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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赵家五毛老田:林毅夫教授的“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下)

老田:林毅夫教授的 “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下)
老田 • 2017-08-15 • 来源:乌有之乡 5.
林毅夫的学术造假在美国被彻底揭穿,但是他在中国秋毫无损。这说明林毅夫的理论努力,在中国也存在着理论之外的巨大价值,由此才会得到强势群体的无原则扶持
四、以本质论代替机制研究的中特主流经济学方法在本质论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机制研究的视野,早期西方主流经济学对集体农业的机制研究方法,是考察各种投入要素诸如土地、劳动力与农作物生产过程的结合状况,解释各种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林毅夫的学术造假在美国被彻底揭穿?

——这是哪一年?

——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

——林毅夫吃香得很

——赵家五毛老田是不是一个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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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林毅夫教授的 “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下)
老田 • 2017-08-15 • 来源:乌有之乡 5.
在美国马罗立这个自称外行的外国人眼里,基于他在中国走马观花得到的结论是:一方面存在着海量低工资劳动力,一方面是巨大的抗旱除涝潜力。马罗立的这个印象和对比,实际上就是林毅夫在讨论比较优势时,最为重视的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之间的机制对应关系:如何以最为丰富与可得性较强的资源,去啮合最急迫的发展目标。马罗立的观察视野,实际上就是中国合作化起步时期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资源禀赋(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农业的增产和稳产目标,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一种合适的制度中介,去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实现增产稳产目标。

——马罗立是外行?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
[摘要]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随着近代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终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将赈灾作为其事业的一部分,将西方救灾思想和理念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华洋义赈会(全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就是在西方救灾思想影响下的中西合作组织。它诞生于风雨如磐的20世纪20年代初,终结于40年代末,是由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新兴力量联合筹设的一个专业性救灾组织,对近代中国救灾事业和乡村建设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一、参与创办救灾组织
  华洋义赈会作为一个专业性救灾组织,其成立是与传教士的努力分不开的。1920年,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5省发生严重旱荒,灾民2000多万,死亡50万。成为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荒之一。面对此次大�奇灾,被连年内战搞得狼狈不堪的北洋政府已失去除恶扬善、整合社会的能力,于是传教士与社会新兴力量,自发地行动起来,承担起了向由政府担负的救灾责任,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华洋义赈。
  1920年9月7日,北京《晨报》报道了一名传教士所见的北方旱象。消息见报后,传教士马上与旅京北五省人士和商民等行动起来,成立救灾组织。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艾德敷(D.W.Ed-wards)与梁士诒、张福荫、张述先等人,发起成立“华北救灾协会”。在上海,美国圣公会上海教区主教郭斐尉(F.R.Graves)与沪上名人唐绍仪、施则敬、陆费逵、孙仲英诸君,邀集在沪中外绅商,组织华洋义赈会,公推王一亭为临时主席,朱葆三和郭斐尉为干事长。在天津,天津华北华洋义赈会于9月28日成立,推定华洋会长各一人,华会长为吕海寰,洋会长为传教士福开森,总干事是章元善。根据灾后出版的一份报告统计,参与本次救灾的外籍人士有来自美、英、法、德、意、加、俄、奥和北欧的瑞、挪、丹、芬等国800多人,其中至少有650人为在华传教士。
  鉴于灾荒经常发生,而民间救灾组织或慈善组织,常常灾来救灾,灾后解散,缺乏专业性与持久性,无法充分发挥防灾救灾功能,因而参与救灾的中外人士有一个共同意愿,即建立一个专业性、常设性救灾组织,以推动民间救灾防灾事业的发展。1920年9月,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副会长汪大燮、熊希龄,邀请在北京并直接参与救灾的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美国人贝克、慎昌洋行经理法克逊、基督教青年会格林、英国使馆医官德来格、中国银行副经理灵克司等,商议组织中外联合救灾组织。为使组织早日成立,熊希龄与汪大燮提议先联合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华北救灾协会及华北救灾急赈会。共组联合救灾会。10月6日,由华北救灾总会与万国赈灾会合组之“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后改称“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正式成立。华北救灾协会负责人、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艾德敷为总干事,全面负责会务工作。
  1921年9月,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召集上海华洋义赈会、天津华北华洋义赈会、山东华洋义赈会、河南华洋义赈会、山西华洋义赈会、汉口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湖北分会代表,齐聚北京,商讨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救灾机构。11月16日,“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梁如浩为主席,河南华洋义赈会会长、河南圣公会主教怀履光(W.C.White)为副主席,艾德敷为华洋义赈会首任总干事,司库和委员华洋各半。会议决定以各地传教士为骨干,参与实际的组织和分配救济物资等工作,其中以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占主导地位。
  对于传教士参与创办华洋义赈会从事救灾活动,应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是出于基督教“行善积德”的宗教诉求,是基于传教士所处角色的使命感。从“上帝之爱”的真诚信念出发,传教士希望通过自己的善行来向世人验证基督福音,告之于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将人们从苦难、罪恶和绝望中解脱出来。二是作为引人人教的手段。美国传教士倪维思在1877年7月写给美国的报告中说,在山东放赈之后,出现了一个加入教会的高潮,在一年之内新增教友不下一千数百人。李提摩太也认为救济工作是一种理想的传教手段,他说:“因为我在灾民中发放赈款,对于广大的民众是一个可以使他们信服的证据,证明我的宗教是好的。”他一面发放赈款,一面手持“祈求真神”牌传教,在一年之内招收了2000名教徒。
  二、组织乡村调查
  传教士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调查之风,促进了中国救灾事业的发展。要科学地救灾,就需要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相当清楚的认识。“中国是一个缺乏可靠统计的国家”,很多结论是从偶然观察而来,而不是通过“表格向一家家的农人去调查”来取得,结果防灾方法也就难以有的放矢。华洋义赈会成立后,开启了近代中国农业调查之先河,而这一工作的早期推动者和实施者就是戴乐仁(J.B.Tayler)和卜凯(John Lossing Buck)。为研究灾害成因和中国农村经济状况,1922年6月,华洋义赈会出资,委托在燕京大学任教职的戴乐仁负责,抽调9所教会大学的61名学生到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浙江的240个村庄从事社会调查。学生将调查提纲分别散发给所调查县的县长、村长和农户。调查内容涉及人口(包括人口密度、年龄和性别的分布、出生率和死亡率、迁移情况等)、家庭规模和构成、住房、土地(包括土地的大小、产权和改良)、当地工业、家庭收入来源等。这次调查结果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为名发表在1923年和1924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w)上。由于调查是暑期进行的,天气炎热,洪水多发,加上各地土匪猖獗及食物短缺等原因,使有些县份调查没有如期完成。尽管如此,这次调查还是为华洋义赈会制定切实的救灾思想和方法提供了科学依据。如在收入调查一项中,发现农户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的占44.9%,其中以河北省遵化、唐县、邯郸、冀州四县比例最高,平均为61.99%。农村金融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多余的资金并没有用来满足小农对资金的饥渴,而城市商业银行又不愿与单个小农进行商业贷款,结果小农资金匮乏,很多农户用高利贷来弥补资金匮乏,愈发使小农处于负债的无底洞中。上述调查结果,使华洋义赈会将信用合作作为未来防灾工作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戴乐仁负责的乡村调查尚留下些缺憾,那么在同一年开始并持续了数年之久的卜凯所组织的 调查,不仅弥补了戴乐仁调查的缺憾,而且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卜凯是在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推动下来到中国的。他于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2年在金陵大学任教期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县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在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县近16786家农户。这些调查结果成就了他的《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根据卜凯的调查,中国农户“农具数目不多,田场面积很小,工作效能不大,而所种的作物与所用的方法,又泰半倾向于粗放方面。因此田场利润当然很低。”除大田场资本与劳力效能较大外,“一般田场很显明的都缺乏资本,低利息的流通金融,确是今日中国农人的急切需要之一”。通过调查,卜凯对中国灾荒成因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他认为:“由于人口过密,结果田场太小。尤其是在常被水旱虫灾的地方,备荒的存粮数量不多,农村人口在作物有中常产量的时候,都还够吃,但是一遇到荒年,尤其是怕的接二连三的荒年,除最富者以外,都有冻馁之忧。同时灾况因金融、贩卖与运输的不便而益重。金融、贩卖与运输的便利,有使田场企业扩大的可能,举办水利工程,固然能将损失极大的水患防止,而从事造林,亦能减低冲刷,使泥沙不至于淤塞河道而形成水灾。不过在水利工程与造林事业未发达之先。还要以金融与交通为减低灾荒程度最佳的良剂。”
  卜凯的调查结论与戴乐仁的异曲同工,都发现了农村金融问题的严重性,这再一次为华洋义赈会进行信用合作提供了佐证。卜凯和戴乐仁都认为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人等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问题,因此解决之道,是广义技术层面改良。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在20世纪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就反映了对于农村问题的不同观点。
  三、分析灾荒成因
  灾荒的发生,表面上看是一种灾害性自然天象。事实上,灾荒的发生范围和危害程度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生态相关的。来自美国的传教士马罗立(Walter H.Mallory)在华从事救济事业数年,自1922年到1926年任华洋义赈会执行委员,并担任华洋义赈会第二任总干事。通过多年救灾实践和深入观察思考,他在1926年出版了《饥荒的中国》(Chin:Land of famine)一书,在论及灾荒成因时,他从经济、自然、政治和社会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马罗立认为灾荒发生的经济原因在于中国农村信用事业见绌、森林缺乏和交通陋劣。信用事业见绌,一遇灾荒,农夫不得不借高利贷,“一到荒年,借钱的利率,就激增起来,有时往往增到百分之一百”,结果使小农愈加贫穷,抵御灾荒能力更低。对于森林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人也常常不注意,“即使有几个人已渐渐识透树木底价值而从事栽种,但其结果,多半是归于失败的。他们所栽植的树木。往往被邻居的农夫或凶残的军队,随时伐去,以供燃烧之用”。农村公路的严重亏缺使灾民逃生之路异常艰难,救济过程也费时费力。
  对于灾荒的自然原因,他着重论述了树木任意砍伐的后果。他认为,中国北部和西部山体多是裸露的,遇到暴雨,泥床就要被冲刷一层。树木任意砍伐后果尚不至此,“且使中国西、北两部的地方,日渐干燥起来;非但如此,还要愈趋恶劣地使现在全中国的肥沃地方,日渐变成和中亚细亚一般干燥的地方”。这是导致北方多旱灾的自然原因。
  灾荒的政治原因在于政府腐败和失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政治不良的时期里,往往有严重的水灾以为标识。因政府不时有分裂的现象,致使能实行的必要工作的责任,如河道的清淤、堤坝的加固和修筑等,也渐渐地减少了。”政府的不作为,除表现在对防灾设施的投入很少外,还表现在仅有的一点建设经费也常常挪用于购置军备或用于管理机关的开销或作他用,真正用于水利工程建设的寥寥无几。
  饥荒的社会原因在于合作精神缺乏,他认为中国已有的家族制度、利己思想和狭隘的地域观念阻碍了中国人合作精神的发扬,使得人们所有的忠心,“全部付于他们的家族,党派或公所,他们并不想到对于社会或国家,也有应尽的义务”。
  马罗立站在一名外国人的立场,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灾荒频繁发生的诸种原因。他的分析没有像“技术学派”那样,将灾荒原因简单归于广义的技术因素,也没有像“分配学派”那样,把问题笼统地归咎于政治和社会原因。他从经济、政治和社会及自然诸方面入手,尽管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就总体而言,分析可谓深刻而犀利,切中时弊,对于华洋义赈会“建设救灾”思想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可以说,华洋义赈会在成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将兴修水利、修建公路和提倡农村合作作为防灾的重点,是与马罗立的思想分不开的。
  四、设计救灾方案
  华洋义赈会与一般慈善组织在救灾方面有共同之处,即灾来先办急赈以救人性命为第一要务。不过,与一般慈善组织相比,华洋义赈会在“举办建设事业,预防天灾的发生”方面着力尤甚,这实际上反映了救灾理念的不同。传教士认为中国灾荒频发的原因之一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开始不停地宣扬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开始思考在中国倡导修堤筑坝、人口迁移、利用灾民修路架桥等预防性措施。当1920年灾荒发生后,美国红十字会鉴于中国政府软化和缺乏一个有社会公信力的组织与之合作,提出单独承担一项救灾任务。在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的协调下,美会承担了山东省津浦铁路以西的救灾工作。该会第一次在中国设计出以工代赈的救灾方案,即灾民要通过参与兴建或整修道路、桥梁、沟渠或其他一些公共设施的劳动,来获得救济款或救济粮。这种救灾方式在中国古代虽不乏先例,但并不盛行,更未作为一种主要救灾方式来实行。美国红十字会在这次救灾中首次将以工代赈作为主要救灾手段,起初并不为人所接受,“有人认为这种方式是虐待灾民,但是,行之一见成效,不久便被社会接受,认为是合理的,社会其他慈善机构也逐渐仿效这种做法”。华洋义赈会对工赈这种救灾方法给予首肯,认为以工代赈一方面使灾民通过计劳授食获得赈济,另一方面又兴办了公共工程,“既足保障田产,又足增加税收,能生财而非消耗”,达到救灾防灾目的。后来,以工代赈被华洋义赈会奉为科学救灾之不二良方。
  鉴于灾荒成因及救灾中过于注重均平赈济弊端,华洋义赈会第一任总干事艾德敷为组织定下工作目标:“急则治标,固未尝不可收效于一时;若夫治本之道,首在预防,而预防之法,又端赖建设。是以本会成立之初,即立倡建设救灾之议,欲以人力之建设,谋天灾之防卫,秉此主张,努力经营。”本此目标。他提出农业改良、造林植树、移民垦荒等宏伟计划。第二任总干事马罗立继承前任救灾计划,提出灾荒的经济救治办法是组织信用合作社。他说:“华洋义赈会早就窥透了中国设办乡村借贷事业的必要,它在经过了一番充分之研究后,已从西方诸国所得的经验中,获得了一个相当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并非别的,就是农村的借贷合作计划。”他认为灾荒直接救治之法是兴修水利,可以通过以工代赈对灾区水利设施进行修缮。他勾画了几项较大的防灾工程,包括陕西灌溉工程、在河北等省掘井和建立蓄水池工程、疏浚淮河工程、黄河治理工程等。若这一计划完全实施,将极大地提高这些省市的防灾能力,提高农业产量,改善当地农民的生存状况。1933年,华洋义赈会将上述救灾方案进一步明确:“本会办理急赈,应尽量用以工代赈,从事建设工程及短期低利贷款办法。本会之主要事工,即为继续提倡及实施各种预防灾害计划,计分以下两类:(1)筑路、灌溉、修堤、掘井、开垦、水利等建设工程事业。(2)办理信用、销售及购买合作社,改良农业方法,提倡家庭工业,以增加农民经济能力。”可以说,华洋义赈会从成立伊始,就倡导并实施“建设救灾”,使其成为民国“以科学方法,从事灾荒救济与预防之惟一机关”。这与传教士的救灾理念密切相关。
  卜凯在《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中,提出救济农村治本之策:发展都市工商业,吸纳农村过剩人口;控制人口数量,人多地少是导致农村贫穷的主要原因,“我们决不能说这被都市所吸收去的一点人口,就能对于农业现状有多大的救济。解决这个问题的永久方法,还在限制人口的增加”。治标之策是:集约化生产,包括育种、除病虫害、施肥、中耕以及其他集约方法的采用;改进交通、促进金融流通、建立良好的市场。卜凯提出的标本兼治的方法,抓住了中国农村凋敝及灾荒问题的要害,给华洋义赈会和民国乡村建设以重要参考。
综上所述,传教士在西方经济和文化扩张的特定历史时期进入中国,出于对中国农民困境的关注和扩展宗教影响的需要,他们将拯救落后的农村作为传教的一个突破口,与中国新兴社会力量一起联合组织华洋义赈会,组织乡村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分析灾荒成因并设计出针对性救灾防灾方案,将“建设救灾”思想融入华洋义赈会的实践之中,为民国的防灾事业和乡村建设运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传教士的参与下,华洋义赈会累计主持或参与修成新路3263公里,修理旧路2330公里,修建大型水利工程11项,支持冀鲁农村贷款掘井5727口,并在河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陕西、四川等省组织合作社或互助组,增强了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透过传教士对华洋义赈会防灾事业的贡献,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西方的救灾思想和理念,而这一思想和理念对于从闭关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可贵。
本文摘自中国论文网,原文地址:http://www.xzbu.com/7/view-1118001.htm

——马罗立是一个传教士

——传教士在中国干什么?

——调查研究

——马罗立是一个外行?

——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就反映了对于农村问题的不同观点。

——陈翰笙、钱俊瑞与传教士是什么?

——撰文批评

——陈翰笙、钱俊瑞与传教士是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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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罗立:一方面存在着海量低工资劳动力,一方面是巨大的抗旱除涝潜力。

——什么意思?

——当1920年灾荒发生后,美国红十字会鉴于中国政府软化和缺乏一个有社会公信力的组织与之合作,提出单独承担一项救灾任务。在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的协调下,美会承担了山东省津浦铁路以西的救灾工作。该会第一次在中国设计出以工代赈的救灾方案,即灾民要通过参与兴建或整修道路、桥梁、沟渠或其他一些公共设施的劳动,来获得救济款或救济粮。

——这是干什么?

——百度百科 田氏代齐
田氏代齐,也叫田陈篡齐[1]  。指中国战国初年陈国田氏后代取代齐国姜姓吕氏成为齐侯(齐威王始称齐王)的事件。《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讲述了姜齐以及田齐的兴衰史。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预言“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

——帝国主义传教士是比较优势?

——赵家五毛老田,马罗立是外行?

——帝国主义现在干什么?

——中国1亿多基督教徒

——帝国主义想干什么?

——与1920年代干的是不是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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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起步时期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资源禀赋(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农业的增产和稳产目标

——1953年,新中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大量剩余劳动力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1958年中国人民大跃进

——为什么?

——农具普及了

——大牲畜耕地

——农村劳动力剩余产生了

——毛主席:工农商学兵一体

——周恩来干什么?

——跃进、跃进再跃进。

——周恩来干什么?

——农村工业下马风。

——农村工业什么时候恢复?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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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林毅夫教授的 “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下)
老田 • 2017-08-15 • 来源:乌有之乡 5.
对于农田水利建设而言,在投入(成本)和产出(费用)之间,要确立起投入者与受益者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同时,还要能够合理地成本与费用的摊派,才能够把自然地理条件下的水利潜力变成现实,这中间最为关键的是要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例如水库淹没损失与灌溉受益范围内部进行合理的成本与效益分配,这些都不是个体投入意愿所能够决定的。

农业60条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十一、公社管理委员会,可以根据生产的需要,根据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在不妨碍当年生产的增长和当年社员收入的增长的条件下,经过公社、有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讨论决定,经过上级批准,兴办全公社范围的、或者几个生产大队、几个生产队共同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土壤改良等基本建设,兴办几个公社共同的水利建设和其他的基本建设。
在兴办这些基本建设的时候,必须订立合同,规定各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并且按照各单位受益的多少,分摊劳动力和资金。对于不受益的单位付出的劳动,被占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都必须给以合理的报酬和补偿。
公社管理委员会,应该负责管理和维修公社集体所有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属于几个大队或者几个生产队共同举办的水利建设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设,应该在公社的领导和参加下,由有关的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联合选举管理机构,制定公约,共同管理,共同维修。
公社管理委员会和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保护水库、堤坝、渠道和苇塘,注意综合利用这些资源,养鱼养鸭,发展水生作物。

——在投入(成本)和产出(费用)之间,要确立起投入者与受益者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是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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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水库淹没损失与灌溉受益范围内部进行合理的成本与效益分配

——是问题吗?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3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经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五日政务院公布施行)
第二条 国家兴建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国防等工程,进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市政建设和其他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的时候,都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条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既应该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土地,又应该照顾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如果对被征用土地者一时无法安置,应该等待安置妥善后再行征用,或者另行择地征用。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贯彻节约用地的原则。一切目前可以不举办的工程,都不应该举办;需要举办的工程,在征用土地的时候,必须精打细算,严格掌握设计定额,控制建筑密度,防止多征、早征,杜绝浪费土地。凡有荒地、劣地、空地可以利用的,应该尽量利用;尽可能不征用或者少征用耕地良田,不拆或者少拆房屋。
第四条 征用土地,须由有权批准本项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的机关负责批准用地的数量,然后由用地单位向土地所在地的省级人民委员会申请一次或者数次核拨;建设工程用地在三百亩以下和迁移居民在三十户以下的,可以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委员会申请核拨。

——被征用土地者一时无法安置,应该等待安置妥善后再行征用,或者另行择地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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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是怎么干的?

——强拆。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邓痞子是强拆的老手。

114) 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河南长葛县修飞机场赶走农民,打伤四个人,这是国民党作风残余。

——邓痞子为什么没事?

——毛主席:邓痞子是国民党作风

——毛主席看中邓痞子?

——毛主席: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这样了,不发动文化大革命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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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林毅夫教授的 “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下)
老田 • 2017-08-15 • 来源:乌有之乡 5.
杜润生手下的主流经济学,都颇有默契地遮蔽了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以及成本费用摊派方面的外部性如何实现内部化的观察视野。把全部的视野局限到田间管理的狭隘区间里去,似乎这才是农业发展的唯一投入要素。

——杜润生手下的主流经济学

——杜润生又是谁的手下?

——赵家五毛老田,说一说

老一辈革命家对毛主席的新认识、新评价
作者:梅花欢喜漫天雪
  老一辈革命家对毛主席的新认识、新评价
  陈云晚年还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要高度重视。
  陈云曾经在谈到毛泽东时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所谓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主席。
  陈云在更晚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左右的时间说的:"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这和钱学森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有同样的认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
  陈云生前不仅反对私有化,还提出要限制市场经济的范围,提出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鸟的理论。
  陈云晚年还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要高度重视。
  陈云同志的女儿——陈伟力大姐在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上,痛斥造谣砖家精淫:我父亲从没说过“毛主席治国无能、文革有罪 ”。“这是有人恶意将李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父亲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
  文革中被当做刘少奇死党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怀念起毛主席,他不同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并列,他提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不能高于四项基本原则。而王震死前遗言,毛主席比他多看了至少五十年。
  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叶剑英多次含泪谈到毛主席的光辉业绩。他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沉痛地说,我的事业做得少,如果不跟毛主席,我很平庸,不过还在南洋做生意呀!在家里教书呀!一想到毛主席一生,我就伤心。……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把他说的一无是处。我们还是要仰仗毛主席,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央开会,还要在法租界、英租界开呢。没有毛主席,长征过不去,到陕北也站不住。后来,打日本,打蒋介石,没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主席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胡、赵像不像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俩就是走资派,他俩搞的那一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政见,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1986年,薄一波赴南方调研。行程中拜谒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乡。在滴水洞里,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沉思片刻道:“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
  薄一波曾这样评价毛主席,“任何时候都要将他放在民族大业,党的事业大背景下去考量;任何时候都要从党成长经历、制度及党内生活的大前提下来剖析”及“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尽管他也受到冲击,但他信念依旧,曾对子女说:“我崇拜毛主席,即使我现在不自由了,我仍然崇拜他。”
  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说:“毛主席在我父亲心中是最伟大的领袖和他的导师”。
  习仲勋同志晚年瞻仰毛主席故居, 题词写道:『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曾经说到刘少奇对他曾经说过的话“少奇曾跟我(邓小平)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刘少奇对儿女说:“毛主席一向比我们看得远,这次可能他还是对的。”
  王震将军在“去毛化”很凶的时候斥责一些军队干部曾说:“现在社会上有人污蔑和否定毛主席,你们都不说话。告诉你们,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养的和杂种野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王震,也没有你们这些将军!”
  王震老人家在他逝世前也感觉到世道不对了,向后人留下三句话:
  一句是:“我对不起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婊子养的畜生”
  一句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至少50年。”
  一句是:“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就到了。”
  彭德怀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的女儿说:给毛主席鞠什么躬,就是他把您送进监狱的,把咱全家害得好苦呵!罗瑞卿掉过头,狠狠地就是一把掌,说:你知道什么?你还没有资格评说领袖!回到家中,对主席立了一个牌位,时常走到主席牌位前恭恭敬敬地默哀。
  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张爱萍老将军晚年无比感慨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张胜为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张爱萍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张胜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带来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胸怀坦荡的王光美曾在接受《凤凰卫视》时说过这样一番话:
  周恩来总理说:“我要求大家永远铭记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唯一正确的思想,她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灵魂是为人民服务!因此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权力都是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谁与民争利我们就要反对谁,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谁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就打倒谁”!
  本文是“摘编”成文,“摘编”主要是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开始觉悟,通过新的社会实践对毛主席的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有新认识、新表达,也是对改革开放的重要反思、反省。
  石台中学张新国 2014年7月17日

——不要把彭德怀塞进去

——一帮子老杂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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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
作者:黎章
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五期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发动纲领和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在政治上代表党内和党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思想上即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当前,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胜利发展,追查反革命活动正在深入展开,形势大好。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乘胜前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彻底清算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从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深入地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谬论,彻底揭露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这帮子老杂碎看不懂?

——既要反革命,又要装B

——一帮子老B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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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林毅夫教授的 “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下)
老田 • 2017-08-15 • 来源:乌有之乡 5.
对照1950年代共产党决策层的观察视野,1958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恰好是机制研究的视野,观察各种影响农作物生长状况的要素,如何被结合进农业生产过程。在后续的思考中间,毛泽东强调如何利用劳动力的有组织投入去建设高产稳产农田,这个设计是基于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要否定合作化的核心逻辑,就必须要在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的制度中介方面,证明组织强化是无效的制度中介。从毛时代的农业发展看,以农村三级基层政权的强化作为制度中介,去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据以提升土地生产率的设计,是从劳动力的海量剩余这个资源禀赋出发,目的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前,通过活劳动密集投入的方式,依托集体力量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和耕作方法改革,据以实现增产目标,这种观察方式才是真正的机制研究视野。在这个方面,林毅夫是选择以某种积极或者消极的心理状态,去替换和遮蔽资源禀赋如何对接发展目标的合适制度中介观察。

——毛主席第一步是要求高产稳产农田?

——赵家五毛老田什么企图?

    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 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 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 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 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 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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