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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偷税漏税三年之久

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第1版()
专栏:
关于五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
为了严肃地、谨慎地和适时地处理五反运动中工商户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案件以及其他应经审判程序处理的案件,为了保障五反运动顺利完满的结束,凡工商户违法案件较多之市,有设立人民法庭之需要。为此,特作原则规定如下:
一、凡五反运动中工商户违法案件较多之市,得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设立市人民法庭进行审判,并得以一个区或几个区为单位,设立分庭。
五反运动中工商户违法案件较少之市、县,此项案件可由市、县人民法院审判之,不另成立人民法庭。但在进行审判时,应吸收人民团体的代表,特别是工人、店员和守法工商户、基本守法工商户的代表陪审。
二、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均设审判委员会,以审判长一人、副审判长一人或二人、审判员若干人组成之。
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的审判长、副审判长、审判员,均由市人民政府任命之。市人民法庭的审判长,一般由市人民法院院长兼任之;副审判长和审判员,可就有关机关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及五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任命之。
三、市人民法庭(或市、县人民法院)有逮捕并判处退出违法所得、赔偿损失、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管制、劳役改造、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及酌予缓刑或免予处分之权。
市人民法庭分庭,一般只受理严重违法户案件,有判处退出违法所得、赔偿损失、罚金或免予处分之权。
四、市人民法庭(或市、县人民法院)之判决,为终审判决。但无期徒刑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判决应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由省辖市以下人民法庭或市、县人民法院判决者,应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的判决,应经市(省)人民政府审核,报请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被告或原告如对于市人民法庭分庭的判决不服时,得于宣判后三日内,向市人民法庭上诉。
五、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的判决,均送交市人民法院执行。
六、关于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审定和处理,即由各市、县节约检查委员会直接负责进行之。如工商户对于节约检查委员会之处理不服时,可请求市人民法庭(或市、县人民法院)处理之。
七、市人民法庭及其分庭于五反运动结束和任务完毕后,由市人民政府以命令撤销之。
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施行。
1952-03-25  

——法院是政务院的下属机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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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院所属四委员会昨举行首次会议 政治法律委员会董必武等四十人出席 推选陈绍禹等起草组织及工作条例第1版()
专栏:
政务院所属四委员会昨举行首次会议
政治法律委员会
董必武等四十人出席
推选陈绍禹等起草组织及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今日上午十时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计有董必武、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沈钧儒、张志让、李六如、蓝公武、谢觉哉、武新宇、陈其瑗、罗瑞卿、杨奇清、史良、李木庵、张曙时、许德珩、陈瑾昆、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陶希晋、吴玉章、王葆真、李任仁、刘王立明、郭冠杰、郭则沉、黄琪翔、陈铭枢、郭春涛、许宝驹、谢雪红、易礼容、李秀真、廖承志、吴耀宗、林仲易、章士钊等四十人。会议在举行了庄严的升旗典礼后开始,由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主持。董必武首先说明政治法律委员会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已明确规定,即负责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这一组织机构本身因系初次创立,工作伊始,特别需要周密讨论与计划。接着,到会的许多委员就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性质、任务热烈发表意见。最后并推选陈绍禹、陶希晋、张奚若、谢觉哉、罗瑞卿、刘格平、史良、沈钧儒、蓝公武、许宝驹、郭春涛等十一人负责起草政治法律委员会组织及工作条例。会议于十二时半结束。
1949-10-22  

——司法部可以成立五反法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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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 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综合报告 史良部长在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第2版()
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
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综合报告
史良部长在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
一、会议的经过
为统一思想、建立制度、交流经验及解决必须与可能解决的问题,由本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及法制委员会四机关于七月二十六日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为着准备这会议,会前曾由四机关首长组织视察组分赴东北与华北了解情况。
会议中心是根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之规定,统一对人民司法工作方针、政策、任务与制度的认识。会议除沈钧儒院长致开会词,史良部长致闭会词外,有陈绍禹主任委员“关于目前司法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吴溉之副院长“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报告”,史良部长“关于目前司法行政工作报告”及李六如副检察长“人民检查任务及工作报告”。在会议中并听了刘副主席、朱副主席、周总理、董副总理、彭真副主任的讲话及两位苏联专家关于苏联司法经验的介绍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新法规草案,提经与会同志讨论并提供意见。会议于八月十一日闭幕。
二、会议的主要收获
会议主要收获首先是提高了干部对法律的本质与功能和人民司法工作的本质与功能的认识,因而划清了新旧法律与新旧司法制度的界限,即划清了反人民的旧法律和旧司法制度与为人民服务的新法律和新人民司法制度之间的界限。明确了人民司法工作当前的任务:主要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制裁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罪犯,其次是调整人民内部纠纷。此外,还初步地明确了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及司法行政工作的组织制度、工作范围及当前应作的主要工作。
会议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初步地统一了干部们对若干重要政策的认识。某些司法工作人员和地方司法机关对反革命“首恶必办,胁从不同,立功受奖”的三者不可偏废的政策,曾经发生了“宽大为怀,教育为主”的也即是“宽大无止”的片面认识,会议对此种错误作了明晰的批判,因而大家明确了在对待反革命活动时,必须坚持贯彻共同纲领第七条所规定的方针。此外又批判和纠正了刑事政策不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是片面强调教育的错误观点;批判和纠正了监狱工作方针不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是片面强调对犯人“教育改造”的错误观点。经过刘副主席的指示,又明确了人民法院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处理反革命案、破坏国家经济建设案及其他重要案件,为了法院腾出力量完成审判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应加强公安工作及检察工作;同时,纠正违法乱纪,禁止乱捕乱押;并应尽量运用群众的组织力量,减少法院积案,如对于有些群众中的纠纷,就不一定都要送到法院,可考虑由工会、农会及其他人民团体组织调解或同志审判会等方式来解决。
其次,肯定了人民司法工作中应有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人民司法工作必须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在制度上与作风上,应发扬老解放区司法工作许多好的经验。确定了便利人民而又能保护人民诉讼权利的审判制度和诉讼程序。提出了基本上三级两审的审级制度和保护当事人上诉权利的上诉制度(但特种反革命犯罪除外)。总结了既能发扬审判民主又能教育人民的公开审理制度、陪审制度、巡回审判与就地审判制度、宣教制度、调解制度。明确了人民检察机关应与人民政府机关、公职人员和广大群众建立必要的工作上的联系,以便实现监督守法和检举违法的重大任务。这是贯彻群众路线在司法制度上的应有措施。但同时必须纠正另一个偏向,即以单纯搞群众工作的方式来搞司法工作,彭真副主任报告中指出在司法问题上,群众路线与法律强制是一致的,代表国家的意旨、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而对个别人所实行的强制裁判和强制执行,正是群众观点在司法工作上的表现,如果没有强制裁判和强制执行,才是违反大多数人民意志与利益;才真是没有群众观点。
最后,会议提高了对司法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报告中均着重说明了人民司法工作是人民民主专政中最锐利的武器之一,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这一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锐利武器,是司法工作者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必须使司法工作人员对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并克服一部分干部不安心司法工作的现象。
这都是会议的重要收获,特别是统一法律观点,奠定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思想基础方面,是会议的中心收获。
三、目前几个具体问题
1、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据与会各地同志反映,各大行政区领导上对司法工作虽是很关怀并给予鼓励,但有些下级政府机关对司法工作仍有重视不够的现象,有些地方领导机关对司法工作很少甚至没有讨论与检查,对司法干部调配不够,或对困难未能及时解决,以致司法工作建设远落在客观需要之后。为此,希望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司法部门,给以更多的帮助,定期讨论与检查司法工作,并帮助他们适当地解决所存在的困难。
2、各地须调配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老干部,给司法工作作骨干,各大行政区或省可举办司法训练班,借以训练新干部,改造旧司法人员和提高在职干部,以应目前工作急需。同时,为使司法干部专业化,各级人民政府不经上级司法机关同意,不宜轻易调动。
3、司法业务费,应统收统支。
4、司法编制在不影响国家编制计划下,依据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及司法机关较熟悉自己的业务情况,可由省或大行政区司法机关商得当地人民政府和编制委员会的同意,在自己所辖的编制范围内作必要的调剂。如果仍有困难,应请各级人民政府,权衡该区情况,在总预备名额内,酌予调剂照顾。
5、法院与监房设备,如有为其他部门占用,应尽可能拨归法院之用,或帮助法院另安排适当地址。
6、目前大学法律教育由于师资与教材的缺乏,存在着若干困难,今后应如何针对这个情形,使国家办的大学法律教育能结合实际需要,适应和有助于司法工作的推进,这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在这次会议中还有一些缺点,如会前准备工作和提出的报告都还准备不够充分,会议进行的组织性还不够,会议内容分量重,时间短促、讨论不充分等缺点,应该检讨并在今后改正。
【新华社】
1950-11-05  

——为统一思想、建立制度、交流经验及解决必须与可能解决的问题,由本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及法制委员会四机关于七月二十六日联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

——周恩来有权成立五反法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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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司法部在去年整风运动中 检讨司法干部思想偏向 纠正对罪犯片面强调教育改造的错误第3版()
专栏:
中央司法部在去年整风运动中 检讨司法干部思想偏向
纠正对罪犯片面强调教育改造的错误
【本报讯】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在去年的整风运动中,检查了一年来的司法工作,发现不少问题和偏差。该部一年中由于认真执行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第十七条的规定,在废除旧司法制度,建立新的人民司法制度,廓清旧法律影响,建立人民司法的政策观点上,已作出相当成绩。但由于在司法部门中工作的党员干部政策思想有偏向和某种程度的经验主义,以致在工作中表现了不少偏差。
首先是忽略了督导各级司法机关认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政策,对各地发生“宽大无边”偏向不问不闻,亦不感觉其严重性。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司法机关不够健全,镇压反革命工作主要在公安部门执行,致使有些司法干部至今在思想上还缺乏“镇压反革命是司法工作的第一位任务”的观念,错误地认为司法机关主要是受理一般民刑案件,无形中放弃了与公安、检察等部门通力合作,有力地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职责。
其次,在处理一般犯罪分子的刑事案件中,不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而是片面地强调“教育”。许多司法干部错误地认为处理刑事案件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处理民事案件要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特别在监狱管理上,不是以惩罚管制与教育改造相结合,而是片面地执行着“教育改造”的方针。中央司法部成立以来,在批复各地报告、视察各地工作与调训各地干部中,不但没有批判这种错误思想,反而传播了这种错误思想。去年初锦州发生犯人暴乱事件后,虽曾提出“监狱是专政的工具”的口号;但由于思想认识不够明确,直到司法会议之前,均未贯彻下去。故一年中,除有部分地区仍因袭旧监狱作风,对犯人滥施打骂和虐待外,一般都片面地把监狱视为“学校”、“工厂”或治病救人的“医疗机关”,而不是国家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机关。有很多地方不把监狱叫做监狱,而叫做“犯人改造院”或“教育所”,不叫犯人做犯人而称为“反省员”,甚至称“同学”。有的监所为了要“生产自给”,便把犯人放出去乱搞生产,丧失惩罚与教育的作用。有的为了鼓舞犯人生产,过分地改善犯人生活,引起了劳动人民的不满;或滥予减刑、假释,损害了法纪的严肃性。有的甚至提倡“民主管理”和“依靠犯人”,放弃了监所的领导和管制。还有的由于思想麻痹、管制松懈,致有不少监狱发生犯人逃亡,甚至暴乱事件。如陕西郿县监所发生暴乱,逃走犯人三十二名,内有反革命分子十一名,夺去枪枝三十二支,机枪五挺,击毙和击伤我人员各二人。因之,群众责备监狱“监而不牢”。
其三,对下面报告来的材料和经验,很少认真研究与总结,因而形成工作上的盲目性。譬如长时间曾过多的去注意司法编制、囚粮及经费等问题,而没有抓紧对镇压反革命工作的督导;没有抓紧司法部门的思想建设与培养干部的任务。
产生以上偏差的最基本的原因,是某些干部对法庭、监狱、军队与警察同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认识不足。在分析人民司法工作的作用中,过分强调其教育意义,无区别地墨守着“攻心为上”与“教育万能”的“仁政”思想。其次是对反革命的活动估计不足,在革命胜利之后,对一般由公开转入秘密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缺乏足够的警惕性,甚至有些干部滋长了太平观念,致在各地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向时,未能即时加以指出和纠正。一年来该部虽曾作了一些视察工作,但未将“调查研究”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并没有把它作为制定政策、确定任务的基础。正由于没有很好研究、综合下面情况,因而也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做出决定,实行有力的政策指导。
为了纠正上述偏差,该部决在今后除加强干部的政策观点与调查研究外,并确定目前司法部的工作重点:一是加强思想建设,并督导各地人民法院对中央司法政策的执行;二是培养干部,办好全国在职的司法干部轮训班(经验证明:这是训练干部,领导各地工作的好方式)及新法学研究院,并帮助各大学的法律教育,以便执行坚决镇压反革命的任务。
1951-02-21

——司法干部

——周恩来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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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第五章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
第二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第二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署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的组织条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之。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不是周恩来管的。

——法院是周恩来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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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版()
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判权由下列人民法院行使:
(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二)专门人民法院;
(三)最高人民法院。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
第二条 高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置,由司法部报请国务院批准;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设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行政机关报请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或者自治区自治机关批准。
第三条 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维护公共秩序,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
人民法院用它的全部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祖国、自觉地遵守法律。
第四条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六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七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可以由人民团体介绍的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公民为他辩护,可以由被告人的近亲属、监护人为他辩护。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
第八条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第九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
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议的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案件的时候,自己担任审判长。
第十条 各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委员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列席。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当事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抗议。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在上诉期间当事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议,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二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都是终审的判决和裁定,也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终审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服,可以申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核。基层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和中级人民法院对于死刑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当事人不上诉、不申请复核,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议。
第十三条 当事人如果认为审判人员对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不能公平审判,有权请求审判人员回避。审判人员是否应当回避,由本院院长裁定。
第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
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第二章 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
第一节 基层人民法院
第十五条 基层人民法院包括:
(一)县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法院;
(二)自治县人民法院;
(三)市辖区人民法院。
第十六条 基层人民法院由院长一人,副院长一人或者二人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
基层人民法院可以设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庭设庭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庭长。
第十七条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第十八条 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刑事和民事的第一审案件;但是法律、法令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基层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除审判案件外,并且办理下列事项:
(一)处理不需要开庭审判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三)在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授予的职权范围内管理司法行政工作。
第二节 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条 中级人民法院包括:
(一)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
(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
(三)较大的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四)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一条 中级人民法院由院长一人,副院长一人或者二人,庭长若干人,副庭长若干人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
中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其他审判庭。
第二十二条 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件: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二)基层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三)对基层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议案件;
(四)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议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对它所受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认为案情重大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
第三节 高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三条 高级人民法院包括:
(一)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三)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第二十四条 高级人民法院由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庭长若干人,副庭长若干人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
高级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其他审判庭。
第二十五条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件: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二)下级人民法院移送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三)对下级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议案件;
(四)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议案件。
第四节 专门人民法院
第二十六条 专门人民法院包括:
(一)军事法院;
(二)铁路运输法院;
(三)水上运输法院。
第二十七条 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第五节 最高人民法院
第二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二十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由院长一人,副院长若干人,庭长若干人,副庭长若干人和审判员若干人组成。
最高人民法院设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其他需要设的审判庭。
第三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下列案件:
(一)法律、法令规定由它管辖的和它认为应当由自己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二)对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案件和抗议案件;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议案件。
第三章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
第一节 院长、庭长、审判员
第三十一条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任免。
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任免。
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各级自治机关选举或者任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任期四年。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设助理审判员。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由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由司法部任免。
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
第二节 人民陪审员
第三十五条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期和产生办法由司法部另行规定。
第三十六条 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
第三十七条 人民陪审员必须按人民法院通知的时间到人民法院执行职务。
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由原工作单位照付工资;没有工资收入的,由人民法院给以适当的补助。
第三节 其他人员
第三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办理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管理其他有关事务。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部另行规定。
1954-09-29  

——法院是谁管?

——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周恩来是能管法院的

——这是谁的司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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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院的双重体制
作者:范本腾 发布时间:2015-11-18 16:53:59
因为是联邦制国家,美国的中央政府和50个州政府都可以制定并实施法律。因此,在美国就同时并存两套,也可以说是51个独立的法院系统。
州司法系统
各州均以宪法形式建立了全部或部分司法机关,或授权其立法机关建立这一司法机关。事实上,50个州司法体系在结构和名称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例如,佛罗里达州的法院制度组织良好、统一;弗吉尼亚州的“四级体制”的模式简单规范,堪称良好的范例。实践中,州司法系统存在着更细的分类。
(一)治安法官。
治安法官也被称为县官,或乡绅,虽然是州司法系统中最低的一级,但历史十分悠久。治安法官通常由选举产生,但有时也由任命产生;他们通常在县、市镇、或乡镇等辖区任职,任期一般2年至6年。治安法官是司法界的“万能博士”,受理轻微民事纠纷和刑事轻罪。治安法官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服务费,因此这些大多数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治安法官们往往倾向于判有责或有罪。根据统计,费城1988年民事案件的93%和刑事案件的83%定为有责或有罪。
(二)市法院。
治安法官的上一级机构是市法院,也被称为交通法院、小数额法院、夜间法院或警务法院。虽然名称不同,市法院都是一审初级法院,并且是第一个州立的“有诉讼记录的法院”。其受案范围相对来说有限,民事案件的标的因为州的不同而有差异;也可受理轻微刑事案件;基本管辖权也因州而异。市法院的法官几乎全部是受过专门培训的律师。
(三)郡法院。
作为州司法体系中的第三级审判机关,郡法院收案范围相当广泛,因为其宽泛的初审管辖权被限定于一个或几个郡中,所以被称为郡法院。这类法院中通常会采用陪审团制度。与郡法院相关联的审判机构还包括:季审法庭、中级民事及刑事法庭、刑事法院、孤儿法院、遗产检验法庭、家事法庭、少年法庭、衡平法院、代理验证法院和大法官法庭等。
(四)中级上诉法院。
因为在许多州,案件直接由郡法院上诉到州最高法院,后者的工作压力使得中级上诉法院的产生成为必要。这类法院也通常称为上诉法庭,或高等法院。中级上诉法院的体制类似于联邦上诉法院,根据立法规定,它是下级法院案件上诉的第一站,往往也是最后一站。在较大的州,它根据适当的分工处理上诉案件,所作的工作相当重要。
(五)终审上诉法院。
几乎所有州的司法系统的最高一级都被称为最高法院,但也有例外,如纽约和马里兰称之为上诉法庭;缅因州和马塞诸塞州称之为最高司法法院;西弗吉尼亚州称之为最高上诉法院。尽管名称各异,但其判决都将成为该州的法律,对下级法院来说是终极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判决。当所有救济途径已经穷尽,并且出现了具有实质意义的联邦性问题时,当事人才有机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法院
联邦法院有两种类型,即依宪法成立的法院和依立法成立的法院,通常意义上的联邦法院指的是依宪法成立的法院。3个最重要,同时也被认为最著名的联邦法院是三种最初建立的宪法性法院,包括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
(一)联邦地区法院。联邦地区法院共94所,法官席位共649个(1996年),它们是联邦法院的基层组织,主要工作是进行事实审。这一职能使它们成为三级法院中最繁忙的一级,同时也是最有趣和最富创造力的一级法院。因为上述因素,甚至有的地区法院法官拒绝接受升迁到另外两个上级联邦法院的殊荣。近年来,随着案件数量的飞速增长,使得个案的审理周期不断拖延。
(二)联邦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共有13所,主要是进行法律审。它们是联邦地区法院的直接上级,有时也被称为“巡回法庭”。法律也赋予了它们权力,对许多联邦行政部门的行为予以审查和实施。在全部的13所巡回法院中,11个是按地理位置设置的。第十二个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通常被称为联邦系统中第二重要的法院,负责处理许多与政府事务有关的上诉案件。第十三个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建于1982年,审理来自联邦下级法院的起诉政府的上诉案件,主要是关于税收、专利和国际贸易方面的事务。首席法官年龄不得超过64岁,并且任职7年后必须离任,但可以继续担任该法院的全权法官。
(三)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重要性和至高无上性在美国是不容质疑的。最高法院共有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大法官,他们经上议院建议并认可,最后由总统任命。最高法院同时拥有初审权和上诉管辖权,只是,最高法院很少动用其初审管辖权。最高法院的主要职能是上诉管辖,作为最终的裁决者,最高法院依据宪法、法律惯例和判例,为社会大众提供对美国法律的权威的、统一的法律解释。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案件同时来自宪法性法院和立法性法院的下级联邦法院和州最高法院。上诉案件主要有3个渠道,即所谓的令状制度,到达最高法院包括:(1)以确认令的形式;(2)律师所称的上诉状,即当事人以权利而申请签发的令状;(3)调卷令,由最高法院酌情发布的令状。

——法院组织法

——是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司法体系?

美国联邦法院与州法院的区分(上)
(2014-10-14 14:25:09)
一,从法院的设立看,联邦法院的设立由美国《宪法》规定,除了最高法院外、上诉法院、地区法院的设立以及法官人数的多少,由国会具体运作;州法院的设立则由各州的宪法及州议会规定。
二,从司法管辖权看,州法院与联邦法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般情况下,联邦法院不审理涉及各州法律的案件,但是州法院却可以审理和裁决联邦法院拥有司法权的某些案件。因此,两套法院系统在某些方面拥有专属管辖权,而在其他方面则拥有共同管辖权。
三,从案件审理看,联邦法院主要审理涉及《宪法》、外国、州与州之间的案件、以及违反联邦法律的刑事案件,此外破产、海事案件等也属于联邦法院管辖范围;州法院则主要负责审理本州的民事、刑事案件,以及婚姻、遗产继承等事项。
四,联邦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听证批准,是为终身职;州法官的任职,根据各个州的规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是任命的,也可以是选举的,还可以两者兼有;就职年限可以是终身的,也可以是有年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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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国一盘棋”第2版()
专栏:
论“全国一盘棋”
柯庆施
年年大跃进,一年胜一年,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愿望。1959年是“苦战三年”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总结1958年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钢、煤、粮、棉的四大跃进指标,和1959年社会主义建设继续用高速度发展的伟大规模。现在,1959年大跃进已经春云初展,全党全民的任务就是: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再接再厉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有关的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把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充分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全党全民一致努力,保证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计划胜利实现,而且力争超额完成。
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并不是新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不管是进行阶级斗争或者生产斗争,不管是做哪种工作,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都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关系。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党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定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在目前时期以钢为纲和全面跃进相结合以及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句话,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一整套方针,正确地体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全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它们是互相联系的全国一盘棋,而不是一盘散沙。同时,也只有如此,才不至于顾此失彼。1958年的伟大实践,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它的这一整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当然,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和比例,需要随时具体调整和安排。这就必须分别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不同,依照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妥善处理。其中,全国基本建设的规模,主要产品的产量,以及原材料和两个部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物资的分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全国来统一安排。
大家知道,在军事斗争中,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胜主要战役,才能解决敌我两方谁胜谁负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在经济工作中,也只有统筹全局,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计划,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过关,才可以解决能不能更大跃进的问题。重点建设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全局的胜负,并且也影响到各个局部的命运。大局搞不好,小局也不可能搞好;大局胜利了,小局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底子很薄,要求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首先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于最关全局的方面,绝不能分散力量。凡是应该先行的必须先行,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让路而又可能让路的则必须让路。可缓办的一律缓办。我们应该认识到,根据分别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精神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正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如果平均使用力量,主从、先后、轻重、缓急不分或者倒置,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会使整个经济工作迷失方向,出现经济失调的危险。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种失调的现象发生。至于“元帅”升帐了,“先行官”进军了,而次要的、后行的方面,如果由于一时照顾不够,挤掉了一些不应该挤掉的,也会发生若干不适应的现象,这种情况也应该及早防止或者及时调整。但是这种个别的暂时的不适应现象,并不可怕,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全局和整体的利益,片面强调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局部需要。
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诉我们: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我们的一些同志,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往往不善于从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点出发,不能把今天利益同明天利益、部分利益同整体利益相联结。其所以如此,是有认识根源的,这就是:头脑里的辩证法太少,形而上学太多,因而不善于用心思去想。形而上学的特点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事物看成是相互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的;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静止地看问题,不是发展地看问题。用形而上学观点看问题的人,一叶蔽目,不知有天,很难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小局和大局、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很难懂得它们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是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促进的;也很难懂得,大局和重点一般说来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解决矛盾。下列两个问题,就是用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很难想通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提倡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是不是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各部门的积极性的发挥?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全国自全国,地方自地方,两者互不相干。然而,我们知道,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即全国一盘棋的计划,是把中央同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机动性统一起来的全局性的东西。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的完成,正有赖于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努力。全国好比是一个大交响乐团,中央是指挥,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好比是这个乐团的乐手;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好比是一部交响乐乐章,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好比是这个大乐章中的一段、一节或是乐器中的一种。完成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正同演奏这个大乐章一样,需要全国各个乐手在总的指挥之下,运用自己的乐器和发挥自己的技巧。不听指挥,不按乐章演奏,演出是要失败的;没有各个乐手的各自的努力和共同的配合,演出也同样是要失败的。我们几时听见过提琴手或者其他乐手,只是由于听指挥、按乐章演奏,使得他的才能受了限制的事情呢?事实恰恰相反,“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正是由于听指挥、按乐章演奏,才更易于表现和提高他们的特长,使演出得到成功。我们国家今年的大跃进规模如此宏大,非常迫切地需要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充分发挥积极性,各显神通;正如有了高明的导演、精彩的剧本,还需要优秀的演员,有了高明的指挥、精彩的乐章,还需要优秀的乐手一样。但是,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一盘棋原则的积极性,从整体出发,把国家统一计划和当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更加鼓足干劲,努力创造有利条件,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赋予的经济任务。一种是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违背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所谓“积极性”,实即盲动性。前一种积极性越大越好,后一种盲动性,则应该避免和克服。
是不是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除了执行国家计划以外,就没有可能发挥潜力的余地呢?不是的。我们的国家计划本来就是根据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制定的;因此,各个地方不仅在国家计划之内,有很多事情,需要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地办理,就是在国家计划范围之外,只要无损于全局,而自己又有余力兴办的事业,也还可以兴办。重点项目如树干,一般项目是树枝,我们反对强枝弱干的做法,但是,只要不碍于树干的成长,枝叶茂盛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
另一个问题是:提倡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是不是地方的和各部门的机动就没有了?统一和机动,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依赖的。同时,经济生活很复杂,我们的经验又不够,任何一个经济计划只能反映出客观经济生活的主要的诸方面,不可能规定得十分周到、考虑得完备无缺。何况客观的经济生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会出现在制订计划时所料想不到的新问题。这就必须有地方和各部门的机动,发挥地方和各部门的主动性,来处理国家统一计划中所未考虑到的问题,补充国家统一计划之不足。所以,机动必须是为统一服务的,必须服从于统一。反之,就会发展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妨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异常严重的恶果。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曾经告诉我们:“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必然带来许多新的我们现在还难于预料的问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们所提倡的地方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的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自由竞争的发展。为了防止和减少可能的资源资金的浪费和产品的积压,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必须认真地加强协作和平衡的工作,必须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有没有,或者够不够,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具有严重的意义,这是考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强弱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应该是党和阶级的利益的具体代表者。党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者,而全国一盘棋的统一计划,正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识大体、顾大局,是党员应该具有的共产主义品质。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觉悟愈高,阶级立场愈坚定,自然会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反之,就会变成鼠目寸光,见树不见林的人,就会滋长危险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这是值得警惕的。
最近,上海市党组织在传达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上海市党的二届代表大会决议之后,干部中正在热烈讨论全国一盘棋的问题。在初步讨论中,许多同志批判了一些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的现象,并且初步认识到,在思想和行动中违背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不仅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货不能畅其流,妨碍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为资产阶级思想对干部的侵蚀大开方便之门。我们认为,深入开展这一讨论,对于上海的工作是很有好处的。
上海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全年的国家的统一计划中,上海担任着支援国家建设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教育,对于上海全体干部是迫切需要加强的。上海全体干部必须了解,上海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和城市人民衣食所需的生活资料,主要是依靠全国各地的支援和供应,没有全国各地的支援,上海是寸步难行的。但是,现在全国各地的原材料供应还是紧张的,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节约原料、制造代用品,以便减少全国各地的负担,防止和克服单纯依赖各地的懒汉作风。完成国家计划,是上海人民的最大利益。上海除了必须坚决地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以外,还要根据国家的统一规定,在物资、技术、资金等方面更多更好地支援全国各地。总之,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上海和全国各地必须更加广泛、更加紧密地开展共产主义的大协作,同心协力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大跃进计划而斗争。
(原载“红旗”1959年第四期)
1959-02-18  

——柯庆施: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并不是新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不管是进行阶级斗争或者生产斗争,不管是做哪种工作,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都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关系。

——周恩来奠定的是什么政治基础?

——1954年宪法不是毛主席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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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就民主等问题致政治局
(1926年6月6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6卷 №02791
乌格拉诺夫同志第一次公然试图通过把纲领大大降低到实践的水平来克服民主制的纲领性定义与实际制度之间的矛盾。他宣称党的机关拥有无限的统治权是民主的实质,它提出吸引、检验和纠正。1926年6月2日党有了一个基于机关拥有无限权力的最完备的关于制度的定义。乌格拉诺夫同志在试图给民主制的实质下定义的同时,也给官僚制的实质下了定义。诚然,在乌格拉诺夫同志的定义里此官僚制不单是发号施令,而且还向群众提出问题,吸引群众纠正路线。但这只意味着,乌格拉诺夫同志提供了一个关于“开明的”官僚制的定义。而这里却压根儿没提民主。不言而喻,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组织。全部制度应保证党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及时地统一行动。由此得出结论:既要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又要在每个特定阶段历史情势的具体条件下对党内民主加以切实的限制。这一切我们都清楚。党不可能变成一个争论俱乐部。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以及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都没有忘记这一点。但是党为了保证在新的更复杂的条件下能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1921年起就坚持不懈地提出并重申这一思想,即随着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加强,随着全党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党的制度应通过自由讨论、集体决定、对机关的监督及自下而上的选举制的办法来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和机关作风。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从国内战争向经济和文化建设过渡到现在已过去5年多了。党内民主的方针自然是根据从国内战争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这个条件宣布的。从1923年末中央自己宣布有必要“认真改变党的方针”时起已经过去两年半的时间了。在这5年期间,尤其是后两年半我们没有打仗。我们的经济增长了。无产阶级恢复了元气。党的构成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党的水平和经验都提高了。所有这些条件看来都大大加强了向民主方向“认真改变党的方针”的必要性。但这种改变并未出现。相反地,党的制度从未像现在这样染上了十分严重的任命制、发号施令、乱怀疑、压制一切的作风,也就是无所不在的机关作风。在党内民主的纲领性定义之间,在已经宣布并一再重申的实行党内民主的方针与党的实际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是触目惊心的矛盾。党意识到这个矛盾已日益尖锐,令人痛心且无法容忍。对于革命政党来说,没有什么比表里不一和言行不一更痛苦的事情了。这种表里不一超过一定程度就变成了明显的弄虚作假。于是乌格拉诺夫同志就主动修改了党在党的制度及工人民主制上的原则方针。乌格拉诺夫同志大胆地提出了民主的“实质”问题,并揭示了此实质就体现在及时而正确地工作的开明官僚制度上。假如没有任何其他现象,那么单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说:我们党正处于发展的转折时期。目前这种表里不一不可能持久。要么是完全按照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党的制度开始作认真改变,要么是党应该改变自己的方针,即从列宁的立场转向乌格拉诺夫的立场。

——托洛斯基:党的构成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

——托洛斯基:党的水平和经验都提高了。

——1954年年,中国共产党的水平提高了吗?

——1966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水平提高了吗?

——1976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水平提高了吗?

——赵家为什么能篡党夺权?

——但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条黑线,即周恩来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经常的忽隐忽现地干扰无产阶级的红线。但这一条黑线有它的特点,即它使用两面派手法,通常好像与毛主席一致,善于表面上同意和悔改,毛主席说的,它一般也执行,不然它就没法隐藏在党内,骗得党和人民信任了。这条黑线不仅周恩来一个人,而是他那一帮,我们现在说的一帮,那一小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了关键的时候,他们就干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红线,反对这一红线,我想给你们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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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书的建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即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根据《 毛泽东书信选集 》刊印 ( 有手稿 )

——周恩来读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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