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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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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江青辯誣——駁王芳的歪筆

前公安部部長王芳於2006年出版了回忆录,他在書尾談及出書始末:

“在我离休之后,公安部确定我为撰写回忆录的对象之一。于是,自1999年7月起,由我口述,过去曾经担任过我的秘书的黄荣波、张德中执笔,冯耀南也参与个别章节的写作,夏仲烈负责策划并参加部分写作,还请了著名作家叶永烈同志帮助通稿和润色,前后经过五六年时间,终于在2005年6月完成这本回忆录初稿,后又经2次对部分章节进行调整、修改、补充润色,至2006年3月完稿。算是对历史、对人民交出一份答卷。”

這份答卷有一特色,對毛主席推崇備至,可是對毛主席夫人江青卻極盡詆譭攻擊能事,從“驕橫”“狂妄”到“厚顏無恥”,至“陰險刻毒”再加“野心極大器量很小”,還有“谁知道她过去的丑事,对她来说就是大逆不道,绝不轻易放过”不一而足,這些近乎詛咒的惡評不禁讓人懷疑毛主席的眼光跟品味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就來看看滿肚尤人怨氣者所交历史答卷公正客觀否?該書第七章“‘左’的磨難”有專節“所谓‘窃听器事件’”談毛主席被竊聽的往史,他把江青拉出來攻讦一番:

“1968年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造反派时,点名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她说:浙江省公安厅‘在屏风后头(毛主席住地)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对她本人是‘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
  
往前翻一頁,“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這節赫然又現對江青的批判:

“1968年3月18日,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代表时,江青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而对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还有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江青胡说什么‘这简直比过去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叫嚣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

從江青講話時間為同一天,前後對象也都是浙江來人,所使用之語詞“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更是二者一致,幾可推斷王芳講的是同一件事情。此有王芳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時的副手吕剑光可佐,他在口述“结缘公安写传奇”中即謂:

“1968年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造反派时,点名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而对她本人是‘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还有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

其稱江青点名诬陷浙江省公安厅系“在接见浙江造反派时”與王芳“所谓‘窃听器事件’”中所陳相同,稱“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則與“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的敘述為一。再對照前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登於《炎黄春秋》的反毛大作“毛泽东与砸烂公、检、法” 所述:

“1968年3月18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浙江赴京汇报的代表时,江青诬陷说:‘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副主席向毛主席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指的是1965年秋,叶群受林彪指派到杭州告罗瑞卿的状,导致罗瑞卿被打倒)’;‘叶群走一步路,都有人盯梢,进行监视’;‘公安机关用特务手段检查主席和我的信件,这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比国民党还坏,是法西斯’;‘要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的公检法’。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敢这样公开讲吗?!”

一切就更明朗了。真相是江青所稱浙江省公安厅干部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的場景是叶群代表林彪向毛主席汇报时,盯梢、监视的對象也是叶群。然而王芳卻先“在‘砸烂公检法’的日子里”用模稜筆法:

“江青诬陷浙江省公安厅干部‘在叶群代表林彪向毛泽东汇报时,在屏风后头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而对她‘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

把被盯梢、监视的叶群以“她”來稱呼,又捨語意較順的“並對她”代之以“而对她”字眼,並將其置於“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的引號之前,有意誤導讀者認被盯梢、监视的“她”是江青而非叶群。然後在後一頁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中進一步隱蔽叶群:

“她说:浙江省公安厅‘在屏风后头(毛主席住地)搞窃听、偷听和秘密录音。’对她本人是‘走一步路,就有人盯梢,进行监视’。”

直白被盯梢、监视者就是江青“本人”。完成移花變造的誣陷作業後,他火上加油:

“当时的江青,并不是公安警卫部门的‘警卫对象’,只不过她的身份不同,是毛主席的夫人,对她每次来杭,总是按一定的规格接待,外出也派随身警卫人员,在通常情况下,我也在她的住地统一负责照应。这样做,在当时也是应该的。而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颠倒黑白,把这些正常的善意的活动,视为对她进行‘盯梢’、‘监视’的所谓特务活动,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这件事受到无休止的审问、逼供和批斗。我坚决否认。我声言,我王芳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去搞窃听、偷听毛主席的谈话,不敢指派人去盯梢、监视江青。”

为一件子虛烏有事受到无休止的审问、逼供和批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王芳如此颠倒黑白,我們也要問一句到底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於是書第七章“‘左’的磨難”中“毛主席解放了我”一節寫道:

“1974年10月29日下午,两名工作人员把我从监房带进审讯室。与往常不同的是桌子上铺了干净的白布,还泡了两杯茶,一杯是给我的。中央三办专案组的干部,满脸堆笑地说:‘王芳同志,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您已经解放了。’

我虽然坚信迟早会有这一天。但当这一天终于来到时,仍然使我激动不已。7年多了,第一次听到别人叫我‘王芳同志’,并使用‘您’的尊称。专案组的干部用双手递给我毛主席批示复印件和释放决定书,上面赫然写着笔迹十分熟悉的四行大字:
  
  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在签明日子后,又写了一句:
  
  此二人我很熟悉。

我反复看着毛主席的批示,激动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要知道那时主席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视力又很差,中央的一些重要文件和报告,主席已不再亲自审阅和批示,都由秘书读给他听后注明毛主席已圈阅好了。主席为我的事亲手批示,是个破例。他老人家写后还不放心,在后边又注了一句‘此二人我很熟悉’。”

毛主席愛護黨內同志之心由此可見!可怪的是被解放者一面抒懷:

“我在工作中与主席长期密切接触,经常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和主席之间结成了真诚的感情,这是我劫后余生中,在不同领导岗位上,继续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的最有力的精神力量。”

卻又一而再對恩人之妻極盡誣陷詆譭能事,和主席有真诚感情的人會幹這種缺德事?受點委曲,就不識大體要颠倒黑白以洩私恨,王芳可對得起老人家“破例”“亲手批示”的解放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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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16-12-30 18:40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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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党编的那一大堆骗人的故事,经常有这种显而易见的狗屁不通。
向可夺其命不可夺其志的伟大先锋战将江青、张春桥致以革命的敬礼!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顶端 Posted: 2016-12-30 21:23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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