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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人朱德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解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①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我人民解放军自转入进攻以来,所向无敌,全国胜利,屈指可期。国民党反动派懔于覆没的命运,近更灭绝人性,施放毒气,屠杀人民,破坏建筑,毁灭物资,作垂死的兽性的破坏。
我全军上下,除应更加努力,采取一切有效办法,保护国家与人民之生命财产,使之免遭国民党军队溃败被歼时之破坏与损失外,应对此种战争罪犯彻底追究,严予惩处。

——与战犯谈判吗?

——周恩来的地下裆干什么?

——北京故宫,傅作义敢毁吗?

——北京故宫,傅作义敢毁又如何?

——百度百科 北京故宫
现代状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故宫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同时整理出大量的文物。1961年国务院颁布故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博物院现存文物150万件(套)。 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辟为“故宫博物院”。

——傅作义能把故宫毁得一干二净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故宫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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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北京故宫有文物吗?

——故宫博物院现存文物150万件(套)。

——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民放进去的。

——百度百科 故宫文物南迁
故宫文物南迁,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组织的文物保护行动。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失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2月5日夜,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2118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5月15日运走文物5批,共13427箱又64包。其中,书画9000余幅,瓷器7000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玉器无数,文献3773箱,包括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明清两朝帝王实录、起居注,以及太平天国的档案史料等。还有《四库全书》及各种善本、刻本,当时国内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陀罗尼经》五代刻本,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
文物抵沪后,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存放。同时在南京朝天宫抢建文物库房。1936年存上海的文物分5批迁运至南京新库房。1937年“七七”事变后,故宫南迁文物加上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今南京博物院)等单位的文物又分3路运往四川,巴县存80箱,峨嵋县存7287箱,乐山县存9331箱。1946年3处文物先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首都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运文物中的2972箱被运至台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51年后留在南京的文物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1万余箱,剩余2221箱留于南京库房,划归南京博物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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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

——今天的北京城是1949年的北京吗?

——今天的北京城

——现代大都市

——既然爱护北京城

——为什么拆北京的城墙?

——谁拆的北京城墙?

——毛主席?

勤俭建国第2版()
专栏:
勤俭建国
本报记者 陈浚
编者按 几年来,我国的工业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得的成就。因之,回头看看走过的道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是会有很大益处的。这篇通讯,从几个城市发展的现状中,提出了规划、设计、工业布局、城市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的经验而来的。过去由于不懂,多花了钱,是难免的。只要我们善于总结这些花了大钱所得来的经验教训,继续努力学习,那么,就会使我们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学会少花钱,多办事,用有限的资金,办更多的工业,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方针。
谁要想看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到西北走一趟,就会得到极其深刻的印象。1955年春,记者曾访问过西安、兰州、玉门,最近,重访了这些城市,并到了四川的成都。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兴旺气象。西安从原来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一跃而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和文化中心。西安市区的面积,发展到1949年的五点四倍。东郊、北郊和西郊,分布着的二十多座大工厂,遥遥相望。滻河畔出现的“纺织城”,只是两个已经投入生产和一座正在试车的纺织厂,就有二十三万纱锭和七千多台织布机。全市工业的总产值,已比七年以前提高了七十六点八倍。南郊是文化区,集中着十多所高等学校。学校的规模都很大。兰州市区,东西已扩展到六十公里,两年以前规划建设的工业区,西固和七里河,已经有了成片的高层建筑。这里的人口,只在过去一年里(1956年2月到今年3月),就增加了近二十二万人。两年以前,从兰州到河西走廊,主要只能依靠横贯戈壁滩的兰新公路。记得当时玉门的原油东运,是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运油的汽车,整天整夜来回奔驶,川流不息。一队汽车迎面驶过,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对面不能见人。护路工人,长年累月在风沙里修补这条被压得坎坷不平的运油道路。当时,玉门矿务局最大的任务之一,是要由西向东进行“洒油灭尘”的工程,从玉门到张掖改建几百公里的柏油路面,准备接上从东向西修建的兰新路。那里会想到,兰新铁路修得这么快,没有等到“洒油灭尘”工程全面展开,铁路已经修到了门口。现在,兰新路玉门到武威一段,已经变得宁静了,再也看不到戈壁滩上,在漫漫的长途中,抛了锚的,翻了的,或者陷在泛浆路面挣扎的油车。一路上,永登的水泥厂行将完工,山丹煤矿已开工兴建,又有几座城市被选定为新的工业区。
工业建设进展的情景,是令人兴奋的。但是,工业建设发展得又多、又快、又猛,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到处可以看到和听到各种各样的“紧张”:资金紧张,建筑材料紧张,物资供应紧张,公共汽车紧张,看电影看戏紧张,公园紧张,洗澡理发紧张……。这些紧张,是不是由于我们工业建设得太快太猛而来的呢?让我们从几个城市里所存在的一些共同的情况来探讨一下。
从女儿国说起
当你访问西安“纺织城”的时候,厂里的领导同志都会告诉你一个他们碰到的新问题:女工找不到结婚的对象。原来,这个“纺织城”,集中了全市新建的纺织和印染厂,只是西北第三、第四、第五等三个棉纺织厂,就有女工八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
这个纺织区选在这里,由六、七个同类工厂组成一个工业区,从靠近电源、便于管理来看,是有道理的。可是,这里距离市中心区有二、三十里,距离别的工厂区也很远,自然而然,使“纺织城”成为一个孤立的“女儿国”,同市区,同别的工厂,来往不便,为工厂的领导人和大部没有结婚的女工们,招来了意外的烦恼。
像“纺织城”这样,远离市区,而在许多方面又必须依靠市区,就增加了城市建设中的许多困难。西安市新建的工厂,绝大多数都是分散在四郊的。这个布局的形成,是由于在工业选厂的时候,没有注意紧凑发展的原则,也没有干脆按照建立工人镇的办法进行布置;在厂址确定之后,城市规划部门又由于存在着大城市思想,不从实际出发,按照城市的发展远景进行规划,硬要把各个分散的工业区联在一起,组成完整的城市。可是远景规划上所设想的工厂和其他建筑,并不是近期所都能同时进行的。因之,出现了目前各个工厂,散在市区周围二、三十里的范围之内,东也有,西也有,不能联成一气。而这些遍地开花的工厂区都要依靠新开辟的道路、上下水道、电线等等,把它们同市中心区联结起来。往往为了一个工厂,要修建独家使用的几十里长的道路。修好了,有的道路,除了一个工厂的职工以外,就再也没有人走了。几年来,西安市投入公用事业的资金近四千八百万元,新辟道路一百七十多公里,敷设排水管道七十多公里,自来水配水管一百三十多公里;需要多少材料和人工啊!但是,即使如此,还有不少建设单位喊没有路走,路面不好。整个南郊的文化区,有二十平方公里,只有六公里的排水管道。以致这里的高等学校,虽有抽水马桶,苦于无管道排出粪便污水,不能利用。而新建市区,各在一方,既利用不上市中心区的条件,又不可能在建厂的同时搞起全套的商店、电影院、剧院。这样,职工们要买东西,要理发、洗澡,要看戏,一到假日,都得往城里涌,于是,公共汽车供不应求,商店挤得水泄不通,电影票戏票更难买上。
兰州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比西安还要困难。市区狭长达六十公里,单是供水排水系统,等到全部安设好,预计需要投资两亿元左右。
四川有一个工厂,孤单单地建在离城十公里处。银行、邮局、书店、缝纫店、餐厅、饮食业、理发馆、洗澡堂等二十二个单位在厂区设了分支机构。这些单位的房屋绝大部分由工厂投资兴建,增加了非生产性的开支。这些机构的服务人员达到五百七十七人(间接服务的人员还不在内),加上工厂本身服务性的人员,共有九百零八人,为全厂职工总数的26%。
因之,怎样确定工业布局,不致使城市过分扩大和分散,使新建工厂区能够充分依靠原有城市,节省公用事业的投资,便利群众,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水向高处流
新建和扩建的城市,必须要有个规划。但是,任何规划,都应当考虑到经济和节约的原则,考虑到城市原有的基础,考虑到对群众的方便。
西安市向东南扩展的一片新市区,需要修筑排洪工程。这个工程已经开始动工了。如果你到工地去参观,就会看到这里的排洪工程,不是根据地形条件和洪水的自然流向,进行建设,以尽可能地节省国家投资,而是为了保持规划图上道路系统的对称、平直,绿化地带的形成,不顾地形,大量挖掘土方,硬要把低处的水排向高处。
西安市文化局提出要在一个职工宿舍比较集中的韩森寨,修建一座剧院。这里有的是空地,可是由于城市规划图上没有在这里设置剧院,此地现在虽然空着,也不能在此修建。于是,这座剧院被指定修建在离韩森寨几里远的长乐区。这座剧院盖好了,花了三十七万元。可是附近只有一个动力学院,别无居民,卖不了票;而住在韩森寨的职工还是看不到戏。
给城市建设增加了困难的,还有城市市区和工厂建筑现行的某些标准定额不合理,规划和设计的思想脱离实际。由于人民防空、卫生标准太高,厂与厂之间的距离一般是六百公尺,工厂和住宅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由数百公尺到一公里不等。西安城市规划采用的定额,居住面积每人平均九平方公尺,用地面积每人七十六平方公尺,其中绿化用地为十五平方公尺,这是在这个世纪之内都难以达到的标准。工厂的设计,厂区内的建筑系数太低,建筑物用地占全厂区用地面积一般只在20%左右,个别的甚至有低到4.6%的;厂区内的绿化面积太大,一般为20%左右,个别有高达50%以上的;而且还保留了很大一部分供第二期以至“第三”期发展的用地,以致一个工厂占地动辄数百亩甚至数千亩。有的工厂,还在厂区周围圈出五十公尺的所谓“警戒地带”,一百五十公尺的“防护地带”。据太原、西安中央一个部所属六个工厂的统计,多用土地约一千四百三十亩,按每亩年产量六百斤计算,每年少生产的粮食就达八十五万斤之多;这六个工厂还都有单独的行政区,又多占用土地约八百亩,每年又少产粮食四十八万斤。由于上述各项原因,就使得工厂厂区内部和住宅区的内部、工厂和工厂之间以及工厂和住宅区之间,留下了大量不好利用的空地,在管道和道路的投资上,造成了重大的浪费。这种作法,对居民的生活,不用说也造成了很多不方便。据初步估算,如果工厂和工厂之间的距离能够紧缩一些,大约可以节约厂外工程投资的20%左右,占全部工厂投资的1%到1.5%,一个工业区就可能节约数千万元,厂区内的建筑系数提高一些,发展用地少留一些,还可以节约更多的投资。可见,绿化、防空、卫生等各方面的要求,虽是百年大计所应当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些要求一旦脱离了实际,就会给建设带来很多的麻烦和浪费。
“违章”建筑
在城市建筑里,有一个常用的名词——“违章”建筑。这是指的一切不合乎城市建设要求,而进行的建筑。在这一个问题上,为了保证城市建设得合理,需要有一定的机关,一定的法令和规章,来审核各个部门提出的建筑计划。这些年来,各个城市,确实也曾经发生过有些单位,不顾整体利益,只图自己方便,胡乱修建,造成不少浪费的现象。据四川省的检查,十四个建筑单位擅自占用的土地就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九亩以上。但是,同时,在现有的规章法令之中,确也有一部分值得重新考虑的。比如建筑物的层数不够,不准施工。比如修建简易建筑的剧院或住宅,以不合防火要求,也不得施工。有一个机关,只有五、六十个工作人员,准备修建一幢办公室,但是那个地段,将来是高层建筑区,所以现在必须修建五层以上的楼房。可是,五、六十个人的小机关,怎么修得起这样的大楼呢?有两个新建的学校,建成以后,校舍不够用,就在学校范围里的空地上,加盖了一部分平房。这件事被城市规划与建筑事务管理局发觉了,就批评这两个学校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是违反政府建筑管理法令的,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到1956年底,陕西省城市建设局的材料,西安全市有二十六万平方公尺的“违章”建筑。据城市建设局负责人说:“由于1956年强调了职工福利事业,许多单位由于没有建筑材料,要修建平房,因为不符城市规划的要求,这些单位竟偷着盖了。结果,有些单位违章建筑的房子,占了规划上永久性建筑的位置,破坏了城市的合理布局。”当然,有些单位“偷着”盖房子是不对的,可是,另一方面的问题,也是有研究的余地的。就是当着职工宿舍不够的情况十分严重、国家资金困难的时候,难道宁可让职工露宿街头,而不许“违章”修建低层建筑吗?难道宁使地皮等待几十年以后的绿化,而不许在那个靠近工厂的空地上,修建简易建筑的宿舍或者娱乐场所吗?因之,现行的建筑的规章和法令,可能有不合实际的情况,如果能够根据勤俭建国和群众需要的原则,加以研究和修改,是会有好处的。
锦上添花还是雪里送炭
许多城市的职工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是迫切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办法加以适当解决呢?是不是能少花些钱,更多办一些事呢?
西安全市现有影剧院三十二座。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在东郊新建的一个影剧院以外,其他全部在市中心区,其中又有十七个集中在钟楼附近。这样,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些影院剧院并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可是到了假日,又容纳不了那么多来自四郊的观众。旧社会遗留下来不合理的现象,就无法去说它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如果把1954年以后,在钟楼附近修建的人民、民主、小剧场和春光四座剧场,分散到离钟楼较远和新市区去,就可能适当减少市中心区的拥挤现象,减轻公共汽车的负担。而根据1958、1959两年的原来计划,西安准备修建的四个电影院和剧院来看,也还有两个是要修建在市中心区的,一个是计划投资六十八万元的儿童电影院,一个是计划投资一百零五万元的宽银幕电影院。这就值得研究了。
至于新建的剧院和影院的造价,一般也是比较高的。比如民主剧院的建筑费是二十三万元,五四剧院二十四万元,长安剧院三十三万元,人民剧院一百多万元。这四座剧院就用了近二百万元。如果降低剧院的造价标准,修建几万元一座的简易建筑,就能够用同样的钱,建筑二十多座,再加以合理分布,就可能基本上满足新建区职工文化娱乐的需要。什么思想妨碍着简易建筑的剧院的发展呢?据市文化局的一位同志说:“修建一座剧院,至少应该投资六十到七十万元,才够个起码的标准。”这种思想,从西安市原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准备新建的九个电影院和剧院每座的投资额,少的是六十八万元,多的到一百九十万元,也可以看出。
在商业和别的服务性行业中,也有类似情况。以西安为例,目前这些行业,绝大部分集中在市中心区。现在西安各个新建市区已有四十五万人,占全部城市人口的43%,可是从事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的人员只有一千六百九十一人,只占全市商业和服务性行业工作人员总数的3.7%。这就难怪在新市区里,很少商业供应点了。
对于办公楼、福利设施的标准高,“工厂现代化,福利设施也要相称”的思想,也同样在各个新建城市可以找到。而这种思想,却妨碍了面向群众解决问题。有许多新厂设计得像一座花园,还有漂亮的办公大楼。许多工厂的宿舍,是水(自来水)暖(气)电(灯)卫(卫生设备)俱全。西北国营第四棉纺织厂职工宿舍每平方公尺造价九十九元一角。四川水泥厂工人村的造价每平方公尺平均六十元,虽是比较低了,可是这个工人村包括修建宿舍、俱乐部、食堂、合作社、理发室、小学、医院、托儿所、自来水、电灯、电话、绿化地带的用费,共计二百一十七万多元。预计这个村里可容职工三千人,平均为每人投资七百多元。如果同当地类似的建筑比较一下:当地土墙、瓦顶的平房,每平方公尺造价只需十五元;一所三百二十平方公尺的小学,每平方公尺造价只十二元,而这个工厂的小学,每平方公尺造价却要五十三元。
上面这些情况,不又是说明了在国家投资有限的今天,尤其是需要把国家的财力和物力集中到最急需的发展工业生产中去的时候,生活福利设施如果能力求简单朴素,面向广大群众的需要,雪里送炭,而不是为少数人锦上添花,那么,就是用同样多的钱,也是能够为群众办更多的事情的。
大搬家所带来的
城市人口的增加,十分迅速。太原、西安、兰州、成都,都同样感到了人口增加所发生的困难。这种情况能不能适当加以控制呢?
据成都市的统计,城市人口的1956年比1955年增加了十三万二千五百多人,除了自然增加的两万多人以外,从外地迁来的占十一万二千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据两个工厂的调查,一个工厂现有职工一千五百零六人,其中由外省调来的有八百零八人中,只有三十二个技术工人是必须从老厂调的,其他七百七十六人都是普通工和学徒,完全可以在本地招收。另一个工厂,现有职工一千四百零九人,除了在本市招的五十二人、外地调入的技工二百四十九人以外,其余一千一百零八人,也是可以从本地招雇的。至于在基本建设单位中,成批工人的调进调出,更是普遍的现象。负责修建四川水泥厂的建筑公司,从东北和河北调来工人一千一百多人,连同搬来的家属达到五千人。每个职工的调动,国家平均要花一千元。
另一项增加较多的人口,是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师生和员工。成都市一年里增加了两万三千人。西安市,原来计划到1959年,才有五座高等学校,一万四千多学生,可是现在已有十六所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已经达到五万多人。记者参加了一次动力学院学生的座谈会,在座的十四个学生就来自九省一市。全国学生南来北往,不仅增加了新建城市的负担,并且由于学生生活习惯的不同,也发生了许多可以避免的麻烦和问题,增加了工作中的困难。
最后一项增加的人口,就是“盲目”入城的农民了。其中,细分起来,有不小一部分是职工带来的。为什么“盲目”的人那么多呢?原来,有许多制度是鼓励农民进城的。以兰州和西安属于中央建筑工程部的两个建筑单位所属各公司为例,去年遵照中央有关部门的通知,凡是职工家属搬来的,都发路费和安家费。只是安家费一项,发的标准是职工本人按工资60%(在兰州竟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家属每人按职工工资的25%。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补助费、水电补贴,租私人房屋房租超过一定数量,全由公家补助,这些补助,不带家属的职工,自然享受不到。这样,职工们何乐而不把家属搬进城来呢!据西北第二工程公司一个工段的调查,八十四户职工家属中,完全可以不搬来的就有三十九户。在搬来的家属里,不但有职工的直系亲属,并且有不少人带来了舅舅、姑母、表兄、表弟和小姨子。这种情况,造成了职工家庭人口多,生活困难,增加了城市房屋的紧张程度,也使许多在农村的生产者,进了城找不到工作,反而成了吃闲饭的。目前,属于中央建筑工程部所有单位,已经取消了这种不合理安家费的制度并准备采取每年定期放假的制度,给予家在农村的职工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假期。可是,像这种鼓励农民进城的制度,在别的地区和厂矿,也不是没有的。
问题的关键何在
从上面的情况里,读者不难看出,由于我们对勤俭建国的意义了解不够,缺乏建设的经验,过去几年里,我们有许多钱是多花了的,并且由于多花了钱,增加了许多原来可以不发生的困难。如果能从这里面吸取经验,我们一定能够进一步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国家资金的每一元钱,都用得更加恰当,用同样多的钱,把工业建设得更多,更好。
1957-04-26  

——拆北京城墙是勤俭建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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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大人民开辟辽阔的狂欢天地 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竣工 面积扩大两倍多能同时容纳四十万人第2版()
专栏:
为广大人民开辟辽阔的狂欢天地
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竣工
面积扩大两倍多能同时容纳四十万人
新华社26日讯 全国人民向往的天安门广场,经过扩建,扩大两倍多,由原来的十一万平方米扩大为四十万平方米。能同时容纳四十万人在这里举行集会。它的面貌比十年前已有了根本变化。
扩建以后的天安门广场,从规模上、建筑艺术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和革新。现在,广场的西东两侧是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广场中心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是前门和箭楼。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仍然点缀在天安门的两边。广场的两翼联结着宽阔绵长的东西长安街。置身广场中,四望辽阔,天安门巍然屹立。国徽和门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大字标语,金光灿烂。扩建后的玉带河清彻明净,倒映着红墙、绿树、玉石桥。它的北岸的观礼台经过扩建,容纳量也由过去的一万二千人增加到二万二千人。
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天上地下都经过了改造。原来广场上空有很多纵横交错的电线网,这一次工人们在铺装路面之前,预先埋设了各种地下管线。其中有供水、污水、雨水、煤气、热力、电力、广播、电话等各种管线一百一十公里长。这些管线种类很多,有平行的,有交叉的,密如蛛网。埋设工作十分细致复杂,而且要照顾长远规划和将来进一步的扩建工程。现在广场上空除了绿树明灯之外,找不到一根高架线,显得非常整齐美观。
天安门前的道路是首都最漂亮、最坚固、最广阔的道路。整个广场和广场的道路全部是用花岗石、沥青混凝土和水泥方砖铺成。铺设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整个广场的路基都经过了彻底大翻修,路基筑得非常平整结实。为了保证节日游行车辆和坦克等重型武器通过,游行大道拓宽为一千米长、八十米宽,可容一百五十路纵队的游行队伍通过。其中天安门前三百九十米长的一段,用一米长、半米宽的花岗石铺成了人字形花纹的道路。广场其他部分全部用沥青或混凝土方砖铺设。
新扩建的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四季常青的广场。广场周围、东西长安街上和纪念碑南面,新近移植来相当粗大的油松、立柳、枫树近一万棵,人民大会堂和博物馆门前新铺草坪三万多平方米。另外,还栽种了大片月季、玉兰和云杉。整个广场可以随着季节的变化,松青柳翠,散发各种花香。
扩建后的广场上,矗立了几百座高大的乳白色的灯座,有葡萄状的,有玉兰形的,有莲花状的,有棉桃状的。每一个灯座上都有九个直径五十公分大的乳白大灯和十六个聚光灯。在节日的夜里,天安门城楼、广场周围和东西长安街上的高大建筑物的轮廓,将被无数像串连起来的夜明珠样的电灯勾画出来,千姿百态,各具特殊风格。
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是首都历年来城市建设工程中规模最大、内容最复杂、牵涉面最广的一项工程。它是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规划、综合设计、统一指挥、联合施工的。在扩建以前,中共北京市委曾邀集全国一千多名城市建设工作者和艺术家参加规划设计工作,先后制订出三十多个规划方案,就广场性质、规模和周围建筑物的协调等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辩论,最后按照目前的要求和远期发展的需要,确定了一个综合规划方案。这个方案对广场的建筑艺术、平面布局、位置关系、道路交通以及绿化、照明、地下管线等市政工程设施,都作了统一的考虑和全面的安排。十来个不同的设计专业,通过综合设计的组织工作,使地上的树干、停车场、道路,地下的复杂管线,得到精确的位置和高程,迅速地编制了各个单项的蓝图。接着,组织了统一的施工指挥部,统一指挥水、电、煤、热等十五个施工单位,按照规划的要求,以及先埋深管道、后埋浅管道,先做地下工程后做地上工程的原则,具体安排各单位的施工顺序,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交叉施工,并在各单位之间广泛地组织了施工大协作。因此,各项工程都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全面跃进。
这项扩建工程,是在保证不中断交通的要求下进行的。施工地区是首都的交通要道,周围正在进行的建筑工程,更给它增添了交通流量。在夜深人静时,这里比白昼更加紧张,灯光辉煌,地下的水道、煤气、热力管道工程,和地面上的广场铺装工程同时进行,为工程运料的车辆穿梭般地来往。白天人多车众,工人们采取分片分段的施工办法,来躲过人流,坚持施工。在工人们这种冲天的干劲下,工程进展很快,到6月底雨季到来以前,各种管线工程已基本完成,基础工程也已完成了90%,但铺装工程只完成40%。这时雨季已到,雨量集中,对广场上的露天作业,是极大的威胁。工人们提出“小雨大干,大雨猛干,无雨特干”的口号。刚、挖好的路基,被暴雨冲坏了。工人们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舀出积水,挖出稀泥,换上干土碎砖,再铺填混凝土方砖。
全国各地都很关心广场的扩建工程。广东、四川、湖南、福建、内蒙古、河南、河北、辽宁、山西等省派来了石工、电焊工、管工、电缆工和建筑工等技术工人。湖南石工、曾参加过长江大桥工程的李耀宗小组,在劳动中一直是先进的班组,在安装石板道过程中,创造了先安座标石控制高程的办法,使石板道安装得平整,缝线均匀直顺,各地还送来了大批物资。其中有鞍钢的管材,吉林的花岗石,河北的机械。天津、南京、张家口等许多地方还运来了当地名贵的花草树木。
这样大规模的工程,从全面开工到完成,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经过验收,工程质量优良,达到设计要求。它是大跃进的产物,生动地反映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胜利。
1959-09-27  

——这是社会主义吗?

——这是封建主义

——谁?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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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纪录稿)
(一九五五年)
毛主席
二、新建工厂、铁道、农场、福利、设施,根据生产、利润、业务的情况,逐年设施。先抓重点,如宿舍、卫生所无利润以前不建设。不可一下子社会主义,是远景,不是一下子社会主义。首先礼堂不可搞。

——人民大会堂是怎么回事?

——人民代表在天安门广场开会

——不行吗?

——十一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容纳不下人民代表吗?

——为什么定都北京?

——是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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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处战争罪犯命令①
① 本文原载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为此,特根据我军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宣言[1]之精神,宣布如下命令:
一、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下列各项罪恶行为之一,而证据确凿者,均应加以逮捕,并以战犯论罪。
(一)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或拆毁焚烧人民房屋者;
(二)施放毒气者;
(三)杀害俘虏者;
(四)破坏武器弹药者;
(五)破坏通信器材,烧毁一切文电案卷者;
(六)毁坏粮食、被服仓库及其他军用器材者;
(七)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及各种机器者;
(八)毁坏海陆空交通工具及其设备者;
(九)毁坏银行金库者;
(十)毁坏文化古迹者;
(十一)毁坏一切公共资材及建筑物者;
(十二)空袭轰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并以战犯论罪。

——战犯是如何论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书 土肥原东条等被判绞刑 美帝擅自释放许多重要战犯第2版()
专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判决书
 土肥原东条等被判绞刑
美帝擅自释放许多重要战犯
【新华社陕北十九日电】各方报导:在世界人民的要求与催促下拖延二年半之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二十五名主要战犯的审判,已经宣布判决。该法庭从本月四日至十二日,宣读长达一千一百卅六页的判决书。该判决书指出日本九十年的历史是连继侵略行为的时期,确认日本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英与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并宣布受战罪审判的二十五名日本战时重要首脑皆犯有罪行。在述及日本侵略中国部分时,认为“九一八”事件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导火线。松井石根、武藤章、广田弘毅、南次郎、梅津美治郎及贺屋兴宣等人应对日军占领南京后六周内屠杀中国人民二十万人之世界暴行史上残酷的事件负责。对于应负战争责任的日皇裕仁与一部分主要战犯的处理,判决书表现了与前述论断矛盾的态度。判决书竟说裕仁不同意侵华计划,以便为裕仁卸脱战罪。七个战犯被处绞刑,但其他若干罪恶昭彰的战犯,并未处以极刑。根据最后判决结果:处绞刑者为前满洲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前首相及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前陆相及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广田三原则”倡议人、前首相广田弘毅,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负责人松井石根,前东条内阁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及前东条内阁陆军省次官木村兵太郎等七人;处无期徒刑的有前陆相及“一二八”侵华战争策动者荒木贞夫,前首相及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前首相及日本法西斯团体“国本社”魁首平沼骐一郎,签订何梅协定的前关东军司令及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前关东军司令南次郎,执行日寇三光政策的前中国派遣军司令@俊六,前海相岛田繁太郎,前宫内大臣木户幸一,前东条内阁书记官长及伪满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前藏相及华北开发会社总裁贺屋兴宣,前东条内阁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前驻德大使大岛浩,前驻意大使白乌敏夫,前东条内阁陆军省军务局长左藤贤了,前东条内阁海军省军令局长陶敬纯,日本法西斯“青年将校”首脑、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桥本欣五郎等十六人;前东条内阁外相及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处徒刑二十年;主持淞沪协定的前外相及驻伪宁大使重光葵处徒刑七年。以上判有期徒刑的执行日期,均由二年前入狱之日算起。
1948-11-23  

——周恩来判了几个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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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恩来无关?

——维基百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期间,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谈到伯力的日伪战俘问题,并商定于1950年下半年由苏联向中国移交日伪战俘。1950年6月,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告知中国政府,苏联方面准备向中国移交战犯。中国政府决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共同研究接受战俘的具体问题。中苏双方商定在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站交接。交接完成后,押解近千名日本战犯的火车自绥芬河经牡丹江、哈尔滨、长春,于7月21日凌晨3点抵达辽宁抚顺,押入抚顺战犯管理所。自此中国开始对这批日本战犯的教育改造、审判及处理工作。周恩来遵毛泽东指示,很快召见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史良,指示:“我们把这一批日伪战争罪犯接受关押起来,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侦讯
1953年11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拟处理在押的日本战犯。周恩来召见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负责人,责成最高人民检察署负责这项工作,公安部支援人力。领受任务后,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高克林主持召开了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会议。会议研究决定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开展该工作。该工作由谭政文副检察长分管,由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李甫山具体组织实施。
在为研究侦讯工作而召开的会议上,鉴于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决定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开展侦讯,为保密起见,做会议记录的学员吴建璞提出叫“东北工作团”,获得大家赞同,上报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通过,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简称“东北工作团”或“工作团”。工作团作为侦讯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的专门机构,在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的领导下,实行委员会负责制。工作团设主任委员一名(李甫山),副主任委员两名(权维才、白步洲、井助国),委员若干名(汤文、黄华山、冯荣昌、孙明斋)。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三个侦讯室,其中第一侦讯室侦讯日本军队系统战犯,第二侦讯室侦讯在伪满洲国任职的日本军政警宪战犯,第三侦讯室侦讯伪满洲国汉奸。
1954年3月7日,工作团一行200多人全体移驻辽宁抚顺,这些侦讯人员与抚顺战犯管理所200余名管教工作人员会合后(抚顺战犯管理所归工作团统一领导),开始侦讯、管教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
在1062名在押日本战犯中,每人都犯有战争罪,但罪行类别杂乱。在职务级别上,有佐(校)级以上军官和伪满洲国荐任职以上官吏138名;有尉级以下军官和士兵以及伪满洲国委任职以下官吏799名。另有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参加蒋介石、阎锡山集团的日军将官7名,佐(校)官96名,尉官以下22名。工作团决定区别对待:对军队尉级以下官兵和伪满洲国行政委任职以下官吏,因罪行较轻,以教育为主,启发和引导其自觉认罪悔罪;对军队佐(校)级以上军官和伪满洲国荐任职以上官吏,因罪行较重,进行重点侦讯。其中对级别高、罪行大的个别对象,由工作团委员们分工亲自侦讯。
侦讯实施方案议定后,李甫山回北京向中共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汇报。党组认为可行。遵照周恩来指示,有关侦讯业务问题可直接请示彭真。于是,谭政文副检察长与李甫山一同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请示。彭真听取侦讯实施方案后,对在战犯中开展“认罪检举运动”表示赞成。彭真指出:“应向其申明‘抗拒从严,认罪从宽’,对于敢于揭发检举的给予鼓励,促其交代犯罪线索,然后沿着线索进行查询,并进一步搜集证据定罪。”遵照彭真指示,工作团决定将认罪检举运动与审讯重点对象相结合,开展侦讯日本战犯与伪满汉奸工作。
1954年3月17日,工作团召开“认罪检举动员大会”,正式开始侦讯工作。仅40多天,战犯与汉奸们便交代出有价值的检举材料2000多件及若干重要的罪行线索。尉级以下军官和士兵以及伪满洲国委任职以下官吏对认罪检举尤其积极。工作团经过侦讯溥仪掌握了古海忠之的罪行材料,级别高、罪行大的古海忠之也公开认罪。1954年5月20日下午,召开了古海忠之公开认罪的大会,在押日本战犯和伪满汉奸全部参加。古海忠之公开认罪后,在战犯中间产生很大震动,战犯特别是将佐(校)级战犯消极抗拒的局面被扭转,他们普遍开始认罪。根据战犯交代的犯罪线索及证词、口供,工作团先后派出50多人分赴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北京市、天津市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等12个省、市调查取证。1954年10月底,基本完成了侦讯日本战犯的内查外调工作,共搜集到控诉书、证词、鉴定书、照片、日伪档案快报等物证2.8万多件。此后,侦讯工作转入复核审查阶段,工作团将大多数借调干部介绍回原单位,留下少数人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1954年9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改设)的检察人员共同开展复核审查,并对战犯、汉奸继续教育改造。
1954年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顾问廖承志应邀访问日本。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此访是红十字会间的高层访问。为做好对日工作,中央决定借此机会向日本公布在押战犯名单。战犯名单公布,以及允许战犯、汉奸与亲友通信等举措,对促进战犯与汉奸们的思想改造起了积极作用。经过对所有日本战犯的犯罪材料复核审查,李甫山回北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了侦讯日本战犯复核审查报告。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的主持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中45名日本战犯提起公诉,并上报中央。不久,中央作出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决定起诉、审判一些罪行严重的战犯,从宽处理大批罪行较轻的战犯。中央决定,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
1955年末,周恩来在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侦讯工作汇报时明确指示:“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这一决定,是经党内党外民主协商后所采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代表进行民主协商之初,意见不一,尤其是对“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一个无期徒刑”存在很大争议,认为难以平民愤、抚民心。后经反复协商,各方根据国家战略方针,考虑日本现状、中日关系远景、战犯悔罪表现,逐步达成了上述共识。中共中央的决定传达后,准备参与审判的公检法人员,特别是有亲人曾受日本伤害者,一时难以理解。周恩来得知后,特别告诫他们的领导:“下级接受不了,主要是因为你们这些上级还没接受。再过20年,你们就会明白这项决定是正确的。”经过说服,参与审判的公检法人员逐步理解了这一决定。[6]
审判准备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可供参考的法律仅有两个,即1948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布的《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以及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但是这两个法律均针对国内罪犯,无法作为审判国际战犯的法律依据。为此,有专家提出可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一个规定作为法律依据。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明令公布。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任命贾潜为特别军事法庭庭长。贾潜提出建议的特别军事法庭组成名单,也获得此次会议通过。此次会议通过的名单如下:
•庭长:
◦贾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
•副庭长:
◦袁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军法少将)
◦朱耀堂(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审判员:
◦王许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军法上校)
◦牛步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军法上校)
◦徐有声(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郝绍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殷建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剑(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审判员、军法上校)
◦张向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杨显之(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中央决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一同搞好起诉、审判工作。鉴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日本甲级战犯,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了冈村宁次、今井武夫等战犯,但都未突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因此中央决定这次审判的重点是日本对中国东北全面侵略的战争罪行。

——毛主席指示?

——1950年,毛主席有指示?

——没有

——赵家编的毛主席年谱中“战犯”出现在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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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11 日同日下午二时,同罗瑞卿谈有关在押战争罪犯的问题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对蒋、日、伪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稿,批示"彭真同志:略有修改,主要是发到县级,于五月份收集意见上报。"毛泽东在通知稿末尾加写一段话"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中央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各党组。通知说:对于目前在押的蒋、日、伪战犯,需要作适当的处理。中央经过总的利害权衡,觉得似以从宽处理为好。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这种处理,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
——毛主席年谱 1956年

——毛主席:"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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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毛主席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

——周恩来:签字

——毛主席:不签

——毛主席:"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

——谁放过了倭寇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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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作出严正而宽大的判决
第1版()
专栏:
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作出严正而宽大的判决
新华社21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组织特别军事法庭,于六月九日到六月二十日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三个案件共十七名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审判。
审判的结果,分别对十七名战争犯罪分子判处有期徒刑。
在沈阳审判的案件包括八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他们是铃木启久、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勤、船木健次郎、榊原秀夫和鹈野晋太郎。这八名前日本陆军军人都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分别犯有坚决执行侵略战争,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等罪行。
在太原审判了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富永顺太郎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另一个案件是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八名战争犯罪案,这八名案犯是城野宏、相乐圭二、菊地修一、永富博之、住冈义一、大野泰治、笠实、神野久吉,他们以日本军政官吏各种不同身份,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组织前日本军人,参加阎锡山反革命军队,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国家公诉人严正地控诉了并由许多证人和受害人证实了这些犯罪分子的严重罪行。在大量确凿的证据面前,被告人都一一低头服罪。
法庭给予了各被告人以充分申诉意见的机会,并由辩护人为他们作了辩护。
根据辩护人提出的理由和被告人悔罪的表现,特别军事法庭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的精神,对这十七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作出了严正而宽大的判决。
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徒刑各二十年,判处藤田茂、上坂胜、城野宏徒刑各十八年,判处神野久吉徒刑八年,其余各罪犯被分别判处十一年到十六年的徒刑。法庭判决,各被告人刑期都自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
1956-06-22

——2个月

——党内外会议加以讨论,讨论好了?

——六月九日到六月二十日分别在沈阳、太原两地对铃木启久、富永顺太郎、城野宏等三个案件共十七名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审判。审判的结果,分别对十七名战争犯罪分子判处有期徒刑。

——2个月

——判决出来了。

——谁放过了倭寇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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