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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赵家五毛宇宏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原文

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分享到:   时间:2018-10-22 18:00
•来源: 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  宇宏  •浏览:538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上山下乡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上山下乡政策体系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一、返乡务农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将地主阶级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翻身解放的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为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农联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中国农民长期缺乏文化知识,对于完成土地改革进入新时期的生产建设显得不够适应,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一代来承担中国农村变革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时候,新中国第一代高小毕业生应运而起,成为新中国农业兴起的领头人。
1950年刚刚高小毕业的徐建春回到家乡担任了互助组组长,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带领的互助组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被评选为劳动模范。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社论,社论表扬了徐建春,以及蓬莱县潮水乡、荣成县海崖乡等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们,说他们的事业是“最有出息的一种事业”,他们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知识青年先进典型。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并成为劳动模范的初中毕业生吕根泽、高小毕业生徐建春,都在忘我的劳动中推动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成为青年的榜样。社论强调指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国青年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乃是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热潮。
据1952年统计,建国以来中小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万人;中学生则多出124.7万人。到1957年,全国小学生已有6000多万人、中学生近600万人以及约40万大学生。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增加了这些中小学生就业安排的难度。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参加农村土地改革,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意识进行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的问题。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的青年,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使之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年10月,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万人,占不能升学毕业学生的68.5%。据吉林省统计,全省高小毕业生有6.88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大多在互助组里担任各种职务。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实。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带头的作用。
1955年是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一年,合作社总数由6月份的60万个,到年底猛增加到100万个,入社农户也由14.2%猛增到63.3%。同时全国人口总数达到6.1亿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8394万吨,增长率达61.5%;人均粮食产量由208公斤/人增加到293公斤/人,增长率达71%。短短的6年就使中国农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返乡知识青年起到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毛泽东在年底主持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收录176篇各地选报的材料,毛泽东为其中85篇撰写了按语。在河南省报送的《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毛泽东看到乡政府把未曾继续升学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少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即此写下一篇按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毛泽东的诸多按语中,有很多涉及到农村知识青年的内容,非常注重知识青年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而且是关键性的作用,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了农村知识青年。而在这篇按语中,毛泽东不但写下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提示语,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和胸襟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了伟大号召,而这段按语也成为此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成长的精神力量。
一般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如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个起源还应该提前,以徐建春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为确实时间算起,其他未见记载的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农村知识青年不在少数,他们都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就毅然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最早实践者。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的说法,其实是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起的。而真正的历史事实,恰恰是因为有了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开启和影响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截止于1965年,全国回乡知青总数已达4000余万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同时期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总数的24倍之多!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直到“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而自然终止,其人数更是难以计数!仅仅从这样一个事实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并非城镇知识青年,而是农村知识青年!
二、垦荒移民阶段
事实上,直到1955年,虽然当时国家积极引导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但还没有考虑到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由于国家难以为城镇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都是由国家组织起来,自主学习,等待分配,所以这部分城市青年的情况并不稳定。
1955年5月,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考察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提出参照苏联共青团的经验,发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山区和边疆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以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开垦258万公顷荒地的任务。同时,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文件。7月6日,共青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请求参加边疆建设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往届毕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部分没有职业的社会青年。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还没有力量解决全部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以及城市中部分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个困难。因此,需要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团中央的号召在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中间引起巨大反响,全国报名者人数众多,仅天津就有17000人报名。其中北京挑选了60人作为第一批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上海批准了98名队员,天津则选拔了52名队员等,全国各省市共组织了50多批次,共有3.7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了青年远征垦荒队。
移民垦荒并不是这时候才有的,而是建国伊始就实施的一项就业安置政策。1950年,劳动部发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规定:“……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由失业工人救济处发给本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旅费外,并酌量发给救济金作为生产资金的补助。”据《内蒙古大事记》所载:1950年2月16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人民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础和自然条件较好的绥东7个县(今乌兰察布市)迅速进行准备安置北京移民工作。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市迁移绥远转入农业生产的,共安置4728人。上海同时动员农村来城的失业工人移民,当年有3500人,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此后动员人数逐年增加,到1955年共有24.68万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报》综合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有组织地进行移民,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区的移民达43.3万人。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在省内移民29万人。国家对这项工作给予很高重视,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等9个省区,国家即投入安置资金1亿多元。至此,青年垦荒队的安置,己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时城市人口为502.9万,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已经达到699.7万,其中仅无业社会青年就有30万人。此即是说,在解放后的6年时间里,人口净增近200万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长率加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外来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在上海不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地区”的情况下,上海就业压力巨大,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因此,1955年2月上海实行“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的方针,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移民外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疏散城市人口的运动。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种去向:一是去外地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回乡生产,三是到外省参加移民垦荒;计划疏散的城市人口约为53万人。其中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万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30万人。到1956年6月移民计划被终止时,最终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移民计划之所以被终止,原因在于安置成本过高,移民与当地农民矛盾突出,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而且没有户籍政策的法规约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况严重等。事实证明,垦荒移民的政策并不成熟,这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青年垦荒队的组织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移民计划被终止,但青年垦荒运动却作为全国性移民计划中的一部分保持了下来,成为当年移民运动的仅存硕果。当时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有去黑龙江的动议,经过劝说,改去淮河流域开垦荒地。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建议上海青年垦荒队以去江西为好,不仅气候适宜,饮食习惯也相近,有利于尽快适应环境,投入生产劳动。随后又委托主持领导青年垦荒运动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探望慰问垦荒队。胡耀邦首先来到上海青年垦荒队所在地,转达了毛主席的慰问和期望,以渡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知识青年参加垦荒运动的光荣历史任务。青年垦荒运动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吹响了城市知识青年“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号角,成为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三、精简城市人口阶段
移民运动虽然终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压力却日甚一日,疏散和紧缩人口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1955年统计,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上海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竟高达62.93%。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这个数字一方面显示了人口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则突出了精简人口的迫切性。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劳动力增量的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经济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
减缩城市人口,背后体现的是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工业化建设时期城市对农产品尤其是对粮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规模的展开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提出新的要求,这就影响到国家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将城市新增加的人口迁往农村,向边疆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输送精简下来的无业居民,成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说:“精简一定要坚决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简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动员,而城市与农村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许多人不愿意去农村,因而对动员下乡存在抵触情绪。这表明,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人口问题。因此国家开始更多地寻求制度方面的支持,譬如实现粮食统销统购政策、劳动力统包统配、户口管理制度、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等等,以限制城乡人口的无序流动。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在全国范围实施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人口无序流动受到严格控制,有效地减轻了城市人口的压力。
在精简城市人口的过程中,精简计划遇到了巨大阻力,尤其是一方面国家实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城市人口的精简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部门单位大量招收农村青壮劳动力当新工人,致使1957年职工总数3101万人,仅仅一年之后就增加到5194万人,整整增加了2093万人!这当然是“大跃进”的“辉煌战果”之一。农村劳动力大量涌进城市,不仅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影响了农业生产,同时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机和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当着三年自然灾害即将来临之际,打乱了精简城市人口的步骤,也不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危机。于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将精简职工、精简城市人口列为重点措施。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决心。”
1956年,上海继续执行经济“紧缩”方针,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产业工人和在职人员43万人随之迁徙;此外就是动员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已经成为长期性工作。1957年动员城市知识青年9000人参加郊县农业生产。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制定五项具体措施,鼓励本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外省农业建设,当年就有2万多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在1958-1963年期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支援边疆建设的宏大计划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中断。在这期间,全国一共动员安置了支边青年99.7万人,随迁家属44.6万人,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个计划虽然中断了,但摸索了为远距离大规模安置上百万青年所需要的各种客观条件和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为后来支援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9年中央强调必须完成“精简800至1000万新招收工人”的任务。1960年,在“大跃进”余潮的影响下,全国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694万人,总数达到5969万人的高峰,更使国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1961年,中央加大了实行精简政策的力度,发布《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其中精简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全国年末职工人数由1960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1962年,中共中央确定在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其中职工850万人;而农业劳动力则比上年增加2730万人。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
为了巩固精简人口的既得成果,国家制定了若干相应的法规政策,如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成立农垦部安置办公室,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动员城镇知青插场安置的工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农林办《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中,明确安置对象是精简下来的、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和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等;安置方式是在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的方式安置……据初步匡算,3.5亿元大约可以安置职工和学生40万人左右。1962年,全国社会青年累计达200万人。这些社会青年,绝大部分是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和精简下来的新工人。其中上海社会青年有7万余人,成分构成是: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和少数不服从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共约2万人,占总数30%;被精简、退职或支援外地又自发跑回的3万人,占45%;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退学的1.5万人,占20%;被学校、工厂清除下来的,占5%。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称: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的有1641万人,占精简职工总数的67%。《报告》总结说: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对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减少商品粮供应,调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数以千万计被精简职工和下乡人员,凭着对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朴素感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分担国家的困难,牺牲小家的利益,换来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对此,毛泽东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7月,经过上海与新疆方面的协商,决定上海动员知青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至1966年7月,三年内共动员10万余名上海知青西出乡关、远赴新疆屯垦戍边。其中参加兵团的97048人,仅分配到农一师的上海知青就有45784人(这些上海知青中,大学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学生13089人,占28.83%。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38岁);此外还在新疆各地方安置了3000多人。这是文革前上海市掀起的第三次上山下乡高潮。在上海知青大规模奔赴新疆、参加边疆开发建设的热潮影响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也有知青奔赴新疆、甘肃、宁夏等各地生产建设兵团,使边疆地区建设面貌出现了巨大变化。
四、插场、插队阶段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其中第39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除了城市失业人员,还包括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生,指明了他们就业的方向。规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乡”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39条修改为第38条,内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到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正文有关“下乡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动。至此,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思路以“国家发展纲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将“精简职工和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结合在一起进行动员,但还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运动的特点,使得动员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得以逐步推进,逐年进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乡的方向以沪郊为主,到了1958年则以外省安置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场为主。经过数年安置实践,到1962年,国家确定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三种主要方式:插队落户;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农牧场;到国营农、林、牧、渔、矿插场,或创建新场等。
1962年6月,为协调城市知识青年插场,成立了副部级的农垦部安置办公室。12月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主任谭震林统筹领导。半年以后,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组建专门办事机构,这标志着上山下乡问题正式提到党、政重要工作日程。
1963年6月,国务院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下乡学生年龄可以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队,其次是插场,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等。到年底统计,自1961年以来,全国各地共动员下乡知识青年14.87万人,其中到国营农场的11.51万人,占总数的77%。这些知识青年同老职工一起,在艰苦的地方扩建、新建400多个农、林、牧、渔场,盖起42万平方米的住房,开荒4.13万公顷,播种3.20万公顷,扩大育林面积7730公顷,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03万公顷。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议上分别交流了成户插队的经验,集体户插队的经验,分散插队的经验,以及上海市组织跨省插队的经验等,就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研讨。这标志着中央对城市青年下乡安置方向的转变。随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在会议上邓小平说:城市知青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周恩来总理也发言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指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青开辟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同年5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落实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的报告》,1964年安置人数为78.6万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65.4万人,占83.2%;国营农、林、渔场安置12.8万人,占16.4%。按插队人数的千分之六配备4000名安置工作专职干部等。另据《四川知青史》记载,四川省在1964年下乡的城镇知青37763人中,插队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农场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国家将插队定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后,每年插队安置费标准是,南方地区每人185元,北方地区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是:1966年计划动员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计划动员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全国计划动员下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人民日报》在1965年期间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指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是党的一项长期方针,决不是一项临时措施和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今后长期要做好的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知青下乡的“革命”意义主要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增加农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产主义萌芽,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统计,全国各地共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196.9万人,返乡知青达4000多万人;这些知识青年95%以上初步稳定在农村。国家支出安置费9.87亿元,人均346-580元。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间,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一大批知青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在全国各地相继踊现出来,如1955年回乡务农的吕玉兰,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1961年回乡务农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队落户的侯隽等等,他们的优秀事迹通过党报的宣传,鼓舞了全国各地已经下乡和尚未下乡的知识青年,进一步坚定了他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对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到推动的作用。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鼓励有志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投身到农业战线“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同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在艰苦中锻炼自己,在劳动中创造真正的幸福,成为能够经得起风霜、挑得起重担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时期树立的城市知青先进典型还有天津的王培珍、赵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锦文、张韧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河南省豫剧院演出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代剧《朝阳沟》,赞扬《朝阳沟》是“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戏”。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边进餐,表达了伟大领袖对全国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1965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杜编辑出版了《在广阔的天地里》报告文学集,文集载有邢燕子、宋喜明、刘品、王敬璋等十名先进知青的事迹。此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版物大量出现。10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而且使上山下乡成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荣事业,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乡的高潮。1966年3月,党中央为了表彰知识青年,特意邀请200名先进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谭震林对这些知青代表们说:“农业很重要,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农业要现代化,你们有知识,要研究如何现代化。你们下乡不是简单地为农村增加几个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术带下去。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以后,中央各部委根据中央的安置规划,纷纷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配套措施,为保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立政策体系。前后公布的法规计有: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机构的编制及其经费分配的通知》;财政部发布《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支出预算指标和预算管理的通知》;财政部、林业部发布《关于国营林场安置经费结算问题的联合通知》;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关于1965年安置经费管理的几项规定》;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委联合发布《关于增加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机构编制的通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关于监督支付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安置经费的通知》;关于加强舆论宣传,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粮,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动员子女上山下乡,以及粗暴对待知识青年,歧视、打击、污辱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法犯罪行为的处理等。从吃粮补贴、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医药费用补助等;从生活用具到生产资料;从近期到长远,事无巨细,无不周到统筹,关心备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一代的关心,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的决心,也为此后实施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准备了社会基础、物质条件,以及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上山下乡政策体系。
结语:
新中国的政策体系,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措施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合,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是比较特殊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质是青年运动,而青年正是社会上最活跃、最热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复杂、思想可塑性强的群体,这就决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既有长远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论事的应对性,以及政治导向多于具体扶助等特点。
“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大致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通过十多年艰苦曲折的社会实践,从一般性号召到逐步形成政策体系框架,终于由单一的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逐步汇合形成农村知识青年与城镇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大奇迹,带动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有了开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条件、群众基础和实践经验,才有了“文革”期间大规模动员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行性。
【作者宇宏,系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知青。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知青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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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时间:2018-10-22 18:00 •来源: 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  宇宏  
一、返乡务农阶段
据1952年统计,建国以来中小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万人;中学生则多出124.7万人。到1957年,全国小学生已有6000多万人、中学生近600万人以及约40万大学生。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增加了这些中小学生就业安排的难度。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参加农村土地改革,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意识进行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的问题。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的青年,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使之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年10月,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万人,占不能升学毕业学生的68.5%。据吉林省统计,全省高小毕业生有6.88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大多在互助组里担任各种职务。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实。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带头的作用。

——初中毕业生几岁?

——小学毕业几岁?

——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

——生产合作社主任?

——互助组长?

——俗话:毛还没有长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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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

——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

——1954年

——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

山西省府发出冬学补充指示 试行重点扫除文盲 并规定各科教学方法 识字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男女和村干部 各专署组织辅导组加强实验区视导 检查第3版()
【本报讯】山西省人民政府为进一步推进冬学运动,于日前发出冬学补充指示。指示首先指出:识字教育应着重在十四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女和村干部,以逐步消灭文盲为目的。组织形式应根据群众需要与自愿,采取多种多样形式,不必强求一致;但须按不同程度分级,反对一搅子的学习组织。课程内容的比重:在老区,文化、科学、卫生与生产技术教育共占百分之五十;中心工作(生产工作的思想教育与人代会教育)与时事、政治教育共占百分之五十。在新区,土改翻身、生产政策与时事政治教育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以提高农民阶级觉悟;科学卫生与识字教育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第二,各科教学方法:政治课主要依靠区设立之传授站,由县派专人按期传授,不仅传授课程内容,并应传授如何结合群众思想,以启发诱导、针对问题予以批判等方法进行教学。讨论会应在当堂分组进行,群众提出的疑难问题,须经传授 站研究后,再予统一解答。生产和卫生课,应结合群众生活实际,联系已有经验,用座谈对比的方法进行,使群众经验提高到科学水平上来。识字课应按照不同程度和不同的组织形式,运用卡片、轮回、指物识字、家庭黑板、写仿、记日记、读报与应用文等反复练习的方法进行。
第三,试行有重点的扫除文盲。各专署可指定实验县或实验区、县划定重点村。选择重点地区的条件是:一、工作有基础;二、冬学、民校有基础;三、群众的学习要求高;四、领导干部比较强。扫除文盲的主要对象是十四岁到廿五岁的青年,但也不放松有学习要求的壮年。工作进行时,首先要调查文盲;其次动员全部规定年龄的男女参加(但反对用强迫命令方式);再划 班 编组,不同程度采用不同识字课本;课本最好每人一册。并须建立与健全冬学委员会以及各种教学制度——上课、测验、请假、奖惩等。学习时力求集中。此外,必须密切配合小学,运用小先生和家庭黑板等推动学生家中文盲学习;注意吸收热心教育的在乡知识分子参加冬学委会。
对于重点村的领导必须加强,及时检查与指导,解决经费问题,帮助教员教学,注意培养教员。工作进行中,须及时将各种经验及问题,利用通报或小报等形式传播各地,并在一定阶段上作 出检查总结来。
第四,为加强冬学领导,各专署教育部门应吸收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组织冬学辅导小组,加强实验区的视导检查;各县应抽调已轮训的教员组成辅导组,分派各村工作。驻区和驻基点村的县区干部,应为冬学的当然辅导员,须有意识的配合中心学校校长、冬学教员,在基点村附近村庄组织竞赛,举行小型观摩与座谈会等及时交流经验推动工作。
各专 县在冬学运动中,至少要有两次辅导,开学后作一次全面的辅导,阴历年前作一次深入重点检查。辅导组在出发前,应详细研究工作,订出计划,辅导中的经验,应及时总结推广。
此外,专 县 辅导组应及时发现与奖励模范冬学、模范教员、学员或干部等,可采用口头奖励、通报表扬、通令嘉奖、发给奖状或资金等形式,并应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奖励。各县在冬学总结时,应举行评选模范运动,以为今后的经常民校打下一定基础。
1949-12-31  

——扫除文盲运动

——周恩来贯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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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

——1954年,高小毕业生担任民校教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第3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五次政务会议通过)
(五)提高小学教师质量,是办好小学教育的决定因素。今后必须有领导地、有计划地组织在职教师进行学习,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与业务水平。凡具有初级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初师)毕业程度以上的教师,应着重学习政治与业务。凡不到初师 毕业程度的教师,主要是补习初师的课业,以提高到初师 毕业的水平。对于组织这类教师补习初师课业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抽调有高小程度的教师到初师学习;二是办师资轮训班,吸收有初级中学一、二年级程度的教师予以一至二年的训练;三是设立教师业余进修学校及函授学校组织教师进行在职学习。提高教师质量是一件长期的经常的工作,不能要求过高过急,并须注意结合实际情况,防止形式主义。
对于小学教师的队伍,应作适当整顿。对那些文化水平过低,确实无力任教者,应积极帮助他们升学或转业,其中适于回家生产者,则应动员回家生产。对某些年老力衰、不能继续任教或有严重传染病影响儿童健康者,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予以妥善安置。对升学或转业的教师,除酌发路费外,一律发给一个月工资作为生活补助费;对回家生产者,除酌发路费外,并一次发给两个月的工资,作为生活补助费;对需要安置和有特殊困难者,得酌情多发一至两个月的工资。整顿教师队伍,必须慎重从事,应切实注意防止因此而引起混乱现象。对编余教师,应本积极负责的精神,作妥善安置;在未予安置前,仍应继续维持原薪,不得弃置不顾。
总理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195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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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革命的办法坚持灾区教育的范例——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展览会皖北灾区教育展览部分的介绍第3版()
专栏:
用革命的办法坚持灾区教育的范例
——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展览会皖北灾区教育展览部分的介绍
为了配合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同时举办了第一次初等教育展览会。展览会上陈列着由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送来的展览品一万余件。其中包括有小学及幼儿院各种教学用具、教材、教科书、儿童作品、玩具,教学经验总结、教育资料,以及学校各种活动照片、统计图表等。这些展览品,充分地说明了新中国初等教育的飞跃发展,同时也表现了教育工作者们高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其中最突出的,是皖北、苏北重灾区送来的展览品。
在皖北,由于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和历年的天灾人祸,人民生活痛苦,教育工作停滞不前。但是,解放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皖北灾区教育工作者,在极严重的灾情下,紧紧地依靠群众,以革命的忘我精神,一面生产救灾,一面坚持教育工作。展览会中陈列着的三十多种野菜标本,便是灾区教师们和孩子们所采集的主要食物。
盱眙是皖北滁县分区的重灾区之一,但盱眙县的初等教育工作者,却想出种种办法,坚持执行了“全力结合生产救灾、灵活运用各种教学形式和方法,适当的调剂教育经费开支,以达巩固与坚持灾区小学教育”的教育方针,创造了许多坚持灾区教育的奇迹。
从一套连环画上,我们可以看到皖北盱眙县在灾荒中坚持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这套画生动地表现了盱眙县教育工作者在灾荒中坚持办学的精神。他们克服了过去形式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教学方法;召开了校董会与热心教育人士及家长代表会议,研究和讨论坚持小学教育工作的办法,动员儿童入学,并向儿童家长提出保证:领导儿童一边学习,一边生产。同时,又提出“野外是个大学堂,生产读书度灾荒”、“放牛带读书,识字有好处”等口号,使儿童家长认识了学生识字决不妨碍生产。这样,这个野外的大学堂就办起来了。于是,学校就根据儿童日常生产习惯编为各种学习小组,进行生产学习,如“拾草组”、“编席组”、“挑菜组”、“挖药组”以及“牧读团”等。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他们也是根据灾情和群众的需要来决定的。大多是采用“半日制”、“间日制”及巡回送字与野外教学等方法,学生到那里,先生到那里。先去的儿童,将红旗插起,作为集中的标志;后去的儿童便以此而寻找集合目标,先生就利用休息时间进行教学。因此,红旗插到那里,那里就是教室。
在生产救灾的口号下,虽然克服了不少困难,但是,要搞好教学,没有教学用具,没有学习工具也是不行的。教师们便运用自己的智慧和革命的劳动热情,创造了许许多多教学用具。这些教学用具,看起来是粗糙简单的,但是它们却解决了教学上的困难。比如在数学教学方面,创制了木制七巧板、泥制算盘、竹制大算盘等。在自然课教学方面,有自制潜望镜、自制电磁铁模型、自制月蚀模型、自制水压试验器、自制地球仪、以及各种力学的玩具。又如盱眙县立丰登桥小学的儿童们没有钱买笔,蒙城县板桥小学和临近的兄弟学校便给他们送去自制的“芦笔”、“鹅毛笔”、“木制钢笔”、“狗毛制毛笔”、“竹笔”等;同时,他们自己还用木炭、黄土、红土、黑土、石炭等作为书写的工具,或稍加人工制成各种粉笔。虽然,他们的教学和学习用具这样简陋,但是学生的成绩并未因此而降低。这些教学用具及学生们的作业,全部陈列在展览会上。灾区的生活是这样的艰苦和紧张,但是儿童们的文化娱乐活动很活跃。他们利用各种废物,如纸片、破布、木头、纸烟盒、蛋壳、竹子等,制造了许多玩具。总之,教师和学生们,想尽了种种办法,来充实儿童们的文化娱乐活动。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灾区的教育工作者发动群众写慰问信,做慰问袋,以表示灾区人民、教师和儿童们对伟大祖国和志愿军同志们的热爱。他们这种坚持工作的精神教育了我们,一个人民的教育工作者,只有当他们真正怀着一种革命的精神进行工作时,他们才能够想出种种的办法来克服一切的困难,创造出优良的成绩。(吴洛)
1951-09-19

——小学如此

——中学办不到吗?

——文化大革命:开门办教育。

——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

——什么基础薄弱?

——这是周恩来赵家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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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的指示第3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一)
随着国家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全国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数目逐年增加,这是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新气象。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一九五四年暑期毕业的高小学生约有四百多万人,初中学生有六十多万人,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三分之一左右。每一个毕业同学,现在都在考虑怎样来安排自己未来的生活,他们普遍的想法是要继续升学。加上去年毕业后现在还想升学的同学,今年准备投考初中和高中的学生的数目是很大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文化的要求也跟着增涨,特别是劳动人民过去多少辈子饱受了没有文化的痛苦,现在渴望自己的子女多读几年书,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明白国家办学校教育青年一代,目的是使他们能更好地参加劳动,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积极的建设者。小学和中学是担负着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和为劳动生产培养后备力量的双重任务的。中、小学生毕业后,除一小 部分根据高一级学校发展需要升学外,大部分都应该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队伍。千千万万的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及时地投入生产,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特别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而对青年团的工作来说,他们参加到广大的生产基层中去,将使广大青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更加活跃起来。因此,团中央要求各级团委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吸取去年工作的经验,积极地与有关方面配合,进行具体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妥善地解决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的问题。
(二)
大力配合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这是动员和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的首要关键。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学校中进行劳动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学生懂得“劳动创造一切”的根本道理,培养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养成认真从事劳动的习惯,懂得现在 在学校中学习各种知识,正是准备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劳动。当前所要强调的,是要清除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特别是轻视农业劳动的错误观点对他们的影响,使学生们对体力劳动有正确的认识。在我们国家里,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切劳动都是光荣的事业。教师对施行劳动教育有重大的责任。教师中的青年团员应当以身作则,首先端正自己对劳动的认识,善于在日常教学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学校中青年团和少先队的组织,应密切结合着教学工作,并运用 团和队的组织活动和课外活动,采用各种方式,如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参观农庄和工厂、请劳动模范和参加劳动有成绩的毕业同学作报告、组织讲演、座谈等,养成团员和同学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风气。在进行上述教育和活动中,青年团组织必须采用循循善诱和耐心说服的方法,决不能采用简单地粗暴地搞斗争的错误作法。
(三)
为着使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勇敢地走上劳动生产的岗位,青年团组织应当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宣传,树立正确的社会舆论。现在许多地方还存在着对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和参加劳动问题的误解,认为升学是唯一的“出路”,参加劳动是“屈才”和“耻辱”的错误看法,甚至对参加劳动的学生加以讥讽,增加了青年学生参加劳动的顾虑。必须展开广泛深入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向各阶层人民首先是学生的家长讲清楚我国小学和初中教育的任务,使他们懂得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欢迎这批生力军参加劳动的气氛。每一个青年团员,都有责任向自己的家庭、亲友、邻居、同学进行这种宣传工作。各地青年团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应当以亲切的态度关心新参加劳动的同学,帮助他们迅速熟悉情况,学习技术,习惯于农村和厂矿企业的生产和生活,克服刚参加生产时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并继续在政治思想上提高他们,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为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作 出有价值的贡献。
(四)
要运用在劳动生产中得到显著成绩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范例,教育他们更好地准备参加劳动生产。这是一种生动的教育方法,具有极大的感染作用和说服力量。例如我们用吕根泽、徐建春、吕宜宝、郭统绪、李恩凤等同志把知识和劳动相结合的模范事迹去教育他们,就可以使他们懂得如何去热爱自己的事业和克服困难;如何主动地学习生产技术;如何同群众打成一片并帮助群众;使他们能够迅速成为生产能手。现在各地都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青年先进生产者,团的组织的责任就是要及时地发现和支持他们,继续培养和提高他们,并有计划地引导高小和初中毕业学生学习他们的经验。现在有的地方召开了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代表会或座谈会,在会议上,通过对先进生产者的事例的讨论,进行了自我教育,既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要求,又鼓励了先进生产者继续虚心前进。这种办法很好,各地团委均可根据具体情况,在党委的领导下,以县或区为单位,于适当时机举行。
(五)
组织和帮助已经参加劳动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进行自学,是青年团组织经常的重要的工作。合理地解决他们的自学问题,可以促进他们更安心地从事劳动生产,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才能,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力量。现在有的地方注意这样做了,已经收到显著的效果。但许多地方还是自流的,这种情况应加以改进。为着使自学更好地服务于劳动生产,除了文化和政治的学习外,应注意业务和技术的学习。学习的时间,一般也应该是业余的,以不耽误生产为原则。学习的组织,根据各地的经验,自学小组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形式,特别适宜于农村的分散环境。团的组织应积极加以提倡和领导,根据自愿原则,大量地普遍地建立起来。团的组织应注意选拔 较优秀的青年团员和热心公务的人担任小组长,并给他们以学习的方便条件和具体帮助。现在有的县、区团委配合政府文教部门设置了领导他们学习的专职或兼职的辅导员,每隔几天分区集合小组长上一次课,各地可根据具体条件加以试用。另外,政府已在较健全的民校中,附设有高级班,在领导较强的有条件的城镇中设立了业余补习班、补习学校、函授学校,青年团的组织应该积极主动地配合主管部门,把这些学校办好。在城市中,对于某些年龄小还不适宜于立即参加劳动、或年龄虽 较大但一时还找不到适当工作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也应利用城市的有利条件,广泛地组织自学小组。通过广播电台讲课,举办讲座,通过文化馆、少年之家等活动,帮助他们安心地较有系统地自学,以便将来更有准备地去参加劳动。在积极组织他们自学的当中,我们也需要向他们讲清楚,现在组织自学,在教材、方法和领导经验上都还有很多困难,不要作过高的要求。此外,各地团的组织还应组织初中和高小毕业生适当参加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发挥他们政治上的积极性;并根据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条件,积极组织他们参加各项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适当满足他们正当的体育和娱乐的要求。
(六)
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劳动和准备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虽然已经摸到了一些工作的方法,但一般说来,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问题。各级团委应密切与各方面配合,切实了解情况,迅速作 出具体部署,注意积累和交流经验,及时克服可能发生的缺点和偏向。各省、市团委应在今年内向团中央作一次总结报告。
1954-04-24

——他们普遍的想法是要继续升学。

——谁不让中国人民上学?

——周恩来

——赵家

——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

——但必须明白国家办学校教育青年一代,目的是使他们能更好地参加劳动,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积极的建设者。小学和中学是担负着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和为劳动生产培养后备力量的双重任务的。中、小学生毕业后,除一小 部分根据高一级学校发展需要升学外,大部分都应该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队伍。千千万万的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及时地投入生产,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特别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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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14日】 △会见李政道和夫人,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话。关于教育问题,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
——周恩来年谱

——周恩来: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

——与1954年言论对比一下

——但必须明白国家办学校教育青年一代,目的是使他们能更好地参加劳动,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积极的建设者。小学和中学是担负着向高一级学校输送新生和为劳动生产培养后备力量的双重任务的。中、小学生毕业后,除一小 部分根据高一级学校发展需要升学外,大部分都应该参加或准备参加劳动生产,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队伍。千千万万的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及时地投入生产,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特别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新中国是不是存在一条周恩来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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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时间:2018-10-22 18:00 •来源: 知青问题研究 •作者:  宇宏  
在河南省报送的《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毛泽东看到乡政府把未曾继续升学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少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即此写下一篇按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周恩来:高小、初中毕业回家,务农

——安排会计和记工员工作?

——没有

——毛主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

——毛主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用的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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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陕鄂知识青年纷纷投奔解放军第2版()
专栏:
 豫陕鄂知识青年纷纷投奔解放军
【新华社豫陕鄂十六日电】陈谢大军南渡以来,蒋管区各地知识分子纷纷投奔解放区就学及参加各种工作。禹县解放时,县中等校仍照常上课,并有师生二十名请求参加解放军。漯河解放时,郾城中学校长程百溪等师生三十余人参加解放军工作。洛(宁)南解放后,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先后已有二百五十余名。解放军及民主政府举办之军政大学第四分校、豫西军政干部学校及鄂西北军政学校投考者更为踊跃。仅豫西军政干部学校及其分校,入校学生即已达九百名,大部为中等以上程度。郏县教育科长王治宇一家即有十三人在该校学习。禹县青年樊继周看到招生广告后,立即一天走一百二十里踏雪赶来入学。现该校学习生活极为活跃。已成立文艺工作团,学余排演血泪仇及王贵与李香香等剧。各地民主政府并纷纷开办各种训练班,及协助地方教育界人士开办中小学校。现中学即已有伊鲁中学、襄城联合中学等。学生们初步了解共产党和解放军政策后,纷纷控诉蒋匪绞杀文化虐待知识青年罪行。襄城联中师生并到各乡宣传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鲁山四十个知识青年联名声明脱离蒋记国民党和三青团,号召大家反对孙中山的叛徒卖国贼蒋介石。
1948-03-18

——1948年,入校学生即已达九百名,大部为中等以上程度。

——这是1948年知识青年定义

——毛主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

——毛主席用的是“知识分子”,不是“知识青年”

——谁把高小、初小毕业生定义为“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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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知识分子不干

中共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支为数一千多万人的宏大的干部队伍。这是我们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重要条件。在这支干部队伍中,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领导骨干,他们一般地都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和群众斗争的锻炼,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忠实于党和革命事业,是党和国家可靠的支柱。但是,目前占我们干部队伍大多数的年轻干部,特别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般地都没有经过或者基本上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的锻炼,缺乏实际经验,不懂得缔造革命事业的艰难;其中有许多人轻视体力劳动,不信任群众的集体智慧,没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没有树立起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些干部如果不经过严格的锻炼和彻底的改造,是不能够担当起建设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任务的。为了建立起一支有阶级觉悟和业务才能的、经得起风险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一方面,必须继续增加干部队伍中的工农成分和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业务水平,有计划地培养他们成为有文化的、有业务才能的又红又专的干部;另一方面,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地锻炼和改造现有的知识分子干部。在现在和平环境中,改造干部思想作风,提高干部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做实际工作。这是目前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一项重要制度。
  干部下放的主要方向是农村。这不仅是因为干部到厂矿中去参加体力劳动,技术上的困难较多,厂矿中的劳力和城市人口现在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干部也不少。更重要的是因为为了贯彻执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为了迅速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大力增加农业、林业、牧业的生产,在短期内改变我国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在农村中有系统地展开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就有大力加强农业、林业、牧业战线的迫切需要。把大批城市中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去,既可以转移过去一个时期许多人忽视农村、不愿意在农村和到农村的不良风气,又可以加强农村工作的领导,并且使农村获得许多必要的人力,使一部分适合于在农村工作的下放干部长期转入农业,在农村中真正找到用武之地。

——中共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为了迅速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大力增加农业、林业、牧业的生产,在短期内改变我国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在农村中有系统地展开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就有大力加强农业、林业、牧业战线的迫切需要。把大批城市中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去

——谁上山下乡?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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