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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林希翎
5月27日林希翎在北大作第二次发言。她首先声明:上次的发言是在冒失和激动的情况下谈的,都是胡说八道。但对全部发言完全负责上次会场秩序很不好,这一点北大没有人大好,人大同学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今天要求你们耐心听我讲完,即使我是反革命,也请等我讲完了再到法院告我去。

——林希翎:上次的发言是在冒失和激动的情况下谈的,都是胡说八道。

——林希翎有资格第二次发言吗?

——言论自由

——5月23日――5月27日

——林希翎理出思路了?

——林希翎:今天要求你们耐心听我讲完,即使我是反革命,也请等我讲完了再到法院告我去。

——林希翎的讲话

——革命

——还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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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林希翎
毛泽东于1973年向时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问起林“在哪里工作,好不好”,经吴德了解后才知道早已判刑入狱。毛泽东指示:立即释放,安排工作。于是,林希翎又莫名其妙地被宣布“提前释放”,安排在金华武义农机厂当工人

——谁抓的林希翎?

——百度百科 林希翎
1979年7月,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案作出复查结论:“不予改正”;北京市人民法院同样驳回林希翎上诉,维持原判。她至死仍是不予改正的“六大右派”(1)之一,从此在大陆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她的名字更不会出现于中国主流媒介。

——谁抓的林希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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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右派
章伯钧(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储安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彭文应(法学家、上海市民盟委员)
林希翎
至今仍未被平反的“六大右派”。

——反右是扩大化吗?

扩大化  
基本解释:
---
把实际的范围或数量凭空地扩大起来。

——6个右派

——抓了55万人

——反右扩大化?

——邓痞子为什么这样说?

——抓右派

——邓痞子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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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林希翎
接着她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制度问题: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不是指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制度,而是指具体的制度),如庞大的官僚机构,产生了官僚主义分子。现在党也在精简机构,我衷心地拥护。再如,特权分子产生的原因也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有关,如看文件,要按级别,党团员也是一种特权,能够留学,参加游园。因此,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上次谈到不要改良主义,也就是这个意思。

——林希翎:我同意铁托同志的意见

铁托发表谈话 世界各国当前共同目的 是防止任何战争或侵略第5版()
专栏:
铁托发表谈话
世界各国当前共同目的 是防止任何战争或侵略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6日电 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5月15日)前夕,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表谈话说,世界一切国家当前首要的共同目的就是防止任何战争或侵略。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向一切政府,政治、社会和科学团体以及全世界的舆论呼吁,立即动员起来为取缔核武器试验、裁减军备和用和平方法解决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而奋斗。
铁托应南斯拉夫通讯社总编辑的邀请就当前最迫切的国际任务发表了意见。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二年之后的今天,人类不仅要担心经常的战争危险,而且要担心原子和氢武器试验的后果,军备竞赛,特别是破坏力越来越大的大规模毁灭性的原子武器和其他军备不能不使世界人心惶惶。所有过去的经验和目前大规模毁灭手段都清楚地表明:一次新的大战将比过去的战争更加可怕、更广泛和更有破坏性,实际上它对整个人类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1957-05-18

——世界一切国家当前首要的共同目的就是防止任何战争或侵略。

——铁托是对的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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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官僚主义分子。

——谁?

——林希翎:现在党也在精简机构,我衷心地拥护。

——党官僚?

——党是如何能够官僚的?

——中国共产党:拥护婚姻法

——违反婚姻法了

——中国共产党:抓起来

——行吗?

——官僚

——当官了才能僚。

——谁官僚?

——政务院

——国务院。

——周恩来这个总理头衔是什么?

——官僚主义分子的总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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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文件,要按级别

——谁定的?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毛主席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磨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毛主席阴一套阳一套?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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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26日】 △主持召开保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提出加强保密工作的五条措施,强调军事秘密和经济建设的重大项目是保密工作的重点。十月三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
——周恩来年谱

——看文件,要按级别

——谁定的?

——周恩来

——毛主席:反对

——周恩来:美蒋特务

天津破获军事特务组织 主犯从犯二十五人全部落网 匪首赵杰三等亦在济南就逮第1版()
专栏:
天津破获军事特务组织
主犯从犯二十五人全部落网
匪首赵杰三等亦在济南就逮
【新华社天津二十五日电】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近破获国民党残匪“鲁西反共人民自卫救国军第一纵队”军事特务组织。主犯罗金标、吴兰芳、路兴阶及从犯许一珍、郑振北等二十五人全部落网。匪首赵杰三、乔洪恩亦已在济南捕获,并搜出派令、关防等证件。
该特务组织系受逃匿在香港的匪“山东绥靖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李玉堂指挥。匪首赵杰三曾任蒋匪国防部军官总队的中校队长,于济南解放后和军统特务乔洪恩逃往广州。在广州受了特务训练后,由李匪玉堂予以“鲁西反共人民自卫救国军第一纵队”番号,赵匪被任为“司令”。去年八月间,赵、乔二匪潜入济南,并在上海、南京等地建立联系据点。在济南勾结伪军官罗金标(日伪时期在山东伪军齐子修部任团长),给以“第一支队”番号。去年十一月间,赵、乔、罗三匪潜来天津,与日伪时期山东馆陶县汉奸县长吴兰芳(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山东骑兵特务旅军需处长)取得联系,并委吴匪为“副司令”。
该特务组织活动的方法是以买卖红枣、羊毛等行商为掩护,以货栈为据点,利用各种关系,网罗国民党及日伪时期的流散军人、伪警察和宪兵等,并采用威胁利诱手段,拉拢和敲诈落后商人,以解决经费问题。匪等计划以天津、济南为基点,建立指挥机构,以山东省聊城、莘县、朝城、阳谷、临清、馆陶等县为活动地区,企图长期分散潜伏,进行破坏;目前主要是分头拉拢旧同事、旧部下,积极发展反动组织。
匪等开始进行活动时,即为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侦悉。经缜密调查,该案主从犯除潜伏本市者已由本市公安局捕获外,潜伏济南的匪首赵杰三和乔洪恩等,亦已由济南公安局捕获。
195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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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留学,参加游园。

——留学是谁负责?

【1952年2月4日】 △召集文教委员会及其所属教育部、财经委员会负责人开会,商谈一九五二年选派赴苏留学生的原则,确定:(一)从今年开始,将规定统一的选拔标准(政治条件、业务文化水准、健康程度),严格选派,宁少毋滥,合格多少就选派多少。(二)今年拟派六百名、明年拟派一千名留学生。明年派出者,今年暑期内即行选拔。然后进留苏预备部补习一年。二十日,将会商情况函告毛泽东,并转去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提出的《关于一九五二年选派赴苏留学生工作的报告》。
——周恩来年谱

——特权在谁的手里?

——周恩来

——文教委

——教育部

——财政部

——毛主席干什么?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发布主席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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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因此,要克服错误,就要从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

——这一切制度

——是什么?

——根本上改革这一切制度

——根本

——是什么?

——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吗?

——特权阶层是社会主义阶级划分之一吗?

——周恩来:林希翎的本性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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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林希翎
(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它反映了上层建筑与基础的矛盾,也即意识形态不能适应公有制基础的矛盾。如“三害”即与政治制度有关,与公有制不相容。这个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原因是意识落后于存在。

——林希翎:也即意识形态不能适应公有制基础的矛盾。

【1955年11月30日】 △起草《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并审定《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责成十人领导小组继续从马克思主义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基本观点、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基本观点、对目前知识分子的政治估计和业务估计等十二个方面更系统地全面地整理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
——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我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

——“八大”: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林希翎:这个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原因是意识落后于存在。

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郭沫若
第3版()
专栏:
多年来,胡风在文艺领域内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小集团。解放前,在他的全部文艺活动中,他的主要锋芒总是针对着那时候共产党的和党外的进步文艺家。解放后,他和他的小集团的大部仍坚持他们一贯的错误的观点立场,顽强地和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对抗。胡风思想多少年来曾经俘掳了不少知识青年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
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洋洋十几万言,全面地攻击了革命文艺事业和它的领导工作,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深刻的仇恨,可以说是胡风小集团的一个纲领性的总结。在我国文艺界以至整个文化界,我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胡风那样顽强地坚持错误的文坛野心家了。他巧妙地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披着现实主义外衣来反对现实主义。
在意见书中,胡风以肉搏战的姿态向当前的文艺政策进行猛打猛攻并端出了他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纲领。这个纲领共有六条: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反对在文艺中运用民族形式;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最后,建议解散文艺界统一组织,实际是取消党的领导。
胡风认为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和工农兵相结合,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为政治服务,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
要说是“刀子”,在用语上我倒可以勉强同意。因为“刀子”就是武器,我们也经常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是革命的犀利的武器。但这武器是威力强大的,不久以前有一位苏联作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比做喀秋莎大炮,胡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仅仅比成“刀子”,未免小看了一点。但是,这个武器是放在什么人头上的呢?我想,革命的爱国的人民都明白,这是我们用来武装自己以对付敌人和敌对思想的武器。然而胡风却说成是“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刀子”,实际上也就是说放在他和他的小集团头上的“刀子”!胡风一向把自己化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在这一点上,却走了风,他在不经意之间透露了他的真心实情,自己表明了他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对思想的立场上!既然胡风自己都承认是马克思主义的敌对者,那么我们说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算是冤枉他吗?
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胡风思想的危害性在于他假冒做马克思主义者。但无疑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危害性,那就是胡风所提出的问题虽则属于文艺范围,而在实质上却不单独限于文艺一个领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性的问题。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深入工农兵群众,为工农兵服务,改造思想等等,难道只是文艺界的事吗?谁不知道,这些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一切真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在各项革命工作中都要碰到的关键性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完整的反党、反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也许胡风的堂而皇之的文艺纲领就是它的一个影子吧?
这是值得所有的人们注意的事。让我们来逐条地看一下胡风的纲领。
第一,胡风反对向作家提倡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
他的借口是,有人主张作家首先要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而且是“先验的”、“一次完成”的、“完美无缺”的世界观,要有这样的世界观才能写作。但是谁曾经这样主张过呢?谁也没有。胡风故意要这样说,无非是主张作家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如此而已。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指出:“领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实际上也就是思想家的文艺家,反而可以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大家公认,作为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一切进步作家,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要以自己的创作来引导人民和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负有这样严重任务的作家居然可以不首先(胡风先生,我也用一个“首先”!)自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不要共产主义世界观,那么作家以外的人,谁还需要呢?照胡风看来,工程师、科学家、教师、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切思想工作者、一切知识分子,都可以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在建立了将近四十年的、已经消灭了阶级的苏联社会中,尚且要提倡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消灭,小资产阶级还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我们的时候,当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是根深柢固地盘据在人们脑子里的时候,我们反而不应当宣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当然,我们提倡文艺家、科学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依据自愿的原则,同时这种学习又必须和他们特殊业务的创造性的活动很好地结合。文艺家、科学家可以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不应向作家、科学家提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由,相反,只有进行这种学习才能使作家、科学家在世界观上武装起来,保证他们在创作和研究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得到胜利。
在我们国家,每一个从事思想工作的人,都应该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我们的思想中多一分马克思主义,我们身上便多一分革命的热力。这个在我们感觉是热烘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胡风却偏偏感觉得是“冷冰冰”的!
很明显,胡风所以要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正是企图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
第二,胡风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他反对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熟悉工农兵生活,而主张各种生活都一样,高喊“最停滞的角落里”也有斗争,高喊“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照他说来,坐在自己家里的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这是能够叫人相信的吗?他坚决反对所谓“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但是,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呢?谁也没有。这也是胡风的捏造。日常生活当然是生活,但谁也不能说工农兵的日常生活和剥削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认为作家如果不去熟悉、不去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和生活(无论日常的还是非日常的),不把他们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当作统一的有机体,来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而只注意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使自己的眼光停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就是说按照胡风所主张的“起点在哪里,在你的脚下”的谬论去做,所写的也就是作家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样的作品对于今天的人民有什么价值呢?难道作家不去熟悉、不去深入工农兵生活,不和工农兵结合,就可以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将他们的英雄事迹加以艺术的概括,创造典型人物,再去教育他们吗?
必须从人民群众生活的深处汲取自己创作的源泉的作家,既然可以不到群众中去,那么作家以外的人,又有什么必要去深入群众呢?反对深入群众只能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对于文艺作家来说,使他们对群众永远“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使他们成为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制造者,或者使他们成为寓“十字街头”于“象牙之塔”的新式资产阶级作家;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切革命干部来说,就必然使他们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分子。
很明显,胡风所以要反对深入工农兵的主张,正是企图使革命作家、革命工作者割断和工农兵的血肉联系,正是企图取消文艺工作和其他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第三,胡风反对作家改造思想。
胡风既然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那他当然就要反对思想改造了。因为,要树立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道德,就不能不把旧的落后的错误的思想从自己脑子里挤出去。看来,胡风是非常爱惜这些脏东西的,他在替它们叫屈,并索性把我们的建立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的思想改造,诬蔑为“军事统制”或“军阀统治”的手段。这种厉声尖叫,不是同样也可以从我们的敌人那边听到吗?胡风,你真跑得太远了!
就和硬说我们要求作家必须具有“先验的”、
“一次完成”的、“完美无缺”的革命世界观一样,胡风说我们是要作家“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过,思想改造非经过十年八年的长期磨练不可,难道我们要作家等到十年八年以后才写作吗?事实上我们的作家不是都在写作吗?思想改造是普遍性的要求,所有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有这个要求,并且都在工作中努力改造自己。难道他们都像胡风所说的那样,现在都已经停止了工作,要过了十年八年之后,再工作吗?
胡风玩的另外一个手法是他竟然把新旧思想加以等同,把个人主义思想说成和集体主义思想差不多,把旧的人道主义思想说成和社会主义思想差不多。这样做,不外是叫人们不要抛弃资产阶级思想,不要接受工人阶级思想,如此而已。此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解释吗?
很明显,胡风所以要以这样那样的借口来反对思想改造,正是企图使错误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继续统治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使他们停滞不前,因而在一切工作中遭到失败!
第四,胡风反对文艺的民族形式。
这又是十足的反人民、反爱国主义的观点。文艺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同样是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紧密联系着的。我们的文艺不仅要在内容上和人民结合起来,而且要在形式上也和人民结合起来,使我们的作品具有为群众所理解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的形式,这是革命作家的努力目标之一。
联系着前面已经谈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胡风的文艺纲领的特色之一是在思想上反对革命世界观,在形式上反对民族特征。但是,正由于有了革命世界观,才使新文艺有别于资产阶级社会、封建社会的旧文艺;正由于有了民族形式,才使一个民族的文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艺,也丰富了全人类的进步文艺。试问取消了这两个要素,剩下的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文艺呢?胡风历来否定民族遗产,主张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形式不加区别不加改变地“移入”中国来,其结果难道不是必然地要把自己民族的独立的文艺变成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的附庸吗?
当然,胡风不会忘记还要在他的思想实质的外表,装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因而说什么“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但是他却不愿意提出对于我们最为宝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过去的现实主义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故意抹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革新的意义。而对于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则采取完全虚无主义的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五四”以前,全部中国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在内,都是“封建文学”;他说:“‘五四’以前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没有写人,没有写人的心理和性格”。他认为,我们重视民间文艺是“拜物情绪”,探求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是使文艺
“降低”。这样诬蔑本国的文化遗产和轻视文艺的民族特点,而盲目崇拜外国资产阶级文化及其一切形式,其影响所及,难道仅限于文艺领域吗?不!这不仅是文艺问题,也不仅是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削弱以至毁灭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问题!
很明显,胡风所以要反对文艺的民族形式,盲目鼓吹外国形式,正是企图削弱和毁灭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拉着人们和他一道滚进世界主义的泥坑里去!
第五,胡风反对“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
这个问题不单纯是作家写重要题材还是写次要题材的问题,而是作家要不要为当前迫切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去服务的问题。而且这也不仅是文艺创作的问题,而是在各项革命工作中,都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无论政治法律工作、经济财政工作、文化科学工作等等方面,都有各种任务规定在人们面前,需要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去担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一致承认文学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自觉地要做先进的公民,要成为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列的战士,这样的作家,难道反而不要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吗?当然,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它自己特殊规律,正如其它一切工作都有它的特殊规律一样。作家可以而且应该根据各人的生活经验、创作才能、艺术个性等等的不同,用不同的形式、体裁和风格,从不同的角度去反映生活;并且应该反对庸俗化地了解政治任务,庸俗化地了解文艺的宣传性能。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文艺应该着重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的最重要的方面,应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物的典型,是无可动摇的。
作家为政治服务固然首先是用笔作战,但在必要的时机,像所有的公民都应该勇于担负起对国家的捍卫责任一样,作家也应该用别的武器来进行作战。在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斗争中,许多文艺工作者曾经穿上了军装,走上了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苏联作家曾经参加了卫国战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少的文学家艺术家同时也是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坚决的世界和平保卫者。
胡风反对写重要题材,反对创造正面人物,其必然结果不能不掉进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泥坑中去。如果再根据逻辑的必然性推论下去,那么,每一个文艺家、科学家以及
一切知识分子在进行他们的劳动时,就都可以不考虑当前人民和国家的需要,都可以不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了。对于他们,所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岂不就完全成了空话吗?
很明显,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依照胡风的指使去做的!
胡风提出了以上五条纲领来抗拒所谓“五把刀子”之后,他就从荷包里摸出了一套他煞费苦心地编成的、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革命文艺运动的“建议”。其内容实际上是解散文艺界统一的组织,分裂作家的团结,取消集体领导,停办现在的文艺刊物,代之以在文艺思想上有“基本性质的分歧”的个人办的刊物,进行资本主义市场式的自由竞争。其结果不外是使文艺界四分五裂,脱离工人阶级思想领导,而人工地培养出许多宗派主义小集团出来,让资产阶级思想随便去占领和统治。
很明显,如果大家都依着胡风的纲领做去,也就可以同样取消其它一切群众团体的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造成人心涣散、一盘散沙、无组织无领导的局面!
胡风这位自命不凡的人物真是了不起。他不仅要争夺文艺的领导权,而且要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改造国家!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竟发展到这样荒唐的程度了!
胡风的思想,在我看来,和胡适的思想在最根本的方面有一脉相通的地方。胡适叫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风不也在主张作家不要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吗?所不同的,胡适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风是偷偷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如此而已。胡适主张“全盘西化,全盘接受”,胡风不也在完全否认民族遗产,主张新文学的形式只能从西方“移入”吗?胡适否认物质世界和科学真理的客观存在,胡风不也在提倡“主观战斗精神”的“自我扩张”吗?
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胡风认为文艺的源泉,不是客观世界,不是人民的生活,而是作家“主观精神”的“自我扩张”;文艺不是客观真实的反映,而是作家“主观精神”的表现。这个“主观精神”越是强烈地“燃烧”,客观在主观中所占的地位当然就越小;同时,这个“燃烧”着的“主观精神”又必须绝对排斥“从身外来的”“冷冰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试问,胡风的这个“主观战斗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它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它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在一九三二年苏联解散了“拉普”等文艺团体,并正确地清算了“拉普”派所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的错误理论之后,在有些国家,例如日本的文艺界就对这件事作了片面的歪曲的介绍。那时日本的反动统治阶级正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日本共产党施行血腥的镇压,把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打到地下去了。一些左翼作家在这个时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有的变成了明目张胆的法西斯作家,如林房雄等。有的则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传播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经常嚎叫着什么“创作即生活实践”、“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不一致”等等谬论。同时,在苏联也出现了以卢卡契、里夫希兹为首的“潮流派”小集团,他们在反对“拉普”派的借口之下,肆意地否定了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主导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文艺思想的表现。这个“潮流派”的理论,在一九四○年左右就被苏联文艺界所清算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正是和上列理论有联系的。
这类理论正适合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气候。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使他被认为左翼理论家,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他不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镇压。他那一套日本人所谓“半头红萝菔”的理论(表皮是红的,心子是白的),我们以前也并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一直诚恳地耐心地帮助他,而胡风却不但始终没有改正错误,而且继续坚持他的错误理论和有害的小集团活动,一直发展到向中共中央提出他的攻击整个文艺领导工作的意见书——一个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
从胡风的思想实际和他所采取的行动实际看来,他所散播的思想毒素是不亚于胡适的。他所提出的纲领是有一般意义的、思想的和行动的纲领。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和人民群众结合,实际上就是反对全中国知识分子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是违反全国人民意志的事。必须彻底批判胡风思想的原因,我以为就在这里。
1955-04-01
  
  
  

 
 
顶端 Posted: 2018-10-11 06:05 | 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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