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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赵家五毛梁秉堃  周恩来让人艺停演《潘金莲》:不是哪个历史人物都可以翻案

梁秉堃 | 周恩来让人艺停演《潘金莲》:不是哪个历史人物都可以翻案
梁秉堃 • 2018-08-18 • 来源:“作家文摘”微信公号 .
60年代,周总理在人艺与大家联欢。

揭露头号野心家在北京人艺的罪行第4版()
专栏:
揭露头号野心家在北京人艺的罪行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手伸得很长。他不仅伸向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同时也伸向了文艺界。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简称北京人艺)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控制下,十几年来上演了大量的毒草,洋人、死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舞台,走的是一条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的道路。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砍革命的文工团,建立资产阶级的艺术剧院
北京人艺的前身是华北大学文工二团和华北人民文工团。这两个文工团都是在解放北京的时候,随解放军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城的。当时的文工团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也介绍解放区的革命文艺。文工团员和工人、学生、劳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端仇视革命化、战斗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工团。一九五一年,他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作了一个砍掉文工团的“指示”。他说:“文工团就会扭扭秧歌,打打腰鼓,这样下去是害了他们。文工团要整编,人员要大大削减,建立正式的剧团。……大部分让他们转业,……不要这样混下去了。”这是一个十分恶毒的、要把文艺团体完全资产阶级化的纲领性的黑“指示”。由于这个恶毒的“指示”,全国很多具有革命战斗传统的文工团被砍掉了!大批坚持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文艺工作干部被诬蔑为“万金油干部”,“没有专长,文化又低”,而被“整编”掉了。一些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艺术家”“名演员”和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却在“建立正式剧团”的口号下混进了革命的文艺队伍。他们来了之后,都变成了“老师”,变成了“圣人”,变成了“榜样”。
北京人艺就是这样演变过去的。一个反动的、臭透了的资产阶级“权威”居然担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这个反动“权威”以中国的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居,把旧党委书记比做丹钦科,要建立莫斯科艺术剧院式的“剧场艺术”。他拿《演员自我修养》训练演员,要演员从“自我出发”,胡说什么可以从国民党大兵身上体验红军战士,真是荒谬绝伦。就这样,剧院的阶级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这就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艺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打下了基础。
为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三十年代”的文艺大开闸门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问题开始提出来了。为了配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人艺搬出了一个美化资产阶级,鼓吹“人性论”,宣扬阶级调和的所谓“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学术“权威”,很懂得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在话剧舞台上向社会主义挑战的一次尝试。他们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排练了八个月。为了演得“象”,导演率领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北洋军阀和许多社会渣滓们的家里去“体验生活”,管老寄生虫叫“老太爷”,和一群吸血鬼打得火热。排练场上,更是一片污浊空气。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戏搬上了舞台。尽管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在《戏剧报》上写文章肉麻地吹捧,广大工农兵还是反对它。一位战斗英雄看了以后说:“这个戏里一个好人都没有,搞阶级调和”。《戏剧报》也收到了许多批评文章,但是他们却扣压起来不给发表。正当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诚惶诚恐的时候,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看戏了。他看完这个美化资产阶级的戏后,赞口不绝,连声说:“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这九个字的评价,和他说过的这些话:“你们报纸只说工人如何好,一点坏处都没有?资本家如何坏,一点好处都没有?”“资本家的知识比我们多,比工人知道得多”,“要向他们学习”,要与资本家“合作”,要“团结”,是多么一致呀!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这个戏这么一打气,就把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三十年代剧目在全国泛滥的闸门打开了,于是大量毒草上市,社会主义的舞台被“死人”“洋人”统治了。
十几年来,北京人艺所上演的许多剧目,都是紧密配合反革命逆流的。在反右派斗争中,正当文联机关斗争右派分子吴祖光的时候,近在咫尺的首都剧场竟在演他的为蒋家王朝招魂的《风雪夜归人》;为了抵制学雷锋和全国人民大学解放军,一九六三年上演了丑化八路军的大毒草《李国瑞》;为了与《海瑞罢官》、《李慧娘》相配合,一九六三年,又第二次重排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关汉卿》……。
对抗毛主席批示,打着“红旗”反红旗
一九六二年九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问题。他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进一步地向文艺界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总后台的要害。他顿时慌了手脚,急急忙忙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他在会上说,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过是个“组织问题”,起因于认识上的“不清楚”和工作上的“抓不紧”,今后只要大力“扶植”“肯定”新东西,就可以解决了。他闭口不谈对毒草的批判和反击,却大谈所谓“立”,把创作问题当成了主要问题。这是别有用心的大阴谋。
文艺座谈会开过以后不几天,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跟一个作家谈了许多关于如何“立”的问题。他既不谈深入工农兵,也不谈思想改造,单单指责文艺工作者怕犯错误,不敢写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敢写错误的现象。什么“不敢写现实斗争”,“不敢写错误的现象”,这明明是煽动一些人起来放手去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总后台发了黑指示,北京人艺旧党委立即照办。一九六四年演出的工业戏《矿山兄弟》,就是本着他的“敢写现实斗争”、“敢写错误的现象”的黑指示搞出来的。在这出戏里,大跃进被描绘成只顾数量,不管质量,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这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诬蔑大跃进是“发疯”,是“跃退”,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等等黑话同出一辙。
有人说这帮资产阶级老爷们,在一九六四年以后,为了应付局面“收”了。不对,他们根本没有收,而是以攻为守,打着现代戏的旗号,大搞资产阶级的颠覆活动。我们剧院演出的现代戏,就充当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敢死队”,直接为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服务。
两本《修养》的毒害
十几年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我院革命群众不只一次地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几乎每年年终总结时,都有人提出剧院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一九五四年,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革命群众,特别是青年同志,就曾向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新生力量的旧党委开过火,但是遭到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疯狂镇压。他们给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青年团员们扣上了“与党争夺领导权”“反党”的大帽子。
为了培养一批真正听人摆布的活机器,他们搬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来腐蚀人,宣扬什么“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叫人做他们的“驯服工具”。这本《修养》和这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原则”,长期以来成了我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护身符,只要你提一点尖锐的意见,稍稍碰一碰这条黑线,他们马上就把你组织起来学《修养》,写检查,美其名为“整顿”思想。
我院旧党委是很懂得反革命的两手策略的,在使用“大棒”的同时,也使用了“胡萝卜”政策。在一九五六年制定的院“十二年规划”中,又以全国第一流导演、第一流演员、第一流舞台美术设计、第一流技师等等为诱饵,使得不少同志走上了白专道路。一些演员左手拿着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右手拿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两本《修养》一肩挑,三名三高是目标”,一个是政治上的鸦片,一个是艺术上的鸦片,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毒害着人;一个是“发展个性”,一个是“自我出发”,使许多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本无法得到改造,甚至使一些人走上了罪恶的道路。北京人艺旧党委就是靠这两本《修养》来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经过十个月的奋战,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同心协力,终于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们决心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彻底斗倒、斗垮、斗臭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挖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我国新生的红彤彤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阵地上永远永远地飘扬!
1967-04-23  

——是周扬吗?

——周扬能够对抗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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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堃 | 周恩来让人艺停演《潘金莲》:不是哪个历史人物都可以翻案
梁秉堃 • 2018-08-18 • 来源:“作家文摘”微信公号 .
1961年4月底,人艺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周总理在百忙中来看当时正在上演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并且最后让《潘金莲》停演了。
第一次看过戏之后,周总理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告辞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纪念建院三十周年 邓颖超、乌兰夫、万里、习仲勋、谷牧、邓力群等前去祝贺,勉励北京人艺的同志们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表演艺术,继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4版()
专栏: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纪念建院三十周年
邓颖超、乌兰夫、万里、习仲勋、谷牧、邓力群等前去祝贺,勉励北京人艺的同志们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表演艺术,继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纪念建院三十周年,今天晚上举行了庆祝会。
邓颖超、乌兰夫、万里、习仲勋、谷牧、邓力群、周巍峙、李伯钊、阳翰笙、周而复、段君毅、焦若愚,以及首都文艺界、戏剧界的老前辈、知名人士等共600多人前来祝贺。他们都是北京人艺的老观众。
邓颖超同志在会上说,从人艺成立起,她就是观众。她认为,这几年的话剧水平比过去大大提高了,老中青演员的水平都提高了。这是戏剧界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取得的成绩。她表示相信,通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党中央对文艺的方针、政策,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文艺界一定会取得新的成绩。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讲话时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三十年来在艺术上作出了很多成绩,有些剧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一般都是健康的。不管是历史剧、外国剧或现代戏,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在体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面都做得比较好。这个成绩今后要发扬光大。他祝北京人艺的同志们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表演艺术,继续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赵寻代表全国文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讲话。他指出,三十年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造了被广大观众承认的艺术风格,在中国话剧史上立下了丰碑。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赶排了四出反映现实生活图景的新戏来庆祝建院三十周年,整理出版了纪念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茶馆舞台艺术》、《蔡文姬舞台艺术》、《雷雨舞台艺术》、《骆驼祥子舞台艺术》4部名剧的介绍材料。首都剧场的前大厅和4个观众休息厅里还展出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优秀剧目剧照和本院创作的剧本、舞台艺术经验书刊等。
1982-06-12  

——当时正在上演的《名优之死》和《潘金莲》

——第一次看过戏之后,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

——周恩来想什么?
[ 此帖被renbing331在2018-08-22 04:24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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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堃 | 周恩来让人艺停演《潘金莲》:不是哪个历史人物都可以翻案
梁秉堃 • 2018-08-18 • 来源:“作家文摘”微信公号 .
过了两天,周总理、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看完戏以后,他把大家留下来,与剧院的领导、导演、演员们在首都剧场的小休息室里进行了座谈,直至深夜。

“市宝”——祝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三十周年第5版()
专栏:
“市宝”
——祝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三十周年
胡絜青
国有国宝,家有家宝,一个城市也有自己心爱的宝物,“北京人艺”可以说就是北京市的市宝之一。由我四周的北京市民的谈吐之中,(既包括文艺界人士,也包括工人、店员,甚至街道上的老爷子老太太们),我看出了这一点。他们看一次“北京人艺”的戏,能增加一大堆聊天资本。大家聊起“北京人艺”来,兴趣极大,没完没了,亲昵得很,真象谈论自己心爱的宝物一样。
话剧本是洋玩意儿,对中国来说,不过才引进几十年而已,比起京戏、曲艺这些老牌的地道国货来资历很浅,象个小弟弟。可是,它不甘落后,竟然也成了当今舞台上的庞然大物,说明它有很强的生存能力。中国话剧的迅速兴起,自然归功于欧阳予倩、田汉、洪深、夏衍、阳翰笙、曹禺这些话剧元老的倡导和苦心经营;自然要归功于文艺界最大的知心人、话剧界的“总导演”周恩来同志几十年的重视、推动、组织和帮助;自然要归功于解放前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话剧先驱团体的长期实践;自然要归功于解放后上海、北京、辽宁等话剧院(这些剧院由抗日时期话剧团体造就出来的演员所组成,后来建院则是它们的延续和正规化)。而“北京人艺”可以说是中国话剧精采表演的代表者。今天,大家兴高采烈地庆祝“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多少带有点“一勺烩”的意思:为整个中国话剧事业的迅速崛起,兴旺发达和成就巨大而由衷地高兴!
一个表演艺术团体要在舞台上戳得住,依我看,得有几手绝招儿。大家能做的,我也能做;我能做的,别人不见得都能做,这就叫绝招。“北京人艺”就有绝招儿。记得金山同志在一次看完“北京人艺”的演出之后,嘴里冒出一句话:这戏只有“北京人艺”能演!我看,这话极真。
“北京人艺”的第一绝招儿是它能固定地联络一些杰出的剧本作者。
不知能不能说:固定地联络杰出的剧本作者是一个剧院成功的必由之路。事实上,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是和席勒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的,法兰西喜剧院是和莫里哀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的。莫斯科小剧院是和契诃夫的名字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可见,这是一条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了。“北京人艺”和中国当代几位剧作家有过亲密的共事关系,这条成功的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单纯找名家绝不可提倡,任何知名都是由默默无闻中诞生的。重要的是:要努力寻找好剧本,要努力寻找好剧本的创作者,要努力寻求源源不断提供好剧本的合作者,这是非大力提倡不可的。创造一种和剧作家亲密的、固定的、长期的合作关系是要有真本事的。“北京人艺”能重视这种合作关系,能培养这种合作关系,能想到这一招儿,谁能说,它本身不是一个绝招儿。“北京人艺”有这个本事,所以,它成功了。
“北京人艺”的第二绝招儿是它集中了一批杰出的话剧导演。任何一个剧院必有导演,不足为奇,但是能集中一批,而且是杰出的一批,绝非每个剧院都办得到。“北京人艺”有“四大导”——焦菊隐、欧阳山尊、梅阡、夏淳。这四位导演和其他的导演以及他们的助手是一批有才华的导演。他们为“北京人艺”独特演出风格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的旧戏是“角儿”的天下,或许是由于师徒和传统的承袭起着主导作用的缘故,一向不大重视导演的作用,就和民间乐队没有专职乐队指挥一样。由于这点历史因素,中国观众至今不明白导演的重要性。不光是对话剧,就是对电影也是如此。近两年观众投票的电影“百花奖”只投男女最佳演员奖,不投最佳导演奖就是一例。对话剧来说,导演是一台戏真正的灵魂和指挥官。我想,当初,倘若光有契诃夫,没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莫斯科小剧院大概也不会如此名扬天下。同理,谈到“北京人艺”时,它的杰出导演们的名字,尤其是焦菊隐先生的名字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因为,他们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话剧演员,排导了若干个给观众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优秀节目,创造了一整套舞台工作制度和舞台表演经验。
焦导演早年留学法国,专攻戏剧,获戏剧博士学位;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旧剧知道得也很深。他是把中外两大戏剧流派杂交在一起的勇敢的尝试者和试验者。中国话剧终于在八十年代初迎头赶上世界话剧的水平,登上世界话剧舞台,是有焦导演的一份苦劳的。“北京人艺”能器重焦先生,应该说,又是一个绝好的招儿。这一招儿是成功的。在焦先生生前,“北京人艺”就出版过他排导的演出本;这几年,在焦先生去世之后,又陆续编辑出版他的导演言论集,编辑出版他和其他几位导演的保留剧目舞台艺术文集,介绍和总结他们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书是绝好的中国式的导演教科书。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多得的好做法,对提高导演艺术是很好的推动。
“北京人艺”的第三绝招是它造就了一个有造诣的话剧演员群和舞台工作者群,包括舞台设计、舞台效果工作者在内。是的,是一群,是完整的配套的一群!一个优秀话剧院理当有些高超的演员。但是,不管主角配角,几乎人人有好戏,人人有看头,人人有滋味,人人有各自的特点,整台都是戏,这是“北京人艺”的特点,这一点不是每个剧院都能做到的。培养这么一群水平相当整齐的,几乎个个都拿得出手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除了舒绣文少数一些老演员之外,“北京人艺”的演员在解放初大都是些不甚老练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他们并没有多少表演天才,而且大部分长得恐怕都不怎么漂亮。就是这群不太天才不太漂亮的青年人成长起来了,成了一群以于是之为代表的舞台表演能手。据我的观察,他们成功的秘密在于:这一群可爱的人都有一股强烈的为话剧艺术而献身的拗劲。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北京人艺”演员上演什么戏,白天也生活在什么戏之中,有时连穿戴和生活习惯都和台上保持一致。奇怪的是,“北京人艺”演员几乎人人如此,在外人看来,真是一群疯子。可是,他们这点真心实意,到了晚上,到了台上,就都成了经得起考验的真玩意。
真的艺术是要付出代价的,是要吃苦的,可是“北京人艺”的演员乐在其中,心甘情愿求的就是些苦中作乐!叶子可以为学龙须沟边住的北京中年贫苦妇人的哑嗓而喊劈了嗓子,终生都存点丁四嫂的痕迹;赵蕴如为演好孙美人而终日背着古琴上下班,愣是以五十多岁的年龄突击掌握了技巧性极高的弹技;童超更是舍命陪君子的典型,地道的以戏台为生命的主儿,一听演戏就百病全无。这种例子,可敬可爱的例子,多不胜数。“北京人艺”演员征服观众的武器不是脸蛋,不是名气,不是千篇一律的大喊大叫。他们靠的是演技和艺术修养,这是他们高人一筹的真本事。他们的演技是他们夜以继日地一点一滴地琢磨出来的。“北京人艺”的演员和舞台工作者一个一个地都有点“魔症”,爱琢磨,一伸手,一迈步,一声嗽,每个细节都经过长期的设计、推敲和比较。他们能由平凡中提炼出生活的精华来,看他们演戏叫你连符合他们扮演角色身份的体味儿都能嗅出来,这又绝了!
我赞赏“北京人艺”演员的这点“魔症”劲,这点“魔症”劲和袁伟民及他的女排队员的那股“魔症”劲是完全相通的。超人的努力换来了杰出的成就。由于有这点“魔症”劲,“北京人艺”演员和舞台工作者能深深地走向生活,能和老百姓认真地交朋友,能孜孜地钻研文学名著,能广泛地阅读文学和戏剧理论,能热情地帮助作家创作剧本。顺便说一句,“北京人艺”演员们的文学艺术修养水平相当高,光业余美术家就有好多位,还有不少书法家、作家、翻译家、工艺美术品制作家……。
我赞赏“北京人艺”的院风:一是几乎人人都有资格和可能去演主角;二是大演员常常演小角色。看“北京人艺”的戏,论艺术享受,看它的大演员演小角色也是一大享受,观众完全能由其中体会到什么叫艺术上的精益求精。
作为一个“北京人艺”三十年忠实的老观众和老朋友,我热烈地希望“北京人艺”多多发挥自己手中的优势,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多演好戏!不断为首都艺术舞台增添异彩!
1982-06-16

——过了两天,周总理、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

——周恩来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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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堃 | 周恩来让人艺停演《潘金莲》:不是哪个历史人物都可以翻案
梁秉堃 • 2018-08-18 • 来源:“作家文摘”微信公号 .
1961年4月,北京人艺话剧《潘金莲》。

——百度百科 潘金莲(小说《水浒传》与《金瓶梅》中人物)
潘金莲,是《水浒传》中出现的人物,《金瓶梅》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几百年来,她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堪称妖艳、淫荡、狠毒的典型。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很少有人同情她的遭遇,这就是潘金莲。至后,极度演绎而活在戏剧舞台文学作品中,成为茶余饭后的坏女人样板。
在《金瓶梅》中,其经历、性格、生活等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要的充实,从而塑造成一个美丽风流、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女人。潘金莲是西门庆的第五房妾,最后死于武松之手。

——潘金莲能做什么?

——《新金瓶梅3D》电影性爱剧照曝光 龚玥菲豪乳

——若菜光《金瓶梅》演小尼姑 大胆暴露几乎全裸

——金瓶梅,淫者见淫,智者见智-高清视频

——比《金瓶梅》性感的10部电影,不看亏大了!

——赵家这帮子杂碎改编潘金莲

——什么目的?

——第一次看过戏之后,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

——周恩来想什么?

——过了两天,周总理、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诸位戏曲界的朋友。

——周恩来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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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秉堃 | 周恩来让人艺停演《潘金莲》:不是哪个历史人物都可以翻案
梁秉堃 • 2018-08-18 • 来源:“作家文摘”微信公号 .
1961年4月,北京人艺话剧《潘金莲》。
会上,周总理开门见山:“《名优之死》是个好戏,可惜就是短了些。谈谈《潘金莲》这个戏吧!狄辛、田冲、方琯德,你们先谈谈对这个戏是怎么认识的。”

——百度百科名优之死
基本信息
《名优之死》中国3幕话剧。作者田汉。1927年首演。作品以揭示艺术的社会命运为主旨 ,写京剧演员刘振声不幸的演艺生涯。刘振声注重戏德、戏品,对待艺术严肃认真,并精心培育了小凤仙这样的后起之秀。但是小凤仙在小有名气之后却心猿意马,“不在玩艺儿上用功夫,专在交际上用功夫”,成了流氓绅士杨大爷的玩物,背叛了先生为之呕心沥血的戏剧事业。刘振声贫病交加,忍受着恶势力的迫害,又眼见艺术被蹂躏、艺术人才被摧残,终于心力交瘁。作者通过艺术家的悲惨遭遇,批判了“容不了好东西”的病态社会,同时写出了进取、抗争的力量。

——是艺术家?

——名优

——百度百科名优
释义:
1、“优”指优伶,旧时的戏曲、戏剧演员,俗称戏子。“名”指出名的,名优即出名的戏子,也称名伶。例子:一代名优。
2、有名的,高质量的(商品)。

——周恩来:“《名优之死》是个好戏,可惜就是短了些。”

——为什么是好戏?
[ 此帖被renbing331在2018-08-22 04:32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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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电影的借尸还魂——评影片《舞台姐妹》第4版()
专栏:
“三十年代”电影的借尸还魂
——评影片《舞台姐妹》
东锋
影片《舞台姐妹》,是在夏衍等人亲自扶植下产生的一棵大毒草。它是夏衍等人继影片《早春二月》之后,狂热鼓吹“三十年代”电影传统的另一个精心雕琢之作,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是阶级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我们必须认真地对这部影片进行彻底的批判,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文艺和资本主义文艺的界限,坚决拔掉这棵极力宣扬“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反对兴
无灭资的社会主义革命
影片《舞台姐妹》强烈地歌颂资产阶级个人奋斗,露骨地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政治上和无产阶级唱反调,宣传了一条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的反动政治道路,以达到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目的。
影片所描写的,是以竺春花和邢月红为代表的一些越剧女艺人在旧社会的生活遭遇。从表面上看来,影片似乎着眼于“揭露”旧社会反动统治阶级对女艺人所进行的迫害;特别是,影片编导者着意地宣扬竺春花在统治阶级面前所采取的那种“不屈服”的态度。比如:她拒绝当沈家姆妈的过房女儿,不唱堂会,拒演黄色戏《马寡妇开店》,还不怕威胁地演了新戏《祝福》……。通过这一切,想把竺春花打扮成一个“革命者”和“斗争”的“胜利者”。人们如果真的相信这一套,那就上当了。要知道,这些都不过是影片制造者用以迷惑人的假象。
竺春花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是“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什么叫“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清清白白地做什么人,认认真真地为谁唱戏?能不能超阶级、超政治地做人和唱戏?所谓“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就是历来由地主阶级所提倡,而为资产阶级所继承的那种“清白传家”、“洁身自好”,“安分守己”之类的愚弄人民的处世哲学。“清清白白地做人”,就是不问政治,只考虑个人命运,只关心个人事业,只计较个人得失;“认认真真地唱戏”,就是所谓为艺术而艺术,老老实实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指导竺春花的所作所为的,不过是这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她所追求的,就是在统治阶级允许的范围之内,苟且偷生,分得一些残羹剩饭,根本谈不到、也不想去触动反动统治的一根毫毛。不管影片编导者怎么美化竺春花,怎样称颂她的所作所为,但是,竺春花和邢月红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她不论怎样“认认真真”唱戏,也无非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供统治阶级消遣玩乐而已。什么“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们有意塑造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文艺“英雄”,当作今天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居心是十分恶毒的。
在黑暗透顶和腐败不堪的旧社会里,艺人要想真正摆脱那种任人摆弄的备受欺压的命运,就只有起来反抗,参加群众的革命斗争。可是,影片硬要观众相信:对于旧社会的黑暗统治,根本不需要去打倒。只要每个人自己做到所谓“清清白白”,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抱“认认真真”的态度,就是“革命”了。如果人们当真相信了这一套鬼话,按这一套去做,那末,反动统治不就可以“天下太平”,而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不就只能永远地做奴隶当牛马了吗?影片把这样的一条道路说成是“革命的”道路,这不仅是荒诞的,而且是反动的。
影片的编导者为了宣传这一条反动道路,有意地抹煞了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影片所反映的历史时期,是从一九三五年到全国解放。在这一时期,我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在从事伟大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影片既没有反映当时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也丝毫不触及当时农村和城市中十分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于八年抗日战争,除了断墙残壁上一条已经剥落了的标语和丁小香从乡下跑到上海时提了一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而对于伟大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人民解放战争,则连一个字都没提到。影片从头到尾,也没有一处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力量。在竺春花被绑示众时,影片着意表现了有些人在那儿挤眉弄眼,幸灾乐祸;只有一个与她身世相同的小童养媳对她表示同情,而这个小童养媳也只是拜服于她的戏文唱得好。以后,在竺春花周围所出现的群众(主要是艺人和观众),也都只是些跟着附和或者起陪衬作用的“应声虫”罢了。影片就是这样把伟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汇成的时代洪流,描写成一潭死水;把正在从事着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歪曲成一群麻木不仁的“群氓”。把竺春花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为个人奋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打扮成“超群出众”的英雄。这是对历史的最大的歪曲。
影片编导者为了将这条反动的道路冒充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还运用了一个最大的障眼法。它通过江波这个人物的一些言行和一个什么林大哥的两次出现,制造一种假象:仿佛竺春花后来的活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这也完全是徒劳的。我们就拿演《祝福》这件事情来看吧,影片把竺春花之所以演《祝福》,企图说成是受江波启发的结果。可是,从她在观看祥林嫂画象时影片所迭印的两个镜头(被绑示众和小童养媳的形象)来看,竺春花所以决定演这个戏,还是停留在对个人命运的身世之感上,丝毫没有什么新的觉悟。当后来戏馆被占、戏被“禁演”的时候,影片中也没有表现任何有组织的斗争。江波对这出戏的“禁演”无动于衷;竺春花也是不了了之,却把注意力放到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戏馆而举行的联合公演上去。她所想的,只是在有了自己的戏馆之后,“就可以在台上昂头做戏,在台下挺胸做人”。由此可见,演出《祝福》的全部活动,从头到尾都被约束在竺春花从事个人奋斗的范围之内。而江波呢?自始至终都只是说一些令人难以捉摸的空洞的言论,实际上则是支持竺春花并欣赏她的所作所为。影片就这样把所谓“党的领导”和个人奋斗的道路拉扯到了一块。
林大哥忽隐忽现地两次出场,是别有用心的。是为“三十年代”那些所谓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在银幕上“立传”的又一个表现。影片通过他的出现,不仅企图进一步在演《祝福》这件事情上安上“党的领导”的招牌,而且为竺春花贴上了在解放后下乡演出《白毛女》这一标签。其实,这个标签完全是虚假的。夏衍、陈荒煤等人就曾以影片要输往港澳为名,一定要在出口的片子上把演《白毛女》这个结尾剪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们是处心积虑地要把他们在旧社会里捧戏子、贩卖资产阶级货色的那一套宣扬为“党的领导”,把一个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女艺人美化成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可是这样一来,反倒漏了他们的底,暴露了“三十年代”那些所谓左翼文艺运动领导者的资产阶级真面目。
可见,不管采取什么手法,不管怎样穿靴戴帽,都掩盖不了影片所宣扬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政治道路。这条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一条反动的道路,是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完全对立的,丝毫没有什么进步作用可言。
今天,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时期。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兴无灭资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随着也开展起来了。我们党正领导着全国人民,深入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而影片却极力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提倡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道路。我们党正领导着全国人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毛泽东文艺方向,加强思想改造,同工农兵相结合,做革命人,演革命戏;而影片却极力宣扬“三十年代”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反对思想改造,反对同工农兵相结合,标榜“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这完全是在跟党唱对台戏。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条件。
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
影片《舞台姐妹》,为了宣扬这条反动的政治道路,又从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理论武库中拾起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破烂武器,以资产阶级人性论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论,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模糊人们的阶级意识,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
在影片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人情”,如师徒之情,父女之情,特别是姐妹之情。竺春花对邢月红始终怀着强烈的姐妹情意。就是在反对她嫁给唐经理时,也只是反复提出:“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你是真的爱那个姓唐的?”她一方面“恨”邢月红没有坚持“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另一方面,又担心她会吃亏上当,害了自己。竺春花内心感到痛苦的是:没有按照师父的嘱咐,“把月红照应好”;她感到责无旁贷的是:“姐妹一场,能撒手不管吗?”影片力图向观众表明:不管竺春花和邢月红对生活的具体看法和态度有什么不同,而姐妹之情始终把她们紧紧联结在一起,永远不能分离。影片把这种所谓姐妹之情超越于一切思想界限之上,把它奉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影片对于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宣扬,主要就是通过大肆渲染所谓姐妹之情来进行的。
然而,在阶级社会里,是没有抽象的人性和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和超阶级的姐妹之情。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针对那些从上海亭子间里跑到革命圣地去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但是直到现在,这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仍然坚决反对毛主席的这个论断,顽强地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这部影片中,尽管把竺春花和邢月红之间的姐妹之情打扮得如此圣洁,其实这种姐妹之情,也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友情,是建筑在共同的个人遭遇和个人恩怨的基础上的,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竺春花的“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也好,邢月红的不想唱戏,去做经理太太也好,出发点都是为了个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把她们联系在一起的真正思想上的纽带。竺春花对邢月红所表露的那种复杂的姐妹感情,“恨”她的糊涂,又体谅她的苦衷,既“反对”她,又可怜她,正是这种资产阶级友情的真实写照。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无产阶级的阶级友爱,是在共同向敌对阶级进行斗争中形成的同志之间的感情,它的目标是为了革命,为了进行阶级斗争。而影片把这种所谓姐妹之情竭力装扮成同患难、共命运的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友爱,这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人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人性。
影片对于邢月红“转变”问题的处理,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邢月红之成为经理太太,本来是心甘情愿的。她后来已经成为唐经理那一伙人所利用和玩弄的工具。可是,影片从头到尾不但没有对这个人物加以任何谴责,相反,却处处想引起观众对她的同情。影片表现出:邢月红虽然身在唐经理家,心却一直在姐妹群中;尤其是对于竺春花,感情上更是难分难舍。正是由于这种姐妹之情的存在,竺春花和邢月红虽然走了不同的“路”,彼此之间仍旧情意绵绵。邢月红最后的“转变”,本来应该经过严肃的思想批判和斗争。可是,也是基于这种姐妹之情,眼泪就代替了斗争;最后,姐妹二人重又拥抱到了一起。
法庭上的那场戏,是影片虚构出来的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最高潮。竺春花在江波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可是,面对着站在被告席上的邢月红,她竟说出“她再堕落也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这样的话。事实上,她把这场斗争仅仅看成是“有人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而由于她信守这种姐妹之情,对破坏它的人进行了斥责,再加上邢月红激于姐妹之情而当场昏倒。在这种被大力渲染的姐妹之情
的“强大威力”面前,法官们就不知所措了,唐经理就吓得逃跑了,潘委员策划的阴谋就宣告破产了。看,一切都是为了姐妹之情,一切都摧毁不了姐妹之情。正是由于姐妹之情,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反动统治阶级的法庭,就这样被描写成人性和人道主义“胜利”的场所。在那里,尖锐的阶级矛盾被调和了,严肃的阶级斗争被一笔抹煞了,统治阶级的罪恶面貌被掩盖了,反动的法庭被美化了。
我们知道,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是当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反动思潮进行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党和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而影片却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要我们模糊阶级观点,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这不是要我们同地富反坏右“合二而一”,听任他们为所欲为,实现“和平演变”的罪恶阴谋吗?
假“独特的艺术构思”之名,贩卖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创作方法的私货
影片《舞台姐妹》,为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社会主义对抗,在创作方法上,也就与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创作方法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在前几年,电影界曾经有人提出“离经叛道”论,即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与这个反动的理论相呼应,刮起了一股资产阶级的所谓“创新”的妖风,诬蔑我们革命文艺是“陈言充斥”,胡说什么“三十年代是蓬勃创新的时代”,要求恢复“三十年代”的电影传统。影片《舞台姐妹》的编导正是这种“创新”思潮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叫嚷不要反映生活的一般规律,要追寻一种“独特的艺术构思”。提出要把戏剧矛盾“放在姐妹之间来处理”,认为“这样就有戏可看了”。而被他们作为姐妹之间的戏剧矛盾来表现的,只不过是竺春花和邢月红这一对姐妹之间从合到散、又从散到合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可是,这种单纯反映个人生活命运的表现手段,并不是什么“独特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戏”好看;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了又用的一种十分陈旧的方法,是资产阶级文艺中极为一般化的俗套。它名为“创新”,实是“复古”:是“复”“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之“古”,是“复”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之“古”;是“现实主义深化”这一反动理论的具体运用;是资产阶级腐朽的艺术情调的大肆泛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艺术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我们的文艺,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反映人民斗争的伟大时代,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则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离开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去表现一些“小人物”的个人命运。它或者是将社会斗争作为个人活动的一种陪衬,或者是让个人完全游离在社会斗争之外,不能通过正确的反映社会生活的途径以揭示人物性格的本质,正确安排人物的命运。这是一种没有理想、不要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一点,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本质所带来的,是它的不可克服的阶级劣根性。影片《舞台姐妹》既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它就根本不可能采取无产阶级的创作方法,而只能搬用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老套,对少数艺人的个人命运抱着浓厚的兴趣,把矛盾局限在统治阶级中的几个人和这少数艺人的关系纠葛上面,用那种对于“小人物”的卑微委琐的生活欲望的描写,去代替对社会矛盾和时代精神的真正揭示。
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在写人物方面,还要求去写什么“矛盾复杂的性格”。而这也正是那些“现实主义深化”论者所津津乐道的。影片《舞台姐妹》对于竺春花和邢月红的那种“矛盾复杂”的感情的描写,不是贯穿在整部影片当中吗?影片编导说,对于反面人物不要描写得很简单,强调要表现出大地主倪三老爷的“斯文”,唐经理的“豪爽”,沈家姆妈的“美丽”,和尚阿鑫的“老实忠厚”。这种所谓“现实主义深化”,除掉说明影片是在有意歪曲现实、美化统治阶级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影片在整个情调上,都散发出一套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没落、伤感、低沉的感情。影片编导认为,影片中的两句唱词“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构成了整个戏的意境”。这样的“意境”,确实充斥在整部影片之中。可以说,从一开始的合唱:“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以及竺春花她们去上海前的合唱:“悲欢离合一杯羹,南北东西万里程”等等,无不流露出这种陈腐的令人欲呕的气息。影片在这种“意境”背后所表现的那种为了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坎坷而迸发的抑郁和悲戚的感情,不仅和今天的时代精神相距十万八千里,就是在影片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也只能博得小市民的廉价的眼泪和掌声,而为革命人民所不齿。
影片《舞台姐妹》在艺术上所走的道路,又一次从反面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资产阶级的艺术创作方法,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总是认为只有他们的那一套才合乎“艺术规律”。影片编导竭力吹嘘这种“独特的艺术构思”。就是要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艺术创作方法,使社会主义文艺蜕变为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文艺。这种文艺,只能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
拔除这支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毒
箭,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影片《舞台姐妹》,无论从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创作方法上,都集中了“三十年代”电影的那些最坏、最脏的东西。它是“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电影的借尸还魂,是夏衍等人为鼓吹“三十年代”电影而树立的一个标本。大家知道,夏衍等人所竭力吹嘘的“三十年代”电影,它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个人奋斗和人性论、人道主义;在创作方法上,则是对于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文艺流派,主要是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的照搬。这种电影,实际上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反映。它同当时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是有原则区别的。它的存在,表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当时就散布了大量的思想毒素。对影片《舞台姐妹》的剖析,可以进一步弄清楚“三十年代”的这种电影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这部影片,不是在别的时候,恰恰是在前几年宣扬“三十年代”电影的逆流达到高潮的时候出现,完全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时候,各种关于“三十年代”电影的“回忆录”纷纷出笼,出版了两大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和夏衍的《电影论文集》,对“三十年代”电影作了全盘肯定。他们还大张旗鼓地举办了一次文艺界内部的“三十年代中国优秀影片”观摩。在理论上,他们通过“创新”的口号,赞扬“三十年代是蓬勃创新的时代”,要求回到“三十年代”电影的传统。在创作上,按“三十年代”电影的模子翻版,影片《早春二月》就是一个例子。影片《舞台姐妹》的出笼,正是继《早春二月》之后,被用作鼓吹“三十年代”电影传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又一支毒箭。在这部影片的创作和摄制过程中,夏衍等人对它寄以很大期望。一开始,就肯定它是一个“好剧本”,把它当作“重点作品”,不仅为之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亲自参与修改,可谓用心之极。他们妄图通过这些精心制作的标本,在文艺战线上挂起黑旗,更广泛地推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的黑线,更猖狂地向毛泽东文艺思想进攻。
夏衍等人说过:这部影片“对艺人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对我国和世界人民都有现实教育意义”。请问:你们究竟要“教育”人民一些什么呢?事实很明显,你们就是要“教育”我国人民放弃阶级斗争,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听任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就是要“教育”全世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不要反抗,不要革命,甘心情愿地永远做奴隶。你们所谓的“忆苦思甜”又是什么呢?就是煽动那些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去回味过去,抗拒改造,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但是,你们的愿望是一定要落空的,你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可怜的反面教员的脚色,使我们进一步懂得:资产阶级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利用文艺这个阵地,向无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我们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搞掉文艺战线上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1966-05-16  

——名优之死

——是好戏吗?

——周恩来说好戏

——周恩来的思想是什么?

——六十年代的复辟潮

——谁是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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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社会主义文艺的战斗历程 阐明新时期文学艺术光荣任务 周扬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第1版()
专栏:
回顾社会主义文艺的战斗历程 阐明新时期文学艺术光荣任务
周扬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一日电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大会。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
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主持今天的大会。大会开始时,全体起立默哀,对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表示深切的缅怀和悼念,对被林彪、“四人帮”迫害先后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怀念!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宣读了被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名单。
接着,周扬同志作报告。周扬说,这次大会,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的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
周扬在报告中详细地回顾了社会主义文艺艰巨的战斗历程。他说,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需要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和智慧,探索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更好地前进。他指出,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首先从夺取文权开始。将近十年的时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他们所窃取和篡夺。他们利用所攫取的政治权力,推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毕竟是短暂的,他们没有并且不可能完全打断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进程。以诗歌为战斗武器的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奋起抗击
“四人帮”的一场威武壮烈的斗争,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具有独特光辉的不朽的一页。周扬强调说,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文艺界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文艺方针重新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认真的实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开始复苏和前进。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文艺界思想的解放。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周扬说,回顾我国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程,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大部分的时间内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的。那末,究竟有哪些主要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呢?周扬认为,主要是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问题:一个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也就是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一个是文艺创作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也就是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问题;一个是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也就是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这三个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兴衰。
周扬在报告中着重谈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艺术的光荣任务。他说,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我们的文艺应当反映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帮助人民认识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障碍,鼓舞他们的斗志和信心。我们的文艺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教育青少年一代的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要积极发展各类文学艺术创作,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要从各方面反映当代伟大历史性转变中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要鼓励作家、艺术家以各种形式、体裁和各种不同的风格,描写其他各种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帮助人民认识古代和当代的一切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扩大视野,鼓舞斗志,增长智慧;要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使社会主义文艺进一步得到普及;要进一步积极发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化艺术,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要加强和扩大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发展和建立同世界各国作家、艺术家的友好往来。
周扬在报告中还阐述了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职责。
周扬同志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最后满怀信心地说,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一定要到来的。
代表们将对周扬同志的报告认真地进行讨论。
1979-11-02  

——赵家篡党夺权了

——赵家:周扬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

——赵家时代

——是社会主义文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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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 周恩来、陆定一、康生、周扬等同志出席讲话第1版()
专栏:
北京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
周恩来、陆定一、康生、周扬等同志出席讲话
新华社14日讯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今天在北京邀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在北京的文艺界人士举行了座谈会。
座谈会由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主持。
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康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出席了座谈会并讲了话。
会后,周总理和出席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共进晚餐。
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代主任张际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钱俊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也出席了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文艺界人士有老舍、巴金、阳翰笙、郑振铎、叶圣陶、夏衍、田汉、李劼人、蔡楚生、马思聪、梁思成、华君武、于非闇、周信芳、萧长华、蓝马、舒绣文、陈伯华、石少华等约二百人。
1957-07-15  

——周扬在毛主席时代搞的是社会主义文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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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第1版()
专栏: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姚文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垮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
1967-01-03  

——周扬是谁的人?

周扬在文艺理论学习班上讲话指出 要结合现实生活学习文艺理论第1版()
专栏:
周扬在文艺理论学习班上讲话指出
要结合现实生活学习文艺理论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周扬在文化部文艺理论学习班上讲话指出:一定要抓好文艺干部的理论学习,这对文艺队伍的建设有很大意义。要真正掌握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论著的精华,不结合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复杂的现实生活是学不好的,不研究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就没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文化部文艺理论学习班历时一个半月,于5月6日结束。这次学习班结合文艺界实际,主要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学习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艺的论述和近年来党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
5月5日上午,周扬到学习班同学员们进行了座谈。周扬说,对于《讲话》,过去我们大都只是做了一些宣传、解说的工作,联系历史和现状,真正深入研究做得很不够,可以称得上有科学价值的学术著作更是很少。有的解说还存在着简单化的毛病。当然,宣传解说工作是必要的,今后还要做。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不断发展的科学。要想学好,就得坚持和运用发展的观点。不是自己主观愿望随心所欲地去发展,而是沿着现实和历史的客观发展的脉络,按照艺术历史本身发展的规律去创造和发展。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文化部顾问林默涵、陈荒煤先后到文艺理论学习班做了专题报告。
1982-05-09  

——周扬是赵家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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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 周恩来、陆定一、康生、周扬等同志出席讲话

——没有看穿周扬?

046) 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0.22
各位同学:
因此说,上了六年大学,尽管与生产劳动结合了,但是结合得不好,毕业以后还要去学习,耽误了青年这么长时间!这是工科,如果是理科,特别是文科,那你把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学得满脑子,最后学一点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社会主义文化不能那么少嘛!过去又不上,底子又不强,又不象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地搞,那个影响就很少。没有进大学学文科,他还可能会主义觉悟高一点,进了大学,读文科,读了多少年古典文学以后,学了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学以后,我看更笨了。这是毛主席常说的,脑子更呆板了,框框更多了,对我们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更看不惯了。你说,他也许每年有一个多月的劳动,但是作用很小,不如他在课堂里装进那么多古典文学,封建、资产阶级的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单这两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按主席这个方针办事,不仅仅是不完全,常常会走样子的。可是这两句话呢,我们提过多次,陆定一他都反对,他总给你摆在不主要的地位,甚至于不听不信。这个可以找过去的教育部的文件。这个当然不能是单单地责怪教育部,给教育部贴了不少大字报,其实根子在陆定一身上。他对教育部抓得可紧了,我这个总理是管不了他这个教育部的事情。虽然教育部也归我管,但中宣部他直接抓,我管不了。所以这些事情,到今年揭发以后才发现的,根子在中宣部,在陆定一身上。本来主席这句话是天经地义嘛!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应该这样,主席总结了多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修正主义就是把青年从小学读到大学知识分子化了,更加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了,脱离生产劳动了,脑子里也就更容易装进修正主义思想,滋长修正主义思想。所以,主席在五七年讲的这句话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他,那么一直到这一次,把陆定一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揭穿了以后,我们才清楚。

——周恩来:其实根子在陆定一身上。他对教育部抓得可紧了,我这个总理是管不了他这个教育部的事情。

——周恩来有社会主义吗?

——周恩来有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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