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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郭文贵事件兼及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

评郭文贵事件兼及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

Mark Wain 2017年06月10日于美国

自从川普(特朗普)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以来,世界政治事态出现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西方各国中产阶级经过自1970年代以来的逆来顺受的顺民生涯转变为反对各国当权派的政治觉醒和一呼百应的抗争活动。这些自发活动中间没有出现党派斗争的恶习或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争吵,而是反对各国当权派独断专行,表达不顾人民死活的愤愤不平的抗议。促成事态演变的深刻原因则是发生在2007-2008-2009这三年的世界经济大衰退和其后演变而成的、至今摆脱不掉的长期萧条(Long Depression,有关著作参看:https://www.amazon.com/Long-Depression-Marxism-Global-Capitalism/dp/1608464687 )。

郭文贵作为一名成功的大陆富豪兼任国家安全部业余干员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而公开地向山君挑战,并不时地扔出揭露当权派黑暗统治的“消息核弹”,这不能不说是间接受到了世界反对当权派这个政治潮流的影响。中国大陆的民心动向从1976年10月以降早就处于极大转变的道路上,目前的郭文贵事件不过是民心转变进一步发展的一场突然事件而已。

郭文贵和川普两人是否合法致富不是这里要评论的,因为法律既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手段之一,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一,法律没有超阶级或非阶级性可言;就人们的生产活动来说,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说是合法的,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说就是非法的,反过来也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出身上层的商人,也是反对当权派的局外人,更是口无遮拦的“吹口哨的人”即揭秘者,不用说都是上等演员,他们分别要排掉北京和华盛顿特区臭不可闻的沼泽,为民除害,但不幸的是他们把腐败现象当成危机的本质,误解了政治社会重大问题的真相和症结;在中国,清官和下层慑于当权派的淫威,苟且偷生,做中南梦,不求出路。这里仿效晚唐诗人陈陶的《陇西行》写了一首[七绝 十一真平韵 仄起正格]《中南行》:

誓倒权奸不忘银,

何曾釜底一抽薪。

无端拾得山君骨,

犹是中南梦里人。

长期的经济萧条逼迫资本阵营里尔虞我诈、巧取豪夺、鲸吞虎噬、不进则退的资本积累逻辑强势推进,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郭文贵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合乎逻辑的发展——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双赢和多赢政策被迫向资本的独占与内讧转化。资本独占和资本内讧的简单化的说法就是所谓因分赃不均而大打出手;更为直接但却更为表面化的描述就是所谓由于贪污、受贿、腐败的常规化导致以黑反贪、以腐反贪、以贪反贪、以腐反腐以至于要剑指个人——似乎个人力量能够取代作为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最强大的社会关系的资本;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不但是权力的化身,而且是商品拜物教的狂热表现即统治阶级狂傲自大的意识形态和霸权。

当权资本或称在朝资本或赵家资本和在野资本或称山寨资本或非赵资本之间的“鱼水”关系、“主奴”关系在改革开放接近40年后的今天走向没落,趋于失败。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既促成了前者,尤

其帮助了后者,让它走出国门、放眼世界,使目光狭窄、依附权势为生的山寨资本焕然一新,走出牢笼,终于能够另辟蹊径了。

在这互为表里的两大资本力量之外存在着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劳动力——这才是资本积累的源头和力量的根本所在。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历史和社会,也就谈不到私有财产,更不必说资本和资本家了。世界市场上数十亿的活劳动力创造了新价值,无偿被资本私下占有从而发家致富,它们积累的社会财富超过了若干万万亿美元。资本腐败才是天文数字的最大腐败,比之通常所谓官场腐败,其深刻性、关键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资本顾左右而言他,避而不谈这个最大腐败,却奢谈什么官场腐败会亡党亡国——耸人听闻,莫此为甚;连自称反对盗国贼的郭文贵也不过是一个不敢揭露这个无法遮掩的、铁一般事实和真相的资本腐败的拥护者和伪善者。最险恶的盗国贼是深藏不露而又道貌岸然的资本。

私有制, 无分古今和中外,是最根本的和致命的腐败制度,与私有制下的“入党为升官之本和升官为发财之本”这个古训一样,都是自明之理,何须赘言?官场腐败不过是私有制下的必然产物,不具备独立性、特殊性或例外性。至于所谓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也是夸大和避重就轻之词,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私有制下必然出现的内忧外患以致民不聊生才是当权派灭亡的基本条件,这从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后金入侵,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列强入侵,以及国共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等历史得到证明。人民对贫富不均的痛恨被当权派所利用,当权派大肆宣扬自己是清官、明君——千年一遇的好皇帝,误导民意,甚至使人民错误地认为官场腐败才是万恶之首和万恶之源,企图在暗中消除人们对私有制不公那种强烈的制度性对抗情绪。

民心思变是社会发生变革的原因,中外皆然。1949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大变革是民心思变的一个写照——长期处于内忧外患造成的民不聊生状态的若干代人强烈要求变革和改善生活状况;到了1976年,人们虽然取得了在巨大变革和生活改善方面的集体利益,得到世界正义之士的称赞,但是由于在备战、备荒的战略要求下,国家经济剩余积累过多,大众生活仍然不够富裕,部分甚至陷入贫困、极度贫困,引起了不满;同时,由于残存着资产阶级法权——雇佣劳动(例如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国家和集体而不是整个社会拥有生产工具、收入和权利的不平等以及工农间、城乡间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社会制度在实际上“和解放前差不多”,他们的不满情绪终于经过一段时期的发酵变为回归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各个方面的要求,外人的赞美抵消不了自己对物质方面的强烈需求。无产阶级开始向中产阶级过渡,从而蜕变为除劳动力之外还拥有等效私有财产的非无产阶级;通过党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在人们迫切要求改善生活的强大压力下顺势转化为通过党的联美、联资、扶助企业主的“最新三民主义”政策进行专政至今,并幻想搞一个这样的 “千年王国”。最新三民主义已经彻底取代了当权派和郭文贵所共同蔑视的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永远不能兑现的空想即乌托邦;作为社会制度它固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作为意识形态也早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当然,阴魂是不会自己散去的,说不定在阴阳易位的条件下,阴魂也罢、幽灵也好将要再一次地登上历史舞台。

弗·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凡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合理的一切,一定要变成现实的东西,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上的现实性如何相抵触。按照黑格尔思想方法的各种条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合乎理性这个原理,就变为另一个原理:凡是现存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 我们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可以认识到:多数人反对文革(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后代及其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大回潮)这一合乎理性

的思想和要求之所以变成现实的东西绝不是侥幸或偶然而是有其必然性的。人们从全民经商大潮开始蜕变其无产阶级性质、培养发家致富的思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同样是合理的。当然,合理的绝对不是永恒的,当事物发生变化,矛盾互相转化的条件逐渐成熟,原先合理的东西中所隐含着的不合理性就会因为是现存的而出现,从而灭亡。这当然是后话。

目前可能发生的社会政治变化是什么?

如果郭文贵事件可以当作问题探索途径的话,首先可以看出的是反腐被提升到显然不合理的高度以至脱离了现实,因此就公众舆论来说虽然解气但缺少说服力,就像与之同时上演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的主题那样缺乏理性基础。这两个事件都把反腐戏剧化、娱乐化,同时不仅进行了道德说教,也进行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说教,甚至将腐败提升到到所谓人权的侵犯的高度,利用大众的好奇心、打听别人隐私心理及对阴谋论的偏好来把官场腐败归结为少数个人的操守问题,拒绝深入探讨私有制的巨大影响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涂脂抹粉,极力避免涉及腐败根源的问题,导致反腐失去了理性指导并割裂了因果关系,造成反腐个人化和抽象化,脱离了现实,也跟社会的实践和发展脱节。其次,二者都适应了国际资本以所谓法治作为长治久安的法宝这个信条,高调突出了长期维持资本霸权的法律和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却完全不顾工人阶级及其上层——中产阶级对制度不公的强烈不满和民心思变的政治潮流,这似乎可以和1989年被新北洋军阀血腥镇压的自发学运和市民正义斗争高涨期间的反官倒、反腐败、反通货膨胀相比较——六四的枪声一响,各种类型的资本就“改偷为抢”,瓜分国企、化公为私,“内外勾结、盗窃银行,洗钱骗钱,将全民所有的资金和百姓的毕生积蓄攫为己有”,也更无法无天、民不聊生了,因此维稳也难了,尽管维稳经费近期以来高过军费,党员数目猛增到八千八百多万人,但是估计他们中间许多是入党为升官之本、升官为发财之本的信徒,又有多少如同《人民的名义》里的老党员陈岩石那样仍然长着 “花岗岩”似的、“执迷不悟的、落后的”头脑?一个拒绝并取消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民主权利的、反对人民革命的赵家反腐剧除了自欺欺人,能剩下的将是怅惘和暗示某些变化轨迹?

“这次是金尽而亡,是债务、汇率、房地产、理财、保险连环爆,物价暴涨百倍,冥币废纸化,是几亿民众无组织,无领导自发上街保财富,体制内倒戈,草包防无可防,只能等待灭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FlXPrqNHTA

由于生产力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极度提高,极大丰富的经济产出已经使得资本的支配力量大到可以取代造成民不聊生的这个内忧外患前提,资本即使没有内忧外患存在也能够直接对民不聊生问题起着作用了。资本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社会关系和力量;它的内部矛盾现在已经严重到即使没有外力——例如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起义也能因自伤而崩溃;自顾不暇的资本岂能阻挡民心思变的洪流?

当权派经济学者们总是把注意力置于金融及其危机方面而完全忽略实体经济对于经济危机所具有的枢纽作用,他们往往言过其实,做出误导和误判,例如美国的章家敦(Gordon Chang)和其他人从2001年起不断预测中国将因不良贷款导致金融垮台而败亡。他们始终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失败的根本原因,而忽视在实体经济中从酝酿到成熟的危机才是资本失败的症结这一正确结论,从而他们十六年来的预测都是无疾而终的。

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是一种依附实体资本并分享其作为利润来源的剩余价值的附庸和非生产性经济体。金融危机不外是实体经济危机的外部表现,本身不具备危机的基础性和本源性。诚然,由于事物矛盾的相互关联性,实体资本在流通和交换等过程中,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受到虚拟资本的冲击出现危机,但是这没有必然性和本源性。

最基本的危机源自社会总体平均利润率(即投资回报率,也就是剩余价值这个产出值与资本投入值之比)下降倾向导致投资不振并引发经济衰退;当前的资本世界长期萧条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因利润率下降引发金融三年大紧缩所延续下来的经济危机。没有在这之前长达十多年因利润率下降造成的所谓金融泡沫就不会有大紧缩和其后的长期萧条。(参看: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

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利润率下降制造者不能不是资本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尽可能地减少预付工资而大量使用的机器。包括人工智能的使用和推广在内的自动化生产使劳动力大量置闲,这虽然节省了工资开销,但是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因为没有劳动力参与的生产创造不出新的价值来,也就是说产生不出剩余价值,因为机器本身的生产活动只是在机器报废之前通过损耗把既有的死劳动价值从机器里转移到产品中而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创新来自劳动而非机器,也就是说劳动力创造价值;结果:机器虽然生产出大量的、美轮美奂的产品,然而产品的价值低落,由价值决定的生产价格于是随之低落,产品进入所谓自由市场后的市场价格也不得不处于低落状态——资本梦寐以求的利润从而不得不低落,其利润率相较于自动化生产之前当然要下降了。不断提升的利润率是资本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积累的推动力,失去了这个推动力,投资意愿随著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原本就被置闲的普通学历的劳动力现在就更无业可就了,能够就业的是高学历即高精尖劳动力——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专业),他们是自动化生产工具的设计者、制造者、测试者、维修者、训练者和营销者,因此失业、半失业、不充分就业弥漫整个社会,于是经济“下滑”,经济危机逐渐随着事态得不到解决而日渐逼近了。资本与资本之间存在着占领市场份额的竞争,于是只要有一家公司因自动化生产使产品物美价廉进而畅销,其他同行无不争先恐后地一哄而上,自动化生产就会日益普遍并向纵深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全面走向自动化造成社会总体平均利润率下降这一倾向,在没有被反倾向机制有效制止的条件下,势必快速发展为规律。反倾向机制之一是通过垄断市场、垄断价格来嫁祸于消费者,保证利润率不下降。但这只是暂时的,不能维持长久的高利润率。利润率下降从倾向转化为规律的现实性就是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当然,危机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生产工具公有制度下,私有利润最大化追求原则所造成的危机不但不会出现,反而会把自动化生产制造出来的价格低廉的优质产品造福全社会。

资本减少了在实体经济上的投资,将投资转向变现、囤积到海外,转向虚拟经济的投机市场,转向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放火行业”和银行业,使那里的市场兴旺起来,直到金融等行业泡沫化并且形成金融危机后才会把因投资不出去而过剩的资本予以消灭和解决(另外一种资本大清仓的通行方式是战争)。资本积累让位于资本过剩,经过自我毁灭的过程,重新积累新资本,周而复始,但是当积累出现障碍而得不到补偿,资本最终将和整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同归于尽。

曾经耐不住清寒、穷怕了的、为努力改善生活水平而不惜拥抱资本的、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将因为资本灾难来临而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一无组织、二无纲领、三无领导的工人阶级和它的中产

阶级上层如何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拥有绝对优势和软硬霸权的资本?显然郭文贵及反腐电视剧是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协助他们另起炉灶的。

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资本的毁灭是不外求的;它们永远是盲目乐观的,根本不承认危机会出现,哪怕死后洪水滔天,也要拼命争先,在所不惜。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没有自我挫败于内部矛盾造成的毁灭之源,那么历史证明:设想它会被外界政治权力推翻是不现实的,同样它也不能被体制内的政治力量打倒。

资本具有使用机器取代劳动力的倾向,希望求助于自动化生产和技术拉动劳动生产效率来阻止利润率下降的灾难,结果适得其反,利润率不升反降,这一倾向将随着气候变化和由资本造成的其他灾难的恶化而加强,看起来似乎问题已经不再由阶级斗争所引发,反而是资本与自然力之间的斗争或本阶级内部的斗争引起的。生产的三要素或三个动因:土地(即自然力),劳动力和资本最终剩下的是前者,如果地球上的生物不被气候变化折磨致死的话——劳动力和资本殊死决斗之下两败俱伤,将可能会先后退出历史舞台。气候变化之所以会使利润率下降在于反制气候变化的可再生能源资本的利润率小于化石燃料资本的,因为前者的自动化生产规模远大于后者。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资本本色决定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经济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将要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逐渐被先是国家其后是整个社会发展生产的制度所取代——全自动化生产的制造业和人工智能生产统治一切的服务业将由于它们的利润率严重下降,不足以诱导资本投资,国家或社会首先被迫对资本减免税负并加大津贴以补偿其越来越少的利润,也就是实行所谓“公司社会主义”,随后不得不进一步改良私人占有生产工具这个走向全面失败的制度,自行经营,并把“社会主义”从公司扩大到其他领域,通过征税和其他立法、行政手段减少贫富不均即收入和财富积累上的不平等及其破坏力,同时保障劳动群众的生存权、就业和就学权利,以及保障生老病死这样的社会化人权,从而挽救危亡中的共同富裕理想。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总体渐进改良的趋势随着自动化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气候变化等灾难的恶化而加速到来。

包含中国在内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局和出路极有可能在于推动作为“两害相权取其轻”选项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客串出场;另一选项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党,但由于革命时代早已经完成了任务,因此已成过去,光临世上已久的是一个剥削阶级占上风的不革命时代,所以革命的社会主义不是两害之中较轻的一方。

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而是打着括号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妥协、甚至是资本霸权的伙伴和助手,从而无法根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病症,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处于晚期阶段,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充当救星于一时,但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换句话说:仅仅是回光返照下的最后一着而已。

最终,民主社会主义将会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尽头的和制止不住的重重危机引发的生产障碍所推翻。其掘墓人极有可能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因自动化生产和气候变化导致失业以致走投无路但却日益增多的群众——一个真实意义上的非无产阶级和仅止于表面上的不完全或被边缘化了的无产阶级。如果他们的斗争失败了,资本主义要嘛作为一个自我毁灭的制度自行消亡,要嘛在共产主义幽灵的威胁下消亡。令人怀疑这个脚本的地方会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考虑到资本为了继续存活不得不将对抗性社会阶级斗争转移到非社会的斗争上所导致的影响:其一是转移到对作为一切财

富的两个根本来源之一的自然力(土地,海洋,水资源,空气,气候等等)的毁灭上,其二是对准有工作、因此有工资收入的各阶层的中产阶级——这个梦想依附资本的“本阶级”进行剥削上。

由于工人阶级抛弃了它的无产阶级特性并向中产阶级靠拢,它于是不但丢掉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主体性,更进一步地放弃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模拟法国大革命的成功经验——资产阶级专政的这一妙计去担任人类解放前驱的责任。无产阶级专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喧宾夺主,一旦革命的主角们的无私有财产性发生动摇,他们将会蜕变为私有财产的拥有者,其专政随之垮台;与此相反,资产阶级专政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上,不会出现“无产阶级法权”这种“障碍物”,于是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复辟和资产阶级专政得以顺利进行无误。老牌的即西方的资产阶级专政是阶级妥协的产物——使用形式上的民主和自由作为伪装进行资本的软硬霸权在各领域里的专政。民主社会主义中的民主就是资本强迫劳动群众接受它为民做主的写照,与老牌专政下的民主没有多少差别,因此是阶级妥协的表现。

我们得出的小结是:一方面确认阶级斗争是导致社会制度转化的基本动力这一历史唯物论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对以下事实给予确认,即社会阶级极易遭受阶级蜕化的命运——它们不应当被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从而革命转折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其显然性是明白无误的。无产阶级固然是这样,资产阶级又何尝不是呢?

郭文贵和《人民的名义》这两个事件虽然滞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前瞻性大图像展望,但是“一叶落而知秋”,它们不只具有解气作用而且具有不可轻视的暗示作用。

中国在即将形成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大衰退的阴影下,实体经济危机日渐逼近,失业、半失业、不充分就业的狂潮一波一波地来袭;由于利润率下降导致投资不振,前几年靠政府在人民的名义下大规模投入来拉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经济活力恢复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了。“屋漏偏逢连夜雨”,金融和房地产等非生产性资本受到实体经济欲振乏力的拖累也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即“放火资本”泡沫化导致股市、房市等市场价格下跌。感受到利润率下降威胁的资本外逃严重,在隐性通胀之下工资反而提不上去,压力山大,侥幸就业的工人们在工作越来越紧迫中感到前途茫茫,何处是岸?但是,“求人不如求己”,出路是抗争——首先争取四大自由等民主权利,其次是揭穿反腐的局限性、选择性以及伪善和玩弄诱饵调包的手法,将反腐转变为揭露资本的软硬霸权及其危害,再其次是要求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要求当权派实行阶级妥协的措施和政策来缓和一下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商不聊生及至地球不聊生的现状,避免走上大家同归于尽的道路。但是中外当权派有实现这个“最后一着”的智慧吗? 后记:2017年06月11日发表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xP9sS59o1c 评论栏 和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2641
  
  
  

 
 
顶端 Posted: 2017-06-12 10:08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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