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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炎黄春秋》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作者:夏永安解读

首页 -> 2003年第11期
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本文的题目是我取自《当代的“老新闻”》一书中的一篇回忆文章。作者是一名比较敢讲真话的新华社资深记者之一杜导正。他1956年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一生多次采访农民。虽然他也随潮流写过一些浮夸的报道,但不久后他深入实际便冷静下来,曾就广东发生了饥荒—事向北京报警。在那种年代,讲假话无人追究,讲真话反而屡遭磨难。由于敢于讲实情真话,杜导正曾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多年。“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正是杜导正及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经过反思后做出的判断和抉择。

——说真话就是说真话

——什么叫比较敢讲真话?

——在那种年代,讲假话无人追究,讲真话反而屡遭磨难。

——是这样的吗?

——周恩来检讨什么?

——刘少奇:中央要负主要责任

——毛主席:我要负领导责任

——这是讲假话无人追究,讲真话反而屡遭磨难?

——杜导正曾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为什么?

杜导正:我是怎样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2005-04-22 08:41:58   光明日报  
  1954年9月,我带职到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马列学院整整两周年,我受到马列主义理论和部分文化课的较全面的训练,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有了提高。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极为简单的。那时,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分土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1943年,我在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我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到了马列学院,经过系统的学习,我认识到: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马列学院的功课共有22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布)党史、中共党史、世界史、中国史、汉语语法修辞,等等。《资本论》也看了个轮廓。在我的一生中,这一段读书最为系统、全面,新闻理论、新闻技巧,全学了。两年后毕业时,意气风发,我想,自己本来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次又掌握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又有刚刚结束的“八大”精神,我正年轻,只32岁,只要兢兢业业拼命干,后半生是可以为党和国家干些事情的。
  哪想到,从这以后,反倒逐渐开始了我在政治上受挫折,跟着瞎胡闹又跟着挨棍子的时期。
  从盲从到有点独立思考
  1956年9月,我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这时,党内“左”的错误慢慢膨胀开来,以后是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1959年反右倾,一个运动挨着一个运动,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大的考验到来了。
  从1950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15年多的时间,是毛主席由正确路线逐渐向消极方面转化的一个渐变过程。1956年以后,向消极方面的转化加速,越来越快地向“深渊”滑去。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一
  下,错误一下,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不好。作为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一个组织者,是不可能离开或回避党的这一历程的。我所谓的考验,就是如何对待党的这个趋势,核心问题是搞不搞主观主义,敢不敢实事求是,能不能实事求是,敢不敢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我在这个考验面前,有时顶住了,有时跟着犯错误。犯错误,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盲目的。那些时候,我不是像有的同志那样头脑清醒,一直抵制。我不是那样的,没那么清醒。但我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直坚定不移地跟着干,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我还是有所独立思考,有所抵制的,但没抵制住,也不可以抵制住。
  1956年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广东农民就有意见,个别地方出现了问题。我写过这方面的内参稿,但不多。这时我下乡已不那么深入,而且头脑中带着框框,全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1957年反右派,我开始是犹豫的,后来动员大会一开,中央一讲话,我就跟着干了。广东分社40多个人,划了4个右派,全是最优秀的记者。先划的两个人,平时有些骄傲,我给人家上纲到右派已经很不对了,后划的两个人,各方面都挺好,我就下不了手,不愿意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说老实话,当时并不知道被错划的同志后果那么严重,只以为批判一下,以后接受教训,改正就完了。哪里想到把人家弄到敌对阶级堆里,整得那么惨。
  反右派运动中,广东有个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叫罗翼群。1957年夏,他去粤东,到处讲话,骂共产党,说中国农民到了饿死的边缘。他在前面走,我带着个记者后面跟着,他一讲话,我俩就写文章批判他,发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整版。后来罗翼群被押回广州,一路上,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批斗他,他怕被整死,躲在汽车后排的麻袋包底下,我就写了一篇《麻袋包下》。这篇文章夹叙夹议,写得很挖苦。现在看,罗翼群先生那么咒骂共产党是很错误的,但我那么给他上纲上线,整他写他挖苦他也是很“左”的、很错的。以后这一位对民主主义革命作过贡献但也有错误的老同盟会员被划成极右分子,处境很惨,这些我都是有责任的。我感到内疚。
  和反右派斗争掺和有一起的是,广东省委搞了一次反地方主义运动。到现在,我也认为是迫不得已的。但是扩大化了。我写过1万多字的一本“内参”报道,只反映了上述活动的正确性,相当片面。
  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2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旸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24000斤是用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2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
  1959年初,广东到处叫没粮吃、水肿,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着了急。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和林里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发了消息,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的3月底4月初。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
  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
  1959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海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0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对于这些批判,我在开始时想不通,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布惊惶情绪,我的确错了。
  我承认自己错了,但人家仍不依不饶。我的问题越揭越多,我说过“人民公社办早了”,我说过“大炼钢铁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我说过“大炼钢铁炼出的铁跟牛屎一样”。最后有人揭发我,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总路线。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罗的意见。我和一位要好的老同志在车上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讲人的主观规律,这就是1958年失败的根本教训。我说,总路线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间加上“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好了。这位同志此时把这事也揭了出来,说我妄图篡改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罪可就大了。
  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广州的小彭德怀”。我怎么能和彭德怀同志相比呢!这我不能同意。不同意不行,我就在自己内心深处找问题,后来还是毛主席的一句话,让我服了气。毛主席在庐山批评张闻天同志是“热起来热得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牙关锉”。我把这句话往我身上一套,觉得正合适。我不就是忽冷忽热吗?划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我虔诚地批判了我狭隘的农民观点,在6000人大会上做了两小时的诚恳检讨。
  1960年5月,省委对我正式做出书面处分决定:“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这个决定,是经陶铸同志定的。
  陶铸说我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陶铸同志自我到广东来后,一向是很关心、爱护、信任我的,由于工作接触机会很多,他对我言传身教,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方法上、工作作风上对我的成长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他在当时那种历史背景下,能独立思考,勤读书,一年12个月至少下乡四五个月。他善思考,长于概括,这常使他胆识过人。
  他工作上全力捕捉主要矛盾。他知识渊博,礼贤下士,能诗能书,很有才气。我在许多高级干部身边工作过,像陶铸同志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在我心中是第一位。在农民问题上,他多次带着感情地说:“我陶铸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农民吃饱饭,三餐干饭不要钱!”这话更引起我内心深处的共鸣,我对他不只敬佩,还杂有一种恋恋的感情。跟着他工作,我感到各方面成长速度加快了。但由于对1958年的情况认识程度不同,陶铸同志有一段对我不高兴。
  1959年5月,陶铸在汕头召开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上总结1958年的教训,我不发言,可陶铸同志指名要我发言:“杜导正,你讲”。我讲了四条:第一,对一些过头的东西,我们应该顶住,四川就顶住了一些;第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保护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还有一条,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话,陶铸同志听不入耳,我一面讲他一面插话:“是嘛,粤北的五岭低,外面的风刮过来咱们顶不住,四川北面是秦岭呀,所以李井泉他们就顶住了”。
  汕头会议结束后,我不知趣,还要求坐陶铸同志的车一同回广州。路上又向陶铸同志讲了鹿回头宾馆的事。海南岛盖给中央首长避暑住的鹿回头宾馆,家具全是酸枝木的,非常豪华。我说,老百姓在饿肚子,盖这么高级的宾馆不好。陶铸同志又不愿意听,他大声斥责我:“什么酸枝木了!”
  汽车路经正在建设的东江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的负责人、省工业厅的一位副厅长给陶铸同志洗尘,晚饭时8个人,除陶铸和他的秘书外,还有我和散文作家林遐等。桌上的酒是绿色的,我完全无心地跟林遐说了这事,陶的耳朵灵,他问:“老杜说什么?”林遐把我的话告诉了他,他拉长声音说道:“好嘛,老杜的意思是说咱们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呀!”这时,我才知道他真不高兴了。
  七八月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广东省筹备出一个大型画册,陶铸把他身边的几个“秀才”找去商量这事,其中也有我。陈越平、黄文俞他们讨论封面是用紫红缎子还是鲜红缎子,字烫金还是不烫金。我坐在一边不说话,心想,老百姓饿得那个样,哪有心思这么大事铺张。陶铸同志就问:“老杜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没多说,只说:“都好吧”。陶铸的脸就拉下来。
  所以,后来批判我,陶铸同志是支持的。我的问题被揭发出来后,陶铸同志讲了一段话,他是在省委讲的,别人给我传达了。陶说:“黄河长江自西而出滚滚向东流,湘江之水自南而出滚滚向北流,杜导正的思想像洪水泛滥四处奔流”。意思是说我的思想摇摆不定。
  后来知道,毛主席通令各省划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划不行。陶铸同志被迫违心地划了12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划后的第二天夜里,林里同志来电话传达陶铸同志的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话虽短,我听了很受感动。
  1960年4月底,我带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搞了几个月,有人告状,说:“怎么能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办大学?应该让他去劳动”。于是我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6个月,新会县县委书记党向民说:“这是个记者,应该让他写东西”。他把我调到县里写《人民公社史》。1961年夏天,陆定一同志挺身而出,为我们新华社七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社社长讲话,说是“七司马事件”,搞错了。同年7月,我被摘掉帽子,回到暨南大学开课执教,但结论仍留有尾巴:“杜导正同志仍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我谈话,说:“陶铸同志让我们告诉你,说杜导正同志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听了这话,我泣不成声。
  2月底,我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
  3月初,我告别暨大,回分社上班。中旬,总社召我到北京,谈谈工作、看看文件、休息一下。我于3月底到总社,见到了新华总社社长朱穆之同志。我说,我的教训归结为“欠谨慎”三字。穆之同志说:“我看,你今后要注意的不一定是‘谨慎’,要大胆工作,不要把锐气整掉了,该说的该做的,还是要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大胆说大胆做。”
  穆之同志正直、周密、谦逊、忠厚一生,实在是很了解我的。经过“反右倾”的挫折,表面上我似乎胆子小了,实际上是独立思考增多了,盲从性少了。面对农村那么困难的形势,我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同志的主张,很同意采用灵活的方法,如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单干等,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写过一篇内参,介绍了佛山地区十几种灵活变通的好办法,如“旱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责任制”,“副业包产到户”等。我的好朋友、佛山地委书记杜瑞芝给我看了邓子恢有关包产到户的秘密讲话材料,我认为这是“救命方案”。河北省委常委胡开明,在蔚县搞包产到组的实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说:“开明是开明,就是胡开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他到广州曾两次找我谈心,我对他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以后看吧。”这些,都反映了我的独立思考。当然,在“文革”中,这些又都成了我“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证。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有真话吗?

——没有。

——赵家人无不是:我的头脑也热得很。

——是头脑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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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我国在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后,在工农业生产、科教和文化事业、社会进步、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人民生活有了程度不同的显著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毋庸讳言,我国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问题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农民的生活还比较穷苦,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增长的主要瓶颈之一。
    
——2003年在工农业生产、科教和文化事业、社会进步、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是真话吗?

——赵家五毛后面:三农问题

——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就是一句假话。

——工业发展呢?

——七千万人下岗

——这是工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还是一句假话

——科教和文化事业、社会进步、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全部是假话。

——为什么?

——反革命分子不会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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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最近,我阅读了一些书和文章,颇有些感慨。我们每个人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和“三农”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农业是基础。如农业不振兴,作为整体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得不到显著、普遍而又持久的提高和改善,中国现代化则无从谈起。至今,我国农民和有些干部反映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难;领导下乡去能听到真话也难。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还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如农业不振兴,作为整体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得不到显著、普遍而又持久的提高和改善,中国现代化则无从谈起。

——三农问题基础上会有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赵家五毛为什么说工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卖国主义的殖民地工业大发展

——2001年,赵家入WTO了。

——人民生活提高了?

——是卖国贼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赵家一平均

——中国人民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赵家:北京市职工平均月收入7000元。(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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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讲真话真的很难吗?
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大环境已比过去宽松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和价值观取向等多元化趋势已初露端倪。但不容否认在某些方面,特别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的反映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
    
——讲真话真的很难吗?

——对于反革命分子,讲真话真的很难

——为什么?

——反革命分子要骗人

——只有骗成功了

——反革命分子才能作威作福。

——帝国主义开始普世价值了

——赵家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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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全岛智能豪宅 总价9700万美金
2011年09月27日 08:39来源:亿房网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家堪称当今智能家居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华丽壮观,而且更加神秘莫测,小编特地搜罗了大量资料来向各位朋友展示这位首富的“未来之屋”,先上卫星定位外景,再上恢弘设计图纸,最后上实际完成的绝美真实照片,全球最富引领22世纪科技的人类先锋,他的房子绝对是家居界的天人!

——比尔盖兹是什么思想?

——百度百科 资产阶级
价值观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宣传中,资本家被描绘为:
★奉从主义者(conformism)
★保守主义者
★庸俗主义者(philistinism)
★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
★对于个人财产过度关注
★对宗教的虚伪信仰
★资产民族主义者(Bourgeois nationalism)
而在真实的资本社会下,资本家主要信奉自由主义,所以上述宣传与描绘是不全面的,因为也会有资本家信奉共产主义(比如红色资本家)、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

——除了个人主义、对于个人财产过度关注外,比尔盖兹不满足其他条件

——比尔盖兹是个什么东西?

——奴隶主

——可不可以这样说?

——所谓资本主义是奴隶主扯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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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告别饥饿……—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一书是新华社四名记者根据他们自己于1980年3月至9月采访笔记整理而成: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但此书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后的1998年才面世,历时整整18年。

——为什么?

——1980年不能出版

——中国人民对毛主席时代还有记忆

——赵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这个可以说

——经济不是在发展吗?

——赵家: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经济。

——18年过去了

——1980年出生的人也18岁了

——赵家:《告别饥饿……—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

——毛主席时代的人还活着

——这些人干什么?

——城市,下岗了,四处在找工作

——农村,三农问题,四处在找出路

——赵家:我们说的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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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这本书主要反映的是“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初期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多方面的状况。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该地区的状况用该书序言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是贴切的:“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该书对我国部分农村情况的描述虽然令人震谅,发憷,甚至毛骨悚然,但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这四个王八蛋新华社记者是谁?

——百度百科 告别饥饿
《告别饥饿》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
作者介绍

傅上伦同志逝世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2月02日06:15  浙江日报
  本报讯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傅上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1月15日在杭州逝世,享年66岁。
傅上伦同志是浙江省奉化市人,1966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社宁夏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国内版副主编,新华社浙江分社采编部主任、党组成员、副社长,省广电厅党组成员、省电台台长、副厅长,浙江日报社编委委员等职。

——百度百科 胡国华(原广东省广电局局长)
胡国华。男,1947年1月生,浙江杭州人,汉族,1970年8月参加工作,197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专业),高级记者。
主要经历
1965年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学专业学习;
1970年后,在甘肃省古浪裴家营省农宣队、武威地区报道组锻炼;
1972年后,任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
1981年后,任新华社总社《瞭望》杂志社政治编辑室副主编、主编;
1988年后,任新华社福建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
1991年后,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党组书记;
2000年后,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厅级)。
2004年7月任广东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正厅级)。
2007年7月,胡国华同志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辞去其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申请。

——应该是这个王八蛋

——王八蛋冯东书的简历找不到

评《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1
2008-11-14 23:48:30
——兼论我国人民公社农民的性质   作者:刘晓铎    
一、冯东书何许人?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的文章,作者是冯东书。冯东书是何许人?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报道农村的记者,以大量报道大寨大队的消息而闻名。我曾从事过我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对冯东书的名字很熟悉。毛主席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时,他的报道也都是正面消息,没有看到他写过农民、特别是大寨农民只是“工具”,而不是人民公社主人的意思。听说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专门找来看了,感到很惊讶,这也许是我少见多怪。人的观点是会改变的,正像他在文所说:“改革完全打破了我们过去思想上的枷锁,我们的思想解放了才恍然大悟。”不过,我还是担心,哪一天冯东书又一次“思想解放了”,再来一个“恍然大悟”,分田到户以后的农民又会变成什么呢?
这里不探讨冯东书的思想变化的过程,不研究他的品格,主要是说由于这位名记者写了《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的文章,引起我的关注。我们要探讨的主要内容还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中农民的性质:是主人,还是“工具”。

——戴国强这个王八蛋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样的王八蛋会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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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都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久而久之,××市街头要饭的人数多寡,就像温度计那样,成了人们观察××地区农村形势好坏的一只‘表’了。”“说毛主席、共产党哪条政策不许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问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

——不少农民的生活却都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

——不少农民是多少?

——这种骗子的把戏,赵家还想玩?

——××市街头要饭的人数多寡

——是哪一年?

——毛主席时代是有返销粮的,小岗村为例。

——说毛主席、共产党哪条政策不许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

——这是哪一年?

——毛主席时代是制止盲流,何来的无言可答?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发布时间: 2015-07-01  来源:人民日报 2010-05-19
标题: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日期:1957.12.19
版次:1
专栏:社论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既不利于城市,也不利于农村,必须加以有效地制止。从去年秋后到今年夏收,据各地不完全统计,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共达五十七万人之多;从今年秋季到10月上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又有十一万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各地政府虽曾分别进行过劝阻和遣送返乡的工作,也起了一些作用,但还没有完全扭转这种趋势。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从各方面规定了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有力措施。对这个指示,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争取在较短时间之内使农民盲目外流的现象能够停止。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这将会大大减轻国家对城市的负担。农民流入城市,在城市就食就宿,必然增加城市粮食供应量和调拨费用,增加副食品供应紧张局势和住房拥挤的状况。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目的是寻找工作,但是,由于城市劳动就业是根据建设需要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计划外的盲目外流的人口是难以安置的。有些落后分子特别是流入城市的地主、富农以及劳改释放分子等,就乘机进行投机、聚赌以至偷窃来维持生活,严重地影响着城市的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对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也有重要影响。山东省定陶县冉固集区今年秋季外出的男劳动力共一千零三十八名,占全区劳动力总数的13.7%。山西省长子县绿化农业社第四生产队共有五十名男劳动力,有一个时期走得只剩下六名生产队长和组长。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地区,甚至发生耕作计划不能完成、作物无人收割的严重现象。如果对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现象不加以制止,显然是大大不利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农村建设,大大不利于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根本办法,是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原因之一是误信传说,认为城市就业容易,羡慕城市生活,轻视和躲避农业劳动。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向农民说明,城市就业并非容易,目前机关团体工矿企业人员不是过少,而是有余,不仅不需要增加,而且已经在开始大量向农村输送,以便增加农业生产战线的力量。今后如果需要招用人员,除在城市就地吸收外,在农村召用人员,也将通过农业社进行有计划地调配,而不可能随便录用。同时还应教育农民,要安心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有着广阔的前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工业建设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目前农村生活固然还较艰苦,但是,富裕的生活是艰苦劳动的结果。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农村生活正在提高并将继续提高。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农村生活费用低廉的条件下,农民收入的水平不要很久就可以逐步赶上工人收入的水平。大批农村人口离开农村,不仅不会改善农村生活,相反,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会减低农业收入。这对国家和对农民个人都是不利的。因此,作为新中国的农民,作为农业社社员,每人都应当有这样的坚强意志,这就是用自己的顽强的劳动坚决改善农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新农村。
  在外流的农村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受灾地区的农民。受灾之后,有些农民不愿就地生产自救,而外出谋生,当地乡政府和农业社不仅不予劝阻,有的甚至开写介绍信鼓励农民到城市中去。应该指出,这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是对国家对灾民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影响灾区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历年来,对于受灾地区,国家都曾拨出大批款项作为救济和生产之用。今后受灾地区的乡政府和农业社,必须对这项资金加以充分运用,组织灾民生产渡荒,而不应推卸责任,纵容农村人口外流。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还必须严格控制城市工矿企业和机关单位的用人,加强城市户口的管理。过去几年来,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有增无减,同用人制度和户口管理不严有重要关系。有些企业单位,由于贪图方便,任意到农村去招收工人,任意雇用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有些住户也留用没有户口或只有临时户口的保姆。这些作法,不仅违反国家制度,刺激农村人口继续盲目外流,而且由于其中往往混有少数不良分子,给国家建设和城市治安带来不良后果。在少数地方,更有人以“包工头”的身分介绍农民参加临时工作,从中牟利,社会上出现了新的剥削者。因此,今后各机关企业以及个人,必须严格执行用人制度,遵守城市户口管理办法,通过动员农村人口还乡的工作,对上述现象加以清除。
  农村人口长期盲目外流,除上述原因外,还与许多地方的民政部门、公安部门以及铁道等部门的工作有关。对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现象,不少地方听之任之,不加过问;或是虽曾进行过劝阻,但也不够坚决有力。特别是铁道部门,对于无票或缺票的乘客,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就是有时查出无票或缺票乘客,也没有按照规章办理补票手续。这就为盲目流动人口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能够不花路费或是少花路费而自由到处流动。安徽省有人在七个月中往返东北三次,所用路费不足十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有效地从各方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除铁路、航运部门必须加强验票制度之外,各地应当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在一些农村人口流动较多的铁路沿线、省与省交界的交通要隘以及车站、港口,设立劝阻机构,对盲目流动的农村人口进行劝说和遣送回乡的工作。这是制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历年的规律,冬季是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较多的时期,因此,各地应该尽速着手进行这一工作。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是关系国家建设、关系工农联盟、关系许多人正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这项工作牵涉到许多地区、许多部门,因此,各地应该在党委领导下,动员各有关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目前农村生产正在蓬勃发展,而各级国家机关正在大力紧缩机构,城市中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知识分子、职工家属和军人家属正在纷纷下乡上山,这一切对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了极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耐心地细致地进行工作了,向群众充分说明道理,长期以来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是完全能够制止的。

——在外流的农村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受灾地区的农民。受灾之后,有些农民不愿就地生产自救,而外出谋生,当地乡政府和农业社不仅不予劝阻,有的甚至开写介绍信鼓励农民到城市中去。应该指出,这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是对国家对灾民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影响灾区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历年来,对于受灾地区,国家都曾拨出大批款项作为救济和生产之用。今后受灾地区的乡政府和农业社,必须对这项资金加以充分运用,组织灾民生产渡荒,而不应推卸责任,纵容农村人口外流。

——赵家把自己干的事推给了毛主席时代。

——赵家包产到户

——农民受灾只能外出讨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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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一个入党45年的老人说:“不瞒你同志,我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一个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做出过贡献,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反而变得一贫如洗,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倒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舆论一律’的压力下,报纸、电台对人民公社只能谈好,不能说一点问题。这种宣传对农民起不了什么教育作用,对农村干部也起不到教育作用,只能对不了解情况的和了解不到实际情况,以及不愿意听下面实际情况的高层领导,起着自己愚弄自己的作用。”

——一个入党45年

——算此时是1978年

——1933年入党

——“不瞒你同志,我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

——是哪一个王八蛋在说谎?

——1933年入党,是老干部。

——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

——是哪一个山村?

——一帮子王八蛋下赵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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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当然,该书的后半部分也反映了“文革”后该地区农村在中央正确决策的指引下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的情况,使人们看到了曙光。

——告别饥饿,是本什么书?

——鼓吹包产到户的书

——如何推行包产到户?

——邓痞子:把文化大革命写得跟鬼子进村一样。

——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提什么?

——农业机械化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隆重开幕第1版()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转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到会所有同志殷切的期望,并且作了重要报告邓小平江青姚文元陈锡联华国锋陈永贵 吴 桂 贤 等出席 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 陈永贵致开幕词 江青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将总结交流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动员全国人民尽快地把我国农业推向新水平
新华社昔阳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电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今天在山西省昔阳县隆重开幕。
这次会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以来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将总结交流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总结交流农业机械化的经验,研究普及大寨式的县、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地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大会会场设在新建的拖拉机厂的宽阔厂房内。主席台上方,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会场四周,悬挂着一条 条巨幅标语,上面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学大寨”、“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上午九时,当邓小平、江青、姚文元、陈锡联、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就座时,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大会主席台就座的有:农林部长沙风、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财政部长张劲夫、文化部长 于 会 泳 以及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有关单位负责人杨立功、马仪、顾秀莲、谢北一、叶志强、李艺林、王丙乾、高修、程宏毅、杨珏、卓琳。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的负责人以及有关单位的代表:‘尤太忠、王庭栋、李顺达、贾俊、吕玉兰、王金山、王磊、王宪、冯勤、刘盛田、胡亦民、阮泊生、冯占武、张士英、张林池、杨易辰、关舟、周丽琴、黄金海、郭宏杰、王光宇、穆林、秦和珍、厉日耐、马兴元、罗毅、莫显耀、黄知真、吴山、陈烈、姜一、饶兴礼、李夫全、李衍授、王利滨、丁凤英、毛致用、黄炳秀、刘春樵、王治国、杜易、张根生、李子元、刘应祥、薛喜梅、王黎之、李立、李文、七林旺丹、朱克家、高圣轩、热地、霍士廉、章泽、禹贵民、王国瑞、申效曾、冀春光、刘蒲辰、王志强、张世功、宋致和、肉孜•吐尔迪、彭飞、刘邦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致开幕词。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转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到会所有同志殷切的期望,并且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场上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
陈永贵副总理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以来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参观大寨和昔阳抓革命、促生产的成就,学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交流各地十一年来,特别是一九七○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的问题。同时,总结交流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讨论一九八○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这次会议是农业战线的一件大事,对广大农民群众,对林业、渔业和国营农牧场职工、农机职工、水利职工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开好这次会议,全国人民都高兴,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陈永贵副总理指出,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党中央最近发出的有关文件精神。人们讲路线、讲团结、讲大局、讲纪律,落实政策,振奋精神。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在胜利前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农业学大寨已经成为农村中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群众运动。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农田抗灾能力显著提高,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日益增强,农业技术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广大贫下中农用机器,讲科学,涌现了一批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创高产的好典型。我国农业生产连续十三年丰收,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现在,大寨式的社队已经遍布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县成批涌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取得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我国的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更坚定地相信大寨的道路就是自己的方向。这是一种不可估量的伟大力量。
陈永贵副总理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在充分估计成绩的时候,又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新的矛盾和新的任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稳步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农业,基本上保证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是,还必须看到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适应国民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陈永贵副总理着重指出,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要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靠亿万农民的积极性,靠大寨精神。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但是,省与省比、县与县比,运动发展还不平衡,农业生产的差距还很大。应该很好地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应该统一认识,真正把农业当作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党动员,打一场硬仗。这次会议,对于一些重大的生产措施要研究,但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到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上来,认真讨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使我国农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陈永贵副总理最后强调说,我们相信,在这次大会之后,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农业学大寨运动一定会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一定会大踏步地前进,农业生产一定会大幅度地增长,为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陈永贵副总理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再一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也在今天的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贾俊,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谦,分别代表大寨大队贫下中农、晋中地区人民、山西省人民,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地区、各县和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教单位的代表,财贸系统的代表,来自革命和生产第一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大庆油田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国务院有关单位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代表们表示,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学理论、讲路线、鼓干劲、促生产的会议。在大会精神的指引下,更加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尽快把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附图片)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在山西省昔阳县隆重开幕。图为大会主席台。新华社记者摄
陈永贵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新华社记者摄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在山西省昔阳县隆重开幕。图为大会会场。新华社记者摄
1975-09-16  

——1980年告别饥饿

——那么赵家人是不是骗子?

——邓小平、陈锡联、华国锋、吴桂贤等是不是骗子

——1975年是骗子

——1978年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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