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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的“文物浩劫”是怎么回事?

文革”期间的“文物浩劫”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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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胡新民


“文革”结束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提到“文革”,就会提到“破四旧”;只要提到“破四旧”,就会痛斥为“文物浩劫”。
  
2010年,媒体上出现一篇报道:《88岁文物专家上书总理 90年代文物破坏超过文革》。文中的文物专家就是我国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的见证人和当事人谢辰生先生。现将他2010年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内容辑录如下:
  
《瞭望》:您曾经说过,“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谢辰生:是的,我依然这样认为,而且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瞭望》:难道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严重?
  
谢辰生:对,确实比那个时候还严重,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上的误区。在“文革”期间,虽然因为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实际上时间很短,很快,他们就去“夺权”、搞政治斗争去了。更重要的是周总理的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的破坏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因此,“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大,实际上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了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保护。不仅如此,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都是在那个时期。
  
《瞭望》:是什么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的呢?
  
谢辰生:上世纪80年代,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总体而言,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还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对金钱的追逐欲望也愈加强烈。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又都出来了。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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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谢辰生口述的《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作为谢辰生的老朋友为该书作序。序言写道:“ 我和辰生同志相交相知已逾半个世纪。对他,我是十分尊敬和钦佩的。人们把他称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他确实当之无愧。”序言提到“文革”期间的文物工作时是这样评价的:“文物工作在那几年中确实取得了震动世界的巨大成就,包括秦兵马俑坑、马王堆汉墓、银雀山竹简、满城的金缕玉衣等等。想想当时的环境,再想想取得的辉煌成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第2页)

  
谢辰生在书中指出:“破四旧”对“私人收藏损失较重”,“对故宫、颐和园、博物馆、纪念馆这些国家文博机构也有一些冲击,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破坏。没听说把馆藏文物都拿出来砸了的。现在对这个问题都得清醒一点,客观一点。”(《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第42-43页)


谢辰生还回忆,“文革”初期,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发展到破坏文物的时候,周恩来立即指示谢辰生等几位文物专家,迅速起草并颁发关于保护文物的文件,并且说服文化部的造反派联合很多群众组织发出保护文物的呼吁书。


1967年的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召集北京市所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布置保护文物的任务。那次会议希望发一个保护文物的倡议书,说明文物不是“四旧”,后来的倡议书就是谢辰生写的。在这个倡议书发表后大约二三十天后,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到文物局说,发了群众倡议书还不行,还得有正式文件,要文物局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那文件也是谢辰生起草的,起草完送上去没多久就发了。
  
由于谢辰生、金冲及这些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历史学家的不断发声,引来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文革”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真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2015年第6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护》一文,综述了这些调查研究的情况:
  
通过对“文革”中文物保护历程的考察,可知“文革”中文物既有遭到破坏的一面,也有得到保护的一面。“文革”中文物固然遭到不小的破坏,但程度远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惊人,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本完整保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多得以保护。国务院和一些地方的党政系统采取一些重要措施,尽可能减少了损失。红卫兵群体本身对文物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一些红卫兵与市民、工人共同主动保护国家文物的行为。随着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等文件的下发,大规模破坏文物的行为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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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文物保护》一文还指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十六条”是红卫兵发起“破四旧”运动的直接思想来源和依据,但这两个文件里所说的破除“四旧”的概念,泛指与移风易俗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和革命,并不等同于后来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换言之,两个文件强调的清除对象主要是思想观念上的,而没有直接提出要清除物质性的文化遗产。
  
红卫兵对文物的破坏也并非是中央明文号召的结果,甚至相反,“文革”发动之初《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曾刊文宣传,应当学习一些红卫兵保护文物的事迹。
  
1966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红卫兵赞》,日本友好人士清水正夫说“红卫兵是毛泽东主席的红小兵,是革命前辈的继承人。我们亲眼看到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保护文物古迹等国家财产,很有成绩。”
  
在这里,还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的“文物外交”。
  
邓小平在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期间曾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我们对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
  
这个“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指的就是新中国的第三次建交潮,建交国家由64个增加到111个。“文物外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0年5月,许多外宾要求看文物,外电造谣称,故宫三大殿皆被红卫兵砸毁了,要抓紧故宫的恢复开放。1971年夏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在故宫的慈宁宫展出,展品共有1982件。马上就出现了参观热潮,与此同时还吸引了各国驻华使领馆人员和各国访华代表团前往参观。特别是当时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尼克松,都参观并赞扬了展览。这使得中国文物在外交领域上大放异彩。外国谣言不破自灭。
  
为了进一步宣传中国政府对文物保护的一贯重视,周恩来指示组织出土的文物到国外办展览。他亲自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出的目录。如此之多的珍贵文物齐齐亮相海外,顿时引起巨大轰动。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回忆:
  
【“许多同志可能还记得,当时推动我们外交活动的两个重要项目‘乒乓外交’和‘文物外交’。尼克松、田中角荣、希思、蓬皮杜等等来华时参观的重要项目就是故宫、长城、云冈、龙门等等。”“通过举办出国文物展览与许多国家进行了文化交流,促进了解,增进了友谊。这可以说是文物发挥作用的又一大举措,应予大书特书的。”】
  
  
  

 
 
铺路石:甘为牛后。
顶端 Posted: 2018-09-28 17:21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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