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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关于工业的提纲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的作用

关于工业的提纲托洛茨基
(1923年3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02706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的作用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相互关系最终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军队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党、工会、青年团、我们的学校等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基础,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像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基础。
  在对于振兴国家具有头等意义的农业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虽然不断扩大和深入,但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内仍将主要具有辅助的、协助的经营教育性质,因为绝大多数的农产品还将长期由小商品生产者来生产。
  在财政方面,目前的政策——节约国家资金、正常的税收制度、正确编制的预算——应该并今后仍将以不懈的努力加以执行,但只有在国有工业获得盈利并得到大力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就。
  我国的国防在大力缩编、几乎只剩下军队骨干、因而逐步向民兵制过渡时,其任务基本上归结为运输和军事工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预算的编制、国家信贷政策、整套国家军事安全措施以至整个国家活动都应该把关心国有工业的有计划发展放在首位。
  在我国总的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国有工业的复兴必然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工业向前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农业中作为超出农村消费的农产品余量应形成必要的流动资金。但对于国有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应落后于农业,否则在农业的基础上会形成私有工业,而私有工业最终会吞并或蚕食国有工业。
  工业只有在产出大于消耗时才能取得的胜利。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而生存的工业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稳固而长期的支柱。关于国有工业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问题。
  国家不积累剩余价值,国有工业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而国有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又是我国农业朝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
  因此,通过国有工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二、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优缺点

  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良好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这一影响表现为工业活动的复苏、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工人生活状况不容置疑的大幅度改善,以及首先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对待基本的和局部的经济任务,这是今后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前提。但是工业的实际状况仍然极其困难。轻工业的复苏自然是由于收成不错、市场恢复这一事实作成的,但这一复苏并未成为所有的轻工业企业和部门进一步正常发展的保证。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尽管极其高昂(尤其是同农产品价格相比)却并非总是具有恢复的性质,因此,并不能保证生产的扩大。一些托拉斯活力的提高是依靠原有的原料储备,而恢复原料储备目前是国家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重工业刚同市场有所接触,实际上完全依赖国家定货,为了恢复,需要国家投入经过精确计算的大笔资金。铁路和水路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如此。
因此,由于整个经济的条件,轻工业价格尚未调整得正常(价格极其高昂又往往达不到恢复的水平),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这都是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主要缺点,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斯是由于此前的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改行新经济政策时经济关系的必然破坏所导致的。在市场基础上达到比较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价格调节,确立轻工业部门和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工农业部门之间比较正常的关系;最后,重工业和轻工业战线拉平——这是国家在目前已经到来的新经济政策第二时期中在工业活动方面的根本任务。这些任务只有在正确处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时才能完成。

三、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在苏维埃俄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资料属于一个所有者——国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和主人的统治作用,计划原则在初期就已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此前的整个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不能先验地通过理论途径或官僚主义途径来确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长时期进行准备性的经济试验、不断对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努力加以实际协调以及正确统计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制订出这样的计划。
  因此最近这一时期的任务具有一般指令性质和很大程度上的准备性质。这一任务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确定,要求经济领导机关及其基本任务、方法、实际工作始终不断地、百倍警觉地适应市场现象和市场关系。计划方法只有得到彻底发展才能并必然能控制市场并从而取缔市场。
  因此十分明显有两个由于近期采用国家的经济计划方法而引起的危险:(1)当试图通过计划干预超越经济发展,用尚未得到生动的经济经验必要验证的行政措施来取代市场的调节时,必然会出现我们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见过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局部的或全局的经济危机(“阻塞”、“堵塞”等);(2)当集中调节落后于对调节的迫切需要时,在适时的行政经济干预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取得同样效果的情况下,我们将用市场的非经济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
  由于我们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但是如果说每一个托拉斯为了取得工作成就应能自由定向并对自己的工作完全负责,那么,另一方面,国家应把托拉斯及其他联合组织看做自己的职能机构,借助它们摸清整个市场,从而使优于单个托拉斯或联合组织的市场定向的一系列实际措施可以实行。例如,中央经济机关能够早在一个托拉斯通过实践确信自己的处境毫无希望之前就得出必须撤销这一托拉斯的结论。
  轻重工业的相互关系决不能仅仅通过市场途径来解决,因为这实际上孕育着一种危险,即在最近几年摧毁重工业,然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予以恢复,但已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了。
  因此,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国家对于大部分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力以及信贷资金来说仍然是所有者和经营主体,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斯的计划原则就其规模来说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原则区别不大。但就其方法而言则区别极大。总管理局式的行政手段被经营的机动所取代。
  计划方法在行政实施时应通过仔细地摸清基础的办法慎而又慎地加以扩大。
  准备工作应表现为有关经济机关对在某种经济情势(由于新粮上市、资金流向农村,等等)下必然或十分可能发生的这样或那枰的现象作出经济预见或指示,并把这一预见尽可能在工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具体化,对利用预期的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作出大致的逐日指示。
  十分明显,工业基本计划的实现不可能靠工业本身内部即仅靠工业的行政领导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努力,这项工作应成为位于工业组织之上并把工业与金融业、运输业等联系起来的专门计划机构的任务。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其地位来说应是这样的机构。但是必须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比较确定的地位、比较固定的组织、比较明确和肯定的权力,尤其是职贲。以下一点应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加以确认:共和国各高级机关不能撇开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处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问题。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不管是由它自身还是由其他任何主管部门提出的倡议,应结合整个经济工作来分析新问题、方案或建议,从而确定其比重和意义。必须十分坚决地摒弃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和机关匆忙草率、心血来潮、拐弯抹角地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的尝试,把这样的尝试看做是缺乏经济预见的表现和行政游击主义十分有害的残余。
  对每个主管部门工作的成功与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该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及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以供全面研究和协调。而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本身工作成功与否的评价则更应从以下角度来考虑:是否及时提出经济问题,是否正确预见未来和促使各主管部门及时在预算上和实践上协调其工作需要协调的各部门和各个方面。
  必须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与我们国家工作中最大的祸害建立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偶然性的工作委员会(后续性的、指导性的、检查性的、筹备性的等等)的现象作斗争。必须保证通过正常的常设机构来正常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改进这些机关,发挥其必要的灵活性——办法是使它们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适应其任务。
由于不预先决定今后是否需要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计划工作的领导机构、国家经济的总司令部以这样或那样的行政权力以及具体是哪些权力,近期内只需要确定当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需要强制力时,应由中央有关权力机关(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予以批准。

四、托拉斯及其作用和必要的改造

  国家是生产和运输业固定资产的拥有者。各经济主管部门及其下属机关和联合组织(托拉斯)管理着委托给它们的一部分国家产业,其独立程度视目前市场条件下的经营需要由上面即上级国家机关決定。
  国家支配托拉斯、铁路等债务之外的财产的权力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实际上国家政权对经济机关的日常工作的干预和经济机关对各下属全权机构、托拉斯等日常工作的干预,其范围和形式完全根据经济上是否适宜这一点来确定,并由有关条例来调整。
  大部分国有工业组成托拉斯,即享有广泛的经济自主权的联合组织,它们在市场上作为交换经济单位自由行动。这些经济联合组织及其所属各企业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并实现国家积累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只有国家积累才能保证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直接满足国家重大需要的国有企业,如军事工业,还应完全服从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要求。
  鉴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企业的组合及其划分成托拉斯、各托拉斯之间的资金分配、信贷等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带有先验的、官僚主义的性质。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角度看,这只是大略的、粗线条的试验。对这些试验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对经验、对日复一日的市场和行政管理经验因素的配合的检验,而不是通过思辩来加以纠正,加以改变。
  对缺乏流动资金的抱怨只说明国家在改行经济政策时管理的工业企业的数量超过我国在由于几年国内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总的经济状况下的能力。其后果是企业不稳定,工作时断时续,主要是负荷不足,以致造成产品成本过高,市场萎缩及由此出现的种种经济困难。
  出路是坚决把生产集中在技术装备精良、地理位置优越的企业里。反对这样做的各种附带的、次要的考虑,不管其本身如何重要,与用必要的流动资金保证国有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取利润等基本经济任务相比,都应退居次要地位。
  从纯生产条件和商业条件的角度对托拉斯的结构和构成的重新考虑,应完全摆脱企业只按横向或垂直原则结合这种千篇一律的官僚主义偏见,因为这种重新考虑的指导原则应是关于企业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关于各企业间以及它们与交通和市场的地理位置(联合公司等)等的物质考虑,而不应是形式上的考虑。在摒弃部门的或地区的非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与更有利、更能获利的生产组织原则发生冲突)的同时,必须认真听取和考虑到有关的托拉斯和工厂本身的呼声,因为他们的生动经验证明了必须放弃组织上的公式化。
  降低生产费用应从复兴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出发,而不是从取得市场上的短期成功的角度出发。
  按昨天的虚拟价格考虑原料的成本核算,同降低成本毫无共同之处,应该作为对国家财产的浪费而受到严厉惩处。
  通过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来临时降价的政策,同样是完全错误的,致命的。不恢复重工业,轻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建设就失去了基础。煤炭、石油、金属——这些工业部门的成就才能切实保证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及其外部安全。
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常坚定不移地对托拉斯实施领导,按上述指示精神把工业的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预见并酝酿其必要的组合,保证在生产的各个阶段正确而及时地利用生产的各个要素(燃料、原料、半成品、机器、劳动力等),工业战线上才有可能取得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成就。

五、工业和商业

  如果不能正确组织销售,生产成就今后仍将导致局部的阻塞,即导致即使在目前极为窄小的市场状况下也难加以认可的商业疲软的危机。应把建立能保证工业与农民市场真正的、尽可能多的联系的商业机关基层环节的工作提到第一位。至于辛迪加化,在近期内实施应十分谨惧,应充分符合市场的状况和托拉斯的资源。把辛迪加变成商业“总管理局”只会缩小商业活动和提高附加费用。强行辛迪加化在经济上应作好准备,在商业上应有充分理由。
托拉斯和各个企业较大的业务独立性,各辛迪加较灵活的活动,以至我国工业的整个现状,都要求纯生产活动和纯商业活动更加协调一致。这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来说都是如此。在不预先规定这一协调的组织形式的同时,现在就应该确认,对这一领域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制定协调工商业活动的实际方法,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不断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总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后,才有可能完成。

六、工厂

  生产取得成绩或遭致失败的根子在基本的工业单位即每一个工厂。不仅从技术生产的角度,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正确安排好每一个企业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
  托拉斯在保持对企业的总领导并把为此所需的一切生产和商业部门和业务集中起来的同时,应尽全力避免集中过头,扼杀主动性和强行干预各企业的工作。
每个工厂的独立的成本核算应不仅能使人确定工厂获利多少、其发展或衰落的程度,而且能成为严格与企业特点相符的奖励制度的总的基础。

七、成本核算、平衡表和监督

  企业、托拉斯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是否正确,整个经营活动是否正常、在目前条件下对此惟一重要而可靠的凭经验的检验,只有看其物质成果,看商业平衡表所表现出的这些成果。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囊括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的簿记,没有决定国有工业产品实际成本的科学的成本核算,就无法保证防止国有化财产化整为零或遭到盗窃,而且托拉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有财产流入私人之手的渠道。
  制定出统一簿记的方法和监督簿记的实际进行、全力使之更加精确和完善,应是经济领导机关,尤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这一工作的目的应是实行整个国有工业(在今后则是整个国有经济)的统一的实际平衡表。
正确组织国家对工业成本核算和工商业平衡表的检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紧迫任务。缺少这种内行的熟练的监督会使其他各种经济检查化为乌有,造成与正确安排经济不相容的不负责任感。

八、工资

  前一时期的工资实践总的来说证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尤其是关于工会和经济组织之间订立集体合同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以认定,去年各类工人的工资都有很大提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
  工资的总政策今后的方向应是把各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或多或少地拉平,并对平均熟练程度作必要的调整,以使不同工业部门中相同熟练程度工人的工资,尽可能不取决于市场的局部波动,在个人工资确实受实际产量制约的条件下大体相同。有关国家机关应与工会一起致力于使某一工业部门较好的形势不仅给这一工业部门的工人带来好处,而且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提高落后部门,首先是重工业和运输业的工资。
  国家机关和工会在大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同时,应该牢牢记住只有在工业不断发展即工业带来利润的基础上才可能持续而全面地得到改善。从这一角度来看,如维持任务不足的企业开工,工厂养活的工人数量与该厂的实际生产率不相适应,这样的措施都是亏损最大最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形式,因而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明天的。
  以各种不是出于生产需要也不是法律规定的附加费用来加重工业企业的负担,不管其用途多么重要,都会给经济和国家带来无穷的危害,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正常的成本核算的可能,以半隐蔽的形式把国家目前财力所不及的支出强加于国家。托拉斯的生产“赞助”,即不是法律规定的,也不是由国家调控的“赞助”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必须认真检查在目前形势下劳动法典以及关于劳动力、工资、各种工种工时长短、社会保险提成、文化教育提成等等条例的实施情况,以便一方面在工业现状容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取消或暂时修改目前经济状况下明显难以执行的条例。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应十分客观地共同挑选经过严格检查过的实际材料,供采取上述立法修正或行政措施之用。

九、拨款、信贷、税收和海关税率

  整顿和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必要条件,是切实调整国家预算,使之接近于国家的实际资金,接近于这些资金的有计划的支出。必须把以下财政上的做法当作最大的祸害来加以彻底肃清,在收支不符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卢布贬值来加以抵消,支付货币资金时随意确定折算率,从而从根本上破坏极其重要的经济机关的稳定性。工业(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产品无偿或按不能弥补产品成本的随意定价划拨给国家,主要是划拨给运输业和军事部门的做法带来了同样的后果。
  今后一旦发现实际收入和预算用途不符并因此必须削减预算的开支部分,这样的削减不应是遮遮掩掩的,而应是公开的,通过修改预算及由此带来的一定后果(有计划地压缩运输业、工业企业、军队等)来进行。
  工业信贷体制不仅是财政的任务,银行的任务,而且是组织和领导工业的活动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国有工业拨款必须尽可能集中由一个信贷机构进行,而这个机构则应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关于税收和消费税与工业支付能力和市场容量相符的问题、关于从保护有关国内工业部门的角度来确定某些进口商品的海关税率问题。
  从国外采购和定货,如果并非绝对必要,而有关定货在国内的配置会对我国有关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原文如此,似应为:阻碍作用——译注),即使其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也应坚决放弃。
只有实行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制度,才能在目前的过渡时期里保证苏维埃国家工业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切实发展。

十、外国资本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完全能在一定的而且相当广泛范围内与工业部门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并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有条不紊的措施来吸收外国资本以目前已发现的合理的形式(租让、合营公司、租赁)投入工业。要仔细研究以下问题:哪些工业部门和企业根据哪些原则向外国资本提供有利于国家总的经济发展。这一研究应成为共和国计划机关以至一切经济领导机关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一、经济工作者及其处境和任务,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工会和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其正确性已为最近一年的经验所肯定,今后仍应本着上述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巩固。
  切实的一长制应在工业组织中自上而下地全部实行。工作人员的选拔以及调动和撤换,是经济领导机关握有的切实领导工业和对其前途负起责任的必要条件。工会机构的推荐和鉴定应得到十分重视,但决不能推卸有关经济机关的责任,因为现行条例给予这些机关以选拔和任命的充分自由。
  国有工业和商业的弱点是它们的组织臃肿,因循守旧,不善经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经济工作者的选拔不力,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的利益与其本身工作的成绩挂钩不够。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正确的有条不紊的措施。尤其是对企业领导人的奖励应取决于平衡表,而工资应取决于产量。
  由于经济工作领导人(车间工长,工厂厂长、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等)的任务是降低生产开支和获取利润,因此他们的工作常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往往导致冲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始终面临两个危险:(1)由于要求过高而引起企业工人及其代表机构或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反对;(2)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等问题上采取阻力最小的方针,从而牺牲企业的赢利,因而也牺牲了企业的前途。苏维埃工厂的厂长当然应该十分关注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关心他们的感情和情绪。但他同时决不应忽视,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最高职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扩大工人国家掌握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应对苏维埃厂长在采取这些行动时给予全力支持。认真、坚定和精打细算,是苏维埃经济工作者的必备品质。企业的顺差是对他的最高鉴定。
  应当帮助工人群众懂得,力求获取利润的厂长同力求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保护工人的健康的工会工作者一样,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新的经济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应具有系统性,同时也应具有深刻的专业性。应当用具有一定工龄按一定计划有步骤的学习来取代匆忙草率,不求甚解的大轰大嗡的学习办法。应向第一时期提拔的、还来不及获得必要知识的工作人员提供弥补最重大缺陷的机会。
  但是按实际工作类型划分的专业化应与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团结紧密结合,否则专业化会给党造成危害,如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会给经济带来打击一样。
  党和工会应十分重视扩大各级经济系统工业管理机构中工人经济工作者骨干,尤其是共产党员。
学习技术对于新一代来说不仅应是专业化问题,而且应是一项革命义务。在工人国家的条件下,以往青年工人用于革命政治斗争的热情应转向掌握科学和技术。对待学习马虎的大学生应像对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逃兵和叛徒一样。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不是追逐名利之途,而是建立功勋的事业。

十二、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认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分工的决议,坚持要在中央和地方更全面更有步骤地贯彻这一决议,尤其认为必须确认党毫无疑问有权支配自己的工作人员,但这决不应在实践中变成未经协商就频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而应在严格和绝对必要时才行使这一权力,而且党组织应全力支持这样的做法:内行的经济机构不仅有形式上的权利,而且有实际可能性来逐步培养经济工作者,并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和素质的提高正常地加以提升。

十三、印刷业

  正常组织印刷业的问题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代表大会认为印刷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改进。
必领改进出版物,首先是大量发行的出版物的技术。关于组织印刷工业的问题应在短期内解决,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列•托洛茨基(签名)
1923年3月6日

这是关于工业的提纲的定稿本
维特
192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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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的提纲
托洛茨基
(1923年3月6日)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的作用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相互关系最终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军队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党、工会、青年团、我们的学校等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基础,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像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基础。

——托派分子口口声声斯大林官僚体制

——实际是谁?

——托洛斯基

——《关于工业的纲领》,走资派的纲领

——托洛斯基:党、工会、青年团、我们的学校等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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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工人阶级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军队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
    
——托洛斯基把工人、农民与国家切割

——林副主席:没有了政权,也就没有了一切

——工人阶级如何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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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没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基础,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像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基础。

我们的国家要实行工业化第3版()
编者按:本报从今天起陆续发表“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一批 文章。这批文章可以用作农村工作干部学习总路线的材料,也可供农村工作干部向农民作宣传的材料。
我们的国家要实行工业化
李普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们的国家就走上了一条新的大路,这就是一步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路。这条路 相当长,不是几年工夫走得完的。在这许多年里面,我们全国人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齐努力,一步一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一步一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总任务。把这些事一步一步办完了,我们的国家就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
先来讲工业化。什么叫做国家工业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什么要实行工业化?工业化对农民有什么好处?
一、什么叫做国家工业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工业化
国家工业化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的国家由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很发达的国家。
工业(这里不包括手工业)就是用机器生产各种东西。工业生产的东西多得很。步犁、肥田粉、抽水机、喷雾器、煤油、布匹、玻璃、针、肥皂、白糖……都是工业生产品,钢管、钢板、车床、锅炉、电线、发电机、火车、汽车、飞机、拖拉机……也是工业生产品。工业生产的东西又多又好又便宜,很多东西是手工造 不了的。有了工业,农业也能发达;没有工业,农业也不能发达,国家也不能强盛,人民生活也不能富足。我们中国过去就是这样。
要使工业发达,最要紧的就是要能多造各种机器,有了机器,才能开工厂。又要能多炼钢铁,没有钢铁,机器就造不成。还要能多产煤和电,没有煤和电,就不能炼钢,不能造机器,不能把工厂里的机器转动起来进行生产。还要能多炼油,因为好多机器是靠汽油和煤油来发动的,比如汽车、飞机和拖拉机,没有汽油和煤油一步也走不动。此外,生产各种化学品的化学工业,也非常重要,钢铁工业、国防工业、煤油工业和其他许多重要的工业,都离不了化学工业。
一个国家的工业出产的东西比农业多,就叫工业国;农业出产的东西比工业多,就叫农业国。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直到去年,我们全国出的十成东西里面,工业出的东西还只占到两成多,农业出的还占着七成多,有许多要紧的机器,还有汽车、飞机、拖拉机这些东西,我们还不能制造,钢铁、煤油、电力、煤炭这些东西也还少得很。所以,使我国工业化是一件长期的事。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了。我国现在有的矿山和工厂,不但太少,而且太小太旧。在这个五年里面,我们要扩大和改建一批旧矿山、旧工厂,还要开许多新矿山,办许多新工厂。我们要开铁矿、办炼钢厂,要开铜矿、办 炼铜厂,要开煤矿,开 煤油矿,办炼油厂,还要建设电力站,办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水泥厂、农具厂、肥田粉厂、纺织厂、制药厂和许多别的工厂。苏联答应尽力帮助我们建设一百四十一项大工程,每一项工程里面都包括许多个厂子,有的已经动工了,有的正在做准备工作,除了这些大矿山和大工厂之外,我们还要建设几百个别的矿山和工厂。到了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特别是到了一九五九年,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的这批大工程全部完工了,我国的工业,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基础。我们有的钢铁、煤油、电力、煤炭就要比现在多得多,我们就能自己造汽车、拖拉机和各种机器。
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建设这许多大矿山和大工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就得把矿找出来,现在就有几千人在全国许多地方找矿。开了矿,还得打地基买材料造工厂。有些大工程要好几年工夫,要十几亿、几十亿或者百多亿斤粮食的钱才能建设成功。有些地方还得预先修好铁路,才能把机器和各种建筑材料运进去,才能把生产的东西运出来。一个大工厂或者大矿山,现在要几千、几万人去建设,将来要几千、几万人去生产。仅仅在这五个年头里面,我们就需要几十万技术干部,还要更多的技术工人,普通的工人职员还不计算在内。这就是说,我们既然要建设矿山工厂,就得要招工人,招学生,设机关,造房子,修马路,修电灯、电话、自来水、下水道,扩大城市,增加城市……总之,为了工业化,就必须用很多人,用很多钱,来办这些事。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各大城市,就在整天忙着这些事。从前打日本打蒋介石的时候,整天是忙着打仗,现在也和打仗差不多,不过是打的建设仗,工业仗。
我们的工业化,又叫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为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呢?
这就是说,我们所建设的这些矿山和工厂都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而不是属于少数资本家的。如果像美国英国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工厂矿山由资本家开办,那么工业越发达,劳动人民越遭殃,因为资本家办工厂,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人民,为他们自己赚钱。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国家,矿山工厂归国家所有,也就是归全体人民所有,国家办的矿山、工厂,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所以叫做社会主义工业,不但新办的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就是现在归私人所有的工业和手工业,也要一步一步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样地发展工业,就叫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
二、为什么要实行工业化
我们一定要实行工业化,最要紧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只有实行工业化,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人民的生活才能越来越好。
要国家富强,人民的生活好,最要紧的是生产的东西多。工业发达了,国家就能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大量生产各种东西供给人民。工业发达了,人人都可以有职业,有固定的收入,可以不断改善生活。工业又能帮助农业发展,所以农业品也一定会越来越多,农民的收入也可以不断增加。我国自己能造火车、汽车、轮船,交通运输也就能更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品就可以运得又快又便宜。人民富了,国家就会富,国家就可以多办学校、医院、戏院、电影院,发展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就可以越来越好。
过去我们的国家又穷又弱,老是受帝国主义欺侮,就是因为政治反动,工业不能发达。解放以后,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想欺侮我们,所以占了我们的台湾,并且侵略朝鲜。我们的国家工业化以后,不但人民生活可以改善,而且可以自己造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就有更大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和平生活。
第二,只有实行工业化,我们才能同时实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离不了工业。国家经营的工业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榜样,而且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力量。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就是说,国家自己生产的东西多了,才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商业;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就是说,不剥削人的工商业发达起来了,才有力量领导、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如果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还要不受改造,还要唯利是图地剥削工人和农民,那就只有受到淘汰了。
独立劳动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不是资本家,不是剥削者。但是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就走不到社会主义去,反而会走到资本主义去。只有国家的工业发达了,能够给农民各种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帮助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并且用其他各种工业品来换取农民的农产品,才能领导农民脱离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手工业的改造也是这样。将来一部分手工业者可以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按照国家加工订货的计划生产,一部分手工业者可以进国家的工厂。所以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要靠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领导,也要靠国家工业化。
三、国家工业化对农民有什么好处
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能使国强民富,能使我国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可见这件事对全国人民有极大的好处,当然也就是对全国农民有极大的好处。现在我们再专从农民这方面看看,工业化对农民的好处究竟是怎样的。
首先,工业发达了,国家对于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需要就会增加,同时国家也能用比过去更大的力量来帮助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了,农产品的收购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就会增加,这是自然的道理。
其次,工业发达了,国家就能用更多的、更好的、更便宜的步犁、马拉农具、水车、化学肥料,各种农药和喷雾器这些东西供给农民,将来还能用拖拉机和别的农业机器帮助农民。有了这些东西,农民不但可以大大增加和保证主业的生产,还能腾出手来,大大发展各种副业生产,而且吃力的重劳动也可以一步一步减轻。
第三,工业发达了,就能多办水利建设,多筑水库,多修大堤水闸,不但免除水旱灾害,还能变旱地为水地,变沙地为良田。有的地方,将来还可以通轮船,发电,促进农村的繁荣。
第四,工业发达了,国家能多修铁路、公路,多造火车、汽车、轮船和胶皮轮大车、自行车等等交通工具,城乡物资的交流就更顺畅,农民的收入和供给农村的工业品就都可以增加了。
第五,工业发达了,国家一步一步富起来,就能一步一步降低工业品的价格(实际上也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并且和农村的合作社共同用更多的力量来给农民办各种好事,比如增加农村的日用工业品供应,多吸收农民子女进中等以上的学校,多办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多发农业贷款等等。
还有,工业发达了,工厂、矿山、铁路,和城市里的各种机关,就都需要陆续增加工人和职员。农村里有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就可以按国家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调动到城市里,这对于农民家庭也可以减少开支而增加收入。
总起来说,要改造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都非工业化不可。我国的农民代表到苏联参观,曾经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民的极大的好处。他们看见苏联的许多农村有铁路、公路和城市连着,许多农村已经和城市差不多,有马路、楼房、电灯、电话、中学校、医院、电影院、公园。集体农场里从犁地、播种、除草、施肥、除虫,直到收割、脱粒,甚至刨 甜菜、摘棉花、挤牛奶、剪羊毛这些事都能用机器。苏联农民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比我们的好得多。我国要做到苏联这样子,当然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还得要十几年到二三十年。可是这几年来,由于我国的工业已经开始发展了一些,我国的农民就已经得到了像上面所说的几方面的好处,这些好处在各个地方虽然多少不等,但是都能一件一件数出来。社会主义的工业越发达,农民能得的好处就越多。将来实现了工业化,国家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农民所得的好处就更大了。
有的农民说:工业化好是好,就是怕要加重农民的负担。这种想法是弄错了。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确实需要很多钱。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农民本身的利益,农民负担一些是完全应该的。这就像秋天要收粮,春天就得下种施肥一样。但是农民的负担却不会加重,因为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的还是由工人阶级生产积蓄起来的。因此,一九五二年的农业税就比一九五一年减轻了一些。今年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在今后三年里面把农业税的总数稳定于一九五二年的水平,就是说,在这三年里面,不管生产怎样发展,农民仍旧按照他的地亩在平常年景应产的数量,根据税率交纳公粮,增产的部分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另一方面,如果遇到了严重的灾害,农民却能根据国家的法令,得到减免公粮的照顾。
不过,工业化既是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对国家和农民有这样大的好处,当然决不应当只由工人阶级负责。农民在全国有几万万,又有长久的革命历史,对于工业化这样的大事当然要积极努力参加,特别是要努力增加生产,发展互助合作,并且把国家需要的农产品卖给国家。关于这些方面的道理,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讨论。
1953-11-26  

——社会主义思想被托洛斯基思想笼罩着。
    

——现代走资派的鼻祖:托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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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什么工作?

斯大林全集
第五卷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
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四月十七日)
二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的结论(四月十九日)
三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三日)
四 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四月二十五日)
4 斯大林全集 第五卷
五 对决议案的修改意见的答复(四月二十五日)
六 对民族问题委员会的报告的补充(四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是做党的组织工作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61〕(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一九二三年莫斯科版◇159◇
一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
(四月十七日)
同志们!
我认为刊登在“中央通报”〔62〕上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已经十分详尽了,所以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里就用不着再重复了。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应当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应当说明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系,也就是应当说明环绕着党的和党籍以实现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借以变成党的军队的那些联系和群众性的机关。
我认为报告的第二部分应当说明工人阶级联系农民的那些组织联系和群众性的机关。这就是国家机关。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国家机关实现对农民的领导。
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应当谈党的本身,党是一个本身具有特殊生活的机体,是一个提出口号并检查其实现情况的机关。
***
现在我来谈报告的第一部分。
我把党比做先锋队,把工人阶级比做党的军队来谈。这样比较,有人可能认为这里的关系和军事方面一样,就是说,党发布命令,用电报传达口号,而军队即工人阶级执行这些命令。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政治方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在军事方面是指挥人员自己建立军队,自己编制军队。而在这里,在政治方面,党不是自己建立军队,而是找到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第二个区别是:在军事方面,指挥人员不仅要建立军队,而且还要供给军队给养、被服和鞋袜。在政治方面就不是这样了。党不供给自己的军队即工人阶级给养、被服和鞋袜。正因为如此,政治方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在政治方面不是阶级依靠党,而是党依靠阶级。正因为如此,在政治方面要实现阶级先锋队即党的领导,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建立广大的群众性的非党机关网,这些机关是党的触角,依靠它们党就能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就能从分散的群众变成党的军队。

——斯大林与托洛斯基哪一个正确?

——托派分子是不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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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怎么样?

——百度百科 列宁
由于紧张的革命与战争,在暗杀之前列宁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子弹留在他的颈部,靠脊柱很近,约1cm,当时的医疗条件无法安全取走子弹。直到1922年4月24日,由一位德国医生为列宁实施手术取出了子弹。 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同年12月第二次发生中风后,他停止政治活动。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风后,直到去世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
列宁在第一次中风以后,完成了一份遗嘱并交给了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评论了六位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其中对斯大林的看法是“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由于同期列宁和斯大林在关于外贸垄断和格鲁吉亚事件问题上发生严重争执,1923年1月4日,列宁又为他的口授记录作了一个补充,是专门针对斯大林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1923年3月5日,列宁得知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被斯大林辱骂和恐吓后十分愤怒,向斯大林提出绝交。[10]  斯大林向列宁道歉,最终事情平息。

——列宁躺在病床上。

——1918年8月30日,列宁中抢,继续工作

——1922年4月24日,由一位德国医生为列宁实施手术取出了子弹。 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

——这次取出子弹是谁的主张?

——斯大林为什么与克鲁普斯卡娅交恶,原因在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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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得知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被斯大林辱骂和恐吓

——列宁绝交?

——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斯大林向列宁道歉,最终事情平息。

——列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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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信任:1922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

——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这是很正常的

——1922年,斯大林44岁

——所谓列宁遗嘱究竟是怎么回事?

被篡改的列宁遗嘱
第七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7月联合全会
在隐瞒列宁“遗嘱”的整个过程中,这次全会起了特殊的作用。在全会的前几次会议上,有关列宁晚期的一些信件的情况并不是讨论的对象。这几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但是在全会即将结束时(全会于7月14—23日举行),列宁“遗嘱”问题成了所有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首先向斯大林提出挑战的是在7月21日晚间会议上发言的季诺维也夫。他在发言中承认自己曾犯了不少错误,首先是在1917年,他当时曾经反对过列宁。但他同时称,列宁认为他“纠正了这一错误”。
季诺维也夫接着表示,在座的各位不知道他的第二个错误,这次错误尚未纠正过来。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季诺维也夫本人是怎么说的吧。
季诺维也夫说:“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三次警告……第一次警告是在遗嘱中提出的,其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把斯大林同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撤换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性格粗暴——这只是小问题,而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我委婉地转告斯大林……”[1]
季诺维也夫继续说:“第二次警告是列宁同志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中提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告诫全党要防范斯大林同志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政治错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诫全党要警惕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犯错误,他实际上预测到了格鲁吉亚的起义……”
“第三次警告是这样的,”季诺维也夫说,“在1923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写给斯大林同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宣布与他断绝同志式的关系。这三次警告足以让我们意识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么认真负责地告诫全党要防范斯大林同志。事实表明,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正确的。”
季诺维也夫得出以下结论:“我认为,自己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领会到这三次警告之间的联系。我一直以为,事情不会搞到斯大林现在已经搞到的这种地步。”
接下来,季诺维也夫透露了他和布哈林于1923年8月10日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的内容,信中谈到了“遗嘱”。按照季诺维也夫的陈述,这封信是这样写的:“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确在一封信中建议(党的十二大)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把这封信的事告诉您。原因是可以理解的。您对于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分歧本来就态度过于偏执,因此我们不想让您更加激动。”[2]
季诺维也夫提到了两份以前未曾提到过的新文件,这样一来,斯大林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遗嘱”中列宁对他的批评了。上述文件之一,即列宁那封宣布与斯大林决裂并要求后者为其对自己妻子的粗暴无礼而道歉的信,最终也没有在全会上宣读。斯大林通过另一种方法摆脱了困境,是什么方法,我们下文再作介绍。
第八章 反对派在斗争
7月全会后,列宁的文件成了反对派同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支持的中央委员会之间斗争的焦点。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广泛依靠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反对派在斗争中依靠自己经验丰富的干部,并且运用了地下斗争的方式,例如,他们在党员当中广泛散发各类秘密印制的传单,甚至散发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一般是单行本,其中收录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文件。下面我们就将分析这么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在巴黎从托洛茨基的个人收藏材料中搜查出来的,印制在卷烟纸上。文件没有名称,但其内容完全是讲列宁“遗嘱”的。

——季诺维也夫的话与赵家抹黑毛主席的手法是不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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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风刮走斯大林坟上的垃圾
作者:张捷 来源:原载于《真理的追求》  
2017-05-31 02:25:16 阅读 224
第二,关于列宁的遗嘱问题。
过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煞有介事地传达列宁的遗嘱,力图引导人们接受这样的猜测:似乎斯大林隐瞒了列宁的遗嘱,似乎是斯大林违背列宁明确要解除他领导职务的遗言,篡夺了党的领导权力。现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历史材料证明,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贯彻了列宁遗嘱的。当时,斯大林继承列宁成为苏联的领袖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党心所向。这才是历史的事实。
所谓列宁遗嘱,是指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到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补充》。在“遗嘱”中,列宁对四位政治局委员和两位年轻的中央委员都作了评价。在谈到斯大林时,列宁认为他“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议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当时,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都没有隐瞒这个“遗嘱”。5月21日,中央举行特别会议,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代表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做了情况通报,向大会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宣读之后,政治局委员季诺维耶夫首先发言,谈了对列宁评价斯大林的看法:“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确认,伊里奇的这一担心并没有应验。……我指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所以,季诺维耶夫建议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议:把列宁的信传达给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不在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封信,由各个代表团分别讨论。加米涅夫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要考虑到可以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条件是:他承认列宁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点并同意对此做出必要的结论。【14】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共同主持的。大会闭幕后两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解除其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未获得全会同意。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仍然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再次当选为总书记。
1925年8月1日,斯大林致信莫洛托夫,谈了关于发表托洛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列宁“遗嘱”的文章的问题。【15】这些问题的公开讨论并没有影响全党对斯大林的信任。1925年12月底闭幕的党的十四大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仍然继续担任总书记的职务。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主持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发表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演说中公开谈论了列宁遗嘱的核心内容。他坦诚地谈了对列宁遗嘱的理解:“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党的人是粗暴的。”他说,对那些人要有温和态度,“这个我做不来。”【16】斯大林的这篇演说,既光明磊落,又不掩饰自己的真诚态度,不久就公开发表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
所有的事实都充分证明,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散布的所谓斯大林隐瞒列宁遗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戈尔巴乔夫之流的人物,把自己对历史的无知,变幻成对斯大林品格的怀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只能暴露自己的卑鄙。
其实,列宁对斯大林性格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与列宁夫人的关系造成的。关于这一点,今日俄罗斯教授理•科索拉波夫说得比较具体。他认为,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高度信任,引起了列宁身边人的警觉。在列宁病重期间,中央委托斯大林监督执行医嘱,但却经常有人包括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违反医嘱。“在娜•克鲁普斯卡娅插手下,病人接连不断地受到打扰,于是斯大林很严厉地与克鲁普斯卡娅谈了一次话。现在完全清楚,斯大林的担心是有原因的。给列宁接连做出了三次误诊。用不必要的检查把列宁搞得疲惫不堪,显然是想要治坏病人,并同时破坏他的威信。”【17】这就是“斯大林粗暴”评价的来源。实际上,所谓“斯大林粗暴”,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履行自己的职责,与列宁夫人发生了争论。现在客观地看,在这个问题上,道理不在列宁夫人一边,而在斯大林一边。但是,这使得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被推到了破裂的边沿。但斯大林以世界上罕见的忠诚和尊重,妥善处理了与列宁及其夫人的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列宁除了批评斯大林性格粗暴以外,仍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无可替代的才干和地位。这一批评没有牵连对其他问题的评价。
在1925年召开的俄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以格•季诺维耶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也参与了这个政治反对派,在新经济政策的问题上同与会的大多数人发生了争吵。这时,列宁的妹妹玛•乌里扬诺娃站起来发言,她很委婉地纠正了她嫂子的看法。她的话值得人们深思。她说:“同志们,我发言不是因为我是列宁的妹妹,因此自以为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要比我们党的其他同志好。我认为,列宁的亲属没有也不应该垄断对列宁主义理解得更好的权利。”【18】这些情况,有助于对列宁遗嘱问题的全面理解。

——这个“遗嘱”,是在列宁逝世之后、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由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于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

——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

——列宁遗嘱应该什么时候上交中央?

——一、写完之后,上交

——二、列宁逝世,上交    

——怎么是1924年5月18日送交中央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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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
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四二〕会议上的演说)
现在谈谈列宁的“遗嘱”。你们都听见反对派分子在这里大喊大叫,说党中央委员会“隐瞒了”列宁的“遗嘱”。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讨论过好多次,这是你们知道的。(喊声:“几十次了。”)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再三证明了:谁也没有隐瞒过什么,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喊声:“对!”)代表大会一致决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一是列宁本人不愿意而且没有要求把它公布。所有这些,反对派并不比我们大家知道得少,然而反对派竟敢宣称中央“隐瞒了”“遗嘱”。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在一九二四年就发生过关于列宁“遗嘱”的问题。有那么一个叫做伊斯特曼的,从前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后来被驱逐出党。这位先生曾经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中间鬼混过,收集了一些有关列宁“遗嘱”的传闻和谣言,后来跑到国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列宁死后”。他在这本书里不惜笔墨,大肆诽谤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这本书的主要根据就是所谓我们党中央“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因为这位伊斯特曼有一个时期跟托洛茨基有过来往,现在抓住托洛茨基并且引用反对派的话,使托洛茨基在“遗嘱”问题上负起污蔑我们党的责任,所以我们政治局委员建议托洛茨基跟伊斯特曼划清界限。因问题十分明显,托洛茨基确实跟伊斯特曼划清了界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的声明。这个声明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六期上。
    
——决定不公布列宁遗嘱的是谁?

——恰恰是反对派
    
——有例子吗?
  
  
  

 
 
顶端 Posted: 2017-06-04 05:46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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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革研究网 » 万象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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