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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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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49〕
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二九六各号◇216◇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斯大林
(十二月十八日)
四、各个阶级,它们的积极性和相互关系
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首先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得到了改善。
工人阶级丧失阶级性的状况早已成为过去了。工人阶级在迅速地恢复和增长。请看下面这些数字: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截至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如果把包括小工业在内的各种工业中的全部工人,连同季节工人和农业工人合在一起计算,则为五百五十万人,其中有一百万雇农、七十六万失业者。截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工人总数已达七百多万,其中有一百二十万雇农和七十一万五千失业者。工人阶级的增长是毫无疑问的。
在全部工业中,每个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按切尔文卢布计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是三十五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二。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是五十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八点五。个别部门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每个工人每日的平均实际工资(按商品卢布计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是零点八八卢布,在一九二五年九月是一卢布二十一戈比。在全部工业中,每人每日的平均产值(按战前卢布计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为四点一八卢布,而在一九二五年则为六点一四卢布,即等于战前的百分之八十五。如果拿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逐月的对比关系来看,那末可以看到它们是在并列前进:工资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也不断提高。但是在六月和七月,工资在增加,而劳动生产率却◇265◇比工资增加得少些。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假期,并且工厂里来了新的工人阶层即半农民。
现在来谈工资基金问题。根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材料来看,工资基金(我指的是工业,而不涉及其他部门),在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度为八亿零八百万卢布,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十二亿多卢布,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十七亿卢布。
同志们,我不想谈社会保险基金的用途,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让我举出一个总的数字,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无产阶级国家究竟在工人保险事业上花费了多少钱。受保险的工人总数,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六百七十万人,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七百万人。从企业工资基金中拨充保险费的平均数额,在一九二四—一九二
五年度占百分之十四点六,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百分之十三点八四。拿经费的总数来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四亿二千二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五亿八千八百万卢布。再说明一点也许不是多余的,就是在去年所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中还有七千一百万卢布存放在社会保险基金会里。
在农民方面,农产品的增加,自然不能不使农民物质状况得到改善。
从我们计划机关的材料可以看出,农民个人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高于城市居民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农民已经吃得好些了,他们为进行生产和个人消费而留下的农产品的比重比去年大得多。
无产阶级国家对贫苦农户的帮助,对遭受歉收灾害的农户的帮助,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根据财政人民委员部初步的不完全确切的统计,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对贫农财政上的帮助是一◇266◇亿至一亿零五百万卢布,其中减免的税款和保险费约六千万卢布,歉收灾害救济金二千四百万卢布,贷款一千二百万卢布。在一九二四年,对遭受歉收灾害的农户的救济包括了计有七百余万人口的地区。在这方面总共花了一亿零八百万至一亿一千万卢布,其中从国家预算中拨出的有七千一百万卢布,由社会组织筹集和银行机关发放的有三千八百万卢布。此外,筹集了七千七百万卢布的防旱基金。无产阶级国家对力量单薄的农民阶层的帮助就表现在这些地方。当然,这种帮助还是不够的,但这种帮助终究是值得我们简单地谈一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物质状况的改善,是我国建设事业得以向前进展的必不可少的主要前提。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了这些前提。
现在简单地谈谈群众积极性的提高。我国内部状况中引人注目而无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就是工人农民的政治积极性由于他们的物质状况的改善而提高了,他们开始更多地批评我们的缺点,更大声地说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缺点了。我们已经进入各个阶级和各个社会集团活跃的时期。工人阶级活跃起来了,农民和他们的各个集团都活跃起来了,新资产阶级、它在农村中的代理人(富农)和它在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也活跃起来了。这一事实成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所反映的我们政策上的转变的基础。活跃苏维埃的政策,活跃合作社和工会的政策,在确定租佃问题和雇佣劳动问题上对农民让步,物质上帮助贫农,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的政策,消灭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这就是党在农村中的新方针的主要表现。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农村中的情况,你们是知道得很清◇267◇楚的。当时,在农民中间普遍的不满情绪增长起来了,某些地方甚至企图举行暴动。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党在农村中的新方针。
这就是党在群众积极性已经提高和他们各个组织已经活跃的时期对农民所采取的政策的基础,采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要调整农村中的关系,提高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并保证无产阶级和贫农同中农结成巩固的联盟。
你们知道,这个政策已经完全证明是正确的。

——托洛斯基:每年工业投资20亿卢布

——斯大林:2年工业投资20多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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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托洛茨基
(1926年9月7日)
恢复固定资本特别会议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计算数字是因为:(1)对工人和农民的个人消费的增长明显估计过低;(2)实际上拒绝提高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即实际上拒绝工业化;(3)在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增长明显不够(这意味着农业人口过剩和失业的增长);(4)工业品成本的降低明显不够;(5)工业明显地不能满足农业、运输业和国防等等的需要。这些计算数字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现在必须为下一个五年(1930~1935年)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及时做好准备。由于上述种种情况,这些明显估计过低的计算数字导致每年必须追加5亿卢布的预算补助金和15亿卢布的基本建设费用,电气化和国防不算在内。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1)必须放弃空谈工业问题的做法,而要切实进行具体计算。
  (2)必须了解,目前的工业发展速度显然是不够的。
  (3)必须了解,对结合构成威胁的不是工业的冒进,而是工业的不断落后。
  (4)必须了解,关于正确地重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中心问题,不应按照阻力最小的路线,而应按照能够保证不断地和明显地改善工农业比例失调现象的路线解决这一问题。
  (5)必须了解,目前对工业发展所持的观望主义、尾巴主义的态度意味着农村分化和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积累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后果。
  (6)必须了解,关于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是工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7)必须停止关于超工业化的轻率议论,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变成数字和准确指示的语言并着手全面落实该决议。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7日
附:
托洛茨基的便条
(1926年9月19日)
亲爱的同志:
这份提纲草稿是我为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准备的。我现在根本不能确定提纲将以何种形式提出。也许它只是用作发言提要。所以,问题不在于叙述的形式,而在于观点的实质。这份草稿的任务在于至少能够包括对内对外的政策的最重要的问题。应当力求做到对所有争论问题给予认真而全面的解释。这是反对斯大林集团的幕后分裂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措施。我再说一遍,这份草稿是一份未完成的草稿。请认真地看一看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列•托洛茨基
1926年9月19日
[1] 这一数字(4亿卢布)根本不包括用于电气化和军事工业的开支!——托洛茨基注

——托洛斯基:必须了解,关于正确地重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的问题是国家政策的中心问题,不应按照阻力最小的路线,而应按照能够保证不断地和明显地改善工农业比例失调现象的路线解决这一问题。

——结果是什么?

——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和经过
第3版()
周梅生 刘竞
最近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这次事件是在10月23日开始的。那一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十多万青年学生和其他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要求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扩大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加强国家的独立,并进一步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条件。
匈牙利人民的这些正当要求,是在过去几年来国家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应该指出,在解放后短短十一年多的时间内,由于劳动人民已经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匈牙利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三年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1955年的工业产值已经比战前1938年增加了两倍半。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匈牙利的面貌,使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农业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改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蓬勃的发展。在法西斯统治时代,匈牙利曾经被称为“三百万乞丐的国家”,今天在匈牙利不仅找不到一个乞丐,连失业的现象也基本上消除了。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匈牙利过去的一些领导人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在过去的年代中,特别在1953年以前,作为国家的执政党的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上在实行人民民主方面犯了许多错误。党的一些领导人没有认真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对群众关心和信任不够。今年7月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曾经对这些错误作了检查,指出:党的工作人员“往往用行政措施和手段来代替政治教育工作”,“对各联盟的劳动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代表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在1949—1952年间,更发生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情况,许多无辜的和正直的劳动者、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受到迫害、拘禁甚至被处以极刑。这一切都大大地损害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引起了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严重不满情绪。
在匈牙利的经济建设中是存在着一些客观上的困难的:第一,匈牙利虽然有发达的工业,但本国的原料和动力资源却十分缺乏,大部分原材料需要依靠进口。第二,在作为主要工业部门的机械工业中,许多产品由于本国市场容量小,大部分都要出口。为了适应国外订货需要,生产的品种复杂,单件小批生产多,因而使产品成本不易降低,并造成了对外贸易上的依赖。但除了客观困难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过去在经济政策上也有一些偏差和错误。例如在1951年到1953年6月期间,曾经发生过工业化速度过快的错误。1953年6月开始纠正这个错误,但后来又犯了忽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错误,以致在1954年间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在过去的年代中,农业的发展没有得到重视。1953年以前,曾经把许多中农错划为富农。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有些地方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不善,产量不高。政府对于个体农民缺乏帮助。这些都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工农业发展不平衡又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党和政府对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提高得很少。加以不少消费品供应不足,价格高昂,使一部分劳动人民感到生活困难,使广大人民要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的正当愿望不能实现。
此外,过去在苏联和匈牙利的关系中,也曾经存在过一些偏差和缺点。这些偏差和缺点造成了两国之间的隔阂和误解。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匈牙利人民要求扩大民主、进一步改善生活和在平等基础上调整匈牙利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呼声有了更大的高涨。各地人民纷纷举行集会,表达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匈牙利过去的党和政府对于人民群众这些广泛的呼声和迫切的要求却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在纠正错误的工作上表现得迟疑和缓慢,因而激起了群众更大的不满。随着波兰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匈牙利人民在10月23日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布达佩斯这次群众性的和平游行,很快地就被早已准备乘机而起的反革命分子所利用。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因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政府过去工作中的错误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在游行队伍中进行了反人民民主、反苏的煽动,并且在当天晚间制造了武装暴乱。反革命分子从秘密地点拿出了武器,嗾使许多有不满情绪的青年学生和劳动人民参加暴乱,对国民议会、国家机关、电台和工业企业进行袭击。
从这次暴乱中的事实可以看出,在匈牙利有着一支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援助的、拥有大量武器的和由昔日法西斯军队中的干练军官指挥的反革命势力。美国合众社驻维也纳记者写道:“不然,怎样解释一昼夜之间、甚至叛乱发动几小时之内,就出现了飘扬着大主教十字架的绿、白、红旗帜呢?又怎样解释暴乱者臂上的三色臂章呢?更不用说武器了,而‘夺取’是不能解释武器的来源的。”合众社记者塞路斯10月25日自维也纳报道:“叛乱者看来武装配备良好。”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也指出:“参加叛乱的人是由在战术方面极干练和有经验的人领导的。”
匈牙利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由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而乘机策动的。在美国政府正式拨作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一亿美元中,资助匈牙利反革命地下组织的款项占有一个不小的比例。就在美国这个拨款一亿美元的“共同安全”法案通过后三天,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接见过美籍匈牙利人的二十名代表,表示“希望全世界人民享有同我们一样的个人自由(?)。”几年以来,美国不断地对匈牙利派遣特务、投放宣传气球、以“自由欧洲”电台进行反动广播。仅在今年上半年,匈牙利就逮捕了四十名派进来的帝国主义特务。在布达佩斯暴乱开始的那一天,所谓“美国匈牙利民族委员会”主席贝拉•瓦尔加在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10月初当他在欧洲时,他同匈牙利的“地下活动者”取得了联系,并且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关于“即将来临的事件”的情报。在匈牙利的武装暴乱发生以后,帝国主义者更加加强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援助。受着帝国主义豢养的数以百计的霍尔蒂分子从西德等地跑回匈牙利参加叛乱。从帝国主义特务活动的中心西德萨尔斯堡放出了许多美国的宣传气球,派来了大批的间谍破坏分子,并且运进了武器和弹药。‘吉厄尔’和莫松马乔罗瓦市的反革命“自由电台”,也是从西方运进来的。
布达佩斯的暴乱发生后,匈牙利政府虽然动员了军队和保安部队对叛乱分子进行镇压,但是并没有把叛乱扑灭。10月24
日,匈牙利政府请求根据华沙条约驻在匈牙利的苏军开入布达佩斯协助维持秩序。后来为了使局势不致更加紧张,苏军又于30日撤出布达佩斯。
在暴乱开始后,匈牙利政府实行了改组,以伊姆雷•纳吉为首的新政府成立。但纳吉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镇压叛乱,反而一步 步地对叛乱分子采取纵容和妥协的政策。10月29日,国防部下令解散了忠于人民民主政权的保安部队。30日,纳吉成立了各党派联合参加的所谓“全民政府”,扩大了各反动党派在政府中的势力。这个政府在当天便宣布承认各地叛乱分子所成立的机构,并且开始同叛乱分子进行“谈判”。31日,纳吉政府释放了所有的政治犯,其中包括1949年以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的红衣主教明曾蒂。11月1日,纳吉政府公然背叛匈牙利的民族利益,片面宣布退出华沙条约,要求四大国保证匈牙利的“中立”,在对外政策上投靠了帝国主义阵营。11月3日,纳吉政府又进行第三次改组,完全排除了政府部长中的劳动人民党党员和进步人士,使这个政府完全操纵在反革命分子的手中。
在纳吉政府的妥协和叛变政策下,反革命分子的气焰更加高涨,各地的武装暴乱愈演愈烈。暴乱很快地从首都布达佩斯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和乡村。
由于匈牙利政府过去在实行革命专政上也犯了错误,反革命势力和法西斯分子的力量没有肃清,于是他们就都乘机大肆猖獗起来。许多曾被人民政权解散的反动党派组织都恢复了活动。他们公然叫嚣从劳动人民手中夺回工厂和土地,在匈牙利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复辟阴谋,反革命分子首先集中力量摧毁各地劳动人民党的组织、杀害公安战士、劳动人民党 干部和党员。许多爱国者也遭到惨无人道的杀害。在布达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反革命分子把监狱中的盗贼、流氓等各种罪犯都释放出来,这些社会垃圾出狱后更加大胆地进行混水摸鱼的抢劫、奸淫,助长了各地的恐怖和混乱。反革命分子放火焚烧机关、企业和公共建筑,布达佩斯国立艺术陈列馆、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办公大厦、“自由人民报”社 大厦以及其他许多建筑物都被暴徒烧毁或捣毁。在从10月24日到11月3日的十天中,反革命分子血腥的白色恐怖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这种情况曾经使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和国家的独立主权面临极大的危险。
但是,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匈牙利人民是决不会让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得逞的。许多忠于人民政权的公安战士、共产党员和爱国人民自始至终地坚持了同反革命分子的英勇斗争。特别是当反革命分子的血腥恐怖越来越加强之后,许多因受骗而误入歧途的善良的劳动人民迅速地看清了这些人民公敌的凶恶面目,因而纷纷退出了暴乱。
在这个紧急的关头,为了挽救匈牙利民族的命运,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四位政治活动家于11月1日毅然退出纳吉政府,并于4日成立了代表匈牙利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工农革命政府,同时纳吉反动政府宣告瓦解。为了匈牙利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工农革命政府请求苏军司令部帮助制止反革命暴乱、恢复社会和国家秩序。在苏军的正义援助下,匈牙利人民革命力量终于迅速地粉碎了反革命的复辟阴谋。现在,在全体爱国人民的拥护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已经控制了全国局势,并且正在胜利地进行肃清反动势力残余和恢复秩序的工作。匈牙利人民在同反革命势力的严重斗争中终于获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世界进步人类都为匈牙利人民的这个伟大胜利而感到庆幸。(附图片)
195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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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呢?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一)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这类事件在最近时期发生得比过去为多,有一些临时性的原因,但是这种现象决不应该认为只是暂时的。从根本上说来,在人民推翻了共同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整个地说来,存在着广泛的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响导。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根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群众一般是拥护他们的领导者的。但是这不是说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没有矛盾。必须了解,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消灭了过去的矛盾,但是它本身又包含着新的矛盾。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露出来了。人民群众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他们容易着重于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建设中的困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他们一般地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各部分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这两部分人之间是必然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是根本一致中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但是从根本的性质说来,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属于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经验证明,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地都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一般地说,为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地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这类事件,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事实上,凡是我们的工作 作得较好、对群众的联系较好、群众的觉悟较高的地方,这类事件就很少发生。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
    党对于这种现象,必须从全面的认识出发,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从最近情况看来,不少地方和部门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者对待这类事件的方针和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官僚主义和工作中的错误是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而且往往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至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结果。为了从根本上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而在发生事件后避免采取错误的方针和办法,中央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引起全党注意和统一全党认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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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为什么没有?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49〕
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二九六各号◇216◇
让我举出一个总的数字,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无产阶级国家究竟在工人保险事业上花费了多少钱。受保险的工人总数,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六百七十万人,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七百万人。从企业工资基金中拨充保险费的平均数额,在一九二四—一九二
五年度占百分之十四点六,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百分之十三点八四。拿经费的总数来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四亿二千二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五亿八千八百万卢布。再说明一点也许不是多余的,就是在去年所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中还有七千一百万卢布存放在社会保险基金会里。
在农民方面,农产品的增加,自然不能不使农民物质状况得到改善。
从我们计划机关的材料可以看出,农民个人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高于城市居民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农民已经吃得好些了,他们为进行生产和个人消费而留下的农产品的比重比去年大得多。

——托洛斯基民主?

——斯大林独裁?

——托洛斯基分子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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