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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84
一、工农业比例失调和经济政策的任务
新经济政策主要的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农民对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兴趣,从而保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与农业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解决发展工业的任务。根据这一联系的市场形式,新经济政策包含了“学会做生意”和“他把每个闲置的戈比投入工业”的口号。同时党还提出了实施电气化的宏伟计划。

——1926年,托洛斯基与斯大林争什么?

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献给
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
约•斯大林
一 列宁主义的定义
在“论列宁主义基础”那本小册子里所下的众所周知的列宁主义定义,看来已经得到公认了。这个定义就是:“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一○〕
这个定义是否正确呢?
我以为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第一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的人相反,他们错误地认为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后产生的。其所以正确,第二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这正和社会民主党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只适用于俄国一国的环境。其所以正确,第三在于它正确地指出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确定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正和某些批评列宁主义的人相反,他们认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发展,而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按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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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托洛斯基:新经济政策主要的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恢复农民对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兴趣,从而保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与农业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解决发展工业的任务。

——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献给
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
约•斯大林
有人说,我国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因此,他们不能循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既然证明农村是跟着城市走的,而在城市里指挥一切的又是社会主义工业,那末这就不成其为反对农民经济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论据了。在十月革命时,农民按其地位来说也是非社会主义性的,而且他们根本不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他们当时所争取的主要是消灭地主政权,结束战争,奠定和平。可是他们当时还是跟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走了。为什么呢?因为推翻资产阶级,由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当时是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方法,是奠定和平的唯一方法。因为当时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因为当时我们党已摸索到、寻找到一种能把农民的特殊利益(推翻地主,奠定和平)和全国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服从后者的标准。这种标准对于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有利的。
因此,农民虽有其非社会主义的性质,当时还是跟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走了。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把农民引上这个建设的轨道也应当这样说。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除了和无产阶级结合,除了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除了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把农民经济引上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轨道以外,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其他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
为什么正是通过农民普遍合作化呢?
因为普遍合作化就是“我们所找到的一种能把私人利益、私人商业利益和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结合起来的标准,能使这种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标准”(列宁)〔四○〕,这种标准对于农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有利的,这种标准保证无产阶级有可能把基本农民群众吸引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因为农民通过合作社来销售自己的商品和使自己的农庄得到机器供应是有利的,正因为如此,农民应当循着而且一定会循着普遍合作化道路走去。
而在社会主义工业领导下实行农户普遍合作化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使小商品农民经济离开那条必然使农民大批破产的旧的资本主义道路,而过渡到新的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当前任务就是为争取农民经济的新的发展道路而奋斗,为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因此,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做得很正确,它决定:“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道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国家信贷机关和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其他经济命脉的经济领导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吸引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组织,并保证这种组织循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同时利用、克服并排挤这种组织里的资本主义成分。”(见代表大会就中央总结报告所通过的决议〔四一〕)
“新反对派”最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相信农民这条新的发展道路,看不见或不懂得这条道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绝对不可免的道路。而他们不懂得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够获得胜利,不相信我国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跟着自己走向社会主义。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夸大新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把新经济政策解释为主要是退却。
因此,他们也就夸大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轻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杠杆(社会主义工业、信贷系统、合作社、无产阶级政权等等)的作用。
因此,他们也就不懂得我们国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怀疑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正确。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按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刊印

——周恩来不是托洛斯基分子?

——1953年,毛主席: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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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俄第三次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37
(1921年6月16日)
斯大林
我想提一下最近一次专门讨论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党代表会议的决定。
这次代表会议之所以临时召开,是为了使全体同志都能完全相信,正如代表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今后对此决不会有任何动摇了。而以前是有过不少动摇和怀疑的。党的代表会议这个领导工人阶级政权的执政党的高级机关,着重指出了筹集为数达4亿普特的大批粮食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它着重指出,我们的粮食政策的全部意义,我们转而容许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的国家储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要想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都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懂得,不恢复作为唯一现实基础的大工业,就谈不到社会主义建设。
……
最后,我相信,只要把力量联合起来,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我们就能巩固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能建立作为苏维埃政权支柱的两个基本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只有这一经济联盟才能保证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
(热烈鼓掌)
载于1921年6月22日和23日《真理报》第133号和第134

——斯大林:我们转而容许相当规模的自由贸易,是为了使我们能够筹集大批粮食,建立大量的国家储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要想恢复大工业和货币流通都是不可能的,而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懂得,不恢复作为唯一现实基础的大工业,就谈不到社会主义建设。

——新民主主义长期论

——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是谁的货色?

——托洛斯基:新经济政策主要的同时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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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恢复农民对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兴趣,”?

——包产到户

——富农经济

——是不是?

——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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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合作社242
(1923年1月4日和6日)
列宁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有很多幻想。他们常常由于这种幻想而显得可笑。可是他们的幻想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现在,我国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工作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东西,正在成为不加任何粉饰的现实。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正确坚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们曾合理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的那种社会主义,现在在居民最大限度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俄国的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
从实质上讲,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情况确实如此,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 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曾被我们鄙视为做买卖的合作社的——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那种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我们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谁继承了列宁主义?

——托洛斯基还是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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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84
无产阶级与农民结合的问题确定了这一政策的基本经济内容。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任务是在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成分取得对资本主义成分越来越多的优势的条件下保障工农业之间的动态平衡。

——是先有合作化才有机械化

——还是先有机械化再有合作化

——托洛斯基是哪一种

——托洛斯基:生产力增长的基础上

——托洛斯基:在社会主义成分取得对资本主义成分越来越多的优势的条件下

——新中国合作化道路是不是苏联的翻版?

——赵家从来不是马列主义?

——赵家是托洛斯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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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业化就没有集体农庄第2版()
专栏: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集体农庄
燕凌
中国农民代表赴苏参观团代表杨显亭(黑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和我们谈话时,他回忆说:一九五○年他们从政府贷到了一套马拉机械农具,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过去一个劳动力只能种四垧(公顷)地,用了马拉机械农具以后就可以种八垧了。从前人拉着铁丝“爬子”搂草,把肩膀累得生痛,一天才能搂一车。有了马拉搂草机,人坐在上边,不一会就能搂一车;搂满了用脚一蹬,草就落下来了。六十多岁的周老头看着发了愣,高兴地说:“我扛了一辈子大活,当了一辈子牛马;有了毛主席领导,人和马算是分家了!”“可是,这次到苏联一看,嗬!我们还差得远!苏联的拖拉机拉的搂草机一天能搂一百二十公顷,用人工得二百人。人要和马真正分家,只有工业化才能办得到。”杨显亭非常神往地谈起他们在苏联参观哈尔科夫拖拉机制造厂时看到的情景:“厂子这一头,是一堆铁块;用传送带往里面一段一段地送,过一段就变个样子。在工厂的那一头,每七分钟就出来一台五十四匹马力的拖拉机,有人立刻坐到上面,把它开走。”金时龙(东北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人,优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这时也用不熟练的汉话说:“真是工人阶级伟大!”杨显亭接着说:“今年春天,我们合作社商量着订个五年计划。大家说,三年以后要买一台拖拉机。就我们合作社的收入来计算,到那时买一台拖拉机是不成大问题的。可是,没有人会摆弄怎么办?我们那时就没有想到。我们还是只看到自己的合作社,没看到整个国家。这回到苏联一看,除了集体农庄自己买有拖拉机,并有自己的拖拉机手以外,还有国家的拖拉机站。一个拖拉机站能供给好多个集体农庄使唤。他们和集体农庄订合同,大家按合同办事,同心合力把工作做得很好。这真是好办法。”
苏联农民是用机器武装起来的
“干什么也是用机器!”苏联农业机械化的广泛,使参观团的农民代表们赞不绝口。石汝麟(内蒙农民代表)说:“苏联农民是用机器武装起来的农民。”苏联农民已经很少用手直接耕作了。工人创造了机器,机器又帮助农民变成了工人。
李顺达说:“我们参观的第一个集体农庄,‘十月革命胜利’集体农庄,耕地、耙地、播种、收割、脱粒,已经百分之百机械化了;中耕、除草百分之八十五机械化了。为了减少庄员的劳动,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四百瓩的水力发电站,挤牛奶、喂牲口、饮牲口、锯木料、剪羊毛、磨面、榨油、造酒、焊修等工作,全都用电力来做。全苏联各农庄和这个农庄的情形都差不多。苏联已经有一百七十种农业工作机械化了,其中一百五十种已经普遍地应用。”
张学修(平原省农业劳动模范)说:“过去我也知道机器割麦子割得快,可是,总想着:会不会割干净?掉麦不掉?在苏联我们看到一个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带两个康拜因,一天能收六十公顷(我们连割带打,地离场不太远,五个人一天只能弄一亩),一点也不掉麦。麦割下来,就立即打成了麦粒,装满了机器上的‘仓’,汽车往机器旁边一开,让麦粒流到汽车里,就拉走了。地里有许多大麦秸垛,真高!怎么堆上去的呢?也是用机器。机器把康拜因上弄下来的一小堆一小堆麦秸推到地边上堆起来,堆了一人高以后,一个会打风的机器就把麦秸从一个筒筒里往上打,两个人站在麦垛上接,很快就堆起来了。麦子刚打下来就运到仓库里去,也不会发霉,有机器把它弄干。麦子收了,马上就犁地;旁边麦子还长得好好的,离几尺远割过的地就犁好了。一个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带两个五铧犁,两三个人一天能犁四百五十亩地。我们家里一个人两个牲口一天才能犁三亩地,真是没法比。”李能(云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说:“过去不知道机械化的力量,这次我们参观的八个农庄,平均每个劳动力管种十七公顷地(二百五十五亩);我们那里一个人最多能种二、三十亩地。差到那儿去了!”郁善交(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说:“人家割麦时候坐在机器上,上面有棚子遮着太阳,晒不着;机器开着,风飕飕地刮着,割着麦子唱着歌,地里到处都在唱歌;休息时还在地里听收音机。劳动真变成了快乐的事。”
摘棉花、刨甜菜、插秧、栽烟都用机器
廉成(内蒙农民代表)说:“过去想,土地有限,机械化了用人更少,是不是许多人要失业呢?这问题在参观后也解决了。集体农庄是发展多种多样的生产的。不只经营土地,还经营很多家畜、家禽,和农业互相配合。比如要实行牧草大田轮作制,就得有畜牧业才行。”张学修说:“畜牧也是机械化的。才到苏联时听说一个人要管十二只奶牛,一天要挤四次奶,那可怎么挤法,不把人累坏了?一看,是用机器挤奶。几个像筒筒的东西往牛乳房上一罩,牛奶‘扑塌扑塌’就滴下来了。”莫日格策(内蒙农业劳动模范)说:“国营列宁农场有绵羊七万五千头,剪羊毛完全电气化了。我们去时本来已过了剪羊毛的季节。可是他们早听说中国农民代表要去参观,就留下了二三百只羊没剪,我们一到,就剪给我们看。过去一个人一天最多能剪七只,现在一个人八小时能剪八十只,而且比人工剪每一只羊要多出半公斤羊毛。”
李顺达说:“我们参观了用机器刨甜菜。那时还不到收的时候,人家也是为了我们看,特别牺牲了一块。机器把甜菜翻起来,立即就把叶子切掉放在一边,把菜根放到了另一边。机器刨山药蛋,也快得很,机器挖下去,上来,土甩掉了,山药蛋放到了一个地方,干干净净的。玉米收割机,一下收两行;玉米棒子剥光了放在一个地方,秆子弄碎了丢在地上,后面跟着犁地,就把弄碎的秆子翻到地下了。如果要留着秆子喂牲口,机器弄碎后就一小堆一小堆落在地上,然后用车子拉走。棉花怎么用机器摘呢?我们也看到了。还不到摘棉花的时候,他们就另找些棉絮弄到棉花棵上;机器从地里走过去,一次能摘两行,用筒样的东西把棉絮吸到机器里面去了。没有开的棉桃还长得好好的,碰不掉,也挤不坏。吸进的棉花会带一些干叶子,到机器里就会把叶子弄掉。亲眼看到了,再也不能说不相信了。”赵怀义(河南省农业劳动模范)说:“苏联还研究出了人工下霜的办法。棉花开了四、五个桃,就可以收第一次。收时先‘下霜’把叶子都弄落,然后用机器收就更方便了。收过第一次后,没有开的桃继续吐絮,再收一次就可以收完。苏联还正在研究培养分两期同时成熟的棉花品种,使棉花不是陆陆续续地吐絮,而是分两次同时吐絮。这就更便于用机器收了。”我们过去想不通怎么用机器收棉花,原来是因为我们总是想着怎样去迁就庄稼,而不是想怎么叫庄稼迁就我们。
赵怀义还说:“到苏联才听说插秧也能用机器。我想,用人手栽有的还死了,机器又没长眼睛,插下去还能不死许多?到人家地里一看,有几个妇女,一个人坐在一个机器上,正在毫不费力地插秧,一下就是十二行。我拿起一个试了一下,就是行,比手插得还好。一天一个人能插九公顷。机器割稻子,一天一台康拜因能收五十公顷,把我们半个乡的稻子一天就能收完了。稻田湿得很,机器怎么下去呢?人家计算得准,前十五天就把水放干了。”莫日格策说:“我们看了用机器栽烟,一架机器上坐七个人,一个人开机器,六个人管栽。机器开动着,挖了坑,接着自动把水刚好浇进坑里,接着又自动把苗放进去,把土封上,接着又把土压好,比我们用脚踩的好得多,保证百分之九十九能活,活百分之百也很可能。”
用飞机杀虫、除草、施肥
大家对于使飞机为农业生产服务,也非常发生兴趣。张学修说:“过去在家里听说苏联用飞机洒药治虫,我就想:那得用多少药水?飞那么快,会刚好洒到有虫的地里?洒到人身上怎么办?这回我可看见了飞机怎么撒药。是撒的药粉。先在有虫的地里插上大牌子,飞机飞到要撒药的地方就飞低了,那里该撒就刚好撒到那里。飞机还能上粪,把化学肥料配好,装在飞机上用机器撒到地里,然后犁地。这倒可以想通。可是人家还说飞机能上追肥,还能除草,我想,那可怎么办?原来上追肥是用一种水肥料,洒在叶子上,庄稼就可以吸收进去;除草是用一种药撒在地里,杀死了草,可是杀不死庄稼。真妙!”张德胜(太原郊区农民代表)说:“人家给我们解释,说是这样:那种药专杀死豆科植物,杀不死禾木科植物。许多草,像刺脚芽、大碗花等,都是豆科植物,撒了这种药就可以把它们杀死。这种药如果撒到了种大豆、豌豆、绿豆的地里,这些豆类庄稼也会死。因此,要使用这种科学技术,非集体化不行。如果像我们的地里那样,你的一小块种麦子,我的一小块种豌豆;你的一小块种谷子,我的一小块种绿豆,就没法用飞机除草了。”李顺达和郁善交也说:只有集体生产,才能使上拖拉机、康拜因;要想机械化,就要集体化;要想集体化,就得工业化。饶兴礼(湖北省农民代表)说:“我们乡下过去很少看到产业工人,连工厂的机器也没见过,别说种地的机器了。只是看到过镇上的裁缝,就认为工人阶级不过像裁缝一样,他们能领导我们吗?这次到苏联看到工人能造那么多那么大的机器,有那么大的创造性,使农民减轻多少劳动,提高多少产量;我真认清了,农民确实要受工人阶级领导才行!”
1952-09-10  

——没有工业化就没有集体农庄

——是谁的?

——刘少奇还是周恩来?
——1950年代,刘少奇是周恩来的马仔。

——1949年,刘少奇高喊:剥削有理

——刘少奇冲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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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第5版()
专栏:
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
一九四九年春天,为了适应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党中央在三月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全会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清楚地论述了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尽可能迅速地将城市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否则,人民就不满意共产党,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
天津解放较早,又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民族资本家比较集中。如何认真贯彻二中全会精神,搞好天津工作,不仅是恢复和发展整个华北地区工农业生产、支援大军南下的需要,而且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需要,尤其对于取得管理和建设大城市的经验,更加具有重大的意义。
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原封不动,完整接收,维持生产和生活,逐步改良”的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对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缺乏全面了解,对中央关于民族工商业政策领会得不深,又缺乏管理和建设大城市的经验,在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在市委领导和一些干部中有一种“左”的倾向,怕“丧失立场”,不愿同资本家接触,甚至见了面也不理;对私营企业限制过多过死,照顾和扶植不够;在宣传上责备多,鼓励少。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工人中,有的对翻身有误解,对工资福利提出过高的要求;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影响了正常的经营管理;有的甚至想搞“清算斗争”、“分掉工厂”。在资本家当中,对共产党普遍存有恐惧心理,害怕“斗争”、“清算”,害怕被国营企业挤垮,害怕“剥削越多,罪恶越大”,有的消极怠工,有的抽资外逃。所有这些,都严重障碍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旬,亲自来到天津,帮助和指导工作。
刘少奇在天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通过各种方式,接触干部、职工和工商界的代表,认真听取汇报,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天津当时的实际情况,发表了多次讲话,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天津讲话》。
他在讲话中,首先指明了天津工作的中心,以及贯彻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现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必须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制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这条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他说:“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这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发展生产事业也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之下发展生产,也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来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城市工作的总路线,也是管好天津的总路线。
刘少奇强调指出,贯彻执行党的城市工作总路线,最根本的问题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出发点”,“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他不仅谈了为什么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道理,而且指明了做到这一点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组织和宣传教育的工作,使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有组织、有觉悟、可以依靠的力量。
针对当时天津存在的“左”的倾向,刘少奇还着重讲了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当时斗争的对象、打击的敌人,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家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相反的是团结争取的对象”。以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都看不到了!于是子弹就打在资本家头上,这是打错了”。并且尖锐地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势必要把我们的阵线搞乱,“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
当然,同民族资产阶级讲团结,讲联合,并不是不要斗争。刘少奇指出,“对资本家又联合又斗争,不是只有斗争,没有联合,也不是只联合不斗争”,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的“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斗争,要以这种联合为前提,不能破坏这种联合。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这“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
鉴于当时天津私营企业生产恢复迟缓、劳资关系相当紧张的实际情况,刘少奇着重强调了贯彻公私兼顾和劳资两利政策的问题。他说:“政府的方针,是要使国营私营互相合作配合,减少竞争,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只有公私配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生产体系,才能好好生产。从私营企业方面来看,“我们要跟他们竞争,他们一定竞争不过我们,所以他们也愿和我们合作。”可见,实行公私兼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针对资本家的疑虑,刘少奇还就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说:“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只好承认。”但在今天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党的政策是允许的。他要资本家安下心来,积极经营,为恢复和发展天津的生产作出贡献。为了进一步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他提出,公私兼顾的精神要贯彻于各方面,“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同时指出,“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私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对于那些“不愿与国家协商的,不顾人民利益的,只顾自己利益的”资本家,要给以适当的打击。
关于劳资两利问题,他明确表示,这是我们处理劳资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针对一部分工人提出过高要求的倾向,他一方面指出:“过去资方压迫剥削工人,解雇开除,引用亲朋,很多的不合理措施,过去是资方一利的,非劳资两利的”,因而工人提出一些过高要求是有原因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如果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左”倾冒险主义,这是“工人的自杀政策”。他教育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自觉遵守厂规,好好生产,让资本家有利可图,使他们能够维持下去。同时要求资本家修改旧厂规,尊重工人人格,尊重工人权利,并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搞好生产管理。
对刘少奇的讲话,天津市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根据讲话精神重新部署了工作,制定了改进的措施,克服了“左”的倾向,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从而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改善了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保证了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天津的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截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全市国营企业的生产都已超过了国民党时期的水平,平均产量大约超过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由恢复进入了发展阶段。私营工商业也出现了由衰到盛的新生景象。据天津市工商局材料统计,全市新开业的工商户,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只有二百九十二户,同年九月发展到三千八百户,增加近十二倍,到同年年底已达五千户以上。
事实证明,《天津讲话》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符合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对天津的管理、改造和发展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天津讲话》也确有某些不妥当的地方,由于这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即席讲话,不是经过逐字逐句推敲的正式文件,有一些话说过了头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这一点,早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刘少奇就在党内作过自我批评,说:“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则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够妥当的。”这样说是实事求是的。可是,在十年动乱中,却又把这个讲话翻出来,抓住其中的片言只字,无限上纲,把它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纲领”,横加批判,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下面择其要者,予以澄清。
其一,所谓鼓吹资本主义要“无限制地大发展”,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立即消灭它,还是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是关系到贯彻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路线、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原则问题,不容许有半点含糊。当时天津市在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路线上,出现了“左”的倾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才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指出:“应使资本主义有若干发展”,(他根本没有讲过什么资本主义要“无限制地大发展”)“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这些话与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完全一致的。他说:“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说有什么错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说过,现在的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根据当时俄国落后的情况,引用《资本论》中的话说:“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并且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列宁全集》第3卷第550页)天津刚解放时,社会上的失业现象还很普遍,单靠国营企业还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有利于解决一部分工人的失业问题。当然,我们也应当说,虽然这个话的用意可以理解,但表达不好,容易引起误解,也容易被人曲解。
其二,所谓鼓吹资本家“剥削有功”,“为血腥的剥削制度唱赞歌”。
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是这样讲的:“现在还允许资本家的存在”,“允许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关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有功劳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肯定地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共产党宣言》)这个意思并没有错。但刘少奇进一步引申为“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则是不妥当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讲资产阶级起过革命作用,指的是它破坏了封建的、宗法的社会关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不是指剥削本身。承认资产阶级有功,不等于承认剥削本身有功。当然,资本主义剥削代替封建剥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进步,但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罪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了很多揭露的。刘少奇在另一处也说“当然罪恶也有一点,但功大罪小”。这和前面所引的讲法就不一致,说明刘少奇对这个问题的说法还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看,党的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这也就是允许资本主义剥削存在。因为这样做,既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但是,过分的剥削,也是我们不允许的,因为这将损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是要反对的。刘少奇主要是针对当时工人中存在“左”的倾向,特别是资本家中普遍存在的“恐慌心理”而说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同时还应该指出,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明确指出“剥削是不好的”,虽然“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但在条件成熟时,就要把资本家财产“变为国家财产”,归工人“管理”,这就指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必然趋势。
其三,所谓“反对依靠工人阶级,主张依靠资本家”。
看过或者听过《天津讲话》的人都知道,刘少奇在全部讲话中,反复宣传党的路线。对民族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刘少奇说的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根本没有说是依靠的对象。相反,刘少奇特别强调党在革命中“唯一是依靠无产阶级的”,“没有工人阶级,共产党就没有了依靠”。不错,他在讲话中确曾说过:“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的”,“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但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工人中存在“左”的倾向,阶级觉悟还不高,工人队伍还缺乏组织等状况说的。他强调必须组织和教育工人,正是为了更好地依靠工人。如果工人有缺点、错误,不去教育,而做工人群众的“尾巴”,工人就可能靠不住。刘少奇正是从这点出发,对党员干部强调党教育工人的责任。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工人运动所应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过去把刘少奇对东亚毛纺织厂经理宋棐卿说的一段话,攻击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活龙活现的标本”、“千真万确地‘长入’了资本主义”。事实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刘少奇究竟是怎样讲的。他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说:“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棐卿先生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
问题很清楚,这里主要讲了三点。一是资本家的前途:社会主义。二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式:国家下个“命令”或者“收买”,也就是进行不流血的斗争,采用和平的方式。三是对资本家本人的政策:进入社会主义,只要他把工厂交给国家,还可以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当经理,为国家效力,使他由剥削者逐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采取什么方式和措施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曾经说过:“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列宁:《论粮食税》)列宁所预想的方式,由我们中国共产党加以实现,取得了胜利。刘少奇当时的说法,已经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
1980-04-21

——刘邓路线?

——周恩来路线

——托洛斯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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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84
十分明显,在两种主要情况下可能出现对这种平衡的破坏:如果国家利用国库政策、预算政策、工商业政策及其他政策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抽出不成比例的大笔年积累以至一切资金,并转而投入工业,其结果是工业发展过于冒进,脱离了国民经济基础,首先是农业基础,并遇到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的问题;或者相反,如果国家利用手中掌捤的一切杠杆从国民经济资金及其年的增量中抽出不足的份额,其结果是工业品的供应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可能出现对结合的破坏。工业过分加速自身发展,使农民负担过重,也在破坏农业。但是当工业不能适当地满足实现收成的需要从而导致批零价格剪刀差时,农民承受的损失也不会小。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国家工业化方针这一基本指令。实施这个指令的途径、方法和速度不但对我们今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途,而且对苏联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前途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实行工业化

——遇到什么?

——托洛斯基:如果国家利用国库政策、预算政策、工商业政策及其他政策从整个国民经济中抽出不成比例的大笔年积累以至一切资金,并转而投入工业,其结果是工业发展过于冒进,脱离了国民经济基础,首先是农业基础,并遇到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的问题

——托洛斯基:或者相反,如果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杠杆从国民经济资金及其年的增量中抽出不足的份额,其结果是工业品的供应落后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托洛斯基:在这两种情况下均可能出现对结合的破坏。工业过分加速自身发展,使农民负担过重,也在破坏农业。但是当工业不能适当地满足实现收成的需要从而导致批零价格剪刀差时,农民承受的损失也不会小。

——托洛斯基的办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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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84
目前我国经济状况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国有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产品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制订的方针来保障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基本路线。
※ ※ ※

——托洛斯基:目前我国经济状况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是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国有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托洛斯基:这十四次代表大会为我国经济的工业化制订的方针来保障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基本路线。

——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是什么?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49〕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二九六各号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二月十八日)
二 苏联的内部状况
现在我来谈谈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所涉及的是我国的内部状况和中央委员会在同内部状况有关的问题上的政策。我要举出一些数字。虽然近来在报刊上已经公布了不少数字,但是很遗憾,不举出一些数字是不行的。
一、整个国民经济
在没有列举数字之前,让我谈谈决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工作的几个一般原理(我想从经济方面谈起)。
第一个原理。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工作和建设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和我国的建设将在我国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和冲突中发展起来。这种矛盾我们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范围,在这种范围内,两个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必定进行着斗争。此外,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仅要在它同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并且要在我国内部各种不同的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这样来建设我国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
有两条总路线,一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国还应该在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产品而输入设备,并且应该坚持这条道路,今后也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这条路线实际上是要求收缩我国的工业。这条路线不久前在沙宁所写的提纲(也许有人已经在“经济生活报”〔55〕上读过这个提纲了)中得到了反映。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者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将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
这条路线就是要离开我国建设方面的各种任务。
这不是我们的路线。
还有另一条总路线,它的出发点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
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

——一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国还应该在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产品而输入设备,并且应该坚持这条道路,今后也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

——还有另一条总路线,它的出发点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

——托洛斯基是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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