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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关于工业的提纲六、工厂

关于工业的提纲托洛茨基
(1923年3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 №02706

一、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总的作用
    
  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现有相互关系最终依赖于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最终可能通过实现无产阶级本身再生产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国家机关、通过军队来保持和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党、工会、青年团、我们的学校等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新一代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没有兴旺发达的工业基础,整个这项工作就会像建立在沙滩上一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牢固基础。
  在对于振兴国家具有头等意义的农业方面,苏维埃国家的活动虽然不断扩大和深入,但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内仍将主要具有辅助的、协助的经营教育性质,因为绝大多数的农产品还将长期由小商品生产者来生产。
  在财政方面,目前的政策——节约国家资金、正常的税收制度、正确编制的预算——应该并今后仍将以不懈的努力加以执行,但只有在国有工业获得盈利并得到大力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就。
  我国的国防在大力缩编、几乎只剩下军队骨干、因而逐步向民兵制过渡时,其任务基本上归结为运输和军事工业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预算的编制、国家信贷政策、整套国家军事安全措施以至整个国家活动都应该把关心国有工业的有计划发展放在首位。
  在我国总的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国有工业的复兴必然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工业向前迈出决定性一步之前,农业中作为超出农村消费的农产品余量应形成必要的流动资金。但对于国有工业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不应落后于农业,否则在农业的基础上会形成私有工业,而私有工业最终会吞并或蚕食国有工业。
  工业只有在产出大于消耗时才能取得的胜利。依靠预算即依靠农业而生存的工业不能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稳固而长期的支柱。关于国有工业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生死存亡的问题。
  国家不积累剩余价值,国有工业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而国有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又是我国农业朝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条件。
  因此,通过国有工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二、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优缺点

  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生活的良好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这一影响表现为工业活动的复苏、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增加、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工人生活状况不容置疑的大幅度改善,以及首先表现为比较正确地对待基本的和局部的经济任务,这是今后切实完成这些任务的基本前提。但是工业的实际状况仍然极其困难。轻工业的复苏自然是由于收成不错、市场恢复这一事实作成的,但这一复苏并未成为所有的轻工业企业和部门进一步正常发展的保证。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尽管极其高昂(尤其是同农产品价格相比)却并非总是具有恢复的性质,因此,并不能保证生产的扩大。一些托拉斯活力的提高是依靠原有的原料储备,而恢复原料储备目前是国家经济政策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重工业刚同市场有所接触,实际上完全依赖国家定货,为了恢复,需要国家投入经过精确计算的大笔资金。铁路和水路运输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如此。
因此,由于整个经济的条件,轻工业价格尚未调整得正常(价格极其高昂又往往达不到恢复的水平),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这都是新经济政策第一时期的主要缺点,新经济政策的第一时斯是由于此前的整个经济状况以及改行新经济政策时经济关系的必然破坏所导致的。在市场基础上达到比较符合工业发展需要的价格调节,确立轻工业部门和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工农业部门之间比较正常的关系;最后,重工业和轻工业战线拉平——这是国家在目前已经到来的新经济政策第二时期中在工业活动方面的根本任务。这些任务只有在正确处理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时才能完成。

三、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

  在苏维埃俄国,工业和运输业的主要资料属于一个所有者——国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和主人的统治作用,计划原则在初期就已具有特殊的意义。
  但是此前的整个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不能先验地通过理论途径或官僚主义途径来确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长时期进行准备性的经济试验、不断对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努力加以实际协调以及正确统计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制订出这样的计划。
  因此最近这一时期的任务具有一般指令性质和很大程度上的准备性质。这一任务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确定,要求经济领导机关及其基本任务、方法、实际工作始终不断地、百倍警觉地适应市场现象和市场关系。计划方法只有得到彻底发展才能并必然能控制市场并从而取缔市场。
  因此十分明显有两个由于近期采用国家的经济计划方法而引起的危险:(1)当试图通过计划干预超越经济发展,用尚未得到生动的经济经验必要验证的行政措施来取代市场的调节时,必然会出现我们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见过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局部的或全局的经济危机(“阻塞”、“堵塞”等);(2)当集中调节落后于对调节的迫切需要时,在适时的行政经济干预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取得同样效果的情况下,我们将用市场的非经济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
  由于我们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但是如果说每一个托拉斯为了取得工作成就应能自由定向并对自己的工作完全负责,那么,另一方面,国家应把托拉斯及其他联合组织看做自己的职能机构,借助它们摸清整个市场,从而使优于单个托拉斯或联合组织的市场定向的一系列实际措施可以实行。例如,中央经济机关能够早在一个托拉斯通过实践确信自己的处境毫无希望之前就得出必须撤销这一托拉斯的结论。
  轻重工业的相互关系决不能仅仅通过市场途径来解决,因为这实际上孕育着一种危险,即在最近几年摧毁重工业,然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予以恢复,但已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了。
  因此,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
  换句话说,由于国家对于大部分工业和运输业的生产力以及信贷资金来说仍然是所有者和经营主体,因此新经济政策时斯的计划原则就其规模来说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计划原则区别不大。但就其方法而言则区别极大。总管理局式的行政手段被经营的机动所取代。
  计划方法在行政实施时应通过仔细地摸清基础的办法慎而又慎地加以扩大。
  准备工作应表现为有关经济机关对在某种经济情势(由于新粮上市、资金流向农村,等等)下必然或十分可能发生的这样或那枰的现象作出经济预见或指示,并把这一预见尽可能在工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具体化,对利用预期的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作出大致的逐日指示。
  十分明显,工业基本计划的实现不可能靠工业本身内部即仅靠工业的行政领导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努力,这项工作应成为位于工业组织之上并把工业与金融业、运输业等联系起来的专门计划机构的任务。国家计划委员会按其地位来说应是这样的机构。但是必须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比较确定的地位、比较固定的组织、比较明确和肯定的权力,尤其是职贲。以下一点应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则加以确认:共和国各高级机关不能撇开国家计划委员会来处理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经济问题。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不管是由它自身还是由其他任何主管部门提出的倡议,应结合整个经济工作来分析新问题、方案或建议,从而确定其比重和意义。必须十分坚决地摒弃中央和地方的主管部门和机关匆忙草率、心血来潮、拐弯抹角地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的尝试,把这样的尝试看做是缺乏经济预见的表现和行政游击主义十分有害的残余。
  对每个主管部门工作的成功与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该部门在多大程度上及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以供全面研究和协调。而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本身工作成功与否的评价则更应从以下角度来考虑:是否及时提出经济问题,是否正确预见未来和促使各主管部门及时在预算上和实践上协调其工作需要协调的各部门和各个方面。
  必须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来与我们国家工作中最大的祸害建立各种各样的临时性、偶然性的工作委员会(后续性的、指导性的、检查性的、筹备性的等等)的现象作斗争。必须保证通过正常的常设机构来正常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改进这些机关,发挥其必要的灵活性——办法是使它们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全面适应其任务。
由于不预先决定今后是否需要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一计划工作的领导机构、国家经济的总司令部以这样或那样的行政权力以及具体是哪些权力,近期内只需要确定当计划工作的领导人需要强制力时,应由中央有关权力机关(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予以批准。

四、托拉斯及其作用和必要的改造

  国家是生产和运输业固定资产的拥有者。各经济主管部门及其下属机关和联合组织(托拉斯)管理着委托给它们的一部分国家产业,其独立程度视目前市场条件下的经营需要由上面即上级国家机关決定。
  国家支配托拉斯、铁路等债务之外的财产的权力仍然是不受限制的。实际上国家政权对经济机关的日常工作的干预和经济机关对各下属全权机构、托拉斯等日常工作的干预,其范围和形式完全根据经济上是否适宜这一点来确定,并由有关条例来调整。
  大部分国有工业组成托拉斯,即享有广泛的经济自主权的联合组织,它们在市场上作为交换经济单位自由行动。这些经济联合组织及其所属各企业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并实现国家积累所需要的剩余价值。只有国家积累才能保证我国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直接满足国家重大需要的国有企业,如军事工业,还应完全服从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的要求。
  鉴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军事共产主义的方法来实现的,企业的组合及其划分成托拉斯、各托拉斯之间的资金分配、信贷等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带有先验的、官僚主义的性质。从经济计划工作的角度看,这只是大略的、粗线条的试验。对这些试验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对经验、对日复一日的市场和行政管理经验因素的配合的检验,而不是通过思辩来加以纠正,加以改变。
  对缺乏流动资金的抱怨只说明国家在改行经济政策时管理的工业企业的数量超过我国在由于几年国内战争和封锁造成的总的经济状况下的能力。其后果是企业不稳定,工作时断时续,主要是负荷不足,以致造成产品成本过高,市场萎缩及由此出现的种种经济困难。
  出路是坚决把生产集中在技术装备精良、地理位置优越的企业里。反对这样做的各种附带的、次要的考虑,不管其本身如何重要,与用必要的流动资金保证国有企业、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获取利润等基本经济任务相比,都应退居次要地位。
  从纯生产条件和商业条件的角度对托拉斯的结构和构成的重新考虑,应完全摆脱企业只按横向或垂直原则结合这种千篇一律的官僚主义偏见,因为这种重新考虑的指导原则应是关于企业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关于各企业间以及它们与交通和市场的地理位置(联合公司等)等的物质考虑,而不应是形式上的考虑。在摒弃部门的或地区的非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与更有利、更能获利的生产组织原则发生冲突)的同时,必须认真听取和考虑到有关的托拉斯和工厂本身的呼声,因为他们的生动经验证明了必须放弃组织上的公式化。
  降低生产费用应从复兴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出发,而不是从取得市场上的短期成功的角度出发。
  按昨天的虚拟价格考虑原料的成本核算,同降低成本毫无共同之处,应该作为对国家财产的浪费而受到严厉惩处。
  通过直接或间接损害重工业来临时降价的政策,同样是完全错误的,致命的。不恢复重工业,轻工业以及整个经济建设就失去了基础。煤炭、石油、金属——这些工业部门的成就才能切实保证共和国的经济繁荣及其外部安全。
只有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常坚定不移地对托拉斯实施领导,按上述指示精神把工业的各基本部分结合起来,预见并酝酿其必要的组合,保证在生产的各个阶段正确而及时地利用生产的各个要素(燃料、原料、半成品、机器、劳动力等),工业战线上才有可能取得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成就。

五、工业和商业

  如果不能正确组织销售,生产成就今后仍将导致局部的阻塞,即导致即使在目前极为窄小的市场状况下也难加以认可的商业疲软的危机。应把建立能保证工业与农民市场真正的、尽可能多的联系的商业机关基层环节的工作提到第一位。至于辛迪加化,在近期内实施应十分谨惧,应充分符合市场的状况和托拉斯的资源。把辛迪加变成商业“总管理局”只会缩小商业活动和提高附加费用。强行辛迪加化在经济上应作好准备,在商业上应有充分理由。
托拉斯和各个企业较大的业务独立性,各辛迪加较灵活的活动,以至我国工业的整个现状,都要求纯生产活动和纯商业活动更加协调一致。这对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来说都是如此。在不预先规定这一协调的组织形式的同时,现在就应该确认,对这一领域中积累的经验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制定协调工商业活动的实际方法,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这一任务只有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对外贸人民委员部、国内商业委员会不断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劳动国防委员会总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后,才有可能完成。

六、工厂

  生产取得成绩或遭致失败的根子在基本的工业单位即每一个工厂。不仅从技术生产的角度,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正确安排好每一个企业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
  托拉斯在保持对企业的总领导并把为此所需的一切生产和商业部门和业务集中起来的同时,应尽全力避免集中过头,扼杀主动性和强行干预各企业的工作。
每个工厂的独立的成本核算应不仅能使人确定工厂获利多少、其发展或衰落的程度,而且能成为严格与企业特点相符的奖励制度的总的基础。

七、成本核算、平衡表和监督

  企业、托拉斯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是否正确,整个经营活动是否正常、在目前条件下对此惟一重要而可靠的凭经验的检验,只有看其物质成果,看商业平衡表所表现出的这些成果。如果没有自上而下囊括整个国家经济的正常的簿记,没有决定国有工业产品实际成本的科学的成本核算,就无法保证防止国有化财产化整为零或遭到盗窃,而且托拉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成为国有财产流入私人之手的渠道。
  制定出统一簿记的方法和监督簿记的实际进行、全力使之更加精确和完善,应是经济领导机关,尤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且这一工作的目的应是实行整个国有工业(在今后则是整个国有经济)的统一的实际平衡表。
正确组织国家对工业成本核算和工商业平衡表的检查,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紧迫任务。缺少这种内行的熟练的监督会使其他各种经济检查化为乌有,造成与正确安排经济不相容的不负责任感。

八、工资

  前一时期的工资实践总的来说证明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和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尤其是关于工会和经济组织之间订立集体合同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以认定,去年各类工人的工资都有很大提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
  工资的总政策今后的方向应是把各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或多或少地拉平,并对平均熟练程度作必要的调整,以使不同工业部门中相同熟练程度工人的工资,尽可能不取决于市场的局部波动,在个人工资确实受实际产量制约的条件下大体相同。有关国家机关应与工会一起致力于使某一工业部门较好的形势不仅给这一工业部门的工人带来好处,而且给整个工人阶级带来好处,提高落后部门,首先是重工业和运输业的工资。
  国家机关和工会在大力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同时,应该牢牢记住只有在工业不断发展即工业带来利润的基础上才可能持续而全面地得到改善。从这一角度来看,如维持任务不足的企业开工,工厂养活的工人数量与该厂的实际生产率不相适应,这样的措施都是亏损最大最不合理的社会保障形式,因而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明天的。
  以各种不是出于生产需要也不是法律规定的附加费用来加重工业企业的负担,不管其用途多么重要,都会给经济和国家带来无穷的危害,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正常的成本核算的可能,以半隐蔽的形式把国家目前财力所不及的支出强加于国家。托拉斯的生产“赞助”,即不是法律规定的,也不是由国家调控的“赞助”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必须认真检查在目前形势下劳动法典以及关于劳动力、工资、各种工种工时长短、社会保险提成、文化教育提成等等条例的实施情况,以便一方面在工业现状容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取消或暂时修改目前经济状况下明显难以执行的条例。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应十分客观地共同挑选经过严格检查过的实际材料,供采取上述立法修正或行政措施之用。

九、拨款、信贷、税收和海关税率

  整顿和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必要条件,是切实调整国家预算,使之接近于国家的实际资金,接近于这些资金的有计划的支出。必须把以下财政上的做法当作最大的祸害来加以彻底肃清,在收支不符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卢布贬值来加以抵消,支付货币资金时随意确定折算率,从而从根本上破坏极其重要的经济机关的稳定性。工业(燃料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产品无偿或按不能弥补产品成本的随意定价划拨给国家,主要是划拨给运输业和军事部门的做法带来了同样的后果。
  今后一旦发现实际收入和预算用途不符并因此必须削减预算的开支部分,这样的削减不应是遮遮掩掩的,而应是公开的,通过修改预算及由此带来的一定后果(有计划地压缩运输业、工业企业、军队等)来进行。
  工业信贷体制不仅是财政的任务,银行的任务,而且是组织和领导工业的活动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国有工业拨款必须尽可能集中由一个信贷机构进行,而这个机构则应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
  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关于税收和消费税与工业支付能力和市场容量相符的问题、关于从保护有关国内工业部门的角度来确定某些进口商品的海关税率问题。
  从国外采购和定货,如果并非绝对必要,而有关定货在国内的配置会对我国有关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原文如此,似应为:阻碍作用——译注),即使其价格低于国内价格,也应坚决放弃。
只有实行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制度,才能在目前的过渡时期里保证苏维埃国家工业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切实发展。

十、外国资本

过去一年的经验表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完全能在一定的而且相当广泛范围内与工业部门包括外国资本在内的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并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有条不紊的措施来吸收外国资本以目前已发现的合理的形式(租让、合营公司、租赁)投入工业。要仔细研究以下问题:哪些工业部门和企业根据哪些原则向外国资本提供有利于国家总的经济发展。这一研究应成为共和国计划机关以至一切经济领导机关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一、经济工作者及其处境和任务,培养新一代技术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

  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所规定的工会和经济机关的相互关系,其正确性已为最近一年的经验所肯定,今后仍应本着上述决定的精神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巩固。
  切实的一长制应在工业组织中自上而下地全部实行。工作人员的选拔以及调动和撤换,是经济领导机关握有的切实领导工业和对其前途负起责任的必要条件。工会机构的推荐和鉴定应得到十分重视,但决不能推卸有关经济机关的责任,因为现行条例给予这些机关以选拔和任命的充分自由。
  国有工业和商业的弱点是它们的组织臃肿,因循守旧,不善经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对经济工作者的选拔不力,他们的经验不足,他们的利益与其本身工作的成绩挂钩不够。必须在这些方面采取正确的有条不紊的措施。尤其是对企业领导人的奖励应取决于平衡表,而工资应取决于产量。
  由于经济工作领导人(车间工长,工厂厂长、托拉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委员等)的任务是降低生产开支和获取利润,因此他们的工作常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往往导致冲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始终面临两个危险:(1)由于要求过高而引起企业工人及其代表机构或地方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反对;(2)在劳动生产率、工资等问题上采取阻力最小的方针,从而牺牲企业的赢利,因而也牺牲了企业的前途。苏维埃工厂的厂长当然应该十分关注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关心他们的感情和情绪。但他同时决不应忽视,他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最高职责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扩大工人国家掌握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党和工会的工作人员应对苏维埃厂长在采取这些行动时给予全力支持。认真、坚定和精打细算,是苏维埃经济工作者的必备品质。企业的顺差是对他的最高鉴定。
  应当帮助工人群众懂得,力求获取利润的厂长同力求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和保护工人的健康的工会工作者一样,是在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
  对新的经济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应具有系统性,同时也应具有深刻的专业性。应当用具有一定工龄按一定计划有步骤的学习来取代匆忙草率,不求甚解的大轰大嗡的学习办法。应向第一时期提拔的、还来不及获得必要知识的工作人员提供弥补最重大缺陷的机会。
  但是按实际工作类型划分的专业化应与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加强党内团结紧密结合,否则专业化会给党造成危害,如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态度会给经济带来打击一样。
  党和工会应十分重视扩大各级经济系统工业管理机构中工人经济工作者骨干,尤其是共产党员。
学习技术对于新一代来说不仅应是专业化问题,而且应是一项革命义务。在工人国家的条件下,以往青年工人用于革命政治斗争的热情应转向掌握科学和技术。对待学习马虎的大学生应像对待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的逃兵和叛徒一样。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无产阶级先锋队来说,不是追逐名利之途,而是建立功勋的事业。

十二、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确认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工作和苏维埃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分工的决议,坚持要在中央和地方更全面更有步骤地贯彻这一决议,尤其认为必须确认党毫无疑问有权支配自己的工作人员,但这决不应在实践中变成未经协商就频繁撤换和调动经济工作者,而应在严格和绝对必要时才行使这一权力,而且党组织应全力支持这样的做法:内行的经济机构不仅有形式上的权利,而且有实际可能性来逐步培养经济工作者,并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和素质的提高正常地加以提升。

十三、印刷业

  正常组织印刷业的问题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代表大会认为印刷业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改进。
必领改进出版物,首先是大量发行的出版物的技术。关于组织印刷工业的问题应在短期内解决,以便大型的和重要的国家出版社有可能广泛地、正常地、技术上令人满意地组织工作。
列•托洛茨基(签名)
1923年3月6日

这是关于工业的提纲的定稿本
维特
192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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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的提纲
托洛茨基        
(1923年3月6日)
六、工厂
生产取得成绩或遭致失败的根子在基本的工业单位即每一个工厂。不仅从技术生产的角度,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正确安排好每一个企业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

——托洛斯基: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正确安排好每一个企业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问题。

——企业应该是有效益的

——立刻抢:不赚钱怎么行?

——立刻抢:资本家一来就赚钱了。

“利润挂帅论”剖析
第5版()
专栏:
  “利润挂帅论”剖析
  东方巍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孙冶方,是经济学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面黑旗。多年来,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经济政策,顽强地推销他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经济纲领,狂热地鼓吹利润挂帅。
社会主义企业如何对待利润,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企业为谁服务和沿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重大问题。比如:企业是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完成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还是为增加奖金收入而完成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是着眼于国家需要的品种而超产,还是热中于利润高的品种而超产?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服务,还是斤斤计较本企业盈亏?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反映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经营思想和作风的斗争。实践证明,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实行政治挂帅。一个企业如果脱离政治挂帅而一味追逐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必然会从社会主义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
孙冶方口口声声地说我们不要利润,这简直是信口雌黄。难道孙冶方跟我们的争论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利润的问题吗?不!绝对不是。他胡说我们根本不要社会主义利润,是有意把水搅混,好从中贩卖他的私货。利润问题,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加以剖析,充分揭露其反动本质,把它 批 透、驳倒。
怎能用赚钱多少 评价企业工作的好坏?
衡量企业工作好坏的标准,要看是否突出政治,是否严格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社会主义企业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我们工厂的首要任务,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劳动者。必须把工厂办成一座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企业工作好坏,首先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而孙冶方却认为,企业只不过是出产品的和赚钱的工具,企业工作好坏要看赚钱多少。他说:“利润的多少,应该是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标志”。在他看来,赚钱多的就是先进企业,赚钱少的就是落后企业,不赚钱的就得淘汰。
在衡量企业工作好坏的标准问题上,我们说人的因素第一,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他说钞票第一,在于企业的赚钱多少。他完全是用资本家那一套来反对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
难道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统一计划管理企业,使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企业要实行政治挂帅,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指标,必须好字当头,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质量、品种第一。
但在孙冶方看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中的主要指标是利润,是赚钱。他说:利润指标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中心指标”。这就是说,利字当头,赚钱第一,国家和企业只要抓住利润这个“牛鼻子”,就能带动一切,至于什么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他根本没看在眼里。
我们说,社会主义企业要受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他说,要受利润的支配。我们说,企业经济活动要好字当头,质量、品种第一;他说,企业要利字当头,赚钱就是一切。照他这一套,国家除了见钱眼红,还有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企业除了成为赚钱工具,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气味!
资金利润率是国家投资的依据吗?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因此,国家的资金分配,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必须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根据政治和经济的任务,服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实行计划分配。
然而,孙冶方却主张国家投资的方向要以赚钱多少为转移。他说:国家“究竟采取哪一种投资方案,分配多少资金,就要作经济比较,也就是要考虑到平均资金利润率”。他要国家哪里赚钱就向哪里投资,对赚钱多的部门就多投资,对赚钱少的部门就少投资,对赔钱的部门即使国家急需也不投资。
不难看出,他是反对国家根据革命和建设需要分配资金,鼓吹按赚钱多少决定投资去向;反对 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用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作为国家投资的自动调节器。这不是取消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破坏计划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沦为资本主义自由化经济,还能是什么呢?
利润岂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企业不仅是无产阶级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阵地,而且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阵地。企业完成生产任务,必须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建设。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职工群众中去,这样,职工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充分发挥出来了,精神力量就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唯一的、可靠的、持久的动力。
孙冶方既然把企业作为赚钱的工具,那他就必然要强调物质刺激,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的诱饵。无怪乎他说:“利润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手段”,“按占用资金的多少来确定向国家上缴利润”,以加重企业对利润的关心;用“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那部分利润按一定比例分一部分给企业作为奖金”,以刺激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他就是这样把利润作为鞭策企业和职工“前进又前进”的动力。
我们办企业搞的是革命和建设,靠的是政治挂帅;而孙冶方办企业,搞的是赚钱,靠的是利润刺激。他的这套办法,必将使我国经济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不许孙冶方歪曲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它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它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它的本质在于对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度重视。它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孙冶方象邓拓诬蔑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一样,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虚”的。那么在孙冶方看来,总路线的“实”又是什么呢?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费用和效用的统一,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他这种所谓“费用和效果的比较”,是指利润。他直截了当地说:“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种提法”。依照他的说法,利润简直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
他玩弄虚虚实实、实实虚 虚的把戏,一方面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又代之以利润为灵魂的“总路线”。这哪里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总路线”。
从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的剖析,可以看出,孙冶方妄图以利润挂帅篡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利润统帅一切、支配一切、推动一切,国家唯利是图、企业唯利是图、职工唯利是图。利欲熏心,不可终日。“上下交征利”,而社会主义危矣!
我们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持突出政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计划经济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而孙冶方却反对毛泽东思想,打出利润挂帅的黑旗,把利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使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投资方向和计划指标体系都完全服从于利润,使利润成为评价企业工作的标准、发展生产的动力和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手段。
十分明显,孙冶方搞的是利润挂帅,搞的是钞票挂帅,搞的是唯利是图,归根结蒂,搞的是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和孙冶方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如果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得以实现,那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就必定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就必被破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泛滥,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必得孳生,无产阶级政权必遭篡夺。用孙冶方自己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比作一头“牛”,利润好比“牛鼻子”。他就是要牵住利润这个“牛鼻子”,把中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这就是:要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要新中国退到旧中国去,要革命果实被葬送,要千百万人头落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孙冶方的猖狂进攻,拔掉他的“利润挂帅”黑旗。
1966-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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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孙冶方搞的是利润挂帅,搞的是钞票挂帅,搞的是唯利是图,归根结蒂,搞的是复辟资本主义。

——哪么企业应该怎么做?

——我们和孙冶方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企业不考虑利润,考虑什么?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统一计划管理企业,使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企业要实行政治挂帅,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指标,必须好字当头,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质量、品种第一。

——完成计划指标?

——周恩来的计划指标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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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 >> 上海汽车工业志 >> 第二篇企业 >> 第一章汽车工业 >> 节
第二节 轿车行业
一、上海汽车厂
前身是民国4年(1915年)开设于上海法租界宝昌路(现淮海路)228号的德商宝昌公司,民国7年归属英商利鯸汽车公司;民国20年迁往茂名南路100号,从事经营机动车的进口及修理,经销奥斯汀和雪佛莱轿车;民国36年,该公司98%的股权为孔令侃官僚资本集团所收买;上海解放后由市军管会接管,改称军管利鯸汽车公司;1950年1月~1958年3月,随其管辖机构的数度调整而七易其名,但均隶属于商业系统;1958年4月1日,划归上海市机电局动力机械制造公司领导,并由上海交电站汽车装修厂更名上海汽车装配厂;1960年8月11日,易名上海汽车制造厂,迁址于安亭于田路,1971年在安亭洛浦路增建新厂;1979年12月20日改名上海汽车厂。1985年3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上海汽车厂因原址、部分设备和60%的职工划归上海大众公司,改与上海嘉定县联营,在安亭米泉路另建新厂房。后根据上海汽车工业总体发展规划需要,上海汽车厂从1992年1月1日起并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地址:安亭米泉路。
该厂1949年6月13日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从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起,至1992年1月1日并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止,工厂发展大致经过4个阶段:1949年6月~1956年为第一阶段,历时7年,技术设备从仅有修车工具增加到拥有机床22台,职工人数从18名增加到289名。第二阶段是1957~1960年,历时4年,从汽车修配进入整车生产。1957年9月16日试制成第一辆吉普车,1957年12月26日试制成第一辆三轮汽车,1958年9月28日试制成第一辆凤凰牌轿车。生产方式也从手工操作发展到初步实现敲模和总装生产流水线方式。技术装备从22台增加到69台,职工人数从289人增加到518人,总产值从177.4万元增加到1160.7万元。主要产品产量经过4年发展,1960年三轮汽车年产1317辆,凤凰牌轿车年产12辆。第三阶段是1960年8月~1985年,历时25年,2吨载重汽车和轿车生产从小批量制造进入中批量制造,形成上海汽车工业的轿车生产基地。生产方式实现了以冲压、总装流水作业方式,车身制造建成车身拼装线,使用点焊机、拼装夹具等工艺装备。车身油漆采用流水作业方式,底漆采用电泳涂漆。技术装备从69台增加到202台,职工人数从434人增加到2498人,工厂建筑面积,于1960年8月迁往安亭后,从7000平方米增加到121158平方米,总产值从1160.7万元增加到21555万元。主要产品上海牌轿车的年产量从12辆增加到5207辆。第四阶段是从1985年让出原来的厂区到1991年1月,历时5年,通过重建,实现了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吸取了上海桑塔纳轿车生产中的先进技术,进一步提高上海牌轿车质量。新建成7200平方米的冲压中心,年产3万台套双层布局的油漆车间,全长180米的总装生产流水线,并承接了18个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配件项目。技术装备从202台增加到598台,职工人数从2498人减到1507人,厂房建筑面积从121158平方米减为74142平方米。总产值从21555万元增加到45506.4万元。主要产品上海牌轿车的年产量从5207辆增加到8138辆(包括变型车)。并形成万台轿车生产能力。1989年,该厂获上海市市级先进企业称号。
1991年该厂有职工150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85人。当年工业总产值45507.4万元,实现利润8181.9万元,年产上海牌轿车8138辆(包括变型车)。当年年末固定资产(原值)10489.8万元,占地153160平方米,建筑面积74142平方米,各类设备598台,其中精大稀设备31台,冲压、拼焊、油漆、总装生产流水线共4条。

——主要产品上海牌轿车的年产量从12辆增加到5207辆。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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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志 >> 上海价格志 >> 第三章轻工业品价格 >> 节
第二节 钟表、自行车及缝纫机价格          
一、手表
手表按动力分为机械表和电子表。按花色品种分有普通表、豪华表,专用航空手表、潜水手表、航海手表等。表面造型有胖面、平面、夜光面、彩色面等。
1955年,上海市轻工业局组织部分钟表修理店与制钟厂进行试制。1956年4月,正式建立地方国营上海手表厂。1958年,仿制成功国产手表,定牌号为上海牌,型号为17钻58-1型,正式批量投产。1965年,上海手表厂自行设计试制成SS1型机芯手表,结束仿制进口表的历史。以后该厂又增加了春蕾牌手表。1969年,建成上海手表二厂,生产解放牌和宝石花牌手表及第三代电子表。1970年,原来以生产秒表为主的上海秒表厂开始兼产钻石牌手表(以后厂名改为上海手表四厂)。1973年,全行业除钻石牌手表外,都推行了由轻工部组织主要手表设计的统一机芯。1974年,上海钟表工业自行设计试制成功日历、双历、自动及自动日历表和机械女表,并投入小批量生产。1975年,建成上海手表三厂,生产沪光牌和海狮牌手表,以后专产上海牌女表。1979年,建成上海手表五厂、六厂和七厂,专产金雀牌和精达牌电子表。
1958年上海牌手表投产时,当年产量1.36万只,至1975年已增至389.53万只。1976~1980年共生产3051.98万只,占全国总产量的40.12%。1958~1990年累计生产手表17572.04
万只,占全国总产量的27%。
格变化:
国产机械手表历年价格变化 1958年7月1日,上海手表厂开始生产上海牌17钻半钢男表,初制成本较高,每只47.80元,加35%税赋计21元,两项合计已超过当时的零售价格水平,工厂亏损过大,经税务局同意减税为25%及商业零售税3.1%,每只出厂价58.14元,零售价60元,工厂生产每只手表亏4.66元,为此,商业部门暂时贴费经营,批零实行一个价。
1959年2月1日,上海牌半钢男表的成本已由每只47.8元降为23.24元,上海市计委新核定出厂价由58.14元降为49.60元,商业部门实行批零分价,核定批发价为52.8元,零售价60元不变。
1962年4月1日,上海手表成本降低,17钻半钢男表每只出厂价再降为46.5元,批发零售牌价不动。
1962年5月19日~1964年12月,手表实行高价政策。这一时期手表的代表规格品仍为上海牌17钻半钢防水大三针男表。出厂价格未作变动,销售价格前后变动3次:1962年5月19日,每只零售价由60元提高至180元。1962年11月1日,每只表降为100元。1964年12月28日,手表退出高价范围。退出高价后的新零售价为每只80元。其间,出厂价始终未变,在实行高价期间所增加的利润一律上缴中央财政,地方不分成。
1975年,开始全国改产统一机芯,上海手表厂不生产17钻,改产19钻,故代表品又改为19钻全钢防震男表。根据商业部、轻工业部规定,上海牌统机19钻全钢男表每只出厂价格80.3元,批发价格110元,零售价格125元。
1982年1月13日,根据国家物价局、商业部、轻工业部《关于降低国产手表价格的通知》规定:上海牌统机19钻全钢三防男表每只出厂价降为70.4元,批发价降为88元,零售价降为100元,这是第一次降价促销。

——1958年上海牌手表投产时,当年产量1.36万只,至1975年已增至389.53万只。

——每只出厂价58.14元,零售价60元,工厂生产每只手表亏4.66元,为此,商业部门暂时贴费经营,批零实行一个价。

——1975年,开始全国改产统一机芯,上海手表厂不生产17钻,改产19钻,故代表品又改为19钻全钢防震男表。根据商业部、轻工业部规定,上海牌统机19钻全钢男表每只出厂价格80.3元,批发价格110元,零售价格125元。

——1958年,手表的出厂价应该是64.66元;1975年是80.3元

——好字当头,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质量、品种第一?

——批孙治方利润挂帅是这样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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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批托洛斯基又是怎么批的?

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一九二九年六月底至七月初)]
  在现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异常严重,国内的革命斗争日益紧张的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都乘时活动起来,积极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好像与敌人联盟一样的来向党进攻,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明确的认识,只有坚决的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党在目前紧张形势中之“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的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思想。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一)他们认为过去机会主义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因此他根本否认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和加入国民党的路线,这就是托洛斯基当时攻击共产国际的观点,已经共产国际批评得体无完肤,在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是由于中国党当时的指导机关,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把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决不是当时暂时联合资产阶级和加入各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根本路线错误。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斯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观点。
  (二)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观点。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可以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自然统治阶级只有稳定,绝“没有动冶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失败,不〈只〉是无产阶级失败,而且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得胜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是胜利了,但是对帝国主义是屈服了,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强,对封建势力妥协了,因之,封建势力又得到一时的恢复,所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有解除,故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现在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并且日益加紧,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三)他认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胜利了”,自然结论到“现在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势力,而得到部分的政权,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而建立他自己一个阶级的政权,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就是这一联盟的具体形式,所以他们内部才包含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正在互相抢夺中国的统治,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正在互争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各派军阀正在互争地盘,遂造成不断的军阀战争,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溃的道路。
  (四)他们不了解这样的观点,因此得出极奇怪的结论,以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一点矛盾也没有了,而军阀战争却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重工业资本与轻工业资本等)的冲突所造成,这是毫无经济常识之谈。在一国内的资产阶级内部因各种经济原因而发生利害的冲突,发生政治的派别,可是决不能发生国内战争,因为在经济上他们互相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大于他们的冲突。在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每个国内战争,都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扫除封建藩属制度的日本西南战争,都是一样,独秀同志把这些战争都认作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闻!至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军阀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相互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蒋战争,双方都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其所以赞助这一战争,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工具来扩大他的利益范围,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势力也是为着自己的阶级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军阀来保持他的封建剥削关系。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都是要妥协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没有丝毫革命的意义,所以这样的战争是毫无疑问的反革命的战争。
  (五)他从这样抽象的观点出发,因此对于经济的分析,不顾事实的而肯定“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的侵蚀,帝国主义商品经济伸入农村,尤其大革命的经过,已经受到最后的打击,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已经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剥削而“努力资本主义化”,而结论到“封建势力已经完全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只有共同点而一点矛盾没有了”,这只是脑子里而〔面〕的幻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关系,虽然经过长期的变迁(主要是商业资本的侵蚀与农民暴动)虽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资本主义的形式占优势,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则封建的形式仍然占极大的优势。帝国主义商品经济如狂风暴雨般侵入农村,使半自然经济更加崩溃,封建地主更加动摇。可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却更加残酷。大革命的经过,的确给这样的剥削以莫大打击,同时〔可是〕,在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封建剥削关系,又得到一时的恢复,地主阶级的势力又得到暂时回光反照的机会。同时现在全国的情形,支配全国的经济生活的:第一,是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剥削关系;第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剥削。资产阶级虽然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也想蜕化为资产阶级,可是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无法实现这样的企图,因此资产阶级便不能放弃他的改良政纲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因为畏怕工农民众起来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而封建势力更加要保持并且要更加紧他的封建剥削,〈以利其存在〉⑴,这是明显的客观的事实,任何人只要能抛弃脑子里的幻想与成见,细心的去研究中国经济关系,都能了解这一正确的观点。
  (六)因此他所承认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到来的可能”与六次大会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意义完全不同。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意义是指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仍然在极野蛮的统治中国,封建阶级仍然是在加紧他的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因为得不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只有更厉害的向工人进攻,那么,广大劳苦群众找不到第二条出路,因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来。所以现在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突起,工人斗争的发展,农民暴动之不断的爆发,决不是甚么“革命失败的余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显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他们否认这样的前提,他们认为帝国主义让步了,而且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了,(那么所谓帝国主义宰制中国便成了一句空话!)封建剥削更没有了,那么,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对资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们否认现在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不断的暴动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认一切的革命象征。六次大会与中央指出这些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统治阶级是走向崩溃,而革命形势是走向高潮,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开始复兴。他们只承认工人与资本的矛盾一点,同时又认为现在工人的斗争“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么所谓“革命高潮必然有再来的可能”只是与“我们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一样的毫无现在实际策略意义的话。他们以为“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是取消派的见解”,其实说革命高潮永远不会到来,何只是取消派的见解,而且是疯子,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空想,所谓取消派的观点正是如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承认须经过统治阶级的稳定,然后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见。
  (七)依据他们的观点,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那么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来,而是统治阶级稳定不可避免到来,根据这样的观点出发来决定策略的路线,自然要在原则上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独秀同志却是很怯儒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样的公开主张合法运动与国民会议。只是消极的攻击中央的路线,攻击中央号召“五卅”“八一”……的示威运动是盲动,是玩弄,不敢公开的提出积极主张。实则在他们的观点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动了。所以借着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话,透露他自己的观点。如果他的主张真果是如当时列宁的主张一样,那么,决不会觉得中央是盲动。因为中央的路线只是反对合法主义(带血热性的合法),并没有抛弃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积极指出要利用公开与合法的可能来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同时既然统治阶级是在走向崩溃,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那么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来组织群众,光只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不够的。必然同时要领导群众的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以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如果说这是盲动,这只是从他的取消观点出发的取消办法,根本上与第三党的口号毫无二样。
  (八)从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认为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资本主义剥削,于是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农贫农对富农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斗争,地主的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们认为“富农是反革命的,中农是中间动摇的分子,只有雇农贫农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们的策略路线是“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这又是对于土地革命对于农村斗争策略的取消观念!事实上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军阀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封建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只是与地主阶级利用土地使用关系对农民的剥削相互勾结着,并且多半是豪绅地主兼营,至于富农对雇农的剥削在整个的农村经济关系中,还是次要的地位,所以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他不能坚决参加反封建的斗争,所以现在农村中从雇农至中农都是遭受封建剥削的革命的群众,富农是动摇以至反革命的分子,所以我们农村斗争主要的口号是土地革命,斗争的策略以雇农为主要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如果现在不以反军阀地主封建剥削为中心口号,决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如果不与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决不能推翻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办法。
  (九)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如果主观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而要想扩大党的民主化,只是放任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倾向在党内发展。现在中国党的情状,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既弱,尤其是客观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残酷,加以革命斗争又异常紧张,国内军阀战争,国际的反苏联战争郁摆在党的前面,他们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这无异于要求党放弃目前实际的革命斗争的任务,来实行党内清谈。要求松懈党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好让警察巡捕得以大施破坏。至于因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策略上一致行动,便说:“这是命令主义”“这是一贯的命令主义”,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党的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的根本原则,绝不能容许这样无政府的思想来破坏的。至于主张党内和平,不过是要求党放弃对于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指斥,放任这些倾向在党内发展。诬蔑中央用“警察政策”,这更是学习托洛斯基攻击俄国党的最卑污的挑拨离间的手段。可惜太不聪明了,因为把这些话用到中国党来,只有得到全党同志的嘲笑与愤慨的回答!
  依据上面的分析,他们的观点与路线都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他们分析革命失败的根由是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势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这佯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张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罢工与示威,都成为玩弄与盲动了。在组织上自然要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要纪律,不要服从上级党的决议与指示,主张党内和平,一切不正确思想都有权利在党内自由宣传。这便是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整个的路线。这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在党内发展,不止是破坏党执行目前迫坊的革命任务,而且可以使党分崩离析以至灭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站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与中央决议之上反对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把它彻底肃清。
  现在党内还有一种严重的调和派的倾向,如说“托洛斯基主义是有理论的系统,我们不好简单的批评他。”“他们固然错误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对的”,……等,这样调和的观点,只是模糊同志的观念,松懈党对于取消派的攻击,掩护取消派的思想在党内发展,想拿一些技术的,非政治的问题,来动摇党为正确原则的争斗,为列宁主义路线的争斗。他们与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原则上是一样的动摇党的路线的。并且不肃清调和派的倾向,决不能执行反取消派的斗争,所以反对调和思想的斗争与反对取消派一样的重要。
  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在未开新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党同志都必须绝对服从最后一次大会的决议,违反大会决议的观点,绝对不能容许在党内自由讨论,并且现在革命斗争异常紧张的时候,煽起党内原则不同的讨论,毫无疑问的是阻碍革命斗争,破坏党,客观上便是帮助敌人。所以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必须迅速的把他肃清,尤其不应该因为这样的讨论而松懈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
  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
    (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
  (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
  (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中央认为在目前革命斗争紧张的形势之下,上面的决定,是巩固党,使党能坚决执行领导革命斗争任务的必须的方法,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十月十五日通过⑵
    根据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一九三○年十二月
    再版的《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刊印
    注释
  〔1〕〈 〉内文字系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补订。
  〔2〕此处日期有误。此文为1929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90次会议通过。

——周恩来批托洛斯基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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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抓托派

——托洛斯基主义消失了

——赵家篡党夺权了,托派分子跳出来:托洛斯基是正宗的马列主义。

——干什么?

——搞混中国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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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杂志增刊第二号发表郑言实的文章:《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第2版()
专栏:
《红旗》杂志增刊第二号发表郑言实的文章:
《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
文章指出: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新华社十二日讯 《红旗》杂志增刊第二号已于九月十二日出版。这一号增刊登载了郑言实的《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一文。这篇文章对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进行的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文章的前言中这样写道:
“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进行胜利斗争的时候,曾经指出: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被击败后,一定还会出现新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
“历史完全证实了列宁这个科学论断。
“伯恩施坦、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在列宁坚持不懈的斗争下可耻地破产了。列宁主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终结。在列宁病重的时候,托洛茨基等人就对布尔什维克党发动过一次反列宁主义的进攻。列宁逝世以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接着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猖獗地活动起来,妄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既然先后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就面临着一场新的严重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在十分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当时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资产阶级处心积虑要消灭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国内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时刻图谋复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应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代表国内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企图从内部攻破布尔什维克党的堡垒,瓦解苏维埃政权。
“面临着这些叛徒的挑战,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挺身而起,团结一切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担当了起来。
“正是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同国内外一切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从一九二四年起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又同布哈林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正是斯大林,帮助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清除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在各国的流毒,并且进一步清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恶劣影响。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和国际共产党人,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所进行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以来,继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大论战之后的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论战。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在这个时期,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布哈林主义作了锐利的批判,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精辟的阐发。斯大林的著作,尽管对某些问题的阐述有不够确切的地方,或者有缺点和错误,但是总的说来,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的不朽文献,是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财富。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保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把一个落后贫穷的俄国建设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在很多方面帮助了各国共产党人,引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继续前进。
“斯大林为苏联人民,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这是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谁要想全盘否定斯大林,谁要想从历史的石碑上抹掉斯大林的伟大功绩,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而遗臭万年。”
文章分十个部分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斗争,这十个部分是:一、捍卫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二、捍卫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三、坚持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为粉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斗争;五、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到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的政策;六、农业集体化是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七、批判布哈林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八、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九、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十、结束语。
1964-09-13  

——1964年重谈托洛斯基

——为什么不是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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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怎么说的?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在加米涅夫做了详细的报告以后,我要讲的话就不多了。
因此,我只来揭露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所散布的关于十月起义、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作用、关于党和十月革命的准备等等的某些奇谈。
在这里我也想谈谈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特殊思想体系和因托洛茨基最近的一些著作而产生的党的任务。

——斯大林分管党的工作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
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
(二)关于党性问题。旧托洛茨基主义用同孟什维克保持统一的理论(和实践)来破坏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但是这个理论已经丢丑到这种地步,现在竟没有人愿意回忆它了。为了破坏党性,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丢丑的、几乎是“民主的”理论,即把老干部和新党员对立起来的理论。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我们党的统一的完整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把我们党的历史分成两个不同价值的部分,即分成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和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前部分的历史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史前史”,是我们党的不重要的或者至少是不很重要的准备时期。而我们党的十月革命以后部分的历史则是实在的真正的历史。属于前一个时期的是我们党的“史前史的”、不重要的“老”干部;属于后一个时期的是新的、真正的、“有历史的”党。未必用得着证明,这种划分党史的奇特方法是破坏我们党的新老干部之间团结的方法,是破坏布尔什维克党性的方法。
不用说,党是不能容忍这种奇怪的方法的。

——斯大林:托洛斯基破坏党性

——斯大林:现今的托洛茨基主义想出了一套新的、不大丢丑的、几乎是“民主的”理论

——1964年,托洛斯基出现一次

——此后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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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中国托派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也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的。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直到1979年后随着郑超麟这一名字在媒体上的出现,“中国托派”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是谁干的?

——周恩来

——赵家

——周恩来把托派抓个精光

——托派的声音没有了

——托洛斯基主义隐藏了起来。

——周恩来封闭美帝之音

——中国人民听不到帝国主义咆哮

——赵家: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

——中国人民跟着赵家走上了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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