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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一叶总关情:老工程师忆国棉31厂的火红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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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一叶总关情:老工程师忆国棉31厂的火红岁月


原创 2016-04-18 小红

【破土编者按】在这个既苍白又失语的雾霾年代,破土执意要为大家的生活添上一点颜色——红白黑。红白黑,代表着不同的声音、差异的身份和错位的时空,编码着新生代的情与欲、去与留,个性与自由的纠结和矛盾。今天,小红继续给小黑讲着上海原国棉31厂袁老工程师的故事。在袁老的深情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现场有血有肉的细节,其中有希望与欢畅,也有低落与苦涩。唯一不变的,是袁老谈起峥嵘岁月时的满腔热情,以及我们的主人公对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命运的深刻思考……

小黑: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上海国棉31厂袁老工程师的故事么?上一次我谈到了他在解放前后的经历。今天,我想和你谈谈这位老人家对公私合营和文革的记忆。他已经91岁了——他丰富的生活经历,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相扣。不同于我们一贯的“标签意识”,袁老既不是保皇派,也不是造反派,也算不上逍遥派,而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技术型知识分子。他本该是保皇派,却因为是多名造反派的老师,后来又被一位造反派救了出来,所以成为了造反派的一员。耄耋之年的他,今天还在敲着键盘写文章,修改我们的访谈稿。他对共和国的历史充满矛盾的评价,和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也和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有关。


“郝建秀工作法”

解放后,首先袁老念念不忘的是“郝建秀工作法”。1953年,他负责推广这个工作法。“郝建秀工作法”,是建国初期纺织工业战线上推广的一种劳动竞赛,曾大大鼓舞了纺织职工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袁老介绍,郝建秀是一个女工。1949年11月,15岁的郝建秀考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当养成工,三个月满师,定为正式细纱甲班值车工。据说,她出身贫苦,只读过四年小学。入厂后,她牢记1950年春节自己成为正式工人后上第一个夜班的教训——因打盹而放大花。为了不打盹,她不断地巡回车挡。在巡回中,郝建秀发现,只要做好了清洁工作,断头就少。于是,她把几种工作程序紧张有序地进行,省出时间来多做清洁工作,掌握了巡回规律,减少了断头。


1950年开展“红五月”劳动竞赛以后,郝建秀优异的工作成绩和先进的工作方法受到工厂领导的表扬。她的值车能力从看300锭逐步提高到400锭、500锭,一直提高到600锭,但出的白花却始终保持在0.2%~0.3%之间。到1951年2月,平均皮辊花率为0.25%,创造了连续7个月少出白花的新纪录。


郝建秀工作法的四条主要经验是:1. 有正确的劳动态度,工作认真负责;2. 虚心学习,肯动脑筋,提高技术;3. 工作有计划,善于分配劳动时间,能分别轻重缓急进行操作;4. 不浪费劳动时间与劳动力,做到一切以减少断头为中心,以少出皮辊花为目的。1951年8月17到19日,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召开的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上,“郝建秀细纱工作法”被正式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并决定在全国推广。


所以,袁老的工作就是在31厂推广和落实“郝建秀工作法”。袁老说:“‘郝建秀工作法’之所以能落实下去,是因为同时推了三班制,大家觉得三班很好,本来要做10个小时连半个小时吃饭,现在只要8个小时,做7个半小时,半个小时吃饭,大家都喜欢了。”开出三班制度后,袁老又回到车间去管生产,做领班,管300多个工人,一直到公私合营后,再调到其他岗位。袁老认为当时的工资相当高,比如一两黄金值95元,而布机挡车工的工资83.6元一个月,一个月就可以有一两黄金的收入。袁老印象比较深的是王富英——一个细纱落纱女工,参加扫盲学习表现出色,工厂把她提上来做生产组长,后来做了工会副主席,最后成为国棉31厂的副厂长。
31厂公私合营

五十年代中后期,国棉31厂出现了二次大转变:第一次是1955年9月的公私合营,第二次是1958年10月的申新五厂、申新六厂、荣丰纱厂三厂合并。申新五厂和申新六厂是荣老板的实业,荣丰纱厂则属于章荣初。


小黑,关于公私合营,我比较关心的是工人支持与否。袁老毫不犹豫地说:“支持!”为什么呢?袁老说,公私合营后,工厂实行民主管理——科室都改变了,培训工作都跟上去了,工人也觉得劳动变得更加科学了。公私合营后,袁老被调到教育科,因为企业的管理制度也改了,要学苏联和国营厂的一套,出台了全新的规定,所以工厂就调他去搞培训。全新的制度仿照苏联的标准,设置了教育科、劳动工资科、技术科和保健科等等。教育科就是要培训工人、培养干部,同时接受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


袁老回忆道,“全厂的都要教育的,公私合营以后就重视培训了。大专毕业生进厂要实习一年,一年以后本科生月薪64元,大专生58元,中专生53元。工厂要定好实习计划,安排毕业生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后天再到那里。一年实习期满,就正式分派工作。”袁老进一步解释,工厂除了培训大专毕业生,把他们安排到一个个车间去实习,同时也培养新工人。新工人有两种,一种是女工,一种是技工。社会主义建设大量需要技工,厂方就订立师徒培养合同,然后根据合同检查进度。当时还有培训,专门培养预备干部和在职干部。每个礼拜四上午学习半天,学习政治和业务。政治学习是请人做报告,业务学习则由各个科室自己去安排。


袁老说,一长制的时候,生产组长改为副工长——大多是男的。当时采取了“各厂联办”的办法来培训这些基层的技术干部——“杨浦区十个厂,大家联起来,我这个厂培养细纱工段,你这个厂培养粗纱工段,各有分工协同。”“还有搞业余教育,当时在我们厂对面花了20万人民币造一幢大厦,现在那里变成杨浦区的妇幼保健院了。业余教育本来是晚上读书的,开了三班以后上课是两次,中班是下午12点半到2点半读书,晚上一次是让早班和晚班的一起读。”袁老回忆,除了业余教育,工厂还办了一个子弟中学和一个子弟小学,都归教育科管。“教育科范围很大了,忙的不得了。”


由于苏联的一长制给予厂长多大的权力,不利于民主管理,后来就取消了,改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7年,袁老又被调到生产科工作,专门发动大家搞合理化建议。1958年,三厂合并,袁老认为这是一个进步:“58年的时候,申新五厂是五万多锭,申新六厂是六万多锭,荣丰厂是一万多锭。三个厂现在合并起来变一个万人大厂,企业的地位也提高了,人员方面也调整了。原先三个厂要三个劳动工资科,现在合并起来,只要一个劳动工资科;本来三个财务科,现在只要一个财务科,企业的效率也提高了。”袁老拿出珍贵的老照片,向我娓娓道来:“这是1958年我们三个厂合并开大会的照片,这是周恩来总理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参观我们厂的照片……”




公私合营杨浦棉纺织印染厂成立大会。(图片来源:作者摄)


三厂合并大会的盛况。(图片来源:作者摄)



与会的三厂职工群众。(图片来源:作者摄)



袁老收藏的周总理和赞比亚卡翁达总统参观国棉31厂的剪报。(图片来源:作者摄)

三厂合并后,袁老还是负责搞合理化建议,“让各方面有发明项目提出来,做鉴定,发奖励。”他兴奋地说:“合理化建议搞得蛮兴旺的,都要争取上进,提了很多合理化建议,越多越好,职工都有创新精神。1960年大搞技术革命,要把手工操作改为机械化。我们都要统计——有多少机械化项目,机械化程度是多少,天天要汇报的,抓得非常紧。只要一台车实验成功了,就说这个部门机械化了。同时,如果你今天上午搞好,明天上午工厂就来开现场会介绍,马上全行业都知道了。真的是热火朝天啊!”


袁老还记得一个小插曲,他当时的另一个任务是统计饭票。为什么要统计饭票呢?因为“大家都加班加点,要吃晚饭,问我来领饭票分给大家,你这个工段几张,他这个工段几张,因为都在工余时间——五点钟后——留下来搞革新,要吃晚饭了。全厂八千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发两千张。大部分是日班的人,你加班了,我就发一张饭票。”


小黑,对于习惯于今天市场化的公司的科层管理,我们很难理解,管理和技术的创新不是“顶层设计”下来的东西,而是可以通过动员工人来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推进。我们还习惯于说,中国的工人阶级没有阶级意识,那么,当时工人留下来搞技术革新,他们这么投入参与是什么原因呢?袁老说:国家号召要把我们落后的手工操作丢掉改成机械化,提高操作的机械化程度。我问:那工人为什么要那么积极参与呢,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


袁老直接说:“好处嘛,大家一搞,就是热火朝天,这个都是靠鼓动的。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厂里的书记、厂长都不回家的,住在厂里,半夜里到车间里去慰问工人。我那时在总工程室搞合理化建议。我们这个生产车间半夜里湿度高,断头就多,女工们反映工作不好做。所以我们安排8点钟上班。大家7点钟就到厂里,晚上弄到11点钟,不稀奇的。有一天,我7点钟上班,书记就来找我,给我拿了两个粗纱,叫我测试一下这两个粗纱,看看这个回潮率高不高。因为如果粗纱水分一高,工作就不能做。那时我很感动,他比我早进车间,他关心生产,再把粗纱来交给我。这位书记就是这样带动大家的。我后来写了一篇《教我如何不想他》,专门记录了这件事。”


小黑,我像是一个思想觉悟不高的人,继续追问,“书记可能是比较有觉悟,所以他比较积极参与。那普通工人呢?他们为什么也那么积极参与生产呢?”袁老耐心地回答:“在领导带头关心之后,人人都是热火朝天。群众的力量要是被鼓动起来,那就是不得了的,的确很大、很大!当时都是要加速,机器开得快,1959年产量比1957年增加了40%。机器不断加快速度,如果遇到断头,大家就发出‘若一台车只断一根头,也要研究为啥断!’的豪言。当然有些过火的地方,但在60年代初就调整过来了,毕竟蛮干还是不行的。”


我终于明白了,有一个政治自觉的政党,如果它是真心为人民的话,与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前提条件就存在了,工人阶级的意识也就大大的得到提升。


工厂的矛盾

我又问袁老:“50年代的时候,工厂里的工人闹过意见吗?”


没想到袁老说:工人没有,厂里领导却有矛盾。当时工厂扩大,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时任厂长黄宗林,是从国棉一厂调来的。工人们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大闹技术革命,所以他想写一本关于厂里劳动模范事迹的书,也经常去作家协会活动。那个时候,他每天还夹一本本子,到车间找工人谈话。白天,他把工人的原话记录下来;晚上,他就睡在我们会议室里的沙发上构思。当时还有很多沙发,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领导下命令,所有沙发一律进仓库,而且客人来了不能用茶叶,只喝白开水。后来60年代初搞反右倾,党委书记就批评黄宗林:“你要参加作家协会,你要写12万字。厂里12万锭子,不及你12万字吗?”书记批评他,不专心搞生产,跑去写作。不过袁老其实没觉得黄宗林这些工作影响到生产,但党内就是批评他。书记威信最高,书记半夜里都到车间,所以就批评他了。后来黄宗林厂长这部作品就“流产了”。“他很想写好一本书,但是没有写成功。”后来他被调到江西去,离开31厂了。


小黑,理想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如果有一个政治自觉的政党,但是,如果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基层的民主制度,工厂内部的权力和民主参与和监督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党委权力过大,而且一切跟着中央走,而中央又常常在调整方向与政策——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问题。袁老说,普通工人是不可能闹矛盾的,因为他们基本是“听话至上”。他解释:“50年代中期搞反右运动。针对干部的是反右;针对工人的是反坏。如果你变成‘坏分子’,就不得了了,不仅工资被扣掉,而且一生一世都没有出头之日了!这个比吃官司、坐牢还要厉害。这个帽子,戴上去就是一辈子的,还影响子女。但到1964年,这个也取消了。”


“反右倾是很厉害的!如果你思想保守,被评为右倾分子,那组织部就会给你一张纸头,上面合起来,叫你在下面签一个字,你就被评为右倾分子了。”所以袁老说他做事特别小心谨慎,“不走在前面了,缩在后面了,夹着尾巴做人,好好搞业务,所以反右倾什么我都轮不到了。当时干部反右,反右倾,工人反坏。政治力量太厉害了。”

文革中的袁老

谈了两天,小黑,袁老终于谈到文革。1966年3月,中纺部要成立一个调研组,调研半工半读教育,所以市纺织局借调袁老去上海纺织专科学校,参与调研。袁老说:“我们厂里两种教育制度搞得比较好。我们是有技校的。全国来了14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到全国各地去调查,所以我一路到了无锡,郑州,咸阳。调查完要写材料了,就来了‘五·一六’通知,要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个调研组就解散了。”调研组解散后,袁老没有回工厂,而是参与编写中专棉纺教材。写了半年,教材还没有出版,工作队就把他揪回去了,说他是资产阶级分子,下放到车间去劳动。


我问袁老:文革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袁老说:“文革这个影响,就是抄家。”文革期间,袁老一家和他的丈母娘住在一起。他爱人的姐夫在纺织研究院工作。纺织研究院的红卫兵说这位姐夫有东西藏在他丈母娘那里,所以抄到袁老家里来了。袁老回忆说:“来了三四十个人,都是小青年。什么东西都拿——金银首饰就算了;打字机说是电报机,拿去;拍照的闪光灯也要拿去。还把我赶到厕所。我抱着女儿,让她坐在我腿上。红卫兵就叫丈母娘站起来,接受批斗……第二天,我还要向厂里的党组织汇报,说昨天我家里被抄家了。”


另一件让袁老悲愤的事,就是文革期间来的工作队。工作队发现袁老的祖父有好多厂的股票——比如大中华火柴厂,还有绒线厂等等——公私合营后,这些股票都变成定息了。“这些都是我父亲继承的。当时有一个葛佩琦,大右派,我父亲同情他。两件事加在一起,他就被打成右派了。我父亲因此被下放到安徽劳动教养,最后死在安徽。”

受到父亲的影响,袁老也被下放到车间去劳动14周。劳动什么呢?袁老回忆:“就是推纱,把细纱间的管纱运到加工车间,再把加工车间的筒管送到细纱间。这个工作很厉害的,要做三班。因为管纱的密度低,一袋纱份量轻,一袋筒管都是塑料,份量就重了。要把这一袋、一袋装上车子,然后再推过去把这一袋、一袋拿下来。到了下半夜更吃不消,就这样做了14个礼拜,接着工作组搞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被取消了。”后来,是一位姓谭的造反派头头保了他,给他一张造反队红袖章,“帮我上来了”。上来后,袁老就参加造反队了。袁老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个红袖章在家里,他希望将来能送给纺织博物馆珍藏。小黑,袁老的文革经历很特别——工厂一开始让他去当调研组的专家,后来是工作组把他揪下去,下放劳动。把他“保”上来的,却是造反派。这也让他站队到造反派这边来。虽然他什么也没有“造反”,而且出身也不好。


袁老珍藏的上海工总司工人造反队的袖章。这是正面,上面写着袁老的编号。(图片来源:作者摄)


这是袖章的背面,上面盖了上海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组织部的印章。(图片来源:作者摄)

袁老回忆说,1960年初期,厂里大搞业余大学,他被调去教大学班了——因为学校的扫盲工作已经完成,后来搞了初中和高中,现在再搞大学班。袁老强调说:“我的学生当中,好多都是后来造反派头头了,因为他有了学问和知识。其中有一个姓方的,他后来就到我们市纺织局做纺织局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了……”谈起他们,袁老不无骄傲地说,“我的学生有好多,其中一个强玉林是做白铁皮,也做了我们厂里的头头了。很多学生学了以后都提高了有一定文化水平,造反的时候也派上用处了。”

袁老还说,“我们厂里的造反派,对厂里所有的干部都比较客气的。造反派要斗的,是一个保卫科专门看职工档案的干部。他以前是地下党员,和造反派有矛盾。造反派主要就是要批判他,所以力量没有放在我们这里来。”“文革中隔离审查的人蛮多的。有很多审查小组,要找我去谈,比如说一个造反派,她家里要做坟,问我借50元,我没有借给她,因为当时不能做坟的。审查小组就把我喊去了,问我有钱借给她吗,我说没有,因为现在迷信不能搞了。可见,当时一点点小事情,都可能有麻烦的。我们厂里这个时候,日班做到3点钟就不做了,本来要4点半下班。但因为有最高指示,3点钟下班就要去游行了,基本上一个礼拜有好几次,到外面去游行了,然后就回去了。”袁老那时也参加游行,“次次都参加的,最高指示怎么可以不去呢。”

即使是下放劳动,袁老的工资倒没有受到影响,仍保留干部待遇。袁老笑着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下放劳动,我就做了‘铁道部长’。刚开始,我学检修细纱机,学得蛮好的,所以现在很多修理工作,我自己都会做的。后来要推广细纱电动落纱机,一部机器要推过去,细纱机旁边要装轨道,轨道里面还要接电源,我就负责装轨道装电源,这样,落纱机就可以推过去了,所以大家喊我‘铁道部长’。”

到1967年,就“解放干部”了。问起对文革的评价,袁老说:“文革这事,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像我们这些小干部,和老百姓是经常接触的。60年代初期,我在总工程师室,一季度就要下去劳动两个礼拜,哪像今天。”造反派当权以后,原来的小的当权派,也变造反派了。“比如说,我们一纺车间总支书记宋绍良,也变成造反派了。造反派当权以后,这些小的中层干部也是造反派了。”袁老解释说:“到了67、68年,造反派当权之后,原来的干部也就变成造反派的队伍。还是他们在管,造反派只专门管大事,比如调动文攻武卫去打‘联司’,小事情管不了那么多的……生产上,那些更加实际的、细的那些事情,他们还是让原来的干部班子来做。”

袁老说,后来他们提出要“68超66”,也就是1968年的产量要超过1966年,所以就加班加点,号召大家一起做,要开足21班——工人最多要做20班,还有1班要调班的,这就是干部上车间,大家义务劳动。”在袁老看来,“干部也下去参与劳动,多一班,这样干部知道的事情多一点,这是一个好事情。生产效率很快就提上去了。”所以,袁老对所谓的文革“乱象”,有自己的理解:“有一篇文章说,王洪文干扰国棉17厂,把它搞成‘三无管理工厂’,其实没这回事。我们经常去17棉的,还是照老样子生产,管理权也还是在旧的一批人手里。生产还是照样的,否则怎么会‘68超66’。还是老的样子,没有打乱。”

小黑,袁老虽然认为文革“没有意思”,但是对于有人说文革“把工厂讲的都五分四裂”他也是不同意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了很多技术革新,我去做‘铁道部长’,还有人搞清钢联合机,技术革新的东西很多了,什么道理呢?毛主席有一个鞍钢宪法,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人都下放劳动,和小组里工人一起活动。技术人员这时候就动脑筋,搞搞技术革新,也有很多成果。所以我这里面写到的文化大革命当中,有很多革新的东西。”

因此,袁老打趣道:“这就更接触实际了。比如说,我在细纱车间劳动,我知道这个机器一个零件不好,就趁这个机会改进改进。这时候,我们这些干部,白天搞路线,晚上搞线路。也就是白天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晚上家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从一管机、两管机到三管机、四管机,这些零件都可以买来装。大家也可以交流交流,你装一个什么,我装一个什么。那时候的收音机,不能听短波,只能听长波,所以装个四管机就蛮好了。大家晚上就用一个电烙铁做做半导体收音机。这就是‘白天搞路线,晚上搞线路’。这个时候都很有趣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过来了。”

袁老并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下放劳动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锻炼。但是这种‘臭老九’的说法很不好。你做实际工作,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德国有那么好的技术教育?有那么精良的机器?所以职业教育是蛮重要的,工厂办学校也是蛮重要的,技术干部轮流来做老师也蛮重要的,这样也能够提高干部素质水平。你不要老是一套不接触实际、不接地气的东西。要接地气,最简单的就是在基层劳动。”

721工农大学

1968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报道,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就是后来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制两年,学生定向回厂工作。

由于有这个指示,袁老就又被调去办721工人大学了。袁老回忆说:“让我们知识分子搞大学,去当培养工人的老师,这个事情光荣的不得了!比如说,办721大学,我们要带学生去崇明农场学农、学军。我们是一个排,要打枪,要打9枪,我只中了3枪。有一位同学,他是拉小提琴的,中了8枪。为什么呢?他拉惯小提琴,手臂有力气,有好处的!当时还要评《水浒》,我就把整个《水浒》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袁老解释,当时的工人大学要学农、学军:到农村去学农,到军队去学军。当时,袁老和工人大学的学员一道,一天在浦东顾路公社打40捆麦。麦收了以后,麦子要摔,麦粒会掉下来,很不方便。那怎么办呢?后来,大家早上一起床,就把40捆麦去晒太阳,吃好早饭再去摔麦秆,麦秆摔起来就方便了。这个时候很累的,天天吃什么呢?吃咸菜土豆汤。如果要大便,自己就带一把锄头,挖一个洞,离开的时候,用土盖起来。大便都是咸菜绿色的,这样的日子也这么过来了。”

721大学办了两期,两期都招生,袁老说:“我们都是现学现教的,学专业,学机械,学电工,学新技术,很热闹的。后来,我们把老师全部集合起来编教材。当时上海有誊写社,专门打字的,我就自己手工画插图。编写是分工的,这位老师编这本,那位老师编那本,半年功夫就编好了——那时候大协作精神很厉害的!最后一共编了十本教材。”1976年,721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那年,周总理、毛主席也先后去世。




袁老现在还留着当时已经编好的721大学试用讲义。(图片来源:作者摄)

关于工人大学,袁老的评价非常正面。他说,工厂办教育是好的,一边生产一边搞教育,还编了很多教材。袁老说:“这里做做、那里做做,也是培养干部的。我做教育科长不算数,老师做了两次了,一次是大专班,一次是721大学,每次都是充实提高,特别是在技术理论上的提高,很快的!”他认为,“办学校,培训了学生,也锻炼了教师。干部可以轮流,教两年书再回去,这对干部有好处。所以我现在写论文方便了,我写了很多论文。”不过,在毛主席去世后,721大学就停办了。对此,袁老不无惋惜。 小黑,袁老的故事已经说了好长好长了,一些流逝的岁月,再也找追不回来了……我不确定下次去上海,袁老是否还健在,还能滔滔不绝地讲诉他的过去。在袁老身上,我看到一个精彩的生命和一场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大实验的耦合,一个还没有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历史的隧道下,摸黑向前,免不了跌跌撞撞。 小黑,你不在,我去哪里寻找光呢? 小红 2016.4.5
  
  
  

 
 
现在已到了熔炉的时间,只应看见光。——(古巴)何塞·马蒂
                              Now is the time of furnaces,and only light should be seen--(Cuba)Hose Ma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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