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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赵家《炎黄春秋》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作者:●吴江解读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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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毫无疑义,这篇文章是在《解放军报》的严正支持下,突破了当时对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压制与封锁,并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注意。据我所知,小平同志也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注意到这场争论的。

——谁封锁?

——没有人

——赵家人异口同声谴责汪东兴、吴德等四人

——汪东兴、吴德等四人:我们辞去职务

——斗争过?

——扯蛋。

——赵家斗争在哪里?

——继抓捕四人帮余孽后清除三种人

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引向深入——评述湖南省的“一批两打三整顿”
第2版()
专栏:
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引向深入
——评述湖南省的“一批两打三整顿”
中共湖南省委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因势利导,及时发动群众,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批两打三整顿”的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批,就是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两打,就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三整顿,就是认真搞好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重点是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
湖南省在清查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斗争中,发现帮派体系中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重要头目,既是乱中夺权的打手,又是乱中发财的扒手。湘潭市风动机械厂有父子六人,群众称之为“五虎一霸”。他们上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省里的帮派头子勾结,直接向“四人帮”提供反党材料,下与投机倒把分子合谋,盗卖国家资财,坐地分赃,为非作歹,民愤极大。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群众的检举揭发,又进一步发现,一些地区在“四人帮”的帮派势力的庇护下,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也一齐跑了出来,从政治上、经济上配合“四人帮”同无产阶级较量:有的纠集反革命势力,拼凑反革命集团;有的肆无忌惮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有的腐蚀干部,妄图篡夺基层领导权;有的趁机翻案,进行反攻倒算。这说明妄图复辟的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而“四人帮”则是他们的总后台、总代表。为了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共湖南省委分析了斗争发展的形势,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在全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双打”斗争。
“双打”的斗争矛头,始终对准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解决的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在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和清查中,也同时揭露出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级领导班子在思想、路线、政策、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研究解决的方针,今年年初,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分别带领调查组,前往常德、益阳、岳阳、郴州、零陵、邵阳、衡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八个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一些干部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对修正主义不敢批判,对资本主义不敢斗争,对错误倾向不敢纠正,对歪风邪气不敢打击。部分领导班子闹不团结,搞宗派。部分干部骄傲自满,甚至说假话,搞浮夸。一些干部缺少革命锐气,遇事得过且过。还有一部分干部政策观念淡薄,对政策执行不力,使党的政策不能落实。因此,湖南省委认为,很有必要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认真搞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重点是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从思想、组织、作风、政策、制度等方面,拨乱反正,大破大立,把各项工作更好地纳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揭批、“双打”和整顿的关系,揭批是领先的,并且贯穿于“双打”和整顿的全过程;通过“双打”和整顿,使干部和群众更加看清了“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危害,从而促进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发展。
不断解决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认识问题,是搞好“一批两打三整顿”的关键。在开展“双打”的初期,湖南各地、县举办了各种学习班,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十一大路线,学习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并由各地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深入工厂农村,调查阶级斗争的现状,使多数干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认识到“双打”非搞不可。“双打”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如果听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遭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就成为一句空话。对那些心有余悸的领导干部,则由上级党委给予帮助,通过整风,使他们分清路线是非,打消顾虑,振作革命精神,理直气壮地站到斗争的前列。
湖南省从“双打”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城乡串通、内外勾结,是当前阶级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问题常常涉及到领导机关中的某些人。因此,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时,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动员起最大多数的群众,城乡、内外、上下一齐动手,相互配合,造成很大的声势,使阶级敌人无处躲藏。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到领导机关的某些人时,更要下大决心把盖子捅开。问题牵扯到那里,就追查到那里;问题牵涉到那一级,就追查到那一级。
由于“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一批两打三整顿”涉及的面相当大。湖南省委和各级党委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通过斗争,使极少数坏人得到应有的惩处,使犯错误的人真正受到教育。在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时,打击的重点是那些极少数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而态度又很坏的人。贪污盗窃问题严重的,只要交代清楚,主动退赔,也可以从宽处理。对有一般贪污盗窃行为的,主要启发他们觉悟,洗手洗澡,积极退赔,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至于小拿小摸之类问题,不作贪污盗窃对待,让他们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分清是非,受到教育。
湖南省开展整顿工作,就公社和企业单位来说,象抓“四清”运动一样,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企业扎扎实实地进行整顿。就面上来说,是采取结合每个时期的工作,一个阶段着重解决一两个问题的办法,务求收到实效。这样稳扎稳打,步步见效,干部满意,群众欢欣。
新华社记者 陈四益(本报有删节)
197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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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有两件事我认为需要记录在案:一是,文章发表的当天,×××匆匆忙忙赶到胡耀邦家里,说这篇文章是表示我们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争论公开化了,他对此表示遗憾。另一件,是胡绩伟有一次到医院去看望指责他的吴冷西同志,吴对他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在电话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

——赵家一连串的文章目的是什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主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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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还只是在中央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那末,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报和几乎所有各省市报纸刊载后,诚如×××所说,是把这场内部争论公开化了。也就是将党内分歧公开化了。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地、十分引人注目地展开了。

——内部争论公开化?

——是赵家成篇累牍地谎言轰炸

——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成为了真理。

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
第3版()
专栏:
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
国家出版局理论组
林彪、“四人帮”煽起的极“左”思潮,给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林彪、“四人帮”还是庞然大物,这股反动思潮到处泛滥的时候,周总理就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仅是出版战线,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到林彪自我爆炸这一段时间,周总理就五次接见出版部门的代表,对出版工作中的极“左”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述了党对出版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

极“左”思潮在出版工作中的集中表现,就是以“黑线专政论”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从出书和队伍两个方面,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出版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出的书,都成了“封资修毒草”,出版队伍都成了“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许多出版社被撤销了,人员被一锅端走,甚至连司机、炊事员也不能幸免。已出的书,大批被打入冷宫,或者干脆付之一炬;不让写书,不让出书,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被剥夺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遭到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那时候,多少如饥似渴的青年,盼望能得到他们需要的精神食粮?多少从事科技、教育工作的同志,在寻找他们急需的参考资料?这些要求汇成一种强烈的愿望:林彪、“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必须打破,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发展!这是人民的愿望!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坚决支持人民的要求。一九七一年初,他尖锐指出,什么书都不让看,不让出,这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搞得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垄断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周总理特别强调:“我看现在要广开言路。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学哲学。不然谈历史就跟人家谈不起来。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这不行,越搞越狭窄,是没有办法通过实践来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孤立产生的,是伟大的实践和伟大的知识,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周总理还指出:文艺、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少年儿童读物都要出。有些新书一时出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书,也可以印一些。周总理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实质,要我们多出书,出好书,尽快把被林彪、“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出版工作恢复起来。
周总理说“旧的书可以选一点出版”,这就驳斥了林彪、“四人帮”把十七年出的书全盘否定的谬论。针对任意封书、烧书这种错误作法,周总理指出:“以一封为省事,封起来容易,开放就难了。”“否定一切,这是极‘左’思潮,根本不是主席思想,不是一分为二的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把书都烧了,还不是受极‘左’思潮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周总理还批评了因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某一个人的名字就把《鲁迅全集》也封存起来的错误作法。他说:“《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因噎废食。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所有的书总有点问题,那么只有少数人能看,简直变成了垄断,不相信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战士能够识别出来,这简直是不相信群众,这就是形‘左’实右,我对这一点可有反感!”当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前的书要重印必须审查、修改时,周总理指出:“《资治通鉴》、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还用审查吗?‘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大学教材作参考总还可以吧?”
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还把十七年的出版队伍完全否定,他们狂叫什么要“重新组建队伍”,原来的出版队伍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周总理斩钉截铁地指出:“队伍是客观存在,就是没有组织”。认为原有的队伍“统统不能用了,是否定一切,不对!老的一个不用,就接不上茬了。统统用新手怎么行啊!”“即使是老弱残也是人,让他们圈点书也可以,也能工作嘛!”“讲地、富、反、坏,还得加上‘没有改造好的’,要区别对待,也有改造好的嘛!否则,主席的思想就不发生作用了嘛!”他还耐心地教育我们,不要因人废文,并以《四角号码词典》为例,说:不能因为采用王云五的检字法,这部词典就不能用了。“不能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总有可取之处嘛!”有些翻译的书,“译者有问题,他翻的书,就不能读了吗?我们学他翻的书,不是学那个人。否则,就没法子看书了。不要为一、二个名字把自己捆住。”为了打破这也有问题、那也不能用的不正常的局面,发挥老专家的一技之长,周总理还亲笔批示二十四史的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日子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坚定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保护我们革命的出版队伍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周总理的这些指示给出版战线的广大革命同志指明了方向。正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示下,我们的出版工作才逐渐恢复起来。在“四人帮”黑云压城的年代里,不少同志不怕鬼,不信邪,敢于跟“四人帮”斗,反对“黑线专政论”,就是从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中取得勇气和力量的。

林彪、“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否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各种棍子和帽子,各种禁令和枷锁。文化学术园地被他们洗劫一空,社会主义论坛由帮文帮刊垄断着。正是这个时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顶逆流,破恶浪,要出版工作者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党的文化工作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无产阶级的出版工作,当然要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做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建国以来,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是,林彪和“四人帮”却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在一个时期内,除了毛主席著作,其他的书都不让出,出了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连出版马列的书,也被说成是“贬低毛泽东思想”。这难道是真的致力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吗?根本不是。“四人帮”把“高举”口号喊得最响,也正是他们疯狂践踏、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以“突出”毛泽东思想为名,妄图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以达到既反对马列主义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周总理针对他们这一阴谋,指出:水有源,树有根。马列是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列主义发展来的。读马列的书,知道一点根嘛!根据毛主席关于“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指示,周总理亲自抓了马列著作的出版。一九七一年四月,当他看到出版部门的一份文件讲到马恩列斯著作也正在陆续大量出版时,当即尖锐地指出:“马恩列斯著作去年才开始出版吧?中间断了一段。‘也’字不要,不然就和主席批示矛盾了。”这一生动的细节使我们看到了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利用极“左”思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愤慨!
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人民内部,坚决采取放的方针,大胆地让百花竞放,让百家争鸣,在自由讨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可是,林彪、“四人帮”却借口“高举”,只许照抄照搬,不允许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有创见的探索。结果,党的“双百”方针遭到严重歪曲。只有“香花”才能放,只有“真理”才能鸣,要百分之百的正确,否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书稿往往攻其一点,无限上纲,认识问题被说成是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被说成是政治问题;一般政治问题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某些观点阐述得稍有不准确之处,就被视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双百”方针?有的只是林彪、“四人帮”专制主义的文网。为了打破这个文网,周总理号召我们,要反对那种书要完书、人要完人的错误倾向,要养成学习、批判和自由讨论的空气。当谈到再版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涉及对孔子的不同评价时,周总理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要修改嘛!毛主席是我们伟大导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还是多次修改,何况其他人。写东西每篇都没有错误不可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一分为二。对孔子评价错了,也可以批评。说明一下,大家研究不是更好吗?”“研究历史得找参考书、参考资料,把各种形态的东西鉴别比较,这是历史书的用途。不然的话,没法子养成批判的空气,学习的空气。”周总理以对孔子有不同评价可以进行研究为例,告诉我们,对思想和学术问题,要实行民主讨论,以广开言路。当时,林彪还在台上,“四人帮”的帽子到处扣,棍子到处打。你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我就开保险公司,不说、不写。在这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下,周总理强调要广开言路,无疑是要给被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窒息了的文化出版阵地催发生机。
极“左”思潮把一切中外文化遗产统统说成“封资修名洋古”,整理出版古籍和翻译外国学术著作,就是“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致一个时期,不敢说古,不准提洋;提古就是“复辟”,提洋就是“崇洋”。周总理在几次指示中,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反复强调要正确理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指出,任何思想都不是无根的。割断历史,就没有古为今用。不要旧的,就出不了新的。“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二十四史”要搞,“十三经”也要搞,“《左传》可以单独圈点”。周总理还特别叮嘱,对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要印得好一些,因为“老年人写古书,算是晚年的一个大著,可以看出我们对旧的东西不是一笔抹煞。”周总理决不只是为了解放一、二本历史书和几个作者,而是告诫我们要打破林彪、“四人帮”的各种禁令,把被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禁锢起来的出版事业解放出来。

在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的时候,在出版部门,形式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片面性那么盛行,出版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遭到那么严重的歪曲和篡改,就是受了形而上学猖獗之害。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是用唯物辩证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也是对形而上学猖獗的批判。
周总理对以大量引用语录来代替正确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作法,提出了批评,指出:“主席语录应该有针对性地用,……不能随便乱抄。”“光用大量语录,那怎么叫主席思想?那是形式主义,形而上学!”林彪、“四人帮”打着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什么“活学活用”,摘取片言只语,乱编滥印毛主席语录。他们甚至把自己编造的话印成黑体,冒充毛主席语录,广为印发,妄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其篡党夺权服务。周总理针锋相对地指出:“有些人乱搞,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指示、《毛泽东选集》给搞乱了,我们不同意。”要审查私编的语录,“主要是审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东西一律取消,只有经过中央批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才是合法的。”周总理还指出:“出了那么多非法的书,那还不是极‘左’!乱编乱出,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由于这种极“左”思潮,打着“高举”、“活学活用”的旗号,“左”得可怕,使许多人欲反对而不能。周总理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挺身而出,予以制止。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周总理反对把阶级观点简单化,把今人的观点强加于古人。当时有人主张,在“二十四史”的圈点中,对标点也要贯彻批判,说崇祯自尽时说他的尸首可以“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一句,若用惊叹号就是美化皇帝。对此,周总理指出:标点如何搞批判?不大好懂。那是封建时代文人编撰的历史,它本身就是美化皇帝的,不用惊叹号,他那文字还是美化的。封建社会历史学家,不可能有什么阶级分析的观点。司马迁写《陈涉世家》,只不过是他自己是受压的,尊重草莽英雄;他写《项羽本纪》,而不作为列传,项羽算是那个朝代?这些只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时代观。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不能把我们现在的阶级观点加到司马迁的头上去。
周总理严肃地指出,现在框框太多。编外文词典,有些词汇,如陛下、殿下、燕尾服等等,你不用怎么行?来个国王,你还不承认人家是陛下?现在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嘛!认为这些词汇都不能用了,这也是极“左”思潮。
我们要以周总理为榜样,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作好出版工作。
林彪和“四人帮”的假左真右,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给出版工作带来的危害极大。我们今天要铲除他们造成的恶果,肃清其流毒,还要花很大力气。周总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锐利武器。华主席指示我们,为了打好第三战役,要紧密联系实际,特别要抓住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把批判极“左”思潮及其在出版工作中的表现,作为当前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搞深搞透,是十分必要的。
197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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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1978年7、8、9、10这4个月当中,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对这场争论或先或后地作出了反应,公开地表明了态度。这样的事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据我推测,大概是因为人们把这篇文章同邓小平6月2日在中央军委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联系起来的缘故。通常在这样的时刻,政治人物的头脑往往是很敏感的。

——赵家打着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编造事实,打击三种人。

——三种人被清除了

——舆论一致了

——赵家:十一届三中全会。

上海市工交系统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开展群众性大检查 保证清查搞深搞透
第1版()
专栏:
上海市工交系统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开展群众性大检查 保证清查搞深搞透
新华社上海七月十三日电 上海市工业交通系统普遍开展群众性的大检查,以保证清查工作搞深搞透,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既要抓紧,又不能草率收兵”的要求而展开的。
检查的标准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单位的清查工作做到什么程度才可告一段落?他们通过学习党中央和市委的有关指示,认为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清”。按照这个要求,他们研究制定了这样六条标准: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特别是知情人已经发动起来;二,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经查清,材料已经查证核实;三,清查对象该解脱的已经解脱,需要定性处理的已经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四,阶级阵线基本清楚,领导班子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五,工业学大庆运动蓬勃开展,生产面貌有了新的起色;六,对本单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有了具体的打算和计划。
检查的基本做法是依靠群众,上下结合,单位自查、行业互查和领导检查相结合。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各单位自行检查。通过各种会议,把本单位清查情况向群众交底,发动大家讨论。对不足之处,及时进行“补课”。
第二步,在自查基础上,由上级公司或局组织厂与厂、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互查。在互查中,除了全面检查外,对清查工作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但企业面貌变化不大的单位,要查一查领导班子是不是得力。对原来问题比较多的单位,要查一查还有没有“尾巴”、“死角”。
第三步,上级领导部门统一组织检查小组,检查每个单位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及其来龙去脉是否搞清楚,清查对象的问题抓得准不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否分清,查证材料是不是符合要求等等,并对检查中了解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一分为二地对检查单位的清查工作做出全面的估价。
上海工交系统开展清查工作的工厂企业有一千二百多个。到目前为止,已对其中的六百多个进行了检查。从这六百多个工厂企业看,有百分之六十的单位清查工作符合要求,可以宣布基本结束,用更多的精力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百分之三十二的单位,清查工作基本上符合要求,对不足之处,需要抓紧“补课”。有约占百分之八的单位清查工作不符合要求。其中有的是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没有查清,或者根本没有清查;有的是清查工作成了“夹生饭”;有的在政策掌握上该严的不严,清查对象的问题未查清就急于解脱、使用,还有的单位领导班子问题比较严重,甚至有人继续在捂盖子。这类单位虽是极少数,一经发现,有关领导部门就派去工作队,下决心把那里的清查工作搞彻底。
上海工交系统的实践表明,经过这样“层层把关,反复过滤”,好处很多。
促进了清查工作深入发展。许多单位经过检查,进一步抓紧了材料的查证和核实工作。一部分单位通过检查,发现了需要“补课”的薄弱环节;少数清查工作搞得差的单位,在工作队帮助下,迅速揭开了盖子,打开了局面。
促进了党的政策的落实。许多单位的党委在组织干部和群众对清查工作进行检查时,认真学习党的政策,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上海直流电机厂有三个清查对象,在“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时犯了错误,厂党委有些同志主张分别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上级领导干部下去检查时,同厂党委一起对这三个人的问题性质、犯错误的程度和改悔态度以及一贯表现,作了全面分析,统一了思想,根据党的政策作了实事求是的处理。
促进了领导班子的整顿。上海纺织工业局对下属二百多个单位的清查工作进行检查时,发现有十九个单位的领导班子问题还没有解决,个别单位还有
“震派”人物留在领导班子里。发现这种情况后,他们及时组织力量,帮助这些单位整顿了领导班子。
1978-07-14  

——赵家:我们向袁克定学习办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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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不久以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赵家清除了三种人

——只剩下赵家人了

——对于真理标准讨论?

向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进军,为夺取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而奋斗——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第2版()
专栏:
向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进军,为夺取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而奋斗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召开的这次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是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推动农业高速度发展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认真学习各兄弟省市区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加快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的步伐,为高速度发展农业而奋斗。
江苏省共有耕地七千多万亩,其中粮田面积五千二百万亩,平均每人不到一亩。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是逐步加快的。五十年代,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三点九,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二百零六亿斤,十年中有四年依靠国家调进粮食,共调进一亿多斤。六十年代,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四点四,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二百四十七亿斤,十年中共上交给国家七十三亿斤。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八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五点二,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三百七十六亿斤,共上交给国家一百三十六亿斤。二十八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切体会到,象江苏这样一个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省,农业是关系全局的根本大事,农业增产了,日子就好过;农业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要受影响,甚至连吃饭也要发生问题。而在我省的条件下,要发展农业,不可能在扩大耕地面积上做多少文章,只能在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上下功夫,在农业机械化上下功夫,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上下功夫,首先是要在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上下功夫。
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流经常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望天收”的状态。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群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有计划地改造自然,改变生产条件,自觉地同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一九五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准了建设苏北灌溉总渠的方案。我省人民以抗大洪、排大涝、挡大潮为目标,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治水运动。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达到了高潮。到了六十年代,贯彻了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使大跃进期间拉开的大型水利骨干工程,逐步得到完善,并且继续开挖了大量中小型河道,新建了不少地区性工程,为此后全省农田基本建设实行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对我省农田基本建设是一次巨大的推动。周总理亲自总结的大寨经验,鼓舞人们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向大自然开展斗争。我们以建设高产稳产田为目标,掀起了大规模的改土治水运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发出了“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的号召,鼓舞我们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我们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提出了向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进军的口号,进一步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一方面根据建设“三田”的要求,继续开挖和整治大中型河道,一方面实行水肥土综合治理,高标准地搞好农田的内部工程。二十八年中,我们一共投入九十多亿个工日,搬动二百一十多亿土石方,开挖七万多公里河道,建成一千一百七十七座水库,筑起二千八百零二座闸坝,培修一万七千多公里堤防,建成了一百二十四万多个涵管、田间节制闸等小型配套建筑物。全省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有一般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近八分;全省有高标准的高产稳产田一千七百三十万亩;有“吨粮田”一百四十多万亩。这就使全省自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大提高了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在二十八年中,全省粮食产量有六年增长了十亿斤到二十亿斤,有六年增长了二十亿斤到三十亿斤,有三年增长了三十亿斤到四十亿斤。一九七一年以后,粮食连续七年跨《纲要》,今年夏熟又获得大丰收,夏粮总产量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九七六年增产二成,比去年增产五十多亿斤。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首要的根本性措施。农业发展的速度如何,虽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就基本条件来说,首先取决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取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水平和速度,取决于水、土、肥的综合治理。
农田基本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党重视才能办好。要高速度高标准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全面地完整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大寨精神,大搞群众运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提高人民公社的经济技术水平,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技术工作结合起来。
第一,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村不可能离开工业而搞自给自足的经济,城市也不能离开农业而只顾自己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支援农业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要真正把国民经济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在工作中作出必要的决断,而且在思想上要进行经常的斗争。例如,在计划安排方面,地方的财力物力有限,各方面都伸手要钱要物,农、轻、重的次序往往被忽视,得不到适当安排。在支农工业和发展县、社、队工业方面,有些同志就不是那么积极,往往限制多于支持。在城市支农方面,有些地方好多年都是老一套,每年组织几次送肥下乡和支援抢收抢种就算完成任务。至于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为了从思想上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我们每年总是要大讲几次,大议几次,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是逢会必讲。我们要求大家关心农业的发展速度,关心农田基本建设,关心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关心农民生活的改善,努力探索支援农业的新途径,提高支农工作的水平。在投资方面,六十年代省一级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的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我们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一九七一年增加到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二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九七三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七四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一,一九七五年以后才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地方的农业投资,大部分都是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在支农工业方面,这几年有计划地进行了发展,改造更新,提高了生产能力。去年全省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省化肥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小水泥厂的产量占全省水泥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四。农田基本建设中所需的工具,机电排灌中所需的器材,中小型水利建筑物所需的用料,大部分都是由五小工业承担的。在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方面,这几年主要是支援了社队工业的发展,有的市采取产品加工、脱壳、扩散等办法,组织了城乡“一条龙”,既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又推动了城市工业的改组。一九七七年,全省社队工业的总产值已达五十二亿元。在组织领导上,我们开始对体制作了某些改变,地委所在的几个城市,由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地委第一书记,并在城乡之间组织了固定的经济协作区,以进一步加强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这样,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解决认识问题,不断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努力使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得到较好的贯彻。
第二,要有一个纵观全局切合实际的农田水利规划
我省在开始治淮时,由于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的规划,工程进展比较快,质量也比较好。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群众治水热情很高,一个冬春完成了九亿土方,但因摊子铺得太大,具体规划工作没有跟上,曾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有的还打乱了土层,造成了减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感到搞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规划不行。从六十年代开始,我们通过调查研究,着手进行农业区划,根据气候、土壤、水文和农业生产的特点,把全省划为六大农业区域。根据农业区划和水系流域的特点,制订了全省农田水利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使农业区划和农田水利建设规划紧密结合起来。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从最初着眼于建设大型骨干水利工程,解决洪涝灾害,发展到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治一线,带一片,洪涝旱潮渍兼治,逐步建立防洪防涝防旱防潮防渍五套工程体系,为建设高产稳产田提供强大的外围屏障。二是从分流域治理,发展到跨流域治理。我省长江、淮河、沂沭泗三大流域各有特点:长江水源丰富,淮水可用不可靠,沂沭泗平时无水,汛期洪水来得猛退得快,分流域治理有局限性,因此决定突破流域界限,把三大流域串通起来,统一治理,以充分发挥各流域互调互济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一个“挡得住,排得快,降得下,灌得好,能控制,能调度”,并且能为毗邻兄弟省市服务的新水系。三是从单项治水,发展到综合治理。特别是着眼于治水与改土、整地、造田相结合,与积肥造肥相结合,从根本上改造土壤,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从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是向大自然开战的一场严重斗争,规划既要反映重新安排山河的雄心壮志,又要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首先是对自然界的适应、利用、改造,要以改造为主,不是小打小敲,修修补补,而是立足于多灾、大灾,从根治水患出发,除害兴利,化害为利。其次是要上下游兼顾,服从大局,团结治水。我省与三省一市接壤,苏北淮沂沭泗承受上游来水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对上游,敞开大门,对下游,保证送水。三是坚持综合治理。沟、渠、路、林、桥、涵、闸配套,航运、工业、交通、绿化、血防兼顾。四是坚持群众路线。制定规划要几上几下,反复讨论,既要有总体规划,又要有分期实施规划,层层落实,一直落实到社队。
第三,有领导地组织大会战
建设大型水利工程,不是一社一队搞得起来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组织大会战。例如,新沭河扩建工程是一个流域性的大型防洪工程,就是在统一规划下,把骨干工程、配套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由省、地、县、社、队分级组织会战搞起来的。奋战五个冬春,基本建成新沭河南北成片的水利系统,并把五十多万亩农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的大样板。我省一般大中型工程,都是按照分期实施的规划,每年冬春,组织几个县以至几个地区的力量打歼灭战,做到速战速决。县办工程,一般都是组织社队会战,突击完成。大中型工程的配套建筑物,由专业队常年施工。田间小型水利和平田整地,由社队各自为战,一般不组织外力支援,主要是为了保持熟土层不被打乱。我们在组织大会战中,特别注意了处理好农田基本建设和当前生产的关系。在时间安排上,强调见缝插针;在劳力安排上,坚持前后方兼顾。一般在秋收之后,就抓紧平田整地,争取及时种上麦子;冬春之际,突击水利工程,投入会战的劳动力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会战时间不超过一百天;清明以后,大批劳动力转入春耕春种,留下少数人扫尾。这几年,我们每年挖二十多亿土方,基本上没有耽误农业季节和田间管理,绝大部分工程,做到了当年施工,当年受益,当年增产。
第四,正确执行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
组织大会战,涉及到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妥善加以处理。最重要的是合理负担问题。我们强调既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又要坚决执行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期实施,互助互利,合理负担,换工还工,先后受益,大体平衡”的原则,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省、地、市、县各级之间以及国家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原则上那一级举办归那一级负担。省、地举办的大型骨干工程,国家出钱出料搞建筑物,并补贴一部分民工生活费,社队记工分。流域性的主体工程,由专业队施工的,原则上社队不负担。县办工程,由县财政开支,国家酌情补助配套建筑物。社队办工程,由社队合理分摊,对困难社队,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助部分材料设备费。一个是集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对队与队合办的工程,坚决做到换工还工,大体平衡,不受益的队原则上不负担。还有一个是集体和社员之间的关系,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由于搞农田基本建设而必须占用的社员自留地,坚决按政策规定予以补足;必须砍伐的社员的自留树木和竹子,全部归社员自行处理。关于建设新居民点,我们强调一定要根据财力物力,量力而行,不随便拆迁房屋。非拆迁不可的,坚持先安排好群众住房,再动手拆迁,并且由集体统一规划,妥善解决投工投料投资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新居民点。同时,针对我省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严格执行节约用地的政策,尽量少挖废土地。坚持不搞一平二调,不任意拆迁房屋,不随便搞“大马路”。由于基本上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规定,这就使人心稳定,生产发展,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干劲得以持久地保持下去,促使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前进。
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求我们大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在今后八年中,我们力争全省粮棉油以及林牧副渔的产量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农业经济结构有一个较大的变革,农民生活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当前,要以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争取到一九八五年,建成一千五百万亩吨粮田,三千万亩双纲田,其余粮田全部建成千斤田,创造出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新华社)
1978-07-31  

——赵家除了欺骗还是欺骗。

——赵家骗子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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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真理标准的讨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5月开始,到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讨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第二阶段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集中北京的和各省市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部共四、五百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前后共历时三个多月(从1979年1月18日至1979年4月初);这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讨论这个问题,是讨论的重头戏。第三阶段是1979年7月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这里因故略掉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讨论,只记第三阶段的“补课”。总而言之,争论并未因两篇文章的发表而停止,相反,真正的争论还在其后呢!
  三、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甚至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关“两个凡是”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局势并没有完全明朗化,但真理标准的讨论却中断了,“凡是”势力乘机反扑,理论工作务虚会成了一些人攻击诽谤的目标。社会上盛传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的错误,有人公然说今后必须继续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批判“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个别部门甚至发生反攻倒算行为。

——凡是派反攻?

1980:纪登奎辞职内幕
2015-02-28 22:02 来源:大同晚报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革”中蒙受冤屈和迫害的老干部对纪登奎不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12月1日晚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王恩茂等人谈话。邓小平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安门事件”、“七二o”事件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邓小平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
因老干部激烈指责而辞去领导人职务
虽然有邓小平“和稀泥”在先,但在接下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许多与会者公开批评了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其中就包括纪登奎。
纪登奎正式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是1980年春天,但是下台的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基本成为定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纪登奎辞去他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但没有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纪登奎又去找邓小平,要求辞去他在北京军区担任的军职。他说,当时小平同志还表示要挽留他。但是,纪登奎坚决要求辞去军队的职务,邓小平也就同意他的辞职请求了。

——1979年,“凡是派”只剩下华国锋一个人

——如何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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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现在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有关书籍和文章,当谈到真理标准讨论时,好像认为只是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两篇文章就解决了问题,因此只限于介绍文章的写作修改过程及细节,不了解这场讨论的全过程及其各个重要环节,有的书籍甚至还作了演义式的描写。其实,第一篇文章(即《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是引起了中央内部的争论,而且处于受压的地位;第二篇文章(即《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虽然把争论公之于全国,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但讨论只限于中央及省市上层,并没有深入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去。正因为如此,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才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再度挑起争论;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实际上只是把这场争论搞得更加尖锐化罢了。

——现在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有关书籍和文章

——全部是赵家制造出来的

——目的是什么?

——把赵家隐藏起来。

——美其名曰:真理大讨论。

坚决贯彻“双百”方针 认真实行文艺民主
参加《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同志认真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第4版()
专栏: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三日电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怎样使文艺工作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参加《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同志们,经过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实行文艺民主。
在三个刊物的编委联席会议上,作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们,联系文艺工作实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思想战线的这场讨论,不仅仅是哲学问题,而是涉及到各条战线的重大问题,文艺也毫不例外。要使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必须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的前列。历史就是这样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这个战斗的任务。文艺、文艺期刊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的深刻的革命中当闯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起扫清障碍、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作用。作家、艺术家应当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
他们说:实践证明,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长期以来,这个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受到了“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彻底背叛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公开抛弃了“双百”方针,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给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遵循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一再强调文艺界要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并指出,它的着重点是在坚持六条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在人民内部采取“放”的方针,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促进科学文化事业不断发展。正是在党中央、华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文艺战线重新活跃起来了。但是大家感到,文艺界当前的状况跟亿万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的前进步伐还很不相称。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振作革命精神,急起直追,在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会上,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发扬文艺民主的问题,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书面发言中说,现在“四人帮”彻底打倒了,但“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却远未肃清,在文艺战线上常常听到对一些敢于冲破“禁区”而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品发出种种非难就是一例。他指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大家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体现了党在文艺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要繁荣文艺,首先要有一个民主空气,要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有的同志说,华主席把“放”的方针当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着重点鲜明地提出来,完全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贯彻“双百”方针就要鼓励作家、艺术家勇于实践,敢于把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放出来,让群众去检验。座谈中有的同志引用了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总理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空气,民主作风不够。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很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一言堂是领导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空气。我们要改变文艺界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作风,改变干部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作风,改变领导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做起。大家对周总理在十七年前讲的这段话感到特别亲切。一位文艺理论家感慨地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民主空气是不行的。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可是,多年来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政治骗子、阴谋家乘虚而入。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同志们认为,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毛主席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
(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艺术作为精神产品必然要在社会实践中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检验,它的最后的评价,不是由那一个人决定的。正确的领导总是与人民群众的意愿相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关键还在于领导是否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是否集中了群众的愿望,贯彻了群众路线。有的同志说:集中来自民主,领导来自群众。集中或领导的正确与否,又必须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得到证明。只有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智慧能够迅速、直接、有效地得到反映,才能根本上保证正确的集中和领导。大家热切地希望,文艺部门的各级领导,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促进文艺的百花齐放。
座谈会上,许多同志还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联系文艺战线的实际,进一步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他们说: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胡说什么建国以后十七年的文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和诬蔑。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年代里,就是在这个所谓“文艺黑线”的罪名下,使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文艺干部受到残酷迫害,他们之中有些人至今尚未完全给予平反昭雪。大家认为,“文艺黑线专政”这个文艺界的最大冤案不彻底推翻,文艺界的精神枷锁就不能彻底打碎,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很难充分发挥出来。
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上,还就刊物的编辑方针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刊物一定要站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前列。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反映亿万人民的心愿。
为时四天的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思想解放,充满民主的空气。发言的同志都讲老实话,讲真心话,畅所欲言,无拘无束。
出席三个刊物编委联席会议的有:冯牧、孔罗荪、韦君宜、冯至、刘白羽、陈荒煤、李春光、张光年、林默涵、赵寻、李季、葛洛、刘剑青、孙犁、严文井、沙汀、草明、唐弢、袁鹰、谢冰心、曹靖华、魏巍、严辰、邹荻帆、柯岩、臧克家、田间、阮章竞、李瑛、克里木•霍加、张志民、贺敬之。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曹禺出席了这次会议。
1978-11-24  

——赵家是什么民主?

——邓痞子:不争论

——洗净姘:不得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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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人提出了“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口号。“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虽然和“两个凡是”不同,但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出现无形中代表了今后一种有势力的倾向,也反映了党内在改革问题上存在的一种分歧,虽然它一直没有见之于任何中央文件。

——“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

——邓痞子:不能说,只能做

——百度百科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名言。
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邓小平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中国人民:打左灯,向右转

——赵家改革开放史:“打左灯,向右转”的历史。

——赵家已经是黑社会法西斯奴隶制殖民地阉党统治了

——赵家还在欺骗中国人民

——赵家这帮子畜牲是什么妖孽转世?

——白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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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1979年下半年,务虚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赴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考察。他讲了几次话,从思想路线讲到组织路线,重新提出要警惕“两个凡是”。这些讲话后来经过整理集中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文中。(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191页)这篇文章注明是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些重要的段落: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执行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这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
  “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
讲话最后提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成,现在要考虑补课。”

——邓痞子要补什么课?

——资本主义的课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痞子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
林达光: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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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江
  将邓小平当时几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并正式公布是后来的事,当时我看到的是从下面传来的讲话记录,内容大致与后来经过整理的文章相同,只是个别词句删掉了。我将收到的记录送给胡耀邦,请他考虑《理论动态》是否写一篇东西。胡看完记录给我一个电话,要我先到中宣部跟少数人讲一讲关于补课的内容,也可以提出我个人的意见,让大家议一议。
我除照念记录外,对当时面临的情况和补课的内容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次补课,或者说继续讨论,重点应当解决领导思想问题,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端正思想路线首先要端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思想路线。领导的责任在于通过讨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方针上来。我并提出,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这次的补课在思想上始终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要区别真“高举”和假“高举”、真“坚持”和假“坚持”;另一个,就是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及帮派组织路线并肃清其流毒,“两个凡是”就是极“左”思想及帮派路线流毒的集中表现。

——1979年,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

——1981年,(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1979年,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1997年9月赵家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由此得名。该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党章中,成为其指导思想之一


赵家历史决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邓痞子的补课是什么?

——否定毛主席思想

——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痞子:赵家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卖国了--跟着美国的都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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