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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从林彪集团的文革沉浮看左翼的学风和逻辑方法问题

从林彪集团的文革沉浮看左翼的学风

和逻辑方法问题

【错误修订版】

老 田

文革所暴露出来的走资派,说他们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路线坏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人为地制造冤假错案,搞党同伐异,发动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编造不存在的罪证构陷同学或者同事。

资反路线的坏,就认识的逻辑方法而言,是在运用权力的时候,为了实现党同伐异目标,而不惜违背最基础的逻辑要求——走资派及其依靠的保守派联手捏造假证据制造冤案——相当于是用“编造假材料”经过“上纲上线的伪逻辑”然后推定好人为坏人。

很多左翼网友,在林彪问题上,是情绪和需要当家,潜意识地甩开证据和逻辑要求,专门找一些符合需要的琐屑证据甚至是伪证,据以构建想要的结论。实话说,这个跟走资派执行“资反路线”制造冤假错案的逻辑方法,也没有差多少,别以为不当权就没有了“坏事”。逻辑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说话做事需要自觉地严格遵守,要不然,还没有等到当权,就已经“腐朽”得跟走资派很接近了。

一、为什么学风问题很重要

我个人的看法,左翼需要认真对待学风问题,走出情绪代替现实的短板。右翼出于反毛反共目的,往往毫无根据地“抬周贬毛”或者“抬林反毛”,左翼中间也有些人想要全盘肯定林彪,这些人还往往自称是肯定毛泽东和文革的,为什么非要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这么干?很让人费解。

关于林彪问题,材料不足确实是一个困境,但是,做一点认真的分析还是有可能的。毛主席说他一生中间有两件大事——革命和继续革命,林彪那一代人的职业生涯,显然需要联系这两场革命来进行分析和评判。

在革命年代,那群人大体上是正面的,是革命过程中间不同层次的领导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潮流中人,即便个人还有这种那种不足,但大趋势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到了革命胜利共产党执政之后,作为管理国家的高官,许多人的“不合格性”就暴露出来了。文革时期把这些人作为群众批判的对象,目的是促使他们发生世界观的革命,去掉“不合格性”养成更多合格性,但是,这批人中间绝大多数是本能地抗拒和反对的。

二、林彪集团诸位大将的反文革表现

文革初期,林彪集团中间那伙人中间,遭遇到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党内斗争中间的宗派主义问题,二是组织起来的群众性批判。前者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空军和海军内部,在贺龙(背后还有别人支持)主导下被批判,吴法宪和李作鹏有被夺权并赶下台的危险,这个时期叶剑英是一屁股坐在林彪集团一边支持他们的。

另外,总后邱会作、空军吴法宪和海军李作鹏,都遭遇到群众的强烈批判,而且,在总后和空军,造反派的力量强大,近乎一边倒。这些人在单位内部,平时积怨甚多,文革起来之后,单位内部近乎举目皆敌了。这些人对于文革群众运动的感受,可想而知,所以,是在军队内部而不是在地方,首先激发了最强烈的反文革情绪。

检验林彪这批人在文革中间的表现,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的发动阶段和稳定阶段,在文革发动阶段,应该说林彪本人是持支持态度的,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是一开始就站在群众批评的对立面的。军内高官反文革情绪的高涨,可以较为鲜明地揭示出:军内干部平时积怨甚多,群众不满和抗议得到文革政策的激发之后,造成了很高程度的冲突和对抗性。

而到了1966年年底之后,地方党政官员选择“罢工软抗”策略之后,就不得不依靠军队力量稳定秩序了,此时,唯一选择是稳定军队同时通过军队去稳定地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吴李邱诸人打压军内造反派,发布《军委八条命令》终止军内文革,是有些不得已的。到了1967年五一三事件之后,吴李邱等人得到了林彪的大力支持,开始在本单位内部全面镇压造反派了。从群众性的批判锋芒所指,以及军内高官平时积怨甚多看,林彪集团的诸位大将,在反对文革群众运动方面,是从头到尾且相当一贯的。

军委文革小组徐向前和萧华,倒是支持军内造反派的,结果被吴李邱诸人在叶群(林彪)支持下,弄得无法工作了,徐向前要辞去军委文革小组组长职务,毛主席没有同意。对此,邱会作也没有隐晦,在回忆录直接说他们夺了军委文革小组的权力,然后,才成立了“军委看守小组”,代替了军委文革小组。

三、林彪集团的权力上升以及他们如何运用权力

到了1968年三二四事件之后,杨余傅倒台,军委办事组成立,黄吴叶李邱等人进入权力核心,执掌着“部队支左大权”,自上而下地指导各级各地的支左任务。这些人办事没有章法,从情绪出发恣意发泄,还因为痛恨萧华(总政治部主任)支持过造反派,1968年竟然提出“砸乱总政阎王殿”口号并军管了总政治部。

在文革期间,林彪团伙获得军队大权,有一个从低到高的过程,先是贺龙等人试图夺权并边缘化吴法宪李作鹏,被挫败之后贺龙自己倒台了。然后是受到群众的强烈批判,导致本人极其被动,五一三之后获得“自由行动权力”开始在内部镇压造反派。到了1967年夏天军委看守小组成立同时边缘化了军委文革小组之后,他们这一伙获得了实际上的稳定全国局势的这个难于动摇的地位。1968年三二四之后杨余傅倒台,军委办事组成立,这伙人透过各地支左军官获得了全国性的政治权力,林彪集团的权力上升到了历史顶点。但是,他们找一伙人是如何运用这一权力的呢?

1968
年9月“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同时,军宣队和工宣队派出,黄吴李邱诸人指导下,开始了一个野蛮的法西斯专政时期——瓦解基层革委会同时大力镇压造反派和“亮相干部”。瓦解各地革委会,首先是革委会的组成成分,逐步走向单一的军管和军事波拿巴主义,然后,在全国主导了“两清一批”运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和批判派性,制造出成千万的冤假错案,彻底改组了革委会的构成——由军干群三结合变成近乎单纯军管的一结合。

对此,邱会作等人在回忆录毫不隐晦,说他们就是要支持各地如同许世友那种仇视和镇压造反派的人。1968年毛主席727年接见“五大学生领袖”之后,工宣队进清华制止武斗,然后全国各地的军官都积极执行这个。在武汉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高校之后,就按照军队建制进行“团营连排班”的重新编组,把革委会架空。然后,结合报纸上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宣传,随后把结合进革委会的大多数造反派头头“隔离审查”,然后通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把大多数造反派头头和骨干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基层革委会瓦解完成,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重要政治背景,然后就开始了“清君侧”揪张活动,这个在庐山会议上得到了大多数“持有强烈反文革情绪高官”的支持,陈毅就很积极。林彪讲话也顺着这个势头投机的。所谓“设国家主席”议程,即便不从阴谋论和个人角度分析,也是试图把军管非法完成的一结合权力模式,全面正当化,这也没有任何法理依据,更不会有任何正面后果——毕竟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在前。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武汉军区改组。据杨成武回忆,1967年9月下旬他在东湖毛主席接见曾刘时,提到曾刘向军委要求继续调人来武汉军区,不妥。毛主席接着说,要团结武汉的老同志。等于打破了林集团全面控制武汉军区的图谋。此次谈话数日后主席回京,几乎同时,周总理批示李迎希张广才回武汉工作。但李张工作的事没有得到曾刘的认同,实际是抵制,后来李向曾办约谈多次被推拖。李于1968年初给杨成武电话反映问题,没两天曾要李来办公室谈,曾对李直接给杨电话很恼火,曾说:工作的问题是领导班子的问题,必须有林副主席指示,没有林的指示,谁说都不行。两个月后,杨成武被打倒,再后两个月,李迎希被打倒。

九大之后,开始全面贯彻落实各项政策,其中各地支左军官处于落实政策的执行地位上,但是,林副主席却在这些应该发挥正面作用的地方,看不到踪影。在黄吴叶李邱透过军委办事组镇压群众和干部,全面改造基层革委会的时候,也没有看到其正面作用。

林彪也好,军委办事组的各位大将也好,经过他们两年当权之后,到了1970年庐山会议前夕,不仅造反派骨干被扫地以尽,早期参与革委会的亮相干部大都边缘化甚至被抓,例如贵州李再晗、山东王效禹、四川刘结挺张西挺、湖北任爱生、山西刘格平等。而1967-1968年,花费周总理和文革小组“移山心力”而组成的各级革委会及其构成,被彻底破坏——群众代表和许多干部代表都被扫地出门,以至于各级革委会无限接近于“单独军管”局面了。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伙人把持军委办事组之后,他们就利用军内的上下级关系通过各级支左军官去操控全国政治,大量政治事务不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就直接以军委办事组的军令下达办理,实际上架空了政治局。在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评论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地方党委成立后大事讨论还不能定案,还要拿到军队内部讨论之后再由地方党委执行,毛主席对此评论说“那不是搞颠倒了吗”,毛主席的这两个评论都在批评“以军领政”的歪风,具体就是指代这个时期军委办事组严重越位擅权的“非程序执政”状况。

四、林彪集团的过度膨胀与自取灭亡的历史政治逻辑

《左传》中间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一个人坏事做多了,就不可能不走向自取灭亡。从文革进程中间林彪团伙的权力膨胀看,不可谓不快,但是,这伙人近乎从未恰当地使用过他们手上的权力,今天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这伙人把持军委办事组时期,从未把稳定文革成果作为执政理念。那么,今天有条件反过来追问:使用林彪集团那伙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他们发挥正面作用,去稳定局势巩固文革成果,还是反过来,让他们更为彻底地充当反面教员,以教育群众和干部?

据目前所知的材料解读,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应该是从反面出发看问题的。依据如下:文革初期在军内与群众冲突极其强烈的代表性人物,例如邱会作、吴法宪等人得到任用,不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正确对待群众和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表现是相反的;在五一三之后全面镇压军内造反派,反对周总理“两派联合”要求的,也是这一伙人。

到了1968年文革群众运动结束时期,还有两件黄永胜的负面表现也值得一提:据老田2013年访问文革记者站记者姚克强所知,1968年年初中央文革小组派员去广州记者站搞撤点工作——整理资料带回北京,三个撤点记者竟然被黄永胜派兵拘禁在宾馆内半个多月,这件事比武汉七二〇事件中间“冒充群众抓王力”还要严重得多——这是来自于军队首长的直接命令且由军人直接执行的“反中央行为”;二是黄永胜秘书李必达向江青实名举报这伙人私下咒骂江青和文革的很多言论。

也就是说,在文革的每一个重要阶段,这伙人的表现都是负面的,借用今天的说法,黄吴李邱这伙人得到重用,是典型的“带病提拔”,当然这伙人得到叶群和林彪的信任是一个原因,但是,为什么毛主席和周总理硬是给这伙人搭一个高高的平台,让他们去充分地表演自己呢?这除了把他们看做“铁锤”,去完成锤炼干部群众的业务之外,没有别的合理解释。

1966
年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间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1968年之后的两年,军委办事组指导下的全国支左军官,把造反派骨干扫地以尽,黄吴李邱这伙人算不算“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去表演的?

而林彪的“五一八政变经”讲话,专讲政变问题,也算是有依据,1966年年初空军和海军内部对于吴法宪和李作鹏的不留情批判,肯定属于“非组织行为”,真正的内幕和涉及到的大人物,从未被充分公开过,想来贺龙一个人还不至于如此高调和狂妄,敢于如此乱伸手。文革期间很多大事情的内幕,只做了有限披露,这说明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批人是把共产党看做自己的事业,过分丢共产党脸的内幕就选择藏起来——这是内在地贯彻了个人服务于组织的目标,这与后来无中生有地书写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些披露欲望远大于事实存量的人士,是把共产党组织看做低于个人资本积累需要的次等存在——现在是组织服务于个人需要了。相比较而言,林彪那样公开地大讲特讲,即便是依据充分,也是与毛周的选择有别,显然,这一方面是把人往死打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少有顾忌共产党脸面的考虑。

依据王力的回忆,在1967年七二〇事件之后,林彪曾经评论说:各大军区从南看到北、从东看到西,没有几个好人,看军区以下的军一级有没有好人。也就是说,文革进入1967年之后,由于党政系统的罢工策略,军队作为稳定秩序的柱石来起作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同时,军内高官作风粗暴,平时积怨甚多,在文革群众运动批评下成为最激烈的反文革群体,已经很难挑选出真正拥护文革的团队来执政了。所以,搭一个高平台,让那些最激烈反对文革的军官去表现自己,据以教育干部和群众,要算是最现实的“现实主义政治”选择了。林彪集团黄吴叶李邱诸人,在1968年三二四之后获得最接近于绝对权力的权力份额,然后他们那一伙就在那个高平台上,自己无限膨胀并选择走向政治自杀的。

1969
年九大党章写入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内容,既可以视为文革小组团结和体认军队柱石力量的体现——对那波力量的符号代表给予高度政治肯定,也可以依据结构功能分析的解读,看做是助推“搭平台”的行为——毕竟林彪集团的反文革表现对文革小组成员而言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连邱会作自己也觉得1968年之后军委办事组的组成人员很诡异,他自己也说毛主席从前用人都是讲究“五湖四海”,唯独这一次是很狭隘地任用“双一”集团(一方面军和一军团出身的高官,多为林彪旧部下),但如果从平台所需要的高度看,从充分表现自身“阶级本性”所需的绝对权力份额看——某个宗派集团得到无节制膨胀——肯定要算是一个有利条件了。

五、对左翼网友方法缺陷的一个同情式理解

跟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的选择一样,左翼人士打内心有需要照顾共产党的脸面,总有一个冲动想要证明“伟光正”——最低限度也要证明是“白璧微瑕”,假如遭遇到整体性的或者多数人的黑暗表现,那就有点说不出口或本能地想要掩盖或者否认。这个背后是一个方法论的固执——假如大多数都不好了,怎么还能够证明正面价值呢?这是试图从战术上和短时段的具体表现,就完成正当性证明。

在这个问题上,在何种程度上接受阶级分化的规则和规律是重要的,共产党未能避免阶级分化规则的侵蚀乃是一个事实。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在当时有一个现实的考量: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需要得到维护,所以,很多东西不适合公开。这里遭遇到的战术问题,与战略目标的不一致,战术考量有时反而占据上风。

对于今天的左翼来说,合法性方面的脸面需要即便还存在,也相对地下降了很多,承认阶级分化的规则作用,是认识历史和政治的起点。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要群众的政治化高度,足以抑制或者对抗阶级分化规则的作用,那个时候才会有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以文革而论,在公有制社会中间的阶级斗争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就是要从群众中间培养和激发出批判性力量,阻断阶级分化规律的作用。

就左翼而言,思想解放意味着承认问题还没有解决,实践的深度还很不够。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年代的表现,很多时候都只能够说“大方向正确”。毛主席强调看主流支流,不是就执政团队个人表现去检验,而只能够相对地从阶级利益存在的状况去对照,与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没有发展出特殊集团的狭隘利益并且与人民利益正面冲突,这是主流。但就执政团队个人表现而言,大多数人已经体现出狭隘利益追求和权力异化,这是支流,恰好是需要文革那样的探索去抑制。

大多数高官表现出来的不足,可以理解为“规训不足”或者“素质差”,需要通过学习教育加以提高,通过提高人均学习成本支付去逐步解决。同时,还存在着异化趋势,高官们特别愿意追随各种蜕化变质趋势,增进自身的权益而不是相反,这是政治性的方面,这个需要发展出群众性的批判性力量从外部加以制约。不管是素质方面,还是政治性方面,都可以理解为特定的“投入不足”问题,而任何一个团队,哪怕是在革命年代,体现在干部群体身上的各种“投入不足”都是普遍现象,不过革命年代干部群体的学习不足占主导,而执政条件下政治不足占主导,这就需要学会象毛主席那样思考:如何在投入不足的条件下,进行团队维护和提高?纯而又纯,设计短期方案,都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里,大多数高官的表现不好,可以理解为历史和实践深度不足带来的战术表现,从长远看,需要保持和组织群众的力量去对抗这个趋势,这是战略眼光。文革失败了,这还是战术失败,但就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战略目标而言,对于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而言,还只迈出了斗争的一小步,而且还是最具有进步价值的一小步,这一步特别具有战略意义。

假如林彪真个胜任了无产阶级事业托管人角色,即便是延续了毛主席路线,那个胜利也只具有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不是合格的接班人而是群众性的有组织批判力量,最终壮大到足以抑制阶级分化规则,才是共产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的唯一合理支撑点。

六、为什么从野蛮走向文明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

就文革对高官群体的检验结果而言,文革前的刘邓集团已经走向了极度堕落,这些在文革期间群众出版物有大量披露,反而是毛主席周总理他们控制下的正式披露很有限。原因不在于别的:他们希望不要给共产党脸上过度抹黑,以免过度损害到执政合法性,毕竟,就中国近代史而言,共产党还是对人民利益肯定最高的团队。

从文革前那个著名的“窃听器事件”,就可以部分地窥见高官群体中间对于政治利益的追逐,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毛主席住处装窃听器事件败露之后,毛主席把事情丢给刘邓去处理,一年多时间不予过问。结果,杨**拒绝个人背负全部责任,以掩护其后台,那些幕后支持者得不到杨本人自愿承担责任的允诺,就处理不下去,后果是把整个的团伙,给彻底暴露出来了。给毛主席开过车的朱师傅评论说:这下子连我都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那一伙人已经堕落成那个样子了,那么,现实的替代选择是什么呢?林彪集团的崛起和自我表现,算是一个有力的阐释。刘邓系和林彪系,是文革检验过的两大执政团队,现实中间并不存在第三个选择,应该说,共产党内部仅有的这两个执政团队中间,都找不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以,文革作为认真演习的正确性,才得到最后确认:除了民众的觉悟和组织力量的提升之外,不存在别的历史进步动力。

综合林彪集团那伙人的表现看,前期是本能的反文革,中间由于需要稳定局势而得到重用,后期是自觉地镇压群众和文革力量的,并且,从基层开始颠覆了文革成果和政治实践。到了1970年庐山会议上,实际上他们那一伙是想要把镇压和颠覆基层革委会的政治利益,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加以巩固——把军管体制永久化和提升到国家制度层面而固定下来。文革的经验从反面证明,林彪集团并不比刘邓集团更优秀,在得罪群众积累民怨方面犹有过之,并不比刘邓系更适合支持共产主义事业的前进。

经过了文革的洗礼之后,刘邓系官员中间很多人反而逐步确立了谨慎使用权力的戒条,例如1980年代王任重处理“苦恋事件”时就非常谨慎,结果被邓小平批评为“软”,后来王任重的检讨书第一条就是文革初期被群众批判的记忆,由此得到教训不能够滥用权力。而林彪系高官一贯是整别人,而没有遭遇过这样的教育,还没有“被学会”谨慎使用权力的教诲,整体表现反而要差得多。

就继续革命时段而言,林彪本人在文革前期支持过群众批判走资派的事业,但在1967年五一三事件之后,就开始一边倒地支持镇压军内造反派,在1968年之后军委办事组瓦解基层革委会中间没有看到他做过任何纠偏发言,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军头和官场反文革情绪一边讲话,这几个重大历史阶段上他本人的表现应该作为评判他个人的依据——一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到底是如何表现自己的。

无论是文革后期人事安排方面的落实政策,还是对大政方针和文革成果巩固方面的政策执行,都没有林彪起正面作用的影子。很多左翼人士对林彪有好感,想当然地把林彪说成毛派文革政策的支柱,甚至还把林彪爆炸说成是左派失败的根源,不知道有什么实际的依据没有。

分析和评价一个人,即便缺乏档案材料,也能够从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出发,而不是从情绪和想当然出发,去先定性后找证据,那种学风完全不可取。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初稿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修订
 

  
  
  

 
 
铺路石:甘为牛后。
顶端 Posted: 2018-09-29 09:47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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