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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避免争论致斯大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就避免争论致斯大林并转全体政治局委员
(1926年7月13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32
说明:文件左上角有托洛茨基的附笔:“看来为季诺维也夫所写”。
明天就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议题是党内生活中的些尖锐问题。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以及将要作出的决议定会对党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毋庸置言,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一定要全力避免在切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采取有可能削弱党的步骤。迄今为止,所有的正式声明都谈到了必须避免党内争论。然而,已经确定于今、明两天在莫斯科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和各支部会议,为的是尽快就应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解决的问题作出决议。有理由担心,莫斯科党组织书记乌格拉诺夫[1]同志的这一举动将使中央委员会而临一场实际上已从上层开始的单方面争论。
因为我们深信争论会给党带来极大危害,所以我们认为必须提醒政治局对这一情况加以注意。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6年7月13日
--
[1] 乌格拉诺夫,尼•亚•(1886—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先后任彼得格勒省委委员会书记、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书记,1924~1928年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

——托洛斯基:明天就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

——托洛斯基:不争论

——邓痞子跟谁?

——托洛斯基

不争论,大胆试——“金杯”公司总经理赵希友谈股份制第3版(经济)
专栏:深化改革访谈录
不争论,大胆试
——“金杯”公司总经理赵希友谈股份制
李长文 余世昌 王厚体
当股票、证券交易由南到北成了热门话题的时候,人们记起,早在1988年,赵希友就创建了北方第一个大型股份制企业——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朗朗夏日,我们走访了这个公司的总经理赵希友。他,50开外,满头华发,目光坚定而自信。1988年5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年7月,“金杯”向全国公开发行一亿元人民币股票。这一举措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有舆论称:这是改革理论、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也有人疑虑重重,担心这种做法是否“越轨”。
“人们对股份制还不认识时,你为什么敢于冒着风险去试点?”赵希友回答:“我当时认为,一项改革是好是坏,不能只凭空对空地议论而定,要看事实、看结果。所以,要干起来看,不干,老是坐而论道,许多事情是分不清是非的。
“多年办企业,我体会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而大中型企业活力的增强,关键是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合理解决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力、责任、利益问题。租赁制,承包经营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为有力的公有制存在形式和企业经营机制,股份制不失为一种合适的选择。”
赵希友曾先后考察了日本、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股份制经济。经过反复研究、比较,他认为,搞股份经济的好处很多,诸如快速筹集资金,按市场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激发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等,但最重要的意义是在于解决企业在什么样的模式下运行的问题。实行股份制,可以促使政企分开,使国营企业摆脱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有一个自主经营的外部环境。实行股份制,国家资产作为股份出现,国家与其他股东共同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有利于企业逐步成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赵希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指着票面上“0000001”的标号,不无自豪地说,我动员全家人节衣缩食凑足5000元,买了这张第一号股票。
“你不怕人家说你想当资本家吗?”我们开玩笑地问。他答道:“怕什么,外国人在我们这里合资办企业,把利润分走一块,被称为友好使者;外籍华人、华侨来投资分利,称为爱国侨胞,咱们土生土长的中国老百姓用自己诚实劳动积攒的钱,入股分红该怎么说呢?我说:这叫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加上自身工作的某些失误,“金杯”的效益滑到了开办以来的谷底。“赵希友垮了,金杯完了!”面对现实,赵希友并没有动摇。他说:“这一骂,把‘金杯’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了。社会舆论压力,又逼着我们非把‘金杯’办好不可。”他一连撰写三篇关于股份经济的论文,宣传股份经济的优越性、重大意义及光明前景,坚定股东们的信心。他们开发新产品,加快技术改造,到国际上寻找合资伙伴,很快走出了困境。转年,金杯汽车就供不应求,全年盈利7900万元。
提起这些,赵希友感慨地说:“干任何事都有困难,就是认准了的好事,也会出现挫折,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既然认准了应该干,就要顶着风浪大胆往前走,边干边提高本领;既然要去干,就非要干好不行,不能有点风风雨雨就打退堂鼓!”
4年来,“金杯”公司已创纯利2亿元,上缴利税4亿元,固定资产从1984年的2亿元,增至现在的18亿元。“金杯”成了沈阳市五大支柱企业之一,在全国评出的500家最大企业中名列第34位。当初一些要退股的股东,现在变着法子“走后门”买股票。
赵希友说:“检验一项改革措施,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此为标准,许多疑虑便可打消了。”
“现在的改革开放形势更好了。”赵希友把手中那张中国第一号股票用力一抖说:“别小看了这张股票,它的魅力大得很。今年初,有港商捎信要以50倍的价格收买这张股票,我说,出500倍价钱也不卖,只有‘金杯’人才知道它有多么珍贵!”
谈话中,赵希友收到我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发来的电传,同意“金杯”在底特律设分公司。他感慨地说,过去办成这件事至少得半年,实行股份制后,一个月就办成了。1992年,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世界上最大的汽车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合资项目签约仪式,也已经举行。
1992-07-30

——托洛斯基是不是不争论,大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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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俄统一委员会〔六一〕①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六二〕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们正处于积聚力量的时期,争取群众并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新战斗的时期。但是群众在工会里。而西方的工会,其中多数现在多少是反动的。那末,我们对这些工会怎么办呢?我们共产党人应不应、能不能在这些反动的工会里工作呢?托洛茨基不久以前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封信,向我们提出的其实正是这个问题。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早在托洛茨基之先,大约五年以前,德国的“极左派”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托洛茨基认为有必要把它重新提出来。他究竟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让我来引托洛茨基信中的一段话吧:
“不列颠工人阶级目前的全部‘上层建筑’,不分色彩和派别,毫无例外地都是阻碍革命的机构。这预示着:在长时期内,自发的和半自发的运动将压迫旧的组织形式,并在这种压迫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革命的组织。”(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真理报”第一一九号)
这样说来,如果我们不愿意“阻碍”革命,就不应当在“旧的”组织内工作。或者这里是说:我们已经处于直接革命形势的时期,因此,我们应当立刻建立独自行动的无产阶级组织来代替“旧的”组织,代替工会。这当然是不对的,是愚蠢的。或者这里是说:我们应当在“长”时期内用“新的革命的组织”来代替旧的工会。
这样说来,如果我们不愿意“阻碍”革命,就不应当在“旧的”组织内工作。或者这里是说:我们已经处于直接革命形势的时期,因此,我们应当立刻建立独自行动的无产阶级组织来代替“旧的”组织,代替工会。这当然是不对的,是愚蠢的。或者这里是说:我们应当在“长”时期内用“新的革命的组织”来代替旧的工会。
这就是要组织“革命的工人联合会”来代替现有工会的信号。关于这种“革命的工人联合会”,大约五年以前,德国“极左派”共产党人曾经谈论过,而列宁同志在他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坚决地反对过他们。这其实是要用“新的”、似乎是“革命的”组织来代替现在的工会的信号,因而也就是退出工会的信号。
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呢?它是根本不正确的。其所以根本不正确,是因为它和列宁式的领导群众的原则相抵触。其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西方的工会不管多么反动,却是最基本的、为最落后的工人所最了解的,因而也是最有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撇开这些工会,我们就不能接近群众,我们就不能争取群众。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就等于把共产党人接近千百万群众的道路堵死,就等于把工人群众交给阿姆斯特丹〔六三〕去任意宰割,交给查辛巴赫之流和乌捷格斯特之流〔六四〕去任意宰割。
在这里,反对派分子引证了列宁同志的话。让我也来援引一下列宁的指示吧:
“德国左派所发表的那种庄重的、非常渊博的、极端革命的论调,说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在反动工会中工作,说什么可以拒绝这种工作,说什么必须退出工会,必须建立一种崭新的、极纯粹的、由非常可爱的(大概大部分都是很年轻的)共产党人臆造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我们也不能不以为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胡说。”(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一页至第三十二页)
其次:
“我们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吸引工人群众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作斗争,是为了吸引工人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如果忘记这个最起码最明显的真理,那就是愚蠢。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以工会上层分子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为理由,主张……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要建立新的臆造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最大效劳。”(同上,第三十四页至第三十五页)
第一次载于斯大林“论反对派”(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论文和演说)
一九二八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托洛斯基:不争论

——托派分子:斯大林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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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办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一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演说)
斯大林
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点是公开声明无条件服从党机关的决议。
看来,这一点不会受到反对派的特别反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老早就是这样做的:如果党内一部分人成为少数,他们就不仅服从多数的决议,不仅实行这些决议,甚至公开做报告来维护党的决议。我们现在并不要求你们这样做,我们不要求你们做报告来支持你们原则上不同意的立场。我们不要求,因为我们愿意减轻你们处境的困难。
第二点是公开承认反对派的派别活动是错误的,对党有害的。
这难道不对吗?如果派别活动没有害处,那末,为什么反对派分子要放弃派别活动呢?他们提议解散派别组织,放弃派别活动,答应号召自己的同道、自己的拥护者、自己派别组织的成员放下武器。为什么?显然因为他们默认派别活动是错误的,是不可容许的。那末,为什么又不把这一点公开说出来呢?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反对派公开承认他们最近时期的派别活动是不可容许的,是错误的。
第三点是要和奥索夫斯基之流、梅德维捷夫之流等等划清界限。
这个要求在我看来是绝对必要的。我个人现在不能想像,中央委员可以和奥索夫斯基(反对派曾投票反对开除他),或梅德维捷夫,或施略普尼柯夫结成联盟。我们要反对派和他们划清界限。这只会促进我们党内的和平。
第四点是要和柯尔什、马斯洛夫、路特•费舍、乌尔邦斯、韦柏等人划清界限。为什么?第一、因为这些人进行流氓式的鼓动来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联共(布)、反对我们苏维埃国家。第二、因为这个所谓“极左的”而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派别组织的首领们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已被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第三、因为他们死抓住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和它勾搭在一起。反对派和这种废料的界限划清得愈快,对反对派或对共产国际就愈好。
最后一点是不要支持共产国际各支部内各种机会主义集团所进行的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派别斗争。
联共(布)中央的条件就是这些。
现在看看反对派提出的条件。
反对派要求中央委员会执行四点。
第一点是“宣传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和其后党的各项决议,应当从正面来进行,不要用孟什维主义等等来责备抱有不同思想的人”。
这一点应当怎样了解呢?如果反对派提议收缩中央反对反对派的宣传,要中央委员会(譬如在即将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放弃阐明自己的反对反对派错误的原则路线,那我们是不能接受这一点的。但是,如果问题在于批评的语气,那末,当然可以使语气多少缓和一些。至于对反对派原则错误的批评本身,那末它在今后绝对还要保持不变,因为反对派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错误。
第二点是关于有权在自己的党支部内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个要求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党员过去就有而且永远会有这种权利。自己的意见可以而且应当在支部内坚持,但不要坚持到把工作上的批评变成全国性的争论。
第三点是对开除党籍的人重新加以审查。
中央并不愿意把人开除出党。开除他们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就拿斯米尔诺夫来说吧,把他开除了,是在警告过他好几次以后才开除的。如果他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他表现得忠诚老实,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可以把决议缓和一些的。但是他不仅不忠诚老实,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在自己的声明中诬蔑党。斯米尔诺夫既然有这样的行为,显然,他的问题是
不能重新审查的。
一般说来,党对于被开除但又不承认自己错误的那些人所做的决议是不能重新审查的。
第四点是“在代表大会以前反对派应有机会向党陈述自己的见解”。反对派有这种权利是用不着说的。反对派不会不知道,根据党章,中央在代表大会以前应当印发辩论专页。反对派在这方面的要求不能叫做要求,因为中央并不否认在党的代表大会以前有印发辩论专页的必要。

——托洛斯基呢?

是否需要争论?
托洛茨基
(1926年10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56
  现在党内正在自上而下展开一场反对一切争论的激烈斗争。《真理报》撰文指出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是谁都没有说明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能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什么是争论?争论就是党对其所面临的而且在党内有分歧的那些问题进行讨论。党能否不经讨论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如果不应由党解决这些问题,那又有谁会替它解决?所有问题实际上就在这一点上:谁能为党、替党、背着党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真理报》以及反对争论的演说家们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由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解决了。但问题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十个月了。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农村是富农的影响增加了的还是党、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影响增强了。在四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工业是超前了还是落后了、工资收入的提高是和国家福利的总体增长同步还是滞后。
  在七月全会上争论的问题是,在苏维埃中是无产阶级的影响增强了,还是小资产阶级、富农分子的影响由于富农实力的扩大和工业落后而增强了,结果使无产阶级、雇农贫农和共产党的影响削弱了。
  非常明显,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彻底解决。争论要受到生活的检验。应该考虑到最近一年内积累的那些事实,以便党能在成熟讨论的基础上对所有有争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决定。
  如果不是党还有谁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这是一些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命运的问题。必须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对全部经验进行检验。除了党又有谁能检验这一经验呢?如果在党内出现了严重深刻的分歧,那么除了代表大会又有谁能解决它们呢?而如果党在代表大会之前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讨论,那么代表大会又如何能解决它们呢?全面讨论即是争论。
  当然,争论有其消极方面。争论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实际工作。但是问题关系到应该按照什么路线开展整个实际工作。我们需要的是能使无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得到加强,能保障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取得优势的实际工作。如果分歧是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发生的,那么下述说法,即干点实际工作,不要讨论按照什么路线开展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就是荒谬的。
  每一个党员都不得不考虑的这些根本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这些问题就是:
  1.最近一年内整个国民经济向前迈了一步。工业发展了。国家总的富裕程度提高了。但实际工资与去年秋季相比降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继续高于工资收入增长,这是否会有危险?这实际上意味着工人阶级社会影响在降低。要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2.国内的商品荒说明工业拿不出必需数量的产品来交换农业的剩余商品。由此产生了所谓比例失调,即工业品数量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以及在四月全会上争论过这种比例失调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的问题。今年秋天的事实表明比例失调扩大了。这说明尽管工业向前发展了,但还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这表明国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是增大了,而是减小了。这正是实际工资在这一年减少而不是增加的原因。党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没有,没有讨论过。能推辞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不能。当然,无论是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还是四月全会都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全党必须执行的回答。但是党所作的决定必须经过生活的检验。党考虑到了这一检验。如果在党内或在党中央委员会里产生分歧,党就对这些分歧加以讨论并作出人人必须执行的决定。对其他所有问题也是这样。这些问题结成了一根链条。工业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社会主义积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积累;工资落后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水平。这说明无产阶级的经济作用增长不够快甚至相对降低。而这不能不对政治有所影响。最近的苏维埃选举表明无产阶级及其在农村的可靠支柱——贫农——的政治比重有些下降。能说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吗?不能,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些具有非常意义的新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评价不一,包括在中央委员会里也有分歧。谁能作出决定?党的代表大会。
  可以说中央委员会的少数应该服从多数。这毫无异议。可以认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委员破坏了纪律。可以因此对他们进行处分。但这不应取消关于党的代表大会的问题。问题是为了让党能以新事实、新经验来检验自己以前的决定。认为危险不是来自富农、而是来自对这一危险提出警告的那些人,这对吗?向左开火,即反对那些提醒注意工业落后、注意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中的政治比重下降和贫农在农村中的力量减弱等等的党员,这对吗?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的总路线。今年有大量事实来检验这一路线。谁能进行这一检验?怎样进行?如果党不倾听有争议的观点,拒不作出自己的决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又如何能作出其决定呢?
  所有不幸都在于一些同志——包括《真理报》编辑部——认为有人可以作出决定而不用通过党。他们说争论是有害的和危险的。但这其实简直就是说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是有害的和危险的。在出现分歧时究竟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没人给我们任何回答。
  争论真的有危险吗?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争论。如果工人支部要讨论一下为什么工资在经济总体增长的情况下反而降低的问题,这有危险吗?如果工人支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倾听中央委员会多数以及反对派的意见,这有危险吗?任何危险都没有。只是这些意见要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陈述,调子要适当,要从各个方面加以阐明,要向全党提供必要的文件、数字、不要让任何人蒙在鼓里。如果在报刊和会议上进行那种无休止的、激烈的、单方面的、愈来愈演变为对反对派的直接谩骂和诋毁的争论,并且对党隐瞒陈述了反对派观点的主要文件,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的争论才是危险的。它毒化党的舆论,破坏党的统一。
  《真理报》说争论导致脱离实际工作。但争论终归在进行,况且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从未间断。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出版小册子,制定反对反对派的决议。同时,反对派的真实意见和建议被肆意歪曲。不给反对派表白的权利。现在从上面又发起一场争论,声称不需要争论。出现了一种新理论,认为有争议的问题可以不经党内讨论而解决。就这一题目展开了激烈的、单方面的争论。党为此白白耗费了巨大精力,而没有从实质上去讨论工资收入因何降低、切尔文卢布的购买力因何跌落、富农在农村的影响因何快于工人阶级福利增长等问题。对专政构成威胁的正是这些事实,而决不是在党内对这些事实的讨论。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保障党的正确争论方针。谁想避开争论,谁就是想避开党。谁也不能替党解决问题。应该辩论的不是关于争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无产阶级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的那些重大问题。

——托洛斯基最近一年内积累的那些事实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就是:
1.最近一年内整个国民经济向前迈了一步。工业发展了。国家总的富裕程度提高了。但实际工资与去年秋季相比降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2.国内的商品荒说明工业拿不出必需数量的产品来交换农业的剩余商品。由此产生了所谓比例失调,即工业品数量满足不了农民的需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以及在四月全会上争论过这种比例失调是在缩小还是在扩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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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资与去年秋季相比降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问 题 和 答 复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
斯大林
第二条战线。这里的出场人物是无产阶级(以苏维埃国家为代表)和富农。这里的阶级斗争也具有独特的形式,正像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情况中阶级斗争具有独特的形式一样。
国家希望使农业税具有极为明显的所得税性质,把这种税收的主要负担转到富农肩上。而富农对这一点却“千方百计地”竭力摆脱,他们利用自己在农村中的一切力量和一切影响来把税收的负担转到中农和贫农的肩上去。
国家在制止生活费用上涨和竭力保持工资稳定的同时,竭力采取经济性的措施,规定出完全符合农民经济利益的最高的公平的农产品价格。而富农却去收买贫农和中农的农产品,收集了大批存粮,把它们囤积在自己的谷仓里,而不拿到市场上去,以便人为地抬高农产品的价格,把农产品价格抬高到投机价格,然后才把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榨取投机的暴利。你们也许知道,今年在我国某些省份,富农已经把粮价抬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载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真理报”第一三九、第一四一、第一四二和第一四五各号

——托洛斯基认为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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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49〕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
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真理报”第二九一、第二九二和第二九六各号
我们在农业方面不能保证不发生歉收。因此就需要有后备。我们在我国工业发展方面不能保证国内市场不发生意外事件。更不用说我们既然是靠自己积累的资金过活,我们在花费所积累的资金方面就应该特别节省和审慎,尽力做到使每个戈比都用得合理,把每个戈比用到某一时期所绝对必需发展的事业上去。因此就需要有供工业使用的后备。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事件(隐蔽形式的抵制,隐蔽形式的封锁等等)。因此就需要有后备。
本来可以把农贷发放的数目增加一倍,但是这样做就会缺乏必要的后备来资助工业,工业发展就会远远落后于农业,工业品的产量就会缩减,结果就会发生工业品价格高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来可以把用做扩展工业的拨款增加一倍,但是这就会使工业的发展速度太快,我们会因大大缺少闲置资金而不能保持这种发展速度,因此我们就一定会遭到挫折,更不用说缺乏充分的后备来发放农贷了。
本来可以把我国的进口额,主要是设备的进口额比现有的进口额增加一倍,以便迅速地推进工业发展,但是这会引起输入超过输出,造成贸易逆差,使我国金融受到破坏,就是说,使工业能够借以实行计划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受到破坏。
本来可以不管国内市场状况如何,不顾一切地拚命扩大出口额,但是这一定会在城市中引起严重后果,使农产品的价格迅速上涨,因而使工资遭到破坏,发生某种人为的饥荒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本来可以尽量提高工人工资,不仅可以把它提高到战前水平,并且可以把它提得更高些,但是这种情况会降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缺少外债、缺少贷款等等的情况下,扩展工业只能依靠积累某些为资助和滋养工业所必需的利润,但是如果我们过快地提高工资,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不能有比较大量的积累。

——斯大林:因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缺少外债、缺少贷款等等的情况下,扩展工业只能依靠积累某些为资助和滋养工业所必需的利润,但是如果我们过快地提高工资,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不能有比较大量的积累。

——托洛斯基吵着“实际工资与去年秋季相比降低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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