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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庾华:文革发生的原因

文革发生的原因
袁庾华

2014 年,作为当代毛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的袁庾华在接受有关方面访谈时,曾这

样谈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1966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国内外的所有媒体和各方面舆论都用了一

个词:“爆发”。到上世纪末,世界主要媒体的世纪回顾,以及至今国内外各种文革史、

研究,也都用的是“爆发”。这两个字非同小可,它一定先有被极大压抑的“能量”。

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父亲那样的工程技术人员)至今认为,1956—1957 年的“整

风”运动,就是第一场夭折的文革运动。剑桥中国史的作者麦克法夸尔等人认为,这场

整风反右运动就是 1966 年开始的文革运动的起源。我认为那场“整风”运动是毛泽东

第一次“和风细雨”的民主探索,它的失败和随后的“反右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使新中国的民主进程逆转,促使毛泽东下最大决心定向“引爆”了 1966 年开始的“疾

风暴雨”式的文革运动,这就是毛泽东直接领导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和平等的社会进步

中、进行的一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探索。也有人称其为“伟大的民主实验”。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旧社会遗留下的反对革命的势力外,各阶级、阶层的大多数人,

尤其是几千年来没有被人重视过的劳动人民,所获得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历史上从来

没有过的。但是,这也仅仅是不充分的选举权,被安排的部分政治参与权。就现代社会

公民应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基本民主权利,除了 1954 年《宪

法》中规定外,还没有具体的设计、制度和运行规则。直到文革前的 1965 年,毛泽东

准备发动文革“重上井岗山”时,特别指出:“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

一种有效的方式”(可看马社香著《前奏》一书)。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

告”和 10 月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凸显了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根本解

决民主问题的软肋。而中国国内,随着罢工罢课和各种闹事事件的增多,党群矛盾普遍

反映出来,正在向着质变的方向发展。

马、恩、列、斯和国际共运没有给毛泽东留下任何成熟的民主建设的经验,却留下

苏式“计划经济”和社会民主难以解决的矛盾。而苏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

的民主问题,比毛泽东经常批评的西方民主的弊病更为严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 18

年、 并担任过极其重要的理论和政治工作的戚本禹,应该是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中最了

毛主席政治思想的人。他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访谈时说:“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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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经对我们说过,我们

宁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的道路。”早在 1954 年 6 月 14 日

讨论“五四宪法”草案的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这

应该是毛泽东在借鉴国外经验教训时的一种倾向,“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不会照搬西

方的民主制度,他更不会像印度那样以牺牲平等的巨大社会代价搞那一点形式民主,他

要民主,更要平等!但是,他要在中国走出一条真正的民主化道路又是何等之难!而他

遇到的最大阻力却是他领导的这个党。

波兰、匈牙利事件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切入口,他借此“东(欧)”风,大作文章,

波、匈事件“余烟未尽”,毛泽东就四处游说,大力号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求共产党开门整风,欢迎海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参与进来,“和风细雨”的共同

探索中国的民主道路。1957 年 2 月 27 日,他在有 1800 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

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讲话,

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震动极大!

但是,正如沈志华在他的“毛泽东和整风反右运动”的讲座中说的:“党内外的反

映却截然相反,”“党外报纸反映强烈,党内报纸,却一声不响”。(中宣部长回答毛

泽东的批评说:要得到中央批准。)知识分子“兴奋异常”,好评如潮。各民主党派“立

即传达”“立即转发”。又何止是国内,1957 年 3 月 3 日,《人民日报》对《正处》讲

话仅仅发了无任何内容的 224 个字的简讯,就开始被西方媒体紧紧跟踪上。到 6 月 18

日,北京电台正式发表全文(还是中央“集体”的《经过整理补充稿》,“味道”已有

变化,其中作为后来打右派的六条标准就是中央加上的,这大概就是“中国共产党集体

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后,全球热议。6 月 25 日杜勒斯对记者说,他已经读了几遍。

英国《泰晤士报》称《正处》“是影响历史发展的文件之一”,美联社说,毛泽东“将

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一个新圣人”。而苏联的反映完全相反,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1957

年 5 月在回答美国记者追问“苏联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时说:“我们认为,我们没

有这种性质的矛盾”(以上,据周兵研究《正处》国际传播的文章)。又据阎明复文章,

1957 年 4 月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罗夫访华时更明确表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

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

和苏共的反映相一致的是中共各级干部,据沈文介绍,来自甘、晋、黑、桂、川、

粤、浙等省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反映:“毛主席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

空前的。”“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有的直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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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报告为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

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在上层,例如刘少奇没有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而且,他在这段时间的所有讲话几乎不提“双百方针”,更不要说邀请党外人

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据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书中说,毛泽东当时在华东五省汇报

会上说:“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

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相抵触嘛”。

而一旦章、罗这些人不自量力、踩了共产党执政的底线,加上中央有些人故意把个

别学生的极端言论下发,激起全党的情绪。当时,中国大陆统一、共产党执政才几年是

不能分裂的,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他领导了全党、全国人民对右

派分子的斗争。今天,很多文人以毛泽东说的“引蛇出洞”和“阳谋”否定了他发动整

风、提倡“双百”方针的真诚。那么,如上所述,岂非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东方西方,

全被毛泽东“骗”了?王扬生回忆赵紫阳 2004 年 7 月、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与访客谈

话记录中说毛泽东“1956 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

国”。至于“阳谋”,赵紫阳说“那是后来的托辞”,“毛主席就说是‘阳谋’,是回

击党外人士,也是对各级的一种交代。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见《叩

访富强胡同六号》。对此文,陈一咨反复求证后认为内容可靠)。当时参加会议的作家

舒芜认为,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

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转引

自谢泳《杂书过眼录》。当年记录、整理《正处》的胡乔木,其儿子胡石英 2012 年 12

月 26 日上午在纪念毛主席诞辰 119 周年大会上说:“主席曾在文件中明确批示,全国

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 3 千人,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主席再次修改了

这个数字,改成了 6 千人。事实上打了多少呢?这个反右扩大化的责任确实不应该由主

席来负。”当然,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有领导的责任。“但‘反右派运动’在邓小

平和彭真的实际执行下严重扩大化,把包括在‘双百’中提意见者在内的五十五万知识

分子(包括党员和非党员)打成了‘右派”。(维基百科.毛泽东)

“扩大”进右派队伍的几十万人,大多数是真诚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的左派,其中

一些人是当时中国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整的更惨!有这些人的“下场”,殷鉴

不远,还有谁敢挑战共产党?!具体到每个单位,就是对每一位书记,每一个党员的态

度。据《王力文革反思录》说,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就指出,许多党委书记都成了“独

立王国”,反对他就是反党。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些群众组织,都成了他的“御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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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趁此威势,从上到下的许多领导干部更加强了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 1958 年的“浮

夸风”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树立起贵州省公安厅的“十无经验”,即无反革命、无杀人

等刑事犯罪。在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彭真和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支持下,推广到全

国,扩大到几十无,就是说,要搞到社会上连民事纠纷都没有。在贯彻彭真要把北京搞

得“水镜般的透明”的指示中,甚至把有个性的儿童也视为长大后肯定是反对领导的“反

党分子”,从而把他们强送到边远山区变相劳改。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这些人仍

难改从苏联内务部学来的那些控制社会的手段。也是文革中揭露出来的,文革前的各单

位“内保”条例中有一个包括 25 种人的所谓“反革命社会基础”, 就是指解放前担任

过国民党党、政、军、宪、特,解放后被杀、被关、被管,以及海外关系、历史上犯过

“严重错误”的人、他们的亲属、社会关系。同时,也威慑其他人千万不要犯“错误”。

多少人被“劳教”的人就是犯了对抗领导的错误。在农村,有些生产队长就可以捆人、

打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许多干部的物质特权、尤其是特权意识膨胀起来了。

例如,60 年代初我国石油供应最困难时,邓小平却用飞机接吴晗去自己视察的地方打桥

牌。“红色(革命出身)贵族”、红色等级观念正在中国社会形成。此时的中国,一方

面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用纯洁的意识形态和“突出政治”、“革命化”

运动冲击官僚主义的特权、意识和社会堕性,另一方面,党内的“务实派”、实力派们

用两面手法千方百计稳定既得利益的社会格局,他们正在形成、或者已经形成一个严

格控制社会的强有力集团。在社会下层,还有一些青年人,用今天网上的词叫“左愤”

的,他们成长在红旗下,革命传统教育的烙印很深,又喜欢议论政治。这些人更让领导

们不放心,他们甚至看鲁迅的著作被视为“危险倾向”。这些“左愤”受到的不合理压

制也没地方反映。用毛泽东的话说:“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

记就像个皇帝”。这大概就是《我们忏悔》一书《前言》中所说的文革前的“阳光灿烂

的日子”。

一本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一位当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的女同志,在中直机关

周末舞会上向毛泽东反映她家乡的反右扩大化问题,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认真听了以

后让她写一份详细材料,然而,第二天她就被调到外地了。为了控制毛泽东和下面的联

系,他们连毛泽东本人的话动也被偷安了窃听器,以致事发后,中办主任杨尚昆、毛主

席秘书叶子龙被处理。又何止一个“窃听器事件”,据文革中毛泽东和斯诺谈话中说,

文革前,“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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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我也管不了。”在 1966 年 10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邓小平“1959

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 1968 年的检查和 1972 年给毛泽东的信也都承

认自己“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就在“大饥荒”的前夕,毛泽东 1959 年 4 月给直

至生产小队长的六级干部写的那么重要的信,不是也被许多领导干部所扣押,以致此后

的灾难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而不能及时的控制。

这场严重的灾难,也暴露了我们社会的大量问题,尤其是干群之间的尖锐矛盾。毛

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一个“官僚主义的阶级”“与工人贫下中农是两个尖

锐对立的阶级,这种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

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几十年来,官方和主流舆论都是批评毛泽东在 “八大”

以后又重提阶级斗争,却有意回避毛泽东重提的阶级斗争对象是这个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的新阶级。

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正如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德热拉斯的

《新阶级》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有空

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也如 1968 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运动所指出的:党的地位

变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社会集团。

包括铁托、卡德尔搞的“自治”,也都是局部改良。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中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各种

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

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等等权利,都没有保证。”、“总之,

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这就是毛泽东的民主观。回顾后来经历的文革的过

程,不正是毛泽东上述两个观点的实践吗?

说到底,还是毛泽东一生追逐的民主和平等,不是简单的“选主”的民主,而是真

正让人民去尝试自己来当家作主。不是仅仅符号上的平等,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各个领域中实质性的平等。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漫长、反复的历程。他下了

最大的决心——不惜“跌的粉碎”(给江青的信)、准备被“枪毙”(王力文革反思录)

——要直接带领人民去探索这条道路。那么,一场全新的阶级大搏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还有一个国际左翼运动的背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全球经

济高涨期,也是政治上最动荡的年代。正在觉醒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民

主运动、革命武装斗争也此起彼伏。欧美的民主,民权和反战等运动,尤其的青年造反

运动,几乎是和中国的文革运动同步进入高潮。越是发达国家,越是经济形势好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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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闹的欢。其“浩劫”程度不比中国逊色。文革中的中国被公认为当时的“世界革命中

心”。“文明世界”的西方,其上空高高飘扬的是“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主义”

的旗帜,毛泽东被誉为“永远的青年造反之父”。那场运动也被称为“西方文革”,和

中国一样,仅仅两三年,就随这个“大潮”退去。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当年中国自

己没有搞文革运动,那么会不会像 1956 年东欧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样,60 年代的

世界左翼大潮,同样要冲击中国社会,也可能是类似“布拉格之春”的被动运动。总之,

中国文革这场“浩劫”是“在数难逃”的。更何况毛泽东的中国就是这场大潮的一个主

要因素。

摘自《袁庾华思想录》第二部分“思想记录”

  
  
  

 
 
铺路石:甘为牛后。
顶端 Posted: 2018-09-12 11:33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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