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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赵家人陈毅军事文选《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解读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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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鹰教授一席谈第2版()
专栏:
傅鹰教授一席谈
王澈
北大中关园这一片地方真够大,房子是一排接着一排。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来,但还是找了半天才找到246号。我敲了几下门,出来的正是傅鹰教授。
沙发上摆着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是北京日报,那上面登载着傅鹰教授的文章。我们的谈话就从这篇文章起头。“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了。”他说。
“我对人民日报的报道有些意见。”他说。“前些天清华讨论,有人对钱俊瑞不满,要他公开检讨。这一点意见人民日报没有发表出来。”他说高等教育界对钱俊瑞的意见是很多的。
他觉得现在的整风方式也有问题,又和从前搞运动差不多,只是这回反过来了,领导人坐在当中让大家来批评。对领导的批评,不可能都是对的,有的可能是片面的,有的可能是误会,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被批评者只有听取批评的义务,没有解释辩护的权利。
他认为,这一次整风,北大是搞得比较好的。学校领导方面放得比较彻底,态度也诚恳。有些别的学校揭发得不多,这正说明那里的问题严重。例如石油学院就有领导人说过:石油学院没有什么矛盾。傅鹰教授提起石油学院,意见好像特别多,他在那里任教过,显然有些不愉快的回忆。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傅鹰教授在1955年第九期的“化学通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一个三部曲”这篇文章曾经闹出一场小小的风波。他回想当时的情形说:
“在那篇文章上我谈到了我们在化学研究方面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承认我的语气有些不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不能同意。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说不好的现象,因此我就没有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类话头。里面也没有提到党,因为我觉得党领导科学这一点本不成问题。我举了一些石油学院的例子,认为外行不应该来指手划脚地批评,说了一句‘没有拿过试管,更没有涉猎过世界文学文献的人所提之批评,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不过是扣帽子而已’。这一来可糟了:有人以为我是影射党,是在说党不能领导科学。北大、北大医学院有些人就说我是跟胡风一样的。有的朋友来跟我说,这篇文章引起误会了,应当再写一篇,说明党能够领导科学。我说,这还有什么问题!党不领导科学谁来领导呢?后来就写了,在‘化学通报’编委会上讨论。一个编委说:我看傅先生第一篇文章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的意思,如果现在又发表这篇文章,会使人感到傅先生是受到压力了。因此后来就没有登。我写的那第一篇文章是很有些读者的。市委叫‘化学通报’多印了许多份。周总理看过,据说毛主席也看过。由于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他微笑起来。
他喝了一口水,沉吟地说:“文章出了问题,有时也怪说话的人不好。周总理和彭真同志也批评人,但是他们的批评不但能打中要害,而且态度诚恳,使你听了心服口服,毫无反感。我们写文章,只图自己痛快,就不好了。为什么要说‘没拿试管……’呢!好好说不行吗?如果我现在来写这篇文章,就不会那么写了。同样的意思,如果换一种说法,就不会引起反感。我的朋友说我那种写法是‘以词害意’,这很对。”
我插了一句说:恐怕读的人也是不应当“以词害意”的,而且我想真正有修养的人是会认真注意文章内容中的合理的东西,而不会斤斤计较于个别词句的。
他接着说:“我写的时候的确也不够心平气和。范长江在有一次作报告时说,我对干部缺乏同情心。这一点倒是对的,我在写那篇文章时的确很有气。据我所知,那篇文章所指出的一些缺点,现在还存在。”
我问他,以后的事情是怎样结束的。
“详情不知。听说有人主张深追下去。但又有人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要提出了,另外又说我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因此后来就没有再‘追’。”
“党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话题转到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傅鹰教授说:
“党到现在还没有摸透知识分子的脾气。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一个人活着并不是图舒服。一个教授拿着优待证,去理发可以不用排队,可是他宁肯不享受这种优待,因为不好意思。看电影时,特别为我们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位子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我对现在给高级知识分子加薪很有意见。当然有些生活困难的应当照顾,但加得太多就不好。若说我们薪金低,那么职员怎么办?在学校里教员和职员的待遇已经是悬殊,教员加薪后就更增加了隔阂。其实知识分子并不希望这些,只希望不把我们当外人,在人力物力上多帮助,使我们能很好地作研究,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解放好些年,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也该搞清楚了。应该相信我们是爱国的,拿我们当自己人。如果只在物质生活上给予优待,反而会使我们脱离群众,被群众看成特殊阶级。用现在生活比过去好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对工人说倒合适,对教授说就根本不对头。1929年我刚从美国回来时,住的是一所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就住了八间,还有花园。那时确实舒服,但仔细想想,太不合理,凭什么这样享福?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不如从前,不是因为现在低,而是因为过去太高。若说谁使我生活好,就拥护谁,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许多教授的生活的确不如抗战前,但我们并不因此就认为政府不好。我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因为它们把国家搞得好。清末民初我父亲在外务部做事,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中国跟外国订的条约,没有一条不让我们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门口就写着:‘狗和华人不得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有一次我做化学实验,到库房领药品,管理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在教会学校念书,为什么反而成了无神论者呢?就因为讨厌外国人。1949年,那时我第二次在美国,中国国内政局起了变化,我就想:回去不回去?我这一辈子见过革命不止一次。我想:是真革命,就回去;假革命,就不回去。等到大军南下,过江时打了英国炮舰一炮,我看到了这消息大吃一惊,怕这回又要来个道歉,革命也要到此为止了。等到第二天打开报纸,周恩来发表声明,不但没有道歉,反而提出抗议,骂了英国一通。我这才相信是真革命,决定回国。要是没有这一炮,我还不一定回来呢!你想想看,我为什么不拥护政府呢?我积了几十年的气,它都替我出了!”
主张“民主治校”
关于学校的领导方式,傅鹰教授觉得现在这种党委制不好,但过去的校务委员会那种办法也不好。他的主张是民主治校。“不能撇开党委,因为离开了党委,很多事都行不通;也不能撇开教授,因为在业务上究竟是教授内行;此外,最好还要有学生的代表,因为学生人最多。”谈到北大的党群关系,他觉得比别的学校好。“在北大,我只觉得党没有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学院时,我可是觉得党踩在我头上。”北大的宗派主义是有的,但他觉得最严重的是官僚主义。他笑着说,官僚主义在北大是“历史悠久”的。至于教条主义,各校不同,各系也不同。他说北大化学系的教条主义比较少一些。他们系里的专家很注意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有问题常和中国教师商量,取得一致意见。至于有些学校就不得了,他的爱人在石油学院教书,考试时没有立即给学生记分(因为还想看他的实验成绩),就被批评为不学习苏联经验。
提到了学习苏联时的教条主义,傅鹰教授说,钱俊瑞同志是有责任的,他说过“教条也好”。高等教育出版社翻译了很多苏联教本,并不切合中国情况,而且其中还有质量很低的,也奉为经典。若要以某些教本为根据来衡量苏联的化学水平,那准会犯错误。前两年北大化学系的苏联专家就批评说:你们为什么要翻译那么多教本,为什么你们自己不编写,其实你们是完全能够自己编写的;你们应该翻译一些专集,那是真正有科学价值的东西。”
学生质量为什么低了?
“我还想谈一个常常烦扰我的问题,”傅鹰教授说,“那就是学生的质量。”他认为,拿化学物理这两门来看,现在的学生程度比以前差多了。论学习态度的严肃,现在的学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好。但是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过去的学生还可以和教师共同讨论,现在却不行,学生把先生的话都当作金科玉律,最好只有一家之言。学生不但外文差,就是中文也不熟练;写篇报告而能达意就已经很少了(当然文科学生可能好一些)。“我也看过一些研究生考试的卷子,成绩好一点的差不多都是解放前毕业的。选取的留学生程度也很低。当然,过去的留学生也有很糟的,但那是说人情通过的;真正凭本领考上的都很强。我在美国指导过三个美国研究生,成绩都很好,有一个现在已成了小小的权威。回国后我指导过十四个中国研究生,若说我指导他们不如指导美国学生尽心,杀了我的头也不承认。但是他们的成绩就差得多。论导师,都是我一个人。论大学毕业时的水平,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三四年后成绩差这么远呢?我看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我们的学生在外文方面要吃很大的亏。现在理化方面的科学文献,英文的最多,其次是俄文和德文。我们的学生外文都很差,这就受限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学生动手不行——轻视实验。外国孩子很少不会收拾汽车,修理无线电,作木匠活的;咱们究竟是农业国,缺乏这方面的训练。瞧不起动手做实验,这是人生观问题。在这方面北大物理系比化学系还糟得多。”
“现在的学生知识也不广博。学理工的不能谈文学,连读过红楼梦的全很少,听完一出戏很少能从艺术上加以评论的。我真奇怪,说功课压得紧吧,他们学的却比我们那时学的少。可是我们那时很少听见害神经衰弱的,现在学堂里神经衰弱很普遍。我们朋友间每次谈起怎样减轻学生的紧张程度这个问题,都是毫无结果,不欢而散。”
“我说这确是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都很差。”傅鹰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证明这一点。他说美国密其根大学有两万四千多人,其中化学系是个大系,可是系里只有一个干部,算是秘书。她一个人管全系的日常行政,而且绰绰有余裕,一点都不忙,系的情况了如指掌。现在北大化学系的干部至少有七、八个人,每个人都忙得晕头转向,却是一问三不知。
1957-05-25

——这一来可糟了:有人以为我是影射党,是在说党不能领导科学。

——陈毅在哪里?

——陈毅:但在医院里、科学院里、大学里就不然。有些科学家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这些具体领导干部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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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毛主席
整风问题,头一步以政治为主,结合思想(阶级敌对的、内部的);下一步以思想为主,结合政治。这里讲的政治,主要指反右派斗争。其实,同敌对阶级的斗争,多数人向我们提的意见,如傅鹰,和我们不是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政治关系。如权限下放,也是政治关系。但像张轸那样的家伙,写信批评周,×,就要狠狠批评,要登报。这些人要告诉他好好重新做人,留一碗饭吃。民主人士的职务要重新安排,代表,委员,部长,厅,局长,在这次运动中有功劳的要上台,右派要下台。他们由长期共存,变为短期共存,由互相监督,变为无权监督,自己否定自己。

——谁在打击傅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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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1952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陆平,1957年10月至1960年3月,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7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3月至1966年6月,兼任校长。

——谁在打击傅鹰?

——行政干部

——陈毅指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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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①
① 这是陈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的报告节录。
其时,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分任常务,兼管科学、文教等,也参加国防。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所以关于贯彻中央指示方面,部长、校长、院长、党委书记应该首先自我批评。

——首先自我批评?

——周恩来:高岗的十大罪状。

——这是赵家惯用手法。

【1930年10月1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发出。通告指出:“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但“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有了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嗣经过国际指正之后,中央政治局坚决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通告强调指出:目前“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苏维埃区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集中与巩固红军的发展,加强党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苏维埃的临时中央的政权”。
——周恩来年谱

——这就是周恩来的批评

——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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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9日】 △连日来,为平息党内风潮,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由于陈绍禹等人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无法平息下来。本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针对党内发生的争论和派别纠纷,说: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指导机关是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并坚持要陈绍禹到中央苏区去。会议决定同意召开紧急会议。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决议说:“六月十一议决案前后——三中全会之前的最后一期,立三路线是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年谱

——“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1930年1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央代表给何以“取消派暗探”、“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与处分,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蔷、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中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蔷、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米夫是谁的人?

【1930年12月中旬】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分别会见陈绍禹、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兰等人在谈话中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否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此后陈绍禹等人改变态度,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并放弃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拥护召开四中全会。
——周恩来年谱

——王明还是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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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28日】△乘卡车离渝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林彪、方方、邓颖超、孔原、高文华、伍云甫等一百余人同行。途中,为了保证安全,每到一地,必先察看周围情况,每次车队起程;亲自布置各车长反复清点人数,防止遗漏和掉队。并时时叮咛大家提高警惕。
【1943年7月8月间】 △延安整风进入抢救运动高潮。周恩来为一些由大后方来到延安后被关押的同志写证明,使他们获得释放。
【1943年8月8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讲话中阐述必须“搞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别”。党员参加革命多年,总会有自己的长处,但整风中主要是检查错误,并且同党史联系起来,这样就会更加明白
【1943年11月底-12月初】 △多次作整风发言。对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着重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
——周恩来年谱

——抢救运动是不是周恩来干的?

——康生是周恩来的笔杆子。

——周恩来:自己的本质是忠厚、诚实的

——周恩来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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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①
① 这是陈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上的报告节录。
其时,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分任常务,兼管科学、文教等,也参加国防。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科学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宗派情绪,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眼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但六年以来,经过政治运动学习,已有很大改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文集出版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论文集出版
本报讯 有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首部论文集,已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今年5月23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收集了钱学森、钱三强、周光召等著名学者的有关论述,收集了国家科委等单位举办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研讨会征文”部分获奖论文。
                        (陶文)
1991-07-30

——钱学森是科学家?

——钱学森,一个五毛而已。

——正因为是五毛

——所以亩产超万斤。

——谁在吹捧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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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宗派情绪,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眼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

——但是科学家还有一个思想:成名成家

科学道德与成名成家第3版()
专栏:
科学道德与成名成家
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 杨军
在科学研究领域里,经常碰到成名成家的问题。其实,名,是社会给予个人的荣誉。荣誉大小往往和个人给予社会的贡献大小成正比;家,则是学术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必然结果。成名成家的人越多,学术水平提高快,成果贡献多,国家受益也越大。从这个角度看,在成名成家问题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首先主观上要有忘我的奋斗精神。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个人成名成家的雄心壮志,融化到伟大的科学事业之中。他们献身科研,废寝忘食,往往达到忘我的境界。这种高度献身科学的精神,是利己主义者所望尘莫及的。利己主义者把个人名利作为猎取的主要目标,把科学事业作为装饰和陪衬。他们不愿付出艰苦的劳动,冒风险去探索科学的未知,靠东抄西凑,甚至不惜抄袭剽窃。他们把科研领域变成钩心斗角、追名逐利的场所,其结果,不但玷污了科学事业,自己也绝少获得成功的机会。
其次,要有良好的社会客观条件。任何人都生活在群体之中,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群体的支持与制约。当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学科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阶段,尤其需要科研群体内部的协调一致和社会有关部门的共同协作配合。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科研工作者,不仅要有个人献身科学的精神,还要具备集体主义的群体意识。爱因斯坦说过:“除了许多个人的无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成名成家只能是空想。
1982-04-18  

——照顾到科学家成名成家?

——周恩来的院系调整

——什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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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做好院系调整工作
第3版()
燕京大学副教务长 褚圣麟
我国正在向着工业化的方向迈进,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建设干部,因此工业人材的培养是急不可待了。但是我国高等学校在已往反动统治时期是没有统一发展计划的,因此院系重复,人力物力分散,加以旧思想和旧作风的恶劣影响,造成凌乱和浪费的现象;这些现象若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原有的高等学校决不足以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所以全国大学的院系需要调整,是无可置疑的。现在工业人材的培养很迫切,人民政府今年调整各大学院系以工学院为重点,这是十分必要的。
这次院系的调整,包括在北京的北京、清华、燕京三大学的全面调整:就是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将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的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我知道我们燕京大学的同人都愿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为祖国多做一点事;对于这个调整方案,是以兴奋热烈的心情来拥护的。
在开始谈到调整计划的时候,燕京大学同人都已表示拥护,但思想上是否完全没有顾虑呢?可能有人会有的。那时也许有人会想,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已获得相当成绩,调整后在新机构中是否还能继续做这些工作;现在的发展计划是自己愿意进行的、是适合自己的能力的,调整后是否仍能实现。也许还有人会想到:在新环境中人事关系又怎样,有否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但这些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想法在“三反”运动中都已受到批判。大家都认识到,部分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才是个人的最大利益和长远的利益;大家都树立了为人民为祖国服务的思想。从前可能存在的一些思想顾虑都是会逐渐消除的。
北京、清华、燕京三大学同在首都,相处那么近,而大多数的学系是重复的。有些学系因为人力物力有限又未能发挥国家需要的高度效率。例如燕京大学的工程三系——化工、机械、土木——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工学院中都有的。虽然燕京这三系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的,如化工系在猪皮制革、绝缘磁、耐火材料和化学实验磁器等实际制造研究方面已有成就;机械系在工具机制造方面亦有相当成绩;土木系计划着向公路工程发展。但三系因教员人数不足,校中房舍有限,近年来仍不能多招学生,而且有些工作是和别校重复的。调整后,三校工程各系的人员、设备都集中在清华大学里,在统一的管理下,把机构和人事重新部署,不但学生名额可以大量增加,以应国家的急需,而且教学效率也一定可以提高。这个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将为祖国培养出大量的建设人材。再,三校文、理、法方面各系都归并在北京大学里,教员更集中了,图书、仪器更丰富了,它将成为首都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大学;它对我国学术上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现在教师都已经过一定的思想改造,在新组成的两大学里,一定能把课程作一番革命性的改革,把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理论和教学制度剔除出去,建立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新课程和新研究计划,为我们祖国的文化建设和工业建设服务。
现在三校调整工作已在进行了。许多具体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在大家思想普遍提高后,一定会发挥高度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同心协力来做好这个重要的工作。我想,包括在调整方案中的各地有关学校也都在积极进行他们的改组工作。让我们教育界同人大家都瞻望着祖国建设的光明前途,欢欣鼓舞地一致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吧。
1952-04-21

——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方面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宗派情绪,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眼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

——自然就出现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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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并呢?

——超越清华

——成为工学院第一

——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会不会干劲十足?

——招生人数会不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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