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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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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穿西方“陽光”外殼內的陰暗變態

已故的臺大外文係教授顏元叔於力作《親美是中國的致命傷》敘及他在美國讀書教學九年中與美國佬的交友互動:

“那年我在北密西根大學教書,一位老教授的中年太太(也在同校教書,她弟弟還在臺中東海大學教過書,所以對我特別親切)居然生了一個兒子,同事們大家很高興,湊了份子去她家給她慶祝。到了她家,她當然抱出新生兒展示,每個人都抱抱逗逗;可是,當一位同事把嬰兒傳到我手中時,幾乎是立即的,這位做媽媽的同事就從我手中把嬰兒抱了回去(大概是怕我有東方細菌會傳染給她的嬰兒!)而她平常對我那麼親切,叫我Leo,像兄弟一般,好像我們間有着一層特別親密的關係。而且,她還是一位虔誠的耶和華教會的會員!”(信神應該不歧視,信教就是為了歧視--你不懂此一矛盾命題的話,那你就不懂好了。)

其不禁感慨:“美國這個國家這個社會,表面看來很開放,其實它內藏許許多多的歧視玄機,不是親身經曆你是感覺不到的。”內藏的玄機是表面光鮮亮麗的西方文明不為人知的陰暗面。文中的女同事對顏元叔不吝表示兄弟般的親密,從這點看,顏並未受到歧視;可是當他也想抱起人家的寶貝兒子時,做媽媽的就不接納你了,這當然是歧視。可以看到,歧視與否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靈活調整的——你是我同事,我弟弟又在你們臺灣東海大學教過書,所以我願意表達那一份親切,但我兒子與你這黃種異教徒沒有這層關係,要保持距離。

再看這段他跟同事妄議美國時政的結果:

“當時正是越戰期間,茶餘飯後,大家總是談政治、談越戰。這幾位年輕講師正如同大多數美國年輕人一樣,都屬自由派,一開口總是把美國政府、美國總統(特別是約翰遜)批評得體無完膚!起初,我只是聽,不插嘴;有一次,我剛剛在《時代周刊》讀到一篇報導,說西雅圖的飛機工業,高達百分之九十的訂單都來自美國國防部,這就顯示美國的飛機工業仰賴軍事,而軍事仰賴戰争。於是,該文悄悄指出,戰争產生消耗,這對美國的經濟有利。報導中還引用了艾森豪威爾總統退休演說,警告美國人這種‘經濟依賴戰争,戰争又依賴經濟’的惡性循環(這其實就是資本帝國主義的邪惡面之一)。好了,我就跟這幾位自由派的講師照搬《時代周刊》的內容,以為會取悅他們,給他們批評自己的政府增添一些火力。熟知——他們當時五個人,我們經常是駕兩部車到外面混——他們五人幾乎是立即的,像橡皮捶敲膝蓋那樣,齊聲說,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那是不可能的!我說《時代周刊》這麼說的,他們說《時代周刊》瞎說。我說,艾森豪威爾也這麼說;他們中之一說:‘啊,艾森豪威爾隻知道打高爾夫,他是個白癡!’”

《時代周刊》瞎說與艾森豪是白癡的脫口而出,讓顏元叔感嘆:“罵美國,他們自己可以罵;你外國人要罵——甚至只是批評,甚至隻是援引他們自己的數據批評——他們絕不接受。”五位年輕講師近乎本能“怎麼會這樣!”的齊聲,顯示事實真相無足輕重,是非對錯都靠了邊,立場為王,有一條利益之界在衡量你是界內之友還係界外之敵——與中國同事一起吃喝玩樂,洋基佬雖然認同你;當你這黃種人也膽敢挾《時代周刊》或艾森豪之威來批評偉大的美國時,你就被圈畫在界外了。同樣可見歧視之界是機動挪移的。

西方人這種利益衡量下的“劃界意識”源自基督教聖經上的信與不信,“異教必誅”經千年實體火刑架的殘酷試煉,已然浸透他們的文化基因中;隨著傳統政教勢力被金融輿論大腕取代,早年信仰上烙印打造的異教之界,乃轉化為世俗的敵友利害之界。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內核其實像一部切割機,它把所有的人與事都切劃出內外之界,而界內界外就成為西方人一切思維的起始點——只見利害,不論是非,沒有正義,就是基督教文明的本質。這一觸目驚心的真相,終將使追真求實、講究春秋大義的中華子民在崇洋媚外的迷津中覺悟到浪子回頭才是唯一安全的路。

下面這段場景會讓人深刻認知凡事“劃邊設界”的基督教文明之狹隘與不堪:

“有一次,我跟他們一道去看當時哄動全球的《廣島之戀》。該影片一開始,一兩分鍾之久,畫面是一個日本男人抱着一個法國白女人做愛。我的這幾位美國朋友(都是白人),雖然不是偷窺狂,卻也按月研讀《花花公子》;但是看見這種‘黃騎白’的做愛場面,起始是一語不發,終於有一位忍不住了,迸出來一句:‘Disgusting! (惡心)’其它幾個於是此起彼落地或說‘惡心’或類似的話。通常,我們看完一場電影都去喝點咖啡或啤酒,那天晚上出了電影院,大家表情凝重地各自回家。”

原來,美國人引以自豪的自由開放竟是如此“凝重”不堪,美麗熱烈的愛情,只因男黃女白就讓五個男生“惡心”至極,散場後連喝點咖啡或啤酒的心情都沒了,普世云乎哉?居山巔之城者太閉塞、太不全球化了!他們應向以女人外嫁為榮的中國社會看齊,大膽改革開放一番。相對,“羅西尼的《蝴蝶夫人》,日本女人為美國男人死愛到底,他們說這是了不起的愛情,偉大的藝術。”顯然,脫亞入歐、對中國人凶狠無比的八國聯軍成員日本雖被西方接納為七大工業國之一,可是日本女跟法國男的戀情依舊不被認可,此猶如東京影展遭西方集體封殺,更別說上海影展了,那一道敵我之界可是細膩劃分的毫不含糊。

近年不斷以切身之痛揭露西方醜陋實質的前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建宏博士曾表白:

“我剛來西方的時候,也曾經遇到過幾個西方人主動熱情地幫助我,令我感激不已。後來,當我的狀況逐漸好轉,以至有能力報答他們的時候,他們對我的態度卻發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不知何故,一向愛心滿滿的他們卻突然變得尖酸刻薄。這樣的轉變實在是令我措手不及,更讓我百思不解。經過對西方社會十多年的觀察體驗和冥思苦想之後,我才終於恍然大悟。原來為了填補異常空虛的內心世界,一些西方人不辭勞苦地四處尋找需要幫助的對象,以從居高臨下的施捨者身份中獲得巨大的心理快感。不幸的是,我這個被他們揀選來幫助的弱者,有一天不僅不再需要他們的幫助,反而比他們生活得還好,甚至還可以反過來幫助他們。這樣一來,在我面前他們就從高貴的救世主,變成了卑微的可憐蟲。這些極其扭曲變態的脆弱靈魂,實在無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擊。他們倒是巴不得我一輩子過苦日子,好讓他們對我提供永久性的幫助。而我在出乎意料地破壞了他們的長期助人計劃之後,竟然還不知趣地反過來想要幫助他們,這更是讓他們的畸形自尊在妒恨的苦毒中備受煎熬。他們因此對我惡語相向,也就不足為奇了。”

好一幅西方善心人士的偽善畫面!“令我措手不及,更讓我百思不解”的西人變臉,其實隻要從前述“界之意識”切入,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原先被施捨的李建宏境遇改善,不再需要那些好心人的幫助,不就模糊了雙方原先的施與授之界,於是“他們對我的態度卻發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轉彎”;當李建宏“反而比他們生活得還好,甚至還可以反過來幫助他們”時,豈不是等於雙方重新劃界施授易位了嗎?“在我面前他們就從高貴的救世主,變成了卑微的可憐蟲”,這是性喜操控的西方人絕難接受的,所以才會出現“一向愛心滿滿的他們卻突然變得尖酸刻薄”的怪事。此正如前揭五位美國講師看了“黃騎白”的做愛場面,不約而同以“惡心”做結、“表情凝重地各自回家”,其中的心神異化不是很明顯嗎?

走筆至此,不由讓人想起曾旅法近二十年並任坎城影展評委,“以最快的速度與客文化靠攏,直到貼近‘心臟’,卻“痛楚而真切地撞上那道界”的女作家邊芹對西方世界的深入剖析:

“精神捆綁是西方文明的本質,西方文明在十幾個世紀裏,精神世界囚禁於一本《聖經》,於今也只不過是換了一本‘聖經’而已。”

“中國式被迫集體主義止於社會層面,而沒有類似於西方社會的幾乎隨時隨地、無孔不入的精神捆綁,教堂內的懺悔室就是精神捆綁的‘檢討室’,進去檢討的人並沒有被人群押着,而是被靈魂綁進去的。我們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一個教區神父收到的教民來信中還能看到,連夫妻間自慰和夜間夢遺這類不能再隱私的事,因與宗教精神不符,都在教民主動請罪的範疇,而中國社會往靈魂深處檢討還從未深達這個程度。”

“這種‘精神捆綁’近代以後逐漸剔除了傳統基督教和私人生這兩個原先的主角,集中到新宗教‘普世價值’和公生活層麵,就變成了一種非常隱蔽的捆綁。”

“這個社會在表面寬容、自由的外殼下,內核非常嚴苛偏執,其人與人之間的精神壓抑遠非中國社會可比。西歐從南到北精神壓抑的水平線恰與‘民主’、‘自由’的水平線成正比,除了氣候緯度的地理因素,精神壓抑很大一部分來自內心與外表的反差,反差越大的社會,外表越顯得寬容自由,所以中國人眼中的‘天堂’北歐自殺率遠遠超過帶有‘專製餘孽’的南歐。”

“理想社會並沒有我們想象的奇跡,而是每個細節的‘專製獨裁’,西人之所以順從,靠的就是精神集體主義。也正因為如此,追求個人主義成為西方社會追逐的理想,內在精神集體主義促使人強烈地追求外在行為的個性化,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只有他們自己一眼能識破的反向的做作,這‘反向的做作’就是我們信以為真的‘陽光個性’。呈現在相對含蓄、拘謹、內掩的中國人面前的‘開朗、明快、直爽、灑脫’,是內心不知幾多壓抑、克制甚至深深扭曲而釋放出來的‘反向做作’,時常外面有多‘直’,裏面就有多‘彎’。西方大眾電影,尤其好萊塢娛樂片,是製造此一性格神話的宣傳機器,無論是警匪片還是喜劇片,主人公都是特立獨行的,喜劇主角就更是瀟灑無羈,令外在表現拘謹的中國人自慚形穢。誰能想到‘彰顯個性’是一種刻意為之的外在表現,是精神被無孔不入的集體主義牢牢束縛的西人舒緩壓力的出氣口。”

善心人見受助者翻身而尖酸刻薄、五位自由派講師觀黃男愛白女而口吐惡心,顯然都是精神被捆綁者的畸形自尊在妒恨苦毒中備受煎熬後的變態宣泄,不正暴露以開放寬容招徠者“嚴苛偏執”的內核?螢幕上“開朗、明快、直爽、灑脫”是別有內情的“反向做作”!點破“只有在精神心理疾病泛濫成災的西方國家,才會產生弗洛伊德和榮格等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學大師”的李建宏論道:

“西方各國以及與西方有文化淵源的國家,都被極其嚴重而又普遍的心理問題所困擾。世界衛生組織在一個涉及全球二十六個國家的調查中發現,美國、哥倫比亞、荷蘭和烏克蘭等以白人為主體的歐美文化圈國家,具有全世界最高的精神病發病率,而中國等亞洲國家的發病率為全球最低。 據英國《衛報》報道,三分之二的英國人有精神病。 美國全國合並症調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提供的數字則顯示,高達48%的美國人的在一生中的某個時段得過精神病。美國人精神狀況以及心理問題之嚴重,已經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且大有越演越烈之趨勢,曾任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院負責人的Thomas Insel將其稱之為“難以忽視的真相”(the inconvenient truth)。”

擅於妝扮外殼的西方總是在嘴巴上把自由平等、普世博愛喊得震天價響,可是內心世“界”卻盡是狹隘的算計,巨大的虛偽反差必然導致精神抑鬱,怪不得李建宏會做出這樣的論定:

“西方文化造就了為數眾多的扭曲變態人格,堪稱人類曆史上最為病態的文化。”

在愛情天地裏,獨許白騎黃;在慈善世界中,隻能白助黃,反之,就要惡心難過、要惡言相向,如此劣質的畸形文化有何資格稱先進?陰暗委瑣中又哪來的“陽光”!受博大精深文化薰陶的我們,不禁要懷疑自認上帝選民者仍屬尚待進化的野蠻物種!文明,文明,精神病患們配嗎?
[ 此帖被古明浩在2018-07-09 07:55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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