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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主题: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打印 | 加为IE收藏 | 复制链接 | 收藏主题 |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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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84
党在评估我国工业计划的实施历程时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计划的主要缺陷是对经济发展总的潜力估计不足,首先是对作为主导因素的国有工业的潜力估计不足。只要想一想,预计在1930年达到的那个水平,1925年已经在两个经济部门——交通和冶金工业——达到了这一点就足够了。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小手小脚的方针是现今商品荒极其严重的最重要原因。
※ ※ ※

——托洛斯基:党在评估我国工业计划的实施历程时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业计划的主要缺陷是对经济发展总的潜力估计不足

——托洛斯基:工业问题上采取的小手小脚的方针是现今商品荒极其严重的最重要原因。

——怎么办?

——托洛斯基:8.列宁曾经撰文说,我们必须在所有领域实行最为严格的节约,做到每一枚闲置的戈比都投入到工业中去。在国内战争时期,为了集中人力和财力于前线,曾经关闭了一系列人民委员部。现在当然不可能再实行这种体制。然而只要正确理解工业发展速度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关系,可以并且应当在40亿的预算中大胆坚决地按列宁方式重新分配资金,对工业再追加3至4个亿。
——提纲(即关于“国民经济提纲”的提纲)托洛茨基(1925年12月)

——托洛斯基坚决实行工业化

——对不对?

——托洛斯基的40亿,是五年计划投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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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五年计划投资

——每年投资是8亿卢布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六六〕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九日)
载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和九日“真理报”第二七九号和第二八二号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十一月三日)
两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比重和领导作用增大而私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减小的数字如下:国民经济中公营部分(国营工业、合作社工业、运输业、电气化等等)的投资已经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二十六亿八千三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三十四亿五千六百万卢布,这就是说,公营部分的投资将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增加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三。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中非公营部分的投资却一直相对地减少,只在绝对数字上略有增加,即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卢布增加到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的十七亿一千七百万卢布,而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将要增加到十八亿三千六百万卢布,这就是说,非公营部分的投资比重将由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五十六点二降低到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七。

——1924年—1925年,投资是十五亿七千七百万卢布

——1925年—1926年,可能是8亿吗?

——托洛斯基的40亿,只能是1925年—1926年的投资

——谁是极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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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向党提出了坚定的工业化指令,同时指出了工业在每一种情况下不能也不应超越的界限。决议指出这些情况是:市场的实际容量和国家的财政资金。

——决议指出这些情况是:市场的实际容量和国家的财政资金。

——这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

——用西方经济学赶超帝国主义?

经济增长理论
〔英〕阿瑟•刘易斯 著
周师铭 沈丙杰 沈伯根 译
第五章 资本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分别研究促使经济增长需要多少资本、储蓄的主要来源和投资过程。
第一节 资本的必要条件
经济的增长与人均资本的增加是有联系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与其它许多问题,如与激发人们努力的制度、重视经济效率的态度和日益增加的技术知识等也是有联系的。
资本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条件,只有资本而不同时为资本的使用提供富有成效的基础,那么资本就会被浪费。在本章的以下各节中,我们认为已经谈过的关于这些其它事情的所有情况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能够集中研究在使用资本的条件适当的时候资本的成效问题。
资本的成效有多大?由于缺乏有记载的证据,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对于过去几十年资本和收入的增加情况,我们只有一些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推测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仅仅是关于几个先进工业国的。实际上,我们关于收入和资本的数量关系的全部知识,都是从西蒙•库兹涅茨教授和科林•克拉克博士的开拓性工作中获得的,本节中的以下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写成的。
对资本和收入增长的价值的估计数字在以下两点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在工业国家里,当把资本密集工业和资本稀疏工业计算在一起时,资本价值和产值的比率在边际上看来是相当稳定的;第二,如果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里,国外资产的价值不包括在资本和收入里,那么这种边际比率达到3比1到4比1。这种结果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表示,例如可以说,投资100英镑,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25英镑到33英镑;或者说国民收入累积每年提高3%,年度净投资额就占国民收入的9—12%。工业国确实往往将它们10—15%扣除折旧以后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它们的收入也确实往往每年增加3—4%。
从数学上说,现有股本与收入的比率(即不同于边际比率的平均比率)仅仅是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平均投资期限和收入增长率的函数。因此,如果总收入是常数,每年将12%的总收入用于对结构的投资,投资期限为50年,将8%的总收入用于对设备的投资,投资期限为10年,这样50年以后,平均资本一收入比率为3:4。(任何时候都存在的结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6倍,设备的原始成本为国民收入的0.8倍;假设资本平均消耗一半,那么它的平均值为国民收入的3.4倍)。如果所持股票比如说增加0.5,那么这个比率就达到3.9。改变收入增长率并不会产生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么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假设国民收入每年增长3%,并且其它假设不变,那么包括股票在内的资本—收入比率就会下降到只有3.0(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早先的资本到现在己消耗一半以上,比后来的资本少得多,由于累积的增长,后来的资本消耗不到一半。)鉴于资本的平均期限,资本—收入比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每年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所以,一些国家从国民收入中拿出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进行投资,它们的资本—收入比率差不多也是一样的,这就毫不奇怪了。
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发达国家现有资本与年收入的比率要低得多(接近于1比1),因为它们的积累率低得多。然而我们不知道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在工业国和欠发达国家的比较结果(此处以人均资本作为发展指数)。人们有许多理由不指望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相同的。用于投资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即使是相同的,也不可能使国民收入达到同样的增长率,资本的平均期限可能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深信,在欠发达国家,边际资本—收入比率较高,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由于他们认为,产生资本的工业的效率较低,资本浪费较大,技术知识增长较慢,这些都是使资本的产值不是那么高的因素。其他人则预料这些国家的比率较低,他们的依据是开发新的自然资源,人口增长较快,农业、工业和公用事业等经济部门的相对重要性各不相同,比较鼓励采用资本主义特征比较少的生产方法。对以上各点中的每一点都可以发表一点意见。
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欠发达国家生产消费品的效率比生产生产资料的效率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与收入相比,这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资本成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资本的形成分为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即建筑及建设工作和设备制造。至于造价,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在欠发达国家或者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与消费品的成本相比是否比较高。下面这种证据肯定是有的,那就是如果建筑业任务过重,那么造价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在建筑业里,如果对工业不进行适当的计划或监督,那么工作是很容易发生混乱的,但是欠发达国家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发达国家也同样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关于机械,证据就比较多;例如有相当明确的证据表明,在30年代,与美国相比,苏联在机械生产方面无论如何处于相对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虽然建设必须在国内进行,但是机械是可以进口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国内生产比较不利的地位。总之,似乎有理由预料,在欠发达国家里,与收入相比,资本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也许高得不多。
第二,由于资本浪费较大,预料资本—收入比率较高。对于这一点,不可能有很多的怀疑。欠发达国家搬运生产资料不像比较发达的国家那样谨慎,从这个意义上说,浪费现象是存在的。工人不那么熟练,使用工具不那么小心;汽车司机和火车司机开车时损坏车辆;公路、建筑物和其它设备不是维护得那么仔细。因此在欠发达国家,折旧率要高得多。据认为,还存在这样一种浪费现象,那就是由于不大了解可能性,投资不适当的情况比较多。欠发达国家对土壤、雨量和矿物等资源的规划工作做得不那么好,对国内外的潜在市场不那么了解。因此它们犯了大错误,取得经验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企图在坦噶尼喀种植可食块茎这个典型例子,仅仅是数以千计类似情况中宣传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它涉及私人企业家的程度甚至超过涉及政府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往往因循守旧,结果对有些活动投资过多,对其它活动投资不足,这也造成了浪费。这些浪费确实是相对的,因为浪费资本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例如,如果说它们的物质损耗率较低的话,那么它们的报废率往往是比较高的。即使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经验最少的国家浪费比较大,看来有这种看法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可以说,在欠发达国家,资本产生的利润较少,因为资本使用得有成效,取决于技术的不断提高,而在欠发达国家,知识是提高得比较慢的。这个论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其中的一种说法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往往是由于知识的不断增长而增长的,即使不再增加资本,收入也会增加。而在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较慢,对收入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较小。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说,资本往往用于引进新技术,所以凡是技术发展缓慢的地方,资本产生的利润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说,正是由于技术落后,才有可能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因此如果在比较落后的国家投资,并且同时在教育和训练方面作一些必要的开支,那么它们取得的增长率可能会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快得多。许多思想家认为,由于这个原因,提高起点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提高水平已经很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容易得多,他们引用苏联和日本比较高的产出增长率来证明他们的说法。
同样,关于资源的论点也没有使人得出可以论证的结论。
正如当资本用于引进比现有技术优越得多的新技术时产生的利润特别多一样,资本用于开发新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产生的利润也比仅仅用于改善对已有自然资源的利用所产生的利润要多。因此,人们有时争辩说,欠发达国家能够比比较发达的国家更有成效地使用资本。然而情况未必是这样。首先,欠发达国家的资源未必比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亚洲和非洲尚未表明它们的土壤、燃料或其它矿藏特别丰富,人们并不清楚的是,在亚洲或非洲的投资是否会比增加对北美洲已经探明的资源的投资使资源产生更大的效益。因此,我们决不能使用像洲这样的大类别,相反,必须谈有限地区的具体项目。在不发达世界的某些地区,丰富的资源仍然有待开发,而在其它地区,资本的作用将主要限于使得有可能使用较好的技术。其次,资本甚至可能与已经投了资的企业有密切的关系。任何新企业的生产率,都必须依靠利用许多其它企业的服务(公用事业、工程服务、原料供应商等)。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在已经投了许多资的地方进行新的投资,比在尚未开发的地方投资来得经济。因此,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有利,欠发达国家资本效益较高的自然倾向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如果差别主要是已经投了多少资的问题,那么欠发达国家的不利地位就会随着它们自己的投资的加速而减少。遗憾的是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资源知道得太少了,或者对增加或减少资本收益的重要性知道得太少了,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题目作概括性的论述。
第四,我们应当按照“报酬递减律”预料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的资本—收入比率,比人口增长迅速的国家的资本—收入率来得高。“报酬递减律”就是,使用的劳动力增加而不是减少,资本产生的效益可能提高。在这里,人们同样决不能设想,所有欠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增长得很快;例如,现在北美洲的人口比亚洲的人口增长得快得多。另一方面,如果人口增长缓慢,例如在法国,那么修建住房就不需要那么多资金,因而资本—收入比率高,这也许是更加重要的。
我们在讨论以不同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为依据的论点时可以稍微增加一点信心。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资本—收入比率的差别是很大的。因此,公用事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大得多;即使在先进的工业国,公用事业的比率也比制造业高四五倍,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个比率似乎还要高,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部门具有的很大的规模经济使得这个比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在公用事业部门投资不仅可以使那个部门提高生产率,而且还可以使其余经济部门也提高生产率;所以对整个经济的实际结果可能是资本一收入比率低。农业和制造业对资本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别。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农业的这个比率比制造业高,但是在欠发达国家,由于农业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农业的这个比率看来比制造业低,不过手工业不算在内。现在,当我们考虑到不同部门的不同比率,以及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比较不发达国家里各部门以非常不同的比率结合在一起这个事实时,我们应当预料到整个经济会有非常不同的比率。在欠发达国家,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的地位重要得多。在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需要有60—70%工作有报酬的人口从事农业才能养活人民,而在发达国家,为了同样目的只需12—15%的人就够了。(但是所有这些比较都要遇到人口分类工作中固有的困难,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三)中已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低水平上,农业也不是一个资本密集的部门(不考虑土地)。在水利方面可能需要大量开支来进行排水、土地开垦、灌溉或防洪。那些人口稀少的欠发达国家使用机械来增加人均耕地面积也可能得到好处,但是对于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进行机械化耕作好处不大,因为普遍使用机械会增加失业人数,这种害处比提高产量的好处要大得多(见第三章第三节(四))。除了在保持水的方面投资以外,欠发达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更多地依靠新技术(肥料、种籽、农药、轮作等),而不是依靠资本。在制造业的发展方面资本密集的程度要高得多,在适合发展家庭手工业的地方发展家庭手工业并不需要巨额资本,这是事实,但是发展工厂也是不能避免的,而且同处于这种发展水平的农业比较起来,资本是非常密集的。由于与制造业相比,农业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从就业人数来说为6:1到10:1),又由于农业的发展依赖于每年用于农业推广和农业研究的开支的程度大大超过依靠资本的程度,得出以下结论似乎是合理的,那就是虽然资本比工业国增加得少,也能使收入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在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港口、铁路、公路、电力、学校等)方面必须支出数额很大的开支,如果按这一数额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也许比工业国还要高。所以总起来说,资本—收入比率由于受不同部门的相对重要性的影响也许没有多大差别。
最后,我们谈谈由于资本相对短缺所造成的差别。在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节约地使用资本是经济的。因此,如果有可能使用一个投资大而日常费用低的方法,或者选择最初投资额较低而年度费用较高的方法,那么后一种方法往往是比较合适的。建造20年比建造50年好:采取使用手工劳动而不是使用机械的方法比较好:一般说,节省资本比节省劳动力好。自然必须把所有这些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提出的论点并不是主张根本不应当使用资本,而是由于资本比较为发达的国家少,所以应当更加节约资本。这个论点适用于所有欠发达国家,但是尤其适用于那些剩余劳动力比物质资源多的国家,因为目前的产量用较少的劳动力就可以达到,而不必增加资本或改进技术。中东和南亚的某些国家就是这种情况,例如印度,据认为,在印度可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在目前设备和技术条件下,比耕作这些土地所需的人数大约多四分之一。在这种国家,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是一种浪费,在农业、制造活动、建筑或其它活动中,机械的使用应当限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在仅仅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增加不了产量的地方使用机器。这种论点的必然结论是,我们可以预料,欠发达国家增加收入所需的资本数额比比较发达的国家少。
现在我们已经考虑了说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应当有所不同的五六条理由。这种分析的结果是,我们不知道任何不发达国家的边际资本—收入比率是多少,而只能随便猜测它是否可能比美利坚合众国高或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更好的比率而使用以往为工业国找到的比率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看出欠发达国家收入增长得如此缓慢的原因。据估计,一个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年将大约4%或5%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将这种数字与工业国的投资数字作比较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估计数字不是那么有把握。例如,我们不知道自给农民在他们的田地上开垦新土地、排水或土壤保持、改善房舍等方面为他们自己积累了多少资本。所以,可以想象,对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估计得低了。可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数字,那么每年4%或5%的净投资额可能使国民收入仅仅提高大约1.25%,这是印度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或者甚至不到1.25%,如果对建房的投资在不大的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大,而生产投资所占的比重比较小的话,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所以目前的投资至多只能赶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再腾不出任何资金来提高生活水平了。如果印度要将它的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那么它就必须将它的投资率提高将近1倍。印度和美国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每年都在扩大。要使这个差距不再扩大,印度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与美国的生活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提高,比如说每年大约提高1.5—2%。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印度的净投资额必须从目前占国民收入4%或5%的水平,提高到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12%。
这反过来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降低资本效益的情况下,可以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加速资本形成。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迅速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我们所说的工业革命就是这个意思。
遗憾的是,使我们能够说明在任何具体情况下过渡时期要持续多久,或者说在过渡时期资本的生产率受到多大影响的数字并不存在。我们已在日本、德国、北罗得西亚和苏联等国看到了一些非常迅速的过渡(例如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但是我们不能说变化的速度是否降低了这种努力的生产率。尽管如此,人们预先还是可以说,一个国家能够富有成效地加速它的资本形成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限制(假使财政状况好,有适当的自然资源和合适的制度)是缺乏技术和公用事业不足。
缺乏技术不仅妨碍人们富有成效地使用资本,而且可能使他们根本无法使用资本。正如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的,资本形成有一半以上是由建筑工程构成的。因此,资本的扩大取决于建筑业扩大的速度。如果没有木工、石工、电工和工程师来从事必要的建筑工作,不论工程是公路、桥梁、水坝、工厂、电站、房屋还是其他的建筑物,那么计划就无法执行。
所以加速资本形成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速度这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扩大建筑业可以达到什么速度的问题。另一个限制是公用事业不足,因为新企业需要通讯、码头设施、供水、电力和其它这样的服务。可是要扩大公用事业(假如财政状况良好)又涉及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问题,这与扩大建筑业的速度是同一个问题。所以限制吸收资本速度的最重要障碍是缺乏技术。
现在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或者可以进行培训。在北罗得西亚,技术是按需要引进的,所以资本形成迅速扩大,没有具体限制。在别的地方,提高技术在更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培训,虽然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仅仅为了做培训工作而聘请外国技术熟练人员也会使资本形成容易得多。训练建筑工人和监工的工作在任何训练计划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当然许多其它技能也是需要的,其中包括那些要在投资以后使用资本的人的技能。发展计划造成的许多挫折是由于在这种计划中未把训练放在主要地位。虽然与国民收入相比,发展计划几乎都是不大的,但是执行起来几乎总是落后的,因为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实际困难。如果与此相反执行庞大的训练计划,比如像苏联那样,或者像爆发战争时军队迅速扩大那样,那么缺乏技能看来没有理由成为10年内资本形成速度提高1倍的障碍。如果提供训练设施,如果还谨慎地从外国聘请有经验的监工,那么建筑业在10年内就可以翻一番。一开始生产率自然是低的;但在另一方面,新就业的工人的生产率也总是低的,无论发展的速度是快还是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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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这两个因素,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财政资金在每一特定时刻都限制着工业的发展,但是两个因素显然不是不变的或不取决于我们政策的。

——这两个因素,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财政资金在每一特定时刻都限制着工业的发展?

——是时时刻刻在限制着工业的发展

——为了提高支付能力

——帝国主义干什么?

——金融创新。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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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什么?

——购买公债

吸收人民的财力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 苏联发行国家公债三百亿卢布 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著文论述发行国家公债的意义第4版()
专栏:
吸收人民的财力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
苏联发行国家公债三百亿卢布
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著文论述发行国家公债的意义
【新华社七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五日讯: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发行一九五二年国家公债三百亿卢布的命令。发行公债是为了吸收人民的财力,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建造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和卡霍夫卡水电站,土库曼大运河、南乌克兰和北克里米亚运河。公债在二十年中分期还本,从五月六日起开始认购。公债票和中签奖金免征国税、地方税及其他捐税。
【新华社七日讯】据塔斯社莫斯科六日讯:苏联财政部长兹维列夫顷就苏联发行一九五二年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公债事发表文章说:今年的公债发行工作,亦将和往年一样,将要形成一个伟大的政治热潮。工人、农民和机关工作者都认为购买公债是他们的公民职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贡献给国家的这份力量将要用来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用来实现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这些力量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扩大,发展交通,发展科学和文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各部门取得了伟大的发展。一九五一年,社会主义工业的产量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两倍多,并在继续迅速地发展着。今年第一季,苏联工业总产量比去年第一季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劳动生产率在同一时期提高了百分之十。社会主义的农业在一九五一年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在各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程工地,今年的建设工作规模愈来愈大。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的建设工作量将比去年增加一倍多,斯大林格勒水力发电站的工作将增加一倍半,南乌克兰运河和北克里米亚运河的工作将增加两倍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色就是国民经济收入的迅速增加,在苏联,这些收入全都是属于劳动人民的。
兹维列夫说:一九五二年度苏联国家预算中的数字反映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农业和运输业,发展贸易并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计划。这个预算中的款项,绝大部分都是规定用于发展国民经济和用于社会及文化设施。预算总额中,规定用来发展国民经济的有一千八百零四亿卢布,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七点八。用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开支共达一千二百四十八亿卢布,占整个预算开支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二,比去年增加了五十九亿卢布。苏联国家预算中的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社会主义经济。发行国家公债也是预算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苏联发行国家公债的三十年内,公债发行范围很广泛,并在苏联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几千万苏联公民都握有国家公债券。认购公债的数额总是超过所确定的发行数额。去年的国家公债为三百亿卢布,而认购的数额却为三百四十八亿卢布。今年,劳动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毫无疑问,公债的发行将和去年一样成功。苏联公债是弥补社会主义国家支出的另一个来源,但它同时又可使认购公债的人获得很大的收入。在战后时期中,以奖金形式向人民付出的款项约有二百二十亿卢布,其中在一九五一年付出的有五十亿卢布。在一九五二年,向人民付出的款项还要大——七十亿卢布。
兹维列夫着重指出:苏联公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债有根本上的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公债是为了弥补它们的预算赤字,而它们的预算是为了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滥发公债,这已成为剥削阶级致富的一个源泉,使人民的赋税更加繁重,并使劳动人民更加痛苦和贫穷。
兹维列夫最后说:苏联的公债是发展经济与文化的经费来源之一。公债的发行,是苏维埃国家的一项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工作。发行是否能获成功,有赖于群众性的解释工作,有赖于熟练地组织各别企业、机关、集体农场中的认购工作。新公债的顺利发行,将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力量,有助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的进一步提高。
1952-05-08  

——购买了公债

——人民的消费能力下降了

——发展轻工业?

——发展农业?

——周恩来发展轻工业?

——周恩来发展农业?

——周恩来:胜利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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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靠什么赶超帝国主义?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第1版()
张春桥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
1975-04-01  

——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赵家篡党夺权了

——赵家靠1000个海龟能赶超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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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十分明显,国家的财政资金受整个行政措施、国库措施、预算措施、生产措施和商业措施的制约,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倡助这些措施对国民经济积累进行分配。

——托洛斯基:十分明显,国家的财政资金受整个行政措施、国库措施、预算措施、生产措施和商业措施的制约

——预算措施从哪里来?

——西方经济学:税收

提高对税收的几点认识第5版()
专栏:
提高对税收的几点认识
廖季立
目前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全国要求有一个稳定的货币。没有它,不论经济制度与财政制度,都不能正常发展。而税收制度恰恰是使货币稳定,使经济财政制度走向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武器。苏联建国的经验是如此,今天中国财经制度上面临着的问题也是如此。
事实很明显,解放台湾、西藏与海南岛,养活军政公教人员九百万人,及经济上的重点恢复,是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是不能改变的,为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在财政来源上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是增加通货发行,或者是增加税收(包括农业税)收入,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办法都不是重要的。增加通货发行,如众所周知,不但将增加广大人民的负担,与随之而来的生活痛苦;而且会继续延长市场的混乱现象,阻滞经济的正常发展。这条路是不能走也是走不通的。因此增加税收就成为目前财经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有许多同志附和着城市中某些资本家的意见,认为现在城市税收过量,不可能再增加。不知这是从那个方面来看?如果说与国民党比较,国民党在抗战前,除东北外,仅关内中央正税收入,一九三六年计收折银元八亿一千余万元,杂税、地方税与附加尚未计算在内;而我们一九五○年全国(连东北在内)税收(不包括农业税)如除去征之于公营企业者外,其收入亦未必超过此数。而且税收的是否正当,不决定于轻重,而决定于是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否“取之合理,用之得当”。国民党的税收用于镇压人民,破坏生产,而我们的税收则用于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用于发展生产,这是两者基本不同所在。如果说,经过若干年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情况已大不如抗战以前,需要轻税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但台湾不打下,大陆上各大城市仍时受敌人的封锁和轰炸。被敌人所破坏的工矿生产和铁道,航轮等,不大量投资,如何能迅速恢复?这些开支不依靠正常的税收收入,又依靠什么?老子所谓“无为而治”不过是一个反动的幻想。要求用轻税来恢复生产是不合现实的。这种说法客观上是对敌人,大资本家与投机商人有利,而对广大劳苦群众有害的。
还有许多同志不反对向私营企业征税,但认为对国营企业征税是不合理的,因国营企业就是国家的,没有再加征税的必要。此种看法只有一面的道理,而不是全面的。实质上这是对国营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从原则上讲,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国营经济、私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总和。因此新民主主义的财政来源也应该是取之于私与取之于公二者的相互结合。私营经济固然有纳税的义务,国营经济同样也有纳税的义务。随着国营经济的发展其纳税的比例与重要性更将增大,东北国营企业对财政上的贡献,即已远过私营企业。再从具体情况来讲,国营企业的征税,其作用与好处是很多的:它可以加强经营国营企业的责任心,使它迅速地走向企业化与经济核算制度;可以鼓励大家节省资金,使国营企业资金周转大大提高;可以使政府有计划地调剂与扩大国营企业的再生产;可以补助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逐渐成为财政上的主要力量。因此,此次中央决定国营企业的征税,是非常必要与切合时宜的。
还有许多同志认为税收工作只是收税,纯粹事务工作,没有政策性与原则性的,因此这一工作是不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的人民政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是有一系列的政策的话,那末税收制度恰是这一系列政策的一个具体环节。因此我们不是光为征税而征税,必须要在下列原则下来保障财政收入,帮助通货稳定,使经济财政制度走向正常发展的途径:第一、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大量发展;第二、限制与取缔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第三、保护国内公私经济,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第四、节制资本,调整阶级间财富的不平衡。不用怀疑,这些作用的重大,不要经过几年的时间就会充分与确实地证明出来。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点,对税收工作抱着陈旧的与轻视的观点,我们就将要在工作中犯错误。
中共中央已经指出:“中共中央认为完成今年的税收预定计划,是克服财政困难和实现一九五○年概算的重要环节,因此责成各级党委务必……克服干部思想上存在着的轻视税务工作的错误观点,以保证今年税收计划的全部完成。”让我们努力吧!改变对税收的不正确认识,提高我们的觉悟,为完成今年的税收计划而奋斗!
1950-03-11  

——收税

——财政收入有了

——一九五○年全国(连东北在内)税收(不包括农业税)如除去征之于公营企业者外,其收入亦未必超过此数。

——国民党的发展速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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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恢复

——靠的是税收吗?

——三年恢复

——靠的是胜利公债吗?

列宁、斯大林论镇压反革命第1版()
专栏:
列宁、斯大林论镇压反革命
编者按:在我国人民坚决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为了更好地教育每一个人,提高对反革命活动的政治警惕性,我们不但应该从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吸取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且应该从国际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这里,我们首先从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学习由他们所集中起来的镇压反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这应该是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工作。列宁和斯大林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意见,散见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这里所辑的只是一小部分。
“反革命势力在我们后方,在我们中间抬头了。反革命势力虽已被战胜,但远没有被消灭。”这是一九一九年七月九日,列宁在他所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中所说的话。当时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不足两年的光景,美、英、法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失败之后,正在极力支持邓尼金的反革命势力,向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武装暴乱,企图复辟。这时候,列宁号召“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列宁提出了几项重大任务,其中有一项是“后方肃反工作”。列宁说:“我们知道产生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叛乱和反革命阴谋等等的‘策源地’,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列宁所指的反革命“策源地”就是指的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因此,他号召“要十倍地来监督这种策源地。要十倍地提高警惕性,因为从这方面来的反革命密谋,在目前以及在最近将来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这个基地上炸毁桥梁,组织罢工,进行各种侦探阴谋等活动,也自然是会多次重复的。凡在反革命‘策源地’稍微可能‘栖身’的一切而无例外的中心,都必须采取各种最强有力的,有系统的,再三再四的,普遍的和突然实行的预防方法。”
列宁特别提出警告,“决不要被他们领袖(指反革命的首要分子——编者)的言词和观念以及他们个人的诚恳或虚伪所欺骗。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履历是重要的。但从政治上,即从阶级关系,从几百万人间的关系上看来,并不重要。”
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列宁说,“我们的任务是应当直接提出问题。究竟怎样办好些呢?”他继续问道:“是去把反对苏维埃政权,亦即拥护邓尼金的几百叛乱分子一律逮捕,关在牢里,有时甚至枪决?抑或是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来把几万工农斩尽杀绝,一律枪毙,一概鞭死呢?”他的回答是:“要选择并不难。问题就是这样,而且只是这样。谁要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谁只会对这决定之‘不公正性’诉泣,那他就是不可救药的人,那他就应当遭受大众的嘲笑和侮辱。”(以上引文均见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下卷,《大家都去与邓尼金斗争!》。)
在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夫奸细分子进行暗害,侦探和恐怖暗杀勾当被揭破之后,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及三月五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中,引述联共中央早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因基洛夫同志被万恶凶手暗杀的事,曾发出告同志的秘密信,坚决地警告各级党组织,要抛弃政治上的马虎态度和庸俗的疏忽精神。在这封信中说道:“必须铲除那种以错误设想为出发点的机会主义的马虎态度。这种错误设想,即是以为随着我们力量之增长,敌人就日益驯服和日益软化。这种设想是根本错误的。这种设想乃是右倾思想之复发,这种右倾思想要大家相信,敌人将于无形中同化于社会主义制度,敌人终究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可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决不应当抱这种高枕而卧和疏忽的态度。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马虎态度而是警惕精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精神。要记着,敌人之情况越是没有希望,他们便越爱把极端手段作为与苏维埃政权作最后挣扎斗争之唯一手段。必须记着这一点,而时刻警惕着。”
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暗害、侦探以及军事破坏的勾当缺乏警惕性的原因,斯大林指出,这首先是由于这些同志忘记了“资本主义的包围”。“这就是说,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苏联,在自己境内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除它而外,却还有许多国家——资产阶级国家,还继续过着资本主义的生活,并包围着苏联,时刻等待时机,以便实行侵犯它,打碎它,或者至少是要损害它的势力而削弱它。”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依然存在,则在我国后方便将继续有被外国侦探机关派来的暗害者、侦探、军事破坏工作者及杀人凶手从事活动,这岂不是显而易见吗?”
其次,斯大林又指出:“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即因有胜利而发生的危险,因有成绩而发生的危险。同志们,是的,正是因有胜利、因有成绩而发生的危险哩。这种危险,就在于政治经验不够的人、阅历不很多的人,一遇到胜利环境,——一看见节节胜利、步步成功、一再超过完成计划——,便发生漠不关心的态度、自满自足、铺张和庆祝胜利、彼此颂扬不休,以至于不能辨别大小轻重、削弱政治知觉、懈怠疏忽、高枕而卧。无怪乎在这种妄自尊大、自满自足的昏沉空气中,在这种夸功自满、趾高气扬的空气中,人们就忘记某些对于我国命运有头等意义的事实,人们竟开始看不出这样一些不惬意的事实,如资本主义的包围、暗害勾当之新方式以及因我们有胜利而发生的危险等等。”斯大林一再着重地说:“我们的人之所以发生漠不关心态度、健忘、马马虎虎、政治上昏愦的毛病,其根源就是如此。”
但是,往往有一些人极力要麻痹自己,他们制造了种种的理由来安慰自己,放松了对反革命进行彻底的斗争。斯大林曾着重地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腐败理论,一一加以批判。
第一,斯大林说,“必须打破和抛弃一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似乎随着我们每次的进展,我国的阶级斗争就会日益和缓起来;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就会日益驯服起来。这不仅是一种腐败的理论,而且也是一种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醉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给阶级敌人以重整旗鼓来进行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可能。相反的,我们今后的进展愈大,成绩愈多,则已被击破的剥削阶级残余对我们的仇恨亦更甚,他们将更加决意采用更激烈的斗争方式,更其加紧损害苏维埃国家,他们将更利用最冒险拼命的斗争手段以作最后的挣扎。应当注意到,在苏联已被击破的阶级之残余,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从苏联境外的敌人方面得到直接的援助。如果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限于苏联境内,那是错误的。苏联境内的阶级斗争战线,是同时连接到包围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关于这一点,已被击破的阶级之残余,是不能不知道的。正因为它们知道这一点,它们今后也将继续其冒险拼命的袭击。历史正是这样教训我们,列宁主义正是这样教训我们。必须记着这一切,并时刻警戒着。”
第二,斯大林说,“必须击破和抛弃另一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凡不时时实行暗害,而有时尚在工作中表示一些成绩者,就不会是暗害分子。这种奇怪理论本身,就揭露出这理论发明者是如何幼稚。凡是暗害分子,如果不想在短期内就被揭破,便不会时刻都实行暗害;恰巧相反,真正的暗害分子,正应当有时也贡献一些工作成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其暗害分子的地位,才能骗得人家的信任,才能继续其暗害的勾当。据我看来,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用不到再加解说。”
第三,斯大林指出,“必须打破和抛弃第三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经济计划之经常完成,就能使暗害行为及其恶果化为乌有。这类的理论只能有一个目的,即鼓励我们工作人员那种狭隘的、各自夸耀自己的机关的态度,安慰他们,削弱他们反对暗害勾当的斗争。”
第四,斯大林指出,“必须打破和抛弃第四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斯达哈诺夫运动,乃是足以消灭暗害勾当的主要的手段。这种理论之所以设想出来,是要以关于斯达哈诺夫式劳动者和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响亮的空谈来撇开对暗害分子的打击。”
在这里,斯大林引述莫洛托夫在这同一次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举出的许多事实,证明当时发现的在库兹巴斯和顿巴斯方面,托洛茨基等反革命分子,如何取得与利用某些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的负责人的信任,经常欺骗了斯达哈诺夫式劳动者,进行各种捣乱和破坏工作。因此,斯大林指出,“如果基本建设工程是以暗害办法进行——例如在顿巴斯——,而结果使采煤工作落后,不能与其他各种采煤工作相配合,那末,光靠斯达哈诺夫式劳动者会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斯达哈诺夫运动本身,为要推动事业前进而完成其伟大的使命,就需要我们进行斗争以反对暗害分子的一切阴谋诡计,而给该运动以切实帮助,——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与暗害勾当作斗争,为消灭暗害勾当而斗争,制止暗害勾当,是使斯达哈诺夫运动能尽量广泛开展的必要条件,——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
第五,斯大林指出,“必须打破和抛弃第五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以为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再没有什么后备力量了,以为他们现在已在用尽其最后的一些干部了。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只有思想幼稚的人,才能想出这种理论来。托洛茨基暗害分子,是有其后备力量的。这首先就是在苏联已被击破的剥削阶级之残余,其次就是国外许多仇视苏联的集团和组织。”
最后,斯大林指出,“还必须打破和抛弃一种腐败的理论,依照这种理论说来,既然我们布尔什维克很多,暗害分子很少,既然拥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有千百万群众,而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几十个人,那末,我们布尔什维克就可以根本不去注意这寥寥无几的暗害分子。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种异常奇怪的理论之所以设想出来,是为的要安慰我们某些因为不会与暗害勾当作斗争,而在工作上遭受了失败的领导同志,是为的麻醉他们的警惕性,让他们高枕而卧。说拥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人屈指可数,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却有千百万,这当然是对的。可是,决不能因此就说,暗害分子不能给我们的事业以极严重的损害。为要实行捣乱,实行暗害,并不需要大批的人。为要建筑第聂伯尔工程,是需要成千成万的工人,但要炸毁这一工程,也许至多只需要几十个人。为要打胜仗,是需要几军的红军,但为要在前线上破坏这一胜利,却只要在某个军部,甚至于只要在某个师部内有几个能偷出作战计划而交与敌军的侦探就够了。为要建筑大的铁路桥,需要数千人,但要炸毁这桥梁,却只需要几个人就够了。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
在结论的终了,斯大林号召苏联共产党和人民,克服自己的弱点,去彻底粉碎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破坏阴谋。他说,“当我们铲除了这种荒谬的弊病时,我们便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我们不怕任何内奸外敌,我们不怕他们的袭击,因为我们今后也将与过去和现在一样粉碎他们。”(以上引文均见斯大林选集,解放社版第五卷,《论党工作之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
1951-03-12  

——托洛斯基行政措施、国库措施、预算措施、生产措施和商业措施是什么?
  
  
  

 
 
顶端 Posted: 2018-06-10 05:34 | 2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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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可夫关于苏联经济状况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
托洛茨基
(不早于1926年4月)
国家尚未摆脱工业商品荒的局面无疑证明,国有工业与其他经济之间对国民经济资金和积累的分配不仅没有达到必要的平衡,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尤其是在丰收的情况下,有更加远离必要平衡的危险。

——国家尚未摆脱工业商品荒

——是国有工业与其他经济之间对国民经济资金和积累的分配不仅没有达到必要的平衡?

——是资本投入不足。

——托洛斯基要的平衡是什么?

——周恩来的计划经济

关于1956年国家决算和1957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1957年6月2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第1版()
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李先念
各位代表:
财政、信贷、物资三者必须平衡,编制计划和预算必须瞻前顾后,这都是客观规律的要求。我们应该努力掌握和适应这种规律。当然,现实生活是复杂生动的,我们所说的平衡只能是相对的平衡。客观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农业的丰歉和其他预计不到的情况,都会在经济生活中引起新的问题,我们的工作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因此,计划平衡了,在执行过程中还会出现不平衡。旧的不平衡克服了,还会出现新的不平衡。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加强计划和预算执行的组织工作和检查工作,克服不断发生的不平衡,推动建设事业的前进。
1957-07-16

——新中国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人民没有肉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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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猪肉和蔬菜的供应工作——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的发言第6版()
专栏:
改进猪肉和蔬菜的供应工作
——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的发言
现在我就商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首先,我讲一下全国人民所最关心的副食品,特别是猪肉和蔬菜的供应问题。湖南生猪增产的经验值得重视
目前猪肉的供应,除了少数省份比较宽裕外,在许多地区是紧张的。猪肉供应不足的原因,首先要从生产上来加以考察。1954年全国的生猪产量约计一亿头,这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产水平(1937年为6,368万头)。1955年,由于1954年的大水灾和粮食供应的紧张,生猪产量降低到9,000万头左右,每头猪的重量也降低很大。1956年,生猪的预计产量是12,000万头,根据我们的调查材料来估计,恐怕难于达到这个目标,但可能达到或略高于1954年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前年下半年和去年上半年母猪宰杀过多,猪秧不足,去年生猪的饲料留量在不少地方是按照粮食“三定”当时的养猪头数计算的,没有把新增加的头数计算在内,有些地方对生猪的饲料留量还嫌偏紧。此外,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养猪的领导,也是发展生猪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凡注意了养猪工作的领导,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帮助社员克服养猪困难的地方,生猪的恢复和发展就较快,凡是没有采取这些有效措施的地方,生猪的恢复就较慢,甚至有的地方比去年还有所减少。湖南是今年生猪增产的一个省份,其中以湘潭专区增产最大,不仅头数增加,而且每头猪的重量也比去年有所增加。这首先是由于省人民委员会从今年三月起就提出了“社社有母猪、乡乡有公猪”的号召,强调就地繁殖猪秧,提倡双重配种和复配的办法,基本上解决了猪秧的困难。其次,是在粮食“三定”中对养猪户留了比较充足的饲料,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留下了一些坏地种植青饲料,并分配了豆渣、洋芋苗、萝卜苗等饲料供给社员养猪。应该看到,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从前可以用来喂猪的不少青饲料和粗饲料现在都归了社,如果合作社不注意经常把这些饲料分配给社员,并鼓励社员同过去一样采集野生饲料喂猪,社员在饲料上是会发生困难的,只靠粮食来喂猪是不够的,而且社员也买不起的。第三是农业生产社规定了较合理的价格来收购猪粪,据湖南不少地方的调查,社员自养一头猪,大约可以收回粪价10元至12元左右,大体相当于喂猪所需的精饲料的成本,这样农民喂猪就可以赚钱了。第四是部分县成立了生猪生产管理机构,加强对生猪生产的领导。例如湖南省望城县(长沙附近的一个新设县)是生猪生产恢复和发展得最快的一个县。1956年四月末全县养猪数已达142,000头,平均每户一头半,比去年六月末增加了将近一倍,在这个县里就成立了一个由35人组成的畜牧局,设立了生产科,防疫技术科,饲料管理科等机构,每区都设了生猪生产管理股,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设立了生猪生产股,每个生产队都有专管生猪生产的副队长。据估计,今年望城全县养猪的收益,将达到1,000万元左右,大约等于全县全年稻谷总产值的40%。虽然这只是一个地方的经验,在全国各地未必完全适用,但大体上可以看出,只要各地党政机关加强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从发展猪秧,改善饲料供应,加强生产领导等各方面齐头并进,在今年粮食产量将较去年有所提高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生猪生产,从而改善明年的猪肉的供应状况,是有希望的。缓和肉类供应紧张程度的办法
虽然从明年来看,生猪的供应情况可能有所改善,但在今年下半年,由于各地逐步恢复发展的生猪,有不少还是小猪,还不能收购、宰杀。由于人民对肉类的需要量,已经因为购买力的提高而大有增加,因而供应的紧张情况,暂时还不能避免,甚至在增加了工人工资和秋收登场之后,在一个短时期内,还有可能比现在的情况更加紧张一些。
1956-06-27

——为什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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