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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是否需要争论?》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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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在七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苏维埃中是无产阶级的影响增强了,还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分子的影响由于富农实力的扩大和工业落后而增强了,结果使无产阶级、雇农贫农和共产党的影响削弱了。

——在苏维埃中是无产阶级的影响增强了,还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分子的影响由于富农实力的扩大和工业落后而增强了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49〕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二九六各号◇216◇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斯大林
(十二月十八日)
五、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三个口号
问题的理论方面就是如此。而问题的实践方面却是这样:在我们实现了十月革命,赶走了地主并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很明显,我们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已经使俄国多少中农化了,现在中农在农村中占了多数,虽然那里存在着分化过程。
分化过程当然是存在着。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在现阶段上,情况不能不是这样。但是分化过程是缓慢的。不久以前,我读过两本手册,一本似乎是由中央宣传鼓动部出版的,另一本如果我没有弄错,是由列宁格勒组织的宣传鼓动部出版的。如果相信了这两本手册,那就会得出如下的情况:在沙皇时代,我国的贫农约占百分之六十,而现在则占百分之七十五;在沙皇时代,富农约占百分之五,而现在则占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在沙皇时代,有若干中农,而现在则少了一些。我不愿使用激烈的字眼,但是我必须说,这些数字比反革命还要坏。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虑问题的人怎么能开这◇271◇种玩笑,并且还把它刊印出来,还刊印在手册上呢?我既然是一个中央委员,当然也要对这种前所未闻的谬误负责。既然在沙皇时代实行了培植富农的政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存在着土地集中(它特别加剧了分化过程),既然当时的政府是竭力促进分化过程的政府,而贫农终究不过是百分之六十,那末,在我们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时代,土地私有制已经不存在,就是说土地已经禁止买卖,因而存在着阻止分化的障碍,而且我们实行过一两年剥夺富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剥夺富农的一切方法,我们实行着一种阻碍分化过程的特殊的信贷和合作化政策,——试问,在有这种种障碍的条件下,我们这里的分化过程怎么还会比沙皇时代更加剧烈?富农和贫农怎么还会比以前更多呢?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呢?
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笑声)

——托洛斯基:消灭富农

——斯大林:孤立富农。

——托洛斯基分子:斯大林血腥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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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非常明显,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彻底解决。争论要受到生活的检验。应该考虑到最近一年内积累的那些事实,以便党能在成熟讨论的基础上对所有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决定。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毛主席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
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

——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

——托洛斯基接着是什么?

——新经济的良好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周恩来是什么?

——公私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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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斯基:争论要受到生活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2版()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实际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公认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制订自己的路线时,当然要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出发,依据革命理论的指导并且加以论证。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对于澄清被“四人帮”搞得非常混乱的理论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规律”,胡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就会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象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正是由于它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理论所以重要,就是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论证的根据。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概括起来的,它们被长期的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不能离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或少数国家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是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实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这个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革命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的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这是因为,《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新发现的历史事实,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说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从来对思想理论问题采取极其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他总是要让他的著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以后再来编定他的选集”。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页)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关于哲学,毛主席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果只有几篇原有的哲学著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那是不行的。实践、生活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生活之树是长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观点,也就是真理发展的观点。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已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为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毛主席指出:“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又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终完成,就是承认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的认识可能犯错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凡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东西,就应当改变,不应再坚持。事实上这种改变是常有的。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实践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确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
(原载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
1978-05-12

——托洛斯基是不是走资派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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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如果不是党还有谁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些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问题。必须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全部经验进行检验。除了党又有谁能检验这一经验呢?

——党解决问题

——党用什么来解决问题?

——共产党: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

——托洛斯基:生活的检验。

——托洛斯基:除了党又有谁能检验这一经验呢?

——邓痞子:从此不用看群众脸色了。

——洗净姘: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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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民主集中制

——两者是不同的

【1930年9月16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草案。起草人瞿秋白报告说:第一,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第二,中央在策略上有相当错误,主要是对工农斗争力量的估量、红军力量的配合,犯有冒险主义的危险。
【1930年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宣读中央工作大纲,获会议通过。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草案时说:指出政治罢工是中心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唯一的战略。北方同志对于矿工工作,以为或是暴动或是惨败,中间没有其它的余地,而不注意日常斗争,应注意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罢工。会议酝酿三中全会的补选问题,决定补选毛泽东、顾顺章、李维汉、温裕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发言中总结组织南京、武汉等地暴动的教训,说:我们对于策略的决定与分析,有时离开了辩证观点,因此也可走到抓住一方面的可能而掩盖了全部的危险。过去对于速度与程度有过分的估量,策略上也有错误。我同意指出这一点,给全党以教育。
——周恩来年谱

——这是周恩来的民主集中制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托洛斯基是哪一种?

——托洛斯基:除了党又有谁能检验这一经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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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如果在党内出现了严重深刻的分歧,那么除了代表大会又有谁能解决它们呢?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托洛斯基:党的代表大会解决。

——周恩来:政治局决定

【1973年12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命令草稿。次日,再召集政治局成员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部分人员讨论修改军委命令稿。 △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
【1973年12月2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并注明此通知可下达到党内外群众。
——周恩来年谱

——毛主席八大军区调整?

——毛主席起用邓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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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而如果党在代表大会之前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讨论,那么代表大会又如何能解决它们呢?全面讨论即是争论。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49〕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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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斯大林
(十二月十八日)
同志们!最近两星期以来,你们已经听过好几位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关于中央委员会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报告;报告都是很长的,基本上无疑都是正确的。我认为重复这些报告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我想这种情况减轻了我在这里的任务,因此我认为只谈谈有关我党中央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的一些问题是比较好的。

——斯大林:最近两星期以来,你们已经听过好几位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关于中央委员会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报告

——托洛斯基是准备如何讨论?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托洛斯基是如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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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当然,争论有其消极方面。争论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际工作。但是问题关系到应该按照什么路线开展整个实际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使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加强,能保障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取得优势的实际工作。如果分歧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发生的,那么下述说法,即干点实际工作,不要讨论按照什么路线开展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就是荒谬的。

——托洛斯基:每年工业投资20亿卢布,不包括国防预算

——斯大林:两年工业投资20多亿卢布

——结果是明显的

——党代表大会支持斯大林的意见

——托洛斯基:那么下述说法,即干点实际工作,不要讨论按照什么路线开展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就是荒谬的。

——托洛斯基要争论什么?
  
  
  

 
 
顶端 Posted: 2017-08-10 05:14 | 17 楼
renbing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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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争论吗?

——不争论

——周恩来:计划14%增长

——周恩来:实际19%

——1959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上――粮食1万亿斤?

——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

——1959年9月,超过30%是特大跃进。

——这是已经减下来的指标。

——周恩来吸取了托洛斯基失败的经验

——不争论

——撇开中共中央,自己干。
  
  
  

 
 
顶端 Posted: 2017-08-10 05:18 | 18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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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扭转了庐山会议?

——周恩来

——庐山会议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公报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经过今年上半年再三核实,过去发表的一九五八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
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丰收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农业统计机关由于对这个空前大丰收的产量估算缺乏经验,在多数情况下是估得多了;同时由于对秋季大丰收缺乏适当的劳动力安排,割打收藏的工作进行得有些粗糙。经过核实,一九五八年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五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棉花实际收获量为四千二百万担,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显然,这是巨大的跃进。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原定的今年粮食和棉花的计划指标,就需要加以调整。同时,去年生产的一千一百零八万吨钢中,有三百零八万吨是土法生产的、合于农村需要的“土钢”;由新式设备生产的、合于工业需要的钢(即所谓“洋钢”)的产量为八百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九点五。鉴于今年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紧张,所有土钢的生产,建议由各地方按照具体情况自行决定,自产自用,不再列入国家计划。煤的产量也决定作相应的调整。
因此,八届八中全会认为,今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应该作如下的调整:钢的产量为一千二百万吨;煤的产量为三亿三千五百万吨;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一九五八年核实产量的基础上,各增产百分之十左右。全会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些指标,提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核批准。

——全会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些指标,提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意见,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核批准。

——周恩来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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