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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瑟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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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去世那天,我活像个外星人……

  主席去世那天,事先并没有什么异兆。

  那天,父亲到天津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出差去了,因此从我的记忆中自然缺席。早晨,跟往常一样,母亲七点半就去上班,到十二点才回来,把我和妹妹留在家中,让我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但这样的自在日子长不了啦。父母已经为我和妹妹在刚刚开办的区幼儿园报了名,很快就要正式开学。

  那天早晨并没有什么异常。没有任何人知道千里之外的北京,已经发生了一件即将令全世界震撼的大事。这不是由于“通讯条件落后”:我家隔壁的小哥哥家就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每天早晨必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街上每隔两百米就有一只区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其中一只安放在距离我家窗口不到三十米的水泥电线杆上,从早晨六点半开始播音,一直要吵闹到七点半,其中七点钟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午饭时分,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和小孩子们照例抬着饭碗走家串户。在串门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可以任意品尝主人家饭桌上的菜肴。我家门口那个足足有二十平方米的大阳台更是重要的公共场合,邻居们都喜欢搬个藤椅,坐在那儿边吃午饭边聊天。这天的午饭社交活动没有交流出什么惊人的消息。大人们依然嘻嘻哈哈,小孩子们照旧打打闹闹。

  午饭后,大人们都按惯例睡午觉去了,楼梯口那位喜欢音乐的刘叔叔还会按惯例拉上一段二胡。学龄儿童这时都去上学了:区小学的建设才刚刚列入投资计划,学龄儿童们不得不在一个遥远的乡村小学接受半日制的教育,而这天左邻右舍的学龄儿童们的课程似乎都碰巧被安排在下午,不得不吃过午饭就赶着去学校。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从中午直到大人们下午上班前,我的玩伴都只是我的小妹妹。

  我关于那天早晨和中午的记忆,可以说充满了空白和疑点。现在我只能比较肯定地说,我与妹妹决定离开家到外边玩耍,应该是母亲出门上班以后的事情。但不要追问我准确的出门时间,因为我家的计时工具是移动的,被母亲戴在手腕上去办公室了。话又说回来,就算家里有一个座钟,我也还没有收集起足够的耐心去学习如何看懂它。不管怎么说,时间被母亲带走以后,我和妹妹感觉到家中的乏味,一致决定趁着阳光灿烂、秋风宜人,约上几个伙伴到院子外面的空旷野地里玩上一阵,以打发漫长的午后时光。

  我和妹妹蹦跳着下了楼梯,到了院子里,感觉周围一如既往地安静。我们居住的二层楼房呈L形半包围着我们,中间是一个当时还没有铺水泥的坝子。这个L的楼房,竖立部分是南北向的住宿区,横直部分是东西向的临街办公区。这会儿叔叔阿姨们都在办公区上班。我们离开家的时候,那个重大新闻或许正在那些装着巨大红色木窗的办公室里传播着,也许还夹杂着大人们的啜泣声。但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在这个安静的初秋下午,阳光和秋风中充溢着令人快意的草木芳香。

  院子里,张小三正在阳光下努力练习抽螺陀。他的姐姐拿着一本小人书站在一楼的家门口为他加油。他们姐弟俩也在幼儿园报了名,跟我们兄妹俩正是同学。不用说,我们立即组成了一支四个人的游戏队伍,一路吵闹,沿着L形楼房的那道竖列,直奔向院子后面的野草地。

  说是“院子”,其实并没有围墙。这使得这个小小的院落成为南边的农村居民进入主街道的重要通道。每天早晨六点多,就有很多农民挑着蔬菜吵吵嚷嚷地穿过院子,到街市上赶一个早集。

  当时来来往往的农民们并不一定知道:他们经过这个院子里时,可以轻易看见的L形楼房拐角处楼梯下那扇红色木门后面,就是人民银行至为要害的金库。每天早晨八点半和六点半,母亲和她的同事会准时打开那扇不甚起眼的木门,然后由两个人分别掏出形状怪异的钥匙,打开那把有两个钥匙孔的大挂锁,轰然拉开那道沉重的大铁门,露出一个散发着沥青气息的黑暗空间。如果你不顾叔叔阿姨们的反感,跑到门口张上一眼,就会看到里面的两间房中的木架子上,堆着许多用铁皮带子扎住的纸箱和木箱,箱子中间还有一条用圆形铅封封住接头的细铁丝。一些爱钓鱼的叔叔们最喜欢把作废的铅封改造成鱼钩上的坠子,份量既足,又容易加工。

  在打开那道铁门时,两名兼管保卫业务的银行职工总会要按规定挂上手枪和自动步枪,负责通道两端的警戒。但也只有这个时候会出现枪支弹药的影子。其余时候,那扇大木门都是处于无人防守的状态,任由挑筐背箩的农民们自由自在地从十多米以外的地方经过。

  出了院子的虚拟后门,是一条没有铺水泥的简易公路。越过公路,就走进了一个在荒地里开辟出来的预制板厂。这时预制板厂已经暂时停工,留下一块残留着几根细钢筋的狭长水泥地。水泥场地的边上,有一台像船一样的预制板制作器,可以供我们当作摇椅来用。周围是不平的野地,长满了各种棕色和绿色的野草。

  我们从预制板厂旁的小径爬上一个小小的斜坡,就可以看见许多密密麻麻的铁轨。铁轨外面,是高大的车站月台风雨篷。这是一年前建设好的货运站。一条很长的架在空中的全封闭皮带输送线把这个车站与更远处正在建设中的巨大化学工厂联接起来。

  我们没有继续往前走。因为已经到了我们的乐园:在小径的右边,是一块比较平整的土地,有许多长着黑色地衣的石头,石缝间长出了灌木和荆棘。这为我们提供了捉迷藏的绝佳场所,也可以捕捉大蚂蚁,让它们用钳子一样的嘴咬住我们细嫩的手指。如果玩累了,还可以用石块做菜板,用小木片作菜刀,用采不完的野草野花作蔬菜,玩过家家之类的淑女型游戏。

  我不太记得那天玩了些什么,也不能准确地说出玩了多久,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我和小三不太喜欢女孩子们的过家家游戏,因此最后离开她们去溜滑梯。那架滑梯其实是一块巨石,近来被人斜劈了半截,留下一个洁白而粗糙的斜面,总算是一架不错的滑梯。

  我和小三都喜欢玩滑梯,最爱骑在宿舍楼那架钢制楼梯的扶手上,一溜到底。不过,这次我们没有玩多久,因为只滑了几次,就被邻家小哥哥打断了玩兴。当时,我正从石头顶部滑行下来,并为滑梯带来的快乐而格格作笑。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小哥哥背着书包出现在小径上。他看起来垂头丧气的,完全没有平时放学时那种兴高采烈。

  “你们在干什么?”他停下来,吃惊地看着我们,脸上很不高兴,声音里透出一种愤怒,“你们在干什么呀?……你们几个怎么还笑得出来?”

  他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把我们四个小弟弟小妹妹丢在后面愕然相对。

  尽管我们都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但小哥哥的放学毕竟是一个有用的信号,说明到了该回家吃饭的时候了。

  我站起来,转身拍拍屁股,准备号召玩伴们回家。——然而,这个拍裤子的动作却使我立即呆住了,因为我的手指竟然感觉到了贴身穿着的那条针织短裤的柔软质地,从理论上讲,它这时应该乖乖呆在长裤里面。

  “哥哥,你又把裤子磨破了,”胖乎乎的小妹妹一眼就发现了真相,吃吃地笑起来,“妈妈会骂你的。”

  张家姐弟一见,也跟着笑起来。不过张小三突然刹住笑声,及时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裤子,然后又恢复了大笑。

  我恶狠狠瞪他们一眼,然后迈开很不自然的步伐,疾速向着回家的方向走去。如果我能够赶在母亲回家以前到达,或许还有些办法暂时掩盖这个棘手的问题。三个小玩伴在背后格格格地又笑又跳,就像拣到许多可爱玩具一样。

  走到家门口,我迟疑了一下。家门是开着的,看来母亲已经回来了。我得想个办法逃过母亲的眼睛。

  我探头往客厅一看,只见母亲和隔壁阿姨很近地坐着,都在用手帕擦眼睛。

  我怯怯地走进家里,试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只用一步就跨进里间,以避免被母亲发现那条裤子上的新漏洞。但隔壁阿姨(就是那个小哥哥的母亲)已经看到了我,把我叫住了。这时,三个玩伴也格格格笑着冲了进来,也同样被阿姨叫住了。

  母亲和阿姨的眼睛都红红的。最后还是阿姨开了口:

  “孩子们,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是吧?”

  我们都怔怔地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甚至不知道是该点头还是该摇头。

  “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她接着说,“毛主席逝世了。”

  我看到眼泪从母亲和阿姨的眼睛里涌出来。阿姨只好停下来,用手帕擦掉眼泪,然后才接着说:

  “全国人民都很悲痛。我们也准备纪念毛主席……这几天,你们不要唱歌,也不要像个坏孩子似的傻笑。知道了吗?”

  “知道了。”我听到我们在用一种不知所措的声调回答道。

  这时,母亲大概从三个小伙伴的眼光中看到了什么,伸手把我拉过去,很快发现了我裤子上的破绽。于是,三记不轻不重的巴掌落到我的屁股上。

  一点都不痛。但当我斜眼看到那三个傻瓜脸上掩饰不住的同情时,却感到一阵难以埋藏的羞愧,于是把脸转开,哇哇哇地哭开了。这样就结束了一天的快乐,开始了另外一种非常特别的感受。从这个时点开始,这一天的多数细节就成了我至今无法忘记的清晰记忆。

  几年后,我妹妹曾经告诉别人“毛主席逝世那天,我哥哭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小三他们”,那可是千真万确的真话。但她狡猾地隐瞒了我那场泪水的真实原因,使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当然,这是题外话。

  这天下午,大人们都在忙乱。中学生和高年级的小学生们也在试图帮上一些忙。没有用多久,大人们就在家用缝纫机(隔壁阿姨家就有一台)上做了很多黑纱。他们还做了很多小白花。我还记得他们是怎么制作小白花的:把三四张裁小的白纸折成多层条状,在中间系上棉线,两端剪成“V”字形,再对折展开,稍作整理就成了一朵像模像样的小白花。白纸用的是母亲办公室里油印机上那种薄白纸。这种纸很薄,平时我们经常将它蒙在小人书上,来描摩自己喜欢的人物或者动物图像。

  到傍晚时分,所有人都戴上了黑纱和小白花。这时是初秋,不过一些叔叔伯伯们已经穿上了中山装,因此只需要用那条棉线就可把小白花系在左胸袋的扣子上。有些叔叔伯伯穿的是衬衣、T恤(那时还不叫这名称),就只好像普遍穿衬衣或连衣裙的阿姨们一样,用一个别针把它佩在胸前。

  父母们翻箱倒柜找出了一些主席像章,让小孩子们戴上。于是,我们就可以相互比较自己胸前的主席像章,看谁的更有特色。我还记得自己戴的是一个塑料的夜光像章,可以在没有光的地方发出乳白色的光,因此显得与众不同,让其他小伙伴甚为欣羡。大约半个月后,母亲又把那些像章收了回去。如果后来几次搬家没有丢失,它们现在还应该在故乡母亲那只老皮箱里珍藏着。

  大人们从山上砍了很多松树来,开始构建纪念棚。年轻一些的叔叔们负责做木工活。他们多数都在农村呆过,就算没有在农村呆过的,也有过定期到农村“支农”的经历,因此对这类木工活并不生疏。到了晚饭时分,我们这帮小孩子抬着饭碗在院前院后到处游荡时,发现人民银行的营业大厅门口已经出现了一个青翠的松柏棚子。一些叔叔仍然在架子和梯子上爬上爬下。我们站在门口往里望,可以透过不太高而且没有装设防弹玻璃的柜台,看见里面有一个浅径深舞台样的结构,也是用松枝搭成,正中间是彩色的主席像,周围簇拥着一些花圈。

  在大人们忙碌的当儿,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没有闲着。吃过晚饭后,我们就开始好奇地跑进营业大厅,在那些用松树枝搭成的木结构中窜来窜去,闻着松叶的宜人清香,一边悄声评论这些工程简直跟电影中战场上的坑道一样结实有型,真有意思。

  这时,大人们都没有呆在家里,而是到了那个由松柏和花圈组成的空间里,或坐或站,表情严肃地交谈着什么。这种气氛迥然不同于他们平时里开的政治学习会。他们一般总是利用晚上时间学习,不占用上班时间。那时会议纪律普遍比较宽松,并不禁止我们小孩子跑进会场找爹妈撒娇。因此我们有机会见识政治学习会上的插科打诨和欢声笑语,并以此为常。但在这天晚上,却没有那种大家庭式的轻松气氛。

  这或许跟灯光有关系。因为营业厅天花板上悬吊的那些日光灯都被熄灭了,只有松木结构上临时挂上的几只白炽灯在发出浅黄色的光芒,照在绿色的松针上,显得有些黯淡,未免使我等小孩子感觉有些精神压抑。

  但更关键的却是大人们言谈举止间透出的那种深沉劲儿,他们的表情和语调让我们感觉透不过气来。因此,我当时并没有刻意去听叔叔阿姨们的言论。但从我前前后后听到的一些只言片语看,他们当时谈论的主题无非是主席给自己及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是一些我们并不陌生的话题:很多长者平时就给我们讲解放前他们亲身经历的可怕生活,或者他们参加战争的惊险体验。

  一些当时年纪尚轻的叔叔阿姨在事过多年后还深有感触地讲起“毛主席逝世的那个晚上”。他们坚持认为自己当年的感情流露是完全真实的,也会偶尔有“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方法……”之类全然无效的时事感慨,但这已经是后话。对我来说,当时的真实情况,就是我们这帮小孩子很快就不再适应纪念棚的低矮空间和黯淡的灯光,于是更宁愿跑到院子里或者街道上,进行我们自己的活动。但我们都自觉地把活动控制为集体漫步,没有玩平时那些带着欢歌笑语的打闹游戏。

  那个夜晚,我们几乎走遍了这座新城的每个角落,到处都感受到了母亲单位的那种肃穆气氛。我们看到,在主要街道上,所有单位都点起了长明灯。那些对外营业机构都用松树搭起了纪念棚,供人们寄托哀思。我们到了区委会的院子里,看到很多人聚在院落里,眼睛紧紧地盯住一台用两张桌子架高的29英寸黑白电视机。电视信号是通过三十公里一站的差转台,从北京发送过来,最后被一副架在十多米高的活动金属杆上的天线所捕获后送到电视机里。电视信号并不是太好,有明显的雪花斑点。街道两旁的广播也在反复播放主席的生平和相关悼念活动的报道。无线电信号就这样把北京与我们这个仅仅建立三年的小城市联系起来。在这座新城,就连小孩子都知道:正是由于四年前主席和总理的一纸命令,导致了这座钢筋混凝土的全新城市在一片莽荒之中奋然崛起。

  我们遇到了很多玩伴,就彼此交流自己的所见所闻。年龄稍大一些的有学问孩子,还没有忘记提醒我们这些学前小朋友们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过,当看过电视或者听过广播的大孩子们严肃地说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如何如何的时候,我等小毛孩却忍不住要怯怯地问“毛泽东同志就是毛主席吗”,于是招来对方一个略带着鄙夷的斜睨。

  我们在街上周游一圈,回到晚饭后出发的地方,发现大人们仍然呆在纪念棚里,还没有离开的意思。不过,父母们一看见我们重新出现在人丛中,就立即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让我们统统回家去。回到家中,才知道其实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间,而且又挨了母亲若干关于“活像个小花猫儿”之类的例行抱怨。母亲匆匆为我们洗完脸脚,把我们赶到床上,交待了几句“好好睡觉”之类的话,又关上灯,拉好房门出去了。显然,她是去办公室。

  妹妹只要把头挨着枕头就能立即构造梦境。我也很快在黑暗中进入了梦乡,因此不知道这天晚上母亲是不是回过家。睡梦在我和母亲之间划出了两个世界。我在安心地做着梦,而母亲和她的同事却在继续交流着他们的悲伤和哀思,以及对于未来的巨大信心。

  事后想想,他们在听说主席去世的那一刹那,或许都有过天崩地裂的感觉。但这种状态不会持久,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地球仍然在旋转。然而,对他们来说,地球的转动方式却从此不再与以前相同了。如果说一天前他们还随时通过感觉到有一个慈父式的领袖带着他们前进,为他们前进的路径和后果打包票,因而有一种放心的感觉,那么从这一天下午开始,他们就得为自己以及这个国家的命运承担更大的责任了。尽管他们在展望未来时,会感觉到一种隐约的空白和失落,但显然相信这个由主席亲手缔造和构建的国家将拥有主席生前承诺过的光明前景。

  确实,在那个不宁静的夜晚,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普通人们也许都是充满悲哀的,但同时又对未来怀抱着坚强的信心。在我看来,当时那种信心出色地表现在八十年代著名的歌曲《年轻朋友来相会》中。

  如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已经问世二十多年,正好是“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的预约期。但我却已经不愿意再次听到它。每当听到那些曾经令我激动的歌词和曲调,我就会感到如鲠在喉,寒泪盈眶,于是匆忙转身离开,找个地方逃避那动人的音乐。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并不属于施光南先生所指望的“八十年代新一辈”,而是更新更年轻、照理说也更有希望的一辈。但在施先生所确定的重新相会时间里,我们这些新新一代却已经折断了理想的翅膀,更不会感觉到“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的诗情画意。我们只感觉到冷冰冰的现实。特别是每次千里奔波回故乡时,看到昔日的同伴们聚集在牌桌前,沉迷于数百元一局的牌戏,我总感觉强烈的无奈,于是更宁愿在同学聚会的酒席上痛谋一醉,以便把在飞机上想好的关于往事和未来的话题彻底忘掉。

  在横流的人欲中沉浮的如我之辈,谁有资格发出“光荣属于谁”的豪迈追问?

  “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这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话题。它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只是那个备受指责的豪情时代的绵远回音而已。如我之流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有过政治虚无主义的经验,有过在中学时代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激进行为,还有过在大学时代扮演全盘西化主义者和极端反毛分子的狂乱经历……但在酩酊般的疯狂后,我们最终却在一个清冷的早晨清醒过来,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地赤身站立在信仰的旷野中。于是,我们开始疯也似地寻找精神家园,试图发现比自己坚信着的“民主自由”更加形而上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寻找中,我想起了深藏在记忆角落的那个久远的日子……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的那一天,我像个外星人似的在成人世界的松柏与悲情之间信步游走。本来我无意记忆下什么,但却在无意之中记下了太多的东西。那些记忆所构成的境界,我觉得用一个“崇高”尚不足以完美地予以描述。

  (后记:此文首发于人民网强国论坛,当时错误地把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去世的时间记为1976年9月9日上午。但其实应该是下午4时。这个错误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中午时分,那个小哥哥放学与大人们下班才会同时发生。我没有想到在主席去世的特殊条件下,可能存在提前下课和下班的情形。这种想当然使我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着一个错误的时间记忆,那是当时那个幼小年纪漫不经心的结果。这虽然额外增添了意外的蒙太奇色彩,但毕竟失去了历史的严肃性。根据网友的指正,对原有的一些与时间相关的随意发挥作了约束和改正,并补充回忆了当时的一些生活细节。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鼓励和批评指正,你们很多人作为那一天的真正过来人,完全有资格评鉴我记述的那些事情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

  原载强国论坛(作者:地球村过客/2007-03-06)
  
  
  

 
 
顶端 Posted: 2007-03-07 16:37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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