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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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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之文革期间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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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被 仙人掌 设置为精华(2016-10-14)
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之
文革期间一次重要的中央工作会议
——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写在前面的话

 
    历史是对人们过去时活动的如实记录。它不应为胜者歌功颂德,也不应为败者落井下石,更不能因任何人的好恶发生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写这个《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系列》的初衷是为了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对国家过往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

    本文采取编年纪事的方式和客观记述的方法,力求体现历史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在记述过程中不持立场且不作评论,在采用有关历史资料时,尽量避免带有主观色彩的语言文字出现。

    本文的编写依据,主要是已经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组织印发的正式文件,当时的报纸、期刊杂志等原始文献资料和官方编撰的方志、传记、年谱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等。

    本文对所记述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话语等重要史料均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的办法经过了认真、细致、缜密的考订,以利引用。如有存疑,可予以甄别。

    因受编写者的能力、水平以及所掌握的史料所限,本文所记述的史实难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欢迎有关人士补遗、指正。

 

 
    关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年北京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有如下记载: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继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再一次发动。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陈伯达、林彪按照同一基调,先后作主题发言。陈伯达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中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错误路线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林彪在讲话中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他宣称:“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他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说:“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

    这次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被迫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口径作出书面检查,对所犯“路线错误”承担责任。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的检查均表示认可[5],并提出:“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当时,毛泽东估计“文化大革命”再搞五个月或更长一点时间就可以结束。他说,去年九十月间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可以说,北京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6]。

     [5]1966年10月,毛泽东先后在邓小平、刘少奇的检讨上作批示,认为邓小平的检讨“可以照此去讲”,刘少奇的检讨“基本上写得很好”。

    [6]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 月25日。

——摘自2010 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486487

 

    从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历时长达20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党史二卷》关于这次会议的记载仅用了638个字,加上两条注解为724个字。

    作为中共正史的《党史二卷》给予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是:

    这是一次“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是继(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再一次发动。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

    从中共《党史二卷》的正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作了主题发言;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作出书面检查,毛泽东对二人的检查均表示认可;毛泽东说,去年九十月间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可以说,北京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下来,《党史二卷》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及其恶果。

 

    时间如白驹之过隙,转眼已是半个世纪,196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究竟是如何进行的,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参加会议的人们究竟都是如何表现的,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主题报告、林彪的主题发言以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作出的检查究竟说了些什么?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什么人在会议上作了什么发言?会场外在会议期间主要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在2016年的今天,已经鲜为人知。  

    本文根据已经公诸于世的档案资料和已经出版或见诸报端的回忆、年谱、传记以及散落、残存于民间的有关这次会议的历史文献、资料,就正史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作一点补白,挂一漏万或讹误之处,在所难免,望乞补正。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次会议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贺龙、叶剑英、谭震林、李井泉、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各大区负责人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

    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再按大区编组,而是把各地打乱重编。组长也不再由各大区领导担任,而是由军队的老帅、老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担任。会议地点亦由北京饭店改为军队的京西宾馆。中央还组织了一批军队干部担任会议的工作人员。

    会议的主题是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两个月时间文化革命运动的总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排除党内各级干部对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阻力;研究如何继续努力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会议印发了《林彪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详见附件1)、国家计委党组《今年一至九月份经济情况》等文件。还印发了十几个参考材料,如关于红卫兵的《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关于国务院文教各部门红卫兵查抄五类分子家庭的情况简报》、《小学也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详见附件2)等。

 

     第一阶段:1966年10月9日至15日

    会议的第一阶段以小组会为主,大家谈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认识。

 

  10月9日

    1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体会议,林彪讲话介绍本次会议议程: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这一个时期的经验,研究怎么样继续努力地贯彻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4日下午总理、陶铸同志还有军队的同志在主席那里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时候,主席就提出来召集各地的同志开这个会。主席本来要亲自到会,恰恰这两天受凉。这个会议的时间准备只开七天,从今天起就开小组会,大约开两三天,然后再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作综合性发言再讨论两天,最后一天请主席作指示。”

   2、周恩来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他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三)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3清华大学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等8个组织联合开会筹备揪斗王光美。他们组织了几百人到市里静坐示威,要求中央让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做捡查。是日,周恩来、张春桥接见了清华大学这8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周恩来首先问了各个组织的情况,然后说:“你们说9日开会,没说8点。昨天才知道今晚8点开会。你们4日交的信,5日收到,9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正准备检查。王光美检查,也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张春桥他是副组长,他也不能多讲。我把我能说的话说了,不能多说了。我说过中央全会解决了。组织上、思想上完全通要有个过程。”“还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主席很忙,还要找时间。她最近去不去检查?检讨得怎样?她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都必须讨论。你们大学生,明白嘛!”周恩来出去接电话回来对学生们说:“我们讨论一下,王光美不去检查,不能当场检查,一去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牵涉到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你们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三大前提:党中央领导,听毛主席的话,《十六条》。不能拿这个问题为难党中央,不能说毛主席也做不了主。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大革命,放手发动你们,动员你们来做。大民主,四大武器,六大自由,还有放假闹革命……我这里说的话,22号讲了,十一中全会解决了。党中央只能给这个范围。我们碰到澳大利亚共产党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王光美她若是一般工作人员,单一个人好办,随叫随到。她一检查,一追一问,问题就大了,势必牵涉到另外的问题……传到世界上是不是有好处?你们考虑。有一张大字报说中央怎样,你们看了。现在全国广大人民都仰望北京,敌人也在仰望北京。《参考消息》有吧?”

    同学答:“有。”

    周恩来:“有外国记者评论大字报有多少中央委员点了名,希望你们自觉。革命派的人听党的话,你们要努力实现革命目标。我们在开会,今天下午中央决定了,你们也有想法,我把中央情况讲清,王光美写了书面检查,明天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提出意见,满意不满意?”

    同学问:“我们可以和王光美谈话吗?”

    周恩来:“这必然要和上面有牵连。你们把问题摆在她面前,会牵连到别的。”“错误路线就是这些。毛主席健在,你们还不相信他领导的中央和林彪同志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中央全会12日结束,后又开工作会议,16、7日他们才回去,各省委还未传达到,你们红卫兵就围上去了。他们有的现在还未开省委委员会。要有个过程。这两个月很忙,你们闹革命,我们一方面领导你们,一方面向你们学习。我们先学习,后提意见。你们也这样。司令部常常碰不到头,几件事情一直到今天才商量到底。大字报那些问题,她不能全部回答,我们也不能全回答。22日我说全会基本解决了,毛主席说:也只能这样说。你们大学生知道的。现在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健在,全会又解决了。现在中央若是修正主义起作用,那你们起来造反,现在不是。大字报贴伯达同志在北大的讲的话,那是主席叫去讲的。关于主席的文章,未公布的,我们不能纠正,纠正等于肯定了。明天换个书面形式检查,不通过再检查。”

    张春桥:“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问题是检查范畴问题,换个方式,人不去,给书面材料。大家满意不满意?可以座谈讨论,把意见给她,再检查。”

    周恩来:“十一中全会后,各地为什么还很抵触,这是有个过程。你们现在大分化、大改组,浪潮一个一个的,经过十三期社论和10月6日大会,又大分化、大改组。毛主席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急,不是不革命。那样的传单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国家不能给印。你们的大字报,已把这个问题给贴出来了,再把它传出去,现在你们正在为正确路线而斗争,再搞会走远的。”

    张春桥:“我们的目的不是解决一个人,我们的目的是放在观点上。同样,对王光美也是一样,她能代表路线的要批判她的观点、思想、行动、作风,这样就能肃清影响,不妨碍批判。既然形成了个路线,全国各种表现形式差不多。”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的。……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去检查,中央其它人也是,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去清华检查,不然下不了台。我解释,不要面对面检查,可以背靠背。”

    4第二组组长叶剑英在第二小组发言时说:“主席说,这次运动暂定搞到明年一月,还有四个月。十一中全会后搞了两个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现在的战备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备动员,这一点日本人、美国人都看出来了。打仗就得靠青年,把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什么都不怕。”

    5与会者大都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发言说:“现在群众分成两派,都是革命群众,都应该支持,不能支持一派镇压一派。”

张春桥听后马上说:“群众的一派造反,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派保守,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两派都支持就是混淆路线是非,和稀泥。”

    张春桥和杨成武是第二组的副组长。

    6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发言中继续批评同来参加会议的天津市市长胡昭衡,说学生们围攻市委,致使第一书记万晓塘心肌梗死。

    7是日下午,福建组组长陈毅来到福建组,他要大家发言,但叶飞缄口不语,谁也不肯开头炮,大家就在沉闷的气氛中耗着。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因为有事情耽搁,9日才飞抵北京,连动员大会也没有听,就直接参加小组会。

    8是日晚,江青请陈丕显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便饭。吃饭时,陈丕显谈到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那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

    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听到例子。

    9毛泽东抱病与各大区领导谈话。他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0月10日

1上午,陈毅到福建组动员说:“福建省的同志谈谈吧,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看法都可以谈。”

韩先楚首先发言,他讲了许多福州地区组织和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情。接着,魏金水也跟着发言,结果,面对面地同叶飞干了起来。

2山东的谭启龙在小组发言中提出:

“一、外地学生到我省串连,和省内学生互相串连。这种无领导的革命串连活动也带来新的问题,一是运输压力大,二是许多领导干部被缠住,不能很好地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此,我们在9月26日“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报告,曾提出过‘今后除了北京到各地、各地到北京有计划地组织串联外,停止地区与地区、和省内的互相串联”。请中央考虑。

二、当前各大专院校革命组织很多,相互间有时争论很激烈,党团组织几乎都垮了,革命委员会至今建立不起来。如何实现对他们的领导,需要研究解决。

三、大量大字报上街,许多工农群众、机关干部有不同意见,也要贴大字报,参加辩论。现在我们说服他们不要这样做。但是工人农民说,工农兵是文化革命的主力军,为什么不让他们说话?这个问题很难掌握,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冲突。”

3曹狄秋在第三小组发言介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4是日,王光美将一份书面检查送给了清华大学。

王光美在书面检查中说: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 我所犯的错误, 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 赶走工作组的人, 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 是反革命……, 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

……

(详见附件3 :《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5是日晚,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京公社红卫兵”、“东方红红卫兵”、“二七红卫兵”等5个红卫兵组织的100多名红卫兵蜂拥前往外交部政治部,索取工作队在外院期间整理的师生们的材料。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夺取了校广播站,北京政法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冲击最高人民法院。北京的造反声浪再度高涨,少数派学生与派出工作组的各级领导的斗争更加激烈。

 

  10月11日

1毛泽东针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说:“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但运动来得猛,只有5个月,难怪同志们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先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是多数。”

2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3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讨论时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4是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和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接见涌进外交部政治部索取“黑材料”的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并听了他们反映的情况,而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后。当晚22时,罗贵波在外交部政治部会议室向学生们传达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

“今天下午把这里情况向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作了汇报和请示。周总理作如下口头指示,陈副总理同意这一指示,现向同学们传达:

一、宣布刘新权同志停职反省,因为他说在同学中没有进行排队,实际上是进行了排队,他说材料烧了,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烧毁,他不但欺骗同学们,也欺骗了外交部党委、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

二、政治部其它文件柜,如果同学们需要检查的,所以在外交部、总理秘书钱嘉东同志和1─3位同学共同参加下,打开检查,凡属于与刘新权工作队有关的材料都可以拿出来。但是希望同学们不应当利用这些材料去斗学生,与工作队无关的材料不能拿走。政治部的档案不准动。

三、已经拿出来的材料由检查组(外交部、总理秘书和同学代表组成)负责清查,将工作队员个人笔记本和专案材料封起来,这些材料由钱嘉东同志保存,如果同学想把这些材料拿回去保存也可以,但未经同意,不得启封,听候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其他材料都可以拿走。

四、至于刘新权同志说已经烧毁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派人彻底查清楚。

五、同学们可以先回学校,如果同学们还让工作队同志及昨晚有关同志去检查澄清,随传随到。

以上是传达周总理和陈副总理的指示。在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对于与昨晚有关的张增旺等同志,外交部党委将召集他们开会,让他们继续检查,同学们要他们什么时候去澄清随时可以去,这一点,我也报告了总理。”

 

10月12日

1、        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讲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讲话
林彪
1966年10月12日
 

目前运动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主要解决两条路线的认识问题,这个运动进行好不好,是要看贯彻毛主席对文化革命正确路线如何,各部门各地都要想一想。

  这次文化大革命对党内外、国内外震动很大,对资产阶级威风,对反革命的威风,是杀了他们的威风。

  现在要干部思想搞通,就要摆事实、讲道理,要讲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辉煌战果。要讲清不要怕,怕什么呢?把各种各样的怕,都摆一摆,怕这怕那,究竟有多少‘怕’,摆得清清楚楚。‘怕’有两重性,有好有坏,好处更多。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怕’有必然性,对群众的伟大作用要认识清楚。过去推翻了统治阶级推翻了什么?争取了什么?在政治上夺取了政权,在经济上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思想上改变了私有制观念。

  我们二十多年的战争,全国解放也有十七年了。政治,我们夺取了政权,经济有公私合营、土地改革、合作化;思想有社会主义思想,革命也干了一些,如三反,五反,反右,但是干得不够得很。现在要大干一场。我们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是要用较长的时间,要经过大大小小的战役。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个大战役,或几年之后还会来大战役,既有暴风骤雨的大战役,又有和风细雨的小战役,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斗争,才能把几千年培养出来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打掉,如果不把私有制观念打掉,就有可能使公有制经济,无产阶级政治变色。因此,推翻统治阶级的私有制的思想越彻底,无产阶级政权更加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发展,人的思想更加革命化,生产力更能解放。要巩固公有制就要推翻各种私有制的观念。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破除私有观念,如果不破除会使社会主义停滞、甚至倒退变色,成为修正主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文革以来,十一中全会前后,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相同的是我们党内战胜了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错误路线,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胜利。相同的是我们各级党的领导很多直到现在还处于被动状态,还是防御的,限制的,抵触的,对于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不通,大多数人长期以来没有提到自觉性来革自己的命,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因此,要向干部作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大多数干部怕革命怕群众,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怕群众怕革命是一样的。一小部分人反对文化大革命,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具体表现不同,用各种各样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要作深入的思想工作,打通思想,使文化革命搞得更深入,更广泛。有的干部表现坏,被革命的群众运动洪流冲掉了,这是好事情。有的干部或是中间状态的,想革命的,那我们要向他打通思想,为着帮助他,使他敢于到群众中间去的,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为着挽救干部提高干部,锻炼干部,要作政治思想工作,把大方向,大道理讲通,至于还有一些具体政策和办法好解决。总之,要干部树立信心,解除顾虑。”

2周恩来在小组会上听了韩光的检查和张本宣读《科委机关少数派同志联合揭发韩光同志的错误》第一部分以后,插话如下:

  “8月13日,我接手过问科委、科学院的运动。为什么科委的运动进展缓慢?一是因为我忙,二是韩光阳奉阴违。过去他总是推到聂荣臻身上,实际上韩光对聂荣臻同志也是阳奉阴违的。六、七月份李富春、陈伯达、康生、聂荣臻同志都批评他,他总是找借口,为自己辩护。

  8月13日,我与聂荣臻同志商量好,科委的文化大革命由我来管,韩光对我也是阳奉阴违,除了张本同志刚才讲的那事之外,还有几件事证明韩光是有组织搞的。我本想把群众引导到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辩明是非,结果倒发现韩光方面有组织地搞示威,当我的面闹事,对付张本同志。在计量院的大会上,举起预先准备好大字牌子,不让张本上台。我预先打过招呼,韩光、张本同志不上主席台,只要计量院革委会协商的主席台。开始有支持张本同志,递条子要张本上台,大会主席没有念条子,最后靠近韩光党委那方面的人,递了一个可疑的条子,交给大会执行主席念,要张本上台。接着下面就举起了不要张本上台的大牌子,轰闹。我和我同去的人看得很清楚,是有组织的。

  还有一件事,双方准备在辩论会上的发言稿,请把清样送给我,我说过清样印出来后允许修改。韩光那一方面负责人个人发言稿是19日送来的。这时已经学了10月5日军委总政的指示了,伯达、江青同志讲过话了,这些难道他们都不知道?代表你韩光方面的三个发言,太不象样子,完全不对头。完全不对头!韩光完全是有组织的阳奉阴违。我同意刚才韩光交给我的计量院的要求,今晚将全部人事档案封存起来。”

3吴德在第一小组发言谈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有关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详见附件2:《李雪峰同志代表中共北京市委作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查提纲》。)

4周恩来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的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一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

    “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5戚本禹、关锋接见保工作组的北航“工人赤卫队”和地院“红卫兵”的代表。针对同学们对第13期《红旗》杂志社论提出的问题,关锋说:

“《十六条》公布以后,许多地方,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林彪同志上次的讲话也谈到这一点。《红旗》社论的发表是了解了全国各地的情况,特别是根据林彪同志的讲话精神。十六条通过时,毛主席说,是否大家都会执行,那不一定。有的会执行,有的不一定。后来斗争果然在继续进行着,有不少地方有些单位很激烈。”

“通过这几个月的斗争,你们对复杂性有了了解,象这样复杂的斗争,你们预料到没有?没有!我预料到没有?没有!抽象地说是复杂、尖锐。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认识得也很不够,请同学们相信这一点。我们不是根据这个学校几个人的反映写出这篇社论的。社论的发表,这是大事,社论讲得对不对?哪些地方对,哪些地方不对?可受时间考验。同学们可以批评。据我们看来,两条路线斗争确是复杂尖锐,在场同学不妨和外地同学座谈一下。外出串联的同学,他们受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训,也帮助我们了解了很多情况。”

“我们要解放一部分同学,又要不怪另一部分同学,一时被打成‘反革命’的,也要解放另一部分同学,另一部分同学也不要怪他们。他们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工作组造成的。有些地方发生了工农斗学生,工农斗学生能怪工农吗?不能。他们了解情况吗?不了解。”

“有一个同学问:是不是群众斗群众?是谁挑动的?是不是有人怀疑我们挑动?”

众人答:“有。”

关峰:“好,可以继续辩论继续调查,对北航、地质学院的具体问题,我不多说了。当时地质学院发生冲突,我是临时派去的,第二天开了个会,大会是吴德同志主持的,有东方红的红卫兵,工人参加了,我和戚本禹参加了,邹家尤也参加了。

我在会上发言,对两部分都没有批评,我批评了邹家尤,现在仍然要批评他。东方红同学找他,他应该接见,结果是十几天都没有接见,跑到地质学院,说部里的同志们打电话通知西城区纠察队,说人家偷机密文件,把人家请来了,结果打起来了。到底谁搞起来的呢?是他邹家尤请来的。这样愈搞愈被动,早解决就没事了。我们是不是群众斗群众,可以调查。”

接着,戚本禹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毛主席亲自接见小将?还不止三次,国庆还要接见,毛主席对青年寄有无限希望,文化大革命是要解决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是要关心国家命运。我们有没有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说,如果不注意,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

“自57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惊涛骇浪中渡过的。不是说你们是修正主义的,但是有没有方向不对,认识不清的呢?有。你们坦白地说,我也坦白地说。你们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19)45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有人要解放合作社。这不是一般问题。你们谁提出问题也不成为路线,不是路线错误。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情不能讲,高岗、饶漱石早公开了。这几年,(19)62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要是我们伟大的舵手不在,稍微离开,那么我们的国家就要危险。那时主张‘三自一包’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一条线贯下来,(19)62、63、64、65,直到(19)66年,有些是党内的问题,不能公开讲。”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北京日报》根本不登。”

关锋:“当时同学们可能不注意,上海登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北京不登?为什么《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按语距离那么大?”

戚本禹:“这是生死斗争啊!很激烈。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揭出来后,斗争还在继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支持,把火点起来了,形势很好。《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国特别是北京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反动人物开火。但突然6月18日以后冷下来了。派工作组干革命吗?不是,因为工作组本身就是镇压运动的,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当时中央办公厅一个镇压学生运动的通知,我看到了。经过几天斗争,一个礼拜,各校抓‘右派’,抓‘反革命’和抓‘游鱼’,打击首先向党委发难者,对革命群众进行政治迫害,很多学校死了很多人。他们利用同学对党和对毛主席的热爱,欺骗群众。被打成‘反革命’的与没有被打成‘反革命’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谭力夫讲话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说谭力夫是‘反革命’。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同学,他的讲话代表一种思潮。这样,性质就不同。严重的是群众斗群众,他们利用工农,说这些人是‘反党’,来镇压学生。西北地区是很厉害的,一个很负责的人组织打学生。工人打了后,很后悔,痛哭流涕,觉得自己犯了罪。工人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人是欺骗工人的人。多数里情况和工人不同,象北航两派,我有没有倾向性呢?有!倾向‘红旗’、‘东方红’,因为他们方向较正确,他们对错误路线比较清楚,但不是说他们每个人,每个行动我都支持。因为他们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愿斗批改。”

 

10月13日

1熊复在第二小组发言:

  “新华社五百多名记者,二十八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调了一百多名军事记者到僵各地了解情况。”

2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3、周恩来要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要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整个的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的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4周恩来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14日或15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

5北大、清华、师大的造反派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新市委的大会,会后散发了《告北京市群众书》。第二天,北京及外地师生5万多人在师大集会,批判新市委,李雪峰在会上代表新市委作了检查。

吴德等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反动路线大会。吴德在会上讲话表态说:

“今天师大和其他学校学生召开大会,对北京市委犯的错误路线进行揭发和批判,这是很好的革命行动。我们市委书记处的大部分同志都来了,我们的来,第一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一是听取同学们的批评,向同学们作检查,我们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指引下,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向一个新的高潮,整个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至于同志们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答复,我们只能带回去研究。我们要强调,主要是靠自己解决,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大串连,互相交流经验,但主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自己思考、解决。

对于出身问题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毛泽东思想的语言,如: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等,不要用那些不确切的名字,这并不是就不管出身了,究竟什么是革命干部?什么是工人?我们还得研究,如解放十七年了,难道只能是解放前三年当工人的才算工人?我们要用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来划分阶级。

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快地回去参加斗争,参加革命串连,不要老呆在北京。”

6哈军工“八八红旗战斗团”到北京要求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路扬交出工作组整的“黑名单”和工作笔记。因为1965年全军院校整风,哈军工被评为全军院校倒数第二,国防科委派路杨为组长,带着工作组进驻哈军工。周恩来批示:(一)“八八”战斗团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或派代表来谈,全军文革小组和国防科委派人参加。(二)笔记属国家机密,不能给,交军委封存。(三)干部可以去参加批判会,但要给他们休息机会,不能让干部长时间留在那里不回来,他们还要工作。17日,周恩来又批告刘志坚:这三条指示适用于国防科委所属十一所院校。

7毛泽东就外地来京串联师生的问题作了批示:“下次接见。采取阅兵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的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组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和周恩来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

  

10月14日

1下午,周恩来让值班秘书通知“首都工作组”有关人员和郑维山、傅崇碧以及公安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人,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落实毛泽东10月13日批示,布置准备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晚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部队指挥组组长蔡洪江带着参谋张辉灿、王日升来到福建厅,过了几分钟,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和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先后到达。

2晚上,毛泽东根据周恩来、陶铸13日联名致信的建议,在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各组汇报和研究中央工作会议情况。

3子夜,周恩来来到福建厅,跟随他进来的还有杨成武、周荣鑫和谢富治。周恩来说:“再过两三天就要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了。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如何改变接见方式的问题。” “毛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内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太累了。我不忍心再让主席这样受累,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让毛主席乘敞篷汽车从中间通过,既不累又节省时间。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看这种方法行不行?”

参加会议的人一致表示这个方案很好,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节省时间,顶多一个小时就够了,安全问题也可以解决,至于选择哪条路线比较好,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有的说在东西长安街向西延伸至五棵松,有的说在二环路上绕一圈,也有的说在新修的三环路上比较好,路面平整,两边高大建筑物不多,安全警卫问题比较好解决。

周恩来认真地听完大家的意见,然后问道:“北三环路通到哪里了?”

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

周恩来又问:“带地图了没有'?”

这时,张辉灿麻利地从挎包里取出地图,展开在周恩来面前的地毯上。周恩来俯身看着地图,很快将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最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满红卫兵。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

接着,周恩来又说:“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证主席的安全。所以,要由北京市和公安部协助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11时拿到这里再研究确定。”

开完会已是15日凌晨了。这天上午,郑维山、傅崇碧和公安部有关领导带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有关人员、沿东长安大街、建国门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进行现场勘察,并在现场确定了队形排列和重点警卫方案。

 

10月15日

1国务院再次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人委发出《关于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进行革命串联的通知》:

外地来京革命师生现已超过百万,接待能力已达顶点,食宿、交通、卫生医疗等等都已发生极大困难。加之近来气温急剧下降,很多人不带被盖棉衣,极易生病。切盼各地革命师生暂缓来京,待现有的外地革命师生离京后,再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的通知有计划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联。

2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首都工作组蔡洪江、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和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深夜到达福建厅。一位秘书进来告诉大家:“周总理正在和江青同志一起接见北京红卫兵‘三司’的代表,还要等一会才能结束。”

这位秘书说,从下午16时起:“周总理就一直在大会堂工作。开头是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的藏族学生,劝说他们不要强行要求把班禅送回到西藏去,让他继续留在北京。但这些学生很难说服。接见北京红卫兵‘三司’的代表也遇到了麻烦,所以拖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3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索朗顿珠等11名西藏学生,对他们说: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1959年的农奴解放,平叛之后,进行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要组织这些解放出来的小喇嘛参加生产。对贫农出身的小喇嘛,要进行培养。没有还俗的,也要使他们参加对喇嘛寺的管理。

班禅的错误很严重,但还要看一下。1959年达赖叛国,西藏在平叛后进行了经济改革,班禅当了西藏自治区的代理主任。但是作为农奴主的代表,班禅起了野心。1960年和61年,他阻止喇嘛还俗,还到内地四出活动。当时,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习仲勋右倾,对他无原则迁就,班禅终于在1962年野心大暴发,写了一个《七万言书》,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

1964年,西藏人民对班禅进行了斗争,1965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因为他中毒深,交待不好,撤销了他的西藏自治区代理主任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权,保留一个政协常委的职务,这主要是为了给他保留一个自新的机会。”

“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我们想还是让他留在北京改造,再看他一下。

阿沛和班禅有所不同,阿沛.阿旺晋美也是一个过渡人物,他在西藏的作用还未完全失掉。他与班禅有所不同,班禅反对政教分立,阿沛赞成我们主张的政教分立。政教分立这和阿沛等人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为他在宗教上是没有地位的。现在他当自治区主席,也是对他的一个考验。至于他过去的问题。以及他和国外的关系问题,他能否彻底交待,这是对他的考验,我们要给他时间来交待。这次国庆让他上天安门,主要考虑是代表一方面。同时,我们安排了一个藏族同学讲了话。现在农奴主还存在,我们就要利用他,可以对那一部分人起作用,否则,他们感到没有出路就会捣乱,对国家建设不利。当然我们也不怕,这是分化他们,表示党和政府对他们仁至义尽,这也是对跑到国外的人的一种分化。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应该从劳动人民中去培养干部,但这需要时间。阿沛的前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心诚意地跟毛主席走,就有出路;一种是走班禅的老路,就会自绝于人民。我们总是要做到仁至义尽,主要看他自己。

西藏的宗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但政教一定要分开,喇嘛制度一定要打碎,因为喇嘛制度严重妨碍了民族发展。为什么解放前西藏、内蒙的人口逐渐减少?就是喇嘛宗教制度的影响。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小喇嘛。但是,破除迷信则是长期的,迷信思想在没有新思想代替之前,是一下子消灭不了的,这是长期改造的事。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但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

培养干部,使用干部都要贯彻阶级路线,但对一些农奴主的子弟,要利用他们的经验,让他们做工作。当然不是依靠他们,依靠的是劳动人民,你们那里中下级政府机关里,就可以多收一些解放了的农奴,逐步培养他们。你们要把农奴主的子弟赶回西藏去改造,并且叫他们黑五类。‘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因为这样就等于不让他们改造了,这是宿命论,是新迷信。我们既要破除旧迷信,也要破除新迷信。北京工业大学有个谭力夫,他的讲话是极‘左’的,把‘红五类’的条件规定的比党员条件还严,实际上是脱离了广大群众,是形‘左’右。但也要注意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至于这些人(农奴主子弟)是回去改造好,还是分散改造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还是分散改造,可能更有利些。

对统战工作也要本着这个精神去做,既要培养劳动人民,贯彻阶级路线,又要对农奴主子弟团结、教育、改造,使用他们。”

3周恩来和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三司”代表。

在会上,有人提出“上海市有人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

周恩来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要革命的。革命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要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接见一直持续到16日凌晨1时,周恩来才来到福建厅,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很累了,但一进门仍然抱歉地说:“让大家久等了。”

“首都工作组”郑维山、傅崇碧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周恩来认真审查后,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计划于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按照周恩来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和各“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控制制高点的立体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第二阶段:10月16日至24日

 

    10月16日

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全体会议。

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讲话。讲话共四个部分:

(一)形势大好;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

10月15日晚,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草稿前三部分的批示:

即送陈伯达同志:

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

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

10月15日夜,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草稿最后一部分的批示:

退陈伯达同志:

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夜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的这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连夜付印,第二天发到每个与会者手里。(详见附件4: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

陈伯达的这篇讲话,重点讲了以下八个问题:

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最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这在当时发狂的政治气氛下,没有人认为他的评价不对。

第二,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他说:“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要负主要责任。”在这以前,不许《炮打司令部》在社会上传播,禁止传抄。此次会议之后,社会上公开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

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在这一阶段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康生历数了以万晓塘为首的天津市委如何与红卫兵顶牛的情况。当讲到万晓塘死后,市委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时,他指着天津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说:“你们这是拿死人压活人,公开反对毛主席!”

只见这时的赵武成面色苍白,汗珠连连滚落。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指责胡昭衡的发言成了这一阶段的批判重点,只能是一再检讨。作为天津市的上级领导,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也跟着检讨错误。

另外,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都在会上受到了重点批判。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更是难过。

10月16日晚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福建省领导集中在范式人的房间里头,由叶飞主持小组会:“大家讨论吧,党中央叫我们讨论就讨论,对这个文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叶飞总在这次会议上只管催促别人发言,自己则当“录音机”,光录不放。他对这次会议、对陈伯达的报告显然是有抵触情绪的,叶飞曾经私下发牢骚道:“陈伯达这个人,就是只听一面情况。” “中央文革一些人不了解下面情况,不深入下面来看看群众是什么群众,不知道群众的情绪怎样,好像我们这些人最不听话。”

当会议进行到讨论福建省是不是犯了“反动路线错误”的时候,韩先楚、魏金水等人认为是犯了“反动路线错误”,叶飞则多方强调是属于认识问题,是不理解,范式人也认为是认识问题。

后来,许多省都“上纲上线”了,范式人仍然显得犹豫不决,他打长途电话回去征求梁灵光、许亚、李敏唐等人的意见,可是,在家里的几个常委意见都十分暧昧。韩先楚让魏金水去问范式人,为什么不揭发叶飞的问题,并要他检查自己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

魏金水问范式人:“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揭呀?真的要和叶飞穿一条裤子吗?”

“不敢,不敢,回去烧,回去烧。”范式人依旧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

陶铸对中南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干部说:“十一中全会后,主席批评我在六、七月份应当站在伯达一边,但没有这样,而是中间偏右的。”他说:“我们是既得利益者,怕打乱旧秩序。”

是日,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第五次接见师生的口号。17日又重新发布,删去了一条有关欢呼毛泽东的口号。

 

10月17日至22日,继续小组讨论。

10月17日

1王力接见上海大专院校及文艺单位驻京代表,重点讲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他说:“现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过去批过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还有些地方、单位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手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前斗争很复杂,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上次在这里讲过,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支持你们。无论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还是挑动工农斗学生,或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愿意公开的向群众检查,又不接受批评,还不参加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就是执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谈到许多地方利用林彪9月15日的讲话将矛头再次指向群众时,王力说:“现在有人利用林彪同志9月15日在天安门上的讲话和《红旗》十二期社论,又来整革命少数派,我们坚决不答应!林彪同志的讲话和《红旗》十二期社论不是针对群众的。社会上有反对毛主席,有反对林彪同志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但不能用这个借口来镇压学生。”

对一些工厂的工人提出是否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王力说:“工厂工人可不可以外出调查材料,和学校联系?是否可以到外面去?抓革命、促生产,但是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就不能和别人相比,决不是说工人连调查都不可以的,决不是说连文化大革命都不搞,利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口号变成不革命,这是不对的,是有错误的。何况工人同志还首先保证了生产。”

这天,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接见了全国少数派学生代表。这些学生到北京后,给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写信要求接见,反映他们在各地受打击的问题,汇报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接见时,重庆、甘肃、江西、湖北、云南、新疆、安徽、上海、辽宁、福建、湖南、贵州等12省市20个代表先后发言。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王力说:

“你们向我们反映了很多重要情况,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我们负责,把同学们在会上提出的情况和问题以及上交的材料,我们带回去报告江青同志,报告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同志,报告我们小组的全体同志。我们认真地研究同志们的情况、问题、要求和意见。”

他明确表态说:“只要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只要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只要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那些都是错误的路线,都是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犯了路线的错误,过去犯了镇压学生的路线错误、镇压群众的错误路线的人,又不向革命群众公开检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错误、不进行自我批评,不得已才出来参加这一个批判错误路线的斗争,那就表明,他就不可能执行正确的路线。”

下面的代表们热烈鼓掌。王力接着说:“对于那些在错误路线下,被打成‘反革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的这样一些群众,这样一些学生,这样一些工人,这样一些机关干部,不坚决地给他们平反,不公开地给他们恢复名誉,这就表明他们还在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必须坚决和他们斗争。”

王力的讲话再次被热烈掌声和口号声打断……

王力接着说:“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现在他们是不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它的标志就是这个──是不是公开承认错误,是不是替被打击的,被打成为‘反革命’的这些群众、这些学生平反。这就算标志。有的地方工作组撤了,后一种形式叫什么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这三员也是在背后操纵,而且也还是在学生的头上,还是继续的压迫学生、镇压学生的革命运动,这样一种形式换汤不换药,还是错误路线。”

对一些同学和工人提出的,105日中央《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详见附件5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是不是适合于机关、企业、工厂及县以下的单位、学校,王力说:

“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党中央也研究过这个问题,认为:凡是有这样一种情况的单位,不管是工厂,不管是工矿企业,不管是机关,不管是县以下的学校和其它单位,凡是有这样的情况的一律适用!”

“同志们也要注意,同学们也要注意,就是也不要把过去所谓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保这个筹委会的,也不要把他们,把同学当中这样一些同学把他们说成保皇派。我们建议,我们主张在学生当中不要戴保皇派这一类的帽子,对于过去受蒙蔽的同学,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学,我们对他们还是要团结的,对他们啊,对错误路线必须进行原则的批评和斗争,对这些同学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教育他们、团结他们。”

对工厂、农村是否也可以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王力说:“中央通知过,是发过这样的通知,工厂啊,农村啊,它的文化大革命要注意到生产、工人、农民不能离开自己的生产岗位到处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生产任务。但是呢,这一条决不是说工厂、工人的情况不能同别人交流,决不是说同别的单位交流经验都不可以,交换交换都不可以,这个,没有这样子的规定。这个通知特别提出了这样一条,我们保证生产任务,保证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做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呢?利用这个──抓革命、促生产这样一个口号变成不许革命,这个不对的,抓革命吗?也没说不革命嘛!”

2是日晚23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人在福建厅再次向周恩来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周恩来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会后,周恩来不顾深夜疲劳,又召集叶剑英、杨成武、汪东兴、吴德、周荣鑫同志,最后又叫上谢富治、戚本禹,一起到现场察看准备情况。

 

10月18日

1凌晨,天安门广场突然来了近万人游行,都是“三司”组织下属的北京地质、航空、政法、石油、矿院、农机、北医、邮电、北机、水电等院校的师生员工,抗议中宣部发布的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口号,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原来,在10月16日中宣部发布了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口号。17日,北京“三司”就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口号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向您报告一个十万火急的重要情况:今天上午, 我们突然接到所谓中央宣传部的通知,把10月16日发出的毛主席将于10月18日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标语口号宣布作废,另行发了一个《标语口号》。这个《标语口号》里把原先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一句中砍掉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八个大字,并删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毛主席万岁”等四条标语,我们认为,这肯定是有人精心策划,精心制造的反革命事件。我们强烈要求党中央把搞鬼的人揪出来。我们强烈要求在明天的接见中增加一条崭新的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我们希望党中央接受我们的要求。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1966年10月17日

这封信很快就摆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他很快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此事。陶铸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熊复将16日的口号标语稿交陶铸审查,陶铸觉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口号太长,就删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几个字,同时还删去了他认为是意思重复的四条标语。从而引发了“三司”的抗议。“口号事件”跟刘少奇没有直接关系。陶铸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讨。毛泽东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尊重红卫兵的意见,恢复原来的口号,并增添了“三司”提出的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口号事件”。“三司”认为这是刘少奇等人捣的鬼,于是走上街头,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面人物”的浪潮。

2与此同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得知后,立刻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这些标语口号。当他们开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时,只见文化宫前已挤满了人,一片嘈杂,他们的车子无法开过,刚一停下即被拥挤的人流包围。他们好不容易进到文化宫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经过反复做工作,虽然还有人反对,但多数人赞成,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从观礼台上撕下来了。

3是日上午,离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不到1个小时,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5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通知》的内容,最后,郑维山总结大家的意见,当场口授“通知”内容,蔡洪江作了补充,稍加整理后念给周恩来听。周恩来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毛主席的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沿途广播接见《通知》:

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你们日夜盼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就要来接见你们了!

为了使这次接见顺利进行,确保安全,接见总指挥部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联指立即按划定区段整理好队形,等候接见。

(二)所有参加接见的革命师生,立即各就各位,不要离队,不要走动。

(三)所有参加接见的人员,必须遵守纪律,听从指挥。

(四)为了不妨碍视线,所有旗帜、横幅、标语牌等影响视线的物体,一律收起放下。

4是日12时50分,毛泽东开始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萧华、杨成武、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等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十二辆敞篷开道车和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接见了巨龙似的、排了五十里长的150万红卫兵。

但接见结束后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由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他的汽车,整个车队被三、四百名红卫兵围住了。

紧急时刻,所有的警卫人员,在卫戍区警卫处长毕庶畅的指挥下进行疏导,但效果不大。

此时,一个男红卫兵跳上杨成武、傅崇碧、蔡洪江乘坐的敞篷吉普车上,这辆车在毛泽东乘坐的敞篷吉普车的左后侧,这个红卫兵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泽东主席的车,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

蔡洪江精明果断,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给拽破了。蔡洪江则死死地拽住他不放,并把他推下车去。

这时,人群围住了毛泽东的车,而且包围圈越压越小。就在此时,卫戍区部署在北太平庄以西的四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地出现在现场,在周恩来、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汽车安全脱离困境,换乘各自的专车后迅速开走。

这次在观礼台上的学生很多人因为离的太远,没有看清毛泽东,于是他们不走,在那里喊:“我们要见一次毛主席!”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喊。就这样,四面八方都是各种口音、各种腔调:“我——们——要——见——毛——主——席!”喊得越来越整齐,从中午一直喊到下午。最后毛泽东也没回来,而是开来了100来辆公共汽车,周荣鑫在天安门城楼喊:“请同学们上车去工人体育馆。”去了才知道,是晚上周恩来在那里接见讲话。

5是日晚20时30分,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接见北京地质、航空、政法、石油、矿院、农机、北医、邮电、北机、水电等院校7000余名因“口号事件”到天安门游行示威的师生员工,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首先让我向今天参加这个大会的各校革命左派同志们表示,我非常感谢你们这样高的革命警惕性,提醒了我们!”

群众热烈鼓掌,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周恩来接着解释道:“今天一些学校的革命左派代表到中宣部去谈,发现两个口号单子的问题。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有两个口号单子,这是我的官僚主义,我没看过。他们给我打了电话,我说我要见到正式的东西。你们发现两者有很大的政治差别,你们提出后一个口号单子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你们发现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是对的!希望在中宣部谈话的同学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审查这件事。当时已经深夜天快亮了,我们正在组织今天的接见工作,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两个口号单子,为了使毛主席顺利接见150万外地的革命师生,当时我责成中宣部审查这个口号单子,今天早晨5点,我才发现有两个口号单,并且确有问题,因此才研究确定这个白底红字的口号单。这个口号单是拿到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是在毛主席跟前决定的。”

周恩来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个口号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同志们,我们彻底的革命派在真理面前是无所畏惧的!这22条口号是胜利的口号,革命的口号!你们可以公布,其中每一条都可以到任何地方贴。

关于那两个口号单子,我应你们的要求,正责成中宣部进行调查,我负责调查清楚,查清后我还要向中央常委和毛主席汇报,并答复你们。”

周恩来说:“20年前,啊!21年前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是陪他去的,解放战争在陕北打游击,也跟他在一块儿。我有过错误,主席纠正我,挽救我,我从来不掩饰错误,但是我知道错误,我就坚决地改,所以我以这种心情来爱护毛主席,至少不落后于你们,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话再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周恩来说:“这次花了一个半小时,但还有缺点,在最后500米处挤伤了几个同学,我心中一直不安,因为在这里解决你们的问题,还没有去看他们。我们不能满足这样的情况,要继续前进。当时两万多人,一围上不好办,只好到这里来。今天你们等久了,我5点半到天安门,看着你们上车我才离开。”

“关于同学们还要求见到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他们也想见到你们。但是,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的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他脑子用得很多,需要好好地休息。我今天和他同车,是我亲自送他到休息地点的。康生同志快出国了,要代表我党出席阿尔巴尼亚的党代表大会,目前他正在忙着做准备工作。江青同志,有的同学15日座谈见到她,你们看到她身体比较差,这两年来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该让她休息。所以,我今天没有去惊动他们3位。”

众人高呼:“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

周恩来:“我一定向他们转达你们的意见。”

6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在北京参加完接见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总团的头头们正在紧张地开会,他们刚刚接到周恩来秘书的通知:“今晚总理要接见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代表。”规定去7个人,约好由国务院派车到他们的驻地灵镜胡同联络站接人。

这7名代表来到中南海,周恩来先问每人的个人情况,轮到徐卫河,刚报了名字,周恩来突然问:“你是徐深吉的儿子吧?”

哈军工电子工程系的徐卫河是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徐深吉中将的儿子,一直是“造反团”总团参谋班子的成员。

周恩来仔细了解哈军工和哈尔滨市的运动情况后,对徐卫河说:“你们这些高干子弟千万不要介入派别斗争。积极关心‘文革’,参加运动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当头头,不要参加领导班子,让工农子弟去负责。你们可以到外地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全国‘文革’的大好形势嘛。”

徐卫河当即向周恩来表态:“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从总团核心组退出去。”

第二天上午,徐卫河回到灵镜胡同,把周恩来的意见向总团头头们做了汇报,周涛、贺铮等几位高干子弟都表示立即退出总团,到南方串联去,徐卫河又组织起“造反团”中的几个活跃分子,到广州串联去了。

  7、同日下午,清华大学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

  

10月19日

周恩来就北京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李先念去参加20日下午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要求提供3辆宣传车在街上播送李先念讲话录音事批示:“参加大会可以,提供3辆广播车在大街上播送李的录音不可以。”

周恩来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谈话,安排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10月20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代表,劝说他们:

“我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他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主席的思想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针。我今天讲这么多,就是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清华的同学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检查,主席还不赞成。主要是考虑群众大会一开,就不好收场。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多考虑后果。你们不能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

有代表提出:“刘少奇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一次开代表大会都提。你们青年人热情很高,但你们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你们不了解实际过程。”

当问及毛泽东在党内是否是“少数”和“炮打司令部”问题时,周恩来答道:“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时就确立了。现在毛主席的威信是蒸蒸日上,谁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

当天,周恩来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21日或22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50万至100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立即让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

是日,周恩来从毛泽东处出来后,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10月21日

周恩来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肖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

 

10月22日

1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检查上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2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3与此同时,周恩来帮助刘少奇修改《检讨提纲》。他在《提纲》的十几处地方,写了1000多字的批注,订正了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地方还加重了批判的分量和语气。但是,批注中没有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4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提纲》退还给刘少奇,并且写了一封信:  

“少奇同志:粗粗地看了一遍,注了几点意见,并没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能说是成熟意见,送上只供参考。”还注明:“方才将我注的意见,同陶铸、富春两同志谈了,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5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后,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6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说:“‘炮轰司令部’问题,有的轰得对,有的轰得不对;如果是坚强的领导,站出来不怕轰,不怪同学。上海轰了两次。当然不要一点材料没有,就要人家承认是黑帮,你总得有些材料。错误路线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立场;长资产阶级威风,而不是长无产阶级志气。和群众站在一起,先作学生,后作先生,才不犯方向、路线错误。怕一两天,不能光怕。毛主席、林彪同志我们不怕,一般领导干部都有点怕。怕过去就行了,而有长期怕的。由不相信群众到对立,要压制群众,这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就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路线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坚持错误不改,有可能滑到敌我矛盾。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你们不要什么都怀疑,照你们这样说,那就‘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你信任的东西就要坚信不移,坚信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信不移。”

71966年10月份以来,周恩来、中央文革多次接见北京“三司”少数派代表,支持少数派造反的态度愈加明显,引起了多数派学生的疑惑和不满。越来越多的多数派学生聚集在大会堂西门,强烈要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接见。

10月2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北京18所大专院校多数派代表和全国25省市红卫兵代表,近100人。他说:“同学们:很对不住你们,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很多天,因为有些问题我们自己还没有讨论。10月6日第三司令部开誓师大会,我们去了讲了话。9日第二司令部开会,正好赶上我们也开会未能参加。我们商量,派周荣鑫、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出席你们的会议,会后放录音。虽然我没有出席你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录音同样放给你们听。你们还不满足,你们的代表在西门外又陆续地来了,我们不能不接见你们。15日江青同志和我又在人大会堂东门,接见了第三司令部,也有第一、二司令部和外地代表,那是6号答应的。15号接见,主要是听他们的意见,外地同学提出26个问题。不过对他们的问题,现在还没讨论,忙于开会,抽不出功夫,对他们的问题也没有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记下,我能答复和能表态的,我讲几句。最后关于大方向的问题我讲几句。”

北航“红卫兵”发言,当他们讲到北航“红旗”抄了他们的总部、搜材料、抢广播电台时,周恩来问:“你们过去广播台是大家一起使用吗?”

答:“公用,叫联合广播台。”

周恩来又问:“我问你们一下,你们保赵如璋,不让到‘红旗’那边去检查,有没有这回事?”

答:“有这回事,我们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错误的。”

周恩来说:“你们这样说,对!你们犯了一点错误,刚才你们讲对了,是认识不清。请你们自己去搞革命,你们自己去认识,认真想办法和‘红旗’搞好关系,这样对立下去是不好的。”

北航“红卫兵”又问:“在同学中流传着江青同志说,毛主席在中央是‘少数’。最近有些谣言,说什么‘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毛主席占少数’等等。是不是真的?”

周恩来问:“写大字报没有?”

答:“没有。”

周恩来:“有传单没有?”

答:“没有。”

很多人说:“三司传的很多。”

周恩来说:“这些问题我问过第三司令部,他们说没有,也问过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们说不对。我没听到,没有大字报,没有传单,我就不信,信就没完了。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我们党一直是毛主席在领导,怎么能说处于少数呢?不可能嘛!我不相信。接见‘三司’时我和江青同志在一起,没有这个事情。我坚决反对你们相信这些谣言。”

北航同学又说:“第一司令部开除‘保’字号和‘修’字号的红卫兵,要重新登记。”

周恩来说:“哪会重新登记,不允许登记的整个组织就打成修正主义的?!哪有这样一回事?”

有人问:“陈伯达同志讲话中提到的‘修正主义红卫兵’怎么解释?”

周恩来说:“陈伯达同志说他没有说过这句话。陈伯达同志讲话,同学们都印发,他没有看过,怎么能算数?我的讲话,出的大字报也很多嘛,说我合稀泥,我的讲话印得多了,我没有审查,印发了我不负责。刚才讲第一司令部的问题,他们没来人,我得去问一问。被开除的不等于是修正主义,整个组织不会是铁板一块,就是领导有错误思想,不能把整个组织和领导混为一谈。”

接着,周恩来念了《十六条》第七条最后一段“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然后说:“是右派分子也要在斗争中证明,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现在是运动初期,顶多算是中期,学生放假要放到春节,还有4个月,6、7、8、9月份全算上,这是中期,还没有到后期。我是用十六条和同学们谈。我很赞成北航开门整风,自己整风这是好的,应该允许‘红旗’旁听。”

北航“红卫兵”说:“我们欢迎他们发言,帮助我们整风。”

周恩来:“‘红旗’长期受压制,现在看来运动中应该算是左派了。‘红卫兵’整风,‘红旗’应该去听一听,但不要说话,旁听,听清楚了之后适当发言。当然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

他接着说:“‘红旗’过去受压制,人家要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就是不去检讨。你们是受蒙蔽了。国防科委有一个副主任罗舜初,已停职反省了,他去过北航6次,有人说8次,据说开会时坐在地下,这样的接近群众,可是,他就是不让赵如璋去检查。中央的同志说了,他就是不干,我看他就不是一个好同志。赵如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对不住学生,一定要检查,烧掉整理的材料,可是罗舜初就是不让他去,就是要保护赵如璋,和稀泥!我说你要让赵如璋去检讨,赵如璋首先要说服红卫兵,不要压制,要说服多数,然后再去少数中检讨,然后双方开会求得统一。主席在8月打了招呼,要刘志坚同志传达,一定要让赵如璋检查;陈伯达同志立了军令状,以生命担保赵如璋出去没问题,他就是不放心;最后没办法,中央才决定停职反省。为什么不罢官呢?在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罢官,一般的都停职反省。看一看,经过考虑,看他在停职反省以后态度如何,看改正得如何,在群众运动中表现如何。当然,敌我性质的,有阴谋活动的要罢官。比如彭真、罗瑞卿……。如果没有阴谋活动,就不是敌我矛盾;只是在运动中压制群众的,一般只停职反省,暂不罢官。中央决定停职反省就是一个很大的处分。听说你们有部分同学去国防科委,要求罢官,这就不好了,这就过激了。中央已经决定,你们就应该相信。‘你左,我比你还左’,这样人家就不服了。你们开门整风的办法是个好态度,你们青年人要有这个勇气,敢于面对现实,正视错误,我们老年人得向你们学习,知道错就改嘛!”

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反映他们受到压制,周恩来听了以后说:“你们过去压那一方压得那么久,你们应该经得住一点压力,千锤百炼嘛!一千次、一百次,你们压一次就受不了?你们开门整风是好的,想想你们是怎么整他们的呢?例如邹家尤搞了某些‘东方红’的个人的材料,说人家是反革命,这些材料一律作废。8月4日我在清华就讲了,8月22日我又讲了,9月份在三个司令部全都讲了,特别是第三司令部的材料,直到中央正式文件(《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来,而工作组一直不退还,还保存、保密。对上边也是这样,派余秋里去问邹家尤,还不说,最后‘东方红’把5位副部长都拖去,找到了几个箱子,都是‘东方红’的档案。你们保护他干什么?很被动,你们上当了。”

为了澄清《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发布后在“黑材料”问题上的概念理解和政策实施中的混乱,周恩来说:

“我们一直宣布黑材料大概有这样的东西:

第一、 工作组对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把学生分成两派,从一去就这样做,揭工作组的是反革命派了。

第二、 排队,排队也不恰当嘛,排左中右。

第三、 检讨材料让被压制的一方检讨。

第四、 对支持工作组的就叫他们供应材料。

第五、 出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的倾向性,把反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反革命,把拥护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好的。

第六、 工作组组员记的日记,记哪些同志说什么话……

第七、 工作组会议记录。据我调查,大体有这样七类。”

周恩来说:“我在清华做了这些工作,让叶林检讨退还。我最近没有见到叶林。”

有人说:“叶林已经作了处理。”

周恩来:“那叶林的觉悟就提高了点了。关于这7种材料,工作组或多或少都有,无怪乎受压制的少数,你们不给,他就去抢了!我亲手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就那么老实?”

外院的一位同学为刘新权解释了一句,周恩来说:“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所以说这个问题早一点处理是好的,找人封起来,不然同学意见更深。这方面的材料写得那么多,对立起来了。现在离开了,社会上还要见面嘛!同学们不记这些,这是工作组的错误。所有的工作组都要自觉地解决这些问题,省得被动。叶林这样做了,觉悟就多了点。过去解放少数,现在解放你们!你们上当受骗,给你们改错的机会,改正错误轻装上阵,就愉快了嘛!允许人家革命。”

地质学院同学又讲了本院“东方红”的一些问题及有人提到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口号和地质学院“七个等于”的大字报。

周恩来说:“我看到了。要严于责已,宽以待人。先检查自己,开门整风。你刚才说从4号就开始检讨了,如果是真的,这是好的。‘东方红’有些群众是正确的就支持,联合行动。对方不信任你们,不联合行动,你们要主动。不要过多地指责对方。”

当地质学院又讲了“东方红”拿大帽子扣人时,周恩来说:“你们过去说他们还不多?千锤百炼嘛!”

当地质学院同学讲到一个战斗队被迫在马路上办公时,周恩来说:“这也是锻炼嘛!你们在西门外等了几天几夜,你们有坚持性,你们在学校马路上办公,也是考验嘛!”

接着,周恩来又分别回答了北医、机械学院、矿业学院、农大等院校红卫兵提出的问题。然后,解答了16所院校10月9日大会主席团联合提出的7个问题,其中关于10月9日大会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确实在开会,派了周秘书长、谢镗忠、高扬文三同志去参加。15日答应接见第三司令部后见你们。如果等到把问题讨论完,就等到下月了。你们要见我,责任在我身上,我和文革小组的意见是一致的,怎么能说不一致呢?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一样。不然一个人的讲话放放录音就完了。在无产阶级思想范畴里,允许个人的独立思考,要不然就不用见你们了。”

当问到政法学院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杨秀峰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一是武装,人民解放军;二是法律机关、公安、检察、法院;三是宣传机器,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点我们要紧紧掌握,不能什么人都可以去搞。到政法部门可以去串联,但跟其它部门应该有所不同。四大民主、六大自由,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有这么大的民主,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你们大了才会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

最大的民主还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最高限度下的民主,最大限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法院、公安、监狱不要随便进去,串联可以,但不要超过一定限度。”

“杨秀峰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但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去游街,那还象什么话?……只要你们大方向对,过去你们搞错了,改正就行了。”

8是日,周恩来又接见全国半工半读学校部分师生代表。在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首先肯定:“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不仅见诸于《毛主席语录》中,并且早在毛主席青年的时候,他就曾经赞助过勤工俭学。”

周恩来回顾了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的勤工俭学和半工半读的历史,指出了半工半读学校中学习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生产部门已经将学校学生的劳动列入了生产计划,因此,半工半读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放假闹革命,就等于把的计划冲垮了?”

“我们从以学为主这个角度考虑,只能放假。以工为主,当然就不能放假。主席这段话就清楚了嘛!你既然叫学校,不管你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全日制、半日制,你总是以学为主,这点要肯定,因为你要经过学习,发展德、智、体三育,要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你是在学习过程中,是以学为主,又搞工业劳动、搞农业劳动,又要兼学其它,学军事,还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你们今天还是学生嘛!他又不能说你们这个半工半读学校的不是学生,是徒工,他又不敢叫这个名字,是不是呀?如果他招的是学徒工,你们就没话讲了,你们是去学徒吗?那就是在这个工厂范围啦!叫半工半读学校,那就得放假闹革命。(鼓掌)陶鲁笳,我破坏你的计划啦!(鼓掌)但是我也另外给一条出路,他说有一些人愿意劳动,工厂又需要劳动,如果确实双方愿意,那就把这部分改为学徒工,以工为主,兼学习好不好?(众:好)由他们自愿去解决嘛!他可以叫做学徒工,凡是学校,不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半日制也好,统统以学为主,凡以学为主的学校,都要放假闹革命。”

“你们半工半读学习中的补贴应该照发,你们不劳动,工资是不是全部发?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学徒工的状态,不是半工半读,如果你们是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学校,第一劳动不会那么长时间,第二工资不会那么多了。半工半读顶多是补贴,不应该全劳动。八小时劳动还学什么?也许三小时,四小时。那么工资不会那么多了。以前欠的工资应该照发,工厂的,可由我们经济委员会通知他。”

“以学为主就是放假闹革命,以工为主的就要转为学徒工。第一选择以学为主,就要放假闹革命;第二如果愿意多拿工资养家就选择学徒工,就要转为以工为主,同样还是闹革命,但是劳动为主,这是工业啰。

农业方面,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有生产基地,不靠你们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可以给你们继续放假半年闹革命,回去将来再好好劳动。”

 

10月23日

1周恩来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他说:“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阻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开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

接着,周恩来在中央各部委的会上说:“看来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重要,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两条道路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个问题,10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来了,十三期《红旗》社论讲得更清楚了。但是,看来阻力还很大,关于执行军委10月5日的指示,一定要贯彻,要认真照办。10月6日陈伯达同志与第三司令部同志讲了话,也说了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宣读了10月5日指示。

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现象,北京医学院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原来院校多数派同学(即工作组派)自动组织起来,提出要开门整风。经过一系列工作他们认识了过去作错了,他们自动提出开门整风,自己进行了批评,并请原来的少数派(革命造反派)参加,这样做的效果很好,这种现象很值得提倡,这样推动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现在这样做法,革命派对他们也是理解的,现在他们学校(北京医学院)大方向一致起来了。

现在革命队伍中有几种情况:革命坚决积极派(即左派),另外一派部份是处于中间状态的,还有一部分是处于保守状态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对他们要耐心的工作,不要把他们统统叫作保皇派,这样两方面都容易接近。工作组的同志应勇敢的把责任担当起来,帮助处在保守状态的解脱自己的处境,不能把责任推给学生。这样可以避免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发生。有利于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最主要的要学习十六条,特别学好二、五、六、七等四条,给它弄清楚,要好好学习。

关于档案问题,要按政策原则办事,把所有规定的要彻底处理,在属于规定之例的,向同学讲清楚,当众销毁,避免扩大彼此的对立。以后各部委要多担责任,过去归北京市委管,现在各部委要多担责任,不要推给北京市委。”

2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全体会议,刘少奇和邓小平分别在会上宣读了经由毛泽东修改的检查。刘少奇在10月23日的检讨稿中说:“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详见附件6:《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稿》)

邓小平在检讨中说:“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作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附件7:《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稿》))

 

10月24日

110月23日晨来到《人民日报》社对《人民日报》10月22日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提意见的北京市院校师生,一直到24日凌晨3时还没走,他们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唐平铸,向周恩来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人民日报》10月22日的社论发表后,各院校将有大批革命师生外出串联,有可能导致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遭到夭折。”

周恩来听取了详尽的汇报后,作出口头指示:“情况已经了解了。现在在北京的外地学生还很多,每天只能走十几万,根据这两天的情形,北京的学生每天走了四至五万。中央已经研究这个问题,准备发一个通知。大致上有这么两点。

(一)北京的学生不要忙于出去。要让外地学生先走,北京的学生可以留在原校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二)长征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要下决心,要有很多的准备。不要说走就走,不是说到那里就到那里,这里得有计划。比如:我们要到大寨,可是那里只能容纳几十个人,走多了是安置不下的。”

接着,陈伯达又接见北京市学生代表,解答他们对《人民日报》10月22日鼓励徒步串联的社论提出的问题。他说:“谭力夫讲话我看了,这是一篇大毒草。你们要学会批判这种文章。要批判得好,就要接受经验,脑子里要有油水,芝麻油也好,花生油也好……你们如果不能把谭力夫批判倒,你们还搞什么革命?”

他鼓励学生们徒步串联:“走路,就是叫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榜样,熟悉我们的社会,熟悉千百万群众,熟悉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各个方面。这样,你们就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结合毛泽东思想写文章了。对不对?(对!)谭力夫走在你们前面了。他是坐火车走的。坐火车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

同学条子:“您谈的精神我们支持,但是我们学院去了1300人,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怎么办?”

陈伯达:“我劝你们也去,回来了再搞批判,步行去,步行回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扫四旧,是个长期的事情,去半年回来还不晚……可以去半个月,也可以去半年、一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一是到群众中去,了解有什么要批的,这样,文化大革命就多种多样了。破四旧,都破些什么呢?那么大的天地,你们还不知道怎么破呢?知道了,了解了,才能破。你们步行就是准备大斗、大批、大改,有力量的斗,有力量的批,有力量的改。”

2周恩来发出《关于学生徒步来京的电话紧急指示》:

一、《人民日报》发表的徒步来京的消息和社论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不是《人民日报》自己决定搞的。

二、同学们有不同看法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这两天可以暂时不报导这方面的问题,过几天中央了解情况再说。

三、徒步串联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不会一下子都走光。

四、同学们提出来,人走了怎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多数同学来说,主要是进行教育,要彻底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

你们过去反对工作组,批判错误路线是正确的。有些人出去了,他们可以得到锻炼,你们仍然坚持正确路线,思想就容易统一起来。

3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进入各组讨论。

谢富治在第五组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进行了批判。谢富治说:“刘少奇右倾思想是一贯的。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搞私人势力,分裂党,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起而代之。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三十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

“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

当谢富治揭发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犯有逃跑主义的罪行”时,在淮海战役中担任中野三纵队司令员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站起来反驳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他又指着坐在身旁、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回答:“不知道”。

作为老下级的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说:“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谢富治端着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叶剑英在第二组发言说:“主席讲,很多问题都揭出来了。会议再开下去,调子越来越高,势必打成黑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样对全党全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主席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

5是日晚,毛泽东听取会议各组讨论当天中央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会。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了对刘少奇、邓小平检讨的讨论情况后,毛泽东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

“有什么可怕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

毛泽东问刘澜涛:“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答:“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说:“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

毛泽东问周恩来会议情况,周恩来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当宋任穷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

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毛泽东问李井泉:“廖志高怎么样?”

李井泉答:“开始不太通,会后一段较好。”

毛泽东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

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

“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与彭真不同。

“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泽东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答:“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毛泽东说:“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

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说:“大权旁落。”

毛泽东说:“这是我有意大权旁落。现在到处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一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新四军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王、李没改。”

周恩来插话:“李立三思想上没有改。”

毛泽东接着说:“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说:“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们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闹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思想工作。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论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说:“这个人很懒。”

毛泽东接着讲:“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毛泽东:“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说:“还是要保。”

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毛泽东:“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周恩来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

毛泽东:“要什么准备,走到那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

10月24日夜,毛泽东对陈伯达讲话的最后修改稿批复:

即送陈伯达同志。

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泽东

十月廿四日廿三时

 

10月25日

1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这次会议的主题发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详见附件4)

2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1966年10月25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这是一件事。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么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伍修权,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3、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何而来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表现在怀仁堂几次会议上的汇报和决定的一些问题。正当毛主席提出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之后,为什么会出现错误路线呢?我在十月十六日的报告中提到对错误路线有提出者和执行者,但各有轻重不同而已。有些同志有些委屈情绪,为什么错误路线的创造者就不出来承担责任?

  即使是错误路线,也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但如果指出以后,犯有错误的人还不改正错误,那就有滑到反革命边缘的可能,到那时矛盾就转化。

  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历来是一、二个人或一个很小的集团搞起来的,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所犯的路线错误就是少数人搞的。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说穿了,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

  在怀仁堂的会议,主要就是他们两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的样板去办。这很明显是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立的,中央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路线能在全国推行呢?这是因为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路线,不是站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场上。把一场有世界意义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刘邓搞得冷冷清清。

  刘邓的办法,是孙中山训政时期的办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把群众看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诸葛亮。把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企图按照他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进行。这条错误路线是刘邓联盟搞的。对刘的错误大家了解的较多,对邓是不了解的。对他的大字报也不多。其实邓的问题是很明显的,而且也是很严重的。工作组的形式,便于执行错误路线。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后台是少奇,邓的女儿在师大附中,后台是邓,刘的女儿到清华附中,也是有后台的。这里是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工作组撤出之后,还是有人在那里操纵的,那里许多消息比我们还快,他们顽固地掌握学校的统治。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他就要实行残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见的人,用各种办法把他们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办公厅来谈问题,还有二个人押着来的。那时主持清华大学工作的是王光美,后台是刘少奇,把蒯大富打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是严重违反了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对全国都有影响的。

  邓是错误路线的急先锋,没有人批评他的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凭他的聪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科全书,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不做调查研究,净乱决定问题。

  每次开中央会议,他是以批评为主,对于其他大事无所用心。对群众是不接触的,对群众路线不感兴趣,可是什么事他都爱“拍板”,总理也只好陪绑。要同邓谈问题,真比登天还难。

  一九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条时,邓搞南三区、北三区分开搞,也没有和主席商量,主席批评说:“哪个皇帝决定的”,以后陶铸打电话,叫北三区的到南三区来开会,而邓当时坐火车游遍全国,不做调查研究,不了了之。对国际反修做了一些工作,但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主持的。在北京起草的二十五条反修的纲领,根本不能用。以后到杭州,主席亲自搞了二十五条。

  去年起草二十三条时,主席对刘邓也批评过,主席批评两个独立王国,但没有触动他,这次批评错误路线还没有触动他。

  刘邓的思想作风是和毛主席对抗的。邓的面貌如不在全党搞清是危险的,他同刘是打着一样的旗帜。

  去年九月中央会议,如果党中央有一两个搞修正主义的人,就会把中国变颜色。苏共的教训,只要一变,就会有很多糊里糊涂的人跟着跑的。

  六二年搞包产到户也是邓说的。六三年提出一、二线的问题,主席退到二线,这是组织上的措施,邓以为大权在手了。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但刘、邓利用毛主席休息时把错误路线往下推行。有些地方的同志错误路线很适合于他;有的同志自己的世界观未得到改造好,习惯以势压人,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有的是盲目地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现在只要犯过错误路线的人回头,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就是好的。我们还是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再去做先生。我们的年龄也不轻了,不要再跌交子了,跌了的爬起来再走。刘邓的错误路线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但是时间很短,只要主席一点破,他就不能得逞了。我们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们党还是兴旺的,现在要求我们大多数同志,当错误路线一指出来,赶紧清醒过来和错误路线划清界线,现在刘邓并没有承认错误,他还想进攻。最近中央组织部的乔明甫同志说,代表中央的是刘、邓、彭,还有的人说邓彭是实力派。

  我们有些同志在组织上、工作上,必然要和他们发生关系,清醒过来就好了,我们批判反动的错误路线,要有无产阶级无所畏惧的精神,只要一切为无产阶级事业,党的事业,我们有什么不能丢掉呢?毛主席在七大上说过,只要我们一想起先烈,还有什么不能丢掉呢?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所丢掉的是锁链,是压迫。我们丢掉的是思想上的错误锁链。这对全世界的革命是好事,对个人是好事。现在刘邓还未丢掉错误的东西,邓这个人更顽固,现在有人说十年以后再算账,这是郑天翔说的,我们这些人年龄老了,更要看破人世,为世界革命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

4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一个方面是经济,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

通过军事战争,推翻一个政权,这是暴力的行动。我们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四年的时间(当然以前还有很多年),就把国民党打垮了,我们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于搞两种所有制的革命,即推翻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时间就短些。可是,另外一个战线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曲折的斗争,这就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这要比取得政权需要的时间更长,比搞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苏联的革命胜利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你看它的资产阶级思想肃清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思想增长了多少?五十年来的一个结果,斯大林死了以后,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产阶级采取新的形式来复辟,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复辟的。除此之外,不单是苏联,还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胜利一、二十年,因为这一方面的斗争没有抓紧,放松了,因此革命停顿、倒退、复辟等等现象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一点的话,我们同样的要发生像苏联那样、南斯拉夫那样的情况。苏联搞了近五十年,今天修正主义上台统治。我们如果不始终一贯地来抓文化革命,也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毛主席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把文化革命当做国家大事,当做政治。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意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

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国内任务来说,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搞经济建设以外,就是要搞文化建设,文化方面的破和立。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尽管以代表全社会的面貌出现,但是,实际上是代表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劳动人民的思想,在过去那些时代,不能占统治地位。而劳动人民大部分是长期被愚弄的,被欺骗的。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路线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地来开展这个斗争。斯大林搞了几十年,并没有解决这个斗争问题。毛主席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我们来解决,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看来远远不是几十年,恐怕是百把年或者是几百年,才能够肃清旧的思想。当然,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的对立在将来的社会也是存在的,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它总有新旧对立的。这样,就必然还有一个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总有新的要反对旧的,也总有旧的要保存,不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情况,同今天我们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有共同点:新的要战胜旧的。

  相信将来还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斗争。所以,这个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进行的。

  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旧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最本质的旧,旧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人类社会没有文字的历史,那是很长了,至少是五十万年。地球的形成有六十亿年,这是科学家的一种说法。可是在人类有文化的期间,这几千年,都是阶级社会,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各式各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可以分成十样八样二十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土地也好,工厂也好,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象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详见附件8:《10月25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知道十一中全会内情的中央组织部300多名群众,要求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车赶到组织部,劝阻他们,跟他们说:“刘少奇、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

这天,北京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林学院、农机学院等院校的部分“三司”红卫兵,就《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又到《人民日报》社。下午,陶铸在国务院接见了这些代表,反复说明徒步串联的伟大意义。

蒯大富表示:“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只靠学生,我认为同学到工农中去宣传是很好的。”

师院一位女同学:“这样搞空城计了,给那些不承认错误,要避难的同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样两天就走光了。”

陶铸:“物质不灭定律,反正总共1400万人,不在这儿就在那儿,都在中国,不会在外国。事实上不会走光的。”

师院女学生:“物质不灭定律,是一个物理定律。但对人类阶级斗争不适合吧?为什么社论一发表,首先要走的是多数派?”

陶铸:“你们学校走了多少?”

师大女学生:“已经发了总动员,制定了长征跋涉计划,这样全北京都走光了。”

陶铸:“如果是步行走光了,我们负责把同学给你们找回来。大串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以后还要扩大,没有这样的大串联,全国的群众发动不起来。”

有同学问:“这篇社论与《红旗》社论关系是一致的吗?”

陶铸答:“是一致的,都是搞阶级斗争,批判反动路线,没有社论时,多数派要去,你们能不能制止住?”

同学答:“能制止住。”

陶铸说:“据我知道,人民大学就制止不住的。这么大的事情(大串联)我们还要去宣传呢!今后还有许多这样的文章要发表,靠内因是重要的,但外力是很重要的,有些地方没有外力帮助就不行。”

唐平铸:“我刚才听陶铸同志的讲话和同学们的发言,大串联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据我们知道的,毛主席对这个非常赞扬的。我认为住在北京的学生不能出去了,必须很快地卡死,应该很快地采取措施,北京的同学不能坐火车出去,步行出去也要很好的组织。”

陶铸:“现在4点半了……”

一个同学:“陶铸同志的讲话,我们觉得不适当。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同志接见我们,这是强烈的要求,交一张批判社论的大字报。”

陶铸:“同学们,现在社论谈话,你们有你们的意见,你们认为这是阴谋,这不是阴谋,是党中央批准的,毛主席批准的。还有重庆报导可以压几天,如果对批判反动路线的影响很大,就可以迟几天发表,可以通知本市学生缓出。大串联绝不是什么阴谋,只要把这火烧得更大。今后我们可以在社论中加上你们的意见,社论不能推翻,不能改变,这是中央的决定、方针。”

同学:“我们要求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同志接见,不接见我们就在这里等。”

陶铸:“我们负责把你们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不过我希望同学们还是回去,你们是第三司令部的,我们同你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清楚的么,我们是坚决支持你们的。今天谈到这里,我们还要赶去开会。”

6是日晚,在北京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林学院、农机学院等院校部分“三司”红卫兵学生的强烈要求下,陈伯达、戚本禹、关锋在《人民日报》社接见了这数百名红卫兵代表并讲了话。陈伯达说:

“最近一个多月我没到《人民日报》来,今天下午我才看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这篇社论。写得还可以,看得下去。但有缺点。是一篇看得下去的社论,只是写得不周到,不完全。同学们可以提出质问,质问是有道理的。发这篇社论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思,是中央的意思。表达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他明确表示:“中央赞成步行串联。这不是简单的方式方法问题。”

他说:“走路,就是叫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榜样,熟悉我们的社会,熟悉千百万群众,熟悉我们的伟大祖国的各个方面。这样,你们就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结合毛泽东思想写文章了。对不对?”

众答:“对!”

陈伯达接着说:“谭力夫走在你们前面了。他是坐火车走的。坐火车不算高明,步行才算高明。”

有人问:“走多久?”

陈伯达:“你们愿意走多久?可以走三个月,可以走半年,也可以走一年。”

有人问:“有没有假红卫兵,修正主义红卫兵?”

陈伯达:“前些时,我接见外地来的一批学生,说有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红卫兵,有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红卫兵。不是说有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修正主义的。这个问题,有人要把我揪出来斗,这没有什么。有些红卫兵,如谭力夫、方立功,他也叫红卫兵,这还不是假的?这是个别的,少数的,一小撮,他们是在败坏红卫兵的名誉。他(方立功)没收了什么人的财产,当成自己的,有两辆汽车,开车司机归他管,有两个男秘书,两个女秘书,录音机、照象机、摩托车。这种人也叫红卫兵?我原来是说一些红卫兵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被修正主义路线蒙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修正主义红卫兵’。对于一般红卫兵的组织,不要分真假红卫兵。我补充,纠正我原来的说法。可以吗?“

大家答:“可以!”

有人说:“不赞成陈伯达的意见!对一切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对红卫兵也要一分为二。”

陈伯达说:“我们要把受蒙蔽,影响的红卫兵争取过来,不要歧视他们。”

有人提出:“‘怀疑一切’的口号对不对?”

陈伯达:“我的意见,有问题,可以怀疑,可以批判。如果:‘怀疑一切’,是指对一切事物都要思考、考虑、思索、加以分析,那是对的。把怀疑一切变成否定一切,就不对了。这样说是不是好一些?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中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善于思索。经过思索,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没材料,思索也是空的。没有油,灯就不亮。你们可能是几百盏灯,社会主义的灯,无产阶级的灯。没有油,灯光就没有了,灯就不亮。所以,你们要接触社会,接触群众。这样,象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就能得到大量的材料,就有思索问题的原始源泉。不然,你们就不会运用毛泽东思想。”

有同学称陈伯达为首长时,陈伯达说:“我不是首长,我是老百姓,我们都是同志。”

众人鼓掌。

有人提出:“《人民日报》10月22日的社论,是同《红旗》十三期社论抵触的。”

陈伯达说:“22日社论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我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十三期那篇社论的题目是我定的。我并不是要用这篇社论取消那篇社论。不是要让北京的牛鬼蛇神舒舒服服的,不斗。不是让全城全校都走。社论里没有这个意思。”

“欢迎大家提意见。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

“有人说发表这社论‘有阴谋’,我认为是没有阴谋的。”

有人宣读大字报,仍然说这篇社论是“大阴谋”。

陈伯达:“社论有疏忽之处。我代表《人民日报》接受大家的批评。大家对《人民日报》提意见,是好的。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个警告:要有高度警惕性。党的机关报,稍有疏忽都是不好的。大家批评是有道理的。可以要求再写一篇补充这一篇。不能因为这一篇文章就判成死罪,那样就不能再写文章了。

我没想到对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么大的抵触。这证明你们政治敏感比我高。

《人民日报》社论,只是建议,谁不同意,可以不照做。”

“今天的事,不能怪同学们,要怪《人民日报》本身有缺点。看他们什么时候补过吧!”

有人喊:“明天就要!”

陈伯达:“来不及。有些问题,要容许人家有考虑的余地。‘最后通牒’这种方式不一定很适当。红卫兵提了很多好建议,有的已经接受,还有许多我们正在研究。”

关锋和戚本禹进来,替换陈伯达和唐平铸。陈伯达说:“就谈到这里吧,把他们两个也解放了吧!”大部分同学同意,鼓掌欢送。

他们刚走出会议室门,师院一同学又用扩音器喊:“要求关锋、戚本禹两同志回来听我们汇报情况!”有一些人鼓掌。关锋、戚本禹就又转回来。师院那个同学讲完以后,有些不同意见的同学发表了意见。又有几个同学谈了一些情况,说陈伯达讲的话前后不一致,又提出疑问,再次要求中央明确表示意见:提倡步行串联,是不是中央意见,这样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进行?

戚本禹说:“关于出去串联问题,你们可以讨论一下,自己应考虑留多少,走多少,我看问题不是那末严重。这篇社论有缺点,没有提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再写篇社论。”

 

10月26日至28日,各小组继续讨论。

10月26日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从未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

“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

 

   10月28日

是日晚,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6年10月28日
  昨天各小组分组开会,研究了具体问题,征求了各省、市的意见,今天向主席、林总请示,经过他们同意,今晚作原则的回答。

  会议开得很好,主席说:“前一段开得还不那么好,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大家要经受得住考验,敢字当头,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目前的形势还处在运动的初期阶段,运动还可能持续五年到十年,主席说五年才能取得经验。那还不是初期吗?一浪推一浪,运动是方兴未艾,继长继增,欲罢不能。运动的规律要逐步认识,逐步地摸出规律。从乱中摸出道路来。要把我们脑子里的旧东西冲击一下,每个人都要自己放在运动中去锻炼。出修正主义不是不可能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都有可能出现,如果不提高警惕,不提高认识,那就有可能,不能再稀里糊涂的啦!像林总说的那样,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掉了哩。这不能仅仅看着是个人威信的问题,要看成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在运动中经受锻炼,(举了几个人)经得起考验,就更有威信了。大家要下定决心,大好机会不要错过,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要在群众中进行锻炼。现在我来回答两部分问题。

  第一部分:

  (一)两个会如何传达的问题:主席提议各省回去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赞成要开公开的会议,不要开秘密会议。你们下车以后有可能被(红卫兵)捉去,所以中央要发布公开通知,宣传讨论,对红卫兵讲清楚,让你们好好传达,集中精力开好会,抽出几个同志处理接待工作。昨天,河南大学学生到中南海,预先并没有通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两派斗争,既然他们来了嘛就不能让他们静坐绝食,要让他们吃好,睡好,不然,又要叫刘澜涛、霍士廉笑话我们。这是学习,群众逼着我们学习。红卫兵参加会议是不行的,因为这是党内高级会议,红卫兵不能参加,实际上一说就通了。

  (二)传达的内容和范围:刘、邓检查要发到县、团级,是否要扩大,须进一步考虑。

  林总、伯达的报告,按主席的指示发到支部和红卫兵小队。伯达要求街上的乱传的稿子要收回,不要传出去,一句话说错了,将来就不好变,修改后两本同时发下去,好满足要求。

  (三)林总和伯达的报告要分两段传达。先在三级干部会上传达,吃透了再发给支部和红卫兵小队,这是主席想的,想的很周到。会议结束后再向下发。各省会议时间最好大体一致,免得互相冲击。主席廿五日的讲话,也要向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如何向下传达,以后再通知。

  (四)其它文件(简报、会议材料)大区、各省可带回一份,中央各口可带一份,如果机关不保险,可以放在军区保存,省市、各部不带回文件了,因为自顾不暇,如谭启龙。

  (五)对文化大革命这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如大区、省、市委。(主席意思,天津可恢复直属中央,减轻河北的负担。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属市再加26个省)大区、各省、市委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初步设想,在春节前告一段落。中央各部的运动,也在春节前告一段落,是否能办到,这要看那时的情况,这是设想。富春曾设想,部、司、局长十月半结束,但现在已过了,现在有不少部长被学生扣起来了,比如吕东、荣高棠被扣,开会时还没有回家,仍在学生那里进行争论。主席说春节前初步告一个段落这是设想,不要以此为限。也不要以为春节后日子就好过了,要考虑还有反复。昨天,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去时主席说:“你是常指挥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才好。”结果打了胜仗,打得很好。常胜将军也要准备打败仗。总之,要时常准备两手,不要限制在一手。

  第二部分:有关政策和措施。十六条订了,还要经常补充,事物是发展的。

现在回答几个问题:

(一)革命大串联问题。

  这是学生的创举。革命的学生冲破了我们多少次的设想。主席不是说了吗?一张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把运动推动起来了。由学校到社会,由北京到各地,全国大学生不到二百万,到北京的已经有五百万了,这里面有许多重复的,有出去的,有回来的,有转车的。中学生不是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原来打算一百二十万到一百五十万,现在到二百万。来就来吧,来了也就得住了。原来估计九百万,现在不行了,一百二十万的时候北京就哇哇叫,主席说:来就来嘛,三百万也能住下。

  我要告诉大家:

  第一件事,十一月十八日以后各地师生都要回去,天气冷了,学生病的不少,先让外地的走,北京的学生先不要出去,十天内不要出去,这对照顾外来学生有好处。招待不了,要外来的学生自己做饭、扫地。还有徒步长征进行串联的,要摸出一套办法再实行,不然他走累了,在半途上要上火车,那就更被动。

  第二件事,十八日以后来的,已经一百三十万,我们说准备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八十万,主席说要增加到二百万到三百万,现在一天二十万,要很好准备,十天以后有可能超过二百万。林总说,要研究如何接见,开始接见在七十万到一百二十万,现在二百万以上,得多想几个方案。

  第三件事,北京准备同一时期接待二百万到三百万,同时南方城市也要做好充分准备。冬季燕子要往南飞,上海、武汉、成都、广州……等,不要想十万就不少了,不要一百、二百万就叫,上海准备二百万人不算多。要做好充分准备,要迎接大串联的高潮。

  第四件事,还有经过北京转车的,停留的,希望铁道部想一套办法,吕正操问我怎么办?我说,办法要你想,否则咱们换一下,我就去当部长,越接近基层越有办法。

  第五件事,拟定一个徒步串联的办法,不能中途上车,那就更被动,特别是在东北已有大连、蚌埠两个例子,要时时宣传,还要订出一个计划,还要设想行军式的全程徒步串联,还要搞军事训练,设联络站,让转业军人去协助,真正做到备战。

  第六件事,国家给什么补助?大连来的十五人每人给二十元太多了,大大超过了助学金。我们设想把助学金给他们就可以了,不然贫苦学生就不能串联了,粮食按定量发给自己,超过的国家补助,希望各地把办法搞出来,逐步修改。串联十二月开始到六七年暑假,要搞各种试点。

  (二)红卫兵问题。

  红卫兵主要还是学校的红卫兵,三十岁以下的革命的青少年组织。学校以外的农村公社、生产大队、城市的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一般的不要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的可以保留一个时期。不发展、不串联,看前途如何。全国广大团组织瘫痪,将来是否红卫兵能代替青年团的作用呢?青年团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红卫兵可能加入到青年团里来,改造青年团,因此不能完全否认农村、工厂、企业、机关的红卫兵,可以等等,看看怎么办,要蹲点,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主要是看领导。

  思想问题和政治态度问题。思想上,红卫兵成员总是要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先进的少数总是要团结多数,孤立极少数的右派,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发展,不管处在哪个时期,哪个阶段,总是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这是辩证法的规律,这是主席的思想。任何时候都有左、中、右,连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目前青年还有一个政治态度问题,在成年人里,思想和政治态度是统一的,青年人的思想变化很快,要经过多次变动才能固定政治倾向,不能一次就看出左、中、右,不能因他受工作组操纵蒙蔽,就说他是右派,他还是要变的,过早的肯定是不实际的。我与几个方面的红卫兵都谈过话,就是在十六条宣布以后,也还是这么个情况。

  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我和在京的外地的红卫兵谈过话,他们是革命青年组织,说他们是保守派,他们也承认,说是右派,保皇派他们就不干。有的同志接近最多的是多数派,如王观澜到农大就被多数派包围起来了,他就不能兼听则明。我到清华,就先找反面的蒯大富同学,两方面都接近,不先入为主,青年的思潮是起伏不定的。不要过早的盖棺定论嘛!这样可以教育多数,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教育保守派。要民主集中制,在最大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现在主席这个思想开始实现。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了,今年又印发了,但未能行通。我们习惯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别人指鼻子骂,就坐不住了。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主席说:“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要敢于造反。”林彪同志也说:要巩固政权,中心问题是掌握毛泽东思想,要学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无敌的了。那样我们的头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丢掉了。要掌握这一点就要很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提高嗅觉,明辨是非。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敢于坚持,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当然也不要骄傲,一骄傲就容易走向反面。青年一起来,我们就受不住了。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给红卫兵讲了民主集中制。他们要关人扣人,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不好?现在就来接班了?主席说,五四运动当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们说,给你们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呀!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至少有三条:

  一是不准动解放军。解放军是最可靠的专政工具,不能不尊重解放军,有缺点有意见可以送小字报来,而且解放军还保护你们,解放军还有纪律,不生气,不动手,不还口,打伤了也不开枪。不过你们打解放军那可是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解放军可不好呀。

  二是法院、监狱、公安、档案等专政机关,你们不能代替,有意见可以提,人选不当可以改,有错可以承认,但不能代替,不要干预。

  三是宣传机关,新华社、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也是专政工具。红卫兵可以贴大字报,你们的稿子,报纸不能全登,这些不能乱,不能干扰,否则就会影响毛主席的声音。这是可以说通的。讲清利害,说清道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要把民主最大的扩大,可以将官僚主义、机会主义冲击掉。这就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有利于保卫民主。再就是政策问题,要讲清楚,例如罢官,你们可以提议,但是不能罢,你们团体的领导可以换,但不能将各级领导宣布罢官,扣人,抄家也不要搞。领导人的家不能抄,不能乱抄家、扣人,也不要打人和体罚。当然宣传以后,有的人也会再犯,但也不要责备他们,要再宣传。

  干部应该做到这样四条:首先要敢于挺身而出做工作,宣传政策;第二条热情支持革命群众闹革命;第三条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第四条站稳立场,不要什么都怕。

  关于徒步串连问题,不仅经过大城市,而且还要经过小城镇、农村,要接触农民、居民,接触社会。要锻炼也必须与工农兵相接触。要有计划、有组织搞,要欢迎他们,组织参加劳动,主动欢迎他们。

  (三)四清问题。

  社教要划分几条杠子,十六条以前的按社教对待,按廿三条对待。没有镇压群众的就不要检查了。在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以后,就要按十六条办了,按文化大革命处理。例如人民日报党组瘫痪了,派人去改组了,这是聂元梓大字报以后,派人去执行了正确路线。要看主流,如果说人民日报是修正主义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廿三条也是毛主席制定的,如果说是错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如四清工作队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镇压群众的错误,当然要检查。工作组要更精悍,依靠贫下中农、工厂的积极分子,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以四清社教为基础,以文化革命为中心,抓革命、促生产,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既是廿三条,又是十六条。当然问题也要看发展。

  (四)档案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过关的问题,这是我们搞工作组留下的后果。要以文化革命期间(五月十六日以后)工作组搞的档案为限,不是这个期间,不在此限,要有界限,不能没有界线。什么事都连在一起不好整。有错误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案件,可以专案处理。档案问题的处理,按中央补充通知办事。各级党委和工作组,应按指示主动处理。现在能主动的,就主动解决,被动的也应主动做工作,本级能解决的本级解决,本级不能解决的报上级解决,已被人拿走的,要回来,封存起来。工作组不行了,找部,部不行了,再找口来解决,不行,然后再找我们这里来。省委,大区、各部、各口都要过问,不然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说假话,不能放任自流,要变被动为主动,先要和群众站在一起,才有说服力。我们打算写一通知,今年处理方针说恰当些,和红卫兵一起处理。

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其他如小学开学问题,有的已开学,没开学的,也要开学。学校一个是革命化的问题,主要是要按主席教育方针办事,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小学校要以学为主,也要兼学别样,可以考虑五年一贯制,三、二制。(现在是四、二制)高年级的小学生要学主席著作,搞轻微体力劳动,也可搞军事训练,要改革教育,要改造教职员队伍,改造也有好的条件,转业兵有几万,大专红卫兵,还有在乡的知识分子,这些都可以改造教师队伍,这只是一个方向,还不能最近做,问题很多。只能讲这四个问题,抓住大问题,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就可以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得到锻炼。我们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晚年了,要认识到如何保持晚节,过好社会主义关。

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学习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许多精辟语句,如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最杰出的理论家,主席思想跟得很紧,把主席思想融会贯通,六○年以来写了很多东西,如农村工作六十条,六二年写了财贸决定,六三年写了国际共运廿五条前十条,六四年写了工业问题还未写成,六五年写了廿三条,六六年写了十条通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等等,都出自他的手中。我们要赶上去,错了要改过来,有生之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学习到老,改造到老。

 

是日晚,此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顺利结束。

 

关于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22日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都有记载。有关记载见本文附件9和附件10,本文不再赘述,请诸位读者见谅。

 

附件1: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林 彪
1966年8月13日
今天开会议论一下中央全会的传达问题,工作部署问题,文化革命问题,干部问题。我先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化革命问题。

前天晚上我同主席谈军队的文化革命问题,主席叫我向大家讲一讲,供地方工作参考。

现在军队里师级以下的单位,只搞正面教育,宣传文化革命的意义,学习文件,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军级以上机关,则发动群众搞大民主,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搞文化革命,大体上准备搞三个月。同时,在运动中解决机关的精简问题。过去我们提倡四轻四重,主要的是机关轻,连队重。但是,机关还是很大。主席说,地方上也要注意这件事。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思想革命,就是大破一切旧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的头脑,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业务,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各项工作。

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实际到思想。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从思想到实际。在实践中,又不断地丰富了主观,丰富了思想。要做好工作,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即先搞主观世界,动员人的积极性。主席说的思想领先,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认真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苏联没有搞,所以革命失败了。我们就要搞。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用无产阶级思想代替孔孟之道,代替资产阶级思想,代替一切旧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反革命复辟,防止反革命颠覆。这方面的工作一削弱,资产阶级复辟和颠覆的可能性就要增加。

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旧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没有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道德,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道德。我们应当大破旧思想、旧道德,大立新思想、新道德。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措施。

我们许多同志,容易埋头于粮、棉、油,还有钢铁、煤炭的指标,而忽视政治思想。其实粮、棉、油、钢铁、煤炭,怎么才能上去呢?只有把人的思想面貌改变过来。每行每业,如果都由我们想办法,不行,我们没有那么多办法。我们应该抓政治思想革命,从思想解决问题。把群众从思想上武装起来,动员起来,群众起来了,就会有办法了,亿万人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办法都会有了。这是我们党领导我们国家由弱到强,由落后到先进的根本办法。

毛主席说,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一个伟大的唯物辩证法真理。这个真理既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又符合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了自然、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思想传播给群众,就能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把毛泽东思想这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的物质力量,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发挥群众的智慧,把人的精神面貌改变过来。

思想革命不是一个大运动能彻底解决的,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大运动,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威风打倒,才能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权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具体的做法是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字字句句都要按中央的决定去做。

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十六条是我们具体的行动纲领。

不要重复压制群众、围剿左派的错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战略措施。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的干部问题。

这个问题我有些想法,报告过主席,主席也同意,叫我来向大家讲讲。

对待毛泽东思想有两种人:

一种人拼命学毛泽东思想。有的人学得好,挨打击。因为那时候管思想的最高机关中宣部,陆定一那一帮人,上边还有根子,反对学毛泽东思想,他们污蔑学毛著象吃宣威火腿,天天吃就腻了。污蔑立竿见影,说没有太阳,就见不到影子。甚至恶毒攻击,胡说什么现在学毛著好的人将来打起仗来,都是汉奸叛徒。这些黑帮对毛泽东思想充满了敌视,仇恨。

一种人不学毛泽东思想,处于落后或中间状态。

对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一种人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甚至捣乱。

我们的干部在对待工作问题上,也有两种人:

一种人有干劲,工作有成绩,但是性情急躁,得罪人不少,运动中大字报最多,过不了关,大家群起而攻之,要求罢他的官。

一种是老好人,什么事情也不做,什么斗争也不参加,谁也不得罪,人事关系搞得好好的,选举的时候能够得全票,运动中贴他的大字报也很少。

所以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

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

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

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

这三条,同主席的五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要按主席的五条和这三条,特别是第一条,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的标准。

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他们接受教育,坚决悔改,还可以在今后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就坚决罢官。不这样,就打不破死气沉沉的局面,一旦有事要搞颠覆活动的就是他们。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究竟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上?是掌握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还是掌握在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手上?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经不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反革命颠覆的考验。只有组织机构革命化了,我们的党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在干部问题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组织革命化不行。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留的留,特别是关键的岗位上,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不然,在组织上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

组织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一切方针路线就不能贯彻。毛主席常讲:出主意,用干部。一个是办什么事,一个是什么人去办,这两个缺一不可。“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用干部就是组织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一定要用可靠的人,要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人多得很,为什么不用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很多,青年学生中就有很多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现在团中央的许多人,不如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为什么不用青少年?当然,有些人也可以照顾使用,但是他们不能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组织问题就是政权问题。

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是最重要的物质,人是一切物质中发展起来的最高物质,人是能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是同大自然斗争的力量,也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力量。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历史。历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而人,劳动人民,是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没有人,没有劳动人民,就谈不上社会生产力和它的发展。所以,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里,人是阶级的人。爱什么,恨什么,都是有阶级性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发挥人的积极性,是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的。

修正主义国家不重视,也不可能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我们要极度重视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产力,依靠群众去创造历史。否则,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单纯业务观点,不发动群众,只自己单干,那就是少数人创造历史,不是群众创造历史。把我们整个机构来个革命化,才能更好地发挥群众力量,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才能轰轰烈烈地、干劲十足地做好各项工作。政权如果不掌握在革命分子手里,就会蜕化变质。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持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犯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注:该文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

 

附件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
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所做的检查提纲
李雪峰
1966年10月
同志们,同学们:

近日来,广大的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市委在前一段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市委对于同学们这种革命的英雄行为,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市委的批评,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前一个时候虽然作过检查,但认识是不深刻的,检查是不彻底的。我们决心在广大师生的帮助下,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市委在六、七月间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市委在前一段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迷信工作组,包办代替,总是想让群众按我们的旧章法、老框框、过时的经验行事,不了解革命群众思想、感情。没有同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支持革命群众大造反、大民主;没有鼓励革命群众大揭露、大批判。对于革命群众的新创造以及他们创立的新秩序、新形势,感到突然,不知所措。开始领导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后来,逐渐从落在群众的后面,发展到站在群众的对面。当群众要冲破我们的框框,要赶走工作组,不按我们的错误轨道行走时,我们就轻信了一些错误的反映,认为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于是就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最后在若干单位就发展到围剿革命派,打击革命群众,这样就铸成大错。

在犯错误的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个讲话,没支持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而是怕乱,怕上街,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造谣污蔑,强调内外有别,强调组织纪律等等。这样就实际上给群众泼了冷水。而且很长时间,不觉悟,曾经还辩解说:我没有反对聂元梓同志等的大字报,只讲了个贴的地方问题,是技术问题。其实这明明是个政治问题,哪是一个技术问题呢?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大大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象火山爆发似的起来了。新市委就在这个时候,奉命成立,本来应该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而这时我们却害怕群众这种革命造反的“乱”,以为一个单位没有党委领导就不好办,就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市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地进入各个单位。他们在六月三、四日接连召开的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上,不适当地过早地讲了一些政策界限,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当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有许多工作组在市委的错误指导下,硬要广大群众按我们所规定一套清规戒律来行事,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这就在事实上站在群众对立的立场上去了。后来虽然发现有些工作组害怕群众、压制民主,以至镇压群众的情况,发现了五十几所大专学校中,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总觉得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并且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要拥护工作组,而没有觉悟到派工作组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当时提出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不能理解。这就看出我们还没有理解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我们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六月中、下旬,本来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们却信了错误的反映。例如听信了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报告和其他校的有关报告,对广大学生的革命行动,作了极错误的分析,这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我们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话中,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过高估计了阶级敌人的力量,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强调运动出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右派学生在争夺领导权,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总起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予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因而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结果就在许多大专院校又引起了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师生受到迫害,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就倾倒了敌我关系,实质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对受迫害的革命师生,应该按照中央规定,给以彻底平反,销毁有关档案,并且我在这里向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各个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例如在六月间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当聂元梓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根据形势,提出了要站在运动的前面,一切为了前线,缩短工作会议的时间。但又认为已经接上了火,停不下来,结果开的很长,领导没有深入前线,削弱了对于运动的了解指导,而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本来这个会是要彻底揭发批判前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却想先整司令部,实际上前市委这个司令部已经烂掉了,要解决它的问题,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关起门来开会是不行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前市委的委员,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当一些单位的群众起来要斗争他们的时候,而他们还在市委开会,这就必然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当要散会时,我们还笼统地希望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能站起来领导。我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还再三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还可以易地革命”等等。这个会虽然有某些收获,但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极其错误的会议。

在六月下旬,还错误地让北大、工交系统等几个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错误的经验。另外,还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错误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同时,市委还过早地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实际证明这种主张是根本错误的。特别是象北大这样的反动堡垒,党团组织必须认真、彻底地改造,简单恢复,只能导致旧领导、旧思想、旧统治的复辟。《北京日报》在六月三十日还错误地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

我们还错误地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正当群众起来进行大革命、进行革命造反的时候,这样讲,只能是起压制群众的作用,必然导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应该说在任何时候,新市委做错了事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

总之,在我六月二十三日的极其错误的讲话以后,不仅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的事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而还自以为得意。

市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这样严重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大的政治斗争中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敢字当头,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而我们却是怕字当头,怕出乱子,怕打乱旧秩序,怕炮轰司令部。总之,一句话,怕革命,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所以对旧习惯势力、旧习惯观点、旧思想、旧框框,仍然具有深厚的保守感情,舍不得与之决裂。这就必然和革命群众敢闯、敢干、敢斗、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尖锐的对立,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就毫不奇怪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而我们却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做官当老爷,以领导者自居,高高在上,不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习惯于包办代替,不放手发动群众,以致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运动中,发展到同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压制群众。这就说明,在我们灵魂深处,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我们在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对改造自己的灵魂缺乏思想准备。

当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之后,文化大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生龙活虎地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不仅创造了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而且创造了红卫兵等富有非常战斗性的革命组织。红色的革命小将们敢闯、敢干、敢革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从学校的斗批改,进到社会上的斗批改创建了伟大的功勋。北京的革命师生到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联,外地的革命师生也上北京来大交流经验,首都充满崭新的革命的景象。

十六条公布以后,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纲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根据林彪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的精神,市委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

正当十六条决定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掀起新的高潮的时候,市委曾经错误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七万人参加的斗几个小流氓的大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放,仍然是怕字当头,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惊慌失措,生怕出“乱”,结果适得其反。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新市委在清算自己的错误,并且帮助工作组去批判错误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的很不得力,很不彻底。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批评的对,批评的好。工作组撤退时,有一部分工作组没有检查或者没有很好检查,因而工作组虽然已经撤了,但其影响并未肃清,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师生没有给他们彻底平反。而对于过去受错误影响的部分同学,也没有下狠大的力量,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消除两派同学之间伯原则分歧。

同学们,同学们: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仍在继续,这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我代表市委,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欢迎全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继续向市委前一段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彻底的批判,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肃清。市委一定要坚定的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坚决地、彻底地执行十六条、捍卫十六条!

坚决地、彻底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附件3:

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王光美
 

  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公报,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指导,完全接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评,完全同意《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

现在我讲讲我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八月二十二日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虽然我不是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但同志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我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积极地办了一些错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意见,助长了工作组的错误。加之,我认识错误很迟钝,在一段时候转不过弯来,又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

我当时认为北京新市委既派工作组来领导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领导得了,领导好。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工作组工作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群众大多数,以痛击清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华大学前几天可以解放一般党团员和一些干部,使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中央撤销工作组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在学校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工作组,结果我愈加强工作组领导,愈限制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是这样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革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之后,为彻底粉碎旧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当时正是乱得好,乱得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却墨守旧的章法,想引导群众按我们主观设想的作战计划和方法,按步就班的斗黑帮人物。过分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用我们的老框框限制群众运动。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潮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相信群众,自己能在辩论和讨论中弄清是非和敌我,要让群众在这场伟大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辩论开始是自发的,以后是工作组领导,错就错在这个“领导”上了。由辩论发展到批判的过程中,我积极地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提出几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作辩论。当时,我曾提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不需要人人过关,是否可以应用批判少数教育提高大多数的原则,通过排出来的一小撮干扰运动的“假左派”所反映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的辩论和批判来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我们工作组自己的认识,这条原则用于批判斗争黑线人物是正确的。

但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于对待同学中的不同意见则是错误的,体委识别我曾片面的强调“高标准”地看过程,即教育过程。这样就拖长了辩论和批判的时间,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了,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工作组的严重错误,我都要负主要责任。当时我个人没有觉悟到犯了严重的错误,还自以为是地说过我们已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群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了好头,认为向黑线人物进攻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组也挺起腰来了。现在看来这些评价是错误的,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站错了立场,还自以为得意。毛主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我就是过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这段时间中,我曾约过一些同志和同学座谈,七月中旬的土工化系902班的大多数同学,我还参加了一些中小型会,在食堂吃饭前后也曾向群众讲过话,在会上和谈话中我肯定讲了不少错误的意见。希望这些同志和同学,以党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来衡量我讲过的话,清除我给予你们的错误影响,并帮助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受了我的影响,犯了错误,说了错话,责任由我负,你们没有责任。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

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苹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晚些时候把贴出她们的革命大字报,我当时认为我们已连续开了三次揭露和批判前校党委的会如果能够过一段时间再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更好些,因她们态度坚定,我没能说服她们。

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我讲:“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成绩,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有错误和缺点,要由工作组负责,主要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我参加工作组后,我有一定责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犯路线错误。我讲有成绩,似乎是工作组方向没有错,起了变相定调子的作用,群众要求我对工作组错误性质讲一讲我的看法,或我讲我是工作组的成员,首先要听取群众的批评,我有我的看法,听了批评以后再讲,不对,可以再批评。在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号召大家对工作组提意见时,我这样讲话,妨碍一些群众放手对工作组展开批评。那夜,我的话确实讲得不好。因为我当时只认为,我们工作组是有一般性的错误与缺点的。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认识到我们是犯了路线错误。

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七○一班辩论会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批判几小时,最后同志们热烈地要我讲几句话,我说我能讲点原则的话(如什么叫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与贯彻党的阶级政策不是对立的,对二十三条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整社员群众的理解……)。这些话是有倾向性的。特别是第三个问题,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对工物系七○一班同学,给了不好的影响。  

以上是我所犯错误的事实。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特别是对当前开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根本不理解。而且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也搬用了一些我所了解的农村四清运动的经验。革命运动是不断发展的,我却停滞在老阶段上,把一些框框、老经验、老办法搬到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套用。必然压制了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我的认识仍停留在旧阶段上,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

其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真正解决。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多次指示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闹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深入群众,接触面狭,就不能了解运动的真相,不能不颠倒黑白,做出错误的判断,并压制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样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实际上也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对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放松了思想改造,结果就不能不办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来。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按我们那样的搞法,就不能彻底地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横扫社会上的四旧,就不能改革一切不适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搬掉革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就不能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反革命复辟。

我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性质(认识)是有过程的,而现在我正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将继续用中央十六条来检查我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不断提高认识,力求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要求紧紧跟上党中央的精神,力求紧紧跟上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 

我今天的检查还是不深刻的。我愿继续听取革命群众和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过去两个多月,我没有到清华大学,有许多大字报我没有看见,如果有底稿的话,我希望能把批评我的大字报的底稿寄给我看看。今后还热烈地欢迎同志们、同学们多给我贴大字报,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批判,并希望能把底稿寄给我,帮助我彻底地改造思想和彻底地改正错误。  

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扭转的,每当革命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指明前进的方向,把革命运动推向新阶段和新高潮,并拯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作为犯错误的我,一定要永不忘记这次沉痛的教训,定要坚决地改正错误,站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站到党的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不断清算我所犯错误的路线。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中有些人在我们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办了错事,说了错话。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要我们工作组领导上负责,受我影响的由我负责。希望你们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以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清算我们的错误,狠狠地批判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希望你们同过去被我们批评或批判的人一起,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认真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一定要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王光美(签字)

1966.10.10

 (来源: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87-690页)

 

附件4:

 

   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
陈伯达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宣告失败。
形势大好的基本特点是: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同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毛主席三次在天安门接见群众和国庆节的检阅,群众的规模之大,声势之盛,在中国,在世界,都是史无前例的。毛主席同那末多的群众见面,亲到群众中去,同群众在一起,说明了他总是信任群众,同群众共呼吸,共命运,给全党同志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同志们要晓得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再学习。
两个多月以来,即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昂扬,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发展。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恐惧、痛恨和忧虑,而许多庸人都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在这样大好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会自然消失了吗?不。它并不会自然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就已警告我们:“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
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一条正确的无产阶级路线,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不同时期同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不断发展,不断丰富,而在遵义会议后取得全党统治地位的路线。这一条红线贯串着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但是,正如毛主席经常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总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的。因此,“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还总是企图干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
有些人不愿意执行党的路线,无产阶级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一些同志还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地不相容的,
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可是,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他们却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在这个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他们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条错误路线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变成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错误路线的代表人,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
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例如,在一些学校、机关中,有那样的人,他们完全违背党中央指示的巴黎公社原则,预先指定,暗中操纵,成立所谓“文革筹委会”、“文革小组”、“文革会”,或者是别的什么组织。甚至当各地大量的革命师生来到首都见毛主席的情况下,也有的地方组织一小批人跟着前来,宣传自己反对中央十六条的决定,企图打击那些来京的革命师生。
九月二十五日,我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些同志接待一批各地来的学生,曾经有个建议:如果高干子女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我个人认为,在有些学校,有些单位,高干子女一定要掌握领导地位,是没有好处的,对我们将来的革命事业不利,对他们自己也没有好处。当然,如果高干子女的确很好,群众的确拥护他,要选他,我也不反对。我这个建议是否恰当,还可以商量和斟酌。但是,我们调查的材料说:有的人就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了。他们说,“中央已有指示(并没有这个指示),高干子女不担任红卫兵领导,趁群众不知道,要争取主动”。于是,就用了金蝉脱壳的办法,辞去了职务,指定了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接替。
坚持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的花样是很多的.但有些同志,对这类花样,却津津乐道。这是很错误的。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但是,有一些人仍然顽固不化,对毛主席的批评,置之不理,还是要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在他们的头脑中和行动中起作用,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的前夜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确是这样:原来是站在革命方面的一些人,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就站在同革命对立的方面去了。
先进的变成落后,落后的变成先进。这类情况,在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而只是想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的、无限的威信,动员一小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去保他们。这次会议印出了四川南充一个妇女受到压力的材料,我建议大家,不妨仔细读一读,从那里受到教益。我就在这里引出两段话吧!
南充那位妇女对两位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千多学生都是搞反革命工作,那地委就有向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如果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我看地委就是有问题.”
大家听着!这位普通妇女说的话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鲜明呀!
同一材料,又写了一位退休工人的谈话如下:
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也不是国民党的地委,革命的地委为什么还害怕群众,又不是旧政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没有保住……”。
大家听着!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的多么明明白白呵。
他很领会毛泽东思想。他比起我们某些干部高明得不知道多少倍。
事实是这样摆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这种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八月八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不过十二天的光景,有一个大学的什么“文革筹委会委员”就跳出来,发表了同中央决定十六条相对抗的一篇讲话,印发得很广,(注:指谭立夫关于血统论的“发言”)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央决定,没有一点兴趣,但是,对那一篇同中央决定相对抗的讲话,却视为至宝,为之翻印,为之广播,忙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位所谓高干子女竟然在称赞的时候,直接了当地宣称:那个讲话“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
高干子女有很多是好的、比较好的,在群众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不做阶级分析,不把事物一分为二,只醉心“高干子弟要掌权”,这是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轨道,完全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什么因为是高干子女,就一定要掌权?难道因为他们的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以前是否全国凡属派了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之后,各地都在对待大串连、多数少数关系等问题上,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否都要承认是继续执行了‘反动的错误路线’?”我想,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错误路线的认识和估计问题,对待消除错误路线影响的问题。我不妨在这里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我的看法。
第一,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人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第二,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
第三,派出大量工作组去镇压革命的学生,这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没有派多少工作组的地方,或者没有派工作组的地方,如果那里镇压革命的学生,同样是犯了路线错误。当然,其中有自党执行的(这是少数的)或不自觉执行的(这是大量的)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之分。
第四,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是否给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认真平反,并且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第五,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
第六,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例如,对待大串连,对待所谓少数多数,对待所谓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他们都有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问题。
第七,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不是说,执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也还可能发展成为一类干部。必须说明,即使原来称为一类干部,犯了这种性质的错误,也必须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
第八,对一般犯路线错误的同志说来,他们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对这样的同志,要根据毛主席从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但是,大家都要有高度的自我警惕。无论什么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如果坚持错误路线,他们同党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第九,受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群众,或者暂时被错误路线控制和影响的一些群众组织,并不担负错误路线的责任。大家不应该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什么帽子,而是要善于同他们商量问题,善于同他们交换意见,争取他们,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路线的危害,帮助他们认识那些幕后控制他们、操纵他们的人是错误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现在还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后还将长期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无所畏惧。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级党的负责人,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

  可是,有些同志,直到现在,还是“怕”字当头。有的人,甚至怕得很厉害,怕得很古怪。而且,运动越开展,怕的花样就更多了。
怕字派说,群众乱来,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
怕字派说,群众把他们习惯的秩序打乱了,使他们的事情不好办。
怕字派说,文化革命妨碍生产,一闹文化革命,生产就不好进行了,生产计划就没有保证了。
怕字派说,文化革命起来,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会翻天。
怕字派说,闹文化革命的,特别是那些闹得厉害的,大多是一些不安分的人,“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
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罪名,不少头衔。
于是,他们怕见革命群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大字报上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串连,特别是怕大串连,就有理由了。
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就有理由了。
他们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有理由了。
这些怕字派的同志,千怕万怕,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估计来说,有些同志是想做现状维持派。但是,有那末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造成条件。应该引起这些同志高度警惕,历史上有些人,就是从害怕群众走到镇压群众,从害怕革命走到反对革命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不要重踏这种复辙。
当然,有些同志原来在口头上并不反对群众运动,也不反对发动群众。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毛主席讲过叶公好龙的故事。叶公是好龙的,到处画了许多龙,一旦真正的龙出现,他就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毛主席讲这个故事,已经过了四十年,谁道我们还不要引以为戒吗?
德国有个著名诗人,海涅,进步的人物,是马克思的朋友。他自认是共产主义者,却极其害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这样说过:“我承认未来时代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我是用一种忧虑的、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可是——唉!这决不是伪装!当真,我想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以海涅看,一旦共产主义革命到来,一旦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所喜欢的艺术品就会被破坏,他的诗歌集也会被毁灭。他说,“我预见了这一切,而我每想到了胜利的无产阶级用来威胁我诗歌的毁灭情形,我总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的诗歌将随着整个古老的罗曼谛克世界而沉沦了”。虽然海涅说他还是赞成共产主义的,他愿意旧世界崩溃,愿意这个纯洁沦丧、利欲嚣张、人剥削人的旧社会遭受彻底破坏,但他把无产阶级看成“无知”,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就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宁可说,他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将破坏旧社会剥削阶级所流传的腐败思想,腐败文化,腐败风俗,腐败习惯,另一方面还将保留历代人民所创造的文化的精华,而且必将创造出为过去一切时代都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灿烂的文化。
在座的同志们大概都不是文学家,不担心有什么诗歌集会被毁灭,可是,冒昧地说,算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有些同志所担心的,或许比海涅更糟糕些。有的担心会丢掉乌纱帽,有的担心会丢掉“尊严”,……等等。为了这种种担心,有些同志就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抵触起来了,就同革命群众抵触起来了,就煞费苦心,搬出各种手段,不论硬的或软的,都用来对付革命群众了。有的甚至动员一些不明白真相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分化一时弄不清是非的学生,标榜多数群众拥护自己,标榜自己主持的机关是什么“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要触动他,就要整谁,以至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说,这不过是辩论而已,不能说是围攻。
有的同志提出,辩论和围攻的界限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辩论,什么是围攻?其实,只要我们的屁股坐在革命群众一边,真正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懂得的。如果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尽在怎样对付革命群众的问题上打主意,那末,谁也不能代替他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
让革命学生互相串连,这是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他们在串连的革命大熔炉里,受到各种锻炼,在串连中去辨别大是大非,在串连中去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其意义是很深远的。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得以互相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串连就是学生们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
可以提倡串连的学生步行,让他们到全国各地去,演习长征。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大连步行来京的学生,就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思想做的。这样的人就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像那种只从家门到校门,随后就到机关门,这样的人,难道就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吗?
有人说,全国串连妨碍生产。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我们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好,工业以很高的速度上升,粮食棉花也比去年增产。现在中央提议,串连的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坐火车、汽车和轮船。一定会有很多的学生这样做。这么一来,工农业产品的交通运输,不就更好处理了吗?
大串连、红卫兵,这些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家都说要当毛主席的学生。请看看,请想想,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是怎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吧。
大串连,这一直是毛主席极力支持的,并且主张把这种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不多说。
红卫兵,刚刚露苗并且还遭到摧残的时侯,是谁起来支持红卫兵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在八月一日,他就向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个月短短时间,在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支持下,一小批的红卫兵竟然在全国发展为惊天动地的广大青少年的革命队伍.一切牛鬼蛇神看到他们,就发抖起来。有些怕群众,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他们心里想,最好是取缔,至少也要纳群众运动于他们安排的所谓“正轨”。
红卫兵已经为无产阶级革命做了许多好事,还提出了许多好创议。对于红卫兵的创议,大家都应该重视,认真研究,把能够做的,付之实施。
各地红卫兵的战果,必须开展览会,以便充分暴露那些公开的和暗藏的牛鬼蛇神,用事实来证明革命造反有理,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后代。
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在观察了我们的红卫兵运动以后,曾经论断:
红卫兵到现在,约有两个月的历史,但是它已经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政治生活中永久性的固定组织。
他们大概会影响中国人未来的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
这家通讯社还说:
如果西方世界或是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是短暂的热情”,这“不仅是愚蠢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敌人的观察,实际上比我们一些不懂事的同志还要清楚得多。这点值得我们同志好好地想一想。
本来是我们祖国自己的事。为什么敌视我们的那些外国人,会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呢?十分明白,现在已经不是所谓什么“锁国”的时代了。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声气,总是相通的。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正在波及全世界,激动各国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同样,十分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使我国人民的思想更迅速、更高度地革命化。不论什么地方,什么单位,只要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严肃地而不是草率地,抓好文化大革命,就必然大大促进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新飞跃,使我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能够更有力地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
那些敌视我们的世界反动力量,感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十分危险”,道理就是这样。
敌人害怕的事,我们就要努力去做。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意“决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一面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一面坚守生产和建设的岗位,努力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毛主席说,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毛主席说,革命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这些是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性质和对象有变化,但是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的一般原则,在各个时期都是适用的。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样适用。
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这种阶级路线,善于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即真正的左派队伍,没有括弧的左派队伍,同时,要争取那许多动摇不定、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揭露那些顽固抵抗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一心玩弄权术的两面派。
最近一个时期,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他们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完全不理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不同政治立场,也完全不理会各种派别都是带有政治性的,阶级性的,都是代表这种或那种社会思潮的。他们用血统论来代替阶级论,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
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特别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的。同时,也反对“唯成分论”。
青少年都必须在阶级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明自己的世界观是属于那个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正如毛主席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的思想,不是先天生来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在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是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是反映那一个阶级。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领导人民大众建立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的目的,是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阶级社会的秘密,特别是揭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我国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这一个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极深远意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这一学说教育全党,教育群众,时时刻刻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高度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要防备修正主义者篡党、篡军、篡政的各种阴谋诡计,防备国家变色。很明白,在阶级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含糊,都不能含糊。我们是坚定的历史唯物论者。我们的观点,同那些唯心的血统论者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工人阶级按自己的社会地位说来,是最革命的,最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担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不是工人运动自发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创立的思想,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他们总结了人类历史上创造的先进思想的成果,特别是总结了国际工人阶级斗争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因而创立了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不断前进。
有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接受资产阶级的贿赂。比如,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是工人,但后来却变成工贼,他们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苏联和其他各国,也有一批是工人出身或者干部子女。
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我们劝青年们不要接受这种血统论的错误观点,而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同时,那些制造和散布这种血统论的人,如果愿意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上,就应该改正错误,停止散布这种谬论。
实际上,这种血统论者是否认自己需要在革命前进中不断接受改造,否认别人在群众革命运动中能够改造自己。换句话说,他们自己不愿意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不重视阶级成分,阶级出身,是很错误的。唯成分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很错误的。这些错误观点,必须批判。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所谓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在十月革命前夜,布尔塞维克在苏维埃中曾经是少数,而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是多数,但布尔塞维克的伟大领袖列宁恰恰是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俄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恰恰是代表反革命,代表一小撮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多数是暂时的,虚假的。
我们党的历史也同样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党中央曾经处于少数的地位,但恰恰是代表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那些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代表人物,虽然曾经在党中央拥有暂时的、表面上的多数,但终于一个个地失败了,垮台了,被群众抛弃了。
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这边,也不支持那边,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在八月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上指出:
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接着,毛主席又指出:
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路线,要我们注意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的策略,叫做孤家寡人的策略,叫做依靠单兵独马的策略。而无产阶级的策略相反,是“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和斗争策略,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队伍,就将浩浩荡荡地前进,冲破一个一个的阻碍,夺得一个一个的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没有疑义,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必将取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腐败东西而代之。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必将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说明:

   本文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根据毛主席的批示,这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

十一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将几经修改后的这个讲话稿印发至县团级。

 

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
——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修改稿)
陈伯达
1966年10月16日
 

(一)形势大好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的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三次接见群众和国庆检阅规模之盛,在国内外罕见。毛主席与群众在一起,说明他总是信任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幸福,我们要向他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自从《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的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运动更深入、更发展。

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推向更大的高潮,伟大的红卫兵运动推动中外,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来得汹涌澎湃,是国际上更深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引起了帝、修的恐惧,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的错误路线。但错误路线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些人不执行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亦即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部分未改造的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却反对,他们搬来国民党的“训政”来对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比做诸葛亮,把运动引向相反的道路上,这是无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大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强加于群众,不过是为了强行推行路线罢了。工作组撤了,但有些反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仍用各种办法推行他们的路线,如违反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推荐出一个他们理想的“筹委会”、“革委会”……,甚至当各地大量革命师生来京见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来“串联”,企图打击来京革命师生。九月廿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来京师生,我曾有个建议: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最好让给工农兵、普通干部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但如高干子弟有的的确很好,群众选他,我也不反对,但调查材料说,有人听了我的话,很快就采取对付措施了。他们说:中央有指示,高干子女不做红卫兵领导,于是辞去职务,指定了“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担任。花样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对于这些花样津津乐道。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中央及省市有些同志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群众,施行白色恐怖,还自以为得意。

有人仍不听毛主席的话,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是资产阶级本能地在他们头脑、行动中起作用。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八月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不久以前,有一位同志给我写信,尖锐地提出问题:十六条之前,是否全国凡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路线错误?十一中全会后,各地对待大串联,多数、少数关系上,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是否要承认都是反动路线?这实质是一个认识、估价问题。我的看法:

1、路线问题要分开看。一种是提出的,一种是执行的。提出的某些代表人物,他们要负主要责任。

2、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错误路线有其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相当一批世界观未改造好的糊涂人。

3、派大量工作组镇压群众是路线错误,没有派工作组,但也镇压革命学生,同样也是路线错误。当然,有自觉执行的(少数)和不自觉执行的(大量)之分,有轻重之分,有及时改正错误和仍然坚持错误之分。

4、区别改正和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公开承认了执行的是一条反动的错误路线,认真为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并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

5、不肯彻底批判错误路线,就不可能认真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即毛泽东思想路线。

6、因此,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用各种形式在各种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如对待大串联,少数多数问题,仍挑动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同学生冲突等等,归根结底,都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7、压制群众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不是说凡是执行反动路线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要自己能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那就不仅可能是二、三类干部,还可能是一类。以前定为一类,犯了这个错误,也必须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8、对一般同志来说,他们错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但大家都要有高度警惕。无论何人,无论过去有多大功绩,他们只要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会滑到同党对立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是对每个人的严峻考验,现在仍在考验着每个人。

(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无所畏惧。十六条也说要“敢”字当头……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仍是怕字当头,有人甚至怕得很厉害,很古怪,而且越发花样多。怕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他们给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头衔。于是怕群众、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方面说,有的想做维持现状派,但有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历史上从怕群众到反对群众,从怕革命到反对革命者不少。希他们不要再蹈复辙。

有些人口头上讲并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了真龙,六神无主。毛主席这故事已讲了四十年,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德国进步诗人海涅,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说:“未来是无产阶级的,我是以忧虑的心情说这些话的。”从海涅看来,一旦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到来,无产阶级掌权,他喜欢的艺术品会毁坏,他的诗也会毁灭。列宁说:“海涅是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还将保留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极其辉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说:有些同志担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丢乌纱帽,怕失尊严等,于是就同群众,同无产阶级大革命抵触起来了。他们挑动工农、干部斗学生,标榜自己是受到多数拥护,他们主持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组织围攻,却说:“这不过是辩论会。”围攻,辩论其界限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屁股坐到群众一边,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样对待群众上打主意,谁也不能代替回答这个问题。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全国学生大串联,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们在串联的革命熔炉中受锻炼,辩明是非,熟悉群众和斗争,革命的意义深远。把全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串联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可以提倡步行,让他们演习长征。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大连走来的同学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如果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人,难道会成为可靠的接班人吗?

“串联妨碍生产?”今年农业形势大好,工业以高速度上升,粮棉大增产,棉花可达五百万担,粮食二百亿斤,工业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六。中央提议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不乘火车、汽车,一定会有很多学生这样做。毛主席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支持大串联,并且大推广。红卫兵刚露苗,而且还在受摧残,谁支持了呢?是我们伟大的统帅,七月卅一日他就写信给清华红卫兵说:“我表示热烈支持。”星火燎原,几个月,毛主席高瞻远瞩,一小批红卫兵发展成为广大队伍,牛鬼蛇神为之丧胆,一些怕革命的人也惶惶不安,心想,最好取缔,至少也纳入我们的轨道。红卫兵做了不少事情,提出了不少的倡议,大家都要研究,能做到的一定实行,战果必须开展览会,用事实教育群众:“造反有理”。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在看了红卫兵后断论,两个多月的历史,已成为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组织,大概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和生活。还说:“如果西方世界的苏修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短暂热情,那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危险的。”敌人的观察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本是我们祖国的事,为什么会使敌人感到危险呢?现在已经不是封锁国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正在影响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进国内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认真而不马虎地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大大促进生产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新飞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在各个革命时期,革命的力量和对象是有变化的,但毛主席的阶级路线永远适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一种“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谬论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学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迷惑一些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唯心的,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立的。毛主席和党是重视阶级成份出身的,同时反对唯成份论,人们都需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实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一个阶级。思想意识是天生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反映那一个阶级。马列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来说是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工人阶级自发产生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按其社会地位曾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以至于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前进。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现在学生接受“自来红”、“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不重视阶级出身是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离开阶级分析去看多数和少数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党内,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却恰恰代表广大人民、马列主义,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都失败了,被群众抛弃了。不作阶级分析,处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数,也不支持少数,这是不行的,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指出:我们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按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类,否则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策略叫做孤家寡人主义,单兵独马的策略。无产阶级相反,是要招收广大人马,好把敌人包围消灭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孤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取得一个个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新人超旧人。

无产阶级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定取代资产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附件5:

军委、总政治部
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院校列为重点之一,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但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领导过分强调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把束缚群众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办事。要充分发扬民主,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做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是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要充分信任群众,不要怕群众,要“敢”字当头,要相信院校大多数学生是革命的,是好的,他们是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的,他们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他们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要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彻底斗、彻底批,同时要掌握林彪副主席对领导干部的三条标准,即: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不拥护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干劲,来进行检查。还要注意,要文斗不要武斗。
过去军委、总政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联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规定,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构。为完成斗、批、改的光荣任务,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但是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照本宣读并坚决贯彻执行。
                   军委、总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附件]
中共中央批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的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并坚决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附件6: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1966年10月23日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伦。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原文如此)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发现了当年的预算有几十亿赤字,因而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大三线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的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7: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1966年10月23日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後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

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

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後,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

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

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

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

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

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邓小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8: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一个是文化革命应该怎么搞法。也就是说,要不要搞文化革命,怎么样搞文化革命。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我着重讲文化革命的必要性。

  这个会开了十七天了,开得很好。这个会从头到尾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个会实际上是十一中全会的继续,是进一步搞清楚两条路线的问题。

  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的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原来是准备搞三天,以后搞七天,现在搞两个多星期。越开,情况也就越清楚,思想也就越清楚,就更能够掌握毛主席的路线,把这条路线坚持下去。所以,这是很必要的一个会。

  两头的劲头大,一头是毛主席的领导,一头是群众。

  广大群众轰轰烈烈,从学校到社会,从文化的领域影响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各方面,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获了很多反革命案件,搞出了很多武器、电台、黄金等等。但是,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大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这是一个深刻的大革命,社会面貌,人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毛主席的思想在这次运动中得到很大的宣传,很大的普及,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的教育,对青少年的教育,都是很大的。经过这次运动,不少青少年可能培养成为革命的可靠的接班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社会生产,并没有如某些同志所担心的,要受破坏。恰恰相反,生产还是增加。按理,文化革命是应该促进生产的,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得到证明。

  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做法很有示范的作用。

  上头是毛主席。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运动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毛主席以很大的魄力,很大的决心,来干这件事,发动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干这件事。一个普通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可能有这样的魄力,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决心。只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才敢于发动这样轰轰烈烈的、震动全国和全世界的革命群众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些同志也很得力,一直是拥护毛主席的路线,执行这个路线的。

  刚才说了中间有一些顶牛,这就是五月十六日中央“通知”上说的,“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一直到这次会议以前,我看还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程度有差别,有的地方重一些,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改得快一些,有的地方改得慢一些。有一些是主观上的抵抗性,但是大多数不是,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不够理解的问题。最近这两天,大家才明确,各地的这种情况是有两个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本地的原因,思想上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路线,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

  思想,社会意识,世界观,风俗习惯,政治观点,法律观点,艺术观点,艺术中间的电影、戏剧、造型艺术、文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概括起来叫做文化。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文化革命呢?要搞这个社会意识领域里面的革命呢?决定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认为,思想是从物质来的。社会意识是从社会的存在来的,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占有制度来的。全国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国社会的占有制根本变化了。原来是地主的田地,我们没收到农民手上,以后又转到集体化。这是农业所有制经过的两个变化:地主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又变为农民集体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经过种种的过渡阶段,变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现在要准备取消定息。经济基础既然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一定要跟着变化,一定要赶上去。如果我们不赶上去的话,就妨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就会使我们进步缓慢,就会使新的社会生产力不能得到发展,就会使革命既得的成果不能巩固,就会走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使保护社会公有制的人民民主政权遭到颠覆,就会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被推翻,就会走到修正主义统治中国,使中国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一个方面是经济,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

  通过军事战争,推翻一个政权,这是暴力的行动。我们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四年的时间(当然以前还有很多年),就把国民党打垮了,我们取得了胜利,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于搞两种所有制的革命,即推翻封建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时间就短些。可是,另外一个战线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更曲折的斗争,这就是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这要比取得政权需要的时间更长,比搞所有制的变化需要的时间更长。苏联的革命胜利到明年就是五十周年,你看它的资产阶级思想肃清了多少?无产阶级的思想增长了多少?五十年来的一个结果,斯大林死了以后,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了,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产阶级采取新的形式来复辟,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用一种新的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出来。南斯拉夫是第一个复辟的。除此之外,不单是苏联,还有若干“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胜利一、二十年,因为这一方面的斗争没有抓紧,放松了,因此革命停顿、倒退、复辟等等现象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抓紧这一点的话,我们同样的要发生像苏联那样,南斯拉夫那样的情况。苏联搞了近五十年,今天修正主义上台统治。我们如果不始终一贯地来抓文化革命,也会产生这个结果。所以毛主席提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把文化革命当做国家大事,当做政治。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意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不抓紧文化革命,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我们中途也要变颜色。

  我们平常抓经济建设是抓得紧的,这是好的。但是,对于文化上的破和立,思想领域上的破和立,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象我们毛主席这样抓得紧,这样的重视。有人还觉得是一个额外负担,他觉得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又要搞文化革命?其实,我们取得了政权以后,一方面,固然要搞经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从长远意义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搞思想建设。思想,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旧的思想,是为旧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反动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新的思想,是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反映了先进阶级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加速的作用。先进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所以我们必须大破(不是小破,也不是中破)旧思想,大立新思想。代表新思想的,代表人民的思想的,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共产主义思想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足以对抗旧思想的,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应该大立这一思想。这一点也是很多同志没有抓紧的,大破的方面没有很好地抓,大立的方面也没有很好地抓。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刘、邓对毛主席思想的传播所采取的态度,这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过去宣传部陆定一所采取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那简直是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

  我们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国内任务来说,除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搞经济建设以外,就是要搞文化建设,文化方面的破和立。不单我们如此,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么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它是不许可同它相反的阶级立场的思想传播的,它一定要坚持它的思想,以便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尽管以代表全社会的面貌出现,但是,实际上是代表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都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劳动人民的思想,在过去那些时代,不能占统治地位。而劳动人民大部分是长期被愚弄的,被欺骗的。我们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说,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我们有权力、有必要来建立我们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

  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但是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我们在经济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在政治上推翻了旧的阶级,可是在思想的领域,旧阶级的东西还是很占势力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条路线上坚持不懈地、进行到底地来开展这个斗争。斯大林搞了几十年,并没有解决这个斗争问题。毛主席及时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我们来解决,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看来远远不是几十年,恐怕是百把年或者是几百年,才能够肃清旧的思想。当然,旧的事物和新的事物的对立在将来的社会也是存在的,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它总有新旧对立的。这样,就必然还有一个思想领域里面的斗争,总有新的要反对旧的,也总有旧的要保存,不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那个情况,同今天我们进行的这种阶级斗争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有共同点:新的要战胜旧的。

  相信将来还有思想上的矛盾,思想上的斗争。所以,这个文化方面、思想领域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的事情。

  我们斗争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采取报刊批判的方式,例如以前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反动思想的批判,对杨献珍的批判,以及对吴晗、邓拓、翦伯赞、周扬等的批判,等等,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有很深刻的意义。可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要有像五个月以来的这种轰轰烈烈的,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这种运动,这种大战役,搞他半年或者一年,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这种运动的作用决不是那种报刊上的批判可以代替的,这有它的特大的作用,有它的特大的威力。这次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大战役和小战役可能是交替进行的。

  旧文化、旧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叫旧文化,旧思想,毒草,牛鬼蛇神,反动权威,旧学术,旧道德,旧艺术,旧法律,旧教育制度,旧世界观等等,这些东西,最本质的旧,旧是旧在一点上,旧在一个私有制上。概括来说,旧在一个字上,旧在“私”字上。那个新东西,新思想,又新在哪一点上?概括来说,新在一个“公”字上。

  人类社会没有文字的历史,那是很长了,至少是五十万年。地球的形成有六十亿年,这是科学家的一种说法。可是在人类有文化的期间,这几千年,都是阶级社会,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各式各样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可以分成十样八样二十样,但统统都是为私有制来辩护的。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土地也好,工厂也好,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的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象欧阳海、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这样的人。

  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呢?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公”产主义,是为公的。我们所要培养的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我们就是要培养这种有新道德的人,要培养这种人。这种人是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的。这样一种人就是共产主义的人。相反的就是为“私”,只顾个人的名利,争名、争利,争权、争位,争出风头等等,处处是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总之,只记得自己。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已。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

  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从我们党创立以来,就有很多这种为公的人,现在更多了。在毛主席思想进一步深入普及的情况下,这种人就更多了。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大学毛主席著作以来,好人好事出的真多。

  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两条路线,一条就是象苏联那样片面地只注意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另一条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线。

  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这个国家除搞机械化以外,更重要的是搞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机器和人比较起来,那当然人是重要的。毛主席说世界上第一可宝贵的是人。在军事上,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机器只有通过人才能变成生产力。孤立的机器只是一堆铁。机器是人所创造的,为人所使用的。离开了人,就没有机器,有了机器,也不能起作用。机器是一种可能生产力,而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必须通过人,必须通过人同机器的结合,才能够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机器无非是一个人工的器官。同动物不同,我们的手是我们解放的一个“工具”。现在各种各式的机器,实际上是代替我们生产的各种器官,代替我们的手,帮助我们的手,加强我们的手。所以,各种机器统统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器官的。实际上都是加强人的能力,是以人为中心的。忽视人就是忽视了最伟大的生产力,在政治上就是忽视了干革命的力量,闹革命的力量。

  我们同修正主义领导的国家不同。他们片面地搞机械化;我们搞革命化,也搞机械化,我们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毛主席很早就提出解放军要革命化和现代化。可见他不只提一个化,他是提的两个化。解放军如此,我们全国也应该如此。就是一方面要搞机械化,一方面要搞革命化,而且应该以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

  问题是这样摆着,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放在什么地位,有没有必要搞;是额外负担呢,还是我们份内的事?如果是我们份内的事,我们不搞它,那我们就是失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三大任务,即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思想建设。我们过去着重进行前两大建设,还有一大建设,即思想建设,即文化革命,没有全面展开。要知道,如果文化革命,思想建设,没有好好展开,那两大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就会被推翻。所以,我们一定要象毛主席那样大力地搞文化革命。毛主席的理论,就在他的著作中间,他的书给我们提供了必须学习的基础,还有大量的不上书的毛主席著作,同样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才方面,那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榜样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应该紧跟上去,应该仿效、应该学习。我们应该把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作为国家大事,作为政治问题,作为阶段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重要战线。这样子才是相称的。

  由于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这样,两条路线的问题就必然产生。关于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家这两天都清楚了。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另一条路线呢,就是毛主席的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反群众路线。这就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的对立。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全国照他们的这条路线执行嘛。可是,归根结底,毛主席的路线总是要胜利的,因为它是真理。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很经典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最概括的最精华的语言。历史唯物论主要地是说明人民群众历史的向前发展,是活的生产力的向前发展,这样才有社会革命,才能引起所有制的变化,才能引起生产的变化。所以,群众是各个历史时期进步的动力,最基本的力量,贯彻始终的力量。群众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你提一点,他说一点,许多人想的办法就多,智慧就多,就可以有创造。

  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创造性。这次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规定多少章程。毛主席一再说的红卫兵,不是我们规定的,是群众创造的,随后就变成全国性的了。很多东西都是群众搞起来的。我们先当群众的学生,向他们学习,集中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来推广,再当先生。先从群众中来,再贯彻到群众中去,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贯的做法。

  这一代青年,是我们革命胜利十七年教养出来的孩子。他们现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大多数思想很敏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正确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世界观,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应该信任这批青年群众,他们这批闯将,小闯将。这种闯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我们想不到的事,很多“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一闯,情况就清楚了,决心就好下了。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怕学生,怕群众。怕得很多,伯达同志列举了,我就不重复了。

  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里面就说,许多单位的负责人怕出乱子。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

  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的方面不可能出大乱子。我们的军队很巩固,我们的生产在上升,一些学生,青年,他们闹文化革命,能出得了什么乱子?是不可能出大乱子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总有点或多或少的偏差。可是呢,主流是好的,是不该怕的。你们现在如果怕出这点小乱子,将来要出大乱子,牛鬼蛇神将来要造无产阶级的反,造我们的反。这次我要谢富治同志搞了一个说明红卫兵战果的材料,我还派过人去参观。事实上人家就是准备造我们的反。那些人的确把变天账都准备好了。有人对旧的地契简直是当成命根子,破了的时候,拿个纸补一补,快坏了的时候,拿照像机把它照下来,保存起来。他们要这些东西干什么?藏得那么秘密,无非是妄想等到国民党来的时候,帝国主义来的时候,那个房子是他的,那个地是他的。他们就是妄想变天。剥削阶级虽然打倒了,但这些人还活着,他们头脑里的思想是很反动的,对人民是很仇恨的。我们党内也有想变天的人。彭、罗、陆、杨,这些家伙就是妄想变天的,就是妄想搞反革命政变的。我们不搞这个文化革命,我们不去搞他们,他们就要搞我们,进攻我们。现在有不少流言蜚语,反动传单,反动的匿名信,很仇恨革命。这些都是妄想要变天。一旦有时机,那些坏家伙就要出来闹事的,就会起哄,就会造人民的反,有的家伙就会拿“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发号施令来篡夺政权,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事实上在进攻我们,所以,我们不搞、不进攻他们,是不行的。我们不给他们打击,他们就要给我们打击。所以说蕴藏着、潜伏着很大的危险。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出了个赫鲁晓夫,全国就变色了。

  我们应该不要怕出点乱子,应该“敢”字当头,而不要“怕”字当头。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不信任群众就是大错误。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而是只相信他们自己,只相信和他们思想相同的一些人,只相信资产阶级世界观,只相信资产阶级路线。

  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吗?保持晚节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就这三条。实质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一条就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第三条是团结大多数,第四条是民主集中制,都是相信群众问题。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高明,其实我们不过是资格老一些。真正讲智慧和品德,未见得赶得上一个雷锋,未见得赶得上一个张思德,未见得赶得上这些同志。所以,许多同志的地位虽然高,资格虽然老,但不等于思想就比人家高,不等于才能比人家高。群众中间的智慧可以说是真正的多。你不要小看二十多岁的学生。我接触过一些人,他们很有头脑,能够说出我们几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人说不出来的话。

  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第五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应该怎么看法呢?应该一分为二。可能有些长处,但是一定有缺点。对自己的长处,要充分发挥,来为革命尽力。对自己的缺点,要不断地进行斗争,来适合革命的需要。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一定要先让自己跳出自己的范围,不要只看到自己。只看到自己,这是一种局限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定超出这种局限性。我是那一个山头的,我就只顾那一个山头,不顾其他的,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一部分同志只想自己一个小单位,而丢掉了七亿人口和几十亿人口不想,这也是一种局限性。我们也不要局限于现在地位高一些,就觉得要特殊。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从这一个局限性里面、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顾大单位,顾全体。毛主席讲: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本阶级,而且要解放全人类。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本身也不能最后解放。所以,一定要努力打破种种局限性。

  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现在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不然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有的人革命革了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的人年纪到了五十、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岁,是不是能够最后保持晚节,实在是一个问题。很多人就在最后几年没有搞好,滑下去了,不能保持晚节。我们自己应该很好地兢兢业业地来保证这个晚节,为后代树立榜样。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但是许多地方是执行的。同志们很关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发起的和执行的,这是不同的。这就有轻也有重。总的估计是,大部分同志是不自觉的,并不是有意抵抗毛主席的路线。大多数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的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老好人的多。个别的坏的也有,多数是好的。你们当然也有你们的责任。各个地区执行错误路线的程度不同,也有你们的不同责任。但是,各人的问题,我们要恰如其分地来看待,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许多人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注意量变会引起质变,把不同的量当成相同的量,把不同的质当成相同的质。比如说水,在零度结冰,零度以上成水,一百度以上变成气。它就是因为温度不同,变成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于各级干部要分别对待,不要笼统地对待。情节有轻有重,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的多。只有少数一小撮 ,那是抵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我们的同志只要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学会党中央的政策,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在工作中间发生的偏差和错误,就可以改正过来,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就可以心情舒畅地来做工作,就可以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更好地、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所印《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

 

附件9:

《毛泽东传(1949-1976)
对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记述
 
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这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知道。”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
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
验吧。”“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
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反过来又使毛泽东对这些干部更为不满。

 

附件10:

 

《毛泽东年谱》中有关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记载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有关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记载

10月9 日一 28 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10月9日

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介绍会议议程。

10月14日

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负责人和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汇报和研究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

10月15日

毛泽东审阅陈伯达本日分两次送审的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晚八时半,审阅讲话稿前三部分后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讲话稿中说“高干子弟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道路,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删去“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深夜,审阅送审的讲话稿第四部分后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陈伯达的讲话稿共分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十六日,陈伯达在会上讲话,这个讲话成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

 

10月22日

晨四时,毛泽东阅邓小平十月二十一日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10月23日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10月24日

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讲话。他说:会开得差不多了,明天上午再开半天。这次会议是我提议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 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一章。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康生: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

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谈到与右派交朋友时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一个人不接近一些右派,那怎么行?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做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时说: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民主党派还是要,政协还是要,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反康、梁,反帝制的。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你们回去开会,把省、市、地委的思想搞通,时间不能太短。过去许多市没来人,这次都来了不少。像林彪同志讲的,向他们做政治工作,打通思想。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吗?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

同日 阅陈伯达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修改稿,批示:“ 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再次送审的修改稿上批示:“ 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 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 十一月九日,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

10 月 25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中央分一线、 二线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这个问题,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关于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

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这次会上,林彪发表长篇讲话。他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还多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10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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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楼主继续努力!谢谢您提供了如此详实的资料,您辛苦了!向您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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