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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是怎样走向穷途末路的?


司徒雷登是怎样走向穷途末路的?

作者: 胡新民|来自: 《党史博采》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迎来胜利曙光。毛泽东在1949年元旦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预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

  美国的白皮书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应。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等文章外,各民主党派也不断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国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毛泽东看到后,认为发言内容“极好”。从8月14日到9月16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五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毛泽东在文章中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同时善意地批评了一些人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还论证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的过程。这些文章,在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反响。《别了,司徒雷登》是其中一篇。由于后来选入中学课本,影响更大一些。司徒雷登也作为推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进入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改革开放后,媒体上不断出现一些关于司徒雷登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文章,引起某些人的浮想联翩,甚至想把他作为另一个“白求恩”加以宣传。这完全忽略了他1946年担任大使后直至1962年去世,坚决站在中国人民对立面的历史事实。因此,历史对司徒雷登的公正结论是:20世纪上半叶在华的所有西方人士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最大反感的外国人之一。
  司徒雷登其人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他在中国整整生活和工作了五十年,1919年,他作为校长进入燕京大学,经过艰苦努力,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把燕大建成了一座与清华、北大齐名的中国一流大学。由于是一所教会大学,对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所起到的影响,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尤甚。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治制度,最符合基督教教义。在中国推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他这个传教士的天职。因此,在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时,他的碰壁是自在情理之中。美国的汉学泰斗费正清的分析颇能说明问题:“燕大脚踏美国财务支持和中国政治这两条船,培养教育了新的中产阶级,但也有许多人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第313页)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美国向世界的扩张进入最关键时期。它的做法比欧洲列强的更高一筹。除了武力以外,更是强调思想的改造和影响。因此,美国总统无一例外地支持传教士的海外传教活动。很多像司徒雷登这样的来华的传教士,终生的使命就是要把基督教中国“本土化”,将美国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传教士们都知道,传教是离不开大办教育事业的。因此,他们来华后,创建了不少教会学校,从小学直到到大专、大学。这对当时中国总共只有数十所所大专院校和几万大学生的高教规模来说,是很有影响力的。当然,从客观上讲,这些教会学校对提高中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修养都是有所帮助的,也培养出了一批各个专业的人才。司徒雷登是成就最突出者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成就也来自于他对中国的某些国情了解得比较深刻。五四运动中中国年轻人的强烈爱国表现,使他得出结论,对年轻人不能压服,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柔性教育。因此,他在宣传自己的观点,主要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的同时,也包容学生们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而且,他以基督教博爱精神关怀燕大的学子(当然,其最终目还是为了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美国化),自然使得燕大的许多学子对司徒雷登的感情相当深。然而,由于司徒雷登的政治立场终究还是离不开美国政府政策的框框,当师生之情遭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学生还是站到了民族大义一边。这就是在他担任大使期间,由于坚决支持美国的扶日反共和扶将反共政策而被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中学生,当然包括燕大的学生强烈批判的原因。

  司徒雷登对基督教的虔诚使他不但坚决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对同是基督教徒的蒋介石推崇备至,把对蒋介石的崇敬与支持看做是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与支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当时的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大量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实质上成为了日本侵华的帮凶。与美国总统有过交往、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司徒雷登,及时而又迅速地将燕大平日悬挂的中华民国的旗帜和燕大的校旗降下来,改升美国国旗。日军识趣,不敢轻易冒犯燕大。司徒雷登虽然耳闻目睹了中国人对日军侵略的愤怒,但他有清醒的“美国意识”。他特地请来一名能讲流利日语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负责与日本方面的公关。只要这位学生提出建议,“我都会去讨好日本的官员或是军官,以此换取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和日方的良好关系。”日军最高指挥部为加强文化控制,燕京大学成为了他们巡回参观的地点之一。司徒雷登特地请来中外各界人士参与接待。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有时请一些中国人来,“在日本人面前展现出超越民族主义情绪的友善态度。”有一次他看到很多参加宗教活动的中国人都参加对日本人的接待,他心中“很欣慰”,因为“见到基督教理想能够缓解民族间仇恨,化解彼此的尴尬”。“在这所属于美国人的校园里,学生们是受到保护的,但是他们也知道不应该利用这一点来进行反日活动。我不止一次提醒某些爱国分子,要么就离开校园,随便干什么都可以,要么完全放弃反日活动,以免威胁到其他同学的安全,也给自己留条生路。”(见《司徒雷登回忆录》 以下简称《回忆录》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第86页)在此期间,由于爱国或者是其他理由,不断有学生逃亡,司徒雷登对这些学生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这也着实体现了他的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令受到帮助的学生非常感动。但是在此期间,他也受日方委托,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人脉关系,四次充当调解人,在日、伪和蒋介石之间穿梭游说,向各方劝和。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伪、蒋都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反共。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拘禁。此后被软禁了三年零八个月。这段历史,在抗战胜利后曾引起中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方面的高度评价。但是从他的回忆录来看,在被软禁期间,受到的待遇还是不错的。看押他的军警,对他的健康一直很关注,并时常问是否住得舒服。他和警卫吃一样的饭菜,只是因为不合他的西餐口味而感到不适。后来允许他们定时由他们外请的一位挪威女传教士给他们(一共三人)做饭。可以看两份报,可以打羽毛球和做其他运动......。后来司徒雷登终于知道日军软禁他的理由:“虽然日本不认为自己会投降,但是万一失败了可以把我当成调停人和蒋介石去谈判。霍顿大夫的职责是可以一直保证我的身体健康。”(《回忆录》第104页)霍顿是和司徒雷登同时被软禁的美国医生。

  当时人们都以为司徒雷登是因为反对日军侵华而被捕入狱的。这段经历使他后来被提名为驻华大使,不但受到国民党方面和广大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欢迎,也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欢迎。司徒雷登上任后,确实是一心想调解好国共两党的冲突。但他“不鼓励建立任何有共产主义元素的联合政府”(《回忆录》 第151页),也就是实质上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因此,他在中国的失败,也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

  回顾司徒雷登的一生,客观而论,司徒雷登对燕大的贡献值得肯定。尽管司徒雷登的初心是想通过教育来推行他的理念:“吾美人处次世界之中,不仅须极力保存祖先造就之光荣......自由,且应努力辅助其它国家,使亦获得自由”。他也很有理论自信而包容学生们的自由讨论。历史的发展当然不会青睐他个人的主观意图,但他以清教徒自律的精神工作和对许多学生的关爱,还是给燕大的很多学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可以这样说,燕大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优秀人才。这些人在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那些投奔共产党的学生(估计占学生的百分之五十),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相信自己没有辜负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回忆录》第151页)1999年4月,为纪念燕大建校80周年,94岁高龄的著名民主人士雷洁琼再次撰文,对母校发出由衷的赞扬。但是联系到她一生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有一句她1994年对毛泽东的赞扬更能说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对人民领袖的敬仰:“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这与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推崇备至是泾渭分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亲自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校长仍由原来接替司徒雷登的陆志伟担任(陆志伟后来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领导),学校也继续为新中国培养人才。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时,所有教会学校都并入了其它学校,燕京大学并入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八所院校。
  《别了,司徒雷登》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那部白皮书。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的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毛泽东在五篇分析批判白皮书的文章中,有一篇就特地点了司徒雷登的名字,即《别了,司徒雷登》。

  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批判的锋芒当然还是直指美国政府。但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进的执行者,再加上他个人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关系,即使毛泽东对他进行更为严厉的批判,对他来说也并不冤枉。只要把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后的种种表现,放在整个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中流砥柱精神,不但赢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的众多支持,而且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刮目相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与延安建立了实质上的半官方外交关系。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愿意和美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曾指望如果蒋介石一旦发动内战,中共能够得到美国的援助。但美国却以是否是共产党来作为区分敌友的基本标准。用当时的白宫第二号人物霍普金斯的话来说就是“问题是他们把自己称为共产党人!”

  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加快了侵华日军的失败。美国的介入,遏制中共的武装的迅猛发展成为了主要的因素。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被迫卷入同日本的战争也是这个原因。”(《回忆录》 第122页)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曾在抗战时期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美国人,例如陈纳德的“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很快就又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举出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例子中,特地点了“陈纳德航空队”的名。

  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出任大使后,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与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对形势的的判断也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他的行动不断被中国人民猛烈批判也在情理之中。他并不是一个美国政策的被动的执行者。他对美国政府的扶将反共倾注了个人感情。他明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但他坚信蒋介石是中国唯一能抵抗共产主义的人,而且认为,凡是反共者都是实现民主自由道路上的同路人,因而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政府走得更远。美国著名华人学者邹谠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中举例说,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已经明显地被中国广大人民所唾弃,司徒雷登还竭尽全力支持。在分配美援方面,他有时甚至敢“越过最高统帅,把部分美国军需直接交给在战争中表现杰出的国民党军指挥官。”当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已经准备从中国脱身时,他还在积极地为李宗仁代总统的政府争取最后的财政和经济援助。

  前面提到,中国的知识界曾对司徒雷登的印象很好。但司徒雷登上任不久,他那“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形象就开始走上崩塌的不归之路。

  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与国民党政府经过谈判,签署了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是要使中国在经济上逐步依附于美国。蒋介石之所以签署这个条约,目的是争取更多的美援打内战。这个条约马上受到国内各方面人士的强烈谴责。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怒斥该条约是“不惜以全国老百姓的权益向美国交换武器杀同胞,与美国订立丧权辱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以压倒我民族工业,忍心害理,莫此为甚”。

  更引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愤怒的是司徒雷登对美国的扶日反共政策的坚决支持。司徒雷登知道,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日子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经历了苦痛和屠杀,这是中华民族一段痛苦的记忆。”(《回忆》第105页)但是,他更是认为,“赤化的中国对我们,对日本和整个东南亚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威胁。”(《回忆》第123页)因此,1948年6月,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爱国运动时,司徒雷登公开发声,力挺美国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开讲话中声称,扶日是为了“制止共产主义”。中国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反对扶日,将会“自愿被利用于歧途而有负国家所赋予之信任”。对此,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中学生纷纷表示极大的不满。燕大学生自治会决议联络各校罢课以示抗议并要求司徒雷登辞职。活跃在政坛上的一些毕业于燕大的著名人士也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司徒雷登做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连当时的云南省军政最高长官卢汉都站到了学生的一边。可见“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司徒雷登在当时是何等的狼狈!

  有鉴于此,毛泽东后来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尖锐地指出,司徒雷登是“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在这个方面,还可以通过他对台湾地位的立场,看出他对中国的爱,首先是建立在对美国的爱的立场上基础之上的。

  1947年2月,台湾爆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二二八”起义。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鼓吹“台湾独立”,并向美国驻台北总领馆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美总领馆经过研究分析,决定建议“立即以美国自身名义或以联合国名义”对台湾局势予以“干预”。此建议立即得到司徒雷登的认可,并以他的名义密电发往美国国务卿,史称“司徒雷登密件”。此密件全然不顾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中已经宣告把台湾归还中国的历史事实,而将台湾的“地位”硬说成是“在法律上日本目前仍对台湾拥有主权”。这为后来的“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埋下了伏笔。

  当历史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崩溃在即的时候,司徒雷登虽然知道自己无力回天,但仍然以基督教的救世情怀,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意欲通过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此时的司徒雷登又比美国政府走得更远。他想尽快找到与中共建立工作关系的途径。他准备告诉中共,美国一直是以仁爱之心对待中国,希望中共不要以德报怨。他准备警告中共不得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制度,因为那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倘若那样,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

  美国国务院没有同意司徒雷登用这样的口气与中共方面晤谈。但司徒雷登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他觉得不但他与中共领导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有过交往,而且他的学生中也有人成为了中共的高级干部。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的传统,他说话对方至少还会给面子。但是事与愿违。中共南京外事处主任黄华就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司徒雷登发现这位学生对他个人“非常友善,但是却被彻底赤化了。”(《回忆录》第169页)。因此,他们之间的几次谈话,司徒雷登都没有占到上风,有时还被黄华严词驳斥。后来司徒雷登又准备访问北京,想与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面谈。中共方面表示同意,但司徒雷登未能成行。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务院的在听取司徒雷登拟访问北京的建议时,更多地注意到司徒雷登提到的负面影响:“一个美国大使在这个时候前往北平,会在国内外大大提高中共和毛本人的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有助于使共产党政权得到承认。”于是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司徒雷登在懊恼之余,还想最后一搏。他通过中介人陈铭枢向中共转交了四份长长的文件,并表达了5点意见。在文件中,他警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得搞“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等等,表现出他一贯的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对中共的蔑视。但他自己却觉得刚柔相济很得体,甚至还暗自得意。但是,中共有礼但有力的回复,使司徒雷登大失所望。在渡过了一段“难受、无常、烦恼、沮丧甚至是恐惧的日子”(《回忆录》 第179页)后,于1949年8月2日黯然离开了中国。

  美国的白皮书虽然意图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但起到的却是欲盖弥彰作用。而把司徒雷登发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函电等文件公布于世,更是引起了中国人民对美国政府,特别是对司徒雷登本人的强烈愤慨。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人民大众已经看清了司徒雷登虽然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更为积极主动地执行着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而美国之所以要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是由它的侵略政策决定的。毛泽东不无深刻地写道,当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人民开始扬眉吐气的时候,“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别了,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

  司徒雷登未能在中国“开设新店,捞一把”,但回到美国直至1962年9月去世,他始终牵挂着中国这块他有着深厚感情的土地。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但由于不能从本质上真正认清中国国情,始终以为只要把美国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只要由蒋介石这位民主领袖来领导,中国人民就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因此,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身在美国的司徒雷登还在一直“好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实际上真正建立了一个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权”,为什么对蒋介石的“反对声越来越高涨”(《回忆录》 第190页)。他强烈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同美国一起担负起反共大业。他积极主张美国带头,在全球围堵新中国,包括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他的这种心情,在他的回忆录最后三章里,得到了真真切切的体现。

  司徒雷登想要做的,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一直在做的,也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预见到的。因此,毛泽东写道:“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因此,正如毛泽东所料,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就走上了以封锁与反封锁为主要特征的曲折道路。

  美国早有准备,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就暗地着手布局。它不但反对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而且还联合西方国家拒绝与新中国开展经济贸易活动。美国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历代政府无法解决吃饭问题,只要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新中国就会走向崩溃。1949年初,美国政府内部曾讨论过对中国新政权的经济制裁问题。经济合作署署长霍夫曼提出继续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经援项目,但杜鲁门、艾奇逊和司徒雷登无一同意这样做。对照司徒雷登对国民党政府的军援和经援态度,可以清晰地看出司徒雷登真正的立足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公然与新中国为敌。经济封锁与军事包围并用。不但着手打造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加快日本复兴,构筑北至韩国,南至南亚次大陆的新月形的反华包围圈,还明里暗里支持西藏独立,支持印度对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挡住中国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不惧怕以美国为首的封锁包围,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终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确定这条道路之初,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加强中国人民的自信,特别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信。因此,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写道:“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朝鲜战争爆发,使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留美经历的和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的知识分子迅速提高了觉悟,增强了自信,丢掉了了对美国的幻想,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值得一提的是,大量的留美的中国学人,受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鼓舞,千方百计地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回到祖国,成为中国崛起的一支骨干队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两弹一星的元勋们,他们中间大部分都有留学背景。没有他们的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战略自信绝对不会有今天的质量。

  回顾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对当年美国扶将反共政策的透彻分析,对中国人骨气的赞扬,还有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糊涂思想”的批评教育,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年来的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和TPP,,使我们中国人看到了与时俱进的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战略。而这些年来时不时有人宣扬在中国实行西方模式的政治制度的主张,也使得善良的人们不得保持警惕。

  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力图在中国移植西方政治制度,实际上就是当年司徒雷登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这与后来的“和平演变”和今天的“颜色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作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在客观上为中国高教事业作出的贡献,尽管他的目标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1949年初,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后来又发表了包括《别了,司徒雷登》在内的五篇评论。这些文章的发表,引导全国人民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但争取到了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而且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加快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步伐。

  因此,重温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对于我们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走好新长征路,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顶端 Posted: 2018-01-24 06:33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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