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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爱晶:赤子同心,与子同行

赤子同心,与子同行

《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序言

韩爱晶





  武汉革命造反派是我们北航红旗的战友,岑颖义是我的朋友。当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紧跟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文化大革命。《赤子》一书记录的是我们患难与共的战斗历程。我祝贺《赤子》出版发行。

  早在1966年底,北航红旗总勤务站的屠海鹰大串连经过武汉,说服父母亲拥护文化大革命,影响妹妹在《长江日报》社造反。在关键时刻,北航红旗的姜允珍、王守信、方正、徐鹏飞、田永丰等同学先后和武汉的战友们并肩战斗。

  1967年6月,北航红旗战士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跟随谢富治,王力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去云南、四川解决问题后赶到武汉,并于7月19日凌晨随谢富治、王力来到红水院表示支持。

  7月20日,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人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在军区大院批斗。当天上午10时,尹聚平途中逃脱后,到红水院总部给我打电话,讲述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我赶紧向中央报告。7月21日上午,胡慧娟也来到红水院,是红水院总部派人护送尹聚平与胡慧娟去东湖宾馆,回到周总理身边。

  7月22日,我赶到北京南苑机场,跟中央领导一起,先迎接周恩来总理的飞机降落,随后又在周总理带领下迎接谢富治、王力等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也随同回京。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会前,我和尹聚平、胡慧娟等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听王力谈“七二〇事件”。当我看到林彪从外面走进大厅时,我立即迎上前去,把林彪接到王力旁边沙发上坐下,听林彪谈对“七二〇事件”的看法。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让我们把张体学抓到北航问他与“七二〇事件”的关系,我听他说与此事无关,就劝他给毛主席写检查,争取出来工作,我帮他转呈上去。竟因此与张体学结下友情。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又召开百万人大会,记念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我在城楼大厅向周恩来总理请教,能不能说共产党里有阶级,周总理指出不能说共产党里有阶级。我提出武装北航红旗,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周总理当即同意,并于8月16日向北航发放枪枝。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过程,如黄河东去,九曲十八弯,武汉“七二〇事件”成为文革重要转折点之一。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垮台,形势变化,深不可测。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人们见解各异。我主张首先还原真相。《赤子》一书即水院文革纪实,书中的史实和见解对我们研究文革很有帮助。

  文革之后,我多次向杨道远、徐海亮和岑颖义等发问:文革前,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要在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呢?比如说,在湖北省委里谁是走资派呢?造反派凭什么夺权掌权?

  岑颖义在书中引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检讨:“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  

  岑颖义在书中重述周恩来总理1966年12月6日在中央常委会议讲话:“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

  中国的现实验证了周恩来的预言,官僚权贵们几乎是采用公开的手段把人民的财富占为己有,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我们赞成改革开放,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党政领导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状况,学习欧美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我们反对利用改革开放搞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反对两极分化,反对毒品、娼妓和艾滋病泛滥,反对买官卖官、金钱至上、无计划生产、破坏资源环境……

  文革留下宝贵经验,也留下严重教训。当时受冲击的干部以及不理解文革甚至反对文革的人,大多数是拥护毛泽东主席、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么,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能欺骗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呢?原因很多,首先是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总体强过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时,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文革的方法也有问题。当然,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我们的人民都创造了辉煌业绩。

  文革中,出现了严重的阴暗面,有的问题与拥护文革的人有关。比如我,当年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主席的,大多数言行与毛主席的要求是一致的,但革命理论掌握得不好,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与工农兵结合,我的问题主要怪我自己。但必须指出,文革中有的严重阴暗面是反对文革的人蓄意制造的。对于文革阴暗面,应该还原历史真相,在人民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年十八岁以上公民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包括我在内。

  岑颖义在书中写到,全国抓了五百多万“五一六”分子,整了一千多万人,其中有一些与“五一六”问题毫不沾边的群众和干部,被整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被关押、隔离,投入五不准学习班,被定点连续批斗,选点远距离巡回游斗,被迫得悬梁、服毒、跳楼自尽者数以千计,被枪杀、判刑、双开、劳教、罢免、降级者比比皆是。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多人株连亲朋、殃及子孙,许多人几十年生活无着、投诉无门,还加上无限期监控。

  抓“五一六”的时候,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有共产党坚强领导,有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文革纲领性文献,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就是抓“五一六”的重要力量,比如曾思玉将军。这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制度有严重的漏洞,至少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法制极不健全,人民民主得不到保障。

  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各地杀人,也出现很多冤假错案,后来停止,是因为年迈的毛主席知道后批评说,我们不靠杀人统治。

  1980年以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中央一位高级领导人说,四人帮没怎么插手抓“五一六”,因此不必要复查纠正。

  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历史教训必须正视,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的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的,对建国以来的错误应该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以什么名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党和政府应该对建国以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公民及其亲属做出赔偿。

  毛主席逝世后,有些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学生的问题采用双重标准,他们一边反对搞运动,一边又用运动的方法搞“揭批查”;他们一边平反冤假错案,一边又制造大量新的冤假错案。他们打击报复,镇压民众,剥夺了人民的监督权,为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复辟打通了道路。现实教育了人民。

  岑颖义在书中写道:2007年7月,以产业工人和造反派红卫兵为主体的三钢三新的主要头头,与同样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相聚,百万雄师原联络部长章迪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当中好多同志都下岗了,弄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生活十分困难。”长办革委会原副主任顾建棠说:“搞改革开放并没有错,毛主席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落脚点不对头,改了社会主义制度,革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敞开国门引狼入室,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统统放出来了,就是打着共产党招牌搞资本主义。”百万雄师原作战部行动组副组长刘天喜说:“再来文化大革命,我和你们一起造反。”

  我认为,不可能再发生像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验教训在社会发展中会起作用。1989年数百万群众走上街头反官倒反腐败,采用的就是文革大民主的方法。只不过情况非常复杂,少数头面人物在天安门广场竖起自由女神像,企图把一场捍卫社会主义的运动引向资本主义道路,部分群众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借口少数人有错误,竟然动用坦克开上长安街,用武装镇压的办法全面扼杀人民民主权利,把中国引向官僚资本主义方向。而恰恰是在文革中犯错误的陈再道同志和其它几位老将军联名写信,指出:“军队是人民的军队,绝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

  现在的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尖锐对立,现代传媒比大字报快万倍,社会矛盾引发的派性比文革时期还严重,如果不是国家机器的控制和调节,当今中国真会出现全面内战。我和左中右人士都有接触,虽然他们观点水火不容,但绝大多数人希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希望社会公平正义,希望人民生活幸福。他们关心天下大事,归根结底,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我热爱和平。我希望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希望尽量避免暴力对抗,实在无法避免,也希望社会付出的代价尽量少。即便暴力对抗也还要进行和谈的,一方取胜,最后也要允许战败方生存并构建和平。实际上,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我说的人民大众,主要是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及市民等,还有那些合法致富的人们以及不搞严重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

  像令计划、徐才厚那样的一小撮严重的腐败分子是人民大众的敌人。有人说,1985年以来,大富豪邵逸夫先生向内地捐赠47亿多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教学楼、医院等设施遍布中国、为什么身为“共产党员”的中国高官却连公布私人财产都不敢?!

  有些人,主张照搬欧美的社会制度,把美国当作榜样,我看他们还不如美国人自己清醒。2016年2月9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大选获胜的博尼桑德斯说:

  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主要国家,占总人数1%的顶层人群,他们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占总人数90%的底层人群的总财富——这不公平!20名富豪的财富,超过了全国一半人口的总财富,这也不是公平。

  我主张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借鉴学习别国的经验,包括欧美的经验。必须指出,欧美的一些成功经验是人民大众长期斗争的成果。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在人民监督下为人民服务,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为辅的前提下,学习欧美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逐步从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社会过渡到人民立宪的社会,对官员和司法实行严格的民众监督,建设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新的官僚权贵们的盛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王歧山顺应民意,打击贪官。习近平、王歧山是历史造就的大英雄。当然,没有圣人,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领导。任何伟大的政治家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己经出现殖民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既要分担美帝的金融危机又要承担自身经济危机,已经积重难返。

  回想48年前,我请教毛泽东主席:“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毛主席回答:“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生产者要真正当家作主,要实现毛泽东主席在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示和谈话》中指出的目标:“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266—267页。)

  可悲的是,很多人自私而不觉悟,一盘散沙,追求个人发财。比如,每年毕业的大专生至少六百万左右,都想当老板,结果,绝大多数人只能成为打工 仔打工妹。他们不明白,只有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

  《国际歌》是人民大众求解放的心声,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觉醒团结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复兴之时: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 到明天

  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 到明天

  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2016年3月23日

  原载电子杂志《史实与求索》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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