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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独裁吗?

——林希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

——林希翎:这也不足为奇,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林希翎为什么会这样想?

人民教师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三十一周年第3版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吴玉章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中,已经得到了巩固的胜利。这一胜利的获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和生动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问题。在过去三十一年的每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正确理论适时而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路线与策略,粉碎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因而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成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三年间,新中国是在日新月异的向前进步。经济上的恢复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的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大规模的建设不久即将到来,在近代曾经是落伍的中国,将迅速地向着先进的工业化的道路前进。而且,“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
两三年来,新中国能够获得从前绝对不能获得的在建设方面的这些辉煌成就,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历史的事实证明,新中国要胜利地经过新民主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才能成功。
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是要为我们新的国家培养出千千万万具有工人阶级先进思想的新的建设人材。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同时也是可以完成的。我们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首先自己就得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下决心改造自己。因为我们要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通过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达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来教育中国的青年一代。恰如列宁所说:“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底建设者,而你们就应当是千百万青年中的第一批建设人。”(“青年团底任务”)亦如加里宁所说:“要做到这点,非得教师本身至少在大体上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只有在我国教师不仅是学识很高而且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识的这种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任务。”(“在欢迎荣受勋章的乡村学校教师晚会上的演说词”)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应该有系统地熟读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首先读 必要的)著作;如果我们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无疑就谈不到射中国革命之“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条基本原则:理论与实际统一。即是说,系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仅仅是熟读这些革命导师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要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学习毛主席怎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列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又谆谆告诫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他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他人,‘诲人不倦’……”。(“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新中国的人民教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应该把它当作武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说道:“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我们所说的思想改造,是指在思想意识方面,逐渐排除一切反动的落后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建立先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在思想方法方面,主要是克服危害最大的主观主义,使自己的思想合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实践论”)毛主席的思想是完全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的,因而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关键时期,能够及时地、英明地规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而那些主观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与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不相切合,理论与实际分离,其结果就只有错误和失败。
我们的人民教师,在过去的两三年间,经过各种学习运动与实际斗争,特别是经过了去年的整风学习与最近的“三反”运动,思想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属于敌人的反动思想已肃清了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得到了不少的改造。但不可讳言,在部分人民教师中,依然在各种程度上存在着早已应该消灭的封建思想、买办思想和‘亲美崇美’、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残余。此外,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客观主义、宗派观点、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与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观点、为学术而学术、得过且过和不愿根本改造的改良主义思想、保守性等等,在不少教师的头脑中,并没有完全被消除。
所有这些思想,都不合于正在前进中的新中国的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因而这些思想是错误的,不是客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一周年的今天,历史发展的客观情况,是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下,不断地繁荣进步,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遇,落后的农业国业已开始向着先进工业国的方向发展。中国人民,特别是在劳动实践中富于创造性的工农大众,一日千里的飞跃地前进。这时,我们要紧的是“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论”)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使自己的思想适合于客观外界的发展的规律性,我们就会落伍。只有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逐渐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方不愧为一个好的人民教师。
1952-07-01  

——赵家是学习毛主席思想还是打着毛主席思想的旗帜反对毛主席思想?

——打着红旗反红旗

——林希翎:这也不足为奇,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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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我可以肯定,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现在的话,就不会把他当反革命处理。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胡风不是反革命?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报告
胡风
(二)基础问题
一、正视党员以及党外的有领导影响或站在领导地位上的作家之间,在为人民服务的总的方向下,对于文艺创作实践的具体问题理解上和态度上有各种差异以至基本性质的分歧,又各各有着群众基础;除了保证在实践过程中进行竞赛或斗争,争取从实际基础出发的前进以外,任何人工的解决办法都会妨害有生力量底成长和思想斗争底开展,都会使党的人民的文艺事业陷入“毁灭”状态,在党员作家尤其是如此>

——什么是“正视党员以及党外的有领导影响或站在领导地位上的作家之间,在为人民服务的总的方向下,对于文艺创作实践的具体问题理解上和态度上有各种差异以至基本性质的分歧,又各各有着群众基础”?

——周恩来痛斥高岗十大罪状

周总理痛斥大反党分子高岗——周恩来同志在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露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的道路。
    关于高岗的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有如下事实: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企图以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

——胡风不是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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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不是承认山头吗?

——毛主席:延安整风。

——1954年承认山头?

——胡风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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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现在对这问题提出怀疑的人很多,要求重新处理的愿望很迫切。

——周恩来:在国家建立之初,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政治经济情况变动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例如民法、刑法,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完全确立以前,是难以制订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颁布暂行条例、决定、指示等等来作为共同遵守的工作规范,是必要的,适当的。只有在这些条例、决定、指示行之有效的基础上,才可以总结经验,制订长期适用的法律。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在初期也是不完备的,也是经过很长时期才逐渐制订出来的。

——周恩来: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

——周恩来:林希翎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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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林希翎
我对南斯拉夫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

——为什么呢?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南斯拉夫
第3版()
专栏: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南斯拉夫
王揖 汪溪

夜间11点左右,搭上从贝尔格莱德南下的列车,第二天早上6点,就到了南斯拉夫的钢铁中心泽尼查——“南斯拉夫的鞍钢”。
泽尼查钢铁厂成立于1892年。在战前的47年中,它只发展到年产7.5万吨钢的规模,战后10年的恢复扩建,现在年产量已达到45万吨。而它的设计能力是年产80万吨生铁和70万吨钢。泽尼查厂是战后新建和扩建的200多个企业中最有名的一个,也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柱。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和泽尼查媲美的是每年可发电72,000万度(目前尚未全部建成)的雅布兰尼查水电站。这个电站1947年开始设计,1955年开始发电。电站的发电机安装在一个又深又大的山洞中,通过一条两公里多的隧道,用粗可数围的铁管将水库里的水引到这儿。修建这个电站是很不容易的;淡季和旺季水量相差一百倍,施工机械和发电设备都很缺乏,全部设计要靠自己动手,而他们又从来没有建设这样的水电站的经验。
当然,困难绝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过去根本没有加工工业基础,战争胜利前夕德国法西斯又把所有的道路和矿井彻底破坏了,这就使恢复和建设工作难上加难了。但是10年来他们毕竟作了不少工作,共和国执委会副主席达尼洛维奇告诉我们:用1939年和1956年的产量相比,煤炭将由170万吨增至600万吨,生铁将由60万吨增至190万吨,钢将由7万多吨增至45万吨,发电量将由1.2亿度增至8亿度。这些数字,鲜明地说明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把他们的工业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工业向前推进了一步。

我们的汽车在黄昏时离开雅布兰尼查,翻过重重叠叠的山头,在半夜里到达亚得里亚海边的避暑地杜布罗夫尼克,进入了克罗地亚共和国。两天后又乘船沿着海岸北上,经过斯普利特到里耶卡登陆,并从这里进入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在南斯拉夫,这两个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最发达。
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战后新建和扩建了许多机器制造厂、造船厂和水力发电站。其中有年产1万吨涡轮机的“利托斯特罗伊”工厂,生产发电机和变压器的“拉捷•冈查尔”工厂,规模巨大的“五一”机床制造厂,里耶卡“五三造船厂”和斯普利特造船厂等等。由于新的企业不断投入生产,斯洛文尼亚最近10年来的工业品总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克罗地亚的工业比重在共和国的国民经济中已占到61.1%。
我们参观了不少的工厂,我们到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南斯拉夫的同志们不厌其详地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建设情况,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五一机床制造厂的同志自豪地告诉我们,建设这个工厂的劳动中,有200万小时是义务劳动,那是在1946年和1947年之间,当时每天有500到1,000人义务参加建厂工作。当然,在恢复时期结束以后,最近若干年来,这种热火朝天般的义务劳动运动是没有了,但是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勤劳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新的工业技术也很注意。在斯普利特,我们访问了1951年开始生产的尤哥维尼尔尼龙工厂。这个工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生产原料,一部分加工成品。尼龙的原料主要是用石灰石和海盐经过化学方法处理后制成的,加工用的机器设备也很简单,但是产品的种类及其用途却很广:从制造牙刷用的玻璃丝到口径数十公分的水管,从裁制桌布和雨衣用的柔软的料子到铺设室内地面用的坚硬的地板。
我们还访问了斯洛文尼亚的“利托斯特罗伊”涡轮机工厂。这是一个巨大的现代化的企业,它的产品主要供给国内水力发电站,也向巴基斯坦、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出口。但是,和南斯拉夫的很多企业一样,这个工厂是开工不足的,除了加热和铸造车间外,其余车间只一班生产,机器设备利用率只能达到50%。这种情况,也就不能不给工人的生活带来某些影响。工厂的同志们说:从1948年以来,工资平均提高了80%,但由于物价增涨很快,实际工资增加的还不多。
南斯拉夫工业发展的特点,也正像我们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看到的一样,这就是重工业占着显著的地位。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经济秘书长格雷蒂奇的介绍,10年来重工业的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的80%左右。以1954年和战前产量相比,机器制造业增加了7倍、电力增加了1.7倍,而轻工业只增加了70%。根据政府的计划,今年已经着手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并要使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从克罗地亚回到贝尔格莱德,和南斯拉夫同志们共同度过了他们建国十周年的纪念日——参加了一次音乐晚会和铁托总统举行的盛大宴会;他们国庆日是不阅兵也不举行群众示威游行的——我们又搭车南下,访问他们最南部的一个共和国马其顿。
马其顿的资源是很丰富的。它有大片的森林,有铁、铬、铅、锌等矿藏和特种黏土,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但是由于历史上长期被落后的土耳其所统治,所以它的经济和文化在过去都十分落后。只有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从1947年至1951年,人民政府在马其顿的经济投资为960亿第纳尔左右,用这些投资建立了许多巨大的工业企业,其中包括化学联合企业、金属加工工厂、钢管工厂、水泥工厂,以及在今年即可投入生产的发电量为四亿瓩小时的“马夫罗沃”水电站。
在马其顿,我们参观了两座古老的地下教堂。因为土耳其的统治者不准人民修建高大的建筑物,他们只好把教堂的基地修在地面以下。在这些教堂里,我们欣赏了一些古代的木雕和绘画。和我们在其它地方看到的绘画、木刻和雕像一样,它们都显示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说明了南斯拉夫的艺术是有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的。
但是,在马其顿的一个艺术展览会上,和我们在卢布尔雅那的画廊及其它地方所见到的一样,同现实主义作品并列展出的,也有很多现代派的作品。虽然,在我们访问铁托总统时,他曾经说道:“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现代化趋势,特别是在绘画方面”。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乔拉柯维奇也曾向我们指出,现代派的绘画“不是共产党人所需要的画”。
南斯拉夫在发展国民教育方面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消灭文盲方面作了很多工作。用马其顿为例,在反动统治时期,不许马其顿人使用自己的文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马其顿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文盲,而现在已经减少了一半。如果和1939年相比,现在初等学校由843所增到了1,500所,中学从15所增到了28所,职业技术学校从4所增到了64所,此外,还新设了一所拥有3,000多学生(函授生不在内)的大学。?

从马其顿我们回到北部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目的是想更多地了解农业情况。我们在南斯拉夫所经过的很多地方,从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看来,都是适于耕作的,但是伏伊伏丁那平原特别富足,他是欧洲最肥沃的地区之一,人们把它叫做北部的热带岛屿。
伏伊伏丁那的农作物收获量很高,去年小麦平均产量每公顷1,600公斤(合中国每亩213市斤),稻子(试种)每公顷4,000至4,500公斤(合中国每亩533至600市斤)。伏伊伏丁那的牧畜事业也很发达,活猪占全南斯拉夫的三分之一,马占四分之一。
伏伊伏丁那的生产合作社也比其它地区多。按耕地面积计算,国营农场占12%,合作社占15%,个体农民占73%。而全南斯拉夫平均,生产合作社占总耕地面积还不到5%,个体农民占77%。伏伊伏丁那的经验也证明,组织起来以后就能很快地提高产量,那里的苏梯卡合作社,去年每公顷小麦产量2,400公斤,而附近的个体农民则只有2,000公斤。
南斯拉夫的农业,在克服了战时的严重破坏所带来的困难以后,已经大体上达到了战前的水平。但是,由于小农还是农村中的主要力量,同时根据国家的法令,土地买卖和雇佣劳动还不受禁止,所以商品粮食还不多,投机行为还没有被制止,农村里剥削倾向的复活和加强的可能性也还存在。
我们很高兴地知道进一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南斯拉夫国家领导同志们的注意。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在去年十月中旬的一个报告中说道:“……现在我们农业中的实际经营工作常常失去社会主义的前途。但是却不能够说,我们这里还没有制定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任何一个盟员都应当清楚地了解,除了通过发展农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企业的方法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外,我们的农村中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在南斯拉夫访问了25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国家机构和经济方面有很多独特的地方,但是最主要的则是他们已经结束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工人和农民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行使了自己的权力。这里只需要介绍一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一的生产者院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西米奇向我们介绍:生产者院和联邦院是南斯拉夫国民议会的两个组成部分。生产者院负责讨论和审查一切有关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经济企业委员会的工作,国家预算、社会福利措施和立法委员会的工作等等。生产者院的成员如下:企业的厂长和经理49人(其中工程师和工人出身的行政干部各半),工会干部39人,合作社干部32人,车间主任和工长19人,工人37人,农民18人,职员8人。
南斯拉夫的访问,使我们相信: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1,700万人民,将继续以艰苦缔造的精神,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用新的成就来加强保卫持久和平和民主的力量。
1956-01-21  

——生产者院的成员如下:企业的厂长和经理49人(其中工程师和工人出身的行政干部各半),工会干部39人,合作社干部32人,车间主任和工长19人,工人37人,农民18人,职员8人。

——储安平:给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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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报告——1957年3月31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第2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 彭真
六、在南斯拉夫
1957年1月17日我们乘飞机到达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
南斯拉夫联邦共有六个共和国。我们先后访问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斯洛文尼亚四个共和国。在首都贝尔格莱德我们同联邦总统铁托、国民议会主席皮雅杰、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兰科维奇等同志,并且同联邦国民议会、执行委员会、贝尔格莱德市人民委员会、四个共和国的议会、政府、党和其他方面的负责同志,还有许多工作同志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是由联邦院和生产者院组成的,现在两院共有议员五百五十四名。联邦院有议员三百五十二名,其中二百八十二名是由全国划分的二百八十二个选区分别选出的。其余七十名是由共和国、自治省、自治州的议会在它们的成员中选出的。这七十名议员在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可以组成民族院单独举行会议。生产者院现有议员二百零二名,是由工矿、商业、运输业、手工业、农场等生产单位的职工和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选出的。其中六十七名是农业方面的代表,一百三十五名是工矿、商业、运输业等方面的代表。两院在修改宪法、批准联邦经济计划和预算、制定一般法律等方面是有同等权利的。选举和罢免联邦总统、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议会主席、副主席和秘书、最高法院法官等职权,是由两院联席会议行使的。生产者院可以向经济单位提出建议,可以对政府机关和自治机关有关经济工作和社会保险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并且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做出决定。此外,其它应由联邦国民议会处理的问题,统由联邦院单独处理。
南斯拉夫在解放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解放后,南斯拉夫人民克服了各种困难,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工业。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比战前增加了近两倍。冶金、电力、燃料、造船、机器、化学等工业都有了发展。建立了许多新的工矿企业。
我们参观了贝尔格莱德的拉科维查马达工厂,1956年这个工厂生产了一千三百多台拖拉机、一千多台汽油发动机。我们访问了南斯拉夫钢铁基地泽尼查,这里的钢铁联合企业,现在年产钢五十多万吨,焦煤、生铁各约六十万吨,现在还正在扩建中。在南斯拉夫的第二个大城市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罗布,我们参观了拉达孔查尔
电器设备工厂,这个工厂所造的发动机、变压器和透平等设备除自给外,还可以出口。
南斯拉夫的工厂是实行“工人集体管理”制。
例如,就我们参观过的拉科维查马达工厂来说,这个厂现在有职工一千五百多人,他们选出六十五名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凡属 工厂的重大问题如制定生产计划、劳动定额、工资标准和奖励办法等都由工人委员会决定。工人委员会选举十一人组成管理委员会作为它的执行机构。厂长是管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厂长的人选,由当地的人民委员会和本厂的工人委员会联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决定,由当地的人民委员会批准任命。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没有专职的办事机构和工作人员,委员是兼职的。工厂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的需要各自制定生产计划,独立经营业务,自行采购原料和推销产品并且自由地和同业竞争。工厂每年按6%的利率向国家交纳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利息。工厂利润50%上交联邦政府;40%上交县人民委员会,由共和国和县来支配;其余10%留给工厂;其中5%作为职工红利,5%用于建筑职工住宅和其它职工福利事业。工厂自负盈亏,在工厂赔了钱的时候,工人委员会有权作 出决定,减发职工的工资。在南斯拉夫,国家不给企业颁发生产指标,各企业按照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市场需要,各自制定生产计划。至于他们如何把企业的计划和国家的总计划(“社会计划”)结合起来,以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问题,我们访问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研究。
我们访问了伏伊伏丁纳自治省,它是南斯拉夫的主要农业区,也是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它的商品粮食约占粮食总产量的60%。我们参观了伏伊伏丁纳自治省首府诺维萨特附近的贝却耶斯农业劳动合作社和“友谊、团结”农场,参观了农业科学研究所和农业机器制造工厂。1956年伏伊伏丁纳自治省有三百四十七个农业劳动生产合作社,二百三十个农场。
南斯拉夫全国的小学生有一百五十多万,中学生五十多万,大学生将近六万。战前高等学校共有十八所,现在已经有五十八所。全国有三个科学院。文盲已经大部分消灭了。全国工人补习学校约一千九百所。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了改善。勤劳勇敢的南斯拉夫人民,现在正在努力发展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在访问期间,我们受到南斯拉夫各级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工作同志们热情欢迎和亲切接待,他们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代表团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派到这些兄弟国家进行友好访问,通过这次访问,在进一步加深我国人民同这些兄弟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和加强团结、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访问过程中,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人都亲身体会到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于我国人民是有着深厚友谊的。他们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我们所接触的许多同志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对我国在短期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并且在合作化的基础上所得到的农业生产的成就,对于我国采用和平改造的方法顺利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日益巩固和扩大,都感到很大兴趣。我们这次访问是带着中国六万万人民对这些兄弟国家人民的深厚友谊而去的,也带着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回来了。对于这些兄弟国家的领导同志和人民群众、对于陪同我们到各地参观的负责同志和做接待工作的同志们所给予我们的隆重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真诚的接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出国访问期间,正是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反殖民主义民族独立运动发动了进攻竭力制造新的紧张局势的时候,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人民对帝国主义者在匈牙利进行颠覆的罪恶活动和在埃及发动的武装进攻表示极大的愤慨,对匈牙利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义斗争、对埃及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是热爱和平的。他们坚决主张所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并且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力量,也有在和平竞赛中获得胜利的信心。他们从切身经验中,深知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深知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大过了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力量。现在不仅有以苏联为首的拥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有许多被压迫的民族已经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全世界劳动人民,由于有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觉悟程度已经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同时在帝国主义者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在增长。劳动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遭受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威胁,因而同垄断资本家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也在日趋尖锐化。同时,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斗争也在日益高涨。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帝国主义者胆敢发动世界大战的话,结果不问可知,世界必然将出现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帝国主义者必然将在战争中毁灭他们自己。
谁都知道,以美国侵略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存在是死也不甘心的。他们仍然在实行扩张政策,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扩军备战,进行侵略,威胁世界和平,并且明目张胆地宣布推翻社会主义国家,还恬不知耻地把他们这种罪恶活动,称之为“解放”。他们也知道发动世界大战,对他们是凶多吉少的。因此,他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不和 和分裂上,寄托在社会主义各国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和他们的特务间谍的颠覆活动上,这就是说,他们现在采用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各个击破和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夺取堡垒”的办法。匈牙利事件和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间所进行的挑拨离间活动,就是这种罪恶活动的铁证。帝国主义者的这种罪恶活动,明白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的团结,必须提高警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群众是珍视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团结和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是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根本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世界一切民族独立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所有社会主义各国紧密地团结起来,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所有民族独立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世界的持久和平,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安全和和平建设,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是的,既然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之间有着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和加强相互团结的共同愿望,既然领导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党都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共同的行动指针,既然这些国家都承认在处理相互关系中应该遵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该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那么社会主义各国是应该而且能够坚固地团结起来的。在我们访问期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间和兄弟党间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加强了彼此间的友好团结,就是有力的证明。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永远不会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分歧。不是的,如果在一个国家和一个党内还会有这样或者那样不同意见的话,在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对某些问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同意见,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之间,相同的意见是根本的、主要的,不同的意见和相同的意见比较起来往往是比较小的和次要的。同时,只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为准绳,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并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同志式的讨论和研究,不同意见是应该能够取得一致的。即便暂时有若干不同的意见,也应该珍重相互的团结。不利于团结的事情,总是不应该有的。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在这次访问中认为应该特别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第一次出国访问,已经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将以同样的兄弟热情在我国的土地上接待来自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议会代表团,同时也欢迎来自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议会代表团前来我国访问。通过这次访问,证明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各国人民意志的集中的代表者的各国议会,如果加强彼此间的直接联系,沟通各国人民间的感情和了解,并且把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担当起来,那么各国议会是可以作 出自己的重大贡献的。
1957-04-01

——彭真:例如,就我们参观过的拉科维查马达工厂来说,这个厂现在有职工一千五百多人,他们选出六十五名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根据法律规定,凡属 工厂的重大问题如制定生产计划、劳动定额、工资标准和奖励办法等都由工人委员会决定。

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 昨天继续举行 发言全部结束 先后座谈十一次 八十多人发言
第2版()
储安平: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他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
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的发言中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1957-06-02  

——林希翎:我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比较民主的。

——抓邓痞子还是抓林希翎?

——抓周恩来还是抓林希翎?

——邓痞子:整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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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林希翎
在林希翎讲完话以后,有几个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上台反驳,在他们反驳以后林又接着发言。她说:上次有人揭我的底子,说我就是报上登过的林希翎,和刚才有些人的发言,都说明神经衰弱者的条件反射,到处是反革命。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就是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从这个逻辑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我的讲话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说我是反革命,极为卑鄙,我提出抗议!

斥“党天下”第3版()
专栏:数字与事实
  斥“党天下”
右派分子储安平曾说:“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本来我们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庄严的宪法早有规定。但是,我们党在任何工作中从不允许党员独断专行,而是一贯主张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读者从下列统计就可看出所谓“党天下”的荒谬。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当中,非党人士占的比例是不小的。例如: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1,226人
  中共 668人 占54.48%
  各民主党派 274人 占22.36%
  无党派人士 284人 占23.16%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共79人
  中共 40人 占50.63%
  各民主党派 25人 占31.64%
  无党派人士 14人 占17.73%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据最近的统计材料:
  国务院部长(主任)共38人
  中共 22人 占57.9%
  非党人士 16人 占42.1%
副部长(主任)共211人
  中共 182人 占86.3%
  非党人士 29人 占13.7%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各省省长副省长共192人
  中共 130人 占67.7%
  非党人士 62人 占32.3%
(本报国内资料组)

——是这样驳的吗?

——林希翎:我看到有一个公式,就是反领导、反组织,反党、反人民,从这个逻辑得出一个反革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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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逻辑是谁的?

——周恩来

——赵家

——赵家纪律处分条例
第四十九条 组织、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赵家: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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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
林希翎
  上次我来发言后,就有人在辩论台柱上贴一条子,“林希翎女士来北大一趟,我的水碗不见了。”同志们,那天我走的时候,北大有八个人送我,我并没有偷你的水碗!(掌声)几天来北大学生川流不息地到我家去拜访我,其中有一个同学说,我来向你自首。上次在会上扰乱秩序,破坏你的发言,都是支部书记布置让我做的。同志们,我用毛主席的说法,这些都是国民党段祺瑞的作法,是极卑鄙的!

——赵家:历史决议

——邓痞子指使的?

——邓痞子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集团  
基本解释:
---
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

——四千个狗杂碎狂吠毛主席

——四千个狗杂碎不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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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家:没有了赵家,你什么都不是

——狗杂碎:我们是赵家。

——百度百科 林希翎
1979年,林希翎向邓小平上书申诉,同年秋召开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特邀林希翎参加。随后林希翎一度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特约编辑。不久又被清出北京,回金华文联。
当几乎所有的右派都经复查确认当年属于“错划”而得以“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虽然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但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这是因为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胫而走。胡耀邦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就必然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充当右派典型。1979年7月,人民大学党委对林希翎右派案作出复查结论:“不予改正”;北京市人民法院同样驳回林希翎上诉,维持原判。她至死仍是不予改正的“六大右派”(1)之一,从此在大陆中国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她的名字更不会出现于中国主流媒介。

——“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

——叶剑英:抽梯子

——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辞职

——华国锋干不下去了。

——陈云:有请邓痞子闪亮登场。

——邓痞子:我是二代核心

——一代核心是谁?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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