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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评赵家五毛卢燕娟  两种“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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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燕娟 | 两种“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2018-03-29 卢燕娟 保马
“延安之春”:
现代性追求和群众路线的分歧
1942年前后,延安掀起了批判官僚主义的理论热潮。

——1942年前后,是批判官僚主义?

——1942年前后,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⑴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⑵,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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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燕娟 | 两种“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2018-03-29 卢燕娟 保马
“延安之春”:
现代性追求和群众路线的分歧
1942年前后,延安掀起了批判官僚主义的理论热潮。

——1942年前后,是批判官僚主义?

——1942年前后,是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

改造我们的学习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⑴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⑵,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毛主席批的是亲苏派吗?

——先生那里

——这个先生是谁?

【1937年4月26日】 △携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飞西安。草案的内容包括:对外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实施宪政,保障民权自由,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民生幸福,以彻底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使中国复兴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周恩来年谱

——谁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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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燕娟 | 两种“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2018-03-29 卢燕娟 保马
知识分子发表了很多影响广泛的文本,批判延安政权中的官僚主义。

——三八节有感?

三八节有感
丁玲
(1942年3月9日)
按:这篇文章在1942年整风运动前夕的延安党内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在整风运动中遭到批判。作者在党内压力下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附丁玲后记:
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作者在党内压力下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什么样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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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燕娟 | 两种“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2018-03-29 卢燕娟 保马
同时,毛泽东将官僚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纳入整风的重要目标。后来整风运动中,批判官僚主义的知识分子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重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第8版()
专栏:
凌晓华
丁玲在1942年3月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八节有感”的杂文,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在那篇文章里,丁玲就已经公开地向党放出一支毒箭。十五年后的今天,正当丁玲反党集团被揭露的时候,重读这篇文章,眼睛好像又明亮了许多,把这个恶毒的反党野心家的灵魂看透了。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感”了些什么呢?
在这篇文章里,你无法闻出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一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气味,一点革命的气味,抗日的气味。丁玲对妇女没有提出任何革命性的任务,对妇女群众和整个人民群众的敌人没有表现任何恨,对妇女群众和整个人民群众的斗争事业没有表现任何爱。相反,革命的政治斗争,妇女解放必须在人民取得政权以后取得的真理,这一切全都成为她的嘲笑污蔑的目标。她宁愿把“宽容”给予“女犯”,却不愿放松一个机会来咒骂党和革命。实际上,丁玲是趁着1942年间日蒋妥协、共同反共、围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乘党处在困难中,借妇女问题咒骂党和党的事业,号召“女人”(也号召“男人”)起来反对党和党的事业。人们当然也会记得:也是在那个时期,她还在由她编的副刊上发表了恶毒地诋毁党和革命的“野百合花”。
丁玲当时反党的手法,是把光明奋发的党和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事业,所领导的新社会,咒骂成漆黑一团。丁玲所宣扬的,只是绝少数不满分子的阴暗心理、仇恨心理,只是一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在困难前动摇、害怕的心情。至于她对“首长”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关系、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关系、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关系、男女婚姻社交问题、父母对待子女关系等等的“描写”,则完全是挑拨和污蔑。不难理解,当时的延安,如果真像她所说成的那样,不如“旧的社会”,怎么能成为胜利的抗日斗争和民主斗争的领导中心?怎么能把严重的困难克服过来?怎么能培养出那么多坚强的忠心耿耿的革命干部?怎么能很快地粉碎了日蒋围攻并且终于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怎么能“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怎么会有丁玲连骂女同志们的“享乐”、“满足”、“舒服”、“可爱”、“有诗意”、“幸福”以至需要丁玲出而提倡所谓“不悲苦,即堕落”?
事实和丁玲的污蔑正相反。当时绝大多数的男女同志,在党领导下精神焕发,大家一条心,克服困难,事业不断前进,生活逐年改善,新的道德风尚逐步成长。延河边的歌声,笑声,欢乐的聚会,亲切的倾谈,恳切的批评,严肃的工作,忘我的劳动……和着延河的流水、群山、一草一木……使人永远难忘!这里曾跳跃过多少颗伟大的心!丁玲当时所称为“女犯”的,现在是我们国家各方面的骨干,至于在艰难岁月中所抚养成人的孩子们,现在身、心方面都已经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和千百万青年一样,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
丁玲“三八节有感”的反党的咒骂,到底能动摇党什么呢?大概她当时也预感到在这上面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虽然咬牙切齿地“坚持到底”,但究竟不免感到绝望的孤独,所以用那么“悲苦”的调子吐出。她的文章受到了党和一切正直的党员的尖锐的驳斥,但是国民党特务办的“统一出版社”却很快就把它同“野百合花”摘印成书大量散发,来大肆攻击共产党。这个事实,就是最有力地说明了这篇文章是有利于什么人的!
现在的读者,看过这篇文章的大概很少了,因此,如果把它再发表一下,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帮助大家认识丁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和什么样的作家,以及丁玲的反党言行是怎样始终一贯的。
(1957、8、17于北京)
1957-08-23  

——赵家如何攻击丁玲?

——在这篇文章里,你无法闻出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一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气味,一点革命的气味,抗日的气味。

——说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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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丁玲
民国廿十年(1931年),丁玲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影响的左翼作家。
民国廿一年(1932年),丁玲加入中国共产党。

——谁介绍丁玲入党?

——丁玲入党后干了什么?

——百度百科 丁玲
民国廿五年(1936年)9月,丁玲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民国廿九年(1940年)十月十九日,延安举行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同日,丁玲、舒群、萧军发起成立延安文艺月会。
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文艺月会的会刊《文艺月报》创刊,丁玲、萧军、舒群轮流主编,共17期,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9月终刊。 [3]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

——三八节有感

——是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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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丁玲)多次来到农村,与农民群众结合。一九四四年,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热情表现边区先进人物,曾获得毛泽东同志的好评。一九四五年,她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主编文学杂志《长城》,并和逯斐等合作,写了三幕话剧《窑工》。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多次参加华北农村土改,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农民的形象。

——是真的吗?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9 第一个党员
打上月他就收到了一封从八路军那里寄来的信,这是封很有礼貌的信,但等不到他去报告日本人,八路军的人就到他家里来了。这些人年纪不大,可是厉害,一阵软,一阵硬,说得漂亮,他们说你当甲长也不能全怪你,时势所逼嘛,不过,你既然是中国人,就应该有良心;咱们也只向你们村上借点粮,数目不多,你要能行,那就好。假如你要丧尽良心,串通日本人来收拾我们,那也行,咱们也不杀你,咱们也只去据点里报告声你通八路就成,据点里还有咱们的人呢。江世荣听了这番话吓得不成,怕这些人杀他,满口答应一定交粮,还先写了个字据,好容易等这群人走了,他才像捡得了一条命似的。

——丁玲是根据什么写这一段的?

——八路军的人:咱们也只向你们村上借点粮,数目不多,你要能行,那就好。

——八路军的人:假如你要丧尽良心,串通日本人来收拾我们,那也行,咱们也不杀你,咱们也只去据点里报告声你通八路就成,据点里还有咱们的人呢。

——这是八路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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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知识分子吗?

——不是

——丁玲是共产党员。

——对待丁玲这样的共产党员

——党章是如何规定?

——退党。

【1938年3月27日】 △在三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次筹备会议上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本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说:全国的文艺作家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肯定作家团结的意义,希望他们创作的作品多取材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和民众的热情。会上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由老舍负责协会的工作。
——周恩来年谱

——是谁让丁玲留在党内的?

——是谁要老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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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27日】△致信十九日抵京的胡风:“五月四日你给我的来信和附件〔注〕均收悉。”“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请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一检讨,最好不过,并也可如你所谈结束这二十年来的‘不安’情况。”
〔注〕附件,指《〈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
——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是不是不知道丁玲的文章“你无法闻出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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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燕娟 | 两种“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2018-03-29 卢燕娟 保马
概括说,这一时期的批判官僚主义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反对革命政权内的官僚特权。这一点为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共同关注。毛泽东曾批评“在延安,只有老干部吃得开”,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尖锐地抨击了这个问题。其二,毛泽东将官僚主义纳入主观主义问题中,矛头指向中共党内轻视本国实际情况和本土革命经验,盲目崇尚外来理论和模式的倾向,其实质,是指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本国人民,主要问题是本国实际情况。其三,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批判矛头则指向代表着本国实际情况和经验的“乡土性”,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延安政权缺乏科学高效制度的前现代性,其实质,恰恰是呼吁建立现代官僚制度。这三层意思中,第一层最为后来学者关注,多数研究者由此将延安之春的结果简单归因于权力压制,却鲜有研究注意到第二层和第三层是毛泽东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差异甚至分歧,并由此探讨这一问题的内部复杂性和困境。

——其一,反对革命政权内的官僚特权。

野百合花
王实味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24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像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只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镜子的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这是反党还是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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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王实味
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 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1926年入党到1942年,王实味马列主义在哪里?

野百合花
王实味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着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于疯狂。所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同志”﹐因为我觉得这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的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语调称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来与我们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

——这是事实吗?
  
  
  

 
 
顶端 Posted: 2018-04-23 05:03 | 3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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