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345» Pages: ( 1/6 total )
本页主题: 赵家《炎黄春秋》“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作者:孙丹年解读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赵家《炎黄春秋》“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作者:孙丹年解读

首页 -> 2005年第3期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作者:孙丹年
(一)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批判之初,他根本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因为当时西南地区还没有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他也从来没有单独地以个人身份大力宣传武训。孙铭勋从一开始就被定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是因为“批判武训运动”的实质,是要否定当时众多教育家们各自所主张的教育理论,如“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活教育”等等。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

——其实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

——此前他也从来没有单独地以个人身份大力宣传武训。

——为什么打孙铭勋?

试析毛泽东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原因
内容提要: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亲自发动的一场政治文化运动。笔者在分析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混乱”状况的估计等方面客观而深入地分析毛泽东发起这场批判运动的原因。
1951年5月主要在文教界开展的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件震动文教界的政治文化事件,它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55年前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发起批判?世人对运动的形式已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对运动发生的原因还可进行深入而客观的分析。
毛泽东发起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1838-1896)是清朝末年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庄(今山东冠县)人。他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行乞兴学”被大半个山东称为“圣人”,被封建统治者表彰的“千古奇丐”。
电影《武训传》是由进步艺术家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以武训为原型搬上银幕的一部历史故事片,它摄制于1949年到1950年。1950年到1951年初先后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上映。   
电影《武训传》的公映获得了一片赞誉声,不少人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赞扬武训和武训精神。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戴白韬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具有思想性的影片”,并号召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学习武训 那样赤诚的始终如一不避任何艰苦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使他们都具有近代进步的科学知识与文化修养”[1](P593,594)。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渭川先生对武训和《武训传》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由教育观点看,《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1](P600-602),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5日至1951年3月下旬,在上海的《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日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天津的《天津日报》、《进步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或者主要是肯定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有40多篇。《大众电影》把《武训传》列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后来在1951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一篇“读者来信”,也反映了电影《武训传》刚公映时观众对武训的崇拜程度。来信说:“二三月间,《武训传》在北京公开放映时,各界观众达13万人左右,绝大部分都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奇行’所迷,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崇拜武训或同情武训的思想,尤其以教育界为最严重”[2]。
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都非常关注知识界的思想动态,文教界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评价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于是,毛泽东通过胡乔木组织了几篇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以代表不同的群众观点。《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期和第2期连续发表了一组批评文章,如署名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署名江华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以及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用杨耳为笔名发表的《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等文章。贾霁在文章中说:“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武训的生活实践的方法是走的阶级调和的路线,近似于‘改良主义’的方法”。江华的文章则认为教育界存在“混乱思想”,“极端缺乏阶级观点”,有许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建议教育界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而杨耳一文则完全否定了武训精神。他说:“武训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内在矛盾已十分尖锐化的时代,太平天国运动是这一矛盾火山的大爆发。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武训的行乞兴学不仅不能解决推倒农民头上的封建大山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不能有其他什么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因此,武训的道路是错误的”。为此,他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
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发了杨耳的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明确强调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赞扬是错误的,同时放出了要批判所谓“武训精神”的空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5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日,《人民日报》在第3版“党的生活”专栏刊登题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者看过歌颂武训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于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凡是放映过《武训传》的各城市,那里的党组织都要有计划地领导对《武训传》的讨论,要把领导这一讨论当作一个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并且强调“这是一场原则性的讨论”,“领导这样的批判工作正是党的组织应当常用以提高党员觉悟的思想工作,忽视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工作便是取消了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
以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日报》的号召为标志,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大中小学校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及与此相关的一切赞誉过武训的人的批判,由此展开了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文教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批判运动。
毛泽东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原因
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说明他对这一思想批判运动极端重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呢?
第一,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于社会团体中的成员对本团体及周围世界的认识,它代表了该团体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它为该团体的存在及其活动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具有“支撑本阶级或本团体的存在理由,给予合法性和正统性”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意识形态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新政权的合法与稳固的特别敏感而关键的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整合其它思潮,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出于巩固执政党与新政权的地位的需要,毛泽东一直时刻关注着意识形态的新动向。因而各地文教界对电影《武训传》的过高的评价,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特别是电影《武训传》塑造了一个“至仁至勇,千古一人”的武训,而武训被认为是一个“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且电影以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失败来反衬武训办学的成功,亦即以农民革命斗争的失败来反衬封建改良主义的成功,这是为执政党所不能容忍的错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通过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取得政权的,它与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有着血缘的联系,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胜利。
毛泽东以意识形态的高度警觉意识到电影《武训传》所宣扬的一文一武的对立,实则是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在毛泽东看来,对电影《武训传》的宣传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如果不彻底批判电影《武训传》中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影响,就会动摇建立于农民革命战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地位。
为此,毛泽东在社论中一开始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3](P166)。也就是说,毛泽东批判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对此,毛泽东后来也曾提到过。他说:“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么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4]。答案当然应该是反对武训的改良主义。因为毛泽东认为武训办义学搞的是阶级调和、是改良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起来搞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真正有翻身学文化的机会,中国人民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暴力革命才取得了胜利,而不是靠什么办义学,走教育救国、知识救国等改良主义的道路。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文艺作品歌颂武训就更不应该”[5](P105)。
第二,毛泽东认为当时政治斗争形势迫切需要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调和。毛泽东说的“在现在这个时候用文艺作品歌颂武训就更不应该”,指的是什么时候呢?
一、执政党的地位尚未巩固,国家建设百业待举、百废待兴。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政权建立之初仍需要暴力革命,需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政权。这个时候执政党需要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调和;
二,1951年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是1951年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编入毛泽东1951年的文稿409篇。其中有关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多达103篇,占全部文稿的四分之一。有关抗美援朝的有60多篇。足见这两个事件在1951年的中国的重要性。而已开展的激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一年仍是主要的任务。可见,1951年执政党一方面面临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一方面又面临外部敌人异常残酷的战争。那么,处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强调阶级斗争和大力肯定对封建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的顽强反抗精神,是形势的需要,也是正确的。历史上的武训特别是在这时出现的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形象,其弱点与局限恰恰在这一重要方面。武训自辱、自贱的行为在建国初期民族自尊心空前高涨的时刻也令人难以认同,武训的那种“奴性”的行为,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指向也相违背,因此,影片受到批判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基于对文教界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估计。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文教界和党内的影响较为严重。一方面他认为当时的文化界“思想混乱”达到相当的程度。其主要依据就是文教界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歌颂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并进而认为,文教界“思想混乱”还表现在“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由此,毛泽东断定作者们是想“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6](P375)。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认为“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3](P167)。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毛泽东认为文教界这种令人堪忧的思想状况所支配的知识分子的行为状况足以动摇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这是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所必须警惕和戒备的。
第四,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200万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0.37%。但知识分子的主体主要是从国统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官僚或资产阶级家庭,受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影响至深,有着严重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崇尚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以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来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加之美国国务院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出台和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表露其有意要策动中国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亦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第五纵队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这种状况不得不令毛泽东所担忧。
出于以上的原因,毛泽东选择从这部影片入手,批判“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背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1951年5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后,教育部、文化部电影局等有关部门用行政命令要求全国的下属单位按《人民日报》社论的观点批判电影《武训传》。教育部于6月4日发出《关于开展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讨论与批判的指示》,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一学校每一教育工作者,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并要求“专署以上教育行政机关及中等以上学校,在7月中旬以前,必须将这一学习运动的结果逐级上报”[7]。
与此同时,《人民教育》二卷二期发表了题为《开展<武训传>讨论,打倒“武训精神”》的长篇社论。指出:“凡是对于《武训传》已发表过自己意见的人,不论歌颂过《武训传》和武训的人,或批评过《武训传》尚不彻底的人,就应该检查自己的思想,分析自己的错误,严肃地作公开的自我批评”。“还没有看过《武训传》的人,自己对武训的看法怎样,也应该藉此机会进行检查”。于是,不管是否宣传过“武训精神”,每个教师都必须得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讨或批判,“检查检查自己,看看自己脑子里有没有有形的或无形的武训,看看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8](P207)。
《人民日报》社论和《人民教育》社论上升到政治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给武训和《武训传》定了性,说它“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是阻碍社会的进步。《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赞扬者不但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进行“公开的反动宣传”。从而把关于武训的编著者和宣传者推到了反动和反革命的位置。
在两社论的舆论导向下,教育工作者开始以武训和《武训传》来对照自己,检查自己和他人脑子里“有形的或无形的武训”、脑子里“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如冯友兰先生以武训作为一面镜子,对自己以前的学术努力予以了批判:“我底努力是,以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底方法及哲学底方法,由‘整理’中国旧哲学到‘发扬’中国旧哲学。‘发扬’底结果,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底唯心论与资产阶级哲学底唯心论,联系起来,成为双料的唯心论。这与武训不管一切,只是拥护五经四书,是一类的事情”。“历史上及电影中的武训好比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看见了我自己,也因为我自己的情形,我更了解为什么武训不足为训”[9]。费孝通、雷海宗、金岳霖、林砺儒、汤用彤、郑昕、郑天挺、范文澜等教授都发表了表态性或批判性的文章。那些曾经赞颂过武训或《武训传》的人都纷纷进行检讨。如戴白韬承认“歌颂武训是原则性的错误”[10],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研究武训。加上小资产阶级出身,因而用片面的、孤立的、形式主义的、唯心论的观点看问题,表示以后要认识教育的阶级性和为政治服务的属性。董渭川先生,这位从事普及教育30年的进步教授,也检讨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他说自己之所以在解放后继续歌颂武训,是因为自己的全部思想本来就是建筑在改良主义之上的,并长期信奉“教育万能论”,“进步”成为阻碍自己学习的包袱[11]。
总结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客观的判断: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是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有其值得肯定之处;而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武训的行乞兴学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来重新考察,并提出新的见解,这对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毛泽东对武训和《武训传》的批判,在政治上上纲过高,语气也过于尖锐,把它作为政治问题来对待,在思想文化战线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先例,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以政治思想批判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值得深思。

——这是赵家五毛的文章

——结果就是打孙铭勋--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24 | [楼 主]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毛主席为什么要批武训?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节录。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47页)

——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是毛主席批武训的原因。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25 | 1 楼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电影《武训传》批判 
《武训传》由昆仑影业公司1950年摄制,编导孙瑜,摄影韩仲良,主演赵丹,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片。影片中的武训出身于山东的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16岁起就给地主当长工。由于目睹穷人不识字的痛苦,又亲身经历了没有文化受到地主欺压的遭遇,所以立志“行乞兴学”。他行乞近40年,以自辱的方式获取施舍,以放债得利积累钱财,最后终于办起三所义学。武训自己则终生不娶,直到老死仍过着乞讨生活。他的苦操、奇行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也曾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和褒奖。《武训传》就是以这一历史上的“奇人奇事”作为基础,描写了武训忍辱负重,矢志“行乞兴学”的一生经历,赞颂了武训“悲剧性的反抗和‘服务牺牲’的精神。”(孙瑜:《对编导电影〈武训传〉的检讨》,1952年6月3日《文汇报》)。
1949年7月,在中国影协成立大会上,孙瑜向周恩来汇报了即将拍摄的影片的情况。周恩来当即提醒拍摄时应注意: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立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义学的怀疑。孙瑜接受了这些意见。
经过修改后的《武训传》剧本,为了使这一历史人物更符合新的时代需要,加上了一头一尾,以解放后小学女教师在武训纪念会上讲故事的形式,说明今天纪念武训,是为了使人们从他的故事中得到教益,努力学习,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时,为了表现那个时代的“革命行动”,又加强了周大这个人物,把他的反抗行动放在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中,并添加了周大越狱,成为农民起义军首领的情节。影片于1950年公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不长时间内,京、津、沪报刊连续发表肯定和赞扬影片的文章达40余篇。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并且认为: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不但“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而且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同时,在社论中被公开点名的有关《武训传》的文章有43章,作者有48人。
《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京、津、沪各主要报纸第二天即全文转载,接着各报纸都发表了响应批判的社论和文章。5月23日,文化部电影局发布《关于电影从业员应积极参加〈武训传〉讨论的通知》,要求全体电影从业员“应把这一讨论视为严重的思想教育工作,应该通过讨论,对武训这一历史人物有正确认识;弄清楚电影《武训传》的真正错误所在;并结合个人自己的思想,清除一些错误的、混乱的思想,树立起对于人民革命的正确认识;应该使这一讨论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
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孙瑜的检讨短文。于是,一个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就声势浩大地展开了。批判运动持续了将近半年,发表的各种批判文章数以百计,批判的内容除了指责《武训传》犯了“歪曲人民革命历史”的“严重政治错误”,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外,还给武训本人戴上了“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帽子。此外,批判运动还涉及到私营厂出品的其他许多影片,以及电影界、文学界、史学界等一些作品、文章和观点,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异常严重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检验,电影《武训传》的是非得失应该在实事求是的精神下得到公正的评价。孙瑜编导《武训传》的主旨,在于通过武训“行乞兴学”的一生,反映出贫苦农民盼望学习文化以改变政治、经济地位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尽管这种愿望和要求在武训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影片通过武训的悲剧使观众了解到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的痛苦,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文化上的愚民政策,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武训传》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编导设想的“把武训的行乞兴学作为一个悲剧来写……用批判的态度来处理武训这个题材,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批判他兴学走错了路”,在影片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影片以解放后小学女教师回叙故事为开场和结尾;突出 周大这个人物,以周大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作为武训“行乞兴学”的反衬,在艺术处理上显然是不成功的,并且也没有达到批判地揭示武训悲剧的目的。相反,这样用现实与历史联系,兴学与起义反衬,反倒更为突出地颂扬了武训,其效果恰好与编导者的本意相左。对这部影片的问题,本来应该通过文艺批评的方法,通过讨论和争鸣加以解决。当时采取这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方式来批判电影《武训传》,以一种“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态度,把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简单地混淆起来,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电影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
    
——赵家御笔五毛胡乔木为什么说“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

——毛主席打在赵家的七寸上

——赵家怎么办?

——胡打

——为什么会赞美武训呢?

——马列主义不够

——如何够?

——整人(胡打)

——赵家:我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体现出来了。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26 | 2 楼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作者:孙丹年
195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的同时,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陶行知先生,意在牵引即将大规模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1年5月25日《大公报》登载《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拉开了批判武训的同时也批判陶行知的序幕。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6--47页)

——毛主席指向陶行知?

——1951年5月25日《大公报》登载《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

——大公报是什么报?

——周恩来的御用报

——大公报在干什么?

——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与1957年整风运动是不是一样?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29 | 3 楼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展开对《武训传》的讨论
第3版()
上海大公报
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各地报章杂志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的绝大部分是赞扬《武训传》的,尤其片子摄制完成,在上海首先映出时,出现在上海报纸杂志上的有关《武训传》文章,全部是赞扬(这里面也包括在本报发表的文章)。直到《武训传》在北京映出,引起报纸和口头的讨论,文艺报接着两期发表了很严厉的批评,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文章,又发表了社论,这才使问题明确了,很多人恍然大悟,原来不知不觉中了《武训传》的毒素。
这一问题还需要广泛讨论,尤其是教育界和文艺界应该很好的进行研究,不但要把《武训传》这部影片剖解清楚,还应该有系统地讨论一切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把武训这个人彻底否定,把武训主义完全推翻,把所谓武训精神连根拔除。这样,才能澄清 因《武训传》而表现出的文化界的思想混乱情况。
这里所谈的,只是就《武训传》影片本身而言。
武训主义是什么?是投降主义,是磕头主义,是否定阶级斗争,是奴颜婢膝为统治阶级服务,是感觉到穷人受欺负的原因在没有读书,因而要穷人 读圣贤书,能够往上爬,为统治阶级作帮凶。
首先,《武训传》,所刻画出来的武训(也是本来的武训),是见了张举人就下跪,是挨了打不哼一声,是“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是“杀人?行吗?”(这里姑不论影片歪曲了农民革命就是杀人一点)于是,武训就是一个毫无斗争意志,四处磕头受气的人,他丝毫没有想到去反抗这种压迫,而只是逆来顺受。这样,这就是所谓武训精神了。这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吗?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农民)反抗斗争的精神吗?尤其,武训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时代,太平天国革命,正在此时。武训没有想到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没有想到受压迫的根源,没有想到去推翻封建统治,更没有想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他所走的道路,是和当时广大人民的斗争道路相反的,他磕头,他投降,结果是维护了封建统治。
其次,武训(和当时广大的农民)受尽压迫,为什么会遭受压迫呢?武训认为是不识字的关系,于是,他就行乞兴学了。“一无钱,二无靠山,三无学校教育”,而他“三十年如一日”,终于,办成了义学。这里,一个根本的错误,就是农民受压迫并不是因为不识字,而是因为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地主阶级统治剥削(最大的地主便是满清皇帝),不能翻身,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要解决问题(不受压迫),便是向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正如当时的太平天国革命一样,而不是识字的问题。而事实上,当时广大农民所关心的,是生活上的问题,而不是要求识字,影片中的农民,不愿小孩去上武训的义学,正是这个道理。
再进一步讨论,武训行乞兴学,目的是在使农民不受欺负,都有书读,读什么书呢?读圣贤书,卫经传道。那正是武训到张举人家做长工时,听见老师教张举人儿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学而优则仕”。穷孩子读了书,便可以做官了,便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以至于不折不扣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这样一来,武训行乞兴学的结果,便是维护封建统治;所谓武训精神,便是作奴才。
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三十几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今天,影片《武训传》却大开倒车,颂扬人民向封建统治投降磕头,维护封建统治,这是违背历史唯物论的,这是对于中国农民斗争的诬蔑。编导者似乎也企图对武训有所批判,结果,观众所看见的,却是微弱得几近于无;相反的,倒是彻头彻尾的武训崇拜,武训颂扬。在中国人民电影事业正向前发展的时候,这张影片却造成这样的严重错误,是不可忽视的。
大多数文章颂扬《武训传》,正表现了文化界思想的混乱,水平还很差。对于《武训传》,应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期待有系统地进行武训研究,澄清不正确的思想。通过这一事件,将使电影工作者、文化界、教育界和广大人民获得很大的教育,从而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更使人民的电影事业向前迈进。
本报曾经发表过几篇有关《武训传》的文章,一部分是这部影片工作者的自白,整个说来,都是对《武训传》的盲目颂扬。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水平还不够高,应该检讨提高。通过这一事件,我们首先感到获得了教育。
1951-05-25      

——大公报:大多数文章颂扬《武训传》,正表现了文化界思想的混乱

——新中国成立,文化界马列主义?

——不可能

——毛主席: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在乎是这个。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30 | 4 楼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毛主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整党

——赵家:转移斗争方向

——1957年,整党整风

——赵家:转移斗争方向

——抓右派。

——到了文化大革命

——上层建筑的革命被周恩来转移成什么?

——抓叛徒

——深挖五一六

——一打三反。

——还不行?

——周恩来913反革命政变。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33 | 5 楼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作者:孙丹年
1951年10月6日《新华日报》刊登重庆市教育局对各公私立中小学的指示《开展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讨论》中,首先说明“……所谓‘武训精神’,由于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予以表扬传播,其影响尤为普遍深刻”;重庆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明确革命的立场观点”的问题,规定了学习分为两个阶段,时间必须学满两个月,每两周汇报一次等等,还特别指出:“除教职员外,……育才中学的全体学生,都须参加学习。”

——四川此时是谁?

——邓痞子

——百度百科 邓痞子
建国初期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0月至12月,同刘伯承等率部进军西南,解放川、康、滇、黔等省。11月23日,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2月2日,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2月22日,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是年,领导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剿匪、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6]  
1951年,领导进军西藏工作。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7月调往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

——赵家:毛主席看重邓痞子

【1952年7月10日】 △致信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一)在七月,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它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对旅大问题,当准备一新约草案”。(二)除过问政府日常工作外,拟令章汉夫接替主管朝鲜停战谈判和反细菌战斗争。(三)建议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并于八月来京主持一段时间的政务院工作。〔注〕(四)“三反”、“五反”已过,我可不再担任中央机关总党委书记,提议以安子文为第一书记、杨尚昆为第二书记、萧华为第三书记。本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注〕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七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年谱

——邓痞子是周恩来保荐的。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36 | 6 楼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作者:孙丹年
陶行知先生是享有崇高威望的教育家,不可能全盘否定,也否定不了,批判者们采取的是承认陶先生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民主斗士”的一面,而否定他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一面,将他定位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1951年,“改良主义”一词的概念等同于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政治斗争,也就等同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改良主义”主张教育救国(或别的什么救国)而不提倡“暴力革命”。
    
——陶行知,一个洋奴

——这就是全盘否定。

——陶行知有什么能量?

——小得很

——陶行知背后的帝国主义力量才是重要的

——对付陶行知?

——张春桥: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洋奴哲学 1976年第四期《红旗》

——为什么是1976年?

——建国之初难道不应该是反对洋奴哲学?

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洋奴哲学
张春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同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战线上的右倾翻案风一样,这股风攻击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搞好生产关系方面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刘少奇、林彪所推行的就是这么一条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和干部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大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志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跳出来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正是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何况是一个国家?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在谈到引进技术、设备的“理由”时曾经说:“外国的产品,一剖开好多东西也是别的国家的。”外国者,资本主义国家也。难道我们的国家发展经济也可以按着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一条路子走吗?外国产品剖开来,确是好多东西都是别的国家的。这种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在一国出现,就象瘟疫一样,很快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纵然一时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是虚假的繁荣,基础极为脆弱。一有风吹草动,不是闹这个荒,就是闹那个荒,简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备一概看成是先进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们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即便是先进的东西也有落后的因素,决不能不加分析,说成绝对的好。何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在某些部门已经出现技术停滞的趋势。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这种洋奴哲学很不得人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和批判。对于这种抵制和批判,他们极为不满。但是,其理不在他们一边。资产阶级“大人物”妄图扼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人民群众,是办不到的。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976年第四期《红旗》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38 | 7 楼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作者:孙丹年
由于陶行知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学生们便成为批判重点。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被称为“陶门大弟子之一”的孙铭勋,在劫难逃地陷入了被重点批判的灾难。
    
——1973年,毛主席:批孔

——1973年,不批孔老二,批台湾嫡传老二孔德成?

——在台湾,批不到,找哪一个顶替?

——陶行知即使死了,也能批判

——批判“陶门大弟子之一”的孙铭勋,算怎么回事?

——谁干这种事?

——赵家。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39 | 8 楼
renbing331
级别: 光明使者


精华: 0
发帖: 34868
威望: 34878 点
红花: 348680 朵
贡献值: 0 点
在线时间:1063(小时)
注册时间:2012-10-14
最后登录:2017-12-15

 

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
第3版()
郭沫若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一件很好的思想教育工作,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际问题具体地联系了起来,使很多读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自己也就是深受启发的一个。
一直到今天为止,凡是我所能接触到的有关《武训传》的批评文字,我差不多都读到了。我觉得谢兴尧先生的《武训其人其事》(《人民日报》五月三十日)写得比较具体,特别是所附的“武训活动时期以华北为中心的国内大事表”及“武训捐资兴学收支表”,使人们对于武训的真相可以一目了然。
武训的存在,我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经过陶行知先生的表彰,才开始知道的。我一直不曾加以研究。但在一九四三年陶先生所主持的一个武训 纪念会上应邀讲话,便也曾盲目地称赞过他。一九四七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我在‘吊诗’里面曾经提到武训,而说陶先生比武训 更好。(原诗被收入《蜩螗集》,因手中无书,原语无从引出。)
我是犯了错误,主要的原因是不曾从本质上去 看 武训,而且把他孤立地看了,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国与捻军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今天武训的本质被阐明了,武训 活动当时的农民革命的史实也昭示了出来,便十足证明武训的落后、反动、甚至反革命了。对于这样的人而加以称颂,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我最不应该的是替《武训画传》——可以说是电影《武训传》的姊妹,题了书名,还题了辞:
“在吮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的。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作为奇迹珍视是可以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里面,不会再有这样的奇迹出现了。(八月十一日)”
那是去年八月十一日的事。《画传》的编者李士钊先生早就写信来说:他在革大的学习结束了,他编的《画传》要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不知怎的后来并无此事),要我题个书名并写点意见。我勉强地应付了,这实是我的错误。我当时是应该负起责任来,劝阻《武训画传》的出版的,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尽了帮助宣扬的能事。
虽然我的题 辞 多少含有批判的成分,并 惹得编者在他的自序中驳斥了我,但批判得十分不够。而且在基本上还是肯定了武训其人,而其基本的原因也就由于并不十分知道武训其事。放高利贷来兴学,所兴的学 又是要叫地主阶级“子子孙孙坐八抬大轿”的,这有什么值得“珍视”,有什么“很难得”呢?武训 不仅没有意思“解决问题”——使老百姓翻身,他反而在增加问题,使问题更不容易解决——使老百姓更不容易翻身。这又算得什么“奇迹”呢?反革命者在封建社会里要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本来是极其寻常的事。
满清末年的武训和蒋介石匪帮统治时期的吴稚晖,大体上是一个类型的人物,虽然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而知识水平也不能相比。但吴稚晖容易认识,而武训 比较不容易认识,原因是武训和我们的时代相隔较远,历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曾加以研究,那就更加容易为一些表面上的刻苦行为所蒙蔽了。因此,武训的以身作则的奴化教育,事实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诅咒。
经过了这一次的讨论,我是受了很大的启发的。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 辞题字,这种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我已下定决心加以痛改。我诚恳地向读过《武训画传》的朋友们告罪。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1951-06-07  

——郭沫若为什么不辞职?

——看不出武训的问题,说明郭沫若没有这个能力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

——郭沫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郭沫若:自我检讨

——郭沫若:赵家给的位置坚决不让。
  
  
  

 
 
顶端 Posted: 2017-04-21 06:41 | 9 楼
« 1 2345» Pages: ( 1/6 total )
帖子浏览记录 版块浏览记录
中国文革研究网 » 万象视野
 
 

Total 0.012402(s) query 4, Time now is:12-15 10:34, Gzip enabled
Powered by PHPWind v6.3.2 Certificate © http://wengewang.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