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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 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第2版()
专栏:
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
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光明日报记者何炳然报道 27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就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等问题,对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必须坚决回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郭沫若首先强调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国家的建设任务非常繁重。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是我们国家的火车头。因此,它所担负的责任就特别重大。建国七年多以来,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了今后能够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久以前,中国共产党又抱着十分负责的态度,要对党内可能有的不良作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进行整肃,同时,也诚恳地鼓励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帮助整风,有墙拆墙,有沟填沟。这完全是一种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态度。要不是共产党,谁还能做到这样呢?但是,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偷天换日,竟假借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在右派分子看来,这好像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根据右派分子的估计,共产党是不得人心的,这个“党天下”是不会长久的。因此,他们开始蠢动了。他们得意忘形地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出他们的天下了。右派分子是带着黑眼镜来看事物的,一切事物,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片墨黑。他把祖国几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笔抹煞。他们把个别现象扩大成为一般,借着个别党员的一些缺点,扩大成为整个党的缺点,把党涂成漆黑一团。有些糊涂的知识分子也在跟着嚷,说什么“现在不如国民党时代”呀,“知识分子遭了浩劫”呀,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右派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让资本主义复辟。只要稍具爱国心的公民,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种猖狂的进攻,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不能任其发展下去的。事实也正是这样,首先是工农群众,其次是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形势很明显,右派分子是在挖掘自己的墓坑。
诚然,在一个短时期内,右派分子的种种谬论,曾经哄骗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紊乱。但是,它只像一团团乌云,把太阳遮了一下。19日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布了,26日周恩来总理更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所提出的方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人们得到了辨别是非的明确的标准,也清楚地看到了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地光辉和伟大!可以肯定地说,今天已经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乌云消散,太阳更加光芒万丈。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会更加坚定;半信半疑的人有了明确的认识。这两个报告是治病的良药,治好了很多人的怀疑病、动摇病和糊涂病。当然,病入膏肓的右派分子,情况可能不同一些。但是,只要不甘自绝于人民,希望还是有的。周总理在报告中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吗?“我们希望,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憣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
是不是“言者有罪”了呢?
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谈到这里,郭沫若加重语气地说: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一个人的话,如果动摇了国家的根本,还是无罪,那样还有什么国家法纪可言呢?在我看来,今天“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句话,仍然一点也没有打折扣。善意的批评,就是说得苛刻一点,也是要被接受的。这好比香花,每每有刺,比如蔷薇,我们决不会因为它有刺就要把它拔除。但如果是株毒草,它有冒头生长的自由,我们也有拔除的自由和责任。田地是要种粮食的,不要说毒草,就是杂草也应该拔除。
反击右派,是不就是“收”?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长期的政策。反击右派是大争。只有把右派分子茁发出来的毒草铲除干净,才能更好地更健康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杂草除尽,花会开得更好。杂响除尽,鸣会争得更好。再从政治上来说,也只有把右派分子散放出来的别有用心的毒草铲除干净,各民主党派才能真正在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共存,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郭沫若继续说:目前,有两件事是必须区分清楚的。一件是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这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必须进行的。现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虽已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美帝国主义还封锁着我们的国门,国内反革命分子也还有。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要蠢动的。即如目前右派分子的大头目们,他们都是居于国家领导者的地位的,但是,一有机会,不也就要散播毒素,要让资本主义复辟吗?所以,阶级斗争并没有完结,即使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阶级斗争也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要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是要保证在共产党领导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另一件是整顿不好的作风。关于整风,不但共产党要做,目前许多民主党派也在开始做,这是很好的现象。整风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法。把作风调整好,把毛病祛除,就可以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领导的地位,责任特别重大,所以要认真地整风。各民主党派,以至于全国各个个人,也都负有建国的责任,也应该向共产党看齐,整自己的风,继续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
知识分子必须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有人说,一听见思想改造,就想起“清河劳改”。这种怕改造抗拒改造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宇宙间任何东西时时刻刻都在改造,特别是有机体是不断地在新陈代谢的。谁能拒绝改造?劳改有什么不好呢?它使许多坏分子变成了新人,何况是跟“清河劳改”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在我的想法,一个人倒应天天进行自愿自觉的劳改,适当进行体力劳动,对于知识分子不仅可以使身体健康,而且可以使思想健康。在知识分子中,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脑子里还有很多旧思想,认真说,必须“脱胎换骨”。能够做到,那是多么好啊!我想,多数知识分子是欢迎这样做的。但是,也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自命不凡,以超级老爷自居,不乐意进行改造,藐视一切,骂倒一切。实际上,那种人不外是井底蛙,他所知道的东西,有限得很。那种人如果永远坚持超级老爷的态度,是很危险的。他很容易堕落到反动派的泥坑里去。因此,我们倒要奉劝那些人把架子放低一些,赶快启发自觉,进行思想改造。在原则上,思想改造应该是和风细雨式的。但是,万一别人的批评,风不那么和,雨不那么细,在被批评的人,也应该忍受。事实上,风再和,也要吹动头发;雨再细,也要打湿衣裳。一个人如果真正下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使大风大雨,只要能把身上的污泥洗得干净,不是更痛快的吗?“浪子回心一片宝”
最后,郭沫若说:在这里,我还想提一提个别学校里少数青年学生受了蒙蔽的问题。年青人,富于感情,阅历不深,易受蒙蔽。因此,当右派分子进行别有用心的煽动的时候,有小部分人就动摇起来,甚至受了诱惑,跟着蠢动。这当然是犯了错误。但是,犯了错误,只要勇于纠正,又可以变成好事。特别是年青人,一般地说,比较纯洁,受了毒,也不很深,容易医好。俗话说:“浪子回心一片宝”。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目前,作为一个爱国的青年,只要能够辨明是非、站稳立场,坚决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走向社会主义,他们的前途是有无限的光明的!
(原载光明日报)
1957-06-29  

——可能还有人这样问:不是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怎么言者又有罪了呢?谈到这里,郭沫若加重语气地说:实际上,答复这个问题很简单:“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

——这是什么逻辑?

——赵家逻辑。

——陈伯达听命于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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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抹黑郭沫若?这或许比辟谣更重要
2018-09-03 09:36:02  来源:观天下讲坛  作者:李斌
谣言三: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
这个谣言讲的是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1979年于立群知情后自杀……郭沫若娶了姊妹花,蹂躏人家等等。
这个谣言是从哪儿来的呢?来源是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于立忱之死》。在这篇文章中,谢冰莹讲在将近五十年前,有一天她的闺蜜于立忱在医院,让谢冰莹去看她,谢冰莹以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发现是在产房做人流手术。于立忱流着眼泪告诉谢冰莹,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整篇文章就是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后来广泛流传,在网上演绎成郭沫若对于立忱始乱终弃,玩弄两性关系,后来于立群知道后又自杀了。那么,这篇文章是真的吗?
一个老太太回忆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剧本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历历在目,非常清晰,可能吗?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会有那么清晰吗?一个字一个字都能回忆出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历史研究讲究的是证据,谢冰莹这篇文章发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当事人都死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说?你在人家生前说,若你说得不对,人家还可以纠正,但是人家都死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还有,为什么只有谢冰莹一个人在说这件事?其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过,这可能是真的吗?孤证不足为凭。
第三,谢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忆恰好相反。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关系很好,他们都做过新闻记者。林林说于立忱病重的时候,是在他家住的,谢冰莹没有参加于立忱的葬礼。谢冰莹若真是于立忱的闺蜜,于立忱病重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一个男生家住,不去闺蜜家住?如果你真的是她的闺蜜,人家都死了,你为什么不来参加葬礼?这恰好说明了谢冰莹和于立忱没什么关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样私密的事情,也不会告诉谢冰莹。谢冰莹在编造故事。  
第四,我们要注意这篇文章写作的特殊背景,文章最后几段大力歌颂的是领袖蒋介石,文章说我们这个领袖蒋介石对堕落文人郭沫若那是非常之好,但是这个投机文人根本就不领我们领袖的情,几次背叛我们的领袖,这个文人真是该千刀万剐。读到这里,我们就突然明白了,她是在国共两党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写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国民党人在诅咒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于是用这样的故事来诅咒。这个文章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网络上,人们不去注意这篇文章的真伪,而把它大肆宣扬,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确实有过交往,这都是郭沫若自己写在他的文字里面的,写得非常清楚。当时郭沫若正在东京流亡,而于立忱则是《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于立忱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带着郁达夫去回访,后来于立忱就回国了。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国,发现于立忱已经死了,就写了《断线风筝》,后来还两次拜谒于立忱的墓,把《咏风筝》这首诗写下来送给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朋友关系,超出朋友之上的两性之间乱来的关系,是没有的。  
那个时代的文人有过几次婚姻经历是正常的。郭沫若的发妻是张琼华,是他20岁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操办的,结婚那天他就不满意。
后来他去日本留学,跟日本的护士安娜产生爱情,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自己秘密回国,因为日本警方的监视,郭沫若不能带妻儿。
郭沫若回到国内和于立群结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过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对一个人产生过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时候的安琳。南昌起义撤退时,安琳作为女战士照顾郭沫若。郭沫若对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也知道,他还写在自己的文章里,全世界都知道。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绯闻,这是我研究的结果。1938年之后,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战线的领导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绯闻。

——郭沫若回到国内和于立群结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过了40年。

——郭沫若的倭国妻子呢?

离开日本携子寻夫
    1937年“七七事变”后,流亡日本多年的郭沫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7月25日凌晨,他告别了日本妻子安娜和五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驶向祖国的海轮。日本宪警来查问,安娜机智地回答:“朋友邀他出去休息几天,听说是到热海洗海水浴去了。”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对郭沫若住所进行彻底搜查,拿走了大量的书信及书稿。不久,又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
    八年过去了,安娜带着五个孩子,终于熬到了日本投降。这期间她也听到郭沫若又成了家,并有了几个孩子的传闻,但无法证实。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沐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事。安娜没有被这消息击倒,她仍准备去寻找郭沫若。
    安娜先请在台湾工作的妹夫陶晶荪和妹妹佐藤操帮忙,替大儿子郭和夫、三儿子郭复生在台湾找到了与他们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然后,她让已结婚成家,并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的二儿子郭博留在日本。安娜将家中所有的东西进行了清理,特别将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亲手用毛笔抄写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亲自交给岩波书店老板岩波雄二郎先生手中,请他代为妥善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过她的同意,任何人不能拿走这些稿子,包括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郭老留下的其他文物、原稿、书信、书籍等,则交给了郭博保管。然后安娜携女儿郭淑、小儿子郭志鸿,于1948年5月离开日本去台湾,先在妹妹家住了一段时间。
    1948年8月10日左右,安娜带着和夫、淑、志鸿抵达香港,住到了郭沫若家中。这是他们分别11年后第一次见面。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1、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和潘汉年、夏衍、冯乃超、连贯等老朋友,也是当时香港地下党的领导商量后,决定由跟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冯乃超同安娜和孩子们说:郭老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原谅。供给两个孩子读完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后两条目前无法做到。对这样的回复,安娜接受不了。以后又经过多次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把他的部分著作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办法。安娜带领和夫与志鸿暂回台湾,淑则留下来,设法找机会进入解放区。
    这时于立群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小的刚两岁多。当时已经住得相当拥挤的七口之家,一下又住进了四个大人,而且关系是那样的尴尬。但她还是忍气吞声地应付了过来。好多年后,于立群和我谈及此事,还心有余悸,感伤不已。淑在郭老家中又住了两个月左右,十月份由组织上安排从香港到达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但在台北念中学的志鸿不喜欢那儿的环境,加上语言不通,不久就退了学到香港,后由冯乃超带到了北平,在北京饭店见到了郭淑。这年四月安娜同和夫、复生在夏衍的安排下到了香港后,由赵带领,5月10日左右他们也到达北平,住进了翠明庄招待所。
这样除郭博还留在日本外,安娜和四个孩子在北平相聚了。不久淑进了燕京大学,志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复生则随夏衍到了华东,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夫去了大连,到一个研究所(即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所的前身)工作。
    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老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周恩来于这年七八月间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由郭淑担任翻译。周恩来称赞她在长期艰难的情况下,靠着顽强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把五个孩子培养成人。同时周恩来劝她体谅郭沫若和组织上的困难,不要再提和郭老脱离关系这个问题了。周恩来还说,你的四个孩子都在中国工作学习了,如果你和郭博同意,也欢迎郭博到中国来工作,你也不要回日本去了。安娜感谢周恩来的关怀,同时她也向周恩来表示了对郭老避而不见的做法不满。不久她就到了大连,和长子和夫一起生活。

——郭沫若是重婚罪。

——同时周恩来劝她体谅郭沫若和组织上的困难,不要再提和郭老脱离关系这个问题了。

——婚姻法呢?

——周恩来是什么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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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于立群
名门出身的大家闺秀
于立群,贺县(今贺州)桂岭人。她的祖父于式枚,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榜眼”。 于式枚榜眼及第以后,首任的官职是广东学台,相当于当今的教育厅长。这位科举出身的学台,却大力主张废除科举、创办学校,是位洋务派。广东省立优等师范创办后,他就兼任学校的学监并亲自上台讲课。后来出任驻德大使、吏部侍郎等职。其后任李鸿章幕僚十余年。官至正二品,从一品,对两广的教育事业贡献较大。
于式枚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人,没有结婚。他将胞弟于式棱的儿子于孝侯收为继子。这便是于立群的父亲。
于立群的母亲是西林县人,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女。她一共生育了五女一男,最后一个才是男孩。立群排行第三,原名佩珊,“立群”是后改的。

——郭沫若与于立群结婚

——组织起多大的反共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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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于式枚
于式枚,男,(1853-1916)清末官员,民初遗老。字晦若,祖籍广西贺县, 民初迁来营山。
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充李鸿章幕僚多年,奏牍多出其手,官至正二品、从一品,担任过清史馆副总裁、清史稿总阅等职。1896年参加康有为倡设的保国会。1906年任广东提学使,广西京官联名上奏荐其兼任广西铁路公司总理,规划建筑广西境内铁路。1907年充出使考察宪政大臣,上奏反对立宪和召开国会,维护专制皇权,立宪派请罢。因得皇族和顽固派支持,擢升邮传部侍郎、礼部侍郎、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辛亥革命后悲愤憔悴,稳居青岛,谢绝袁世凯聘为参议。1916年移居上海病死。

——李鸿章的门生弟子有多少?

——广东的满清余孽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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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岑春煊
岑春煊(1861年—1933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字云阶,号炯堂老人,曾用名云霭、春泽,广西西林人。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885年考取举人,以恩荫入仕。甲午中日战争时前赴战场,1898年因力主变法维新而得光绪帝青睐,提拔为广东布政使,1899年调甘肃布政使。

——郭沫若锁定保皇派

——郭沫若、于立群的势力多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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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夫人”于立群:郭沫若病逝8个月后自缢身亡
2012年10月22日14:4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38年12月,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进驻重庆,郭沫若和于立群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39年元旦,郭沫若与于立群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于立群被称为郭沫若的“抗战夫人”,在1978年郭沫若病逝八个月后自缢身亡。

——两个儿子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吗?

——怎么文化大革命不悲痛欲绝,自缢身亡?

——1978年郭沫若病逝八个月后自缢身亡。

——为什么?

——郭沫若、于立群的势力多大呢?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书法家 于立群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等送了花圈 王震方毅邓颖超同志等参加追悼会第4版()
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书法家
于立群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等送了花圈 王震方毅邓颖超同志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三日电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书法家于立群同志,因病于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逝世。于立群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追悼会会场正前方的灵台上,安放着于立群同志的遗像,四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叶剑英、邓小平、王震、方毅、邓颖超、胡耀邦、聂荣臻、宋庆龄、蔡畅、廖承志、姬鹏飞、许德珩、谷牧、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童第周等送的花圈,以及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全国文联、中日友协等单位送的花圈。王震、方毅、邓颖超、康克清、宋任穷等同志,部分人大常委、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全国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负责人、群众,以及于立群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致悼词。
悼词说,于立群同志是广西贺县人,一九一六年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三岁。早在少年时期,她就对旧社会怀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奔赴上海从事文艺工作。她追求真理,勤奋学习,艰苦斗争,不断前进,在革命思想的薰陶下,逐步成长为一位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抗日战争初期,于立群同志积极投入战地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她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经香港、广州,抵达武汉。在武汉期间,于立群同志直接受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导,积极协助郭沫若同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积极参加了群益出版社的创建,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大量革命文艺书籍贡献了力量。
抗战胜利后,于立群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一起,先后在上海、香港两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民主运动,继续从事革命书籍的出版工作,并筹备中国妇女联谊会香港小组,进行筹集经费、医药物品等支援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以后,于立群同志积极投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一九五三年后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心脏病。多年来,她抱病坚持学习,认真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协助郭沫若同志做了许多国际友好工作。在此期间,她还精心研究书法,成为我国的女书法家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于立群同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同郭沫若同志一起遭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忍受了失掉两个孩子的沉重打击,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郭沫若同志逝世后,于立群同志抑制着极大的悲痛,参加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与同志们一起整理郭沫若同志的作品。在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时,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
三月六日,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于立群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曾去北京医院与于立群同志的遗体告别。
1979-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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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抹黑郭沫若?这或许比辟谣更重要
2018-09-03 09:36:02  来源:观天下讲坛  作者:李斌
谣言四:《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为了逢迎毛泽东
《李白与杜甫》这本著作是郭沫若1967年开始写的,197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时期少有的学术著作之一,当时出版的著作都是马恩列毛鲁迅。这本书面世之后影响特别大。怎么看待这本书,人们也是众说纷纭。最普遍的看法是这本书是为了迎合毛泽东。那么这个谣言是从谁那里来的?钱钟书。
1979年钱钟书访问美国,夏志清问他,郭沫若为什么要写《李白与杜甫》,钱钟书说老人家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郭沫若听从“圣旨”,就写了《李白与杜甫》。这个话后来就被夏志清写进了书里,在美国学界广泛流传,且很快传到大陆来。1980年,《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说某个领导人喜欢三李,郭用对比的手法贬低杜甫赞扬李白。后来这话又传到台湾去了,这些言论在海外大陆、两岸三地传来传去,到底符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郭沫若在书里面已经说了他写这本书的动机。他说:“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大家读《李白与杜甫》就会发现,他主要批评了三部著作,分别是萧涤非《杜甫研究》、冯至《杜甫传》、傅庚生《杜甫诗论》,这三本著作都是50年代后出版的,在当时学术界影响非常大,被视为杜甫研究的代表作。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主要是一种学术上的对话,跟这三个人对话。
读过这三本关于杜甫的著作,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杜甫在一千多来以来都被称为诗圣,人们觉得杜甫特别伟大。经过新文化运动,对杜甫的评价没有变,梁启超、胡适都觉得杜甫是伟大的,而李白则是个人主义者。又经过了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人们还是认为杜甫是最伟大的。郭沫若就发现问题了。按理说我们这个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什么杜甫不倒?为什么杜甫是一个图腾?郭沫若要挑战的是这样的一个学统和道统。
因为杜甫维护现存体制,主张规训,无论是对君还是对民,都是要在一个现存体制下面来做事情的。但是郭沫若恰好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他跟杜甫在思想上是不合拍的。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人,郭沫若也是浪漫主义的人,当有人骂李白是个人主义者的时候,胡适、钱钟书、季羡林等人也骂郭沫若是个人主义者。所以他从李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从杜甫身上看到的是胡适等人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李白与杜甫》,就是要对那些维护现有统治制度,维护已有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进行抨击,从而主张一种真正的解放,主张叛逆。在这种情况下,他写《李白与杜甫》是一种非常有学术勇气的行为,要把千年以来的定案给颠覆掉。
我之所以说他不可能是在迎合毛泽东,为什么呢?首先,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说过喜欢三李,但是他后来又跟江青和张春桥说过,李白算什么?他就知道功名,后来被充军了。可见毛泽东对李白的看法是辩证的,既看到了李白身上浪漫主义的比较潇洒的一面,同时又觉得李白的功名心很强。郭沫若假如要迎合毛泽东,也不会这么拙劣。毛泽东的辩证法,郭沫若当然比其他人更了解。
第二,何况《李白与杜甫》并没有扬李抑杜,而是要双双打破李杜这两个图腾。郭对杜甫有很多贬低的话,但是当写到杜甫喜欢吃牛肉,喜欢喝酒的时候,他很高兴,喜欢杜甫的这一面。他对李白有很多赞扬的话,但当他写到安禄山占领中原,李白不但不在那里组织抵抗还逃跑的时候,他对李白也是讨厌的,觉得李白很庸俗。郭沫若对李白和杜甫都是在辩证地看,既看到他们有高尚、可爱的一面,也看到他们有庸俗的、不可爱的一面。这才是郭沫若对李杜的态度,并不是说在扬李抑杜。
为什么造谣的是钱钟书?我们知道钱钟书和萧涤非是同学,清华大学1933年左右的同学。郭沫若那么批评萧涤非,钱钟书不高兴。郭沫若又批评了冯至,冯至和顾颉刚则是胡适的学生。1966年,郭沫若在人大会上说我要烧书,这个被人诟病了,说你不应该这么说。顾颉刚在日记当中说,郭沫若这个人写古装戏,写才子佳人,这个人很怪,他在人大会上说烧书,我们皆不满意。郭沫若做了检讨,他们还不满意。郭沫若还批评过沈从文,沈从文又推荐过萧涤非的书。你会发现这种人物关系,千丝万缕,北大清华那帮文学研究学者,相互之间都是同学,都是有师友之谊的,郭沫若得罪一个沈从文,得罪一个萧涤非,背后就是一大片。
他们这一帮人,尽管在50-70年代表面上被压抑着,实际上他们占据着各个高校的关键位置,1978年后他们重新把握话语权,这帮人当然会对郭沫若进行重新评价。复出之后,他们的观点跟海外反共的夏志清们的观点一拍即合,他们都不喜欢郭沫若。
谣言五:因为郭沫若的批评,沈从文中途折戟,从文坛消失  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说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有了这篇文章以后,沈从文就从文坛消失了。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这个文章影响也很大,“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们首先要看批评的语境。
1946年12月31日,周恩来从延安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当时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被迫从上海回到延安,接连给郭沫若写了两封信,这是第二封。周恩来说,再过一年半载我们这边的情况就会有质的变化,你那边的情况,希望你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头,我们来个里应外合的斗争。周恩来还说我们站在外面打,你要站在里面响应我们,而且你要站在里面的前线,你要站在里面的领导的力量上。这是什么意思?郭沫若是中共秘密党员,当时在国统区从事民主运动,周恩来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在那边领导民主运动,这被称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是郭沫若的任务和使命。

——当时在国统区从事民主运动,周恩来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在那边领导民主运动,这被称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是郭沫若的任务和使命。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第3版()
专栏: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郭沫若
编者按:今年六月十五日(旧历五月五日)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纪念日。屈原是我国战国时代的楚国贵族,但他始终反对楚国王朝的腐败政治,坚持自己正直的政治主张。他的诗篇“离骚”强烈地表现了他的爱国热情,是有高度人民性的不朽杰作。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于今年九月间纪念四大文化名人,其中之一就是屈原。
(一)
屈原是中国民族所产生出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和正义,他的诗是由这种真挚的感情所充溢着的。
他以二二九二年前(纪元前三四○年)生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照族系上讲来,是楚国王族的同宗。屈姓是春秋初年(纪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的儿子屈瑕的子孙。屈是屈瑕的封地。但屈原在“惜诵”里面说,他自己的出身是“贱贫”的。这是因为“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子:喻老篇),封君只传两代,便要由王家收回土地。故屈原尽管与楚王同宗,事实上只等于楚国的一个平民。
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很知道民间的疾苦。看到人民生活的多灾多难,他经常叹息而至于流眼泪。后来在他失意遭受了流窜的时候,他屡次想跑到别国去,这是战国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常态,但他也想到人民的灾难而不忍离开。他似乎是特别同情农民的。在“卜居”里面曾说到屈原向郑詹尹问过: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这样相反的问题,他列举了八对,上一项都是他所愿意做或已经做了,下一项都是他所不愿意做的。如果“卜居”的描写合乎事实,那么屈原就是愿意拿着锄头耕田,而不肯去游说诸侯以求一官半职。
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所以他才能够博得人民的同情,他的诗也才能够有充沛的生命,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卷起了一次诗歌革命的风暴,在文学发展上发生着深刻的长远的影响,使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民一直都在纪念着他。
屈原的诗歌,根据汉代官家的著录,在当时只留下二十五篇。很可庆幸的是这二十五篇一直保留到现在,并没有残缺。那就是“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招魂”、“卜居”、“渔父”各一篇,一共二十五篇。虽然后汉的王逸把“招魂”作为宋玉的作品,而把可疑的“远游”一篇充足了二十五篇的数目,但我们根据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和“招魂”本身的内证,可以断定“招魂”确实是屈原的作品,而“远游”则很有可能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在这二十五篇中,还有一个近于公认的看法是:“卜居”和“渔父”(特别是“渔父”)也不会是屈原所作。但其中用韵还是先秦古韵,我认为当是屈原的后人如宋玉、唐勒、景差等,同情屈原而又深知屈原的生活和思想者的作品。故这两篇尽管不是屈原所作,而在作为研究屈原的资料上仍然是可以宝贵的。
根据那些最可靠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诗歌的特质就是人民气息的非常浓厚。首先值得注意的,他是采用着民间歌谣体,而充分地把规模扩大了。
在屈原以前,中国古代贵族阶级的诗歌,如“大雅”、“小雅”、“商颂”、“鲁颂”等,以及春秋以来的青铜器上的一些有韵的铭文,不分南国和北国,都一致地采用着四言诗的格调,和民间口语是脱离了的。到了屈原,虽然在“天问”、“招魂”、“橘颂”的几篇中,基本上还保留着四言格调,而在其它的篇章中便把这种格调彻底打破了。
方言和口语的大量使用,是屈原诗歌的一大特色。这些字眼是举不胜举的。一个反复使用的“兮”字便是最好的一把钥匙。“兮”字是古代民歌里所常见的字,采自民间的“国风”也常见使用。这个字,今音虽读如牺,古音却读如呵,懂得这个音窍去读屈原作品,民歌品质的真相便完全表露出来了。
屈原在古代中国的诗歌中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的,而这个新的形式和他的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感情意识正相为表里。故屈原的诗歌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典型的一致。
(二)
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
他生在楚国,因而热爱楚国。但他的对于祖国的热爱,是超过了楚国的范围的。
请读他的“天问”吧。那里面所包含着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大部分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叙述,从虞夏殷周以来每一代的事迹都说得相当详细,而最后说到楚国时却只有四五句而已。再请读他的“离骚”吧。那里面也在称赞尧、舜、禹、汤、?陶、伊尹、武丁、傅说、周文王、齐桓公,而却没有一处说到楚国的先公先王。从这里,屈原的抱负不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吗?屈原,他不仅热爱楚国,而且热爱中国。
中国的古代社会,在春秋以前虽然仿佛是一个统一的局面,但那局面很小,而在实质上只是一些大小氏族集团(所谓“万邦”)的并不十分紧密的联盟。那些氏族集团在联盟期中,特别在联盟瓦解之后,都各自为政,进行其独立性或半独立性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便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在基本上是在统一形式之下发展着。因此,在这长期的个别发展中,中国的局面由小而大,到了春秋末年已经普遍地生出了更严密的统一要求,即所谓“大一统”。由殷周以来的多数氏族集团归并而为春秋的十二诸侯,再归并而为战国的七雄,这样的历史发展的轨迹正明显地表示着这个“大一统”的趋势。这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总要求,差不多无例外地,反映在周秦之际的各家学派的主张里面。
屈原当然体会到了这种趋势和要求,而生出了由楚国来统一中国的抱负:“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他要急走直追,辅助楚王,向统一中国的禹汤文武追赶上去。
要由楚国来统一中国,楚国在当时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格呢?这倒并不是屈原一个人的纯粹的主观愿望。
楚国本来是殷王朝的同盟,殷代灭亡后,在周代的几百年间,独立地在南方发展。到了战国时代,长江流域、汉水流域、淮河流域的全部都入了楚国的版图。此外还包含着今天的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各一部分。中国南部的开发,楚民族的“篳路蓝缕”是尽了很大的力量的。故在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土最大,而兵力也不弱。
就在屈原诞生前四十一二年前,楚国的悼王曾经重用吴起,对于内政雷厉风行地施行了一次大改革。“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这和二十年后秦孝公重用商鞅的作风是很相仿佛的,吴起与商鞅同是出身于魏国的法家,他们的主张和手腕相同,目标相同,步骤也是相同的。但不久楚悼王一死(纪元前三八一年),楚国的反动公族们便把吴起射杀了。吴起的悲剧也和商鞅的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商鞅执政的时期很长(在二十年以上)而吴起执政的时期很短(只有两年光景)。但在吴起死后,射杀吴起的反动派有七十多家被治罪而整个消灭了,由此可见吴起的余教在楚国必然还有留存。
屈原正是在吴起商鞅等实行变法的流风遗韵中长大的。他靠着自己的才能曾经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做到仅次于令尹的左徒的官职,参预了高级的行政工作和外交工作。他的实际政治家的作风相当浓厚地表示着法家色彩。请读他的“惜往日”吧。他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回想从前我曾受信用,禀受王命使时代光明;把先代的业绩昭示众庶,使法度没有嫌疑可存),这明明就是“明法审令”的作法。在他所说的“先功”(先代的业绩)里面,可能就包含有吴起的余教。故在这之外,他在同一诗中,更主张“参验考实”,而反对“背法度而心治”。这些都是法家的基本主张。
然而屈原所遭遇的楚怀王,却不能和吴起所遭遇的楚悼王、商鞅所遭遇的秦孝公相比,因而他倒遭遇到了和吴起商鞅一样的悲剧。楚怀王是一位虚荣心很重,浅薄无定见,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他很轻易地听信了反动贵族的中伤,便把屈原疏远了。这个国王被一群反动派包围,一味地骄奢淫逸,轻举妄动,多树敌人,容易受人欺骗,也容易受人挑衅,结果一败再败,就像一个败家子一样,把楚国几百年来所建立起的基业,差不多就败坏在他一个人手里。最后还被秦国诱引去做了三年俘虏,囚死在秦国。
楚怀王的继承者顷襄王是更不济事的。在他的时代,正直的屈原更进一步遭受到迫害而被放逐。结果在顷襄王二十一年(纪元前二七八年)秦国的大将白起领兵南下,把郢都破灭了,焚烧残杀,剗平了历代楚王的陵墓,还长驱直入,占领了洞庭、五渚、江南。楚国的君臣朝东北逃走到陈城去才暂时稳定了下来,几几乎弄到了亡国的地步。
国家败坏到这步田地,在热爱祖国的诗人屈原当然是最不甘心的。这便是在他后期诗歌里面所包含着的绞心沥血的悲痛、抑郁、愤懑和绝望底深在根源。在郢都破灭后,他在逃难中做过一首“哀郢”的诗来表示深沉的悲痛。他那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是往南方逃走的。他逃走的方向恰恰是白起进兵的方向。所以他逃到了那儿,白起也追到了那儿。这就逼得他就在郢都破灭的那一年,终于跳进湖南境内的汨罗江里自杀了。
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很显然,他是把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
(三)
屈原的才智是向多方面发展的。
他的感情真挚,想像力丰富,对于自然物也有同样极其深厚的爱。他爱橘树而加以赞颂,他爱各种各样的香草而尽力栽培,他爱南方的山川风物、而仿佛沉潜到它们的神髓里去了。他利用着民间的信仰,每每把山川风物人格化,而且化得非常优婉。巫山有女鬼,湘水有女神,太阳和云都有男性或女性的主宰者,而在神与人之间或神与神之间竟往往使他们发生着深挚的恋爱。
自然现象,特别是天界的现象,被他人格化了之后,有时却都受着他的驱遣,为他服务,或者驾车,或者打仪仗,或者充任卫士。这样使他脱离尘寰而在天空中飞行——时而飞到天国的门前,时而攀上世界的屋顶,时而跑到西极的天边,去追求理想的乐土和“足与为美政”的理想的君王。他所理想的君王是用“美人”来象征的。但那样的乐土和“美人”,在天上和地下,他都不曾找到。
他虽然承认着民间信仰,但他对于神鬼之类的超现实的存在却并没有丝毫的信仰。他对于超现实的世界是怀疑的,有时甚至是憎恨的。请读“天问”吧。那里有这样的话:“天命反侧,何佑何罚?齐桓九会,卒然身杀!”这是在替齐桓公鸣不平,也就等于说没有什么“天命”。“招魂”里面有天国的描写,但那天国的景象,就给地狱一样,并不是可以使灵魂安乐的地方。“离骚”里面,诗人飞到了天国的门前,叫门子开门,而门子倚着天门望望,不肯替他打开。这是表示天国也和地上的宫庭一样势利或者腐化。
最值得注意的,是“天问”篇开头关于天体的一些疑问。他在问:天地未开辟以前的情况是怎样?天体是谁创造的?何以分成了十二等分?日月星辰何以不坠?太阳一天走多少里?晚间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月亮何以有圆有缺?——问得非常现实。这可表明屈原并不是经常以诗人的幻想去对待自然现象,而有时是以科学家的态度进行真理的探索。
关于天体的探问,在屈原时代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庄子的“天运篇”一开头就这样问过:天是动的吗?地是静的吗?太阳和月亮是在那儿赛跑的吗?谁在主持?谁在牵线子?谁没有事做在玩把戏?
还有一个故事出自庄子“天下篇”,是说南方有一位奇人名叫黄缭,他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北方的一位学者,名家(战国时讲逻辑的一派)的领袖,曾经做过梁国(魏)宰相的惠施,“不辞而对,不思而答,遍为万物说”。
这些都表示着与屈原同时代的学者们对于天体的运行和构造是有着普遍的关心。就在这一方面,屈原无疑也是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
屈原所处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文化灿烂的黄金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章家、科学家(天文、历数等)一大批地涌出,真真是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壮观。屈原以他的才质和地位,很容易受到各家学说的影响,而使他向多方面发展。但毫无疑问,他在诗歌方面的贡献是特出一头地的。
他的诗歌被保留了下来的虽然只有二十几篇,而内容却是无比的丰富。有平正、素朴的“橘颂”,有清新、玲珑的“九歌”,有瑰奇、艳丽的“招魂”,有雄浑、奇特的“天问”,有像雷电交加般的悲愤、沉郁而又奔放、宏壮的“离骚”和“九章”中的一大部分。感情的真挚,幻想的自由,词藻的馥郁,韵调的铿锵,形式的多样,像他这样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有数的。
屈原是有他的卓越的诗才。但在这之上,使他能够有伟大成就的基本原因,应该不嫌重复地指出,是他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热爱正义、而能够沉潜到生活与自然的最深处。他是在用他全部的生命来创造他的诗歌,因而他的一生也就成为了一首不朽的悲壮的史诗。(附图片)
屈原画像
1953-06-15  

——郭沫若是一个马列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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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

——郭沫若爱的是哪一国?

——新中国?

——为什么提屈原?

——为什么不提红军?

——为什么不提八路军、新四军?

——为什么不提人民解放军?

——为什么不提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什么不提新中国工人?

——为什么不提组织起来合作化的农民?

陕西各界代表祭轩辕黄帝陵 在杭州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扫岳飞墓第4版()
专栏:
陕西各界代表祭轩辕黄帝陵
在杭州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扫岳飞墓
新华社黄陵6日电 昨天清明节,陕西省黄陵县各界代表三千多人登上桥山祭扫了汉族的祖先轩辕黄帝的陵墓。
上午九时半祭陵仪式开始。乐队奏国歌后,主祭人、陕西省副省长杨玉亭在黄帝陵前上香献爵、献花圈,并向群众讲述轩辕黄帝开创民族基业,发展生产和文化的功迹。他号召群众继承轩辕黄帝勤劳勇敢的精神,艰苦奋斗建设祖国。祭陵人最后绕陵一周,然后下山参观轩辕庙。
据当地相传的神话,当黄帝“骑龙升天”的时候,人民怀念他的功勋,恋恋不舍,牵衣挽留,当时扯下了他的一块袍襟和一只靴子,便埋葬在桥山上。这就是黄帝陵的来源。
新华社杭州6日电 住在杭州的前国民党军政著名人士二十多人,清明节在西湖边上祭扫岳飞等的坟墓,并且在墓前献花圈致敬。
曾在北伐大革命时担任过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马文车,在扫墓之前还写了四首扫墓诗以志纪念。参加扫墓的人中,有曾在何应钦当军政部长时担任过军政部总务厅长的项雄霄,有前清举人、前国民党浙江省教育厅长张宗祥,日本投降时到台湾参加接受工作的施召光,前国民党民政厅长杜伟,辛亥革命时参加革命、曾当过国民党骑兵学校校长和教育长的章鸿春以及起义将领刘海波、刘劲持、孙名泉、何志斌等。
他们扫祭了民族英雄岳飞的墓,明朝灭亡时和清朝作战二十年而壮烈牺牲的张苍水的墓,辛亥革命前死难的革命女烈士秋瑾的墓,以及辛亥革命时攻克金陵(南京)的阵亡将士墓等。
1957-04-07  

——这帮子杂碎爱的是什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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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出于谦来干什么?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抬出于谦来干什么?
张静如 彭万春 曲家齐
继《海瑞罢官》出笼以后,一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同志又抛出了他的《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为什么这个时候,热心研究海瑞的吴晗同志又突然对于谦发生了兴趣呢?吴晗同志向来是主张“古为今用”的,那么我们就要问问吴晗同志在这个时候抬出个于谦来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宣扬了些什么东西。这篇不到一万字的文章,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平淡地描述了于谦的生平,但是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吴晗同志着意渲染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吴晗同志自己加的注)于谦是个一心为人民的人,给国家“立了大功”。文章说,于谦为官“清正”,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比如,于谦巡按江西的时候,“发见有几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给平反了”。又如,于谦作河南山西巡抚的时候,“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骑马到处视察,所到地方都延请当地有年纪的人谈话,了解地方情况,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负担、痛苦,该办的和不该办的事,发现问题,立刻提出具体意见,写报告给皇帝,遇有水灾、旱灾,也及时上报,进行救济。他对地方的情况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时,因之,得到人民的歌颂和支持。”文章分析说,于谦所以能办好事,是因为先得到英宗和“比较正直”的“元老重臣”三杨的支持。后又得到景泰帝的支持。在皇帝的支持下,于谦升为兵部尚书,领导了“北京的保卫战”,“保住了北京城”,“立了大功”。文章力图使人相信,这位“国防部长”“生性朴素俭约”,“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不问家庭生活”。
第二,“老百姓虽然很喜欢”于谦,“权贵”们却因为他妨碍了自己争权夺利,所以“恨死了他”,处处反对他,并且在英宗复位后杀害了他。明显的结论是,由于英宗昏庸,于谦才被坏人害死,这是一件大冤狱。
第三,最后胜利的还是于谦。吴晗一方面力图使人相信,于谦虽然死了,“广大人民”却“深深悼念”他;另方面还告诉人们,到了宪宗的时候,于谦终于被恢复了“名誉”。
那么,于谦究竟是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这样一个人物呢?我们认为,只要不带什么偏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一下现有的历史材料,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过明朝“国防部长”的于谦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巩固明朝反动统治服务的。他同所谓“权贵”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无论哪一方都丝毫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于谦之死,从人民的立场上看,根本没有冤与不冤的问题。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吴晗同志却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官书”的观点极力美化于谦呢?是偶然的吗?是毫无目的的吗?完全不是。要想弄清事实的真相,必须从政治上寻找原因,从阶级斗争中去跟踪追击。
正如许多同志已经正确指出来的,吴晗同志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始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写了《海瑞骂皇帝》,借海瑞之口大骂我们敬爱的党中央,鼓励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罢”了
“官”,于是,吴晗同志就赶紧写《海瑞罢官》,歌颂他们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鼓励他们
“失败了再干”。到了一九六一年初,党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力图歪曲党的八字方针的实质。他们诬蔑过去党的路线错了,胡说什么八字方针就是用来纠偏的,从而散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是错误的,必须翻案。于是,“翻案风”就越刮越凶。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同志感觉到只是抛出《海瑞罢官》还不足以适应这种“大好形势”,特别不足以说明刮“翻案风”的前途。于是,吴晗同志就又苦思苦想,终于找出个明代的“国防部长”于谦来帮忙。六月,吴晗同志自己写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十一月,在吴晗同志主持下,《中国历史小丛书》出了《于谦》;接着一些人响应吴晗同志的号召,写文章,出小册子,形成大讲于谦之风。
吴晗同志花这么大力气宣扬于谦,究竟怎样为其政治上的需要服务呢?说穿了,不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吴晗同志在这里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要有海瑞的“失败了再干”的精神,而且还要象于谦那样,“不怕烈火焚,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间”;不仅活着要翻案,就是死了也要让自己的儿子翻案。吴晗同志还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民是“很喜欢”你们的,人民对你们念念不忘,你们的“政敌”都会“先后失败”,你们的“名誉”终究会“恢复”,最后胜利是属于你们的。吴晗同志的全篇文章都是在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壮胆,要他们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继续向党进攻,乘机大闹翻案。
第二,吴晗同志在这里力图使人们相信,我们敬爱的党象明朝的“权贵”一样,是个争私利的集团,而象于谦一样的“为国为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成为“权贵”的眼中钉,所以才受批判,才被罢官。吴晗同志竭力渲染这一点的目的,不过是妄想煽动人民起来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进行反党活动。
第三,这篇文章是吴晗同志直接向党的挑战书。文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说他们是象于谦一样的“清官”,是“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的人,是“立了大功”的人。党不仅不重用他们,反而罢了他们的官,这是天大的错误。吴晗同志要挟党赶紧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否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吴晗同志是搞历史的,最善于用历史的比拟为现实服务,经常以这种手法达到其政治目的,并且自以为非常巧妙。但是,只要我们剥开了他的画皮,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吴晗同志在《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中,妄图利用于谦煽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以改变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这种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嘴脸,必须彻底予以揭穿。
1966-04-21  

——郭沫若抬出屈原干什么?

——赵家抬出民族英雄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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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清官”问题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北京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清官”问题
编者按 《新建设》编辑部于今年二月二日邀请北京部分学术界人士,就“清官”问题举行了座谈会。并于该刊今年一、二月号合刊,发表了与会者的发言。现将发言摘要转载如下。
吴世昌:“清官”实行改良,至少使老百姓少受剥削、少受罪。说贪官比“清官”还好,是站在后一个王朝上说话的。
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贪官比“清官”还好,因为贪官使民不堪命,激起了农民的反抗,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崩溃;“清官”则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缓了王朝的崩溃。主张这个原则的人,是站在后一个王朝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的,因为农民反抗所引起的旧王朝的崩溃,好处是被下一个新王朝的统治者得去了,农民是得不到的。贪官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很厉害;“清官”实行改良主义,缓和阶级压迫,至少使老百姓少受剥削、少受罪。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当然是少受剥削、少死人好。
如果说贪官比“清官”好,客观上就会使人认为应当赞成贪官,打倒“清官”。按照这样的逻辑推下去,秦桧就会比岳飞好。金兵入侵时,宋朝的主要矛盾是外族侵略。秦桧主张缓和这个矛盾,他当汉奸,与敌人勾结,人民反对他,这就加剧了人民与宋王朝的矛盾。岳飞抗金人,御外侮,人民赞成他,有人可能会说,人民就会因为宋朝政府里还有这么一个受人民拥护的岳飞,而认为宋朝政府还不错;这样,岳飞不是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缓了宋王朝的崩溃吗?秦桧反岳飞之道而行,加剧了阶级矛盾,加速宋王朝的崩溃,似乎秦桧倒比岳飞好了。这就是贪官比“清官”好的原则所将得出的结论。
唐 兰:“清官”不一定出在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的时候。“清官”对人民有无好处,要根据其人其事作具体分析。“清官”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清官”这个概念,不是很早就有的。关于包拯的传说,是从元朝以后才慢慢流传的,那时似乎还没有“清官”这个名词。明朝的海瑞死后,也只叫他做“忠介”,没有叫他“清官”。大概康熙时提倡“清官”最力,彭鹏、施世纶等都叫“清官”。
提倡“清官”,是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的。现在有些文章说,“清官”出在封建王朝走下坡路的时候,我看并不都是这样,康熙时就是“盛世”,不过,那时的贪污可能很厉害。贪官多,不利于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康熙时特别提倡“清官”。“清官”受到重用,就是由于他们对封建统治者“赤胆忠心”,康熙时的彭鹏、于成龙、施世纶,都是效忠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巩固封建王朝的。
“清官”对人民有没有好处呢?这个问题不能笼统地回答。每个“清官”有其具体的情况。一个“清官”所作的某件事,对人民可能有一些些好处。例如海瑞倡议修吴淞江,一方面是以工程招集饥民,缓和阶级矛盾,怕人民造反,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利的。但就他整个的人来说,不过是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工具,对人民是不利的。
至于老百姓是否说“清官”好呢?在那个时候,在一个地方上,乡绅说了话,谁敢不依?海瑞死了后,乡绅叫人们去送丧,谁敢不去?施世纶离任后,有人倡议每人拿出一文钱,给他盖个亭子做纪念,就叫做“一文亭”。地主阶级如此一号召,老百姓谁也不敢不依。当然,也还有些老百姓是受了欺骗而说“清官”好的。但是,我们今天却不能由此就认为当时的老百姓说他好。那时,老百姓见了县官总叫“青天大老爷”,但碰到的大都是贪官、赃官。有些“清官”象海瑞之类,在封建官僚中可能品行略好一些,也没有什么太大罪恶。但有些“清官”象于成龙之类,镇压农民起义最凶,是手上沾满血的刽子手,那就罪大恶极了。无论如何,对于整个“清官”,我们应该予以否定,不能把他们作为我们学习的典范。
有些人要说贪官比“清官”更好,那是不客观的。对比起来,“清官”总比贪官好一点儿,海瑞比严嵩总好些。只从清廉的一点来讲,“清官”与贪官尽管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总还是差一点吧!一锅煮了,没有区别,也就没有说服力了。
杨一之:“清官”是封建社会的迂腐的卫道者。不能说他们有多么好,但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
“清官”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出来的假象。它是很能迷惑人的东西。
封建王朝总是兼并成风的,非法侵占很多,削弱了封建王朝中央的利益,民脂民膏大半被贪官中饱了。明朝不只是官贪,就是各部的吏也贪污得很厉害,整个封建政权就是建立在中饱之上的。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清官”,是同这种贪污中饱的现象分不开的,是建筑在封建统治阶级这种利害关系的矛盾上的。
“清官”的行为以及他们在社会上发生的影响,一般是以迂腐与呆板的形式出现的,常常表现为封建的风俗习惯和伦常的支柱。吴晗同志说海瑞是当时政治上的左派,这很难说。总之,“清官”一方面与封建社会的财政状况和贪污中饱现象相联系,在贪污中饱现象之下,为封建统治者所需要;另一方面,“清官”是封建社会的迂腐的卫道者,不能说他们有多么好。
我们说“清官”不那么好,但不能反过来说,贪官比“清官”好。这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阶级分析方法入手。
“清官”与贪官不同的地方,在于“清官”为统治阶级服务比贪官更自觉一些,贪官则不很自觉。但不能因此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对于人民来说,不能说贪官比“清官”更好一些,不能因为人民反对贪官,说贪官加剧了阶级矛盾,因此贪官对人民就更有用一些。
“清官”问题与道德问题也有联系。我比较同意封建道德不能为无产阶级所继承的主张。“清官”的道德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我们只能打碎它,不能继承它。
郑天挺:“清官”和贪官都是封建压迫的执行者。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有相对的共同利益。“清官”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走向尖锐化的产物,统治阶级有许多地方可以利用他们。
贪官是官,“清官”也是官。“清官”与贪官对待农民阶级,在剥削上只有重与更重的差别,在压迫上只有狠与更狠的差别,没有剥削与不剥削、压迫与不压迫的差别。
“清官”为什么比贪官受人喜欢?这可能是由于官与民是共处于封建国家这个统一体中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他们有着同一性,因此,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有某些共同利益。例如“清官”兴修水利,生产提高了,对农民有利,对统治阶级也有利。贪官则可能希望发生灾荒,以便从中贪污渔利。正因为农民和地主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相对地可能有共同利益,所以农民也有时相对地可能喜欢“清官”。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种有条件的、相对的东西,把它认为是绝对的,而忘了对立的斗争。
“清官”的出现是阶级斗争走向尖锐化的反映。有人说,“清官”是在阶级矛盾处于尖锐化、统治阶级走下坡路的时候出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汲黯出现在汉武帝时,而不在哀帝、平帝时。包拯出现在宋仁宗时,而不在徽宗、钦宗时。海瑞出现在嘉靖时,而不在万历、天启以后。清代很多“清官”出现在康熙时,而不在嘉庆、道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清官”,显然是用来缓和初期的尖锐矛盾。至于矛盾激化以后,农民战争爆发了,无论怎样宣扬“清官”也无济于事了,所以封建统治者也就不谈“清官”了。
“清官”不是农民鉴定的。在许多“去思碑”、“谀墓文”以及公私传记中出现的“清官”、“青天”之类,是封建士大夫们的杰作。这种“清官”称号不但由封建士大夫来捏造,而且由封建皇帝来捏造。清代康熙皇帝既说于成龙是“今时清官第一”,又说张伯行是“天下清官第一”。
记载上所谓“清官”之“清”是不可信的。有的是自我宣传,有的是互相标榜,有的是宣扬自己的家族,有的是美化当时的封建社会。
“清官”所起的作用,农民阶级的看法和地主阶级看法,是绝对相反的。“清官”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有许多值得利用的地方:一,“清官”不会利用国家财物营私舞弊,可以保证朝廷的收入。二,“清官”一般都企图永久保存封建旧秩序,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对封建制度的修修补补,而不是大改动,也不是全盘改良的改良主义。三,“清官”是封建统治的“四大绳索”的卫道人。四,“清官”有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忠顺的一面,又有对农民阶级相对迷惑的一面,所以封建统治者常常用来欺骗农民。
“清官”比贪官迷惑人,常常使人忽略他们的本质。所以我们说“清官”更危险,对“清官”更要提高警惕,但不能说“清官”比贪官更坏。
否定“清官”,是不是就抹黑了历史的光明面?不。中华民族有它的伟大的、光明的历史,首先应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劳动人民的光明历史。过去历史对于人民的论述太少了,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调查、去发掘。如果不去找真正的人民的光明面,而用一些地主阶级的东西加以美化,冒充人民的,这才是真正给历史抹黑。
贺 麟:旧知识分子怕阶级斗争,总想搞阶级调和。说“清官”骂皇帝,是歪曲了“清官”的阶级本质,模糊了阶级界限。
旧知识分子在改造世界观方面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害怕阶级斗争,不想参加阶级斗争。怕斗争人家,也怕斗争自己,总想找一个什么东西来搞“阶级调和论”,以此作为精神依托,安慰自己,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
“清官”是皇帝的忠实奴仆,根本不会骂皇帝。忠谏与骂是两回事。魏征同唐太宗争论有时很激烈,很不客气,但这不叫骂。大刽子手曾国藩也上过疏《敬陈圣德三端》,向咸丰皇帝提意见,咸丰看了很生气,把他的奏折摔在地上,要办他的罪。经他的老师和朋友求情后,还得到“优诏褒答”。有时封建官僚对皇帝不满的情况是有的。而直谏则没有私人抱怨和反抗的意思。“清官”骂皇帝,无非是忠心耿耿,用直谏的方式拼死命要皇帝改好。“清官”和贪官之间,忠臣和奸臣之间有矛盾、有斗争,但他们双方都拥护皇帝。忠臣死心踏地的忠于皇帝,死而无怨。说他们“骂皇帝”,这同“清官”作为忠臣的形象和本质有矛盾。吴晗同志说“清官”骂皇帝,似乎以为海瑞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而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他显然是没有搞清楚“清官”的阶级本质,模糊了阶级界限。
冯友兰:“清官”比较不贪赃枉法,断官司比较能持平。“清官”的行动说不上改良主义,而是卫护封建制度的基础的。吹捧“清官”,目的是美化封建制度。
郑天挺先生开头说,地主和农民大家都说“清官”好,可能是由于地主和农民的利益也有一致之处。这个解释很不妥当。后来郑先生举了大量的史料,证明“清官”是由皇帝鉴定的,是由地主阶级吹捧起来的。这就取消了原来的问题。
说“清官”“清如水,明如镜”,就是说,他比较不贪赃枉法,断官司比较能持平。在封建社会中,贪官、赃官、糊涂官,实在到处都是,冤狱也到处都是。如果有个别的官,能平反几件冤狱,在当时是可以使人心一快。平反了个别的冤狱,对个别人有好处,但对于农民阶级并不会有多大好处。
“清官”的这些行动,说不上改良主义,更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那样“撞击封建制度的基础”。恰恰相反,“清官”的行动是卫护封建制度的基础的。“清官”无论是真“清”或假“清”,他总是“官”。封建制度是他存在的根据。我们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评价“清官”,对“清官”不能宣扬。对于“清官”大肆吹捧,其目的是美化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封建制度。这是封建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一种手段。
翁独健:从历史条件来看,比贪官较好的“清官”是有的。统治阶级提倡“清官”,人民中也有“清官”的概念。
“清官”从本质上说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不同的意见了。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清官”?从“清官”是剥削阶级来说,都是剥削,有什么“清”不“清”?这样,也可以说没有“清官”。但是,从历史条件来看,从剥削阶级内部来分,相对地说,还是有“清官”的。他们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剥削,同贪官相比,是统治阶级中较有远见的成员。我们看问题要从历史条件来看,从他们本阶级来说,比贪官较好的“清官”是有的。当然,历史上的“清官”不多,而且有真假之分。特别是戏剧、小说中所渲染的“清官”,那更不是历史的真实。
统治阶级提倡“清官”,这不成问题。从历史条件看,人民中有没有“清官”的观念呢?我看也有。这并不奇怪。
第二、“清官”与贪官哪一个好?从一定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看,相对地说,“清官”和贪官是有区别的。“清官”总比贪官好一点。个别的冤狱是平了,对人民有一些好处。“清官”比贪官好,自然是有限度的,影响历史发展的不是他们,就是研究统治阶级的历史,“清官”也排不上队。我们从一定的历史条件看,可以说“清官”比贪官好,但是把他们抽象出来,叫今天的人去学习他们,我认为是不对的。
杜任之:限制贪污中饱是产生“清官”的社会根源;儒家学说是“清官”的思想根源。对“清官”和贪官都要一分为二。
历史上“清官”还是有的,他们是相对于贪官而言的。历史记载上的“清官”,是统治阶级加以吹捧、士大夫加以夸大而塑造成的。中国是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封建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层次很多,在剥削农民的劳动果实方面,很容易发生贪污中饱的现象,封建统治者便提倡“清官”以限制贪污中饱,这就是产生“清官”的社会根源。其次,儒家思想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是调和阶级矛盾的“仁学”、“仁政”与折衷主义的“中庸之道”。“清官”的思想根源是从这里来的。
无产阶级要重新写历史,因之也要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一般说来,对“清官”和贪官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要一分为二。“清官”和贪官是不同的,这是对封建官吏的一分为二。看待“清官”的作用也要一分为二。“清官”一方面巩固封建统治,起着维护封建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一定事情上,一定时期中,作了有利于一部分人民的好事。这有利于人民的一面又可以一分为二。一方面对人民有利;另一方面又对人民起了欺骗和麻醉的作用,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幻想,特别是经过戏曲、小说的渲染,更有麻醉人民的作用。
对贪官也要一分为二。贪官一方面剥削得更多,压迫得更凶,在当时有害于人民;另一方面又引起了人民对封建统治的憎恨,起了促进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作用。这又是坏事变好事。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辩证法的发展。
朱光潜:封建统治阶级提倡“清官”,是为了对人民起麻痹作用。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必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
究竟有没有“清官”?大家刚才都是从历史上说的。过去历史的这笔糊涂账,究竟可信到什么程度?不必谈古,就从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想想也可以。我快七十岁了,经历了清朝末年、袁世凯、北洋军阀,直到蒋介石的统治时代。就我知道的官想了一想,究竟哪一个是“清官”?找不出来!要不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大家说“清官”是皇帝“钦定”的,封建统治者提倡“清官”,是为了他们的统治利益,对人民起麻痹作用。封建统治者把“清官”和贪官分开来,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们今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有什么必要把“清官”和贪官区别开来?这对我们说明历史究竟有多大好处?
马克思说过,资本家要尽量剥削工人,但还要给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以便继续剥削他们。我想,过去一切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都是这样,都有一个既要尽量剥削他们,又要使他们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以便继续剥削他们的矛盾。贪官是剥削到底,不管人民的死活;“清官”剥削到一定的程度,使农民能够活下去,继续受剥削。
翦伯赞:“清官”问题不可轻视。“清官”在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在“清官”与贪官之间画出一条界线是很困难的。建议解剖几个“清官”,弄清真象。
“清官”问题并不小,不可轻视。尽管“清官”在历史上不占多大地位,但对“清官”的认识,却攸关着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而且“清官”问题还不仅是一个历史学上的问题,又是文学和戏剧学上的问题。
对“清官”的本质,已经没有分歧的意见,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清官”与贪官谁好?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一下刚才一位同志提出的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清官”?历史上是写了一些“清官”的,问题就是这些写在历史上的“清官”,算不算“清官”。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传》中写了一个“清官”公仪休。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以高第为鲁相,他爱吃鱼,有人投其所好,送鱼给他,他不受。说:“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这个故事,很清楚地说明了公仪休不是不贪,而是怕因小贪失去大贪的地位。
真正的“清官”在历史上是找不出来的,因而要想在“清官”与贪官之间画出一条界线是很困难的。如果一定要画,那不是“清”与贪的问题,而是贪的多少问题。
有些文章提出“清官”奉法,贪官枉法,好象从这里可以画出界线。《史记•酷吏传》记载杜周治狱,只按皇帝的意图,不按法律。有人责备他,他说:“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几句话说出了封建时代法律的本质,也说明了奉法与枉法的区别只是一个是遵循前主之所是,一个是遵循后主之所是而已,前主与后主都是封建皇帝,因而实质上都是执行封建统治阶级的律令,去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统治。
为了更深入地展开“清官”问题的讨论,我建议解剖几个封建史学家所宣传的“清官”,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清官”,“清”在那里,“清”到什么程度。也解剖几个贪官,看看他们与“清官”有多大的差距。同时,对那些宣扬“清官”的公案小说,也翻出来评论评论,指出封建文人是怎样而且为了什么目的制造这些“清官”。
1966-03-11 00

——郭沫若这个马列主义史学家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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