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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炎黄春秋》 “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作者:消寒解读

首页 -> 2005年第3期
“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据阴发祥遗著《往事今鉴》记载:1979年全国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会议发奖仪式的前一天——12月28日上午,陈永贵到西苑饭店看望山西代表,在带队人住的房间坐了一会儿。他对阴发祥说:“劳动管理上我错了。”

——陈永贵会这么说?

——陈永贵为什么这么说?

1978年陈永贵 面对大寨的黯然失色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十一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涌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六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十七个县、二十个公社和三百四十个大队的贺礼,收到四百张喜报、一百份“决心书”和至少四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在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骨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昨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入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 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 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12月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年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科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是十八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时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一切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但是老实地说,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与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凤莲为事态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不知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让大寨的社员批判,于是求教于陈永贵,陈指点说:“你上去骂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身份做出如此指示,固然浅薄粗俗之至,但是,当时某些评论说他与“四人帮”早有勾结,也实在是一个冤枉。至于说他没有与“四人帮”对着干,即便属实,也无可厚非。以当时之情景,又有谁能“对着干”?自然不能以此对陈永贵大加指责。这一点,已由邓小平本人加以认定,他安慰陈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当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帮”的大寨,它与小靳庄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江青一手导演出来的一个专门做诗、唱戏的村庄。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陈永贵虽然不是“四人帮”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可以为邓小平的改革阵营所接受。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政坛激烈角逐的几种力量中,陈永贵更有可能属于华国锋的阵营。华的诞生地交城县,与陈的大寨相隔数百里,为同一省份。华国锋奠定自己最初基业的吕梁山,与陈的太行山也是遥遥相望,更何况这两个人又同为文革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倾向,种种利益攸关的细节,均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可谓同仇敌忾,同病相怜。这在二人先后去职赋闲家居的时候,发展为一种至为真切的关怀。这种真情本来极为少有,而在这两个人中间却能至死不渝。大约八年以后,陈永贵病逝,华国锋闻讯甚是伤感。就在遗体将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们谁都不肯来表示一下悲哀,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时,唯有华国锋一人蹒跚而入。他在离职之后,几乎不再公众中露面,现在却置身在一个死者身旁。青灯花影,絮语孤魂,昔日中国政坛上两个风云人物,生死两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有领先位置,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陈在家中逢人就骂的情形不久就传播开来,这引起华国锋的忧虑。他不希望这位农民政治家再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借题发挥,说陈永贵的不满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后来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投了赞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华的劝慰。
其实,华国锋无力阻拦的事,陈永贵更无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个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这些事暂时还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经使陈永贵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报,假如不对这种挑战公开还手,事态必将更加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指挥舆论,陈永贵只好另辟蹊径。这一年阳历10月,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想要召开大会总结十一年间学习大寨的工作,遂将总结报告呈请陈永贵过目。陈指示说与其消极沉默不如主动迎接新的局面,以此来维护大寨的威信。后来李喜慎就宣布说,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是不应该怀疑的。学大寨的真理已经有十一年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精心设计的逻辑虽然悄悄地利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潮流,却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气短心虚,以及论争双方攻守之势的逆转。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在陈永贵的眼里,这件事情的真正威胁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陈灵风,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公然介入。这中间的象征含义十分严厉,足以在反对者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年至1976年连续写了十二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增寿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十八年监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事情竟会如此巧合,这不是要将人们反对大寨的情绪煽动起来又是什么?陈永贵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励者中,必定还有报纸,还有省长,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甚至可能还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他陈永贵却除了叹息外,别无选择。

——陈永贵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程度不高

——但对陈永贵来说,大寨是不可否定的--否定了陈永贵,陈永贵无所谓;否定了大寨,陈永贵敢跟任何人对抗。

——陈永贵:胡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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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就这么一句话,别无反省与自责。这不啻是陈永贵个人觉悟与进步的表现,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结果,是理性的胜利。

陈永贵对付胡耀邦
送交者: 黄河 2003年2月04日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和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胡耀邦一听这种话题就不高兴,动不动就发脾气。
  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的骂道:“胡耀邦?他?!什么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会前后,陈永贵多次与胡耀邦及其主张发生冲突。国外的中国政治研究专家分析了他们搞到的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稿,认为陈永贵对正在实行的方针路线的“修正主义”性质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次会议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的物质利益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这一切都像是指着陈永贵的鼻子训斥他。
  在胡耀邦搞的那份洋洋一万五千言的决定中,只有一处提了一句学大寨,后边还马上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
  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他吵翻了!”
  那一段时间,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最后在表决的时候,尽管三中全会所主张的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的路线与大寨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路线不一致,陈永贵还是投了赞成票,拥护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
  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心里并不舒服。散会后他往昔阳打电话,刚说几句就压不住火了,照老办法骂道:“什么他妈胡耀邦?胡乱邦!”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那些尚未在党内的会议上争论不清楚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公开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但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却陆续发表公开讲话或发表文章,微妙的站队式表态开始了。到1978年底,不到半年的时间,绝大多数省份和军区的首脑已经站到了“实践派”的大旗下,一场政治较量在哲学高论中初步见了分晓。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宣布党的理论务虚会开幕。他上来就谈到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他说:“有些同志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以及参加讨论的其他文章和发言扣了很大的帽子,甚至说那是‘丢刀子’,是‘非毛化’,是‘砍旗’”。他号召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
  陈永贵不肯公开表态。昔阳和大寨也跟老陈一样不表态,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陈永贵与华国锋一致,华国锋就指示中央的宣传部门对这场运动“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更进一步,在一些场合指责了这篇文章。
  陈永贵认真关注着这次会议。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的情况。他坐在大寨旅行社的会议室里,神情严肃地说:“问题发现不少。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所反映的问题不少。全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在干什么,而且也不答应他们反对毛主席。而且替毛主席说话的人是多的,分量也是重的。薄一波讲话讲得好,他说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批这要出大问题的。大家都关心批毛主席。我们不能给毛主席下结论,而且也下不了。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也不答应。他讲了很多毛主席的伟大,我们高兴就高兴在这里。毛主席不能反对,也反对不了。只要不反对毛主席,我们砍头也不怕。”
  紧接着,陈永贵又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不过讲的都是有利于稳定军心的那一方面内容。他说:“这是大的问题(指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小的问题就是学大寨问题。王任重说要搞水土保持还是植树造林。李副主席(李先念)说,我看还是大寨的经验好,水库、水池好。李副主席说没有必要把大寨搞掉嘛。邓副主席在政治局会上告诉胡耀邦,告诉新华社,人民日报,报纸不要再骂大寨了嘛。你再骂,没人搞农田基本建设了。”
  “总会有人讲理的,”陈永贵说,“地方有人,军队有人,国内有人,国际也有人。美国人也讲,毛主席不能反,大寨不能不学。来自各方面。”
  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民主化运动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提法使陈永贵多少感到几分欣慰。“对四个坚持是满意的。”陈永贵说。
  他又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没有明说。他转述王任重的话。
  在4个多月前,1978年12月25日,王任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担负起当年纪登奎负责的工作。陈永贵说:“王任重的意思是你昔阳应该坚持。大队核算也应该坚持。社办工业不能随便下放。湖北黄岗地区也没有下放自留地。……我们也有实践,我们没有因下放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陈永贵不服输,多方想保住大寨模式;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宏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劲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1979年3月2日,李先念读了这封信,批示道:
  耀邦同志:
  我同意薛宏福同志所提意见。昔阳大寨是有错误的,而且有些错误是严重的。但大寨、昔阳的创业精神还是可以学的。只是到后来骄傲了。中国农业不下死劲(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出几身汗,发展速度是不会快的。
  当然正确的政策是首位,机械化也重要,科学研究要跟上,但离开了大干、苦干、巧干还是不行的……建议报纸还是应当宣传自力更生搞得好的农田基本建设经验。
  1979年3月19日,《山西日报》刊登的一组文章公开点了大寨的名。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吃亏就在一个“左”字上———神池县部分农业劳动模范谈农业学大寨中的经验教训》。其它几篇的标题也瞄准了人人皆知的大寨经验:《“七斗八斗”斗得人心散了工作乱了》、《“堵资本主义的路”堵得多种经营没路了》、《批极“左”肃流毒,加速发展农业》。次日,《山西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大批大斗”是个极左口号》。在此前后,新华社内参上也开始反映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和学大寨越学越穷之类的问题。
  陈永贵的火气越激越大,他到处骂胡耀邦是胡乱邦,骂来骂去这些话就传到了胡耀邦的耳朵里。据说有一天,胡耀邦给陈永贵打了个电话,说:“陈永贵,你到我这来一下。”陈永贵就去了。进门坐下,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道:“听说你骂我胡乱邦?”
  陈永贵不吭气。他闭紧嘴巴坐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两个人对峙着沉默了好久。最后胡耀邦摆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仍不说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默默地站起来,出了门。
  1980年6月15日,胡耀邦批发见报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这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把这句对陈永贵的心爱的改天换地工程的尖刻评论送到了数亿听众的耳朵里。再不敏感的中国老百姓也知道了:陈永贵副总理的日子不好过。
  胡耀邦对陈永贵倒没什么个人恩怨。陈永贵下台后,胡耀邦劝他放下思想包袱,好好休息。有人主张把他一撤到底,倒是胡耀邦力排众议,为陈永贵保留了高干待遇。
(凌志军;摘自《1978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理性的结果?

——造谣的结果

——陈永贵为什么站在华国锋一边?

——华国锋:毛主席指定我是接班人。

——陈永贵: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

——中国人民同样如此

——现在,赵家谣言被识破了,赵家:杀出一条血路,要动刀动枪。
  
  
  

 
 
顶端 Posted: 2017-04-24 06:33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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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至此,“大寨工”——一场持续16年之久,席卷全国的风暴,以陈永贵认错而告终。此次陈永贵与阴发祥的谈话,自始至终在座的有栗茂林和杨葆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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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发祥  
2013-11-29 09:01    
阴发祥(1921—1998),山西沁源城西村人。1937年2月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二团即抗日决死队十一纵队战士,牺盟会洪赵中心区河东办事处干事,临汾河东县牺盟会中共党团书记、协理员,霍县牺盟会中共党团书记、特派员,霍县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霍县农会主席,太岳三分区、四分区农会主席,太岳二分区区委委员等职。1945年后历任河南省济源县农会主席,二区区委委员、书记,中共济源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太岳区四地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49年9月起历任中共长治地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第一副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干事、副处长;中共山西省委农村政治部主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农林水利局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山西省农林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山西省农业局党组书记、局长,山西省农业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等职。曾先后当选为中共山西省第二届、四届党代会代表,二届省委委员、四届省委候补委员,山西省第三届、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9月经中共山西省委批准为副省级待遇。著有《往事今鉴》。

——阴发祥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是16岁

——不要说薄一波一到山西,牺盟会变红了

——更何况薄一波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栗茂林和杨葆荃是何许人?

——阴发祥,赵家的狗腿子

——《往事今鉴》是不是已经扔到垃圾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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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分歧从何而来?
  从头谈起:
1964年3月5日,晋中地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榆次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即所谓“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事实上是取消劳动定额,不要评工记分,后来简称“大寨工”),全场轰动,反应不一。

——取消劳动定额,不要评工记分?

——自报是胡说吗?

——公议是胡议吗?

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 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
第1版()
编者按:按照什么方向,根据什么原则,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这是一个是不是突出政治和怎样突出政治的问题。陈永贵同志这篇关于大寨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谈话,生动地说明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光辉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方向。
.....
第六、坚持政治统帅管理的原则,把管理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这样,制度才有生命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要抓政治不管制度,抓制度不管政治。不要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弄成两张皮。在订制度的时候,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智慧,让社员大家制定,大家执行。不要只是少数干部包办代替。遇到违犯制度的问题,也要大家讨论,大家处理。不然,即使好制度也不会得到好的结果。
制度建立在社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等劳动管理制度,是在积累了生产、管理经验,特别是在社员的思想觉悟提高的条件下产生的,是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经营路线,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更好地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又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大生产的需要。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新制度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
在大寨现在的劳动管理中,计酬办法究竟是一种啥办法呢?要说名堂,就是“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具体作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和出勤天,分早上、上午、下午,谁做了啥活,到月底评比总结。方法是先看看这一段 数那些社员劳动态度最好,出勤最多,干的活质量最高,就评他们为“标兵”,然后规定出标兵一天应得工分。有了标兵人和标兵分,就等于有了标尺,其余的人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报自己一天应得的工分。社员自报以后,让大家评议。大家对自报的工分没有意见,按自报记工。个别人自报的不合适,高啦 低啦,由大家评议修正。
开初我们是隔一两天评一次,后来改成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一次。我们体会,时间过短了不好。因为时间短了,会增加好多麻烦,同时要衡量每个社员的劳动态度,在一两天内是不容易看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也能和各段农活安排基本上结合起来。
为啥要评选标兵?
因为有了标兵,不只在评工当中大家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尺,就是在平素劳动中也有了样板,对标兵来说也是一个鼓舞。这样,相互之间还可以取长补短,开展竞赛,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和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所以确定标兵,比按底分去评的办法,好处多。
为啥不以底分作基础呢?因为以底分作基础,最容易给社员套上框框,会限制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个别不自觉的社员,还会钻底分的空子,不好好劳动。有些劳动好的社员,本来可以多挣分,因为底分的限制,他会少报;评的人也因底分作怪,作出不切实际的决定。我们现在不以底分作依据。现在社员也有底分,是作为评摊义务工、评摊非生产用工的依据。按底分摊义务工,使劳动力强的多摊一点,劳动力弱的少摊一点,是合理的。
为啥自报公议呢?
自报公议,本身是一项很重要的政治工作。自报公议,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检查,自我教育,开展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也是思想革命化的过程。实行自报的好处,还能提高社员的自尊心,步步养成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同时,也是自己对自己的鞭策。从公议来说,更是有表扬有批评,本身就是一场大评比,这样就把管理制度和突出政治结合起来了。实行定额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解决啦。
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好处。按照我们几年来的体会,这个办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经营路线,体现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又简便易行,适合当前大生产的需要;也能发扬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好处我看能摆出这样几条:
第一、摆脱了烦琐的定额制度,腾出了更多时间。广大社员因为取消了每天晚上评工记分,可以腾出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取消了定额,广大干部更轻松,如同摘了一顶愁帽。过去天天评工记分和经常修订定额,误工很多,往往不是白天参加不了劳动,便是晚上十二点多了还没有睡觉,有时把脑袋弄得晕头转向。现在,一两个月评一次工分,只花几十分钟时间就完事,节省了时间,就更有条件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考虑其它问题。干部社员都很满意,他们说现在的方法是:“评工争标兵,简便不烦人,‘按劳记工分’,报酬又公平。”
第二、报酬不悬殊,更好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过去按包工记分,有的一天挣几分,有的一天挣几十分,高低差别很大。现在,不同劳力和不同技术,所得的报酬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差别不大。拿去年来说,以各类劳动力的情况看,有技术的强劳力平均每天得十一分,中常劳力九点五分,半劳力七分,辅助劳力五分,最高和最低比较相差一点二倍。再拿畜牧业和副业人员说,工种不同,技术高低的要求和辛苦程度不一样,报酬不一样,可是差别并不大。像铁匠、石匠,技术要求高,劳动量又大,所以比同等劳力的工分高百分之十九;饲养员(包括繁殖)高百分之十五;木匠高百分之十一;做粉条、放羊的只高百分之十。这样就避免了高工分的出现,有利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能更好地调动全体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
第三、逐步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树立共产主义思想。首先,克服了抢争工分的现象,注意了农活质量。在没有执行这种办法以前,人们总是争工分,吵工分。实行了这种办法以后,因为取消了定额的限制,社员们不怕完不成定额受罚了,也不怕有些取巧社员钻定额的空子来多挣工分了。大家想的和议论的是:怎样学习提高农业技术,怎样保证农活质量,争的是当“标兵人”、作“标兵活”,大家希望的是政治荣誉,而不是个人利益。我们粗粗地计算了一下,近二年来,全大队有八十多人,做活质量好,当过标兵和五好社员,占到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在农业行里能当全把式的社员有三十多人,比一九六二年以前增加百分之五十多。其次,自报的时候是按照所做农活的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合理地来确定自己应报工分多少,所以每个人不得不考虑自己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如果自私自利,光考虑个人利益,多报了工分,让大家听了以后,会说自己自私落后,所以他总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都要和前后左右的社员比一比。通过这场评比,实际上是对每个社员的一次鉴定。再次,在评比的时候,不 光是评某一个人做活多少,质量好坏,技术高低,最根本的是评了思想,评他的劳动态度。如果思想不过硬,就要帮助他,找根源,认危害,检查原因。这样就既教育了有缺点的社员本人,也教育了大家,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广大社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196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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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会前,我(当时任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到招待所看代表,在陈永贵住处说起他的发言题目,他说准备讲劳动管理。我说还是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好。他没有听。他在大会上讲了劳动管理经验。随后,我讲了我的意见:这是大寨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可以在先进生产队试验、示范,不宜普遍推广(会后,各县选择一部分生产队试验。截至年底统计,有占全区生产队总数13%的一类生产队试行,试验结果,效果不好)。从此埋下了我在“文革”中遭遇的祸机。
    
——陈永贵:劳动管理经验

——阴发祥:这是大寨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可以在先进生产队试验、示范,不宜普遍推广

——阴发祥主导试行

——效果会如何?

——占全区生产队总数13%的一类生产队试行,试验结果,效果不好

——多长时间?

——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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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1964年3月25日,阴发祥随陶鲁笳到邯郸汇报山西“四清”,毛联珏把他写的建议托阴发祥送交毛主席。建议写的很短,用3号黑体字打印了半页。内称:生产队社员计酬,大体合理即可,不宜斤斤计较,把制度搞的繁琐复杂。29日下午,陶鲁笳让阴发祥给毛主席送材料,阴发祥把毛联珏的建议放在上面。毛主席当即看了,随即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根据地社会并不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多的时候有几十万,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的鼓舞。”毛主席的这段话不胫而走,《山西日报》记者郝占鳌闻风而动,把大寨的劳动管理概括为9个“活”字,写了一篇充满革命词藻的报道,4月上旬见报。

——1958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1958年10月11日)
冷西同志:
信[2]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 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3]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用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指吴冷西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3)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谭震林:口粮供给加基本工资制

口粮供给加基本工资制——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
第6版()
中共河南省遂平县委副书记 赵光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在分配上采取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这种分配办法的性质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口粮部分的分配,是实行供给制。工资部分是:劳动力分级确定工资,工资的80%作为基本工资,按月发给,20%作为奖励工资。通过自下而上的评比办法,每月随基本工资发放的同时发给奖励工资。这种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经过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已经从9月1日起,正式实行。
口粮供给制
口粮部分的分配,根据国家规定的留粮标准和本社的增产情况确定,由公社将所有社员的口粮统一留在社内,在不超过每人平均指标数内,按以人定量的分配办法确定大人、小孩等不同消费数量,发给食粮证,社员在公社的公共食堂内吃饭,粮食部分凭证取饭,无价供应。菜金(油、盐、菜等)社员自负。
由于粮食实行供给制,就更加巩固了公社内的公共食堂制。因而有的社员通过这次评级自动将自己的陈粮交给社了,有少数富裕中农社员还在留恋过去单干时的生活,把粮食埋起来不交,经过评级别中的互相揭发也报出来了。例如富裕中农傅茂廷把偷的粮食放到山坡上,经过揭发批判也交出来了。
工资标准
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必须认真的核算收入,确定社员的消费水平。在今后生产大量增加的条件下,为了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逐步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应采取积极的方针,扩大社内的公共积累;同时也要照顾到社员生活上的需要,以调动社员劳动的积极性。根据这个精神,应该认真地核算社内的农业、工业、多种经济等项收入。在核算收入时,为了准确起见,我们算了两笔账:第一笔账,按照生产跃进计划收入算,全年可收入二千二百万元到二千七百万元。这个收入只作为生产上奋斗目标,暂不作为确定工资制的根据。第二笔账,按照 宁低勿高十分可靠的原则,核算出全社的各种保证收入,作为确定工资标准的根据。在确定社员消费时,应首先根据增产部分绝大部分积累储备,少部分(一般控制在增产部分的15%左右)用于改善社员生活的原则,和贯彻以丰补歉的精神,恰当地确定社员分配部分(粮食、工资、奖励金)应占总收入部分的百分比。我们算账的结果是:全年总收入(包括农业、工业、副业、林业、牧畜、商业等)一千四百多万元。扣除部分(税金、生产费、管理费等)二百六十多万元,占总收入数的18.4%;积累部分(储备粮、公共积累、机动 金等)八百四十多万元,占总收入的57.8%;分配部分(口粮、工资、奖金)三百四十多万元,占总收入的23.8%。这样分配的结果,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八十元,超过去年社员平均数三十六元的122.2%。为了使工资制放在更可靠的基础上,我们又算了一个最低数的账。即全年总收入按照九百二十多万元计,扣除部分占总收入数的18.6%;积累部分占总收入数的54.5%;分配部分占总收入数的26.9%。以此数来分配,全公社社员,平均每人全年收入五十七元六角(包括粮食部分在内),超过社员去年收入60%,每个劳动力平均每月收入工资四元多。将这两笔账 同时在社员代表大会上宣布,说明为了使工资制放在更可靠的基础上,在秋收前社员的每月工资按照后一笔分配账 发工资,如果经过全体社员的积极努力,使全年总收入达到前一笔分配账的收入数,即按照前一笔账 分配每个劳动力应得工资数额,再将秋前几个月的缺数补齐。
这个办法,在社员中宣传贯彻后,广大社员非常拥护和赞成。但也有些人对实行工资制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对于月月发工资不相信,怀疑公社往那里弄这些钱来发工资。另外,劳力强人口少的户,则认为实行工资制自己吃亏。也还有少数人认为实行工资制就是“大平均”,今后不干活也有吃有穿有零钱花。地主、富农则趁机造谣破坏。这种情况说明加强实行工资制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通过对广大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端正社员对实行工资制的认识,正确认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鼓舞广大社员的干劲,将社员对实行工资制的热情引向多快好省地来发展公社的工农业生产,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番艰苦的工作,使大家都对实行工资制有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给下步评定劳力等级打下有利基础。
工资级别
劳动力站队,评定好级别,是搞好工资制的关键。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评定劳动力级别的主要条件是:思想觉悟、劳动态度、生产技术、劳力强弱等。具体作法上:首先内部进行劳动力站队,即由各生产队队委会根据评级条件,找有代表性的各级标准劳动力进行站队,提出各级劳动力的初步名单,然后让社员对照条件,大鸣大放、开展辩论,评定出男女社员的工资级别,最后报公社经社员代表大会批准执行。为了防止各单位之间工资忽高忽低的现象,使 队与队之间工资基本上达到平衡、合理,我们选择了第一、第三、第十三个生产大队和综合工厂等四个单位,进行了重点调查和试验。经过调查和试验的结果,全公社劳力共分为八级,并根据各级劳动力以往每人每月平均所得工分数的差别比例,摸出了各级劳动力的所占比例情况是:一级劳力占劳力总数的10%左右,二级占15%左右,三级占20%左右,四级占20—25%,五级占15—20%,六级占10—15%,七级和八级合占2%左右。以此作为各个生产队评定各级劳动力的依据。在各个生产队评定的基础上,由各生产大队将各生产队的劳动力进行联评,最后以大队为单位交公社进行联评。评定基本定案后,以小队为单位,逐人张榜公布。这样作的结果,一级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二级占14.7%,三级占21%,四级占25%,五级占18.2%,六级占11.8%,七级占1.1%,八级占0.2%。为了避免社员收入悬殊过大,工资等级差别,也是根据各级劳动力平时劳动实得工分情况确定的。即以“分”为工资的代数,一级劳动力为四分,二级为五分,三级为六分半,四级为七分半,五级为九分,六级为十分,七级为十二分,八级为十五分。依此比例,按照后一个分配账来计算:八级的劳动力,每人每月可得工资七元六角,一级劳力每月可得二元多。如按前一个分配账来计算:八级的劳力每人每月得工资十三元七角,一级劳力得三元六角八分。
关于各个厂(场)的工人工资。由于这些工人均系公社建立后,由各个生产大队的社员中抽调的,因此在对他们的工资评定上,不能使其与进行农业生产的社员工资差别过大,又要适当照顾和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能力的具体情况,将他们的工资由原抽调生产队评定劳力等级,交各厂(场)再进行复评,最后报公社经社员代表大会批准执行。
奖励问题
工资中的奖励部分。在农业上,社掌握50%,大队掌握30%,生产队掌握20%。在工业和多种经济生产上,社 掌握60%,厂(场)掌握40%。按照社、大队、生产队和社、厂(场)分别掌握的原则,进行分别奖励,奖励主要是集体,同时也发个人奖。奖励的办法:集体奖(农业生产分麦秋两次,工业生产 按季度),公社根据各个大队和厂(场)完成生产计划情况分别进行奖惩。个人奖,生产队和厂(场)对社员的奖励与处罚,主要是根据平时对生产计划完成情况,十天一小评,一月一大评,经过评比,随工资发放的同时发给奖励工资。领取奖励工资的人数,一般要占社员总数的40—60%。过少了使少数人得到很多钱,过宽了起不到奖惩的作用。领取奖励工资的社员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一、服从领导,听从指挥,积极工作;二,积极参加生产,按时按质的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三,爱护公共财产,并随时随地向坏人坏事作斗争;四,思想进步,努力钻研技术,并能推进技术改革等;五,每月出勤在二十八天以上。合乎上述条件者,不论干部和社员均可领取奖励工资。对于不积极生产,消极怠工和无故缺勤的社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和扣发基本工资的处分,如经连续数月不改者,应报大队或社 批准降低工资级别。在执行奖惩制度时,不论任何单位,在遇到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时,虽然采取了有力措施,进行了积极的抢救,仍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未完成生产计划者,仍应给予适当奖励。反之,如因不负责任造成严重减产,使公共财产损失浪费者,应受到处分。另外,对于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饲养员、畜牧场、食堂、林业、学校、诊疗所、供销门市部等,均应分别订出不同奖惩条件。
几个具体问题
在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时,对以下具体问题,要认真地进行处理。
一、丰收年应多留储备,以丰补歉。特大灾害年 无法照发工资时,可适当降低工资标准,平收 年 应照发工资。
二、由于生产需要延长工时,不增发工资。雨雪季节无法从事生产时,不扣发工资。
三、放假还乡和其它外社人员参加社内临时生产,应按件计酬开支,由社内负责。公社每年订出生产计划时,应作为一个项目列入工资计划之内,并分配给各生产单位,控制指标,月终领发工资时,按实际开支报销。
四、有特殊技术的工人,如工业上的技术人员,农业上的机务技术人员的工资,应当根据稍高于一般社员工资的原则,另外规定。
五、因公负伤者,在休养期间照发工资。因公残废和死亡者,应当受到社内的抚恤。
六、五保户,根据体力情况分成“全保”和“半保”两种。全保者由社 全部供给生活费用;“半保”者,应根据体力劳动情况,评定级别,发给工资。
七、因病不能出勤者,经过医生证明三天以内照发工资,超过三天以外,按天扣发工资,超过一月者,停发工资,停发工资后引起生活困难者,社内从公益金中予以适当照顾。不论任何原因,所扣发的工资均由生产队统一和奖励工资一并使用。
八、产妇,产前产后休息一个月,发一半工资,生活困难者,适当照顾。并在分配农活上进行适当照顾,以保证妇女儿童的健康。
九、凡享受国家工薪制人员的家属吃粮,参照过去情况,适当的缴 社一部分粮食价款。
好处说不完
这一工资制度的实现,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劳动出勤率,提高了生产效率。过去全公社有三千三百人根本没有参加过劳动生产,经过评工资后,这些人也开始下地从事生产了。由于工资制的实行,不仅增加了劳动出勤率,而且劳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工资级别低的要赶上工资级别高的,工资级别高的则更加积极地从事各项生产。
解决了缺粮户的困难。过去由于有的户生活困难,每年至少要拿出25%左右的劳动力去搞生产救灾。现在这一部分劳动力可以完全投入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去。
实行工资制后,社员能够月月领到自己应得的工资,这样就解决了社员平时零花钱的困难。
这种工资制度不仅合理,而且方法简单,特别是减少评工记分的麻烦和简化了财务手续。过去由于评工记分确实耽误许多劳动时间,记工员要每天记工,有的群众为评分而引起互相之间的不团结。在财务手续上也是相当的麻烦,加之过去是一年两次分配,所以平时社员不断向社里借款。因而,不仅财务人员感到麻烦,也确使有些账目不能得到及时的清理,直接影响到日清月结,同时也可以避免记工员贪污工分的现象发生,解决了“工分评记”不合理的现象。
通过评工资,开展了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社员们进一步地树立了“爱社爱护公共财物”的集体观念。群众称为:“这次评工资,是一次对社员政治鉴定”。在开始评工资时,我们提出应以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好坏为条件,社员们纷纷提出意见:要加上思想觉悟,并作为第一个条件。因此群众在评定劳动力等级时,对于平时不爱社,好偷社里东西的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开展了尖锐的批评。
经过评定工资,扭转了部分干部的不民主、不爱劳动的脱离群众的现象。有些队里的干部平时不民主,有事不和群众商量,这次评级也都进行了批评。有的干部说:整社以来没有开过生活会,这次在群众中过了个生活会。
(原载河南日报,本报略有删节)
1958-09-20  

——怎么取消了?

——存在的基础没有了

——周恩来:人民公社工业下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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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不是正确的吗?

中共中央批准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批准谭震林、廖鲁言两同志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现将这个文件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中 央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

  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央和主席:
  (一)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是八千五百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报的数字少百分之十到三十。目前红薯还没有全部收完,已收的晚稻也有一些还没有脱粒,没有过秤;红薯有边挖边吃的,边挖边窖藏的,边挖边加工的,都要过秤一次,也确有困难,且无此必要。薯类播种面积二亿五千多万亩,总产折粮二千二百多亿斤,亩产折粮九百斤,计算的并不高。下面报产,有浮夸虚报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八千五百亿斤左右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少于七千五百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七百亿斤翻一番,还稍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因为少数的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棉花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万担。由于入秋以来雨水过多和人手不够,对产量有些影响,但是出入不会很大,八千万担左右还是有把握的,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长一倍半;公布数可以定为六千七百万担,也是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翻一番,稍多一点。秋收油料作物预计,大豆二百六十亿斤,比一九五七年产量二百零一亿斤增长百分之三十,面积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亩产量提高百分之八十;花生一亿二千六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产量五千一百万担增长近一倍半;芝麻一千一百八十八万担,比一九五七年产量六百二十五万担增长百分之九十,加上棉籽一亿二千万担(一九五七年是五千多万,担)和明年春收的油菜籽(各省提出的计划共一亿六千万担,比一九五八年产量二千七百七十万担增长四点八倍,可能大了一点),共可产食油六百五十万吨左右(胡麻、向日葵和木本油料都没有计算在内),每人平均有食油二十斤。其他各种经济作物都有增产,烤烟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一十二万担增加到一千九百八十七万担,甘蔗由二亿担增加到四亿五千万担,甜菜由三千万担增加到一亿六千万担左右,都是成倍地增长;而麻(由一九五七年的七百零七万担增加到九百九十二万担)、丝(由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二十五万担增加到三百一十四万担)、茶(由一九五七年的二百二十三万担增加到三百零二万担)的增长比例只有百分之几十,都不足一倍。
  一九五八年预计,大家畜由一九五七年的八千三百八十二万头发展到八千八百四十二万头,增加四百六十万头;羊由一九五七年的九千八百万只发展到一亿二千九百万只,增加三千万只;猪由一九五七年的一亿四千万头发展到二亿五千万头,增加一亿一千万头。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影响到社员家庭养猪,而公社集体养猪一时又衔接不上,因而养猪业有下降的趋势,养鸡养鸭也有同样的情况,都应该积极设法解决。另一方面,猪的增长速度越快,留的母猪和种公猪越多,屠宰率越低,这是一个矛盾。今后要兼顾这两方面,不要单纯追求养猪头数增长的速度,还要保证屠宰多少,每头猪平均出肉多少,除农民自食以外,有多少猪供应市场,要把年终存栏数、屠宰率和上市量都列入计划。

——谭震林正确吗?

——谭震林用浮夸风摧毁口粮供给加基本工资制

——周恩来:实践证明这是极左。
  
  
  

 
 
顶端 Posted: 2017-04-24 06:40 |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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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这篇报道一发表,山西全省哗然。各地、市、县、社纷纷提出意见,要求省委表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还要不要制度,社员报酬还要不要有差别?

——反对声浪大

——赞成的意见呢?

——干部的意见大

——自评公议触犯了谁的利益?

——公社干部:国家编制

——农民自报公议了

——这些干部干什么?

——失业了。

——推而广之

——周恩来的官僚体系崩溃了

——各地、市、县、社纷纷提出意见,要求省委表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还要不要制度,社员报酬还要不要有差别?

——这就是周恩来的等级工资制腐蚀结果
  
  
  

 
 
顶端 Posted: 2017-04-25 05:48 | 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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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劳动的差距是多少?

——全劳力、半劳力之分。

——农民成员就是全劳力、半劳力组成

——工人劳动的差距是多少?

——八级工资

——八级工,老工人,为子女考虑,反对自评公议?

——自评公议,就是人民开始当家作主了

——周恩来:这怎么行?

——赵家人:反对。
  
  
  

 
 
顶端 Posted: 2017-04-25 05:49 | 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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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于是,山西省委派出由省委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王林堂任组长的工作组到大寨调查。阴发祥(当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组织领导了这次调查。经过调查研究,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是在历史上死分活记、等级工资影响下,在抢险救灾中逐步形成的,是有制度的,社员标准工分也是有差别的。调查组回来后,约请《山西日报》记者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座谈,共同核实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求得了共识,要点如下:
第一条叫定额先定心;第二条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叫打铁先得本身硬;第三条出勤日、标准工分等也是有制度的,叫做制度不繁琐;第四条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标准工分也是有差别的,叫做有差别悬殊不大;第五条农活质量主要不是靠事后检查,而是靠社员自觉和生产中互相监督,叫做把不合质量的农活消灭在生产过程中。自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大家在座谈会上一致认为:大寨的经营管理也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1964年4月30日,省委工作组写出了《关于大寨生产大队以革命精神改进劳动管理的考察报告》。5月10日,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批语中写道:大寨生产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五条基本指导思想,各地在整顿经营管理工作中应该普遍学习,至于具体的劳动定额、计工形式、劳动组织和验收制度,各个基本核算单位应该根据本单位社员觉悟程度、干部条件、管理水平及其它条件因地制宜,不要把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盲目废掉。7月省委农村工作部又印发了《改进劳动管理,提高农活质量———段店大队实行按农活质量分等计工的办法》等经验介绍。

——山西省委:大寨生产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五条基本指导思想,各地在整顿经营管理工作中应该普遍学习

——山西省委:至于具体的劳动定额、计工形式、劳动组织和验收制度,各个基本核算单位应该根据本单位社员觉悟程度、干部条件、管理水平及其它条件因地制宜,不要把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盲目废掉。

——7月省委农村工作部又印发了《改进劳动管理,提高农活质量———段店大队实行按农活质量分等计工的办法》等经验介绍。

——这是什么?

——明“是”暗“否”。

——第一届省委(1956年8月一1965年8月) 第一书记 陶鲁笳
  
  
  

 
 
顶端 Posted: 2017-04-25 05:51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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