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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是否需要争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现在党内正在自上而下展开一场反对一切争论的激烈斗争。《真理报》撰文指出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是谁都没有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能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什么是争论?争论就是党对其所面临的而且在党内有分歧的那些问题进行讨论。党能否不经讨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如果不应由党解决这些问题,那又有谁会替它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就在这一点上:谁能为党、替党、背着党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真理报》以及反对争论的演说家们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由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解决了。但问题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十个月了。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农村是富农的影响增加了的还是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影响增强了。在四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工业是超前了还是落后了、工资收入的提高是和国家福利的总体增长同步还是滞后。
  在七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苏维埃中是无产阶级的影响增强了,还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分子的影响由于富农实力的扩大和工业落后而增强了,结果使无产阶级、雇农贫农和共产党的影响削弱了。
  非常明显,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彻底解决。争论要受到生活的检验。应该考虑到最近一年内积累的那些事实,以便党能在成熟讨论的基础上对所有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决定。
  如果不是党还有谁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些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问题。必须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全部经验进行检验。除了党又有谁能检验这一经验呢?如果在党内出现了严重深刻的分歧,那么除了代表大会又有谁能解决它们呢?而如果党在代表大会之前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讨论,那么代表大会又如何能解决它们呢?全面讨论即是争论。
  当然,争论有其消极方面。争论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际工作。但是问题关系到应该按照什么路线开展整个实际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使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加强,能保障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取得优势的实际工作。如果分歧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发生的,那么下述说法,即干点实际工作,不要讨论按照什么路线开展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就是荒谬的。
  每一个党员都不得不考虑的这些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这些问题就是:
  1.最近一年内整个国民经济向前迈了一步。工业发展了。国家总的富裕程度提高了。但实际工资与去年秋季相比降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继续高于工资收入增长,这是否会有危险?这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社会影响在降低。要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2.国内的商品荒说明工业拿不出必需数量的产品来交换农业的剩余商品。由此产生了所谓比例失调,即工业品数量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以及在四月全会上争论过这种比例失调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的问题。今年秋天的事实表明比例失调扩大了。这说明尽管工业向前发展了,但还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这表明国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是增大了,而是减小了。这正是实际工资在这一年减少而不是增加的原因。党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没有,没有讨论过。能推辞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不能。当然,无论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还是四月全会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全党必须执行的回答。但是党所作的决定必须经过生活的检验。党考虑到了这一检验。如果在党内或在党中央委员会里产生分歧,党就对这些分歧加以讨论并作出人人必须执行的决定。对其他所有问题也是这样。这些问题结成了一根链条。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社会主义积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积累;工资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这说明无产阶级的经济作用增长不够快甚至相对降低。而这不能不对政治有所影响。最近的苏维埃选举表明无产阶级及其在农村的可靠支柱——贫农——的政治比重有些下降。能说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吗?不能,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些具有非常意义的新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评价不一,包括在中央委员会里也有分歧。谁能作出决定?党的代表大会。
  可以说中央委员会的少数应该服从多数。这毫无异议。可以认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破坏了纪律。可以因此对他们进行处分。但这不应取消关于党的代表大会的问题。问题是为了让党能以新事实、新经验来检验自己以前的决定。认为危险不是来自富农、而是来自对这一危险提出警告的那些人,这对吗?向左开火,即反对那些提醒注意工业落后、注意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的政治比重下降和贫农在农村中的力量减弱等等的党员,这对吗?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的总路线。今年有大量事实来检验这一路线。谁能进行这一检验?怎样进行?如果党不倾听有争议的观点,拒不作出自己的决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如何能作出其决定呢?
  所有不幸都在于一些同志——包括《真理报》编辑部——认为有人可以作出决定而不用通过党。他们说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这其实简直就是说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在出现分歧时究竟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没人给我们任何回答。
  争论真的有危险吗?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争论。如果工人支部要讨论一下为什么工资在经济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反而降低的问题,这有危险吗?如果工人支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倾听中央委员会多数以及反对派的意见,这有危险吗?任何危险都没有。只是这些意见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陈述,调子要适当,要从各个方面加以阐明,要向全党提供必要的文件、数字、不要让任何人蒙在鼓里。如果在报刊和会议上进行那种无休止的、激烈的、单方面的、愈来愈演变为对反对派的直接谩骂和诋毁的争论,并且对党隐瞒陈述了反对派观点的主要文件,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的争论才是危险的。它毒化党的舆论,破坏党的统一。
  《真理报》说争论导致脱离实际工作。但争论终归在进行,况且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从未间断。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出版小册子,制定反对反对派的决议。同时,反对派的真实意见和建议被肆意歪曲。不给反对派表白的权利。现在从上面又发起一场争论,声称不需要争论。出现了一种新理论,认为有争议的问题可以不经党内讨论而解决。就这一题目展开了激烈的、单方面的争论。党为此白白耗费了巨大精力,而没有从实质上去讨论工资收入因何降低、切尔文卢布的购买力因何跌落、富农在农村的影响因何快于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等问题。对专政构成威胁的正是这些事实,而决不是在党内对这些事实的讨论。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保障党的正确争论方针。谁想避开争论,谁就是想避开党。谁也不能替党解决问题。应该辩论的不是关于争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的那些重大问题。
列•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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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现在党内正在自上而下展开一场反对一切争论的激烈斗争。《真理报》撰文指出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是谁都没有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能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的意见分歧
斯大林
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的讨论会〔4〕上,托洛茨基在他的结束语中反对把政治因素加进关于工会的争论中去,断言这和政治毫不相干。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在这里是根本不对的。未必用得着证明,在工农国家里,没有一项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决议,特别是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决议,可以不在一定方面反映国家的政治状况而被通过。并且一般说来,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是可笑的不严肃的。正因为如此,对每一项这样的决议必须预先也从政治方面来评价。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现在可以认为已经证实,托洛茨基所领导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已经被运输工会中◇11◇央委员会的实践推翻了。托洛茨基领导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并通过它去影响其他工会,本想活跃和振兴工会,吸引工人参加恢复工业的工作。可是事实上他得到了什么呢?
他得到的是:同工会内部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冲突,大多数工会同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分裂,组织到工会中的工人“下层”痛恨“专员”。换句话说,不但没有使工会振兴起来,而且连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开始瓦解了。毫无疑问,如果把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搬到其他工会里去,那末那里也会出现同样一幅冲突、分裂和瓦解的图画。结果工人阶级中就会产生涣散和分裂。
工人阶级政党能不顾这些事实吗?能不能断定说,我国工人阶级团结在统一的工会中或者分裂成不同的互相敌对的集团,这对我国的政治情况来说都是一样呢?能不能说,在估计对待群众的方法问题上政治因素不应当起任何作用,说这同政治毫不相干呢?
显然不能。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同它联盟的各共和国现在约有一亿四千万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要管理这样的国家,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得到工人阶级牢固的信任,因为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并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领导这样的国家。但是要保持和巩固大多数工人的信任,就必须不断发挥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自动精神和主动性,必须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断教育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吸引他们参加共产主义经济建设事业。◇12◇
用强迫和从上面“整刷”工会的方法来实现这个任务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些方法会分裂工人阶级(请看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会引起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此外,不难理解,采用强迫的方法一般说来既不能发挥群众的自觉性,也不能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显然,只有用“工会内部无产阶级民主的正常方法”,只有用说服的方法,才能完成团结工人阶级、发挥他们的自动精神和加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的任务,为了发动全国去同经济破坏作斗争,这种信任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
可见,政治也是赞成用说服方法的。
一九二一年一月五日
载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真理报”第十二号
署名:约•斯大林◇13◇

——《真理报》撰文指出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真理报》撰文指出是什么样的争论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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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什么是争论?
争论就是党对其所面临的而且在党内有分歧的那些问题进行讨论。党能否不经讨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如果不应由党解决这些问题,那又有谁会替它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就在这一点上:谁能为党、替党、背着党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托洛斯基:讨论

——与托洛斯基能讨论吗?

关于党的任务
(在有小组长、争论俱乐部成员和支部委员会委员参加的俄共(布)红色勃列斯尼亚区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日)
第二种极端看法表现在争论的范围问题上。
这就是有些同志竭力主张无限制的争论。他们认为讨论问题是党的工作的全部,而忘记了党的工作的另一方面,即要求实现党的决议的积极的方面。至少腊德津的短文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腊德津企图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来论证无限制争论的原则,说托洛茨基似乎讲过“党是思想一致者的自愿联盟”。
我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找过这句话,但是没有找到。托洛茨基未必会把这句话当做党的定义的完善公式说出来,即使他说过,也未必说到这里就完了。党不仅是思想一致者的联盟,而且是行动一致者的联盟,是在共同的思想基础(纲领、策略)上进行斗争的行动一致者的战斗联盟。我认为这样援引托洛茨基的话是不对的,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是最爱强调党的工作的积极方面的中央委员之一。因此我认为腊德津的定义应该由他自己负责。这个定义会引起什么后果呢?会引起下面两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或者是党堕落成为宗派、哲学学派,因为只有在这种狭小的组织内才可能有完全的思想一致;或者是党变成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永远讨论,永远议论,直到形成派别,直到分裂。
这两种可能性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党都是不能接受的。正因为如◇301◇此,我认为讨论问题是必要的,争论是必需的,但是,争论一定要有范围,以便防止党这个无产阶级的战斗部队堕落成为争论俱乐部。
同志们,在我结束我的报告的时候,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走这两种极端。我想,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两种极端看法,老老实实地坚决贯彻中央早在今年九月规定的关于党内民主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改进我们党的工作。
(鼓掌)
载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真理报”第二七七号◇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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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真理报》以及反对争论的演说家们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由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解决了。但问题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十个月了。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农村是富农的影响增加了的还是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影响增强了。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
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四二〕会议上的演说)
七 关于近几年来党的政策的几个最重要的总结
现在我们来谈谈最近两年来我们党的路线问题,来检査一下这条路线,来评价一下这条路线。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说,我们党的路线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来看事实吧,来看我们政策的四个基本问题并从这些问题上来检查一下最近两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我指的是这样几个重大问题:农民问题,工业及其重新装备问题,和平问题以及全世界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问题。
关于农民问题。
两三年前我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你们知道,那时我们农村的情况是困难的。人们不是经常承认我们乡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和一般农村工作人员,并且常常对他们采取恐怖手段,常常用枪来对付农村通讯员。有些地方,特别是边远地区有土匪骚扰。而在格鲁吉亚这样的地方甚至还有暴动〔四九〕。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富农得势,中农团结在富农周围,贫农则分离涣散。农村生产力提◇169◇高得非常缓慢,部分耕地完全荒芜,播种面积约为战前的百分之七十至七十五,这种事实特别严重地影响了国内形势。这是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以前的情况。
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中农做某些让步,以期较迅速地推进农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业中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推进孤立富农的工作。在我们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企图破坏党的这个政策,提议用一种实际上是剥夺富农的政策、恢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来代替这个政策。实际上这是重新在农村中燃起内战的政策。党击退了反对派的这次进攻,批准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各项决定,赞同活跃农村苏维埃的政策,并提出工业化的口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口号。党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和孤立富农的路线。
党这样做获得了什么成就呢?
党获得的成就是:安定了农村,改善了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使贫农组织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使富农进一步孤立、使千百万个体农户逐渐被国营机关和合作社机关所掌握。
安定农村是什么呢?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土匪骚扰和农民暴动的情况之下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在我们的播种面积扩大到战前的规模(百分之九十五)了,农村安定了,同中农的联盟建立了,贫农或多或少组织起来了,农村苏维埃巩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农村中的威信提高了。◇170◇
这样,我们就创造了能够向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继续进攻并保证今后在我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
这就是两年来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成就。
由此可见,我们党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的政策是正确的。

——托洛斯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农村是富农的影响增加了的还是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影响增强了。

——斯大林: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企图破坏党的这个政策,提议用一种实际上是剥夺富农的政策、恢复贫农委员会的政策来代替这个政策。实际上这是重新在农村中燃起内战的政策。

——斯大林:党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和孤立富农的路线。

——谁消灭富农?

——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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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富农政策。

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右倾危险
同样,党在主观力量加强与工作布置上,也还有严重的缺点:一般的说各地吸收产业工人入党还不努力,引进新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做得很少,支部不做群众工作,全国至今尚没有真正一产业的阶级工会和雇农工会(仅浏阳有一区有),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除上海外尚没开始。在地区上说,全国工作的配合,长江下游缺乏重工业工人运动之加重,士兵运动软弱,尤其浙皖工作没起,与农村富农路线领导,是最严重问题,长江上游最严重的是交通工人中工作太弱,士兵工作少主观上加强,农村中地方观念,保守倾向,尚普遍于湘,鄂,豫,等省,城市工作,在湘赣等省缺乏配合,南方的缺点,首在没有反帝,和海员工作的进步,中心区域(如广东中路,广西梧柳)工作不够,士兵工作少有办法的进行;北方的工作以铁路矿山工运中的党员黄色倾向为最严重,次之便是农村斗争没有坚决发动和领导,士兵运动尚有重视军官的错误倾向,山东山西的工作又还没有恢复和发展起来;满洲工作是后起的,最主要的缺点是反日和重工业工人中的工作不足,与沿铁路的农村和中心军队中的工作一般缺乏。在倾向上,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倾向,城市黄色倾向,农村富农路线,干部中留恋旧的基础与调和倾向是目前政治上组织上最右倾的表现。因此党在目前,若不坚决的执行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若不努力的加强党的主观力量,若不适当的配合和联系各中心省区的工作,若不无情的肃清党内右倾的政治思想与组织观念,则直接革命形势还会因之延缓,即或一省或几省的暴动形势首先成熟,革命也还会遇到挫折的。

——周恩来这个实际负责人在上海干什么?

——上海有工人武装吗?(工人武装的组织和训练除上海外尚没开始。)

——周恩来:特科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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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掌握了工农政权

——王明:工农政权

——富农反抗

——王明:消灭反抗的富农

——不正确?

——武装革命,难道不应该消灭反抗的富农?

——斯大林:这是内战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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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干什么?

——消灭中农。

——周恩来:这是王明干的。

072) 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主席
(一九三三年)
四、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七月查田运动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虽然在中央局的决议上早已明白的写着:“必须特别注意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维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们的处置与策略,必须获得他们的赞助与拥护。每一个贫农团与苏维埃的决定,必须是在一村或一屋的群众会议上得到中农群众的拥护,一切中农群众呼声,必须注意听,并须严厉的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在八县大会的决议上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联合中农应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做起。”“在查田的开始,应普遍宣传苏维埃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政策。”在查田过程中,应审慎决定。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错。但是这样的指示,并没有为许多地方的同志所注意。瑞金城区查田,一起始即按亩去查,查得中波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份,他们请求改变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推上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
——毛主席为什么是孤立富农?

——瑞金是不是邓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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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工业是超前了还是落后了、工资收入的提高是和国家福利的总体增长同步还是滞后。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
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四二〕会议上的演说)
七 关于近几年来党的政策的几个最重要的总结
关于工业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一个新兴的国家,如果没有外援,不借外债或不掠夺其他国家和殖民地等等,就不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般道路。
英国过去发展工业的方法,就是几百年来榨取各国、各殖民地的脂膏,把掠夺来的财富投入本国的工业。德国最近兴盛起来,是因为它从美国借到了几十亿卢布的债款。
但是这些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我们都不能走。掠夺殖民地是我们这个政策所不容许的。借债呢,谁也不借给我们。我们唯一可走的就是列宁指示的一条道路:靠内部积累来发展自己的工业,重新装备自己的工业。反对派一直在说泄气话,说内部的积累不足以重新装备我国的工业。还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中央全会上,反对派就武断地说,我国内部的积累是不足以把重新装备工业的工作向前推进的。那时反对派预言我们会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两年内把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两年来,我们投入本国工业的资金达二十多亿卢布,——这是事实。这些投资足以推进重新装备我国工业的工作和国家的工业化,——这是事实。我们已经做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发展了我国的工业,我们开始重新装备我国的工业,我们是靠自己的积◇171◇累推进了这个工作的。
这就是我们在重新装备我国工业问题上的政策的成就。
只有瞎子才会否认我们党在这方面的政策是正确的。
关于对外政策问题。就我们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关系方面来说,维护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目的。我们在这方面获得了什么成就呢?我们获得的成就是把和平保卫住了,不管好歹,总算保卫住了。我们获得的成就是尽管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尽管有资本主义政府的敌对活动,尽管有北京〔五〇〕、伦敦〔五一〕、巴黎〔五二〕的挑衅,——尽管有这一切,我们还是没有上挑衅的当并把和平事业保卫住了。
尽管季诺维也夫等人屡次预言要有战争,我们还是没有战争,——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歇斯底里叫嚣所无力推翻的基本事实。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和平的条件下才能以我们所希望的速度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知道,关于战争的预言,在我们这里有过多少次呵!季诺维也夫曾预言今年春天我们将有战争。后来他又预言今年秋天很可能爆发战争。可是现在已经快到冬天了,战争还是没有发生。
这就是我们的和平政策的成就。
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些成就。
最后,第四个问题——关于全世界共产主义力量的状况问题。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共产党在全世界(从中国到美国,从英国到德国)日益发展。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资本主义危机的因素是在增长而不◇172◇是在减弱。只有瞎子才会否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我们国内政策的成就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共产国际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和威信正在不断增长。
最近两年来我们党在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四个基本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的成就就是如此。
我们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表明了什么呢?除其他一切而外,它所能表明的正是我们的反对派的政策的完全破产。

——刚刚有了起色的苏联经济

——谈工业是超前了还是落后了

——这是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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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的提高是和国家福利的总体增长同步还是滞后?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49〕
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二九六各号◇216◇
让我举出一个总的数字,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无产阶级国家究竟在工人保险事业上花费了多少钱。受保险的工人总数,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六百七十万人,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七百万人。从企业工资基金中拨充保险费的平均数额,在一九二四—一九二
五年度占百分之十四点六,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百分之十三点八四。拿经费的总数来看,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为四亿二千二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度预定为五亿八千八百万卢布。再说明一点也许不是多余的,就是在去年所规定的社会保险基金中还有七千一百万卢布存放在社会保险基金会里。
在农民方面,农产品的增加,自然不能不使农民物质状况得到改善。
从我们计划机关的材料可以看出,农民个人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高于城市居民消费量增长的百分数。农民已经吃得好些了,他们为进行生产和个人消费而留下的农产品的比重比去年大得多。

——这是同步还是滞后?
  
  
  

 
 
顶端 Posted: 2017-08-06 05:17 | 8 楼
renbing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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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建立,生活水平与帝国主义国家生活水平根本不能相比

——社会主义如何生存?

——人人有工作

——人人有饭吃

——社会主义制度,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周恩来跃进、跃进再跃进

——周恩来:积累率40%以上。

——周恩来提高人民生活?
  
  
  

 
 
顶端 Posted: 2017-08-06 05:19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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