲农村利益、牺牲国内消费、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一教训至今仍应记取。
“大跃进”时期,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提高了积累率,但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失衡,特别是牺牲了农村的利益、消费和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一教训至今仍然需要记取。
各地大办重工业,还冲击和挤占了农业、轻工业生产。195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4.8%,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78.8%,而农业 总产值仅增长2.5%。由于大炼钢铁和其他各种“大办”,农村劳动力被大量抽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数同从事工业生产劳动的人数的比例,1957年是 13.8∶1,1958年则陡然降到3.5∶1。据中央农村工作部估计,有10%左右的农作物没有收回。由于缺少劳动力,不少地方没能完成秋种任务。轻工 业生产也大幅度下降。例如,8月和9月,东北三省因电力不足,减去轻工企业电力负荷的2/3,仅纸张一项就减产10万吨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教训同我国近年来一些地方为追求经济增长、企业无序竞争、破坏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产能过剩的机制是类似的。这说明,不管是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只考虑经济规律、只强调竞争和激励,不考虑科学规律、技术规律和自然规律,都会对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破坏。
  第三,“大跃进”时期的失误有复杂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头脑发热”。
大跃进是在中央缺乏经济分权的经验、地方缺乏工业化经验、党内对于是否向地方放权意见还不一致的复杂情况下进行的,其失误有复杂原因。如果仅仅归结为领导人个人的“头脑发热”,就不利于真正的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我们认为,“大跃进”的失误主要原因有:
第一,地方缺乏办工业的经验。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中国除了沿海少数城市之外,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从来没有办过工业的经验,甚至大多数人 连工厂是什么样,见都没有见过。从其他国家来看,在工业化早期,都总要经历一个低门槛、低水准竞争和淘汰的过程,不可能从有工业的第一天开始就建立完全标 准化的、规范化的企业。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同样也出现了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低水准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局面,正像不能因此而否认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一样,也不能因为权力下放初期的混乱,而否认“大跃进”期间向地方下放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必要性。
第二,中央缺乏分权的经验,下放权力过快,搞“一刀切”。这次下放权力,是在1958年“大跃进”已经在酝酿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周密准备,很快 出台的。规定“除极少数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外,一律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这显然不符合当时地方的管理水准,也不符合不同行业 的需要,像铁路、能源等具有全国公共品性质的行业也下放给地方,难免破坏规模效应。由于下放权力过快、一刀切,中央对地方缺乏起码的调控,导致地方之间的 恶性竞争。
第三,党内一些干部并不赞成向地方分权,导致权力下放过程中产生了机会主义行为。突破苏联模式,在中央高层并没有形成共识,继续坚持苏联式高度 集中计划经济的意见仍有很大影响。例如,有的中央领导人并不支持向地方分权,认为,“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 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有的认为:“现在不是统死不统死的问题,恐怕要统点死,就是要全国计划、集中统一、共同负责、全民保证”。毛泽东为了推动突破苏 联模式,不得不更多地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甚至强行推动,这就不免出现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一些干部阳奉阴违,故意走极端,来变相抵制向地方分权。这表 明,没有稳定的制度,仅仅靠领导人个人的推动,难以形成良性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1]《毛主席在国务院四办及中央轻工业各部汇报工作时候的插话和指示》(1956年3月1日—5日)。
[2]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中卷,376页
[3]邓小平文集,下卷,第7页
[4]中国基本建设研究会:《制度变迁视野下的中国基本建设》,第一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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