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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赵家《炎黄春秋》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作者:● 吴江解读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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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会上议论的问题当然不只这些。有人提出废除终身制,有人提出应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并剖析其实质,有人激烈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等。

——赵家提出各种可行性的措施

——废除终身制?

——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

——反封建主义?

——赵家现在就是封建法西斯主义阉党制度。

——赵家最终的协调结果是什么?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18)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赵家开始私有化了

——赵家私有化进一步,赵家历史决议被推翻一点

——1988年,赵家开始否定社会主义改造

——今天,赵家变成了继承孙大炮的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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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位同志提出建议:中央应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像40年代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样,做一个总结,通过总结,弄明是非功过,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

——赵家怎么统一?

——邓痞子:宜粗不宜细

——为什么?

——细了,周恩来怎么办、邓痞子自己怎么办?

——什么时候否定毛主席?

——邓痞子:改旗易帜后

摘自沙士 著《遗嘱》:邓小平的政治交代
(一九九二年六月,蓝天白云的上午十点,北京,景山后街邓家小院.)
老爷子喝了喝水,慢慢说道:
“首先,我对我们国家的政体现状并不满意。我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守护者、责任者,但我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每当看到朴方残废的身体,我就在想,我们在这个政体的名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和法制(应当为“法治”因为中共领导人皆不懂法治为何物,时常将法制与法治混为一谈)。我们这个政体最缺的恰恰是民主和法制(治)!在我负责的这些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但这个问题目前并没有解决,十年以后你们当政也未必有解。其实解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要成为一流国家也得靠这个东西。向美国学习应该理直气壮,比别人差嘛,就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巧,不要急。但你们有责任去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是历史的责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建成一个权力来源于人民、法制公平的宪政国家。这也是孙中山的梦想,中国只有走到那一天,才能够说长治久安。
第二,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解决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本来想在我的任期内有所突破,但还是没有解决。台湾问题主要在政体上是差距在拉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这个问题上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 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第三,发展问题。上面两个问题的基础还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动老百姓去干,而不能只是我们政府干。要千方百计让全国人民的脑袋来代替总书记、总理的脑袋。我们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人民。我们的政府管得大多了,要尽可能少管,经济上老百姓和市场都比我们的计划聪明。我想,只要坚持开放改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放手让老百姓去干,也就是坚持不断地发展经济民主,每年增长速度都超过7%是大有希望的,坚持下去,持之以恒,等你们交班的时候,中国或许就成了一个小康国家了。
第四,中美关系。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我想了想,一百年来,对中国欺侮最少的大国就是美国了。退回庚子赔款 让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不说,八年抗战,美国的援助比苏联要多得多!抗美援朝与美国打仗是金日成和斯大林加给我们的(此话不对,是毛泽东自揽的!)。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的发展和统一都绕不开美国,世界和平和发展也离不开美国。现在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绝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但是,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我想假如我们要学习美国宪法,美国人会不开心?为了国富民强,我们党的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富强的理想不变,但名字是否也可以考虑改成人民党、社会党之类呢?我想,名字一改,中美关系马上会改善。总之,到了你们那一代,手段会多些,办法也会多些。你们也要开明些,灵活些,要有所作为,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僵化和死板。只要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利益,实事求是地去做,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五,六四问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社会成本很高。这个问题今后会有人来翻旧帐。你动用了军队,也死了人。虽然没人下令开枪,但责任是躲不掉的•但更大的历史责任在于国家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国家是混乱支解了还是稳定发展了?真正对历史负责的人不怕这种责任。尤其要做领袖更得要有担当。到了你们那一代,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事情。或许是,或许是七四,但你们一定要有对历史和国家的责任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只要对中国进步发展有利,对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该怎么干就下决心怎么干(邓屠夫还为自己充当杀人犯狡辩,甚至还要其接班人继续以“历名和国家责任感”的名义,暴力镇压一切自由民主呼声!)。回答这—类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去争论(不争论的实质乃是:暴力镇压任何自由之声),而是实实在在把国家搞好,让人民生活—天比—天好。有人告诉我,党内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看得依 什么标准。论文才飞扬,我比不了毛泽东。论意志坚定,你们可能比不了我。但论科学理性,论勤奋努力,论民主开明,可能会是你们的长处。总之,不要怕事,不要怕祸。要敢闯敢干敢负责任。当然,也不要一朝权在手就惹是生非。要不惹事,不生事,干实事,敢负责。有了这种态度,历史也会对有一个理性的说法。
第六,制度建设。除了第一个政体改革需要在宪法制度上下大气力外,还要在党内、政府内的政治制度搞一些 持之以恒的建设。像今天我们只能是小圈子选江泽民,小圈子选你们。这是历史,没有办法。但这办法绝不能长期下主。最终,领导人还是靠人民来选,不能靠小圈子和枪杆子。最好是从基层的民主建设抓起。今后我们再也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了,也不能仅靠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古语说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得靠实事求是的本事,靠真理和民心民意来维持和完善政权。你们要有这种观念,今后主要是靠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政权。你要老百姓养你,你就必须去代表民意和服务民意。这事从上到下搞风险大,但必须实验。不搞的风险更大。合理的办法是从下到上慢慢演进,先把基层工作做通,农村包围城市,这样风险较小(所谓风险大,是指共产党丢失权力的风险,而非人民获得自由解放)。就像我们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一样,先从农村基层的大包干抓起,而后是乡镇企业,再而后是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制度改革也可以这样去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是不懂理论的实干家,故其水准即摸着石头过河!浅水尚可,深河如何摸?!)。不要急,但也绝不能不去开拓进取。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你们和我家的一些个人问题。先说我家吧。我家现在不发愁。朴方服务于残疾人,三个丫头都有自己的事干。我担心的是质方,他是一介书生,不善与外人交流与投机,不能让他从政或搞理论研究。他要经商就由他去吧,但你们要帮我监管他,不能让他搞大,做一个普通人最好。瑞林也算是我家的成员了,你重点就去军队发展吧,努力做好泽民同志的部下。另外是关于你们两位,虽然都50岁上下,但你们能走到今天我看是也有本领。在苏东问题爆发后,我曾给政治局说要沉着应对,稳住阵脚,冷静观察,韬光养晦,绝不冒头,这话也适合于你们。尤其在泽民他们主政时,你们要用这20个字去做好助手。今后当你们主政时,这20个字仍是做大事要注意的。只是在20字后面再送你们四个字:有所作为。”
一日气说了这么多,老人突然显得有些累了。
三个人认真使劲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他们被老人的言辞和嘱托震撼了!在他们手上,在他们心里,他们都深深感到,这可能是他们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天。一种庄严的历史责任感涌上了他们的心头。
从这天起,这三个当时还不大显眼的人物,逐渐走到了中国历史的前台。
老人的眼光,一直在苍天关注着他们。
(摘自沙士 著:《遗嘱》,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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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关于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所涉及的议论,大体就是以上这些。
与中央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同时,有些省、市春节前也自动召开了同样的会议(有山东、上海、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等),参加人数一般五六十人,上海达到300人。所谈内容围绕着真理标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民主法制、总结30年来宣传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等问题,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些意见: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说法究竟对不对要弄清;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应提到日程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应当恢复名誉;应展开关于民主法制的讨论,等等。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特别三中全会后,社会好像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或者说从被捆绑中挣扎出来,一下子震荡起来了,出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胡耀邦在会上谈到大量人员上访就是这种现象之一。2月8日左右,胡又将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发生一些群众骚动的材料印发给会议人员参看,上面批有“请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字样。这表明务虚会期间新的问题在发生。

——大量人员上访

——是谁?

——地富反坏右

——这些反革命分子觉察到翻天了

——上访了

河南省委根据广大群众、干部和教师的强烈愿望作出决定 重新处理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 为受害干部、教师平反,广大群众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
第1版()
专栏:
河南省委根据广大群众、干部和教师的强烈愿望作出决定
重新处理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
为受害干部、教师平反,广大群众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电 中共河南省委最近作出决定,重新处理了“四人帮”阴谋炮制的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为受害干部、教师平了反。
河南省委的这一决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大家心情舒畅,扬眉吐气,决心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彻底肃清“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流毒和影响,尽快把教育搞上去。
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是一九七四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四人帮”经过阴谋策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抛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月,大叛徒江青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派出她的男女两个黑干将,窜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对河南省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已经严肃处理的一个学生自杀问题,重新进行所谓“调查”。这两个黑干将鬼鬼祟祟地到公社“调查”了不到一天,便匆匆溜走了。随后,便炮制了一份黑材料。他们抓住这个学校个别教师在管理和教育学生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混淆是非,颠倒敌我,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他们把马振抚公社中学诬蔑为“回潮”、“复辟”的典型;把这个学校的负责人罗长奇和教师杨天成诬陷为迫害学生的凶手;胡说张玉勤之死是受什么“复辟”、“回潮”的迫害,等等。这两个黑干将溜回北京之后,立即向“四人帮”作了汇报。大叛徒江青抓住这件事情大作文章,又哭又闹,叫嚷“要向全国控诉”,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嚎叫“要判重刑”。他们借题发挥,掀起“反复辟”的恶浪,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在这种情况下,罗长奇、杨天成二同志被逮捕入狱,判处二年徒刑,从而制造了流毒全国、骇人听闻的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
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迫切要求搞清这一事件的真相,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为此,中共河南省委、南阳地委、唐河县委组织专门力量,对这一事件再一次作了严肃认真的调查。
现已查明,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完全是“四人帮”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蓄意制造的一个大冤案。事情的真相是:一九七三年以来,马振抚公社中学根据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周总理对科学、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加强了教学工作,严格了文化考查,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学校负责人罗长奇和全校教师对教学严格要求,对学生敢于管理,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学校进行英语期末考试。张玉勤同学由于受“四人帮”“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较深,平时不好好学习,对掌握外文知识缺乏正确的理解。在这次英语考试时,张玉勤答不上来,反而在卷子上写下“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等语。罗长奇、杨天成同志不适当地批评了张玉勤同学。张玉勤同学由于感到思想有压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结果自杀身死。事实说明,张玉勤同学是“四人帮”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宣扬“读书无用论”的受害者。罗长奇、杨天成同志对张玉勤同学的自杀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他们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四人帮”借题发挥,无限上纲,蓄意制造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最近,中共河南省委对南阳地委和省革委会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河南省委的批示指出,所谓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兜售“两个估计”,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迫害广大知识分子,为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而炮制出来的一个大冤案。现在,真相已经大白,省委决定取消对罗长奇、杨天成同志的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
河南省委的批示还指出,这一事件流毒全国,恶果严重,河南更是深受其害。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华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联系“四人帮”蓄意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 事件”的罪行,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的“两个估计”,彻底砸碎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把教育革命搞好。
河南省委的决定,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的坚决拥护和支持。十一月三十日,中共南阳地委在唐河县召开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愤怒控诉“四人帮”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罪行,为受害干部、教师进行平反。河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科教办公室主任宋玉玺在大会上宣读了省委的决定。省教育局、南阳地委、唐河县委、马振抚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们对中共河南省委关于重新处理“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决定,表示热烈的拥护。他们说,省委的决定,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干部和教师的强烈愿望和要求,是教育战线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又一胜利成果。大家在发言中愤怒控诉了“四人帮”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残酷迫害广大干部、教师的法西斯罪行。他们说:“四人帮”利用这一事件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到处大抓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搞得广大干部、教师人人自危,对整个教育战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马振抚公社中学受到的破坏更为严重。有的学生在“四人帮”制造的这一事件的影响下,动不动就以死威胁教师,吓得教师常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提心吊胆过日子。有一段时间,马振抚公社中学经常派教师看守校外的池塘,唯恐再发生意外。由于教师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有些班级经常听课的只有几个人,教学质量显著下降。大家愤怒地说,“四人帮”炮制“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批判,其流毒和影响必须彻底肃清。事实证明,张玉勤同学是“四人帮”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牺牲品。“四人帮”不仅是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罪魁祸首,也是毒害张玉勤同学的罪魁祸首!
连日来,马振抚公社中学师生也纷纷举行批判会、控诉会,愤怒声讨“四人帮”打击迫害干部和教师、毒害青少年学生的反革命罪行。
1977-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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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这里要谈到北京出现的“民主墙”的问题。
西单“民主墙”出现较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在西单地区一个较开阔的路边的墙上开出一块言论园地,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初期,内容主要是反对“两个凡是”,主张言论、新闻自由,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批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的负责人。“民主墙”的言论开始曾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包括邓小平、叶剑英等。如《人民日报》11月20日登载邓小平对当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的谈话,其中就说到:群众有意见公开提出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叶剑英则在12月13日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这表示当时需要利用党内民主和社会舆论来否定“文革”。

——赵家:民主墙

——赵家:我们是民主派

——文化大革命呢?

——打倒我们就是打倒民主,就是独裁

——叶剑英则在12月13日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赵家就是这样改变中国人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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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墙”的有些批评和质疑转了方向,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权衡利弊,“民主墙”言论的“弊”已远大于“利”,最后通过法律程序采取了取缔的措施。
对于“民主墙”的过程,我自己很生疏,我只是走马观花地去过一趟,觉得这是一个群众议论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当然谁都可以利用。我所在小组有两位同志对“民主墙”问题专门写了一份材料,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从他们的材料中才知道“民主墙”已经有两年历史了,开始被看作社会民主舆论的代表,改革势力支持,“凡是派”痛恨。后来的情况变得比较复杂,各种思潮和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那里表现,也有外国人介入,逐渐地,又出现了一些未经法律手续认可的团体和“地下刊物”,还从贵阳跑来了一个什么“启蒙社”(几个工人组成)。当然会有一些别有用心分子混迹其中。于是出现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丑化共产党的言论;“四人帮”的余孽也乘机活动,他们贴出了为江青翻案的大字报,全面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说明,尽管“民主墙”活动初期表现出关心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但是这种活动方式最后证明也容易为人所利用。前面我说到“民主墙”最终被取缔,但我不知道“民主墙”是何时被取缔的,是在务虚会中间还是务虚会结束以后。
但我想说的并不是“民主墙”本身。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恰恰处在“民主墙”活动的后期,而务虚会上有些话题刚好也是“民主墙”上的话题,这一点本来并不奇怪,也不可避免,因为当时大家都面对着、思考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但是某些对务虚会怀抱不满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利用“民主墙”的问题做务虚会的文章,说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还应指出,当时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也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局势和鼓动反右,矛头是对着务虚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用心并没有完全白费,在当时社会发生一些骚动的情况下,他们把矛头引向务虚会的言论至少对某些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赵家一民主

——各种言论出现了

——赵家:关闭民主墙

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发表于 2006-01-18 18:13:4
胡绩伟
西单民主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这还得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说起。
  “文革”十年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统治集团被粉碎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的新时期。中国人民从重重高压下解放出来,强烈要求进行一场比较彻底的民主改革,要求改变二十几年来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独裁专制制度,使我们的国家逐步改革为真正人民民主的先进国家。
  推动这次民主改革的,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自上而下的势力,一股是自下而上的势力。
  第一股势力就是原来被毛泽东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一批人物。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建立斯大林式的一党专制,对所有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他认定的一切异已力量都打成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些人原来都是握有一定权力的人物,从党国元老、党政军要员到各级干部,以及社会上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毛泽东把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封为这个“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的头子。毛泽东称自己是当年那支造反大军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最高统帅,林彪是他的副统帅。毛泽东这种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胡作非为,弄得长期天下大乱。到“文革”后期,在他实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得不拜托周恩来出来收拾残局。在周的一再努力下,使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一批元老人物和一批老中青干部解放出来,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以挽救危局。就是这批人物,成为推翻专制政权的掘墓人,也是新时期民主改革的带头人。
  长期担任共青团书记职务的胡耀邦,既是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进行全面整顿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以后推翻“四人帮”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是中央级老干部中首先恢复领导工作的人(他比邓小平、陈云等很多元老都早解放出来)。他勇敢地担负起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的光荣使命,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团结一批理论战线和新闻战线的先锋人物,在一些元老们的暗中支持下,打响了这场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的第一炮,就是在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的初战告捷以后,耀邦同志在1977年10月发动了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的运动,把包括大批元老在内的千千万万各级干部陆续解放出来,并妥善地安排他们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使瘫痪多年的各项工作很快活跃起来。紧接着,在1978年5月,耀邦等人又发动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样,就在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基本结束了长期的专制统治,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好了准备,开始了以邓小平为后盾,以胡耀邦为总书记,以赵紫阳、习仲勋、万里等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这就是那股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势力。
  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是什么呢?
  首先是“文革”中受打击受摧残的大批中下层干部、青年职工和大专学生。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特别苦大冤深的人群。多年来身负沉冤,申诉无门,或者越申诉越受到沉重的打击。老实说,胡耀邦发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主要对象还是老干部和少部分中下级干部。更为大量的中下级干部、工农群众和大专学生,仍然是鞭长莫及。他们眼看中央政策日益开明,广大干部陆续解放,急切要求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而他们的冤家对头大都是中小当权派,要平反就得纠正这批顶头上司的错误,因而难之又难。所以这一大批苦主就把眼睛盯到上边,盯到中央,一时间首都北京和各省市的省会城市,都涌来了成群的上诉上访者。他们除了找中组部、中纪委和中央各报以外,有的还把自己冤情写成大小字报,贴在人多的地方。
在最初的几个月,西单墙的大小字报绝大多数的内容以申冤诉苦为主,只是就事论事,不大涉及政治内容。很多人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情,寻找翻身解放的机会。随着官方报刊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宣传,西单墙大字报的内容也越来越集中到政治民主问题,越来越接近一些敏感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议论的焦点是:西单民主墙的主流是健康的,还是反动的?它是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种生动活泼的表现,还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民主墙应当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消失,还是应当加以引导,使之更加健康地发展?这些都是关系到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大问题,也是能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问题。
党的领袖人物曾高度评价民主墙
  当时,在党的领袖人物中,看法也是不一的,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公开称赞过民主墙。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此后,在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说:“群众提了一些意见应当允许,既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还警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不同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12月13日,叶剑英也在三中全会讲话时,曾经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如果这两股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势力,能够坚定地结合起来,肯定会是民主势力的大发展,大提高,也肯定会在民主与专制两种势力斗争中大大增强民主势力的阵地。
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以后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应当看到,当时人们对西单民主墙的态度,的确有褒有贬,好得很,糟得很的评语都有。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态度是很坚定的,但会后,他的态度就有些改变。所以,这位善于察言观色的胡乔木,才利用他批发文件的权力,公然删去叶帅那两句十分重要的话。
邓小平态度的大变,还是在理论务虚会时期,在两种思想激烈交锋的时候。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那张大字报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的大字报贴出后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从这以后,保守势力大为抬头,西单墙的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胡耀邦说,民主墙是人民内心的呼声
  当民主墙刚刚出现的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十分关注,陈云同志还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这些人群中去收集动态,反映情况。报社派了王永安(国内政治部编辑)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一再叮嘱他,只了解情况,掌握动向,索取材料,绝对不能表态。王永安写了不少“内参”上报中央。
  关于西单墙的情况,我向耀邦汇报过多次,还参加过他所主持的一些小会。
  总的说来,耀邦同志对西单民主墙是十分关注,表示过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报不同。他认为,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拥到北京上访,有的人上街诉苦,有的人贴大字报,有的在机关外面静坐请愿,这使一些当权的领导者大为震惊,大叫赶快整顿社会秩序。我说,这是你平反冤假错案的好影响。因为你所发动的平反,大都偏于高中级干部,而广大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见中央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纷纷涌向省城和京城,这是对新的党中央的信任和依赖,认为这一回中央是动了真格的,他们的问题有了平反希望了。
  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现在平反工作刚刚开始,各地都要作好来信和上访工作,尽量把地方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都推到中央来。耀邦他一方面不断扩大平反的范围,一方面批示各地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加强来信来访工作。同时,他积极筹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坚定地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的改正过来。”耀邦提出的这“两个不管”更切实地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新枷锁,把平反工作推向基层,使沉冤几十年的干部和群众陆续得到平反。
  对于上访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和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的情况,耀邦同志也很重视。他指示各新闻单位注意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当时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长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上的文章摘报中央。人民日报还出版了一份供少数领导同志看的《供你参考》的活页文选。在京的其它报刊和有关单位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
有一段时间,贵州的民间组织“启蒙社”在北京很活跃。为了了解启蒙社的情况,耀邦让人民日报派记者去调查。报社派出评论员周修强同志到贵阳。调查回来后,耀邦还把周修强约到办公室,特别听取他的汇报。
耀邦说,必须纠正脱离群众的作法
  耀邦除了找报社派人以外,还召集过报社、中宣部、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总的精神,是同我们谈论党历次作群众工作的经验。他回述几次大的群众运动,无论是“一二九”还是“双十二”,无论是罢工、请愿,还是游行、示威,他说,我们党对群众运动都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深入群众,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他回忆说,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开始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
就在西单墙开始贴政治性大字报初期,耀邦同志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热情亲切的公开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信》)。信中特别强调:青年工作者“……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宽。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这位有几十年青年团工作经验领导人的倾心之谈,就是我们面对新时期的青年运动、群众运动的工作指南。
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
  1979年3月底逮捕魏京生以后,耀邦同志在 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逮捕魏京生,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注重阐明“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有些人认为,这篇文章是为魏京生说话的,纷纷批评人民日报。胡乔木对此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说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为此我同胡乔木进行了一番争辩。他虽然理屈,仍然咬定我们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指责我发表这样重要的文章为什么不送中央审查。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耀邦同志审阅修改过的。但我不愿意把耀邦拉进这一是非的漩涡里,回答他:这样的文章,人民日报有权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表。以后,我同耀邦商量,专门约请了几位法学专家来讨论。他们都认为郭文没有大错,只是论述得不够全面,没有从法律上说明言论自由也是受法律约束的。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重申言者无罪,并对刑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反革命煽动罪”作了具体的解释,阐明构成“反革命煽动罪”的原则。
这样,乔木这一大棒才算躲闪过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耀邦同志是如何坚持言论自由和反对以言治罪的观点。以后我们很多人坚持主张从法律中取消所谓“反革命罪”,也是这个道理。
耀邦赞成设立一个民主公园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取缔“西单墙”的问题,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这两个决议,都是对西单墙的扼杀。我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发言,表明了我对这两个决议的不同意见。
  这两项决议,是党中央事先决定的,我不好正面反对。只是一方面向会议客观地介绍了“西单墙”的来由和发展,另一方面提出一点变通的办法。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12次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我在小组会上提出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主张,我不主张“取缔”,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我当时提出的具体意见,主要还是介绍了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联合发言,转述了他俩的建议:
   “为了引导民主墙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还可以在劳动剧场举行民主讨论会,群众可以自由参加,自由发言。还可根据群众的要求,组织有关单位负责人同群众见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这样,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可以把有关情况、困难和目前打算告诉群众,使群众了解全面情况;群众有意见也可以当面表达,自然也就无须去包围党政机关了。”我们还拿英国海德公园为例,提出我们的设想。我在这次人大小组会上也说:“英国资产阶级的政府有胆量搞海德公园,我国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难道反而不如他们,不敢搞民主公园吗?实现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园是一个好方法,通过这一方法听取群众意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有什么不好呢?”
  事后我向耀邦介绍了我们的意见,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他要我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以后对我说,他们认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他们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以后,我才觉悟到: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的设想虽然好,但太不现实。因为,真要建立一个民主公园,必须在很高的民主环境下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显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相当幼稚的。
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
  在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讨论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条文时,我在四川代表团的会议上作了一个《取消‘大民主’并不是取消民主》的发言。
  我在发言中说:“我完全拥护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取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因为自从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所谓‘四大’这种‘大民主’,实际上就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工具。二十多年来,本来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许多属于不同认识、不同意见的问题,却被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用这种所谓‘大民主’的办法,将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个一个打下去,这本身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所谓‘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谓‘四大’,实际上是利用领导的权威,煽动群众(其中许多是幼稚的青年)用歪曲夸大、栽赃诬陷、任意捏造、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法,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诬陷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是‘造反派’、‘革命派’,‘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被诬陷者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如果有所申辩,马上是更多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态度顽固’啦,‘疯狂反扑’啦,一顶顶拒不认罪的帽子压了下来。所以,这种‘四大’的‘大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是毫不相干的,只是假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名义,实行最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一种办法。”
  我在这次发言中还谈到社会上有些人对取消“四大”的一些误解,我解释说:
“现在,国内国外对于取消‘四大’这种‘大民主’,还有些议论。在国外,是根据对‘四大’的翻译来理解的。‘大鸣大放’被译成“自由地讲话,充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样,外国人就很难理解了,人民说话的权力怎么能取消?所以,我以为,取消‘四大’,不等于取消言论自由。这一点,只要将事情说清楚,人家会理解的。至于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取消‘四大’对我们进行诬蔑和攻击,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在国内,主要是因为各级领导中,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在许多单位还严重存在,群众还有气,有意见要提,因而许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还有作用,不能一律取消。我认为,这类意见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议:如果是个人署名负责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或小字报,应该允许在本单位内部张贴。因为这和‘四大’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属于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剥夺的。宪法取消了‘四大’、‘大民主’的规定,但决不能因此说贴大字报通通都是违反宪法的。”
我主张,应该禁止的只是在大街上随便张贴大字报,在机关内部的适当地方,无论是大字报还是小字报是可以贴的。我们的报刊应该多登一些群众的意见,报社的内部刊物可以多登一些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情况,使群众的意见有更多的发表机会。
  我的这些意见,都同耀邦谈过,他都是赞同的。

——读这篇文章,还要知道胡绩伟是谁
胡绩伟,当代中国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代表人物。 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赵家改变社会舆论,权力巩固了

——赵家:取消四大

——邓痞子:不争论。

——民主是什么?

——赵家的工具。

——赵家依法治国

——法律是什么?

——赵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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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务虚会第一阶段于1979年2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于3月下旬开始。第二阶段除原中央单位的人员外,按计划邀请各省市同志(主要是党委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共四五百人。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个会,胡耀邦在会上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明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讨论这个报告,考虑组织大会发言,要各组做点准备;在小平报告前,各组还可以议一议前段的讨论情况,有哪些成绩,有哪些不足。并说,对于我们的会议,各方面反映不同,有人认为“有问题”,我们也不妨自我估量一下,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光明磊落。

——虚无历史框架有了

——赵家:邀请各省市同志(主要是党委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共四五百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痞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三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赵家务虚会,一是翻案,二是赵家人要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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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我在这里插几句。第一阶段结束不久,邓小平的讲话稿就着手准备,由胡乔木主持,我记得有五个人,我也参加。先到邓小平家中,由胡耀邦简单汇报会议的情况及下一段的安排。我已记不清邓小平究竟说了什么,总之话不多,好像主要是说解放思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类的话。起草时几个人分工每人写一部分,我写第一部分,写好了交给胡乔木,由胡乔木总修改,然后交邓小平自己完稿。修改和完稿的情况我们就不再过问了,我只记得我所写的第一部分只剩下开头的十几句话。

——邓痞子完稿?

——陈云完稿。

——百度百科 陈云
改革开放后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应该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与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正确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是赵家操盘手。

——百度百科 操盘手
股票术语  
操盘手就是为别人炒股的人。操盘手主要是为大户(投资机构)服务的,他们往往是交易员出身,对盘面把握得很好,能够根据客户的要求掌握开仓平仓的时机,熟练把握建立和抛出筹码的技巧,利用资金优势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盘面的发展,他们能发现盘面上每个细微的变化,从而减少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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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小组会又开起来了,但和第一阶段大不相同,像是听了报告就准备草草收场一样。
  小组会传达了领导小组对会议安排的意见,又宣读了批下来的几份材料,记得其中有上海《民主论坛》一些主要人物活动的情况。然后是检讨前一阶段务虚会的情况并讨论各种反映,大致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见:
  (一)共同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总的情况是好的,务虚会第一阶段始终没有离开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澄清了许多长期被搞乱了的思想理论问题,特别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全国发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一点应当肯定。同志们研究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大家分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很不愿意涉及他老人家的问题,一方面又感到重大问题的错误不指出,不纠正,我们将很难前进,也很难统一思想。但是,完全不存在像有人所说的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
  (二)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同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和理论工作务虚会没有关系。社会上和党内有些人反对务虚会,也是反对三中全会的,如说“现在的政策比刘少奇还右”,责问“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有人直接说“农村出现包产到户,以及民主墙的问题,都同三中全会宣传民主、大讲解放思想有关,同平反天安门事件有关”,等等。北京街头甚至出现了《必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这些难道不是提醒我们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低估吗?
  (三)因此,多数与会同志希望小平同志的报告要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成绩及其带来的好形势,肯定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好形势,肯定务虚会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方向是正确的。还希望讲清楚当前的方针究竟是“放”还是“收”,因为有人说现在要“收”了。
(四)各省市来的同志说些什么呢?他们多数要求小平同志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形势多说几句,给予充分肯定,因为现在颇有些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不理解或者有抵触情绪,说什么“知青闹事是发扬民主引起的”,“落实政策是烧纸引鬼”,甚至说“我早说过解放思想那一套行不通”,陕西省一位相当负责的干部公开说“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不提”。现在有些“四人帮”的重点人物还不服气,不承认错误,有的还进行反攻,对于要求他们说清楚问题,则提出要“反说清楚”,如此等等。对于前一阶段的务虚会,不少人认为是开得成功的,要充分肯定;第二阶段多开几天,不要草草收场。有人特别指出: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不忙做结论是对的,但在党内一定范围内议论还是正常的。此外,来自外地的人也有说“务虚会批‘两个凡是’不妥当”,“务虚会缺点很多,中央早该说话了”之类的话的。

——统一认识

——接着是什么?

1979年大事记

6月15日至7月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会议听取并讨论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许德珩所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期间,与会的全体委员列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所作的《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财政部部长张劲夫所作的《关于1978年国家决算和1979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以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个法律草案说明。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提案委员会关于提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提案审查的决议》。会议增选刘澜涛、陆定一、李维汉、胡愈之、王昆仑、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补选刘澜涛为秘书长;增选马文辉等40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

9月14日至2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关于调整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和提高部分职工工资问题、加速农业发展问题以及总结建国以来的工作问题。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首先讲话。他着重阐明发扬民主协商优良传统的重要意义。座谈会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就调整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和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问题所作的说明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就总结建国以来的工作问题所作的专题发言。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士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

10月5日至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学习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决议》。会议决定组织政协代表团分别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决定邀请约旦协商会主席来华访问。会议还听取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和《简报》中意见的处理情况汇报,听取了关于宗教界对外活动情况的汇报,并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10月11日至22日,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相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修改了各自的章程,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明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10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指出:“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根据这个讲话精神,1979年10月下旬至1980年1月底,政协全国委员会分别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合举行24次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与各该党派在京部分成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就如何进一步推动知识分子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以及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出席座谈会的包括科技、教育、医药卫生、文化出版等各界知名人士和台湾籍知识分子以及回国留学生等,共200多人。周建人、史良、季方、胡愈之等分别出席和主持了座谈会。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肯定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学术上、工作与生活条件上出现的变化感到满意。同时也反映了当前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仍然存在知识分子不受重视的情况;二是在干部使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不被重用,甚至还受歧视;三是工作、生活条件差,出现“一个脑科大夫的工资不如一个理发师;一个胸外科大夫不如一个杀猪的”现象。大家还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政协全国委员会都反映给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为研究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些问题经中共中央领导人作了批示,责成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开会进行研究,促进了一些问题的解决。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有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12月25日至2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再次举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我国当前工业交通形势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在会上介绍了我国当前工业生产、交通的形势和1980年的经济建设任务。胡厥文、胡愈之、陈此生、胡子婴、朱学范、钱昌照、许涤新等先后发言。他们对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恢复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生前倡导的优良传统,就国家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问题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进行协商和座谈,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表示十分高兴;对1979年国民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认为当前对国民经济建设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一个积极的、正确的方针;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尽心尽力。他们在发言中还对有关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工作,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

——赵家甩开膀子复辟倒退了--名曰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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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并原则上通过了相应的文件。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赵家人上马

——理论务虚会,赵家人扬鞭,向黑社会法西斯奴隶制殖民地阉党统治进军。
  
  
  

 
 
顶端 Posted: 2017-01-11 00:40 | 3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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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 吴江
总之,第二阶段开始时的议论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各种社会舆论的反映,不单是指务虚会本身而言,而且对务虚会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因此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思想状况的测验。
3月30日,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结束时邓小平说:我只是初步讲些意见,请同志们讨论提出意见,然后再作修改。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邓痞子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
同志们!
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已经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渡过了“四人帮”给我们设下的重重难关,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很快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激动着、鼓舞着、引导着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群众都在争着为这个光明前途贡献力量。在这个时期,思想理论工作战线的任务特别重大。我们党的思想理论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三中全会以后也作出了重要的成绩,对这些成绩的任何估计不足都是错误的。但是形势在迅速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需要迅速发展。我希望这次重要的会议能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并且通过你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让我们同心同德,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一年九个月,邓痞子改小康社会了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邓痞子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今天,你小康了吗?
  
  
  

 
 
顶端 Posted: 2017-01-11 00:41 | 3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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