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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炎黄春秋》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秦川解读

《炎黄春秋》 1998年02期
我眼中的“阎王殿”
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秦川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
  当年12月我从外地回到北京时,大街小巷都已刷成一片红色。我怀着惶恐的心情走进曾经工作过十年的中宣部大院,只见楼上楼下铺天盖地贴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和“砸烂阎王殿”的大字报,高音喇叭里还传来刺耳的口号声,给人以大难将临、红色恐怖的感觉。对此,我大惑不解。
  我在延安时期就与日后中宣部的有些“阎王”相识。1953年调中宣部工作后,他们都直接领导过我。他们的理论修养、工作经验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在“文革”开始,我怎样也觉察不出中宣部犯了什么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更不可能提供检举、揭发材料。为此,造反派在大门上给我挂上漆黑的大字条幅:“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陆定一黑藤上掉下来的烂透了的黑瓜。”对此,我也只能苦笑而已。
  陆定一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5日,我从东北军抗日先锋队来到陕西云阳红军前敌总部,想去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周恩来来电,所有东北军来的同志通通都得回去。于是,前敌政治部把我们这些青年人集中起来,学习红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和经验。给我们这些新来的同志讲第一课的,是前敌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然后是前敌宣传部部长陆定一。陆定一的无锡口音过重,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才知道,陆定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是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过《中国青年》杂志。王明掌权后,他受到贬斥,一直到延安整风。大概是1944年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一次批判王明路线的大会上,我听了陆定一的发言,才知道他早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就与王明一伙作过坚决的斗争。他的发言词锋犀利,很有激情,令人敬佩。
  1947年,延安准备撤退,中央机关撤向华北根据地前,我又一次见到定一同志。那次,我随李卓然、胡绩伟去清凉山,谈党中央走后解放日报社向西北局交接的问题。风云突变,大战将起,看得出定一同志的心情很沉重。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失守后的一件事。当时,彭德怀三战三捷,周恩来在5月初参加安塞真武洞祝捷大会, 宣布党中央和毛主席绝不离开陕北后,来到西北局机关所在地安定县白庙岔。我和胡绩伟去见陆定一。他正和周恩来一起吃早饭。周副主席一见面,立刻放下筷子,厉声问道:“三原(陕西一县)战斗,我们打进去又撤出来了,为什么登出西北野战军‘攻克三原’这一消息?”我听了摸不着头脑,似乎他把我当作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的负责人了。我说了一句“为鼓舞士气嘛”,周恩来生气了:“你说说,无产阶级新闻和资产阶级新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我一时语塞。周恩来站起来,掷地有声地说:“这种根本区别就是真实、真实、真实!”然后,他又讲起战争爆发以来,新华社所登战事新闻都经过反复核实,国民党则完全是说谎、欺骗民众。这时,定一同志大概想让已经多日睡不好觉的周恩来息怒,忙接过话来:“你们要理解周副主席的深意……”定一同志还说了一些话,使我和胡绩伟从紧张、愧疚中缓过神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党的“七大”后,陆定一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所以当我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很高兴能在我敬仰的陆定一领导下工作。然而,解放后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却是由胡乔木主持,陆定一只作了一个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而胡乔木当时只是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我心中打了一个问号。这是为什么,我至今也不大清楚。但在以后的接触中,陆定一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点情绪,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宠辱不惊的伟大品格。
  胡乔木在中宣部时,要求学习苏联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验。就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那一套。比如,建立“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中央一个决定出台,全国千军万马闻风而动,还要求中宣部的干部都来做“哨兵”,随时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情”。陆定一讲不要搞苏联的那一套。他主张中宣部要减少一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来研究一些大的思想、政治方针性问题,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如果中宣部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中宣部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后, 他乘势提出中宣部重点做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力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现在看来,定一同志对中宣部工作的定位是很高明的。但当时我并不理解,总爱对他提意见。解放战争后期中央曾发来斯大林、日丹诺夫批判列宁格勒《星》杂志自由化倾向的讲话,我深受影响,喜欢多管一些事,倾向于乔木同志的思想。有一次,在部里的会上,我又提出中宣部不能“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定一同志慢条斯理地说:“秦川同志,你来做部长好不好?”周扬在一旁打趣地说:“就把你这个处变成最大的处,工农兵都归你管。”当时,中宣部的气氛比较宽松,上下级之间说话重一点也没关系。
  陆定一也有武断、粗暴的时候。在处理丁玲、陈企霞事件时,中宣部副秘书长李之琏和干部处处长张海受牵连。在三座门礼堂开宣传系统干部大会时,陆定一一上台就说:“李之琏、张海给我滚出去!”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像定一同志这样的老革命的心理状态,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字辈也说不太清楚。
  1956年2月,陆定一写下了中宣部长任上最辉煌的一页。 中央在毛泽东居住的颐年堂开会时, 他面陈“双百方针”的建议, 被采纳。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 首次宣布这一方针是党促进艺术进步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陆定一这么做,是对党的历史和解放后宣传战线教条主义现状的深刻反省,是对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深谋远虑。
  我记得这一段时间,陆定一多次提到苏联科学界独尊米丘林、李森科、巴甫洛夫而排斥西方的摩尔根学派等学阀作风,这种学风在中国也有谬种流传。有一位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老同志深受苏联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影响,排斥倾向于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就为此被调动了工作。卫生部有位负责人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只有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不能接受这些轻率抹煞人类以往科学成果的奇谈怪论,指出那些盲从苏联的同志嘴上总爱挂着“巴甫洛夫,巴甫洛夫”是多么滑稽可笑。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人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由中宣部出面裁定对错。陆定一微微一笑,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
  1956年可以说是陆定一思想大解放的一年。5月26日, 他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首都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我觉得这是一篇在国际共运史上光耀千秋的文献。在报告中,陆定一主张把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同政治区分开来。“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对于思想问题,想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解决,是不会有效的。”“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陆定一提出,即使是对那些持资产阶级观点的学者,也要保障他们获得适当的工作岗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将自己的专长传授给青年的权利。党员要克服宗派主义,在学问上多向党外人士请教。
  两天后,陆定一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又以最鲜明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
  遗憾的是,定一同志思想的光芒在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风雨中很快黯淡下去。一年后的“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毛主席说,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样,“双百方针”虽然在口头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却从此被束之高阁。
  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我被打成中宣部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大鲨鱼”。但陆定一对我的态度是相当温和的,他曾在部务会上避重就轻地说,秦川同志主要是读书太少。当我听到这个话时,心里很不平静。因为好几年前,陆定一就想让我到中央党校深造。1958年,他又让我到南方某省去做宣传部长,认为那样更适合我。我没有听话。我下放劳动两年,正赶上全国大饥荒,体重降到96斤。有一次回京探亲,在中宣部大院遇到陆定一。他关切地说:“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从此,我就结束了下放劳动,在家待业。1967年,“文革”高潮期间,我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的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我心中十分难过。
  十多年后再见到他,已是1979年,那时我已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那天,陆定一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让我去看他。到他家后,先见到陆定一的家人。陆夫人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我脖上,说:“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这大概是指人民日报帮他们递交过申诉材料。稍过了一会儿,陆定一回来,我俩相见,彼此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清楚地记得,陆定一见到睽违十多年的女儿小瑞时,一面端详一面用手抚摸着她的一双长辫子说:“长大了,长大了。”眼里饱噙着眼泪。这位备受磨难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儿女情长令人动容。
  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就提出,我们党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实际上形成了一条极左的路线。刊出前一晚,他打来电话:“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当时定一同志的这种看法在党内是十分大胆和超前的,因而曾引起最高领导的不满。
  1986年,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在举手表决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前,陆定一忽然站起来说:“决议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党的领导’这一句,我主张去掉前面半句。关于这个问题,我提了三次意见,但都没给我登简报。”不少中央委员为定一同志的讲话鼓掌。虽然这一建议没有被全会所采纳,但他不寻常的胆识又一次赢得党员、群众的敬重。
  晚年的陆定一回顾中共七十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坚决反对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文革”中他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这可以说是定一同志从全党、全民族,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的带血的教训。陆定一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除了“大革命”的短暂时期和1956年前后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其他时间不是受迫害就是被埋没。然而,真正的金子是岁月的风尘所遮掩不住的。越是到晚年,他在思想战线卓越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的光辉,才越加被全党所认识。
  1992年,陆定一生日的那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端详着孩子们送去的各种饺子,忽然感慨地说起了党内存在的腐化现象,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我无言以对。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党战争年代靠什么?靠的是投身革命的‘军阀’,他们教我们如何建司令部、作战科、通迅科、后勤部,如何操练、打靶、挖战壕。我们依靠他们、驾驭他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搞现代化,要靠‘财阀’,他们教我们如何管理现代企业、开拓市场。我们要学会依靠‘财阀’、驾驭‘财阀’。”一席话,竟是对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刻概括。
陆定一去世前一天,我来到他病房。据他儿子说,他刚刚还在念叨着我的名字。陆定一追悼会上,他女儿说:“爸爸有过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千万不要挂在心上。”我想,定一同志临终前对我当年挨整可能还心怀歉疚。其实,我早已知道,我的“右倾”问题是康生定的案,我怎会责怪定一和其他同志呢?

张际春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也是一个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待人接物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早年教过书,参加过湘南起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期学员开学典礼上,他以“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提名我做主席团成员。我当时感到十分意外,毕竟我是从白区到延安来的同志中最年轻的。解放后我在中宣部宣传处时,他就分管我们处,经常参加处里的会议,不过仍让我主持。每当我们的议论有什么不当之处,他就轻轻地哼一声提请注意,但从来不当场劈头盖脸批评一顿。
  有一次我起草一份关于农村宣传工作的文件,被部务会议否决,心里很不舒服。张际春过来对我说:“文件的缺点是没有很好地研究农村合作化后的新形势,不过有一段话你写得还是不错的,就是县委书记要管宣传工作。”开完会,他又转送我两罐茶叶。在他身边工作,总是让你很舒心、很温暖。
  1955年以后,政治运动升级,文艺界先后出了胡风问题、丁陈问题。张际春主管干部工作,以他在军队中“妈妈同志”的心态和实事求是、严肃审慎的作风处理得比较稳当,能减码时决不加码。比如,在有关丁玲问题的几次会上,他的讲话实事求是,不扣大帽子,不主张开除丁玲党籍。部内清查胡风问题,没有搞大运动。宣传处有位女干事的丈夫是“胡风分子”,以后就见不到此人了。完全没有想到,四十多年后,1997年春节,她竟然跑到我家里来拜年。我问她,这几十年你关在什么地方?她说:“关什么,就在中宣部下属单位,谁关我?”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背后恐怕是张际春等“阎王”的温情主义起了作用。
  党的“八大”前,我以中宣部的名义起草国庆节口号,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不再提“毛主席万岁”,我也就没有加上这个口号。报告呈送上去后,有次在中南海怀仁堂看电影时,张际春走过来悄悄告诉我,小平同志讲了,关于口号问题,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但他再也没说什么。日后,在清算我的“右倾”错误时,中宣部也没有一位领导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康生恶狠狠地说过“十个极右派也不换一个秦川”,但张际春作为分管干部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从来没有参与对我的批判。
  张际春很尊重老同志,比如每次到资深的李卓然副部长家里去,一见面总要行个毕恭毕敬的军礼。但他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怕得罪人,陆定一曾经想调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张际春主持的部务会议没有通过。他的意见是“共产党员不一定都能当校长”。后来尽管陆定一拍着桌子发了一顿脾气,他仍坚持这个原则。
  “文革”批斗后,他的吉姆车被取消了,只好坐公共汽车上班。但他毕竟没有挤车的经验,被车门夹住,摔断了腿,不久就去世了,听龚育之同志提起,在“五七干校”的“牛棚”中,际春同志还说过一句十分沉痛的话:“我是宁愿割头,不愿流血!”这是千百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坚贞气节。他的儿子在1989年“六四”后去了美国。女儿下乡到了井冈山,至今还留在那里,听说生活很艰难。一代人杰,晚年寂寞,身后黯淡,令人唏嘘不已。

  李卓然
  在中宣部的几位部长中,我跟李卓然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从1939年至1949年在西北局宣传部相识,1952年后又在中宣部共事了。他是一个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有谜一样身世的人。作为红军五军团政委,他在长征中做后卫,打过很多硬仗,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然而,自长征结束后就凄然告别了戎马生涯,渐渐被人遗忘。李卓然是西路军政治负责人。西路军接党中央和军委命令西进遭到彻底失败。陈云、滕代远代表党中央到新疆迎接他们,听取了李卓然的详细汇报,表示理解。李卓然回到延安后,有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他,他不能接受,沉默下来。所以,尽管他资历极深,早在1921年就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加入“少共”,1923年入党;尽管他是军事科班出身,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时与铁木辛哥、伏罗希洛夫是同学;但终于不能继续留做军事工作。
  在延安,他先后做过总政宣传部长、边区中央局宣传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长。他对人和气,作风民主,从不疾言厉色。1941年在西北局时,他带着我和柯华(解放后曾任驻英大使)两名干事,到宜川县的固临镇做农村调查。仅有的一匹马,起初是李卓然骑,后来柯华闹肚子,就让给了柯华。我们白天与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各色人等谈天说地,晚上就睡在一个土炕上,把衣服翻过来用小扫帚扫虱子。就这样编写出《固临调查》一书,陈云读了书稿非常高兴,而且在稿样出来后亲自为我们查点数字的错误。前些日子,有些年轻人读到这本旧书,大有感慨地说:“毕竟是老布尔什维克,敢于承认土改后农村并非万事大吉。比如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扶助中农奔小康的问题,村干部素质和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你们都及早地看出来了。”这是指李卓然在书中得出的调查结论。
  起初,我们对李卓然并不太了解。他的性格不是那么鲜明,但比较随和,经常与我们一起玩乒乓球,甚至一起脱光了衣服在延河里洗澡。一次,延河发大水,我起早在河边拣了一盆小鱼。他上班后找不到我,发了很大的火,同志们都为我担心。我把鱼盆端到他窑洞前,斗胆建议:“油煎了,很好吃。”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真拿你没办法,弄点油煎吧。”这就是他的风格,特别喜欢年轻人,处处爱护年轻人。有一次我为西北局党刊《团结》做校对,粗心到李卓然文章的署名排成了“卑然”也没有察觉。他发现后站在山头上呼叫:“秦川在哪里,真是乱弹琴!”当我跑上去站在他面前时,他指着刊物气得说话都不连贯了:“你看看,卓然,卑然,你看……”但也没有因此给我什么处分。在康生一手操纵的延安“抢救运动”中,整死人的单位不在少数。他领导的西北局宣传部,白区来的大学生、地下党多达几十人,但最终没有一个人挨整。直到解放后我因“右倾”问题被批判时,他也没有上纲上线,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秦川这个人是一贯的调皮。”
  在延安时,我一心想到前方去,曾经在一座小山包上与他进行过动情的辩论。他只是冷静地问我一句:“假如敌人来进攻这座山头,你知道怎么布兵吗?”现在想来,当时他自己的内心恐怕也不会平静。宣传部的工作并不紧张,也就是起草文件、下厂下乡讲话一类琐事。劝我安心后方工作的他,想来会不会也常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的慨叹呢?
  到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这些年轻人才多少知道一点李卓然那惊涛骇浪般的过去。西路军包括五军团、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主力,曾经有2.1万人之众,是红军中的“正规军”, 最后到达新疆时只剩下三百余人。说起这段历史,他的态度十分沉痛,似乎又有些委屈。1939年,他写下《十五年与一年》的个人总结,认为自己入党16年,有15年是执行正确路线的,西征那1年算是犯了错误。在整风中, 人们也没有怎么与他过不去。
  1949年北平和谈,周恩来指名让他参加。后来,他去了东北,任东北局宣传部长、东北行政区副主席,解放后,先是接替少奇同志担任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前身)院长,后到中宣部做副部长。他在中宣部任上依然没有多大作为,很少发表个人意见。“文革”中,周总理保了他,所以在中宣部的几位“阎王”中下场算是比较好的,只不过头发都白了。从延安时期起,他就患有高血压,头上一直戴着个什么治疗的东西。解放后,他家里一直挂着毛主席画像,他心中可能一直在向毛主席谈西路军问题。八几年时,近九十高龄的他孤身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我告诉了胡启立,第二天胡启立就带着一束鲜花去看望他,跟着习仲勋、宋平等人也去了。他拉着习仲勋的手不放,说:“别走,再说一会儿。”1993年临终前,他对西路军的失败还耿耿于怀,说:“毛主席当时一直没有告诉我要跟他北上。这个情况,陈云同志来新疆接我时,我说过。回延安后,也曾经与少奇同志睡在一个窑洞里谈过一个通宵。”
去年,在一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电视片中,有关遵义会议那一段,终于播出了李卓然的画像,还有他拥护毛泽东的简短发言。这位曾经饱蘸青春的热血书写历史的红军将领,终于在去世三年后得到了他生前未能盼来的历史的公正评价

张子意
  记得第一次见到张子意,是1946年在延安。我们去欢迎他和马明方等人从新疆监狱中获救归来。他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情绪非常激动。听说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干部,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之一。他解放后在中宣部任副部长,分管干部和理论工作,接替张际春。他处事原则性很强,说话很坦率,敢于开展批评。
  1958年,周总理组织中直机关干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他和周扬就与我们一道乘坐大卡车前往,收工回来在一个澡堂里洗澡,在一张桌子上喝酒、聊天,晚上同打地铺,摊开一张草席子就呼呼入睡。那时,我们都被编在第四支队,队长是周恩来。秘书长是习仲勋。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大家庭,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没有什么差别。卫生部长李德全风趣地说,让我们成立一个同学会吧。工余时间,张子意很坦然地告诉我们,自己犯过李立三盲动路线的错误,几乎与历次左倾路线都沾过一点边。由此,我们对他的尊敬又进了一层。
  1959年,中宣部组织农村调查。在四川农村,我发现当地干部宁愿老百姓饿肚子也要完成粮食外调指标。村民们只好掏出仅有的一点钱去买东西吃,或者去城里讨饭。有一天张子意陪同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来看望我们。李井泉问公社书记,粮食够不够吃,食堂办得怎样。公社书记夸口说没问题。我据实反映,农民手头没有余粮,22个公共食堂中16个已经停火了。李井泉对我的直言似乎很不高兴。张子意在一旁没有说话,第二天派车接我们到成都,一日三餐以酒招待,让我们吃饱了肚子、解了馋。席间,我们争相诉说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形,张子意听后点点头,仍然没有表态。
  庐山会议后,我因如实反映农村情况,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康生在几次会上点了我的名。张子意主持了对我的批判会。1962年,刘少奇提出甄别干部,邓小平主张“一风吹”。在中宣部几个“阎王”出席的会上,张子意宣读了对我的甄别结论,承认1959年对我的斗争过火了,我当场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强调我跑过好几省,各地农村的浮夸风、共产风太厉害了,我为此说几句真话,何罪之有,岂只是个过火的问题?张子意表示,有不同意见可以写下来。当天下午,我就把申诉材料写好,指责中宣部违反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纠左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这自然被视为“翻案风”,我的甄别平反又落空了。
  1964年,中宣部干部处通知我可以自找工作。我本不愿离开中宣部,迫于无奈,也只好自谋出路了。听说新组建了一个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主任是谷牧,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谷牧当场敲定我去当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康生闻讯后责问谷牧为什么收留我。张子意事后也曾对别人说,秦川的问题主要是康生揪住不放。
  “文革”中,张子意也被投入监狱。粉碎“四人帮”后,有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一进门,脸色苍白、身体虚弱的他站起来,拉着我的手,没有等我言语就说:“秦川同志,我对不起你!整错了。”我本有些怨气,想把当年的事问个明白,现在也不好说什么了。过了几天,听说他住院了,病情十分危险,我又赶去看他。他从病床上跳下来,嘴里还是上次那么几句话,心情更加沉重。他说:“秦川同志,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昧着良心”份量很重,一般人轻易开不了口。我听了一阵激动。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
  张子意在病榻上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赞扬《人民日报》勇于开展批评和舆论监督,是共产党有生命力的表现。这封信我至今还珍藏着。信中的句句话都是一颗共产党人滚烫的心,是一个老党员的临终嘱托啊!

  周扬
  周扬自从到延安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如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推动根据地的大众文化。但他也因此给人以一贯正确、高高在上的感觉,无论写文章还是作报告总是气势不凡,令人敬而远之。
  1956年,周扬到中宣部主持工作时,我与他已经十几年未见面了。他比以前随和了,主动接近人了。有天晚上,他到我宿舍闲谈,问起我最喜欢哪个外国作家,我说是巴尔扎克。他忽然放声笑起来,说:“我喜欢德莱塞。”走进我的卧室,他忽然又问:“你爱人不是演员吗,为什么不挂她的剧照?”完全没有什么架子。我也曾随他去宣武门外走访过几位京剧艺术家。这使我对他的印象好多了,觉得他也是可以亲近的。我虽然不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但见面时,他总要主动地与我聊上几句。一次,他兴奋地说:“秦川,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唐宋八大家读完了。”我没有读过唐宋八大家,真不知说什么好。又有一次,他见面就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过了几个月,他又说:“我下乡去了呀。”现在想来,解放后,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错误方针执行得也很坚决,但从《武训传》、《红楼梦》事件以来,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倾向,所以要把他赶下乡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
  1958年,周扬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期间,一天夜里,在草席铺就的地上,他谈起上海“左联”时期的事。他和夏衍、阳翰笙等在上级组织机关屡遭破坏、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怎样建立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文化界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上海文化工作由此突破了“左联”时期的关门主义倾向,取得很大成绩。他还谈到,冯雪峰从陕北苏区回上海后不愿与他们见面等情况。他的彻夜长谈,使我在敬仰之余也深受教益:周扬能在失去党的直接领导时独立思考,勇敢地抛弃左倾思想的束缚,结束了“左联”时期文艺战线长期的所谓路线斗争,没有相当的才能和胆略是难以担当这一重任的。
  据我观察,在胡风、丁玲问题上,周扬摇摆得很厉害,真是东倒西歪、左顾右盼。整胡风,开始他并不积极,毛泽东不让周扬参与胡风的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究竟是谁送到毛泽东那里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胡风问题出来后升级为“反革命集团”,由此中央设立了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但陆定一不过问具体事宜,自从毛泽东的批语把胡风定为“反革命”后,陆定一就把此案推给公安部长罗瑞卿。罗自称不了解文艺界情况,于是从中宣部调过去一批人,×××担任公安部文化系统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罗瑞卿。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周扬确实参与处理了。我列席过文联礼堂的批判大会,听过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在处理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的问题上,周扬的态度更是厉害。
  “文革”结束后,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一次,我去看他,见他刚从冯雪峰处回来,又要匆匆返回冯家。他说:“雪峰病得很重,生活有困难,我给他送点钱去。”他曾多次向“文革”前被整的人一一真诚道歉。但当初在胡风问题上为周扬当智囊和先锋的同志,在“文革”后未见只言片语表示歉意,令人费解。
  过去,周扬的作风有时也可能确实会给人以“阎王”的印象,使一些战友不能接受。在我看来,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那个“左”的年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周扬除了遵命又能有何作为?但是,在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上海、延安、全国解放初期,他都有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作了深刻的反思,思想有了新的飞跃,简直是大彻大悟,以他过人的智慧为文艺和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谈到周扬在中宣部的过错,不能不提到康生。1956年“八大”以后,康生参加了中宣部的领导工作。每次部长会议,他都参加,并作长篇讲话。我记得反右派斗争后一次部长会议上,康生总结出一个政治心得,大意是:延安整风引出一个王实味,这次整风又引出右派向党进攻。整风必出右。这是一个规律。又有一次,1962年的一天晚上,在沙滩教育楼放映电影《桃花扇》,演到一半,康生一声大喊:“反动!这是一部反动电影,怎么能把投降文人拍成正面人物!”从此,《桃花扇》被禁,“文革”中又遭殃。康生在中宣部欠下的债,似乎很少有人提及。

张磐石
  曾任华北局书记、宣传部部长的张磐石,是富有实践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也是1954年到中宣部来的。他为人率直,胸怀坦诚,作风也平实,没有架子。他主持召开过全国工矿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很有水平。在中宣部工作的侧重点上,他难以适应陆定一的思路。我批评陆定一“只抓五百万知识分子,丢了五亿工农兵”,实际上是反映了张磐石的一些观点。他对工作抓得很紧,批评起人来很厉害,我对他也难以适应。
  1958年,在中宣部整风会议上,我批评张磐石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我的发言偏激过火,至今还很歉疚。我没有预料到的是,在会上有人竟把它进一步上纲为“向党伸手”,这就更“左”了。此后,我与他的关系一直不很顺畅。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中宣部以我为重点的批判会中,原以为他会借机狠狠批判我一顿,但他竟然没有墙倒众人推,而是一言不发。“文革”中,他还说了许多保护性的话。
  “文革”前,他就下放京郊。“文革”时也在劫难逃,离开了中宣部。

  胡乔木
  从延安时期到“文革”前,我始终十分尊重胡乔木。1944年中央西北局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乔木来传达刘少奇、任弼时关于兴利除弊、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1946年冬天,陕甘宁边区打算以发行土地债券的办法来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实质就是和平土改。我奉命带工作组去富县。在富县塬上,我看见乔木一个人背着行李站在一个石碑前凝神观看,很为这位毛主席的大秘书能吃得了这样的辛苦而感动。乔木是同康生、陈伯达、田家英一道去陇东研究和平土改问题的。乔木支持这一正确决策。而康生回延安后就作报告,反对和平土改,强调阶级斗争。
  1950年,我还在西北局宣传部时,曾借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机会,向乔木请教做好工作的秘诀。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要多做第一把手的工作。此话大有深意,看来是概括了他在党内沉浮中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他做人的准则。对乔木来说,这第一把手当然是指毛泽东了,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1953年,是胡乔木把我要到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主要跑中国科学院和卫生部。一天,乔木来电话,告诉我中央要搞原子能研究,准备让钱三强负责。胡乔木提出让科学院给他配吉姆专车和配警卫员,可见他对科学事业的关心和尊重。我们不同意卫生部否定中医的做法,向乔木汇报,他表示支持,并让科学处的龚育之写一篇文章,阐述中央关于中西医合作的方针,批评中医是封建医的错误观点。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想让我去看看北京医院的两位特殊病人,一个是康生,一个是林彪。我去请教乔木,乔木说你不能去。看来,他对这两位“政治病号”的城府早已了然于胸。为这事,我至今还感激他。
  苏共中央宣传部代表团来访,乔木对他们的情况介绍,尤其是宣传网和报告员制度非常有兴趣。其实,早在中国省市宣传部长访问苏联前,我们已经实行了,乔木受苏联那一套影响太深了。部里有不少同志反映,乔木对下属过于苛责,甚至有点尖刻,常常当面让你下不了台。记得一次讨论斯大林论述语言问题的文章,乔木指定我发言。我一时说不出什么,他就当众批评我,真有点受不了。应该说在初到中央机关时,乔木对我帮助不少,收益良多。当时,我确实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没有想到,事过几年以后,彼此都失望了。

  徐特立  陈伯达
  令人尊敬的徐特立老人也是副部长,主要研究教育问题,住在西郊,我只见到他一次。因为部长会议经常不通知他参加。在一次会上,他站起来气冲冲地批评乔木。我从未见过这位慈祥的老人如此动火。
  陈伯达也是中宣部副部长,主要工作是任毛泽东秘书,很少参加中宣部部务会议。碰到中宣部开大一点的会,就请他来讲话。他的讲话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所以就由王惠德同志作他的“翻译”。常在中南海散步时见着他,当时的印象是,他对谁都客客气气。没有什么架子。他经常自称“小小老百姓”,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竟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康生、“四人帮”沆瀣一气砸烂了中宣部。又投靠林彪成了罪犯。
  中央宣传部终于被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彻底砸烂了。陆定一等几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战线有威望的领导人多已谢世,大批富有经验的干部散落四方。但是,我想一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是不能忽略他们的。他们毕竟为我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开创了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和组织制度,例如重视调查研究,少唱高调、不尚空谈,摆正宣传部门和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关系,区别中央宣传和地方宣传的侧重点,宣传干部经常下到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部长、副部长、处长不能随便以个人讲话作指示,等等,都是对党的建设的开拓性贡献。这么一个有威信的、富于生机和活力的领导机关,由于最高领袖的一句风趣的评语,在一夜之间以非组织程序被连锅端,若干负责人当啷入狱。如此惨痛的一幕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每当想起也终难平息胸中的悲愤和惆怅。
 (责任编辑:张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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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
作者:秦川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在1966年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有一句尖刻的评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一句话导致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灭顶之灾。部长陆定一成为“文革”中的首批受害者之一。中宣部的几位副部长,如张际春、李卓然、张子意、周扬、张磐石,也跟着蒙受不白之冤。

——陆定一不该打到吗?

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第4版()
专栏:
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革命联合总部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伟大号召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响应,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首先要破字当头,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划清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界限,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获得彻底胜利。
十七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学阀陆定一,利用他们窃取的大权,把持了教育的领导岗位,抵制、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党中央所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社会主义的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温床,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舆论、准备干部。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教育界影响很深,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
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
教育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在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无产阶级要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资产阶级也要培养他们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接班人。
早在一九三四年,毛主席就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一九五七年以后,毛主席进一步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理论。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去做,就一定能够迅速地提高我国青少年一代的社会主义觉悟,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一定能够逐步地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一定能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共产主义事业在我国和全世界取得最后的胜利。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一九五八年,中国赫鲁晓夫就迫不及待地亲自出马,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他叫嚣:“过去的教育方针、教育目的不明确,要进行批判。”到了一九六一年,陆定一配合国内外反动势力,向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发起了猖狂进攻。他恶意煽动说:“在教育上想搞一个传至万世的东西不可能,对教育方针有不同意见,在党内是可以的,在党外也允许反对。”看,一个咬牙切齿地要“批判”,一个张牙舞爪地要“反对”,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陆定一大肆攻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的就是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即他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意旨提出的所谓“双重教育目的”论。陆定一把青少年一代划分为两种人,其中大多数被训练成为只有初步读写能力的,能够种地、做工的劳动力,即“治于人”的人,而少数所谓“尖子”则享受较高的教育,被精心培养成为具有“高深知识”、“治人”的精神贵族。陆定一选择一些大、中、小学作为“重点学校”,建立所谓“小宝塔”的系统。他大搞“天才教育”,选拔少数所谓“尖子”进行“重点培养”。陆定一还硬说这是“客观规律”,是无法改变的。他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可避免的要存在,那么就有人要读的高一点,你们不能把他降下来。”陆定一就是这样无耻地为培养精神贵族作辩护。
陆定一的“双重教育目的”论,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出的教育方针的。陆定一说:“劳动者有各种各样,一种是行业的不同,一种是程度的不同,有工程师、工人。什么培养千篇一律的劳动者,世界上是不会有的。……通通一样是不行的,把学生看成都是一样,这个先生就是官僚主义”。他明目张胆地污蔑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伟大的教育方针是“行不通”的,是“官僚主义”,真是反动透顶!
陆定一的“双重教育目的”论,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扬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陆定一公开宣称:“智育第一,片面追求升学率,恐怕不能扣资产阶级帽子。”他说:“中小学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我想中小学的培养目标,最主要的是掌握学习的工具。一个是语文、文学;还有一类,数学、物理、化学,也是基本工具。”他还说:“思想教育不要搞那么多。”陆定一甚至把教学中贯彻思想教育,污蔑为“简单化”、“生搬硬套”和“好高鹜远”等等。他胡说什么:“按照教科书进行教学就是了,要联系政治就要产生非驴非马。”在陆定一看来,中、小学生根本不要学习政治,不要参加劳动,只要“掌握学习的工具”就行了。
陆定一还故意用“智育第一”的口号,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学说,胡说什么“有了基本工具就是全面发展”。他叫嚷:“要上天,就要念书。”他反对又红又专,胡说什么“两者兼备于一人是不行的,是办不到的”。
“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口号。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时候,首先关心的是他们是不是热爱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站在毛主席一边。所谓“智育第一”、“业务至上”,从来都不是真实的。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也不是真的不要政治。陆定一说:只要搞好“学问”,“思想上拥护铁托,……也是可以的”。这就一语泄露了天机!原来陆定一之流只是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他们企图利用这个虚伪的口号,诱骗青少年一代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而效劳。
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
陆定一为了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因此,我们整个学校教育事业都应该紧密地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使青少年一代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亲身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把他们真正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以后,毛主席又发出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教学要少而精,课程门类要减少,教材分量要减轻,考试方法要改革,教学方法要废止注入式,采取启发式,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但是十七年来,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采用反革命两面手法,极力抵制毛主席关于改革学制、课程、教材、考试和教学方法的指示。
中国赫鲁晓夫一贯宣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谬论。陆定一也叫嚣“教育这个东西很清楚,叫做传授知识,学习知识”,污蔑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不务正业”,妄图把学生引向死读书本的邪路。
在学制上,陆定一之流维护从外国抄袭来的一整套资产阶级货色。他们千方百计地反对缩短中、小学的学习年限,并延长高等学校的学习年限为五年、六年甚至八年。按照这个学制,学生长期闭门读书,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势必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陆定一之流在极力维护旧教育制度的同时,还一再增加课程门类、教材分量和学习时间,抵制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削减政治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时间。
建国之初,为了配合中国赫鲁晓夫鼓吹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政治需要,陆定一之流在教育上强调“保护”、“继承”旧东西,抵制社会主义改造,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要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本的指示,而大量地采用国民党时期的旧课本。至于课程设置、规章制度,也是沿袭了国民党时期的那一套。后来,陆定一之流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指使下,又完全照搬外国的一整套教材,乃至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陆定一还吹捧苏修的《教育学》是“社会主义”的,并把这本书作为维护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工具。
一九六○年,陆定一更打着“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幌子,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开展的教育革命进行了猖狂反扑。他污蔑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如北洋军阀、国民党时代,竭力鼓吹在课程、教材、教法方面向国民党时期所谓名牌学校看齐。一九六一年,陆定一之流把小学的课程增加到十一门,初中课程增加到十三门,高中课程增加到十门(外加四门选修课)。中学每周学习时间增加到三十四至三十六节。他们采用突然袭击的考试方法,使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他们还在学生中颁发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在选拔优秀生和优秀班级时把分数放在第一位,在评价学校好坏时按高考录取人数为标准,等等,引诱学生拚命追求分数。这样,就全面地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教学秩序。
毛主席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无产阶级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上摧毁了一切旧制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必然要立即开展文化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摧毁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陆定一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反对教育革命。他大肆宣扬“未立不破”、“先立后破”的谬论,鼓吹改良主义。他说:“教学还不是改革问题,就是改良一点,是改良主义。”他恶毒地污蔑教育革命是“乱、糟、偏”,咒骂“这样搞下去要垮台”。这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就是妄图利用这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抵制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为了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竟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提出“国共合作”的反动口号,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
陆定一疯狂地咒骂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领导的指示是“宗派主义”,“垄断想法”,必须“去掉”。他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说:“有个口号叫‘一杆子插到底’,就是党委决定一切,系总支决定一切,支部决定一切,这样就乱了。”他恶狠狠地说:“一切组织都由党员领导,我不同意。”他公开为资产阶级争权,提出“非要国共合作不可,非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不可”。他极力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他甚至说,象冯友兰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可以“起主导作用”。到了一九六一年,陆定一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支持下,进一步要在全国高等学校里立即建立“三、三”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派、中间派)的领导班子。他把这个领导班子定名为校务委员会,赋予极大的权力,实际上使它凌驾于学校党委之上。陆定一一贯公开宣扬党不能领导学校教育。他说:“小知识分子(指在学校做党的工作的同志)领导大知识分子,无论如何是不行的,他不服的。”
在陆定一的“国共合作”、“三、三”制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被篡夺了。所谓“国共合作”、“三、三”制,其实质就是让资产阶级专我们的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陆定一居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搞什么“国共合作”,这正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陆定一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他搬出了一个“有教无类”的反动口号,来为他的这种反革命行径作辩护。他说:“孔子说,‘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
真的是“有教无类”吗?这是弥天大谎。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教育是有阶级性的。“有教无类”一直都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都曾经利用过这个口号来欺骗麻痹劳动人民,掩盖阶级社会里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压迫和剥削的关系,掩盖统治阶级实行愚民政策的罪恶事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陆定一从历史垃圾堆里拣起这个破烂,来抵制党的阶级路线。在各级学校招收新生和进行毕业生分配时,他孤立地强调“重在表现”,根本不看政治条件。事实说明,陆定一的“重在表现”,就是重在业务,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指出:“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但是,在陆定一的“有教无类”、“重在表现”的口号下,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大量地进入各级重点学校,而大量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却被排斥在校门之外,即使进入学校也要受到种种歧视和排挤。
让我们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所提出和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12-06  

——周恩来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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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 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0.22
各位同学:
这个当然不能是单单地责怪教育部,给教育部贴了不少大字报,其实根子在陆定一身上。他对教育部抓得可紧了,我这个总理是管不了他这个教育部的事情。虽然教育部也归我管,但中宣部他直接抓,我管不了。所以这些事情,到今年揭发以后才发现的,根子在中宣部,在陆定一身上。

——周恩来推个一干二净

——周恩来:我们提过多次,陆定一他都反对,他总给你摆在不主要的地位,甚至于不听不信。这个可以找过去的教育部的文件。

——赵家五毛: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

——赵家:周恩来相忍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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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主席打错了吗?

陆定一同志谈知识和知识分子
第5版()
专栏:
陆定一同志谈知识和知识分子
(不久前,《民主与法制》记者在访问陆定一同志的时候,看到他给胡耀邦同志的一封信的底稿。这封信有很大部分是讲自己以往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并作了自我批评。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一段和陆定一同志的解释。)
当时(指解放初期)应该把一批党员(农民干部)送去受教育,不要“速成”,训练到大学毕业,这样搞它十年、二十年,我们现在的建设就会好办得多。没有提出这个任务,我也有重大责任。这是个大失策。
有错就得认错嘛。我是交大毕业的,又长期管宣传文教工作,竟没有注意建设时期特别要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当然是个大失策了!没有文化的军队确实是一支愚蠢的军队。缺少文化就不会知道啥叫民主法制,就很容易搞封建那一套,大炼钢铁恶化为大砍树木,以粮为纲又演变为副业砍光,从上面讲是瞎指挥,从下面看是盲从,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无知;无知还瞧不起有知,使知识分子长期受压,“文革”中更公然把知识分子列为“臭老九”。所以说,如今强调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是吸取多年教训后继续拨乱反正,并且要当作一项国策来坚决贯彻,决不是什么“心血来潮”啊!
(摘自《民主与法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1983-04-29  

——陆定一要的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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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怀念陆定一同志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怀念陆定一同志
童大林陈清泉宋广渭
陆定一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作风,永远受到我们深深的怀念。

陆定一同志做宣传工作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在我们党内是屈指可数的。早在五卅运动中,他还是上海南洋大学学生时,就担任了上海学联创办的报纸《血潮日刊》的编辑。大革命中,陆定一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以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的文章,鞭挞黑暗势力,鼓舞青年参加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国青年》印数最大时达5万份,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数字。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中国青年》、《列宁青年》上写文章,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指出民权革命是今日中国之必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与农民结成联盟,必将取得民权革命的胜利,并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论点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当时陆定一只有二十一二岁,他的理论修养、宣传才能,在团内党内已经颇有名气了。
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陆定一遭到打击迫害,团内的领导职务都被撤销了。直到遵义会议后,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军报》,这时他才能够根据党的正确方针,发挥自己的作用办报。抗日战争后,陆定一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他除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工作以外,还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对华北地区的政权建设、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民运工作作了系统的宣传,公诸报端,对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期间,对党的新闻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解放日报》编辑、记者中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占很大的比重,他们对新闻学缺乏正确的理解,把新闻的定义说得玄之又玄,往往为了片面追求生动而使报道失实。陆定一觉得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他主张新闻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讲究科学性。他在1943年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在《解放日报》发表。文中对新闻所下的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当今新闻定义众说纷纭中,仍不失是比较科学的定义,至今一些大学新闻专业仍然采用这个定义讲课。陆定一在《解放日报》时期阐明的新闻学理论和实践,为无产阶级办报探索了一条新路。

1945年七大召开前,陆定一担任中宣部部长,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共21年。其间,陆定一积极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苏共召开十九大时,斯大林提出共产党要抓共产主义、民族解放、和平三面旗帜。当时毛主席曾提出我们共产党还应该抓自由这面旗帜。陆定一对中宣部同志讲了这件事。他还说,列宁说过,自由是一个伟大的字眼。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写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自由也是共产党人争取的伟大目标。这是陆定一倡导和推行“双百”方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建国初期毛主席为戏曲界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解决了各种戏曲形式要同时存在的问题,但还不可能解决文艺界的其他问题,也不可能涉及和解决科学界、学术界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待不同的学派?发生了争论怎么办?怎样促使科学的发展?陆定一经常思考这些事。
有几件事情使他深有感触。有一位老同志学了苏联的由李森科所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建国后他是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他以粗暴的态度批判和压制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教授。党中央了解这些情况后,撤销了他的职务,调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工作,但他的思想并未改变,仍贬低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他和陆定一谈话时,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用事实对他指出摩尔根学派也是唯物主义的,两派应该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在实验中、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另有一次,一位做卫生工作的领导同志,对陆定一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并要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医学。陆定一想,这样改造医学,中医和西医都该反对,靠巴甫洛夫的一味药(巴甫洛夫液)去包医百病,这种认识很危险,会出大乱子。实践是辨别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唯一办法,中西医都能治好病,必须同时提倡中西医,尊重它们各自的科学价值。再一件事是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有不同看法,当时编写中国古代史课本,不知采用谁的观点好,有的同志要中宣部决定谁对谁错。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家自己去讨论决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
1956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会上陆定一提出,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也即让专家自由讨论。他认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当时毛主席和有些同志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于是确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党对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的方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5月26日,应郭沫若的邀请,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怀仁堂对各界专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他强调,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双百”方针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遗憾的是反右派以后,双百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实际上停止执行了。30年后的1986年,陆定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

陆定一是教育改革的开拓者之一和积极倡导者。
新中国成立后,陆定一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主管文化教育工作。他深感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和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变成了文化上愚昧与落后的国家,人民的智慧与创造才能遭受窒息,优秀的文化传统不能发展。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是当务之急。当时中央把发展工农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文教工作上的一项重要任务。陆定一提出创办工农速成中学,抽调年轻的工农干部及解放军指战员,在三年中间学完中等学校的基本课程,毕业后直接升入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当时各省市都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培养了一批思想好、觉悟高、有知识的工农干部,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陆定一感到,旧中国的教育制度是从英美搬过来的,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他也反对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反对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主张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也就是说,教育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要全面发展的观点在陆定一看来,就是受教育者既要具有广博的书本知识,又要参加生产劳动,使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使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50年代后期,陆定一积极主张改革教学。他认为全日制中小学,应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减少课时,适当增加劳动。这里关键是缩短年限和提高程度。他说,我国现阶段的学制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制,是一个落后的学制。唐朝的王勃18岁写出《滕王阁序》。在我们现行学制之下,13岁才能小学毕业。18世纪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当时牛顿是25岁,莱布尼兹是27岁,而在我们现行学制之下,青年要20岁以上才能学到微积分,23岁才能大学毕业;如果再当3年研究生就是26岁了。学制太长,对国家建设,对学生都不利。他主张中小学缩短到十年左右,程度能提高到相当于大学一年级。这样,每年有高中生一千几百万人,能有更多的人受到高等教育。由于各种原因,陆定一的建议只有少数地方作了试验,没能普遍推广。但试验的单位,是很成功的。如1960年中宣部机关党委和北京师大共同创办的北京景山学校,成了全国的重点学校,取得了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一些宝贵经验,至今仍很有意义。
创办农业中学,是陆定一改革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农村缺乏技术人才,又有大量青年没能升学,于是他提倡办农业中学,这种学校学的文化课是初中最基本的课程,培养初级的农业技术人才,如会计、保管员、卫生员、兽医、农具修理人员、电工等。半农半读(半日制),学生是十三岁至十六七岁的高小毕业生。这种学校不用或少用国家的钱,家长也减轻负担,各方面都欢迎。1958年开始办农业中学,很快全国就办了几万所,江苏的成绩最为显著。
“大跃进”以后,一些学校过分强调参加生产劳动,忽视基础课的学习,甚至不读书。陆定一认为这是另一种偏向。当他看到一所医学院提出“基础课服从临床课,临床课服从需要,来决定课程”,他指出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原则,错误在于根本不懂人类知识积累的过程。自有文字以来,人类积累了对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知识,记录下来,成为书籍,并且有系统地整理起来,成为“基础课”的课本。这些课本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它毕竟是人类知识的宝库。不重视基础课,不重视读书,结果只能招致愚昧,造成教育质量的降低。1959年陆定一在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上说,知识来源于经验,有的是直接经验,有的是间接经验,而间接经验居多。数学、物理、化学的许多公式、定理、定律,对我们都是间接经验。要获得这些间接经验,就要读书,不读书是不行的。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陆定一参与了《高教六十条》等文件的制定。此后,“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教育战线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培养出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陆定一不反对大学开资产阶级科学课程。他说,凯恩斯的经济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黑格尔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我认为还要学,学的目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学黑格尔,就学不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陆定一就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莫须有罪名被打倒,坐牢近13年,1978年12月才获得自由。当时中央要他担任中宣部部长,或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只愿担任中顾委常委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样的职务,把位子让给比较年轻的同志。他始终关心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改革事业。他经常回忆革命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写文章或给中央领导人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中央决策时作参考,表现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耿耿丹心。
80年代初,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刚刚发展起来,它们的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有人以“扰乱市场”为由主张明令禁止。1982年,陆定一回到家乡无锡进行调查,发现这里的农民人均只有3分地,要单靠种田奔小康是没有希望的,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办法,也是农民的出路。于是他写信给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明确提出,谁反对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认为农村要致富,必须允许搞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后来还下达了文件,支持社队企业(后来称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现在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陆定一很赞赏,曾以《茗边老话》为总题目,写了9篇文章,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确的纲领,反映了党的成熟。他对于要不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不要戴政治帽子等问题,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既有理论,又联系实际。邓颖超同志看到这些文章后非常赞赏,曾说党员应当认真学习。
陆定一同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对自己的严格要求。50年代后期开始,党犯了“左”倾错误,陆定一不可能置身事外。经过“文化大革命”,他作了深刻的内省。出狱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就说“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我要向周总理学习。”他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检讨,不只这一次。有一次他对我们说,文革前中宣部做了什么事,无非是抓阶级斗争,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他还说毛主席的错误,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作结论,我的错误没有作结论,只能自己骂自己。陆定一这样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勇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只会更加受到同志们的敬仰。
1997-07-22  

——赵家阉党统治下的1997年教育是什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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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880所培养人才500万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异军突起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民办高校880所培养人才500万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异军突起
本报讯记者王娜梅从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日前召开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获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形成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目前我国经过省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民办高等院校已达880所,其中经过国家教委审批备案承认国家学历文凭的民办高校已有18所。民办高等教育已为我国培养了数百万(面授函授约500万人)计的人才。改变了我国由政府包办教育,教育统得过死的教育体制,为国家解了难,为家长排了忧,为青年成才铺了路。
据悉,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于去年5月28日,一年来已在20个省市设立了联络机构,入会民办高等学校已达300余所。但是民办高校发展还很不平衡,在这次召开的第二次会员大会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现阶段仍以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为重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同时要规范办学,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才能树立民办高校的良好形象,保证教学质量和社会效益,维护民办高等教育的纯洁性和社会声誉。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力量办学事业的发展,维护民办高校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应教育学校遵守政府的政策法规,依法办学、依法治校。与会者一致呼吁,民办高等教育的法规建设亟待加强和完善,立法问题迫在眉睫,有关部门应尽早制定社会力量办学的各项具体法规。
1996-06-24

——高等教育讲什么?

美国高估对华贸易逆差西方经济学家评说缘由
第6版(国际)
专栏:综述
美国高估对华贸易逆差
西方经济学家评说缘由
新华社记者王建生
近年来,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领域时起争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方统计显示美对中国有巨额贸易逆差。美国政府借此不断地向中国施加压力,以期使更多的美国商品打入中国市场。但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却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1994年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总额为1663亿美元,比1993年增加了25.4%,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30%,达295亿美元,仅次于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居第二位。
美中贸易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失衡?西方经济学家最近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
首先,美国政府大大地高估了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美国官方的贸易统计把中国通过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直接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与此同时却并没有把美国通过香港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算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估计,仅此一项美国政府自90年代以来将其对华贸易逆差至少高估了1/3。
其次,美国政府关于中国政府人为地将人民币贬值以扩大出口的指责没有说服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说,若果真如此,中国1994年的对外贸易盈余将达到爆炸性的程度。
实际上,中国去年的商品贸易盈余仅55亿美元。而且,过去1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4个年头存有盈余。中国去年年初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的汇价下降了33%。《经济学家》认为,这只不过是把人民币汇率调整到实际市场汇率的水平。世界银行认为,如果考虑到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人民币汇率在90年代头几年是大幅度上升的,因而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再次,美国对华贸易出现巨额逆差从根本上讲是中国始于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改革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变化:出口的迅猛增长和出口结构的急剧转变。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口每年以高于13%的速度增长。在这一期间,附加值较高的制成品的出口额在全部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从约50%上升到目前的80%以上。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结构也经历了同样的变迁。自1985年以来,矿产品在中国对美出口中所占比例从近30%急剧下降到目前的1%,同期机电产品所占比例从不足2%上升到23%,鞋袜从2%提高到占1/5。
《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美国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上,因此美国厂商增加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顺理成章。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1995-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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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现代西方经济学说》评介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
——《现代西方经济学说》评介
筱文
由丁冰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是由十几位专家学者历时四载完成的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成果。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为该书作序。该书概括了自30年代凯恩斯以来至9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学派及其分支理论,观点简明扼要,反映了西方经济学说的最新发展,吸收了近几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具有借鉴意义。
该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思想,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及其分支理论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区分其精华与糟粕,既批判其错误的观点,也指明其可供借鉴之处。如新古典综合理论力求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分析结合起来,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再如新凯恩斯主义者所提出的宜缓不宜急的政策调整思想等,对我们如何加强宏观调控和实行“软着陆”的政策调整思路,都是有启迪意义的。作者还特别对近些年来在西方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对国内的某些消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如在对科斯产权理论的评价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斯产权理论的实质就是要求实现产权私有。如果试图借用科斯的产权理论,来指导我国国有经济的运行及改革,是不符合国情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大体分为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作者紧紧抓住这两大思潮的线索,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各个流派的形成背景和基本理论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干预主义思潮方面,主要论述了凯恩斯主义学派(包括凯恩斯经济学、美国凯恩斯主义、英国凯恩斯主义)、新制度主义、瑞典学派等;在新自由主义方面,主要论述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等;另外,对自成体系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和罗斯托成长阶段也进行了阐述。此外,作者还对各学派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领域的理论观点给予了考察。这为读者提供了正确的导向。
现代西方经济学自30年代以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中,以70年代因经济“滞胀”而导致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为界,大体可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如果说,前阶段称为凯恩斯主义时代,后一阶段则是凯恩斯主义与形形色色的新自由主义并存时期。这些众多学派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新问题、新理论、新思路层出不穷。作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到80年代以来得到很大发展的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比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等方面,特别是对近几年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科斯、诺恩、卢卡斯等所提出的以交易费用论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经济人”为基础的理性预期理论都予以重点分析和评述,从而较好地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和动向。作者在阐明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和消极影响的同时,还注意到它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如在分析美国传统凯恩斯主义之后又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的演变时,就把它与美国相应时期经济政策的演变密切联系起来,即对供给学派理论的分析与里根经济政策实践联系起来,在对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分析时,就与克林顿的经济政策实践联系起来,并将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与里根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生动地说明了“里根经济学”是对传统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的否定,“克林顿经济学”则是对“里根经济学”的否定。总之,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近年来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不足,有助于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
1996-03-16  

——不是陆定一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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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各界三万人春节联欢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参加联欢会,华国锋同志祝大家春节好 各条战线英雄模范人物,归国华侨,台湾、港澳同胞,外国专家,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十多年的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同志和王光美同志参加了晚会
第1版()
专栏:
首都各界三万人春节联欢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参加联欢会,华国锋同志祝大家春节好
各条战线英雄模范人物,归国华侨,台湾、港澳同胞,外国专家,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十多年的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同志和王光美同志参加了晚会
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七日电 今天晚上人民大会堂里宫灯高挂,首都党政军民各界近三万人在这里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欢度春节。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全城一片爆竹声。宏伟的人民大会堂里,各个大厅灯采交映,欢庆的锣鼓、悠扬的舞曲、艺术家的歌声和孩子们的欢叫声交织一起,使首都的除夕之夜达到了欢乐的高潮。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颖超、纪登奎、苏振华、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锡联、胡耀邦、耿飚、聂荣臻、倪志福、陈慕华、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许德珩、王任重、康世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沈雁冰、史良、朱蕴山、康克清、季方、杨静仁、张冲、胡子昂、荣毅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参加了联欢会。当他们来到群众中和大家亲切握手、祝贺节日时,许多人高声向华国锋等领导同志问好。华国锋同志连连说:“同志们好,祝大家春节好!”
近万名群众欢聚在大礼堂,兴致勃勃地观看中央歌舞团演出的歌舞《枣园来了秧歌队》。这个节目表演的是一九四三年春节,延安军民带着丰收的果实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拜年。当舞台上出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群众在一起的情景时,礼堂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春节联欢晚会丰富多采,有音乐、歌舞、京剧、电影、杂技、木偶戏;有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各种游艺、青年们爱跳的交谊舞,还有体操、武术、乒乓球和各种棋类比赛。许多群众高兴地说,这样的联欢晚会已经有十五年没有举行了,今天,我们党政军民欢聚一堂,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的新气象。
三楼小礼堂演出了精彩的京剧折子戏。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十多年的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同志来到小礼堂,人们纷纷和他们亲切握手,向他们致意。他们身体健康,满面春风。记者请他们谈谈对今晚重新和首都人民一起过春节的心情,彭真同志说:“我充满了高兴和感谢的心情。我将能重新为党为人民工作。我愿意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
王光美同志也带着她的孩子们参加了今天的晚会。在二楼游艺厅里,她和大会堂的服务员以及许多老熟人亲切交谈。王光美同志高兴地说:“这是十二年来我第一次和人民一起过春节。能和人民在一起,我非常高兴。”
参加联欢晚会的,有首都工业、农业、科技等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和群众。商业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百货大楼特级售货员张秉贵同志,傍晚六时离开柜台,就急忙换上过节的衣服,和他的老伴一起,兴冲冲地来到大会堂。在游艺和演出场里,不少人向他致意。他和他的同行们互相勉励,要再接再厉,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曾经担任空军某部“英雄营”营长、现任师参谋长的陈辉亭,是在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中两次荣立二等功的功臣。在今天的晚会上,他回顾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接见他们的情景,对记者说,我们欢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个春节,我决心为实现毛主席、周总理的遗愿,和同志们一起搞好部队现代化建设,保卫人民群众永远过幸福欢乐的生活。
台湾厅里,放置着纸墨笔砚,供画家和诗人们新春试笔。画家彦涵一来到大厅,就应邀画了一幅《春潮》。画面上,海潮汹涌澎湃,一群海鸥鼓翼翱翔。他挥笔题字:遥寄台湾骨肉同胞。文化部长黄镇来了,看了这幅画,连声说好。黄镇同志也兴致勃勃地要了一张大纸,信笔画了一幅松树。擅长丹青的画家们越来越多,他们纷纷挥毫走笔。中年画家范曾画了一幅《钟馗搜妖图》,歌颂了中国人民熟知的钟馗驱鬼降妖的精神;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和画家许麟卢合作画了一幅荷花翡翠图,画意是期待台湾同胞早日归回祖国,画家邵宇作了一幅《山里红》,取意“严霜过后分外红”。诗人们诗兴勃发,妙语迭出。臧克家写了一首《春节怀念台湾同胞》,接着高声吟诵起来:“攀山千条路,共仰一月高。东流归大海,江河日滔滔。思亲逢佳节,台湾众同胞。戮力结同心,祖国气正豪。”六十九岁的诗人艾青也即兴写了一首短诗《思亲》,诗中写道:“进入台湾厅,思念台湾人,海岛与大陆,岂能再离分?”著名诗人赵朴初在大家的掌声中挥毫写下一联:“东风齐着力,雷鼓动山川。”贺敬之、阮章竞、邹荻帆、李可染、叶浅予、张停等诗人、艺术家开怀畅谈,共贺新春。他们互相勉励,要在新的一年里为人民贡献出更多的好作品。
参加联欢晚会的还有在北京的归国华侨,台湾、港澳同胞,以及外国专家和他们的家属。
今晚的联欢会是由中宣部、文化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革委会、中国文联联合举办的。
明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革委会、文化部,将联合举办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联欢晚会。(附图片)
华主席,叶剑英、李先念副主席同首都群众一起欢度春节。
新华社记者 汤孟宗摄
1979-01-28

——是华国锋干的?

——是赵家干的

——陆定一,赵家的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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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周恩来呢?

028) 周恩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的讲话
周恩来
1966.09.19
张劲夫:停职以前担任秘书长、党委委员。
总理:谁给他提的那么高?是中宣部?还是组织部?
张劲夫:不是中宣部。是五八年,通过组织部我们给他提的。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追一追呢?中宣部已经烂了,组织部的安子文也被揪出来了,但你们回去不要写大字报。把杜润生放得那么高,你们也没有生气,为什么不好好的追一追呢?怕群众有意见,你们院党委可以扩大一些,先叫杜作检查,看你们是否能与他划清界线,也可以请文革代表参加。院党委对“应地所”(按:应用地质研究所)是处理不当的,张劲夫在九月五日已经向他们赔礼道歉了。

——周恩来:中宣部已经烂了
  
  
  

 
 
顶端 Posted: 2017-12-12 05:05 | 8 楼
renbing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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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周恩来:中宣部已经烂了

——谁是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

——周恩来是文革派?

——毛主席: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顶端 Posted: 2017-12-12 05:08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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