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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狗腿子李成瑞

教育和社科领域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沉痛悼念李成瑞同志
2017-02-20 15:46:07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何干强等
惊闻革命老前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成瑞同志逝世,我们作为高校和社科领域的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感悲痛! 
李成瑞同志是原国家统计局局长,他一直关心高校的学科建设,曾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著名高校有关专业的兼职教授。他与高校不少学者保持着联系,鼓励大家在新形势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坚持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导统计学研究与实践,2009年被评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之一。
李成瑞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建立新中国英勇奋斗,忠诚坚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不忘初心,坚持继续革命,保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本色。他忧人民之所忧、急人民之所急,在我们心中树立起一座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丰碑。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李成瑞同志面对一段时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面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经济私有化歪风,他不顾年事已高,不怕戴上“思想保守”的帽子,沒有奴颜媚骨,沒有明哲保身,而是无私无畏,挺身而出,“站出来说话”,以真实可信的统计分析,据理力争,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李成瑞同志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深刻揭露和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逆流,真正实践了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誓言!李成瑞同志不愧是共产党员高级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楷模。
我们悼念李成瑞同志,惟有化悲痛为力量,认真学习李成瑞同志的党性立场和高尚品格,把对李成瑞同志的深情怀念,化为不竭的动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应用和发展,为坚持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中华民族实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李成瑞造假铁证:1958年粮食产量“20000”整   
柳鲲鹏
欢迎访问:http://blog.sina.com.cn/quantum6
2010-7-3
关键字:李成瑞 1958 粮食产量 20000
简介:李成瑞当统计局长时造假出来的《1984年统计年鉴》,141页的粮食产量,1958年是20000整!
  1958  20,000
  1959  17,000
  1960  14,350
  1961  14,750
  1962  16,000
  
  1963  17,000
  1964  18,750
  1965  19,453
  1966  21,400
  1967  21,782
  
2011-08-24 16

——一帮子赵家狗奴才推出李成瑞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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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十问——李成瑞答新华社记者
第4版()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会议期间,新华社记者访问了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请他回答了关于人口普查的十个问题。
一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答:人口普查,也叫国情调查。它是以调查人口为中心,查清国家基本情况的一种重要方法,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我国在1953年和1964年先后进行过两次人口普查,对于当时加强民主政权的建设、制定经济建设计划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已经过了18个年头。我国的人口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进行一次新的人口普查,以便更好地了解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完全必要的。应当说,这次人口普查,对于准确地掌握全国人口数字,进一步查清全国人口的分布和社会经济构成情况,以利于更好地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统筹安排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二问:我国有户口登记制度和经常性的人口统计制度,为什么还要进行人口普查?
答:户口登记和经常性人口统计的项目比较少,又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准确性往往不高。只有通过人口普查,才能全面地准确地掌握有关全国人口的大量数据。
三问:这次人口普查和前两次普查相比有什么特点?
答: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普查的规模更大了,1953年第一次普查时全国人口数是6亿,1964年第二次普查时全国人口数为7.2亿,这次可能超过10亿。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普查,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第二,普查项目增多了,这次准备普查19个项目,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10项。第三,首次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人口普查的大量数据。借助于电子计算机,不仅能做到准确、迅速,而且可以从事手工计算难以做到的多种加工。一张19个项目的普查登记表,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可以进行各种交叉比较,制出上百种重要统计表,整理出几万页统计资料。
四问:这次人口普查比上次普查增加了哪些项目?
答:增加的项目主要包括这样四个方面:第一,增加了常住人口的户口状况的项目,这有利于防止人口登记的遗漏和重复,有利于了解人口居住和迁移状况;第二,增加了关于经济特征的项目,包括在业人口的行业和职业,不 在 业人口状况,这对于全面了解劳动力的使用情况、合理使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增加了关于生育特征的项目,包括妇女生育的子女总数和存活子女总数、1981年生育 胎次等,这对于研究和制定我国人口政策、人口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第四,增加了1981年出生、死亡人数的项目,这对于核实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推算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五问:这次人口普查的对象是否包括常住在我国的外国人和我国的出国人员?
答:我们这次普查,同过去两次人口普查一样,只查本国人,不查外国人。至于我国出国工作和学习的人员,虽然普查时不在国内,但他们的永久住地在国内,所以仍属普查对象。
六问:一个普通公民能为这次人口普查做些什么?
答:人口普查是关系到全体人民的一件大事。用实际行动支持人口普查,是每一个公民的光荣义务。如实地、准确地申报每一个普查项目,以保证普查资料的科学性,这是他们对人口普查工作最好的支持。为了申报确实,对家庭人员的有关情况,如出生年月日、有业人口从事的具体工种等,最好事先在家里弄清楚,做好申报的准备。此外,还可以随时向周围的人们做些口头宣传解释。
七问:为什么要以1982年6月30日24时作为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
答:我国前两次和这次人口普查,都是以6月30日24时(即7月1日零时)为普查登记的标准时间。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时间的人口流动较少,便于查清人口。同时,也便于普查资料的历史对比。这个时间虽然农村活动较多,但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还不是农村最忙的季节。从以往的实践经验看,这个时间规定是比较适宜的。
八问: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何时公布?
答:全国总户数,总人口数,各省、市、自治区男女人口和各民族人口等数字,在今年10月份即可公布。这是用手工汇总的主要数字。至于电子计算机汇总的所有普查项目的材料和各个项目的交叉比较材料,则要等到机器汇总完毕以后才能发表。
九问:全部普查资料汇总出来之后,是否每一个公社,每一个街道都可以从中找到它们的数据?
答:是的。电子计算机汇总的几万页材料中,不仅将有全国的、分省的详细指标,有分县、市较详细的指标,还有分公社、街道的主要指标。这些材料,对于我们了解自己的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十问:对于我国这次人口普查,联合国给予了哪些支持和 援助?
答: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拨出1,560万美元资助我国这次人口普查。联合国援助的资金除了用于派遣电子计算机专家和人口普查专家的费用外,大部分用于购置普查所需的电子计算机。目前已到货的有8台,还有13台将在今年5月以前交货。联合国技术合作部、联合国统计司还派专家来我国考察和协助这次人口普查。此外,美国、日本的有关机构也曾对我国技术人员的培训等方面给予合作和支持。这些资助和合作,对我国人口普查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1982-01-18  

——李成瑞不仅造假粮食数据,而且还造假人口数字

饿死“三千万”可以休矣!--83版人口数据根本不可靠
作者:新生 发布时间:2010-05-20 来源:乌有之乡
饿死“三千万”的讨论可以休矣!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数据根本不可靠新生
首发:乌有之乡毛主席纪念堂http://mzd.wyzxsx.com
一、前言1959-1961年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多年来一直是被普遍关注的问题。1964年中国政府进行了建国后第二次人口普查,但结果没有公布。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之后,两次普查结果和历年户籍统计资料一起在国家统计局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以下简称《年鉴》)里公布。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根据户口统计,中国人口总数在1960年减少了整整一千万。《年鉴》公布以后,中外学者以此为主要依据,对三年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做出了各种估计。其研究成果经西方及国内媒体的广泛宣传,三年大饥荒“至少饿死三千万人”似乎已经成为主流共识,甚至得到一些中国官方媒体和机构非正式的认可。

——这个人口数据就是李成瑞搞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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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答新华社记者问第4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今天在回答新华社记者就发表人口普查公报提出的问题时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一次高质量的普查。
这次普查是世界人口普查中误差率较低的
李成瑞说,在国际上,如果人口数误差率低于10‰,就被视为质量较好。我国这次普查登记完成后进行的质量抽查结果是:重报人口占0.71‰,漏报人口占0.56‰,净差率为0.15‰。是世界各国人口普查中误差率较低的。
他说,这样高的普查质量,是两年多来各级干部、广大普查人员和积极分子共同努力,经过几个重大步骤最后取得的成果。第一,从去年初到今年3月,全国进行了户口整顿,这实际上是人口普查前一次比较深入的预查。这期间,先后动员了570多万名户籍管理人员和其他基层干部,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城乡户口进行整顿,逐户进行深入调查,查出和纠正了6.1‰的重登人口和5.4‰的漏登人口。第二,在人口普查登记正式开始前,广大普查人员提前进入普查区,进一步调查摸底,在逐户访问的基础上进行设站登记,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现和纠正了一批差错。第三,普查登记结束后,用10天到20天时间,对普查登记表逐户逐人进行了全面复查,又发现和纠正了一些差错。在对人口数进行复查的同时,也对登记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行业等项目进行了认真的复查。
全国人口年度统计相当准确
国家统计局局长还向记者谈到,这次人口普查公报中公布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10.0817亿的总人口数,同我国过去年度统计的人口数字十分接近。他指出,1982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1年年底总人口9.9622亿人,加上今年上半年人口增长数,再加上423万人民解放军,差不多就是这次人口普查得出的大陆总人口数。这说明我国每年统计的人口总数是相当准确的。
严格的质量抽查
李成瑞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这次人口普查的质量抽查:在29个省、市、自治区人口普查登记和复查工作完成后,根据《人口普查登记质量抽样检查细则》的规定,由省、市、自治区人口普查机构,按照分级、随机、等距、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了972个生产队和居民小组(普查登记为18.7362万人)作为样本;由县以上人口普查机构派出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按照抽中的生产队、居民小组管辖的范围,实地勘察,逐户上门重新调查,与原来普查登记的数字进行核对,找出差别,并经再次核查,才确定是否误差。按照《细则》的规定,原来在这些生产队、居民小组进行普查登记工作的人员,不得担任抽查员;在样本抽出后,即将原来登记的材料封存。这样的做法,保证了质量抽查的可靠性。
全部资料正由电子计算机处理
这位统计工作负责人说,今天发表的人口普查公报只是手工简易汇总的主要数字,普查登记表中还有许多重要项目的数字需要用电子计算机汇总。近3亿张普查登记表,经过各省、市、自治区的电子计算站处理,最后由国家统计局电子计算中心汇总。目前,全国两千多个县组织10万多人进行的编码工作不久即可结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4,000多名录入 人员已培训完毕,正在把编码后的登记表的数据录入电子计算机;1,000多名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员,正在对400万人口普查试点资料数据处理中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迎接正式人口普查数据处理的光荣任务。这次人口普查的全部资料经过电子计算机处理,将得出省、地、县、公社的有关人口状况及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大量丰富资料。这一繁重的工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计划,将在1984年底完成。
1982-10-28

——李成瑞是论证大跃进饿死2000万还是否定大跃进饿死人?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李成瑞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出回答。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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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认错再成佛——向李成瑞的良知呼吁
柳鲲鹏
http://blog.sina.com.cn/quantum6
2009-9-15
关键字:李成瑞 浮夸风
简介:李成瑞当年写过一个文章说三年饿死了多少人,现在开始宣传毛主席,这之间还需要一个认错。只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信仰者,真正的共产党员。
李敖曾在电视节目中斥责一些人,说他们由以前的作恶多端,忽然转变为好人,这之间缺少了必需的东西。什么东西?忏悔自己罪恶。只有认错之后才能痛改前非,这叫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否则以前的罪恶没有承认没有悔改就号称成佛了,手里那血淋淋的屠刀放下没有?是不是一种欺骗?这总是让人担心的。
大概从去年,就看到前国家统计局长李成瑞的几篇文章,差不多都是要求当局改变当前错误做法的内容,而且宣传毛主席。这些文章很好,作为一个老同志,尽自己的能力呼吁上书也当然值得尊敬。但是这个名字让吾觉得很熟悉,制造三年饿死几千万的那位,不也叫李成瑞吗?而且也是前国家统计局长。
当时李出此文,显然他心里清楚的知道,这是用来污蔑毛主席吧。当然,由于思想和认识的局限,人确实会出错,比如文革被迫害了,比如被某人复用了,比如看到钱突然变多而以为某人英明了,比如被某人许下的好处所诱惑了,比如被谬论给洗脑了,比如被骗了……这些都有可能,也就是通常据说的犯错误了。其实笑贫上台时有多少人被欺骗了被收买了?多了去了。
犯了错就不是完蛋了,也不是完全没救了,只要改了就好。古人都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何况是咱们群众呢。从李的一篇《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表明李还是很尊敬毛主席的。既然如此,为何不写个文章认错?反正已经惹当局不高兴了。
这个忏悔文章写什么呢?吾以为三个方向:
指出所引用的数据造假。
指出造成数据的原因。
是谁搞浮夸风饿死人的。
去年余秋雨欺骗灾区人民时有一个《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全国人民一片唾骂。凑巧的是,当年何新忽悠全国的大学生也有个《吾要含泪向尔等的良知呼吁》。当然何新这个演讲的目的是欺骗,不过题目不错,所以今天拿来用一下:吾向李成瑞的良知呼吁,先认错再成佛!

——李成瑞能成佛吗?

——毛主席:农夫与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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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瑞当选国际统计学会副主席
第3版
(科教•文化•体育)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际统计学会秘书伊•卢宁堡在去年12月8日发出的信件中宣布,中国统计学会会长李成瑞当选为国际统计学会1987—1989年的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寿仁当选为国际统计学会1987—1989年的理事会理事。
这是我国统计学家第一次当选为该会领导机构的成员。
1987-02-12  

——赵家编造数据,李成瑞参与其中

——百度百科 李成瑞(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先念秘书)
1981年10月,任国家统计局第五任局长,1984年5月离休,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1986年当选为国际统计学会副主席。著有《财政、信贷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为统计工作的现代化而奋斗》、《“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等。 他结合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出版财经、统计、人口等方面专著17部,发表论文300多篇,并获多项奖励。他还喜欢文学 ,所著诗集《流云集》获得燕赵诗词协会“国风奖”。

——李成瑞撒一个天大的谎言

——李成瑞离休了

——李成瑞是个什么东西?

——畜牲

——畜牲还能变回人吗?

——不能

——畜牲只能变化成人

——谁在帮助这个畜牲?

——详见乌有之乡、红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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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狗奴才在玩什么把戏?

——邓痞子出山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邓小平1972.08.03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到,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到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到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为什么阻止不了?

——看看有多少人吹捧李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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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老局长李成瑞身份特殊 他曾在中南海住了8年
2017-02-16 18:49:25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新中国成立后,李成瑞先后出任财政部农业税司副司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秘书。1974年9月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1年10月出任国家统计局第五任局长,1984年5月离休。
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期间,李成瑞担任李先念的秘书。这段时期,李成瑞全家人在中南海住了8年,与李先念家同一个院子为邻。李先念去世后,每年春节,李成瑞和一班李先念的原秘书都要相约去中南海探望李先念的夫。

——也就是说1954年—1962年,李成瑞知道新中国统计数据

——百度百科 李先念
1954年夏,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协助周恩来、陈云领导经济建设。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决定的国务院副总理。10月,他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负责综合管理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指导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

——1974年9月出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81年10月出任国家统计局第五任局长

——这是赵家对李成瑞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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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瑞为什么转变了?

——赵家需要一个老“左派”--搅浑水。

李成瑞:反把耻辱当光荣--批判《新阶层踊跃加入共产党》
李成瑞 • 2017-02-16 • 来源:乌有之乡
中国走资派恬不知耻的拙劣表演是骗不了人的。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真假共产党,不仅我国广大人民特别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劳动者已看得一清二楚,就是西方一些比较客观的人士也已看清了。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说:“中国至今虽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中国大陆虽然早已在事实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但现今中国人仍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为了达到新世界的远景,部分人要做出牺牲。只不过,过去的历史前进的终点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现在则是市场经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使少数人富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远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变成解释穷人必须老老实实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批判修正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加强团结,坚韧不拔地奋勇前进!

——李成瑞从赵家狗奴才转变为一个救国保党派。

——本质没有变

——保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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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风范永存——关于李先念同志参与领导财经工作的一些回忆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实事求是风范永存
——关于李先念同志参与领导财经工作的一些回忆
段云 李成瑞 武博山 蒋冠庄 黄达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同志离开我们而去了。这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我们这些曾经长期在先念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们更感到无比的悲痛,引起无限的怀念。他那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了祖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几十年如一日,不畏险阻、百折不挠、坚持真理、奋斗不息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他那坦率直爽、诚恳宽厚、平易亲切的待人态度和音容笑貌,特别是他那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坚持原则、刚正不阿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又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使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从1954年起,先念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并兼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主任。财贸办公室是国务院的一个办事机构,协助总理管理财政、银行、粮食、商业、外贸、物价等方面的工作。财贸工作在社会再生产中属于分配和交换这样的中间环节。我们在工作中深刻体会到,先念同志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作为我国财经工作的一位领导者,从来不是就财贸论财贸,而是从全局观察财贸,从财贸观察全局。他在各种场合反复阐述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他要求财贸部门切实搞好分配和流通,千方百计促进生产的发展,努力满足广大人民消费的需要。财贸工作是生产与消费的交会点,两者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会迅速地集中地在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市场供求上反映出来。先念同志十分注意从财贸动态中发现问题,提出对策,以做好财贸工作,促进生产,服务消费,积极地协调需求与供给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推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全面实现多快好省。
先念同志开始主持财贸工作,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的时候。以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高达相当于七万万两黄金的资金。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刚刚起步,积累水平很低,财政收入与建设需要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出路何在呢?“就在于党的有力领导和依靠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全面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在于加强工作中的计划性,进一步增加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的积累。”(《李先念文选》第167页)他把这些原则具体化为一系列措施。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挖掘潜力,增产节约,保证了建设资金的需要。1954年和1955年都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且略有节余,支持了信贷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顺利发展。
在五年计划前三年财政经济的大好形势下,1956年出现了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倾向,表现为“三管齐下”,即基本建设规模、职工工资总额和农业贷款三方面同时增长过快,造成财政出现赤字、信贷出现差额,使这一年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若干问题。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及时发现这一问题,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要求国民经济计划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先念同志完全赞同和支持这一方针。他在1957年6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国家预算的报告中,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总结了经验,阐述了财政、信贷、物资统一平衡的途径,并提出国家计划和预算的安排,除了注意当年的平衡之外,还要瞻前顾后,注意年度之间的衔接,避免过大的起伏。由于发现问题及时,并立即采取对策,问题容易解决,使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批判了反冒进,先念同志也受到了批评。在随后出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泛滥开来。先念同志到河南、湖北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将发现的问题报告了毛主席。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前期,先念同志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名议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指出:“把预算、信贷、物资的全面情况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目前不仅国家某些物资紧张,国家资金也是紧张的。预算收多于支和有大量资金可用的现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整个国家资金的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李先念文选》第246页)真实情况是:财政结余并不存在,国家预算出现了赤字。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张闻天同志到先念同志住处了解有关情况,先念同志把情况和数字告诉了他。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同志发动了错误的批判,先念同志也被批评为“思想右倾”,并被指责“为张闻天提供‘炮弹’”。尽管如此,先念同志在会后还是为消除虚假结余、堵塞资金和物资漏洞、减少混乱现象,埋头做了不少工作。
1960年冬,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真正下大力调整,是在1962年刘少奇听取财政部的汇报,进一步分析“大跃进”几年财政上“假结余、真赤字”之后。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著名的“西楼会议”。接着,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小礼堂向各部委党组成员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同志和先念同志作了补充报告。会后,由先念同志主持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即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双六条”。“双六条”的实施,充分发挥了财政和银行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大力缩短基建战线,动员2000万职工下乡,调整农村政策,大力扶持农业生产,进口粮食,调整重工业,增产日用工业品和手工业品,疏通和扩大商品流通。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上下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严重的困难。工农业生产在一度下降之后迅速上升。1963年到1965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5%,不仅恢复了原有水平,而且有了相当的发展,1965年的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作为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载入史册。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苦撑危局,为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解决不时发生的生产停顿、交通中断等等问题耗费了大量心血。他对于当时处于困难条件下的人民生活十分关心,诸如某些农村春荒缺粮、少数民族群众买不到民族用品、市场上轻工业品供应不足等等,他都及时责成有关部门尽力解决(《李先念文选》第295—297页)。
先念同志一贯提倡厉行节约,严格财政管理,努力积累资金,尽可能地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筹划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霍林河煤矿和焦枝铁路的建设;同时大力支持并参与筹划1.7米轧机、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等先进设备的引进。这批设备共值43亿美元,是在50年代引进156项以后的第二批大规模引进。其中大化肥和大化纤的引进,对解决我国人民的吃饭和穿衣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和以后,先念同志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1979年3月,陈云同志和先念同志联名上书中央,提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时间,才能把各方面比例失调的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采纳了上述建议,并正式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先念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在会后具体主持了这次调整工作。当时我国的情况与60年代初不同,所以这次调整也采取了与那次调整不同的做法。这次是有进有退,有上有下,有保有压,而且调整与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的意见,基本建设规模作了必要的压缩。农村改革大见成效,整个国民经济在调整期间持续增长。从1979年到1982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7%,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4%。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就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

先念同志在长期的财经工作中,努力探索如何使我国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何搞好市场物价、发展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问题。
50年代中期,先念同志根据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负责领导对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4月,他发现由于改造过急过粗,许多私商人员无法维持生活,惶惶不安,农民的某些必需品不容易买到,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也有困难。农民反映:“合作社忙死,农民等死,私商闲死。”针对这些问题,他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加强对商业工作和私商改造工作的领导》的报告,建议在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掌握了货源,掌握了批发环节的情况下,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阵地作必要的退让,让私营零售商和小商小贩继续经营,在此基础上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加以改造;并建议在农村恢复原有的集市,在城市开辟若干市场,让农民进城出卖自己的产品(《李先念文选》第173—187页)。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应该注意充分发挥职工经营的积极性,防止产生‘干不干,二斤半’的思想,躺在国家的身上吃大锅饭。”(《李先念文选》第201—202页)
1956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的时候,先念同志向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作了关于财贸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提出了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针对当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不利于发挥企业积极性的问题,他建议:“把国家对企业财务的统一领导和每个企业在业务经营上的独立性结合起来。”“使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计划的完成,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针对当时中央财政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对地方的国民经济计划、事业指标和地方财政管得过多过细,过分集中的问题,他建议:“地方作为一级政权,在财政方面应该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权限,应该有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计划下,编制自己的预算,安排自己的事业。”(《李先念文选》第192—200页)这些意见和其他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一起,被吸收到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为了使上述意见落到实处,先念同志于1957年协助陈云同志拟订了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和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由于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这些《规定》未能施行。1964年国民经济状况好转后,他再次提出改进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李先念文选》第292—293页)。
先念同志很重视市场物价问题。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发言,可说是1950年统一财经、稳定物价以来对市场物价问题的基本总结。以后他又多次讲过物价问题。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和轮番涨价,但不是简单地“统一物价”“冻结物价”,农产品价格要保持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合理比价,逐步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工业品价格要按质论价,优质优价,不能用价格保护落后;等等。
市场物价与货币问题密切联系。先念同志很注意抓货币问题。他一贯坚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统一平衡,并注意掌握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市场可供商品、库存商品之间的比例。在60年代初进行经济调整的紧张时期,他每天一上班先看当天的货币流通量简报,还让秘书每天画出货币流通的变动曲线,以便研究发展趋势。当经过几年调整,终于消除了“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投放的后果时,他深有感触地说:票子投放容易回笼难,要使同志们懂得票子的厉害哟!
先念同志主管商业工作,重视发展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度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倾向,一些必要的流通渠道被取消,商业工作被削弱,对整个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良后果。针对这些问题,先念同志代中央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人们所说的“商业四十条”。其中规定了商业工作的方针,提出了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主要是:坚持工农业产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副产品收购合同制度,改进国营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恢复供销合作社和合作商店,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等等。1978年,他在《重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讲话中,论述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做好财贸工作的重要意义。
先念同志长期抓对外贸易工作。他常常讲:自力更生为主,决不排斥争取外援和互通有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困难情况下,他还抓住我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的有利时机,针对当时闭关自守的倾向,作了《对外贸易应有较大的发展》的讲话(《李先念文选》第302页)。他主张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把外贸搞活,特别重视增加出口货源,加强出口商品的收购,并采用外汇分成等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先念同志在1987年对外宾的几次谈话中,着重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和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意义。他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他指出,改革开放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展商品经济总体上要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中要允许一部分多劳、好劳的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决不能听任两极分化。改革要从总体上放权,但也不能什么都放,要避免基建、消费、物价等失控。他还指出,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不可分的。要坚持自力更生,并注意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时要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先念同志给我们教益最深的,是他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我国实际相结合。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51年,他在湖北省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过:“中国的经济工作,一定要注意采取中国的办法。我们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新办法要采用,老办法也要采用,新办法和老办法可以结合起来。我们国家,劳动力多,地区广大,物产丰富,要大大利用这些优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把经济工作做好。等待不对,只有前进才有出路。”(《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第21页)50年代初,他从湖北调到中央,从领导一个地方的全面工作到领导全国的财贸工作,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复杂的任务。那时他常常谦逊地说:“就我个人来说,财政工作经验很少,可以说是个外行。”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是什么人)学经济工作”,很快地掌握了这一方面的大量知识。他不断在实践中学习,向群众学习,成为一位卓越的财经工作领导者。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目前,以邓小平同志今年年初巡视南方发表重要讲话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大胆试验,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有一个质量高、效益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较高的发展速度。我们要认真学习先念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在党的领导下,紧密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勇前进。
1992-08-30

——李成瑞就是赵家造谣大军中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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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李成瑞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 出回答。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略的阐述。
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net 引用或转载请注明著(译)者及出处
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么,“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是不无裨益的。笔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职务,具体主持了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参与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领导,还参加过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的会议,对于有关数字的来源、公布和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结果有一之了解。本文将对有关资料和研究情况作一介绍,并作分析比较。
一、官方户口登记数字的公布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其中“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一二年的数字,请看表1。
表1 1957—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份    年末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7    64,653    34.03    10.80    23.23
1958    65,994    29.22    11.98    17.24
1959    67,207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25.43    -4.57
1961    65,859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37.01    10.02    26.99
1963    69,172    43.37    10.04    33.33
1964    70,499    39.14    11.50    27.64
1965    72,538    37.88    9.50    28.3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见文后)3
从表1可看出:按照户口登记数字,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水平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剧烈的波动。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03‰下降到1961年的18.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0‰上升到1960年的2543‰。
按照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1949至1982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可以绘成曲线图(见图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1],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总的说来,这一状况从50年代初持续到1972年约20年之久。这是第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这是第二阶段。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跃进”的影响,第一阶段原来的进程在这几年中被打断了,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一个窄而探的低谷,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几十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两起两落”(较高---骤 低---更高---渐低)的剧烈波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曲线,在图1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图1 1949-82年户口登记的人口出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新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 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二、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与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的公布
我国在1982年举行了第三次全围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面一次普查规模更大,普查项目也更多。其中除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项目;同时首次采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可以把大量的详细资料准确地整理出来。这次普查用手工汇总的简要数据和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的详细数据,先后于1982年 10月、1983年 12月和 1985年 12月以公报或出版物的形式发表。
人口普查是一种横断面的调查。但是,正如树木横断面的年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以向成长历史一样,人口的横断面资料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它的纵向发展历史。请看根据1982年普查所得的当年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绘成的金字塔困(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 这个图形并不是典型的下大上小的金字塔。其中 20多到 23多的人口呈现出明足的短线, 反映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率降低初婴幼儿死亡率上升的不正常情况。 图中 10岁到19岁人口突出的长线,则反映了 60年代初到 7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的补偿性超常增长和婴幼儿死亡率降 低的情况。 图中 9岁以下的短线则反映了从70年代初开始加强计划生育,促使出生率逐步降低的情况。

图2 1982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
1983年因家统计局又公布了 1953年和 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人口性别年龄构成数字,从而有了三个金字塔图。这就使得三次普查之同相对应的年龄人口数字 可以相互验证 (加上合理的存活率因素),从而便于判断各次普查数据的准确性 并为估算三次普查年同 隔期各年度各年龄的人口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其中,1964年普查取得的0至 5岁男女人口数, 对于弄清“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各年度的婴幼儿出生和存活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完成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紧接着组织了1‰生育率抽样凋查,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 30万名 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详细调查 包括1940年以来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 这一调查结果于 1983年公布。此外,卫生部还公布了1973至 1975年在全国8.5亿人口的范围内进行的以恶性肝瘤为重点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调查结果。
上列各项详细资料的公布,为研究我国建国以来人口变化的全面情况,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情况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这些详细数字的可靠性如何?如何把人口普查取得的横断面教字转化为纵剖面的分年数字?这些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三、国外学者的研究
各国的人口学家和统计学家在上述资料公布后,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诸如:人口普查是否照抄了户口本?1‰生育率调查是否照抄了人口普查数字?人口普查数字质量究竟如何?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性别年龄结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否人力修正的结果等等。他们花费了将近 1年的时间,依据人口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及方法,运用电子计算机,对我国新公布的各项资料的内部和外部一致性及其逻辑上的合理性,进行了仔细的,反复的验证,才最后对其中主要数据的可靠性作 出了自己的判断。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久蒂(J Banister) 于 1985 年在《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一文中写道:“对1953年、l964年初和1982年人口普查中年龄和性别数据的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即:三次普查中年龄申报的质量非常高。”。另一点令人惊奇的是:不顾方上低报出上人口的强大政治压力,这次普查和生育率调查。竟能相对完整地对出生人数进行了登记。”“这次人口普查的人口总数证实了来自经常性登记系统的中国人口数字。”“这次普查用高质量的、大量的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代替了以前值得怀疑或不能使用的数据,或在某些方面根本没有数据那种局面。”美国人口学家罗纳尔德•弗里得曼在《l982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组织、 质量控制以及准确性》一文中写道:“由于普查进行了全面培训、试点凋查,普查期间的监督、质量控制和检查,以及普遍的检查和抽样,差错低是可信的。实际上,上述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 Ca lot)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资料的几点建设》一文中写道:“1982年至1984年是世界人口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代。在这三年中,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向世界人口学界提供了自 1950 年以来这个国家人口演变真实和大量的人口数据。由此,使我们对整个世界人口的认识得到了一个相当可贵的飞跃。”“我完全同意研究中国人口资料的同行们所作的几乎一致的评价,即认为这些资科基本上是相当严密协调的。”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 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写成《从1952年到 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作力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友行。
科尔在上述著作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数据的质量进行了评价,总的结论是:“这些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比较,它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检验。”“确实,现在中国人口情报资料的精度和细度,已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一切友展中国家。”该书在对我国婚姻、生育、死亡状况进行详细分析后,指出:“中国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急剧下降是值得注意的。”同时指出:“中国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婚姻状态上的迅速变化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在‘困难年代’里的过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不正常下降,接着又不正常地回升)。”科尔运用一系列推算方法 通过电子计算机的反复计算,对1952年到1982年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进行了重新估算。
除科尔的上述研究结果外,法国的‘卡洛’、美国的班久蒂也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我国历年出生率、死亡率迸行了重估。现将三位外国学者估算的数字列表如下(见表2、表3)。
科尔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是依据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性资料所提供的各个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推算出来的,同时对阴历13个月的闰年与非闰年的数字作了一些调整。科尔估计的死亡率是以他推算的各年出生人口为基数,减去实际存活的人口数估算出来的。班久蒂和卡洛的估计方法与科尔有所不同。
表2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出生率(‰)
年份    户口登记数    科尔估计数    班久蒂估计数    卡洛估计数
1957    34.03    41.1    43.25    41.46
1958    29.22    37.7    37.76    36.22
1959    24.78    28.3    28.53    27.24
1960    20.86    25.2    26.76    25.65
1961    18.02    22.3    22.43    21.70
1962    37.01    40.9    41.02    39.79
1963    43.37    47.3    49.79    48.69
1964    39.14    40.7    40.29    39.82
1965    37.88    39.7    38.98    38.77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10。
表3 科尔等外国学者重估的人口死亡率 (‰)
年份    户口登记数    科尔估计数    班久蒂估计数    卡洛估计数
1957    10.80    19.0    18.12    13.24
1958    11.98    20.4    20.65    15.98
1959    14.59    23.3    22.06    19.20
1960    25.43    38.8    44.60    40.76
1961    14.24    20.5    23.01    27.03
1962    10.02    13.7    14.02    18.28
1963    10.04    13.0    13.81    21.22
1964    11.50    13.5    12.45    20.82
1965    9.50    11.1    11.61    10.26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5 8 9 10。
科尔在前述著作中对“大跃进”引起的超量(非线性)死亡人数作了研究和估算[2]。书中说:“按官方开列的死亡率计算,1957年的死亡数为 590万, 1964年为 802万, 这些年的死亡数呈从 590万到802万的线性趋势, 可算出 1958年至1963年 (线性) 死亡总数为4180万。 由官方记录得出的死亡人数为 5740万,照此计算,困难年代超量死亡数约为1600万。 ”书中又说:“1957年和 1964年经过对少登记数调整后的死亡数力1040万和 940万。按照线性趋势,1958--1963年调整后的死亡总数当为 5940万。实际死亡总数为 8620万,超过线性趋势的死亡数约为 2700万。”[3]
美国人口及人口学委员会于 1984年7月10日为科尔上述著作的出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合众社、美联社和西方其他大通讯社在报导中部说到上述超线性死亡数字。
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没有估算“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但他对科尔的研究结果表示了某些保留,并认为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他在《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汁资料的建议》一文中写道:“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四、国内学者的研究
笔者和我国一些人口学家在1985年曾应邀参加了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于 6月 5日至12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召开的第二十届大合。会上 笔者宣读了题为《中国 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可靠性》 的论文并听取了各国学者对我国人口问题研究的意见。参加会议回来,写了《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该文在《人口研究》双月刊1985年第6期摘要发表),并于1985年8月间在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发言中提出了四条建议, 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对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研究。笔者要求此项研究能坚持严格的客观性,不 掺入任何主观因素,并在人口学和统计学理论和方法上能达到较高的国际水平。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当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蒋正华教授承担了这一任务。
蒋正华主持的研究工作,首先着力于选取质量最好的调查数据作依据。经过对各种数据的深入评审和比较,确认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年龄、性别数据是可靠性很高的。三次普查相应年龄组数据的高度吻合也证明了它的高质量。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则以 1982年人口普查取得的普查前一年(1981年下半年和 1982年上半年) 的数据为基础。这些数据的高质量已从普查后的现场复查中得到证实。
蒋正华根据上述资料编制了1981年我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4],然后结合 1953年和1964年两次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等方法,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并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请看表4。
表4 蒋正华重估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户口登记数    蒋正华估计数
年份    出生率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7    34.03    10.80    36.45    16.55
1958    29.22    11.98    31.62    17.25
1959    24.78    14.59    28.46    18.96
1960    20.86    25.43    23.84    31.25
1961    18.02    14.24    20.78    24.57
1962    37.01    10.02    44.73    18.08
1963    43.37    10.04    45.57    16.72
1964    39.14    11.50    40.48    13.03
1965    37.88    9.50    38.46    11.28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5、11、12。
蒋正华以历年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死亡人数,其中1958至1963年共死亡 8299万人; 同时按这 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为6602万人。  这样可以推算出非正常死之人数约为1700万人(1697万人)。
蒋正华的研究得出初步成果后,曾由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人口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联合召开专家会议进行评审。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评审。与会者对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给予了基本肯定,同时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蒋正华吸收这些意见进行了一些修订。上述数字是修订后的数字[5]。
蒋正华把这一研究成果写成了题为《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 的学术论文,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发表,并于1986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人口死亡学术研讨会” 上宣读,获得与会者的好评。这一研究成果后来又在《中国人口--总论》一书中摘要发表。由于这个问题在此后没有形成热点,未见有其他的不同意见发表。
五、国内外学者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比较
(一、)关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结果以及出生率波动的惯性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重估结果, 已在表1至表4中列出。 为了便于比较,这里再将他们重估的结果和户口登记数字一起,用曲线图加以显示(1953 1980)。请看图3、图4。

图3 出生率的户口登记数与学者重估数

图4 死亡率的户口登记数与学者重估数
从表1至表4和图3、图4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尽管具体数字有所所不同,但在总的趋势上有重要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各个时期的起伏变比,都与户口登记的起伏变比的趋势基本 致,证明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展的两大阶段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两起两落”的四个段落,是符合实际的。二是他们重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高于户口登记的数字,而户口登记的漏报率都是50年代到60年代初较高,60年代初以后漏报率明显降低,这与我国在1964年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并使户口登记工作得到加强的实际情况是相吻合的。三是死亡率的漏报率都明显大于出生率的漏报率。一个重要原因是漏报率中很大一部分是出生后不久就死亡的新生儿,既未报出生又未报死亡,这部分漏报对死亡率的影响远大于对出生率的影响,因为除个别年份外,死亡人口的基数远低于出生人口的基数。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出生率异常降低的后果,一方面是死亡率异常上升的后果。从前一方面看,出生率从1957年的高峰降到1960年的谷底(按前述4位学者的估计数字,1957年出生率为36‰--43‰,1961年为21‰--26‰) 。这一情况加上当时死亡率上升的因素,造成人口总数显著减少。但在困难有所缓解后,人口出生率就出现了补偿性新高峰(这是许多国家常见的现象),其峰值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出生率 (几位人口学家估计的1963年出生率高达46‰--49‰) ,从而带来人口总量的大幅度增长。以后各年虽比这一最高峰值略低一些,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长达10年的高峰期 (这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项工作遭受严重干扰、生育放任自流有关),直到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排除种种干扰,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从1973年起出生率才有明显的降低。这剧烈的一伏一起,在20几年以后的下一个生育周期重现出来。这表现为80年代初期有几年出生率相对地低一些,而从1985年至1995年这10年间,则出现了历史上最庞大的育龄妇女群,成为促使这一时期出生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由于大力抓紧计划生育,配合其他社会经济条件,才对出生率升高的趋势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与此类似的情况是,在前述出生率高峰期的16年之后,大量青少年进入劳动就业年龄,从而给城乡就业安排提出了新的课题。这种新增育龄妇女和新增劳动力的波动,再过20年左右,即到21世纪初,还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影响。
(二)关于两位学者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结果
科尔对于非正常(超线性)死亡的研究结果,请看表5和表后说明。
表5 科尔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平均    户口登记数    科尔估算数
年份    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死亡人数
     (万人)    (‰)    (万人)    (‰)    (万人)
1957    54,630    10.80    *590    *19.0    *1040
     或54,737?                    
1958    65,324    11.98    783    *20.4    1333
1959    66,601    14.59    972    *23.3    1552
1960    66,707    25.43    1696    *38.8    2588
1961    66,033    14.24    940    *20.5    1354
1962    66,577    10.02    667    *13.7    912
1963    68,234    10.04    685    *13.0    887
1964    69,836    11.50    *803    *13.5    *943
1958-1963年    *5740    *8620
死亡人数(万人)    (5743)    (8626)
1、本表是笔者以科尔书中给出的基本数字(加*号)为依据编成的。
2、1957年的年平均人口数是根据科尔书中给出的该年死亡人数和死亡率推算出来的,但此数明显偏低,暂列出供研究。
3、科尔估算的1958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620万人,减去线性死亡人口5940万人,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680万人。约为2700万人。
科尔在书中只给出了部分的基本数字和最终结果,没有全面给出与计算过程有关的数字(包括各年的年平均人口) 。上列的表5,是笔者为了便于研究比较,在科尔给出的部分基本数字和最终结果范围内,试将其他数字加以补充编成的。其中各年平均人口是试用《中国统计年鉴》所列的户口登记的年末登记数推算出来的。计算结果,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8至1963年的死亡人数是一致的[6]。因此,可以判断科尔所依据的各年平均人口数与表5中所列的数字是一致或极其相近的(至少在总体上如此)。
但要指出,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外的情况:按1957年户口登记的年平均人口63, 741人所推算出的死亡人数与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有较大距离。那么,是不是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死亡人数是根据另外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呢?笔者计算的结果是:(1)按科尔书中给出的户口登记1957年死亡人数590万, 死亡率为10 8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630万人;(2)按科尔书中给出的他所估计的1957年死亡人数1040万,死亡率19 0‰倒推,这一年的平均人口为54737万人。 这样倒推出来的两个1957年人口数比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58260万人(这个数字是科尔所肯定的) 还少3500至3600万人;而且把1957年与3958年的65,324万相比,一年内猛增1亿多人,这些都是难以设想的。因此,笔者认为科尔书中给出的1957年两个死亡人数与相关数字间存在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矛盾,至少在科尔作以新的解释前是这样的。
经笔者对1957年死亡人数进行技术性修订,即按表5中其他所有年度同样的方法,按官方的人口统计的1957年平均人口为63741万,依照科尔重估的这一年死亡率19‰计算,死亡人口为1211万人。把这个数字与科尔计算的1964年的死亡人口940万联系计算 则1958年至1964年的线性死亡人口为6462万人[7],与科尔估计的这6年实际死亡人口8620万相比,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这一数字的修订由笔者负责)。
蒋正华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的结果,请看表6和表后说明。
蒋正华依照生命表和参数估计模型估计的1953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口为8299万人。 减去正常死亡人数6602万人。 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人,约为1700万人。
现将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我国人口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以及笔者在科尔研究的基础上对1957年数字修订后所得的数字,作一个简要比较。请看表7。
表6 蒋正华估算的死亡人数
     年平均人口    死亡率    死亡人数
年份    (万人)    (‰)    (万人)
1957    63057    16.55    1044
1958    64354    17.25    1110
1959    64999    18.96    1232
1960    65504    31.25    2047
1961    64932    24.57    1595
1962    65489    13.03    1184
1963    67603    16.72    1130
1964    69461    13.03    950
1958-1963年    8299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 5 11 12。


表7 1958-1963年人口死亡情况研究结果比较(万人)
     科尔    笔者作个别    蒋正华    
     研究结果    修订后 数字    研究结果    比较
     (1)    (2)    (3)    (1) - (2)    (2) - (3)
死亡人数    8620    8620    8299    321    321
                          
正常(线性)    5940    6462    6602    662    140
死亡人数                        
非正常(超    2680    2158    1697    983    461
线性)死    约2700    约2200    约1700    约1000    约500
亡人数                        
从表7可以看出:
一、两位学者对1958至1963年年死亡人口总数的估计相差不算大。科尔估计为862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8299万人,相差321万人,占死亡人口总数为3.8%。这个差额,在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差额983万人中, 约占1/3,是一个次要因素。同户口登记的6年死亡人口5740万相比,科尔的估计数增加了2880万,即增加了50.2%,蒋正华估计数增加了2559万人,增加了44.6%,增加幅度都相当大,只是增幅高低有些不同。
二、两使学者对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差距悬殊,这是对非正常死亡人数研究结果不同的主要因素。科尔估计6年的正常(线性)死亡人口为5940万人,蒋正华估计为6602万人,相差662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11.1%。 这个差额约占两人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差额983万人的2/3。
三、 按照笔者的研究,科尔计算6年正常死亡人口中,在1957年的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如针对这一矛盾加以修订,则6年正常死亡人口应为646.2万人,与蒋正华估计的6602万人只差140万人,占正常死亡人口的2.2%,从而使6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差距缩减到461万人。
(三)关于两位学者选用资料和采用方法的比较
科尔的研究, 主要以国家计生委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的生育史资料和三次全国入口普查的人口总数为依据,以其他资料作参考;蒋正华的研究主要以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上年分性别、年龄的死亡数据和三次人口普查所得的分性别、年龄的实有人口数为依据,以其他资料作参考。应当说,两位教授所依据的主要资料都是经过反复检验、国内外几乎所有专家公认为具有高度可靠性的资料。两位教授都是以准确度高的数据来检验、估算和修订准确度低的数据,他们所用的检验和估算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 但把两种方法加以比较,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不同点。
第一,科尔是从生育率开始,经过一系列推导,求得两个普查间隔期的不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总数。蒋正华则直接利用了三次人口普查所得出的两个普查间隔期分性别的、各个相应的单年龄组的留存人数和死亡人数。
第二,科尔在推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登记平均漏报率之后,对于如何将平均漏报率 分配到各个年度 (作为推算每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主要依据)这一重要问题上,是根据未作详细说明的“假设”来 作 出的 蒋正华对于两个普查间隔期 各个年龄别的死亡人数,是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编制出各个年度的一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来分布于各个年度的。
第三,科尔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估计,始终是围绕粗死亡率即全年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进行的,而没有研究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死亡率。他虽然编制了两个普查间隔期(1953 1964,1964 1982)的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但没有编制各个年度的生命表,因此无法用来推算各个年度的死亡人数。蒋正华对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生命表来进行的。由于各年度间完全生命表中各个年龄人口留存数、死亡数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因而比直接估计各年全部人口的粗死亡率较少随意性。据了解,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推算的1962年和1963年死亡人口漏报数,与公安部为准备1964年人口普查进行整顿户口查出的死亡人口漏报 数大致相合,从这个侧面证明了他的估计方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第四,科尔对于1958至1963年正常死亡人口数,认为是线性趋势,按两点间直线来计算。 因此,起点年数值与终点年数值的高低,对6年总数起决定作用。这两个点的数值估计,因种种原因有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随意性,从而对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蒋正华对于各年正常死亡人数,是按历年生命表中各年龄别 死亡人数来估算,6年正常死亡人数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 而是一条由许多点组成的曲线,个别 点的偶然性不会对整个推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笔者认为,科尔教授在80年代初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包括“大跃进”人口后果的研究,是开拓性、具有重要价值的;蒋正华教授在后来的研究中所使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当然,更加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本文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 北京100826)
注释:
[1] 旧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增长率 当时没有完整的统计。据中国社会学家陈达教授1934年根据17个地区的材料估计,人口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为5‰。请参看参考文献1。
[2] 科尔的估算方法和步骤,根据笔者的理解,大体有如下五步:第一步,依据我国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回忆性资料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结合他推算的各年育龄妇女数,计算出历年出生人数。第二步,由各年出生人数算出两个普查间隔期,即1953至 1964年和 1964至1982年的出生人口总数。从出生总数减去同一期间的人口实际增加总数(以三次普查年的总人数相比而得),求出相应期间的死亡人口总数。第三步,将估算的两个普查间隔期的死亡人口总数与官方登记的相应期间的死亡总数相比,求得官方登记死亡人数的完整率:1953年至 1964年期间登记的完整率为62%(漏报率为38%),1954年至1982年期间的完整率为84.3%(漏报率为15.7%)。第四步,将两个间隔期间的死亡登记完整率 分配到各个年度,作为计算各个年度死亡人数的依据。这是一个较困难的问题。据科尔书中说:分年度的“调整死亡数是根据假设做出的,即从1953年到1956年登记的死亡人数(完整率)为55%,然后在1964年登记的完整率上升到84%(记录的完整性可能有所改进)、平均完整率为62%。”关于1964至1982年这个普查间隔期各年度的登记完整率,是“假设”大体保持着84%同一水平。以户口登记的历年死亡人数为基础,按照上述“假设”分配的各年登记完整率,推算出各年死亡人数和死亡率。第五步,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
[3] 线性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年死亡人口+终点年死亡人口)÷2×推算期年数=推算期线性死亡人口。例如:按科尔估算的 1957年死亡人口为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为940万,则:(1040万+940万)=1980万÷2=990万。以此推算1958至1963年6年中线性死亡人口为 990万×6=5940万。
[4] 人口学中把同年出生的一批(同龄的一批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陆续死亡的人数列成一种表格,称为死亡表。由于它反映了这一批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所以也叫生命表。又因此表可以计算人口的平均寿命,又叫寿命表。这种表格是分析和研究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工具之一。在表的编制方法上,如要实际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要花费百年左右的功夫,实际很难做到,即使真的经过百年观察编制出这样一张表,也已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和分析现状的作用。因此 编制生命表的方法是把同时存在的各个不同年龄的人的状况作为一代人处在各个不同年龄的状况来看待,这样就可以根据一年或几年的统计资料 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计算出平均预期寿命。生命表有1岁为一组的完全生命表,也有5岁为一组的简略生命表。
[5] 蒋正华的估算方法 初步骤,大体有如下5步: 第一步,依据1982年人口普查历 取得的上年死亡分性别、年龄的数据和本年实有的分年龄、性别人口的数据,用自修正迭代法生成1981年一岁一组的,分性别的完全生命表,第二步,建立“凸规划”型的参数估计模型,用来估计两次普查年间每一年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留存率,例如,依据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可以确知1953年0岁 (未满周 岁) 人数到1964年11岁时的留存数和死亡数,以及这一批人到1982年25岁时的留存数和死亡数。现在通过参数估计模型,可以进一步求得这一批人在28年中每一年的死亡数和留存数,第三步,对于按参数估计模型所求得的解 进行一致优化,以减少误差,第四步,进行时点修正,由于人口普查的标准时间是7月1日,所谓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当于年中时刻,因而各年的生命表也是本年7月1日至下年6月30日间的生命表 因而与《统计年鉴》和其他日历年制 资料不可比,所以需要加以修正,最后生成1953年至1981年共27年的完全生命表,并由此算出各个年度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第五步,在生成生命表过程中,出现平均预期寿命降低、死亡率升高的不正常年份,要按平均预期寿命正常变化规律,另行计算分年龄、分性别的预期寿命和正常死亡人数 再与推算出的1958至1963年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非正常死亡人数。
[6] 在人口学中按年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年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 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年末的人口 加 本年年末人口除以2, 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表5中的年平均人口就是以《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的户口登记的历年年末人口为依据,按这种方法算出的,以这样算出的年平均人口为基数、按户口登记的各年死亡率计算结果,1958至1963年死亡人致为5743万人,与科尔书中给出的“57.4 百万人”相一致 (书中以百万为单位,小数点以后第2位可以舍去),再依上述年平均人口,按科尔估计的各年死亡率计算,1958至1963年死亡人数为8626人,与科尔书中给出的“86.2 百万人”也是一致的,这样,可以判断科尔所依据的各年平均人口与按上述方法计算的年平均人口是一致或极为相近的。
[7] 修订的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口数。1957年死亡人口修订为1111万人,1964年仍为940万人。按照前面(第6页注2) 所说的计算公式,应为:(1211+940)÷2×6 = 1077×6 = 6462(万人)。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
3 国家统计局编:《中因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编:《中国人口年鉴》(历年),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
5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1‰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1982年)。
6 卫生部:《关于以恶性肿瘤为重点的56种死因的回顾性调查资料》(1980年)。
7 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及结果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8 [美]安斯利•科尔(An s l e y J Co ale):《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美国全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
9 [英]班久蒂(J Banister):《对中国人口普查结果的惊奇与确认》,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10 [法]G ‘卡洛’(G Ca lot):《为便于分析中国人口统计资料的建议》,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1985年佛罗伦萨会议文集。
11 蒋正华:《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12 孙敏之等主编:《中国人口---总论》及地区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13 孙敏之等主编:《八十年代中国人口变动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原载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4页
  
  
  

 
 
顶端 Posted: 2017-02-21 07:29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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