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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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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江青駁紅小鬼陈丕显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有段提到: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 。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

被點名的红小鬼就是年初剛被百万群眾打倒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死不回头者死後十年推出《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其中第五回〈一段往事和江青的忌讳〉回顧一件讓他與配偶谢志成在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和难以忘却的印象”之事:

“1965年的一天,江青请我和谢志成以及张春桥到西郊宾馆她的住处吃饭,大概是答谢我们对她搞革命现代戏的支持。”

“席间我们谈起参加革命的往事,我说谢志成参加革命受华家影响很大。

‘什么华家?’江青似是不经意地问。

谢志成回答说,我在老家无锡读书时,学校有一个很要好的同班同学叫华辉(又名华英),她的一家人思想进步,很早就参加和支持革命。二哥华斌、姐姐华萼都很早就入党了,他们经常向华辉和我灌输革命道理,启发我们参加革命。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华辉送我衬裙的意思是以此为‘念物’,希望我早日加入革命组织。

哪知江青一听此事,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

‘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心直口快的志成说。

‘你那个同学叫什么?’

‘她对外叫华英,是华家小妹,后来在福建牺牲了。她的姐姐华萼当时就和你一起坐牢呀。我还听说有一个叫陶方谷又名陶永的人,当时也是和你一起坐牢的……’志成在新四军时当军部速记员,为叶挺、项英、曾山等领导做速记,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聊天时随便说了出来。哪想到这恰恰触到了江青的心病和隐痛!

‘没这个事!根本没有这个事!我没有被捕过,我从来没有送给别人衬裙……’江青厉声说道,声调都变了。

场面顿时变得异常尴尬,张春桥头都不抬,只顾吃饭,一声不吭。

但是,后来江青又承认她在上海时曾被敌人逮捕过,说是没有暴露身份,更没有‘自首’、‘动摇’之类的事。江青说:‘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

其实,当时谁也没想到要揭江青的老底,只是不经意地说说往事。倒是江青自己做贼心虚。

后来得知,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

並稱此飯局談話最後招致牢獄之災:

“江青在‘文革’中整了无数的人,其中不少是知其劣迹的人。我想,后来江青、张春桥一伙对我残酷迫害,非要把我打成‘叛徒、特务、老反革命’,置于死地,大概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遭“残酷迫害”者筆端有這樣的企圖:

“我是这场大浩劫的幸存者,多年来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情况为基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这段历史进行一番回顾与思考,并作为‘一家之言’进行探索和研究,给自己一个总结,给后人一个鉴戒,给历史一个交代。”

但很不幸也很遺憾這位紅小鬼想要给历史的交代是不老實的,他所誇讚“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事记忆犹新”的谢志成前揭對江青的談話就是典型的造假栽贓。析言之,當江青聽到谢志成從华辉處拿到自己送出的衬裙時為何要“脸色大变,赶忙说:‘没有这个事!’”?女同志間以衬裙相繫革命情懷誠佳話也,何苦要變臉否認?江青所以不尋常連喊“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就是因“1934年,华辉到上海参加‘反帝大同盟’,回到无锡后送给我一条衬裙,说是一个和她有组织关系的同志送给她的,而这裙子又是上海的蓝苹送给那个同志的”露了蹊蹺,1934年江青的確在上海待過,可是她那時不叫蓝苹,“你晓得我当时叫什么名字吗?”我們就查查《百度》百科江青年表:

“1933年2月俞启威介绍入党。4月俞启威被捕,下旬前往上海,失掉党组织关系。5月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7月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教师。10月入团,成为左冀教联正式盟员,参加左冀剧联的业余话剧团。1934年1月参加拓声剧社。1月到北平。6月回上海,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浦东女工夜校当教员,化名张淑贞。9月曹家渡被捕入狱。11月教联求保获释。临海休养2个月。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3月回上海进入电影通业公司,并参加左冀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6月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9月与唐纳相爱同居。”

可知1935年3月以前的江青並不叫藍蘋,為慎重我們再《維基》一下:

“1933年2月李云鹤由俞启威介绍,在青岛一个码头仓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支部委员。同年4月俞启威被捕,李云鹤逃往俞的老家上海。李云鹤抵达上海之后,因俞家不肯承认她,只好投奔在济南学戏时候的老同学魏鹤龄。魏介绍她认识田汉。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沅介绍,到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旁听。7月,由田汉等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张淑贞),在沪西郊区北新泾镇店员识字班当教员。10月,重新参加共青团,加入左翼教联。同时参加业余剧团的话剧演出。1934年9月,她在上海曹家渡被捕入狱,同年12月被释放。然后去了北平与已释放的俞启威同居。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改名‘藍蘋’。”

很清楚,1934年的江青或叫李鶴或稱張淑貞,“藍蘋”是1935年3月進入電影圈以後才取的藝名,可見谢志成把“没有这个事”的送襯裙說成煞有介事。谢志成回稱1934年的江青“(叫)蓝苹呀。我还听说你演出的《大雷雨》呢”是雙料大穿幫,蓝苹演出《大雷雨》的時間是二年多以後的1937年2月,1937年4月5日出刊的《新学识》第一卷第五期就有一篇蓝苹寫的“从《娜拉》到《大雷雨》”:

“这次《大雷雨》的教训使我更深的明白,一个演员不但需要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时还要在排练时间以外,用自己所有的精力对于你要演的全个戏,你要扮演的角色,加以刻苦的研究和体会。”

同月16日出版的《妇女生活》第四卷第七期登載“《大雷雨》的卡嘉邻娜”一文:

“兹九先生要我写一点关于《大雷雨》里的女角卡嘉邻娜的意见,……”

作者正是蓝苹。可知想藉回忆录成“一家之言”者詛咒別人東一個“做贼”、西一個“劣迹”其實都是夫子自道,還把伙同做惡的枕邊人美化為“心直口快”,如此歪筆竟侈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这段历史进行一番回顾与思考”,真厚臉惡心已極。至於稱江青被捕獲釋原因:“我是装哭以后被放出来的”,又有多少可信度呢?對照四十六年後她在法庭上的表現,這種惡意醜化難損於她堅貞的革命意志。事實會說話,我們先看看东平、王凡《江青是如何炼成的?昔日密友徐明清揭秘》中的一段文字: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到了一名她教过的学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多天即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了徐明清。

江青被捕后,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

当时正式出面保释江青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中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以及公共租界公董局的何德奎。有了他们出面保释,1934年冬,江青得以释放。”

徐明清是1932年10月陶行知创办的上海進步組織“晨更工学团”的實際负责人,江青當時在該團店员识字班当教员,與徐明清一起在團址的阁楼上打地铺,感情融洽關係密切,徐還曾帶甫出狱身罹肺痨的江青回浙江老家治病休養。沈国凡在採訪曾參與林、江集團“两案”预审的审判员王文正所寫《江青究竟有没有当过叛徒?》一文也印證了前揭知情者徐明清的回憶是可信的: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后,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出狱,与黄敬一同住在俞家,后随徐明清回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的老家避难。”

“徐明清到延安,后来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妇女科副科长。江青提出徐明清知道她的情况,于是有关方面通过徐明清来了解江青的历史,徐明清为此写了一份证明材料。徐明清的材料是实事求是的,她写了自己认识江青的过程,以及江青入团、被捕、积极参加地下党的各种进步活动,与她一同去浙江老家避难等事实。”

後段話尤其證明陈丕显稱“江青对于她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一事讳莫如深,成为一块心病”是惡意的醜化抹黑,明明黨組織已实事求是釐清之事——“既无叛徒指证,也没有任何证据,被关押了两个月,警察局经数次审讯后,认为从她身上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遂允许保释”,卻刻意用“老底”、“做贼心虚”、“心病和隐痛”來攪和,其心機、其心術不是昭然若揭嗎?既然此人以揭人“老底”來“给自己一个总结,给后人一个鉴戒”,是不是也該反求諸己,“劣迹”都在別人身上嗎?1967年3月20日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所屬〈通讯简报〉第37期就披露其住所工作人员所揭发的“丑恶官僚资产阶级生活”:

“服侍他一家五口(两个儿子有时不在)有警卫、护士,服务员、驾驶员、炊事员、管理员、保姆、秘书等十三人之多。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样样都要别人侍候,我们却从清晨五时起到晚上十一、二时没有片刻休息的时间。”

“一家每月伙食费平均六百多元。在延安医院治疗三个月,吃了一百零五只童子鸡,七十只老母鸡,出院休养期间吃了二百零九只鸡。鱼虾要活的,一星期两次派小汽车到青浦去买。河鱼规定在半斤到一斤左右,认为小的鱼刺太多,大的鱼肉太老吃不了。”

“夏天没有冷气设备,要我们每天运一吨多冰为他降温,一天几次搬冰,弄得我们汗流浃背。可是十分令人气愤的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值班室热得透不过气来,也不许开窗开门通风,说外面热气会进入他们的住房。一次我们把值班室的一扇通老爷的书房门打开,想透透气,官老爷立即命令关上,说什么:这样冷气分散了。”

“陈老爷在休养期间,一天要吃十多种药。凡是有进口的就不吃国产的,另外还要吃中药和参汤,从去年四月至十二月光西洋参就花了一千二百零九元。官太太也一天要吃十二种药(三、四种进口的),外加参汤,连娇小姐也是补药不离口。”

還有“用公款挥金如土,动私利一毛不拔”的腐敗:

“伙食费方面,官老爷每天平均要花八、九元,可是只付基本伙食费一元五角,其它由公家报销,直到去年十二月中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揪出来的时候,陈老爷才急急忙忙找管理员表示从出院一天起所花的伙食费全部自理,钱一下子付不清愿打借条。

凡是可以占便宜的地方他们尽量占,如陈老爷去北京开会乘专机可以不花钱,他就把一家大小全部带到北京。烫衣服可以用公家的电,可是在家里的保姆一个月只用一角九分钱的电费。用公家的煤气、煤炉时从来不过问,要他们自己花钱烧煤球时,连工作人员喝水也要算一算。”

红小鬼变化到这样的確完全超乎想像,相對江青的操守卻足令陈丕显及改開以來的貪官污吏們愧對革命先烈,那是農民出身的副總理陳永貴的回憶:

“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的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对我说:

‘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你,送的东西我也要收。’

我们之间的交往完全在党的原则和范围内进行。据我了解,她不但是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他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300多块钱交给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钱给厂家。

你们都知道江青是喜欢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

‘我每月的工资除付了伙食费和外出花销外,几乎全买了书和胶卷了,我的钱实在是不够花呀!但是我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绝不多占国家一分钱”的江青突顯了“凡是可以占便宜的地方他们尽量占”者的污濁,然此恰足供“用公款挥金如土”者忌恨的張本,只是“大浩劫的幸存者”髒水潑得太甚 ,“陈老爷一家对凡是要接触的东西随时要我们进行消毒”,吾輩晚到的時代旁觀者,解讀小鬼回憶,遇有髒口,自然仿傚全力消毒,以維國母毛夫人尊嚴,中華人民共和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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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 Posted: 2017-06-08 13:09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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