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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各派在毛式公共领域问题上的不同政见

文革各派在毛式公共领域问题上的不同政见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4周年

原创 2017-12-26 老田 激流网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少数官员掌握管理手段去激励或者控制被管理者的管理想象力,不能成立。为此,有了一场管理上的革命,对于这一次管理上的革命,邓小平和党内许多高官是有着不同政见的。建国后,在革命时代的管理想象力和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确立了否定雇佣劳动制的毛式生产政体——单位制,在单位制内部管理权不得侵犯劳动者的成员资格,是一个主要的特点。毛式生产政体内在地继承了革命时代的精神遗产,并与苏联那种“缺政治”的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1960年3月毛泽东归纳了鞍钢宪法,其内容不仅继承了三湾改编的精神遗产,也与苏联那种干部垄断管理权的生产政体形成了区别。

文革与毛式生产政体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于官场修正主义的识别标准就在于此,同时,群众组织起来对干部行使批评权的依据,就是对单位制内部持久的干群互动的历史记忆的激活;而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和当权派,也一样依托单位制内部具体的干部互动关系。在文革进程中与结束后,对毛式生产政体内部最为关键的精神遗产——起源于三湾改编的毛式公共领域的不同政见,是文革派别分化和改革认识的起点。

1、革命路线与毛式公共领域

1927年秋收起义的残军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改编,这次改编确立了完全有别于常规的管理规则,毛泽东称之为“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些管理权的新规则的内容是:“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规则,虽然降低了官员干预下级的能力和手段,但是在管理对象那里的收获则空前好:“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派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

三湾改编确立的各项规则,是对常规管理想象力的根本性颠覆,这意味着追求管理绩效不再依靠管理者运用各种管理手段去对被管理者进行激励和控制,而是转而依靠被管理者自愿付出的高水平努力。革命时期出现的这种对常规管理想象力的否定,是受到环境条件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1958年毛泽东对此一变革有一个回顾,说:“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做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做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2]据黄克诚回忆,之所以搞官民一致和待遇完全平等,是因为迫不得已,井冈山大小五井地区“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因为经济困难缺乏进行差别待遇激励的条件,不得不实行待遇平等的管理方式。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管理权的行使方式,进行了新的归纳,要求“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1948年他又把这个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行使的新型管理权模式,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

从三湾改编开始确立的政治和经济平等,到延安整风时期推广的群众路线,革命年代对管理的想象力抛弃了依靠管理者通过管理手段去激励或者控制被管理者的常规想象力,管理权较为全面地对被管理者开放,管理绩效更多地依靠被管理者的自觉努力,而管理者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如何有效运用管理手段作用于被管理者,而是反过来建设和维护被管理者对于目标的高度认同和高水平努力。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营企业管理相比,这个管理想象力是抛弃了私人领域的规则,实现了管理权行使方面的公共化,确立了一个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积极互动的毛式公共领域,在这一公共领域中间共同处置管理事务。

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是毛式公共领域的核心内容,也是经济基础内部管理权民主化的关键,在这样的管理权行使过程中间,葛兰西所称的有机知识分子才能够存在,并通过掌权的干部和参与管理事务的积极分子来体现,群众的要求和体验会通过这样的权力运作过程源源不断地输入管理过程,而运作权力所需的知识和信息也会内在于劳动者的经验和认识。革命年代干部脱离群众就无从生存,因此,干部深入群众有一定的自觉性。在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后,这个脱离群众的“无机化”取向有增无已:“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4]从这个方面回顾,不再联系群众而行使权力,肯定是有机知识分子“无机化”的起点,干部也不再与群众同甘共苦了,这也是社会分化规则作用于干群关系领域的关键。

如果把干部主动或者被动采取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作为标准去考察,就能够发现:自从造反派出现并开始有组织地对干部行使批评权的那一刻开始,干部立即就会感到空前自觉的联系群众需要——不过首先是联系保守派群众去压制造反派。群众中间的亲体制力量就此受到干部的动员,迅速进入政治场域实现与干部联手,毛泽东看到了——“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5]干部重新开始与群众结合,恢复某种有机知识分子的特点,最初是在造反派的批评压力之下,通过与保守派密切联系来实现的。

文革伊始,造反派作为政治异化的批判力量一出场,就给予当权派以强烈的刺激,使得他们首次感到需要去紧密结合保守派,这是主动的有机化,而造反派对于当权派及其主导的政治异化的批评力度和有效性,则构成了当权派不得不选择的被动有机化。当权派不得不选择一定程度的主动和被动的再有机化努力,还会在毛泽东强调文革“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心理威慑下而放大。群众组织起来行使批评权,是与当权派滥用权力而积欠的政治债务大小有关的,只要下一次文革还会重来,在权力行使之先,就需要考虑减少各种得罪群众的权力滥用方式以及力戒各种不公正地运用权力的偏私,这迫使当权派关注权力滥用的负外部性记忆问题,为此不得不更为谨慎而公正地运用其手中的权力。

2、中苏两国在生产政体内部的差异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沙皇军队多数在一战前线被打垮,革命夺权过程在首都快速完成,此后以政策和法令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而中国的共产党革命一开始就只能够深入农村,建立起与农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在农民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之下,打垮了有美国从外部支持的国民党强权。在中共革命的开始阶段,就需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颠覆农村的权力结构,为此还必须颠覆人们通过观念所认可的思想权力,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完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

因为第一步的选择不同,导致此后每一步的选择都出现差异,这很接近于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在取得政权之后,毛泽东坚持要在城乡进行广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城市这一革命被称为“民主改革”,在农村则通过派出工作队组织和动员农民,完成打倒地主阶级的土改运动。就这样,即便是旧统治阶级还持有财富,私有制也还合法,但旧统治阶级已经丧失了政治优势和认可自身优势地位的观念权力的支持,这样的社会后果才是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领导权转移到此前的被统治阶级手里了。

因为没有经历过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造过程,苏联的经济基础内部的管理权运用状况,就非常不同于中国的状况,普遍的特点是“缺政治”和重视“物质刺激”,把干部通过管理权强迫劳动者多干活视为唯一法宝。

在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评论说:“教科书中说:‘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6]
苏联没有经历过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缺乏干部与群众积极互动的那一份“政治”遗产。
美国学者麦克·布洛维提出生产政体概念,认为生产场所并不是一个经济关系成立的场所,还有着自己的内部上层建筑——自己的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这样,才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场域的总体关系结构。[7]在苏联与中国的实践中间,由于苏联革命年代没有相对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在形成生产政体时就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现实反应在领导人对现实的思考和观察中间,也就相应地存在着巨大差距。毛泽东1959-1960年在阅读苏联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教科书时,较为详细地比较了苏联与中国的差别。

“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则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

毛泽东引述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这在布洛维看来,反作用本身就是在经济基础内部同时起作用的,并不是另外的一种作用。而毛泽东强调的资产阶级法权,具有某种“非社会主义性质”,这其实就是布洛维所看重的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起作用的方式。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湖北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经常挨群众骂,一九五六年这些干部改变了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同农民一起劳动,深受群众欢迎。”[8]

“(教科书)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斯大林)他过去说,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的斗争。 ”[9]

对斯大林看重技术和干部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间多次提到,并给出评论:“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10]斯大林之所以持有“干部决定一切和技术决定一切”的偏颇,主因在于苏联无论是内存的土改还是城市工厂内部的社会关系再造,都未曾经历过中国那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组织群众点颠覆旧有的观念权力,因为没有这个政治建设和起点平台,苏联的群众路线或者生产政体内部的政治,始终未能确立起来,以至于长期依赖管理权对于劳动者的强制或者激励作用,这也体现在教科书的写法上,毛泽东评论说:“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11]

应该说,苏联与中国的生产政体形成过程中间,有一个是否进行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差异,由此,苏联的工厂管理中间很少有毛式公共领域的存在,也就不存在对于这个公共领域的维护和修复方面的思考,这构成看问题方式的差异。

革命年代确立的管想象力,首先是以毛式公共领域去实现管理权形式方面的公共化,由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来共同完成管理事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干部对管理权的垄断,还强调干部要得到群众的认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在收入方面也体力劳动者的差距也很小,这相当于是压缩了干部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基于毛式公共领域的管理权模式,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官员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反对,与常规管理相比,干部的权益受到了“剥夺”,由此在官员群体中间激发了普遍而持久的“右翼造反”(彼得·布劳)或者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贵族造反情绪。[12]在常规管理中间,官员们的权力和利益大于毛泽东所坚持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这之间的差额,可以根据后来的历史演变命名为“邓记权益增量”——只要是恢复了常规管理的各项规则,官员们手上的权力和利益有一个可观的增幅。中国革命内部的负能量或者右翼造反,在一开始就出现了围绕着是否对官员授予邓记权益增量的不同政见,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长期站在官场多数的对立面上。由此,可以厘定右翼造反的制度化方向,就是回归常规管理方式为所有的当权派牟取“邓记权益增量”。这样的努力方向,也需要在宣传和主流学术论证中间体现出来,各种改革学术肯定要把权力说成是企业效率的唯一源泉,这非常具体地体现在林毅夫等人为改革做论证的主流经济学努力方向上。[13]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所确立的管理想象力,建国初期在城乡组织普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基层塑造了不同于苏联实践的毛式生产政体,这构成与苏联管理体制的巨大差异,同时,基层的毛式生产政体保留了更多的革命时代的精神遗产和制度实践,结果,在五六十年代与政权高层官员的滥政以及机会主义干预,形成较为明显的冲突和差异,这成为一个批判性的想象力源泉。1960年较为具体地提出鞍钢宪法,较为明确地揭示出基层生产政体和管理权方面与苏联的差异,而苏联基层的生产政体的状况恰好是中国官场高层所追捧的,这也成为文革时期的批判想象力——文革被称为反修防修——防止中国出现苏联那样的“复辟”。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反复提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还说这是最危险的,看起来,在共产党官场中间,越是接近高潮这个右翼造反的冲动就越是强烈,存在着根本性颠覆基层的毛式生产政体持久冲动——这一凝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生产政体。

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发生在苏联,原因也在于毛式生产政体内部的公共领域的运作状况——坏干部与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在这个生产政体的内部产生的。同时,官场中间在革命战争年代就业已存在着的右翼造反情绪和政治能量,在执政后急剧放大,这个阶段性的比较和差异,使得毛泽东非常肯定地得出干部队伍要走向反面的结论。为此,需要付出不惜“天下大乱”的极高社会成本,去支持群众自下而上地起来揭露官场阴暗面。官场的负面趋势在执政后呈现加速趋势,底层的坏干部还组建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去损害了多数人的政治体验,受损后的多数群众由此变成有着明确批判意识的觉悟者,由此,群众的有组织力量去行使对官场和政治机会主义的批评权,就成为纠偏的唯一凭借了。

1968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中间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4]今天回顾,这句话就其反面去理解,才是全面和准确的,文革要动员群众组织起来批判官场的修正主义趋势,这个设计没有成功,结果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毛式生产政体果然被彻底颠覆了,中国全面恢复了雇佣劳动制。也就是说,有了文革并不一定就能够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文革后来被镇压下去了,社会主义果然就没有了,由此看来,文革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所以,毛泽东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15]看起来,以群众的有组织力量和批评权,去抑制官场的右翼造反势能,是一份持久的事业,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3、经济基础的内部管理权与毛式公共领域的关系

在文革期间,报章上经常批评刘少奇、邓小平背叛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批评是与毛式公共领域问题上的不同政见有关的。这个分歧还可以用文革期间的政治博弈来进行检验,大体而言,有着三个不同的文化大革命:最初毛泽东设计的文革时想要解决人的世界观问题,为此支持学术界的“小资本”批判“大资本”(学术场域的大小资本竞争是布迪厄的一个概括),据此重建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领导权;而造反派的文革,则是针对日常政治生活中间的异化现象,而“坏干部+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就是政治生活异化的人格化推动力量,这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坚持批评的两大对象;第三个文革的内容是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镇压造反派,对照文革结束后的改革经验和共产党革命时期的管理经验,目的实际上是要终结管管权的开放性,封闭跟随管理权开放性而来的毛式公共领域,重新划定公私领域的界线,把面对面这一层级的管理权包括在私人领域之内,这就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一致性了。[16]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主导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非毛化,随后按照他自己的认识进行了改革开放,使得整个的经济基础出现了根本性的质变。拿这一段经验,来检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不是否定文革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什么极左,而是直接针对了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规则,邓当然对鞍钢宪法也有着不同政见,为此曾经拒绝宣传鞍钢宪法和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17]而且他对于管理绩效的想象力,全部集中于如何强化干部垄断管理权并强硬地运用管理手段,去挟制被管理者多干活。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间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邓小平讲话之后不久,于光远等人就开始写文章密集宣扬按劳分配(物质刺激)的好处,说这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的;为了实现管理权集中于干部手里做论证,报章连篇累牍地宣传“大锅饭养懒汉”的主题思想,认为没有干部权力的监督控制,劳动者就不愿意多干活。更晚的时候,从台湾游泳过来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借鉴美国阿尔钦等人关于团队生产和监督的理论,说毛时代的工厂管理体制体制缺乏对个人和企业的激励,农村生产队中间干部选择一个较低的监督水平而社员选择一个较低的劳动投入水平。这所有的想象力都集中于一点:没有权力对劳动者的有效干预,就没有努力水平的提高,因此,权力及其有效起作用的方式是逼迫劳动者选择高努力水平的唯一关键要素。应该说,此种基于管理绩效的想象力,不是反对普通的管理体制或者平均主义,而是与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想象力截然对立的表达。

需要指出:不管是于光远是从所谓的马克思话语出发对物质刺激的论证,还是林毅夫借鉴美国学界团队生产与监督的理论解释,都是在邓小平讲话和报章宣传“大锅饭养懒汉”之后,这个先后顺序是很清楚的。198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间,宣布要增强大中型国企的活力和效益,恢复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以“大锅饭养懒汉”检索《人民日报》得到的部分结果。

与邓小平的管理想象力相反,毛泽东认为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而邓小平则反过来认定缺了对个人的物质刺激和对企业的利润考核是根本行不通的。据毛泽东观察邓小平那种观点在官场中间还很有市场,毛教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中间的讲话:“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18]

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看问题眼光出发,毛式生产政体的基本制度支撑点都会被弱化乃至于拆解,管理权的开放性会在强化管理权的改革中间被终结,最终会走向经济基础的全面复辟。中国后来的改革,从强化管理权和恢复按劳分配入手,逐步侵犯并剥夺劳动者的成员资格,最终实现了劳动者的雇佣化地位;在企业市场目标方面,恢复了为利润而生产开始,最终通过管理层买断实现了私有化。从这个历史经验看,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的引入,在企业内部终结了毛式公共领域,在企业恢复为利润而生产的生产目的之后,会形成各种要素市场,最终会要求确立以利润实现为目标有利于资本积累的各种社会条件,各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条件综合,被照美国左翼经济学者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依据这个理论,劳动力的雇佣条件以及企业的利润目标,是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积累制度的核心视角,如大卫·科兹等人就认为:资本谋利是制度建构的动因,“劳资关系”则是制度建构的核心,还应该把全球作为分析的单元。[19]用这个理论眼光进行对照,就会发现邓小平如何在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上,通过改革进程,如何在中国创造出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并回复雇佣劳动制的。

在中国,单位制的确立和成员资格的出现,是毛式生产政体据以否定雇佣劳动制的要点。在邓小平时代,宣传上用“大锅饭养懒汉”作为首要的制度要素,去提炼和批判毛式生产政体的制度支撑点,据以支持取消劳动者成员资格的改革,最初阶段是把就业机会和收入作为管理权使用,然后恢复企业为利润而生产的目标,劳动用工制度经过合同制的过渡,在朱镕基任上通过买断工龄全面恢复雇佣劳动制,这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机几个关键步骤。

文革期间则是在其反面进行了批判,对邓小平的批判是与批判管理权运用方面的“管卡压罚”联系在一起的,这恰好是维护毛式生产政体,反对由管理者垄断权力并以单方面掌握的物质刺激作为主要管理手段去制约下级或者劳动者,把这样的管理权垄断和强化想象视为背弃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要点。应该说,这些批判是准确地抓住了邓小平的管理想象力特点的。不仅如此,对于邓小平的想象力最后落实,会导致怎么样的演化步骤,应该说,批判者的预先推演,也较为准确地经受住了后来的历史检验。1975年依据毛泽东的提议写成,并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间,预测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大大扩张资产阶级法权把公有制变成一个空壳;第二步是化公为私,第三步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目前,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起步,前两步都已经完成了,第三步正处于紧锣密鼓之中,普世价值的鼓吹和美国民主的高扬,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需的宏观意识形态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外貌。这个预测之所以能够经得起历史演化的检验,其内在逻辑在就于依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治挂帅的观察视角,能够吻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演化的内在规则,同时还契合公有制社会中间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能够指望的权益扩张路径。

在邓小平1978年那个重要讲话之后,经过了几年的宣传和论证,于1984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中心思想要恢复对工人的物质刺激和对企业的利润挂帅,根据林毅夫等人十多年之后完成的补充论证,这个改革措施很好地解决了对劳动者和企业的激励不足问题。[20]根据林毅夫等人的论证,国企效益会跟着管理强化或者激励加强而上升,但是,国企效益的数据不能够支持林毅夫的理论辩护,也不能够邓小平本人关于管理权的权威想象力,结果是:改革改了十多年之后,国企盈利能力极度下降,到了1996-1997年度,全部国企中间,盈利企业的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开始出现了全局性的亏损(国企盈利状况见下图)。此后,朱镕基上任发誓要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结果却是大部分国企实现“管理层买断”和“经营者持大股”实现了产权私有化,同时对大多数国企员工进行“买断工龄”随后在国企内部也恢复了雇佣劳动制。

从强化对工人的管理权入手的改革,最终证明除了可以复辟资本主义之外,并不能实际地增进企业效益,这已经为国企效益变化的趋势所证实。也就是说,邓小平试图通过强化管理权时期能够更好地激励和控制工人,让其多干活的想象力,未能通过体制改革而实现。恰好,在“大锅饭养懒汉”这个想象力的反面,较为具体的口述史研究揭示出:“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当时影响工人日常生产行为的,不仅有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约束手段,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认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带来的晋升机制。……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访谈所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正常年份,国营企业的工人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地工作。不少受访者认为,懒散现象变得严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启动之初。”[21]

甚至,统计数据显示的结果,不是改革前的企业效益不佳,而是恰好相反,改革前的企业效益极高,在今天反而很难理解。这给真正的学术研究提出一个这样的任务:需要揭示为什么毛时代国企效益比今日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水平(资产利润率约7%)要高出200%以上(见上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毛时代企业产品的实现成本极低,也即巴兰和斯威齐等人所说的“非生产性工人”数量少,整个经济体系的商业环节的价值实现和占有份额低,在价值链补偿和实现中间大部分回到了工厂,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这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具体揭示。但现象是清楚的:改革后工业企业的效益每况愈下,远低于此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说明邓小平及其所依仗的理论家,对于国企管理权与企业效益实现的想象力是完成错误的。

应该承认,基于毛泽东思想和新民民主义革命的理论框架,能够较为清晰地总结在毛式生产政体上的不同政见,而且能够识别出此一方面两种不同政见所隐含的不同利益实现要求,从而具有较高的“社会科学”所需的科学性,正因为如此,姚文元在事先就能够对邓小平和朱镕基等人改革选项,做出准确的预测。

1975年那个事先的准确预测,可以看做是共产党官场中间右翼造反能量,最后必定会收敛的制度化方向,也就是说,对于毛式生产政体的不同政见最终会体现向着常规管理模式和想象力的回归,如此就能够显著地提升官员们手上的权力和利益,而邓小平的“大政策”显然就能够体现官场的集体意志和第一步利益诉求。因为业已把官员有效运用权力视为效益或者利润的源泉,在第一步的管理常规化完成之后,会逐步走向对于管理权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经过了承包制时期的利润分红,最终在朱镕基任上实现了经营者持大股和管理层买断,以实际资产价值的几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估价,实现了产权量化给管理层搞所谓的产权激励,这是完成私有化的第二步。第三步就是完全彻底地建设一个与私有化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政治市场化体制。


4、上层建筑革命的方向


在经济基础内部的管理权诸方面,毛泽东的看法十分明晰有力,但在有关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国家管理体制如何发挥群众的作用,毛泽东只是对现实明确表达了不满:强调了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的方向,对于制度化方案则未曾给出明确的规划。

从1967年2月中旬他对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谈话内容看,毛泽东似乎感到难于展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明确轮廓,给人一种看不清的模糊感,在这一次谈话中间,毛泽东谈到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但没有完全肯定,最后只肯定了“需要一个党”。[22]从他后来提出的“建党五十字方针”看,他所肯定的那个党,不是实存的党团形态或者在文革初期大多数站错了队的党员,而是一个能够带领群众批判政治异化、把社会主义事业朝着共产主义明天推进的理想型,在文革的背景经验中间这个很接近于造反派通过批判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塑造的自我形象。

就文革的实践展开而言,对于面对面官民矛盾和冲突,群众的批评权很容易触及到,但是对于基层单位制之上的当权派及其权力运作,就处在熟人社会的信息透明范围之外,很难被触及。一个保守派在反思文革和其后的复辟时说:文革开始时灵山铁矿有七个处级副处级干部,但是都躲在后头不出面,把他和另外一个科长推在第一线,造反派起来之后,也往往把矛头对准第一线的小官,甚至把大量精力对准保守派工人,而真正有问题的上层和大官,根本就没有被触及到。所以,他总结文革时期的根本性问题是:基层搞过了,上层冇会到。等到1973年邓小平出来之后,那些根本没有触及到的上层,完完整整地保留在哪儿,搞复辟这就很容易,很简单,把那个根本没有触及和改造过的上层原班人马拉出来就是了。搞了十年文革,造反派把大部分集合起的力量对准基层,却让上层没有触及到。[23]

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出现了二元结构:公共领域的代议制民主和私人领域的管理权垄断。在革命和后来的建设年代,毛泽东力推的变革是:在西方的私人领域实现了管理权的公共化,在对应西方公共领域的层次上,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凝聚群众意愿和利益的有效政治机制。用毛泽东自己的概念,以政体(政权组织形态)来保证国体(阶级利益代表)的方向上,不管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文革时期的三结合革委会,都只是应付急迫的国家管理事务的对付方案,都不是能够保证国体的有效政体。

在1967年2月中旬毛泽东在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回顾了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等政治形态,认为这些政治上的创新都不足以保证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差不多的时候他不止一次评论过选举制的“虚假性”,这几种得到普遍实践的政治机制,在毛泽东那里都不能够解决微观单位之上直至中央层次的利益代表性难题——都解决不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在宏观政治领域,除了周期性发动群众的高成本对付性方案之外,还没有什么好的制度化方案。

毛泽东实际上认定现实中间还没有出现足以解决多数人利益代表的有效形式,这只能够留待以后去探索。也许,在新生力量还很弱小,大多数群众还不觉悟,当权派和保守派有着强烈向后看的取向并占据优势影响力的社会中间,新的政治制度及其人格化力量还难于想象。在看得见的视野之内,只有一个高成本的应付方案,这样的方案除了高成本之外,还不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而只是对问题有所缓解而已,所以毛泽东评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24]

注释
[1]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4页
[2]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1968年武汉,第62页
[3]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4] 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摘录)(一九六七年四、五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068卷,1968武汉印刷,第304页
[5] 同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辑《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2000年,第112页
[7] 麦克·布洛维关于生产政体与生产场所的研究,集中于他的三本著作《制造同意》、《生产的政治》和《辉煌的过去》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辑《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2000年,第40-41页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辑《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2000年,第43页
[10]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三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58-60卷,1968年武汉,第56页
[11] 同上书,第275、282页
[12]彼得·布劳认为:“左翼反抗是最下等的社会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剥夺的一种反应,而右翼造反是由社会地位受到威胁的中等阶层所经验的对严重的相对剥夺的反应。”[美]彼德·布劳著 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出版1988年,第279页;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革命感的普遍而主要的原因……(是)渴望平等,其时,人们认为他们与胜过他们的其他人是相同;或渴望不平等和优越,其时,他们想到自己不是强于而是同于或劣于自己的下属,然而却自认为是优越的……于是,在寡头统治的国家,民众在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思想指引下起来革命,因为正如我以前所说,他们是相同的人,却没有相同的份额;而在民主政体的国家,达官显贵起来反叛,因为他们不是相同的人,却只有相同的份额。”原出亚里斯多德《政治学》,转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13]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展开,参阅老田文章《林毅夫教授的苦逼三十年》,网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 ... 7-08-16/144930.html
[14]《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载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在《人民日报》
[15] 毛泽东: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武汉,第312页
[16]关于文革与保守派关系的讨论,参与老田文章:老田:文革晚期的“保守派悖论”分析——以外交部文革为例,网址:http://thegroundbreaking.com/archives/33584
[17]据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披露:“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邓小平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人民日报关於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如何做总结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说,资产阶级法权不能随便破除。供给制很难说比工资制进步。现在如果实行供给制,比工资制要花钱更多。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不能实行供给制,否则国家要背大包袱。胡乔木在会上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他引证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话,来说明一般地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对的,并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思潮。他还说不能把共产主义的风格同现行的政策混同起来。邓小平和胡乔木的发言,为如何做总结定了基调。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意见派林韦同张春桥同志合作写总结。张春桥同志不同意邓、胡的意见,总结始终没有办法写出来。这是邓小平对抗毛主席思想的罪行之一。因为这次讨论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把张春桥在上海发表的文章交给我,并且亲自加上编者按语,基本上肯定了文章中的观点,要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展开讨论。我当时思想上也赞成张春桥同志的文章的,因为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是毛主席在当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说过的。但是讨论展开后,涉及问题很广,不仅是共产主义风格,而且关系到现行政策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工资制度的问题。在这过程中胡乔木曾几次对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随便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样我就动摇了。后来,约在讨论展开两三个月之后,毛主席要胡乔木考虑如何做总结。邓小平召集这次会议,就是根据毛主席指示召集了的。但会议的结果,基本上否定了张春桥同志文章的观点。也就是抗拒毛泽东思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我是邓小平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执行者。”“一九六○年初,毛主席批发了《鞍钢宪法》以后,人民日报写了一些宣传《鞍钢宪法》的评论,我当时因忙於参加起草《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没有及时处理。后来,大约在六月间上海会议前后,我向邓小平请示如何宣传《鞍钢宪法》,邓小平当时回答说,现在集中力量搞反修,《鞍钢宪法》现在不忙搞,鞍钢本身问题还不少。这样我就把《鞍钢宪法》的宣传压下来了。”【《吴冷西的检查》:http://www.71.cn/2012/0410/514486.shtml
[18]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19]范春燕: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评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5期
[20]关于这个问题较为详细的讨论,参见老田文章:从“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中)
网址: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93915.html
[21]李怀印等:回首“主人翁”时代,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22]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武汉,第290-292页
[23]对一冶鲁科长的访谈,2008年9月
[24] 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五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武汉,第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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