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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走资派鼻祖托洛斯基《谈谈施米特同志关于工资的建议》

谈谈施米特同志关于工资的建议
托洛茨基
(1926年7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37
  施米特[1]同志的决议把必须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尽管我们这里说的是工资,而不是劳动生产率——放在首位,但只字不提相当一部分经济工作者力图过度扩大管理机关的权力,致使工厂的内部规章不仅回到了“战前模式”,而且还有过之。例如,列宁格勒“红三角”工厂就规定,“如果一个工人在三个月之内迟到五次,哪怕一次只迟到一分钟,那他就会无条件地被解雇”。要求“对因病缺勤三天以下者保险部门减发甚至完全停发工资”,就是说,缺勤不超过三天的工人将被自动归入泡病号者之列。建议“为大型企业配备医生并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使他们成为对开病假条负责的人”。要求制定“强制性的工业法典,该法典应当规定管理部门的权利并赋予这种权利以某种不得抗拒的效力。”所有这些都刊登在《工商报》上(1926年7月1日第147号),标题为《如何同旷工现象作斗争》。
  这些要求在全苏劳动局和工资等级制定局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有反映。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对劳动法典加以修改,使其规定:(1)管理部门有权在轻的处分未取消时给以重的处分;(2)“对多次违反上下班规定,一个月内三次擅自离岗,没有正当理由缺勤三天以上者立即予以解雇时、对被解雇者“不发退职金”;认为必须‘在缺少劳动等价物的情况下(即在哪怕有正当理由而缺勤的情况下)将确定需要支付报酬的情形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修改停工付酬办法”,“修改关于为未成年人预留工位的立法”等等。(1926年7月149《工商报》)

给弗•伊•列宁的电报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
我已经派信使去巴库,日内我就动身南下。商品交换特派员札依采夫因为盗窃公家货物,投机倒把,今天将要逮捕。请转告施米特不要再派坏蛋来。让柯鲍捷夫下令,要沃龙涅什的五人委员会〔22〕即使为了本身的利益,也别阻挠我的特派员。
据悉巴泰斯克被德国人占领了。
人民委员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于察里津
第一次载于一九三六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七期

——施米特是个什么样的人?

——肃反时发表的

——没有可信力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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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通知:第5版()
专栏:
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通知: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纪念,引起了党内学习党的历史的广泛的热情。毫无疑问,有系统地学习党史,将极大地加强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而使全党的干部和党员在今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中增加极大的觉悟性和信心。学习党的历史的基本材料,应当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有些直到最近才收集起来,有些过去虽然收集过,但有很多人没有获得阅读的机会,所以我们决定在《毛泽东选集》未出版前,先选择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六年以来所写的几十篇最重要著作,除篇幅很长的须出单行本者外,从今天起在人民日报陆续发表。这些文章中,有些经过作者自己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各文的题解和注释均经作者审阅过。
1951-07-01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1951年10月,在《毛泽东选集》未出版前,先选择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二六年以来所写的几十篇最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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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

——毛主席选集呢?

——毛主席全集呢?

——没有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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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出版毛主席选集?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
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1949年6月1日)
绝密(严禁复印)
致菲利波夫①:
    据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同志说,1948年由中共中央机关所属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在苏联译成俄文,并将于近期发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已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文章的挑选和排版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不足,另外在个别词语上还存在一些错误,甚至是曲解。
    中共中央将出版一套新的经作者本人校对的毛泽东著作选集,其中对前一版《毛泽东选集》作了一系列修改和变化。我们计划于今年6月底以前出版该著作。
    有鉴于此,我们请求(你们),暂时不要将译自中共中央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付诸印刷。
    另外,还要请求你们,应根据我们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来对已译俄文著作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变化。我们将于该新著出版后立即将其发往莫斯科并交给你们,在此之后,你们就可以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了。
    中共中央          
    1949年6月1日      
第525号
——
① 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

——中共中央将出版一套新的经作者本人校对的毛泽东著作选集

——出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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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催?

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记录(摘录)
您的著作可以译成俄文
(1949年12月16日)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著作目录,这些著作可以译成俄文。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曲解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看完材料。但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同俄文译者一起对文字做些润色:第二,在中文原著的校订上得到帮助。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您在您的著作编辑方面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并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
不久,苏联方面就派出了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院士、哲学家П.Ф.尤金来到北京,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到1950年10月,毛泽东对第一、第二卷的审校基本完成,他和尤金分别致电斯大林,介绍了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情况:

——中共中央着手毛泽东著作选集出版工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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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学习毛泽东

——怎么学?

——揣摩毛主席

——对付毛主席

——中国人民呢?

——赵家: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第2版()
专栏: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
李先念
《工人日报》根据广大商业职工的要求,辟出专栏,刊登一套“向商业职工讲话”,这是一件很有益处、很有意义的事。工人日报同志要我讲几句话。我想说的中心意思就是:希望全体商业工作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
商业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商业的一切业务活动,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都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生命线,是完成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和前提。我们必须坚持政治统帅业务的方针。离开了这个方针,商业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一切工作都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串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商业部门受国家和人民的委托,经管着大量的商品和财富;市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总是想把市场作为“突破口”。他们总是采用拉出去、打进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化瓦解等等手段,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的干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篡夺无产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妄图实现“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商业变色。我们广大商业职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同一切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商业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坚强的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必须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出发,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积极开展购销活动,扩大物资交流,改善经营管理,积累建设资金,为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这是商业工作的根本方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工业的重要市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他又说:“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因此,商业工作必须面向广大农村,积极做好向农民供应工业品和向农民收购农产品的工作,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没有强大的工业,便没有富强的国家。商业部门要积极做好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工业品的推销工作,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是否对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是否对全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极性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是否对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是衡量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做得好与不好的主要标志。这也就是商业工作的最大的政治观点。社会主义商业是光荣的革命岗位,社会主义商业人员既是社会主义革命者,又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每一个商业人员,都应当时时刻刻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心里,自觉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做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商业工作人员,必须树立和发扬无产阶级化的革命作风。革命作风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企业单位,不论它经营着多么大的业务,也不论它有着多么严密的规章制度,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化的革命作风,就不可能正确执行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就不可能完满地实现多快好省、勤俭办企业的要求。办好社会主义商业,物质条件是重要因素,但是,决定的因素是人,是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干劲。因此,在我们的商业企业中,也要象人民解放军那样,把政治工作摆在首位,狠抓“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使每一个企业都成为一个革命的熔炉,使每个职工都能在这个革命的熔炉里,炼就好的思想、好的作风和一套过硬的本领。要努力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树雄心,立壮志,不畏艰苦,不怕困难,敢于坚持斗争,勇于挑重担子。要努力培养实事求是的作风,经常地对生产、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要努力培养团结互助的作风,在部门之间、上下之间、友邻之间、同志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发扬民主,严于责己,宽于待人。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倾听别人意见。不论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耐心地听。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的共产主义风格。不骄傲自大,不固步自封,不自以为是,不闹本位主义。要努力培养勤俭朴素的作风,人人动脑筋、想办法,积极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流通费用,发扬“一厘钱”精神。少花钱多办事,少用人多办事。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要努力培养刻苦钻研的作风,人人都要大练基本功。广大职工应当练好基本功,所有领导干部也都应当练好基本功。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股闯劲,有股钻劲。
商业工作人员,必须坚持不懈地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多年的经验一再证明,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反之,只要稍微离开毛泽东思想,即使主观上想把工作做好,也会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因此,在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体商业人员的头脑。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学会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用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指导自己的行动,改造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说,读毛主席著作一定要结合工作,结合实际斗争,结合自己的思想,刻苦钻研,反复对照,学了就用,用中又学,反复学,反复用。实践证明,这种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方法,是正确的方法。凡是采用这种方法读毛主席著作的,都感到很亲切,很深刻,接受快,效果大,一通百通,无往而不胜。时间越紧,任务越重,越要学好毛主席著作。商业部门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作全体商业人员的最根本的必修课。并且要安排一定的学习时间。要人人学,领导干部带头学,把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全体商业工作人员,要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积极做好商业工作,促进国民经济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1965-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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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文章为什么1938年发表?

——周恩来:增强党的团结

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第1版()
专栏:社论
增强党的团结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根本保证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经过详尽的讨论,全会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一九五四年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一方面,党的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成绩,抗美援朝运动、和平解放西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都取得了胜利,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民主建政工作、外交和国际活动、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党的工作,都有巨大的成就。这些胜利和成就,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成为全党坚固团结的核心;另一方面,党提出了伟大的新的历史任务,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我们的国家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任务,比之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具有更加深刻和更加广泛的性质,并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党的四中全会充分地估计了过去工作的成绩。但过去的成绩不论怎样巨大,共产党是决不能因此自满的。四中全会特别注意的,是怎样来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更伟大更艰苦的任务的实现。四中全会一致地认为:党的坚固的团结是党在过去所以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今后,为了在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坚固团结。四中全会认为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适时的,英明的,是在党的生活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基本上是团结一致的,是巩固的,是健全的。这是事实。这不但我们自己承认,全国人民承认,就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的。那末,为什么还要强调增强团结的问题呢?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看,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我们在这个时候严肃地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希奇的。
我们要把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帝国主义者很不喜欢的,也是国内的反动分子很不喜欢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时刻不忘地要在中国制造反革命的复辟。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剥削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的分子要千方百计地来进行破坏活动。这些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但他们破坏活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破坏中国共产党,因为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者。敌人不但会从外面,用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和所有可能的卑鄙手段等来破坏党,更危险的是到共产党内部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制造党内的不团结,制造党内的分裂,这样来“从内部夺取堡垒”。在历史上,苏联共产党内出过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最近还出过贝利亚,在中国共产党内出过陈独秀和张国焘,这些人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共产党内部的代理人。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要在共产党内部找寻代理人,是没有什么奇怪的。相反的,如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向共产党内部找寻代理人,那反倒是奇怪的了。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一定要向共产党内部找寻代理人,他们也找到过这样的代理人,甚至在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完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苏联,还在共产党内找到像贝利亚集团这样的代理人。那末,可以理解,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决不会不在中国共产党内找寻代理人的。如果我们党不十分警觉地保持党的团结,那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可能在我们党内找到他们的代理人的。
四中全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情况,认为党内有些因素使党的团结受到威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公报)他们这种骄傲情绪和个人主义恶劣倾向的发展,如果党不予以及时的制止,必然会走到与党对抗,破坏党的团结,就有发展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成为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可悲的前途。四中全会指出,骄傲情绪是“极端危险”的情绪,正是因为这种情绪发展下去,足以招致党的不团结,招致党的分裂,招致中国革命的挫折或失败,所以它是极端危险的。
既然这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在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中已经存在和滋长,并且可能发展到威胁党的团结的程度,四中全会完全有必要向全党敲起警钟,向这一部分干部特别是其中的高级干部敲起警钟,以便在萌芽状态时就消灭这种危险,保护党的团结,保护党的生命,保护我国的革命大业使之能够顺利的进行。
为此目的,四中全会规定了各项增强党的团结的具体办法。
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四中全会对于党内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根据“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四条第五条,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作了创造性的规定。这种规定,对于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常重要的。
四中全会指出: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进行批评,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直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为了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达到改正错误缺点的目的,又达到增强党的团结的目的,党就必须一方面向压制批评的现象作斗争,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原则,就必须反对这样一种人,他们口头上并不反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适用于别人,只能适用于别人工作的范围内,而不能适用到自己,不能适用到属于自己工作的范围内,因为这就是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必须反对另一种人,他们不是想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巩固党的纪律,来促进党的团结和帮助同志的进步,而是想假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名义来削弱和破坏党的纪律,从而削弱和破坏党的团结和党的威信,因为这样的态度是党所完全不能容许的。
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自第七次大会以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四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唤起全党同志首先是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高对于革命的责任心,对于敌人阴谋的警惕性,对于党内可能出现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警惕性,并指示了具体办法来确保和增强对于全党、对于全国人民最宝贵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这是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沉重打击。这是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实现,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了一个根本的保证。全党同志,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责任,是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贯彻到党的实践中去,使我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以便团结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全体劳动人民和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为战胜内外敌人的任何阴谋破坏,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1954-02-18

——是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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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报论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激发群众的创造性,提高工作水平的方法。第4版()
专栏:
真理报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激发群众的创造性,提高工作水平的方法。
【新华社北京八日电】据塔斯社莫斯科讯:真理报顷发表社论,论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激发群众的创造性,提高工作水平的方法。真理报写道:共产党从它成立的初期开始,就本着为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的事业忠诚服务的精神,本着要求很高和对缺点与错误绝不妥协的精神,来教育与培养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苏维埃社会的特殊规律和动力,这是天才的斯大林同志所发现的。真理报指出:在我们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里,已创造了一切条件,保证进行从上至下而又从下至上地广泛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勇敢的有原则的批评,并展开对谁也无须顾忌的批评。党内群众通过下列方式来考验和鉴定他们的领导人,他们在积极分子大会上,在代表会议与代表大会上,听取领导人的报告,批评这些领导人的缺点,最后才决定是否把这些领导人再选入领导机关。而非党群众,则在积极参加公众事务的党外人民的大会上,在各种各样的群众大会上(他们在这些集会上听取卓越的工人的报告,批评其缺点,并指出改正缺点的方法),考验并鉴定他们的经济方面、工会方面及其他方面的领导人。这一切使有可能及时提出警告并及时改正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激发千百万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创造性的倡议,逐步提高我们全部工作的水平,并加速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步调。
1950-01-09

——周恩来:我自我批评

——批评?

——周恩来:高饶反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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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李立三同志的发言第4版()
专栏:
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李立三同志的发言
党在纠正党员的错误方面所采取的“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是一切错误的根源——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毒害——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只有不“讳疾忌医”,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提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才能改正错误。
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又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是由于我们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在不断克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斗争中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在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斗争中确立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能够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个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央始终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正如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所说:“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为此,“党中央曾经在遵义会议的七年以后,在全党发动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著名的‘整风运动’,组织全党干部在这个运动中,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详细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展开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对于任何由于认识上有错误而在工作上犯错误的同志,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
我从自己所犯错误的教训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党的这个方针的正确和伟大。大家知道,我是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立三路线错误的负责人,并且是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积极参加者。党的六次大会明确批判了第一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了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党内最主要的危险,为什么我在六次大会以后不久又重犯这些错误,并把它发展到更加严重的地步呢?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虽然口头上承认了盲动主义错误,但是,没有进行任何思想清算,只是否定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的表现,并没有而且也不懂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深刻地分析错误的本质和思想根源,因而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地存在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和由此而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没有丝毫改变。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遇到了革命环境好转的时候,就又一次暴发为更厉害的“革命”的狂热病。同时,那种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思想也就更加猖狂起来了。
这种猖狂的主观主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单凭一时狂热,把主观的幻想当成现实,毫不思前顾后,毫不谦虚谨慎,就任意发号施令起来。回想当时那种盲目莽撞的拚命主义作法,不管情况如何,不问条件怎样,在敌人白色恐怖统治最强固的城市中,不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去一点一滴地积聚革命力量,反而不断号召罢工、示威,不断组织暴动;在农村中不用全部力量去开展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斗争、游击战争,逐步建立革命根据地,反而命令当时还很幼小的革命军队不断进攻中心城市;并且在一次一次碰得头破血流之后,还不懂得回头,还要拚命地硬干下去,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主观主义的病毒,竟把人弄得愚蠢到这样不可想像的地步。
这种猖狂的主观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就成为强烈的宗派主义,不仅不能用冷静的头脑倾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任意扣上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帽子,加以排斥打击,造成了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甚至使一些优秀干部因此遭受牺牲。例如,恽代英同志的牺牲,使我至今每一想起就感觉非常痛心。恽代英同志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因为他几次表示不同意当时这种冒险主义的作法,便给他扣上了调和主义思想的帽子,把他调出中央机关,派他作沪东区委书记。他当时是敌人搜捕对象之一,既不熟悉沪东情况,眼睛又非常近视,在巡捕抄把子的时候,被抓住入狱,后来被叛徒告密牺牲了。这表明这种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的作法,不仅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造成了对革命的犯罪行为。
我这里只是想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立三路线时期那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发展的毒害,不来详细叙述立三路线时期许许多多在事实上危害革命的作法,也不来说明立三路线那种荒谬绝伦的所谓“观点”、“理论”,因为这是许多同志所熟悉的。至于立三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问题,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次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非常明确的分析和批判,我完全同意和拥护这个决议。这是一个总结我党历史经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有重大贡献的文件,这是延安整风这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运动的结晶。我没有能够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至今还不敢说对于这个文件有了真正深刻的了解和体会,还需要好好学习。
我在一九三○年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开始承认了当时所认识到的错误,并且的确当时就下了决心要改正错误。可是,在差不多过了二十年以后,在一九五○年全国总工会工作中又重犯了主观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这里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在长时期中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刻苦的思想清算工作。虽然也看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却不会联系自己的错误、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来加以思考,因而在思想认识上并没有提高一步。但是,我应当说,在王明路线时期,那种恶劣的宗派主义和家长制,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味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不仅不能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来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且使这些同志经常感到精神上的压迫,简直舒不过气来。更不用说,在王明路线那种“比立三路线的 ‘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情况下,当然无法帮助我来清算立三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了。我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我在这种情况下,又暴露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弱点——软弱性。我当时对王明同志的不少错误的言论和行为是不同意的,虽然没有走到对他完全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地步,但是也表现了甚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也不敢坚决抗争来维护党的利益的严重弱点。
往后几年,经过更大困难之后,在一九四五年底,忽然接到通知说,我当选做了中央委员。这种完全出乎意外的事情,当然给了我莫大的振奋,但是,完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一九四六年初回到哈尔滨以后,我才初次读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次读到延安整风文件,初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对于我这个离开中国革命实际斗争十五年之久的人来说,这真正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我这时才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个术语,才知道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原则创造了并规定了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整套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才知道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个原则如何深刻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毒害,并且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一整套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方针路线。特别是当我听见说延安审干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九条方针”以后,拿来和我自己经过的事情一比较,使我深刻感觉到在革命运动的巨潮中掌舵人的作用何等重要,领袖的作用何等重要。所有这一切,对于同志们来说,都是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深切体会到了的;对于我来说,就好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只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但是,究竟美的意义,美的道理怎样,一下子是无法深刻体会的。所以像我这样一个党员,按党龄来说,可以说是“老资格”了, 但是就革命的思想、知识和经验说,实在幼稚得很。当我读过这些文件和著作以后,知道了我犯错误的根本毛病是主观主义。当时也就下了决心要根绝这个毛病,要努力学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进行工作。但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思想方法这个怪物,毕竟不是那一个人赌咒发誓根绝它就可以清除得了的,也不是那一个人下一道禁令,或者画一道符籙,可以驱除得了的。当你还没有请到良医给你注射足够的抗毒素的时候,当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程度的时候,这种主观主义的毛病一遇到适当的条件,又会重新发作起来。
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犯的错误,正是这种主观主义毛病的重新发作。我不能不感谢党给我施了一次良好的手术。当中央发现了我的错误的时候,就进行了及时的揭发,尖锐的批评,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高度上来揭发错误的实质,批判错误的危害性,这样大喝一声:“你有病呀”,才帮助我能够较快地觉悟过来,没有陷入到更深的病魔中去。更重要的,正是由于这样,就使全党同志都了解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提高了认识,坚决与错误的影响作斗争,就比较容易地制止了错误影响的发展,使党的事业没有受到更多的危害。在我检查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及检讨了错误以后,中央和许多负责同志,又像医生护理病人一样地关怀我,并给我以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我所接触的许多同志,不但不对我歧视,而且给我以不少的同志的帮助、安慰和鼓励。我是深深感到了这种同志的温暖的。这样的关怀和温暖,正好像病后补药一样,使我能够较快一些恢复健康和工作能力。我的这次错误,使我补上了延安整风的一课,对我是非常有益的。后来在一九五四年七届四中全会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我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但是,我决不敢说,我的病根已经完全?掉了,更不敢说已经完全改正了错误,以后不会再犯错误了,如果自己不警惕,不谦虚谨慎,不兢兢业业地努力学习,不切实抛弃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的习气,真正学会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如果没有党的经常的监督和教育,是完全可能重犯错误的。因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真好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同志们对我的今后工作随时给以严格的监督和更多的帮助。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得到了一点起码的认识,就是如果不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便会成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错误中去。同时,我在犯过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在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我愿意在党的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克服自己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弱点,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求得终于能够在实践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党在纠正党内错误问题上所采用的从施手术到病后的适当护理这一整套“治病救人”的办法,使我们党既能不断克服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又能及时挽救犯错误的同志(如果犯错误的同志不“讳疾忌医”的话),既能不断克服内部矛盾,又能不损害党的团结,并且更加增强了党的团结,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我相信,贯彻执行开幕词和报告中提出的方针、路线和作法,我们党必能更好地团结自己的队伍,团结工人阶级,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完成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任务。
1956-09-24  

——李立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王明:半托洛斯基分子

——赵家: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李立三:我愿意在党的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下,继续努力工作和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向群众学习,克服自己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严重弱点,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求得终于能够在实践中,而不只是在口头上改正自己的错误。

——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李立三同志的发言

——谁放出邓痞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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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李维汉同志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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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李维汉同志
萧克
今年6月2日是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想起这位在建党初期就有声望,并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革命家,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1926年9月,我随北伐军打到两湖,就从当时的报刊上,看到毛泽东、蔡和森、郭亮、李维汉、夏曦等人的名字和他们写的文章。他们是湖南有名的共产党人,深受当地群众的崇敬。我那时年轻,对这些湖南共产党名人更为景仰。通过了解,我才知道,李维汉曾与毛泽东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和工作,新民学会在湖南成立时,他是最初参加学会的14名成员之一。1919年,他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并随团一起远渡重洋,到法国去寻找马列主义。1921年底,他又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组织旅欧少年共产党,并任组织委员。1922年底,李维汉结束了将近3年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接替调往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从1924年开始,他就经常以罗迈的笔名在《湘江》半月刊、《新民周报》、《战士》周报等报刊上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的卖国罪行,总结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鼓励青年学生投身革命实践。我曾看到过他写的一篇题为《湖南革命的出路》的文章,他明确提出“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的观点。后来,又从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特别是南昌起义时的文告中,读到与罗迈的文章相同的观点,我思想上认为中国农民要土地革命才有出路,这种观点最初的引导者是李维汉。
1932年10月,我从中央苏区调到湘赣苏区工作。两个苏区就隔着一条赣江,中央苏区经常有人带报刊、文件过来。有一时期我从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和《斗争》杂志上,看到有罗迈的文章,后来,任弼时同志来到湘赣苏区。他告诉我,李维汉在八七会议前是中央政治局5位常委之一,参与决策了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召开中央紧急会议这些事,并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听了弼时的这些介绍,我对他更怀敬意。
第一次见到李维汉,是在长征到了陕北以后。有一天,敌人的飞机轰炸延安,我们都跑到防空壕里躲避。一位叫金维映的女同志向我介绍身边一位体魄魁梧的中年人,说是李维汉同志。就在躲飞机的间隙,我与李维汉聊了起来,谈到延安和陕北地区,他说要多办学校,大量吸收大后方青年学生来上学,既壮大我们的力量,又能大量参加敌后游击战争。几天以后,有些陆续从湖南来的青年找到我,要求入抗日军校。我对他们说,陕北公学有一位理论水平很高、知识十分渊博、革命资历深,又有战争经验的校长,你们去那里一定能学到革命的学问。听了我的介绍,他们进了陕北公学,后来,成为革命的骨干,分赴敌后各根据地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一直在前线南征北战,与李维汉难得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的。这期间,他主要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经常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理论文章。其中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第一任统战部部长,积极团结党内外民主人士和各种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奋斗。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工作方面,他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首倡者和坚决执行者,为丰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与李维汉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逝世前的半个月。当时,贵州的同志托我找李维汉为夏曦的墓碑题字。我到了李维汉的家里,见到已88岁高龄的他,身体相当虚弱,但一谈起夏曦,他精神振奋起来,满口答应了我的请求。他说夏曦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对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这个字我一定题。谁料到,我走后他便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不久,便与世长辞了。字,他终于没能写成,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1996-06-03

——谁在吹捧这帮子老杂碎?

李维汉同志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
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
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
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
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
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
7.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
9.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
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 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反右扩大化不是他一人负责,我也是有责任的。反右斗争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向部里建议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做个总结。)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中直5—30)

——谁在吹捧赵家老杂碎?

——谁在维护赵家黑二代?

——斯大林的报告为什么不公布?

——毛主席选集为什么只出版到第五卷?

——康生是毛主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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