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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赵家人陈毅军事文选《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①》解读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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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①
① 本文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原载一九五一年《八一杂志》第五期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前者是一般战争规律,为一般军事家所熟悉;后者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规律,超出通常范围,是一般军事家所不能了解的。又如一般军事家谈战略、战术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其中能背诵几页战史便算高人一等。毛主席谈战略、战术是如何使中国人民军队能够打胜强大敌人,这是有具体内容的,连血带肉的,与长期战争相联系的战略战术,这样便自然而然地从解决新的问题中,提供新的经验和创造新的原则。毛主席的军事学说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特殊军事规律,是以井冈山斗争为起点。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为尔后二十多年的军事斗争打下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概括能力,可以前知,可以预见事变,于此又得到证明。

——人民战争

——人民的战争

——战争的形式由人民决定

——一般、特殊?

——中国人民: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

——毛主席思想:人民有无穷的创造力。

——为什么是政务院、国务院而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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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什么决策三大战役?

关于情况的通报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通报。
    四、我南线各军,即山东兵团九个旅,苏北兵团七个旅,河淮间兵团二十一个旅,豫鄂陕兵团十个旅,江淮汉水间兵团十九个旅,西北兵团十二个旅,晋南豫北兵团十二个旅,除江淮汉水间刘邓兵团的主力因白崇禧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⑹,未获休整,到二月底才抽出一部到淮河以北休整外,其余各兵团均在十二月至二月间作了休整。这是过去二十个月作战中的第一次大休整。这次休整,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了或清除了一部分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提高了纪律,讲明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扬了军队中的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得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现在除刘邓兵团的一部尚在休整外,各兵团均已于二月底三月初先后开始新的作战行动,并在两星期内歼敌九个旅。北线各军,即东北兵团四十六个旅、晋察冀兵团十八个旅、晋绥兵团两个旅,在冬季则大部作战,一部休整。东北兵团,利用辽河结冰,举行了三个月作战,歼敌八个旅,争取敌一个旅起义,攻占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和四平街,并收复吉林。该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晋察冀兵团休整一个多月,现已向平绥线行动。晋绥兵团数量较小,其主要任务是对阎锡山起钳制作用。总计我军现有南北两线大小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五十个纵队(等于国民党的整编师),一百五十六个旅(等于国民党的整编旅),一百三十二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八千左右。此外,尚有非正规军,包括地方兵团、部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占八十万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余人。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我们只有正规军二十八个纵队,一百一十八个旅,六十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不足五千;加上非正规军六十六万五千余人,总计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人。可以看出,我们的军队现在是壮大了。旅的数目增加不多,每旅的人数却大为增加。经过二十个月作战,战斗力亦大为增加。
  五、国民党的正规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去年夏季,是九十三个师,二百四十八个旅,现在则有一百零四个师,二百七十九个旅的番号。其分布是:北线二十九个师,九十三个旅(沈阳卫立煌十三个师,四十五个旅;北平傅作义十一个师,三十三个旅;太原阎锡山五个师,十五个旅),约五十五万人。南线六十六个师,一百五十八个旅(郑州顾祝同三十八个师,八十六个旅;九江白崇禧十四个师,三十三个旅;西安胡宗南十四个师,三十九个旅),约一百零六万人。第二线九个师,二十八个旅(西北区,包括兰州以西地区,四个师,八个旅;西南区,包括川、康、滇、黔,四个师,十个旅;东南区,包括长江以南诸省,八个旅;台湾,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九万六千人。国民党正规军番号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军大量被我军歼灭,并由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之后,甚感兵力不足,因此将大量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为正规军,计北线卫立煌系统增加三个师,十四个旅;傅作义系统增加两个师,六个旅;南线顾祝同系统,增加六个师,九个旅;胡宗南系统,增加两个旅;共计增加十一个师,三十一个旅。因此,国民党军现在不是九十三个师,而是一百零四个师,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而是二百七十九个旅。但是第一,最近几个月(至三月二十日为止)被我歼灭的六个师,二十九个旅,只有空番号,尚未来得及重建或补充,也许有一部分永远无法重建或补充了,因此,国民党军在实际上现在只有九十八个师,二百五十个旅,比之去年夏季以前只多了五个师的番号和二个实际的旅。第二,现在实有的二百五十个旅中,只有一百十八个旅未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其余一百三十二个旅,或者被我军歼灭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然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受过我军一次、二次,甚至三次歼灭性打击的(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其士气和战斗力甚为低落。在未受歼灭性打击的一百十八个旅中,有一部分是在第二线训练的新兵,有一部分是从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的,战斗力很弱。第三,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也减少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其正规部队二百万人,非正规部队七十三万八千人,特种部队三十六万七千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一百零一万人,总计四百三十万五千人。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他的正规部队一百八十一万人,非正规部队五十六万人,特种部队二十八万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八十一万人,总计三百六十五万人,即是说,减少了六十五万五千人。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十九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九十七万七千人(二月和三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十八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一百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在此种形势下,国民党采取和我们相反的方针,不是充实各旅人员的数目,而是减少旅的人员,增加旅的番号。国民党军在一九四六年平均每旅差不多有八千人,而在现在则平均每旅只有六千五百人左右。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军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⑺。
  六、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两个地区尚有较大的机动兵力,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其一,即大别山,有约十四个机动旅。其二,淮河以北地区,有约十二个机动旅。在这两区,国民党军还有主动权(淮河以北地区,由于我抽出九个主力旅开至黄河以北休整,准备使用于其他方面,故国民党军有了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具有对我特别有利形势的战场是东北、山东、西北、苏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郑汉路⑻以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郑州顾祝同三十八个师,八十六个旅

简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四、淮海战役
蒋介石仍感兵力不足,将从葫芦岛撤出之两个军海运浦口,11 月中旬到蚌埠。连同战役中新增调和新组建的,参加徐蚌会战的国民党军部队,共34个军部82个师约80 万人。为加强指挥,蒋介石又重任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部队,共34个军部82个师约8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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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①
① 本文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原载一九五一年《八一杂志》第五期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上,也创造出保持军队主力与挽救危局的典型的例子。湘赣边区的井冈山斗争,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以前是一个胜利的发展局面,由于八月红军主力向湘南冒进,以致遭受失败。这是一部分同志违背毛主席的坚持井冈山根据地以应付敌人“围剿”的指示,毫无准备地向湘南冒进的错误所造成的。毛主席于红军主力南进后,率一部红军坚持了根据地斗争,打破了敌人夺取井冈山根据地的企图;同时又获悉南进部队受挫,遭受极大困难,乃决计亲率一营兵力迂道往湘南寻找主力,终于与进军湘南的主力汇合于桂东县城近郊。南进部队于失利情况下,得到毛主席率队亲来汇合,其兴奋与感动的情绪是难以言词形容的。毛主席于两部汇合后,亲自主持行军宿营及检查部队的给养状况,并注意当地农民斗争的指导。这样,使主力部队得到保全,而湘赣边区的井冈山斗争局势也从八月失败中挽救过来,从一个极小的局势经过毛主席的领导把局面扩大,可是中间遇着障碍,由于部分同志的错误又把一个扩大的局势弄坏,又要由毛主席以极大的坚忍与明智,把这一弄坏的局势根本挽救过来,这就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所创造的又一领导范例。毛主席不仅是在一般的情况下与干部、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而且是在极艰苦的情况下与干部、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从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屡次考验中,领袖与统帅的卓越领导能力不能不被发现,
不能不取得党与人民的深切爱戴。

——陈毅怎么不谈谈自己呢?

陈毅反毛主席罪恶史
    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窃据了国家党政要职的陈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革命,反革命。他出身于一个反动的地主阶级家庭,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几十年来,一遇机会就本能地疯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陈毅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史。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就和大军阀大野心家朱德结成死党,在井冈山不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反对毛主席关于建党建军的思想和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1928年7月,他们不顾毛主席“在敌人暂时稳定时期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1】的教导和再三劝阻,执意率领红军主力擅自离开井冈山,南下冒进,攻打湘南的郴州。经过一番激战,虽然打进城内,但当晚即被敌人反扑包围,于是又慌慌张张弃城而逃,使队伍损失了二、三千人。此后,又由盲动冒险主义发展到逃跑主义,率领部队逃往桂东,造成有名的“八月失败”。与此同时,井冈山根据地也因红军主力不在,敌人乘虚而入,使得永新、莲花、宁岗等几个县相继被敌人攻陷。就在陈毅大败、红四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率领31团的一个营,冒着生命危险,边打边走,于8月23日赶到桂东,把丢盔卸甲的朱德、陈毅接回了井冈山,并于10月14日在茅坪召开了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批评了朱德、陈毅的错误。
    陈毅这次伙同朱德反对毛主席,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毛主席在同年11月沉痛地写道:“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2】
    由于惨重的“八月失败”,造成敌军重兵围困我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局面。1929年初,我红军主力被迫转入闽西。但是此后的朱德、陈毅不仅不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反而怀恨在心,更加变本加厉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29年,陈毅跳出来狂叫道:“留朱不留毛,留毛不留朱!”猖獗至极!他以所谓“留洋学生”的影响、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军委书记的名义,欺骗蒙蔽了相当一部分官兵,企图煽动他们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形势。1929年6月15日—22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朱、陈之流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展开了猖狂的进攻。
    他们反对毛主席关于建立和扩张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正确主张;反对毛主席关于红军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党的组织的正确主张;反对毛主席关于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则;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官兵一致、在军队内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的建军方针;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3】……拚命宣扬“攻打大城市”、“硬打硬拚”、“打阵地战”、“打正规战”,……极力推行他们的盲目冒险、投降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会上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当时从苏联回来的机会主义分子也攻击毛主席,说毛主席的一套连苏联也没有。这一下朱陈更嚣张了,说:“好,老大哥都没有这一套,你(指毛主席)标新立异。”反对之声,甚嚣尘上。虽然会上林彪等同志和他们作了坚决斗争,但由于红军内一部分同志对朱陈的反革命面目认识不清,加之他们利用一部分人的调和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在红军内的影响,使得他们能够煽动一部分人反对毛主席。当时除陈毅以外,拥护毛主席和反对毛主席的人数相等,因此这时陈毅的态度是决定毛主席能否继续领导红军的关键,但陈毅出于他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本性,投了反对毛主席的一票。于是,毛主席暂时处于少数,落选了。主席被排挤出了红四军,被迫停止了工作,但主席保留了自己的正确意见,随后到了福州的汀州,处境十分恶劣。这时是我们的林付统帅,立即派了一个营去保卫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救星毛主席!
    主席一离开红四军,朱陈就高兴得不得了。陈毅篡夺了前委书记,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领导大权便全部落入了朱陈这两个野心家手里。这就是陈毅勾结朱德篡党、篡军、篡政的一次严重事件。
    朱陈篡夺了领导权之后,站在资产阶级和军阀主义的立场上,立即改变红军的政治方向,把红四军引上国民党军阀主义的道路上去。他们在城内到处张贴广告,招兵买马,一时大批地痞流氓混入了红军队伍。他们把毛主席多年积累的革命力量推向了垮台的边缘。
    红四军“七大”以后,赣、闽、粤三省敌人向红四军发动了猖狂进攻。朱陈惊慌失措,惧怕敌人,认为闽西无法坚持斗争,就离开根据地,冒进闽中地带。结果又连吃败仗,损失极大。当时林彪同志起来坚决斗争,指出“没有目标,乱打一通不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才不得不改变计划,返回闽西上杭,并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当时全军广大指战员一致要求毛主席回来重新领导红四军,毛主席知道要召开“八大”,也立即给大会写了一封信,其中指出“看陈毅主义者怎么办?”但大会被朱德所操纵,他们在大会上再次猖狂反对毛主席,压制林彪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坚持军事冒险主义、军阀主义,贬低政治工作,把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会议草草收场,再次把毛主席排挤出了红四军。
   “八大”陈毅没参加,他以反对毛主席的“英雄”身份,秘密来到了上海,诬告毛主席,要求中央对毛主席做组织处理,承认他们夺去的权力,妄图置毛主席于死地,然后实现他和朱德的个人野心。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陈毅。陈毅便滔滔不绝、添油加醋,向中央汇报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所谓的“错误”,把毛主席说得一无是处。他要求中央撤毛主席的职,并造谣说这是全体红四军战士的普遍要求。在这样一个严重问题面前,中央局开了会,认为朱陈的做法是错误的。总理第一次找陈毅谈话时,要陈毅把毛主席请回来,继续当前委书记,陈毅根本不同意,为此总理又单独找陈毅谈过两次话,他才不得不勉强同意。总理要求他回去传达中央决定,并说服反对毛主席的干部,但是由于这是陈毅干的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回去后根本没向广大红军战士传达。真是罪莫大焉!
    红四军在大军阀朱德、陈毅的统治下,继续遭到巨大损失。冒进闽中东江和攻打梅县的两次惨重失败,从反面深刻地教育了广大红军官兵,激起了他们对朱、陈机会主义路线的强烈不满,同时日夜想念毛主席。
    就在这紧要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回到了红四军,并在1929年12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严厉批评了朱陈的机会主义路线,端正了红四军前进的航向,把红四军从朱陈的错误道路上拉了回来,同时也挽救了陈毅本人,仍然要他负责赣南特委工作。几年来,陈毅接连几次反对毛主席,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他并没有改弦更张,他脑后的反骨犹在未除。到了1930年,他又极力追随李立三,暗中支持反对毛主席的人,忠实执行李立三错误路线,拼命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1932年,又伙同张闻天、博古等人,疯狂反对毛主席。他们排挤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干部,安插王明路线的人,极力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8月的宁都会议上,他们再次把毛主席排挤出红四军的领导,撤消了毛主席的一切军政职务,但怕群众不答应,才又不得不给主席挂上一个中华全国苏维埃主席的空头衔。陈毅又一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此后,1934年10月,红军长征,陈毅留在苏区任苏维埃中央苏区办事处主任,又积极追随项英(当时为中央苏区分局书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违背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的有关指示,结果在1935年3月,又陷入敌人重兵包围,项英、陈毅只带了一个班突围出来,仅以身免,给中央苏区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此后,陈毅又积极追随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革命的艰苦时期,他不但不给那些对革命丧失信心、动摇不定的人做思想工作,反而鼓励他们当逃兵。陈毅说:“南方游击战争已经到了很难忍受的时候,打死、病死、饿死是家常便饭,怕困难、怕牺牲的人如愿回去,你们可以离队,但回去落到敌人手里时,不要翻面无情,以免将来不好见面。”完全暴露了陈毅逃跑主义的可耻嘴脸。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也多次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执行了王明、刘少奇等人的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巨大损失。
    陈毅犯了这样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不但不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反而对毛主席给他的批评和帮助心怀不满。一九四二年春,刘少奇离开新四军去延安,临行前打电报推荐并由中央任命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陈毅从个人野心出发,对此大为不满,不但因此和饶漱石明争暗斗,在工作中消极怠工,每日都下围棋,写诗填词,而且竟狗胆包天,怀疑是毛主席借此打击报复,认为这是因为他过去反对过毛主席,而毛主席借此报“一箭之仇”。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对他的一个秘书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他好打击人。现在延安发来的整风文件中,提什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一些话,那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还不是那一套?我过去是尝过毛主席打击的滋味的。你加入党的时间还短,很多历史情况你不知道,不要相信那些漂亮的话。”陈毅如此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真是罪恶滔天!
    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陈毅又在这时反对毛主席关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英明指示,极力推行刘少奇的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胡说什么“用枪杆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期已过去,用和平民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期已经来临。”再次使革命事业遭到巨大损失。……
    陈毅多次疯狂地反对毛主席,但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直到解放后,还经常在别人面前吹嘘他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并供认当时的活思想说:“你毛泽东有一套,我陈毅还有两套呢!”实属狂妄至极,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与此同时,他又肉麻地吹捧当年与他一块儿反对毛主席的大军阀朱德,说什么:“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之所以能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自然的,不是偶然的,是由革命斗争中考验出来的。”请看,陈毅的爱憎何其鲜明!陈毅的用心何其险恶!陈毅和朱德完全是一丘之貉。
    就象狗永远改变不了吃屎的本性一样,陈毅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刻骨仇恨也是永远发泄不完的。解放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毛主席的罪恶勾当。他以反对个人迷信之名,行攻击毛主席之实,说什么“我们没有个人迷信,我们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泽东同志。” “我们不需要在我们同志间造成对个人的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就是一种自由主义。”并肆意贬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胡说:“领袖终究是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主要靠集体、靠党、靠大家。”“毛主席也是个普通老百姓。”“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不依靠党,他能胜利呀?……他没有党,再有天才也没有用。”住口,陈毅!毛主席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我们党的伟大缔造者,你如此疯狂地攻击毛主席,我们绝对饶不了你!
    长期以来,陈毅以反对毛主席的“功臣元老”自居,经常恬不知耻地夸耀他反毛主席的丑史,他说:“我反对过毛主席,但他上台后还重用我。反对过他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的不一定革命。”并恶毒地诽谤毛主席说: “毛主席的威望和正确性也可能跟他受气最多取得,从受冤枉出来的。”“毛主席是个挨斗最多的人。他受的委屈,受的冤枉,受的不平待遇,数他的最多,……他撤职,留党察看,宣布是机会主义,打入冷宫送后方休养,鬼都不上门,根本没人去拜访他,什么人都不敢接近他。等他一上台,所有的同志都言归于好,并不让人家道歉。” “如果他十五年不忍耐,搞一些其他活动,遵义会议上不了台。”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混蛋透顶!
    陈毅出自他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拼命攻击、诬蔑和抵制毛泽东思想,在外事活动中从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但又不是毛主席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个人的思想是庸俗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 “不要以为相信毛泽东思想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以为就可以不动脑筋了。”“如果外交人员也像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衣,脖子上挂毛主席语录牌,手持《毛主席语录》,那岂不是像个牧师吗?”“毛泽东思想的中心内容是造反有理,……国王会欢迎造反?”“在外交上能够不温良恭俭让吗?”“念语录,送纪念章就能搞进步革命?靠不住,还是搞一般支持……。”“……念语录,给人家别纪念章,……我们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是毫无经验的毛孩子、不懂事的人干的事。”短短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陈毅对毛泽东思想是何等深恶痛绝!陈毅还说:“毛泽东思想在发展,马列主义在发展,一个在发展中的学说,总不会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公然和林彪同志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论断大唱反调。陈毅真不愧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
    陈毅如此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十多年来,他在文艺界到处抛头露面,上窜下跳,大放厥词,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他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忠实推行周扬的反革命文艺黑线,为文艺界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在外交方面,他拼命抵制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忠实执行刘少奇的“三降一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给世界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陈毅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死对头。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陈毅感到他的末日即将来临,更是丧心病狂地反对毛主席。他攻击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乾坤独断”。煽动牛鬼蛇神给毛主席贴大字报,说什么“包括毛主席在内,都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可以贴大字报。”“给党中央、毛主席……提意见都可以,都欢迎。提过火也不应该斗你。”真是狗胆包天,反动至极!当广大革命群众从内心里喊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恨得咬牙切齿,叫嚷什么“人们叫毛主席万岁,一个人是不可能活一万岁的。但人民可以活一万岁。”“光讲伟大、伟大,万岁、万岁,对你们是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好处的。”并恶毒地说:“你们不要以为今天拥护毛主席,以后就不反对了!你们永远拥护?这是靠不住的。”“过去我也反对过毛主席……我还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陈毅的用心何其险恶,打倒陈毅!
    直到最近,陈毅还说:“我陈老总也有号召力,但不愿这样做。”又说:“我也要造反了!”并准备“冒杀身之祸”、“豁出老命”。这说明陈毅又要蠢蠢欲动,进行垂死挣扎了。但是我们要正告陈毅:如果你硬要不自量力,胆敢再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把你砸个稀巴烂!
    历史上的陈毅就是这样一个反毛主席的老手,就是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假革命、反革命。陈毅的一生,罪行累累,十恶不赦。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纵使将他碎尸万段,也不解恨!
    打倒反毛主席的老手陈毅!
    红五团《踏遍青山》
「首都红代会“批陈联络站”《批陈战报》」、 「首都红代会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文革风云》编辑部合编」之《文革风云(批陈专辑)》(1967年10月)

——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叫嚣什么?

——留周不留毛,留毛不留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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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①
① 本文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原载一九五一年《八一杂志》第五期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讲到根据地的坚持与反“围剿”的战略转移问题,毛主席在领导从井冈山向赣南进军的行动决定上,更创造了极为卓越的领导范例。一九二八年冬敌方进行“围剿”井冈山的更大规模的部署。为了打破“围剿”,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反“围剿”的方针问题,先后不下数十次会议作了反复而详尽的讨论。例如分析了反“围剿”的胜利可能性及其失败的可能性;分析了反“围剿”的有利条件及其不利的条件;分析了主力在井冈山就地退敌与向敌区进军调动敌人以保持根据地的各种可能;提出了各种进军路线,各种反对敌人阻击的计划,毛主席对留守井冈山的部队作了动员和部署。毛主席解决保持老根据地和发展新根据地问题,完全表现出他对党与人民的利益极其负责的态度,除对主要的战略问题紧紧掌握外,同时不放松每一细节的考察。这样的严密部署与精细打算,故能领导全军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其结果是进军赣西南,扩大和创造了新根据地,而留守井冈山老根据地的党与部队经过反“围剿”后仍能坚持下去,成为尔后湘赣边区大根据地的基础。

陈毅:我这个外交部长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
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 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两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在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们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是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陈毅: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

——陈毅与毛主席是什么关系?

——陈毅: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

——这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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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敏:唯一不举手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
2010年09月22日17:53新华网刘少才
一、陈少敏是唯一一位没有举手同意 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人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负责人、军队的代表及红卫兵领袖计132人。会议有一个议程,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会上最后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有131人都举手表示赞成这个提案,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这个人就是陈少敏。
    
——陈毅是不是举手赞成开除刘少奇党籍?

——陈毅: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

——陈毅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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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①
① 本文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原载一九五一年《八一杂志》第五期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上述几点仅系我个人参加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时代的一些回忆。这些回忆不仅不是全面的,而且也不是很精密的。例如毛主席如何研究土地问题,提出正确的土地政策;如何研究群众的切身的政治、经济要求结合全国政治形势以制定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纲领问题;如何主持党的建设,反对党内各种偏向;如何耐心地教育干部与同志等,均是带根本性质的重大的革命问题,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重要问题,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中均着手研究与发掘,均有光辉的开始。这一切都限于篇幅不能一一涉及,我在这里只想以偏于军事方面的一些回忆来说明毛主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交替之间,以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所起的伟大的创造作用。

陈毅:我的检查
(1967年1月24日)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多天里,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贯彻执行了一些条条框框。束缚了、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了国民党“训政”的办法。结果,把外事口 初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外事口 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严重的表现是,派出了大大小小的十五个工作队或工作组。其中有外办,外事政治部派往对外文委,中侨委,有关局和学校共八个,由外交部派往所属单位和学校的共七个。这批工作队中,以张彦和刘新泉两个工作队的问题最为严重。张彦工作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坏典型。张彦逼供信的办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对外文委和第二外国语学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问题中,最早发现张彦的错误,张彦就怀恨在心,不择手段的挑拨我们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企图借我们的名义,对抗陈伯达同志。特别恶毒的是收集材料,企图陷害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理论家。我从认识他以来,一贯尊重他,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他们有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敏感,他们能很快的发现张彦的阴谋诡计。我却远远落后,在事实证明之后,才识别出真相。张彦企图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无损于我们之间的团结,却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扒手的真面目。刘新泉工作队也用逼、供、信,整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一些工作队和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工作组所犯错误,我都应负很大的责任。
我为什么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主要是自己思想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很猛,我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相信我部有很多错误,旧思想,在这关键时刻,对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我站错了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害怕群众运动来势过猛,打乱正常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我口头上虽然也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多方限制,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在我所想象的轨道上进行。因此对那些条条框框,派工作组等等做法,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当时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接受和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大错误。
由于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在总的方面犯了错误,不言而喻,在运动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自然也是错误百出。外事口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是使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很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悔恨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我开始觉悟到,运动初期我不自觉地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都沉痛的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
但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还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表现在:对革命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的不够,过多的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队的错误,站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调解的立场,强调避免冲突。对左派支持的很不够。没有抓住运动的主流,过分的重视了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从纠偏的角度出发,列举偏激的事例大讲政策。说了很多的错话。
在说话问题上,尽管当时主观愿望还是出于好意,希望革命群众掌握政策,把运动搞得更好。实际上却是批评指责了革命群众,压制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在各单位的讲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的讲话,错误很严重,打击了左派,压制了革命路线,讲话稿流传各地,影响很大,对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了阻碍的作用。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运动初期,由于自己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就滑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还自以为那样做是革命的。
十一中全会以后,在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还没有能够彻底转变,仍然把群众的觉悟水平估计过低,自称高明,继续站在群众之上,指导运动。因此就常常以教训人的口吻来对待革命群众。说错话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的问题。运动初期的错误,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十一中全会后,本应迅速转变,站到群众之中,与群众一道前进,我没有很快这样做,只是从群众的对面转到了群众的后头,而且站在群众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我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主要是由于我长期处于领导岗位上,很少深入群众,没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观点越来越浅薄。因此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和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而且习惯站在群众之上,好为人师、自以为是的发号施令。这样严重的脱离群众,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不犯错误。
这次犯错误,还集中暴露了我思想上、作风上的很多问题,都因过于自信,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等等。这些方面对于我犯错误,加重错误有关系。
为了彻底清理思想,纠正错误,回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曾讲过不少的错话,大中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广州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那次讲话的主要错误是对知识分子无原则的捧场,评价过高,而没有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以至被一部分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还有一九六一年,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和以后几次关于学习外语的讲话,在又红又专关系上,都没有强调突出政治,而过分强调了业务,助长了一些人的不问政治倾向。这些讲话有的曾公开发表,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这是我值得深刻检讨的。
几个月来,同志们给我写了很多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同志们要把我很好烧一烧,烧掉我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脏东西,这是对我的极大的帮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希望我改正错误,我也有决心,有信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给了我彻底改正错误的力量。今后,我必须坚决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学习他那样活学活用,运用自如。同时还要向周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及中央其他同志学习,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都学得很好。我必须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带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世界观。
彻底改造世界观,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端正对群众的态度,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高价征求批评,诚恳接受监督。以满腔热情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靠老本过日子,现在不够了,必须重新向群众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作 出一些新的贡献。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决心投入这个伟大群众运动的大熔炉,彻底烧毁自己的错误,坚决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并且同你们在一起,共同来批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一起来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外事口的影响。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坚决支持你们革命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向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致敬!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让我们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
(口号从略)

——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了国民党“训政”的办法。

——陈毅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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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①
① 本文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原载一九五一年《八一杂志》第五期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我们在井冈山时期,于一九二八年冬天正准备向赣西南进军时,才收到党的六次大会的决议,毛主席领导我们对“六大”决议作了研究,证明了井冈山的政策与“六大”决议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为毛主席的领导是以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很自然地在许多问题上又超过“六大”决议而更深入实际地去解决问题,这又是为以后的革命战争所证明了的。我认为毛主席的创造精神,无一处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无一处不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时又从来不是机械抄袭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来现成的任何一个结论和词句去束缚革命实践的手足。马、恩、列、斯不会把解决一切问题的方策都替我们准备的好好的,让我们安享其成,而是要我们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指示,钻入具体的实际,为实现人民利益去独立解决问题。要有独立思考问题的勇气,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勇气,要学习马、恩、列、斯的革命精神和懂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谭震林当面指责毛泽东 “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浅草 2016-08-08
本文摘自《文史月刊》2008年10期,作者:孟昭庚,原题:“二月抗争”中的谭震林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领袖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还质问:“上海造反派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被问得哑口无言。
  几天会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这次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率先拍案而起。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答道。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 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

——这帮子畜牲与张春桥斗?

——这帮子畜牲与中国人民斗

——这帮子畜牲篡党夺权了:再也不看群众脸色了。

——陈毅的狗崽子:我看邓痞子家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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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1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的行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周恩来年谱

——陈毅是为人民的利益还是自己的利益?

——陈毅:我们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指示,钻入具体的实际,为实现人民利益去独立解决问题。

——陈毅是个骗子。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赵家是不是贼喊捉贼?

——叶剑英:向造反派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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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①
① 本文是为纪念“八一”建军节二十四周年而作,原载一九五一年《八一杂志》第五期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
我们是要深入实际,在革命实际中与群众一道,向群众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实际并改造实际,而不是坐在井冈山上的大小五井,坐井观天。以上是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经常对人作宣传作教育时所说的话。

——陈毅与群众在一起,向群众学习?

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
外交部九十一名司长、大使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
  最高指示: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
以去年四月份开始,外交部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绝不仅仅是关系陈毅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列对待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关系到外交部究竟是什么阶级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一小撮阶级敌人多次要打倒陈毅,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这场斗争是一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外交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阶级敌人的阴谋必须揭穿。“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必须批判。

——谁拥护陈毅?

——赵家一帮子畜牲――外交部九十一名司长、大使

——这帮子畜牲:一、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略)[此处是原《资料专辑》版本的省略]

——支持赵家的是谁?

——外交部九十一名司长、大使

——反对赵家的是谁?

——造反派

——两个阵营清楚明白

——为什么夺不了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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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小爬虫戚本禹、王力、关锋在其中捣鬼

——王力:火烧英国大使馆

——赵家雇佣打手一拥而上

——周恩来:外交部造反派犯了错误。
  
  
  

 
 
顶端 Posted: 2017-08-14 04:45 | 5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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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革研究网 » 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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